第一章 宋濂、刘基及浙地其他诗文作家
明初的浙地人文荟萃，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诗文作家。其中的佼佼者宋濂、刘基，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而且是辅佐朱元璋统一中国的政治家，也是具有一定哲学思想的理论家。
第一节 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金华（今属浙江）人。自幼英敏强记，据说能日记二千余言。初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继从吴莱、柳贯、黄溍学古文词，柳、黄两人都认为自己不如宋濂，可见他的学识为人所推重。元朝曾授他翰林编修，他以亲老辞不行，隐居在浙东的龙门山，读书著述，静观时变。元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取南京，占婺州，称吴王，召见宋濂，授他五经师，宋濂未就职。次年，再经李善长荐举，始授命任江南儒学提举。从此，宋濂以文学受知于朱元璋，恒侍左右，备顾问。洪武二年（1369），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年老致政还家。因长孙慎牵涉胡惟庸案，全家谪迁茂州。行至夔门，宋濂得病，不食者三旬，书《观化帖》，端坐而逝。[1]清人严荣编辑的《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收罗其诗文创作最为完备。[2]
宋濂善文，其传记散文尤为出色，可以说是继司马迁、柳宗元等人之后又一杰出的作家。他的传记散文继承了司马迁的优良传统，记人从来不与记事相游离，往往善于巧妙地联缀若干事件多角度地勾勒、描述一个人物的性格及特点。当然，有关这些人物的事件并不是有闻必录，而是经过精心剪裁，而这正表现宋濂为文的匠心所在之处。如宋濂的《胡长孺传》，为了说明胡长孺的魄力，用下面的事件作了最好的说明：
时程楚公家气焰熏灼，即违法，人不敢问，其树外门侵官道，长孺亟命撤之。
为了进一步表现他的胆量，宋濂接着又叙述一个事件：
宣慰同知脱观察议行赈荒之令，敛富人钱一百五十万给之至县，以余钱二十五万属长孺藏弆，乃行旁州。长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给民。阅月再至，索其钱，长孺抱成案进曰：“钱在是矣。”脱观察怒曰：“胆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无忌若此？”长孺曰：“民一日不食，当有死者，诚不及以闻，然官书俱在，可征也。”脱观察虽怒不敢言。
至于他的智慧通过下列事件的叙述自然令人信服：
群妪聚浮屠庵诵佛书以禳祈，一妪失其衣，适长孺至，乡妪讼之，长孺以牟麦置群妪合掌中，命绕佛诵书如初。长孺闭目叩齿，作集神状，且曰：“吾使神鉴之矣，盗衣者行数周，麦当芽。”一妪屡开掌视，长孺指缚之，还所窃衣。
用不着什么评点或议论，一个有魄力、有胆量、有智慧的下层官吏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了。又如《李疑传》，宋濂为了表彰店主李疑急人之难的高尚品质，他选择了两个典型事件。第一件事是金华范景淳得疾，在别人“不肯舍”的情况下，“杖踵疑门”后，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具床褥炉灶，使初始息其中，征医师视脉，躬为煮糜炼药”。当范景淳“疾滋甚，不能起，溲失污衾席，臭秽不可近”，李疑也不嫌弃，而是“日为刮摩浣涤，不少见颜面”。这真是难能可贵。后来，范景淳报答他黄白金四十余两，李疑分文不取，全部送还其二子，这种不要回报的精神，使其急人之难的品质得到了升华。第二件事是冒着风险而承担救人之举：
耿子廉械逮至京师，其妻孕将育，众拒门不纳，妻卧草中以号，疑问故，归谓妇曰：“人孰无缓急，安能以室庐自随哉！且人命至重，人尚育而为风露所感，则母子俱死，吾宁舍之而受祸，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妇邀以归，产一男子，疑命妇事之，如疑事景淳。逾月，始辞去，不取其报。
不难看出，这些经过选择剪裁的典型事件，在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品质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然，宋濂表现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反映社会现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选择的事件，往往不仅表现人的性格和品质，有时也是反映现实的需要。例如《王秉彝传》为了表现传主乐于助人的性格和品质，一气枚举了八个事件，有些事件看来有重复之处，但宋濂仍然详加叙述，这就因为作者不仅要表现王秉彝这个人，而且要叙述元末社会的黑暗、混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宋濂表现人，不仅注意选择事件，而且还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加以表现，这样使其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形象。这也是宋濂传记散文的特点。宋濂善于在矛盾冲突里、气氛紧张的环境中，将人物的性格凸显出来。如《秦士录》中邓弼拉两书生饮酒的一段就很形象地表现出他是一个文武全才式的人物。
一日，独饮娼楼，萧、冯两书生过其下，急牵入共饮。两生素贱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终不我从，必杀君，亡命走山泽耳，不能忍君苦也！”两生不得已，从之。弼自据中筵，指左右，揖两生坐。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铿然鸣。两生雅闻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书，君何至相视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饮，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
如贯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两生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弼索酒，被发跳叫曰：“吾今日压倒老生矣！古来学在善气，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绝，徒欲驰骋文墨，儿抚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两生素负多才艺，闻弼言，大愧，下楼足不得成步。……
这是一段精彩的描述，气氛紧张，矛盾的双方进行了喜剧性的变化，两书生则开始“贱其人”，继而是“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最后是“大愧，下楼足不得成步”，而邓弼一方则得到完全的胜利，以至于“被发跳叫”。他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渊博的学问压倒了对方。《秦士录》接着以邓弼造书数几千言，闯见德王的矛盾斗争，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他的性格特点，使这位有才的武士形象更为鲜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又如《记李歌》，宋濂表现的是一个娼门之女自爱、自重、自尊的可贵品质，而这品质正是在先找母亲、后拒县令的矛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宋濂还善于运用众多的细节描写，使人物性格丰满起来，并且富有情趣。如《王冕传》就有许多这方面的细节描写：
（王冕）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昌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竟遮道讪笑，冕亦笑。
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
人至，不为宾主礼，清谈竟日不倦，食至辄食，都不必辞谢。
这许多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将王冕性格形象的方方面面都生动地展现出来了，人物显得充实而不是干瘪了。另外，宋濂也善于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性格和品质，如《杜环小传》，作者为了表彰杜环“重然诺，好周人急”的性格和品质，又塑造了两个形象与之对照。一个是老母丈夫的故交谭敬先，当老母投奔他时，是“谢不纳”，致使“母大困”。另一个是老母的少子常伯章，十多年来，虽听说老母在杜环处也不来探望，当杜环见到他，告之老母想念他，拖了半年后才来见老母。来后，“见母老，恐不能行，竟绐以他事辞去”，今后再也不闻不问。而老母在杜环处却得到了良好的照顾：“自环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惬意，辄诟怒，环私戒家人，顺其所为，勿以困故轻慢与较。母有痰疾，环亲为烹药，进匕箸；以母故，不敢大声语。”直至将老母送终。这样一对照，杜环的可贵品质就鲜明地凸显出来了。
宋濂还有一些带有寓意性质的传记散文，这类传记散文虽然也写人，但着重点不是人物性格的刻画，而是借“人”进行某种寄托和象征，说明一些生活道理、社会理想以至于哲学思想，如《樗散生传》、《抢甕子传》、《竹溪逸民传》、《空同外史传》等皆是如此。《樗散生传》所记的人物是一位药店的店主，本是个医道很高也很善良的人，“市人病者，趋其门买药，无不与，所与必善”。就是这个“有功于民甚博”的店主，却以“樗散生”自号。原因就在于他不图虚名，提倡真才实学。他认为：“苟无实以称之，则名只足为祸，吾苟自以为可用，被将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则为妄人矣。吾今自以为樗，彼亦从而樗我，不虞我足用，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损于我乎！”这种不图虚名的思想，现在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抱甕子传》的传主是一位抱甕灌畦的隐者，是个反对“强情以徇世”，提倡“任真以自放”的人，当他“抱甕之时”，能达到“嗒然忘形，志虑外绝，精神内营，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招之弗前，麾之不惊，委蛇容裔，而万物莫吾敢撄”的境界，并且“灌畦有道”：“有蔬性不欲燥，燥则生意厄而不伸，蔬性宜湿，湿或过焉，则气伤而浸屈，吾日夜调之燮之，俾适夫厥中，则芃然而秀、嫣然而荣矣。”宋濂认为这种“艺蔬得中不使倚于一偏”，等于“治民有政”。这实际上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空同外史传》所表现的更是一个“日与仙翁释子”为伍的“物外人”，但他强调心也就是主观的作用：“子求空同山于目耶，吾则以其心耶。吾目虽不见山，而吾心未尝无山。一凝思间，平岩邃林，森森而列吾前，印印而俟予后矣。”这种哲学思想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宋濂的身世，了解到他在隐居时曾说过“苟用我，我岂不能平治天下乎！”就会发现，宋濂在这里实际上提倡一种积极奋发的精神，在元明之交的历史情况下，尚有些进步作用。这类带有寓意性质的传记散文，一般是采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宋濂运用这种形式是颇为纯熟自如的。
宋濂的序、记中也有不少是饶有文学色彩的散文创作。如《送东阳马生序》，这是一篇赠序，赠给同乡的后辈，鼓励他勤奋学习，但作者不是抽象地说大道理，而是以“我”为例，说明自己的苦学生涯，说明自己“勤且艰”才能达到现在的学术成就，循循善诱，写得亲切感人：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佩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不难看出，宋濂这洗练的记叙中，笔挟感情，以情动人才能打中要害。宋濂不仅精于记叙，而且精于描写，他的《看松庵记》、《桃花涧修褉诗序》、《环翠亭记》的描写就各具特色。《看松庵记》是全景鸟瞰式的描绘：“庵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渊二，蛟龙潜于其中，云英英腾上，顷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无津涯，大风东来辄飘去，君复为构烟云万顷亭；庵之东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峦益峭刻，气势欲连霄汉，南望闽中数百里，嘉树帖帖地上如荠，君复为构唯天在上亭；庵之东南又若干步，林樾苍润空翠，沉沉扑人，阴飔一动，虽当烈火流金之候，使人翛翛有挟纩意，君复为构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也，明迥爽法，东西北诸峰，皆竟秀献状，令人爱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奕，可挈尊罍而饮，无不宜者，君复为构环中亭。”写得从容不迫。而《桃花涧修褉诗序》则是移步换景式的描绘：“约二里许，始得涧流，遂沿涧而入，水蚀道几尽，肩不得比，先后累累如鱼贯。又三里许，夹岸皆桃花，山寒花开迟，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云，忽见鲜葩点湿翠间，焰焰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诡石人立，高可十尺余，面正平可坐而箫，曰凤箫台。下有小泓，泓上石坛广寻丈可钓。闻大雪下时，四周皆璚树瑶林，益清绝，曰钓雪矶。西垂苍壁，俯瞰台矶间，女萝与陵苕
之，赤纷绿骇，曰翠霞异。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临小洼，泉冽甚宜饮鹤，曰饮鹤川。自川导水为蛇行势，前出石坛下，锵锵作环佩鸣，客有善琴者，不乐泉声之独清，鼓琴与之争，琴声与泉声相和，绝可听。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盘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从山趾斗折入，涧底水汇为潭，潭左列石为坐如半月。其上危岩墙峙，飞泉中泻，遇石角激之，泉怒跃起一二尺，细沫散潭中，点点成晕，真若飞雨之骤至，仰见青天镜净，始悟为泉，曰飞雨洞。洞旁皆山，峭石冠其颠，辽敻幽邃，宜仙人居，曰橤珠岩。”写得丰富多彩。至于《环翠亭记》的描绘则似一个特写镜头：“植竹万竿，而构亭其中，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莹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冲融于北南，洋溢乎西东，莫不绀联绿涵，无有亏欠。”写得凝练细腻。
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和《燕书》，可以说是寓言体散文，它们同刘基的《郁离子》、苏伯衡的《空同子瞽说》以及贝琼、方孝孺的寓言散文一起促进了元末明初寓言创作的繁荣。宋濂不少寓言具有较深刻的哲理性，耐人寻味，如《燕书》中的《郑人爱鱼》：
郑人有爱惜鱼者，计无从得鱼，或汕或涔，或设铒笱之。列三盆庭中，且实水焉，得鱼即生之。鱼新脱网罟之苦，惫甚，浮白而
喁。逾旦，鬣尾始摇，郑人掬而观之，曰：“鳞得无伤乎？”未几，糁
而食，复掬而观之，曰：“腹将不餍乎？”人曰：“鱼以江为命，今处以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曰‘我爱鱼，我爱鱼’，鱼不腐者，寡矣。”不听。未三日，鱼皆鳞败以死。郑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
这位“郑人”尽管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但由于他不尊重客观规律办事，所以碰得头破血流，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又如《龙门子凝道记·尉迟枢》中的《灭鼠毁庐》说明考虑问题要全面周到，《燕书》中的《相资为用》说明只有互相配合才能把事情办好等，皆是立意精警、启人智慧的寓言故事。宋濂还有一些寓言有较为尖锐的社会批判性，批判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如《燕书》中的《齐大夫作伪》：
齐景公惩奢而好俭。诸大夫复日浸乎淫靡，然惧景公之知，矫情事焉。每入朝，驾赢马朴车以从，衣恶甚，冠缨殆欲绝也。齐景公谓其诚也，怜焉召群臣曰：“寡人使子囊带，赐尔锦衣一袭，及鞞琫容刀各一，以为身章。而等毋过俭也。”皆对曰：“臣等藉君威灵，得从大夫之后，食虽弗凿，不我馁也；衣虽不华，未尝冽也。愿君久有此土，俾万子孙食君之俭……”景公悦。一日出游，令诸大夫飨于鹿门。入而观焉，其车则泽而焕也，其马则骄而腾也，其服食器用则丰明精腴也。景公以其绐己，大怒，曰：“叱嗟！而吾臣也，敢尔乎？”尽收而戮之。
作者对两面派深恶痛绝，所以他们只落得“收而戮之”的可耻下场。又如《龙门子凝道记·司马微》中的《真假汉鼎》对混淆是非的权势者的批判，《燕书》中的《世之人虎》对披着虎皮残害人民的家伙的批判等，皆是具有斗争锋芒的讽刺小品。另外，宋濂有的寓言还对不明事理者进行了善意但有力的嘲讽和揶揄，如《燕书》中的《成阳朒借梯》就是这样的作品：
赵成阳堪其宫火，欲灭之，无阶可升。使其子朒假于奔水氏。朒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见奔水氏。三揖而后升堂，默坐西楹间。奔水氏命傧者设筵，荐脯醢觞朒。朒起执爵啐酒，且酢主人。觞已，奔水氏曰：“夫子辱临敝庐，必有命我者，敢问？”朒方白曰：“天降祸于我家，郁攸是崇，虐焰方炽，欲缘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宫而号。闻子有阶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顿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饭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见鳄，必弃履而走。宫火已焰，乃子揖让的耶！”急舁阶从之，至则宫已烬矣。
这位讲究虚文饰礼的迂儒，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又如《龙门子凝道记·秋风枢》中的《束氏狸姓》对束氏喂养的猫怕老鼠的嘲弄，《燕书》中的《尊庐沙》对爱说大话而被削鼻的嘲弄等，都是发人深省的幽默漫画。
应该看到，宋濂入明后，所写的关于“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等这类文章，并无多少生机，反而是开了台阁体的先河。还应该指出，宋濂写的人物，一般都是值得赞颂或同情的人物，但其中他从儒学思想出发写的“孝子”、“节妇”，现在看来有些已属封建糟粕了。
第二节 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他14岁入郡庠学《春秋》，曾有“欲作道”的打算，但未能如愿，后从郑复初学宋代理学，深得其师称赏。元至顺间，中进士，历任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后与元朝统治者发生矛盾，弃官隐居在青田山中，著《郁离子》以明志。元至正二十九年（1360），朱元璋称吴王，他与宋濂都应召出山。刘基向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他深受朱元璋的倚重，“受心膂之寄，柄帷幄之筹”，辅助朱元璋先后击败陈友谅、张士诚等部，颇有军事才干。明朝初建，拜御史台中丞兼太史令，后授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洪武四年（1371），赐归田里。因与胡惟庸有隙，被其所谮，因而受到朱元璋的猜忌。洪武八年忧愤而卒。李贽对刘基极为称赏，说过：“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上之顾浸薄，以刚故。其不肯为子房之和光同尘、曲己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见识实在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见闻，反以公不逮子房，非也。”（《续藏书》卷二）[3]刘基著有《诚意伯文集》二十卷。[4]
刘基同宋濂一样善文，而为文的特点有所不同。《四库总目提要》就这样说过：“今观二家之集，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基文神锋四出，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蓦涧注波。”尽管评论不十分准确，但从总体风格及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来说，的确抓住了两人不同的创作个性。刘基之所以形成“神锋四出”的散文风格，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从立意上说，刘基散文以思想深刻、寓意丰富、讽刺强烈著称，充分表现了这位身处元末腐败社会中的作家的头脑清醒、目光敏锐。如《卖柑者言》通过卖柑者的诘问将社会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揭露无遗：
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为欺也。”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更奸而不知禁，法
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
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愤世嫉俗的激烈情感，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使其文有一股气势的力量，这正是其文之所以能神锋四出的内在基出。不仅讽刺文章是如此，就是较短的小品也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如《题兰亭帖》：
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后世，悲夫！
篇幅虽短，却有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说明王右军（羲之）抱济世之才而不用，第二个层次说明王右军放浪山水非其本义，第三层次说明王右军写兰亭帖有感痛之情，第四层次说明王右军仅以能书称于后世这是个悲剧。通过层层转折，作者揭露了有才而不用的社会制度，提出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王右军的问题，文章也是有一股气势，使其具有神锋四出的艺术力量。其二，从表现手法上说，刘基散文善于运用泼墨铺陈的表现手法，因而能给人神锋四出的印象和感染。如《苦斋记》反复渲染“苦”字，决不吝惜笔墨。刚开始是说明“苦斋”所处的苦的环境：
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巅。匡山在处之龙泉县西南二百里，剑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岩崿皆苍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云，其上多北风。风从北来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亦乐生焉。
于是，刘基接着就大肆描述了“物性之苦”，描述得可谓淋漓尽致：
于是鲜支、黄檗、苦楝、侧柏之木，黄连、苦杕、亭历、苦参、钩夭之草，地黄、游冬、葴、芑之菜，槠、栎、草斗之实，楛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罗生焉。野蜂巢其间，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谓之黄杜，初食颇苦难，久则弥觉其甘，能已积热，除烦渴之疾。其槚荼亦苦于常荼。其洩水皆啮石出，其源沸沸汩汩，
滵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鱼，状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
环境是如此，那么生活在这苦斋环境里的主人又是怎样，作者继而是纵笔描写了他自甘其苦又自得其乐的情景。正由于主人有这样的苦乐观，所以他才能有力地申论苦与乐的辩证关系，申论可谓是侃侃而谈，痛快淋漓。作者紧扣“苦”字泼墨，所以将苦斋的命名的缘由阐述得充分而富有情趣。又如《白云山舍记》描述士有类白云的种种情状，《清斋记》描述浮屠氏洁其身、口、耳、心的情状，都是肆意铺陈，浑浩流转，充分体现着神锋四出的艺术魅力。其三，从语言修辞上说，刘基散文善于运用博喻、排比等方式，使文章峭拔、劲健。如《松凤阁记》描述的山风吹拂松树的声色情状：
盖阁后之峰，独高于群峰，而松又在峰顶。仰视，如幢葆临头上。当日正午时，有风拂其枝，如龙凤翔舞，离褷蜿蜒，
徘徊；影落檐瓦间，金碧相组绣。观之者，目为之明。有声，如吹埙箎，如过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铁马驰骤，剑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虫鸣切切，乍大乍小，若远若近，莫可名状。听之者，耳为之聪。
比喻新鲜、奇特，文气充沛、激越，自然给人以神锋四出的艺术感受。又如《樵渔子对》运用的众多排比句，也显示出刘基文笔的犀利：
夫嵩岱之木，不朽心而液节者，固将应栋梁之需也；幽冀之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将驾瑶象之车也。
朱门晨启，歌钟聒天，先生之灶冷而无烟；银铁骏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长不蔽足。徒怀苓而佩茝，长芜没于丘壑，甚无渭也。
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势趋权，病于深谷之
肩；忧谗畏
，过于蛇虺之螫毒……若夫高屋大厦，百鬼所阚，妖服贾祸，先哲时鉴，是岂野人之所愿欲哉。
由于通篇多用大致整齐的排比句，所以有一以贯之的气势，文气自然也就神锋四出了。
刘基的《郁离子》也是一部寓言体散文集。[5]徐一夔《郁离子序》说这部集子“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因而，集子中许多寓言有较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实际上就是对元末腐败的政治和社会的揭露、讽刺和批判。例如，《术使》这则寓言生动揭发了元末横征暴敛的社会现实，因而引起了老百姓对统治者的愤怒反抗：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是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又如《僰人养猴》较有力地讽刺了元末军队的混乱状况：“僰人养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规旋矩折，应律合节。巴童观而妬之，耻己之不如也，思所以败之，乃袖茅栗以往。筵张而猴出，众宾凝伫，左右皆蹈节，巴童佁然掸袖而出其茅栗掷之地，猴褫衣而争之，翻壶而倒案，僰人呵之不能禁，大沮。”以至于刘基借郁离子发出感慨：“今之以不制之师战者，蠢然而蚁集，见物则争趋之，其何异于猴哉！”还有的寓言揭露、讽刺和批判了元末吏治、用人等方面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同时，刘基也是一位哲学家，因而有不少寓言具有寓意较为深刻的哲理性。如《捕鼠》和《使贪》两则寓言说明看问题要全面，不能因小失大，尽管猫有食鸡的弊病、吴起有贪的缺点，但他们都有更重要的作用，猫能捕鼠、吴起能卫国，这些显然具有辩证法的眼光。又如《躁虎》讽刺不问缘由的盲目附和者，《冯妇》讽刺不弄清事情的真相而搞坏事情者，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哲学意蕴。刘基的《郁离子》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表现方法的多样性、丰富性。有的篇幅很短，只有几十字，如《九头鸟》，但它却创造出动物的寓言形象，使文章情趣横生：
孽摇之虚有鸟焉，一身而九头，得食则八头皆争。呀然而相衔，洒血飞毛，食不得入咽，而九头皆伤。海鸟观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归于一腹乎，而奚其争也？”
有的篇幅较长，几乎近千字，如《待士》，它假托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写出一个叫盼子的人，由于掌握齐宣王的心理，采取层层诱导方式，取得了辩论的胜利，笔墨潇洒自如，文章也很生动形象。有的篇章具有抒情性，如《世事翻覆》，作者为了说明天气变化，刚开始是“风云不兴，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鱼虾之出没皆见，皛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无不可者”，但很快就是另一种景象：“山之云出如缕，不顷刻而翳日，风欲然薄石而偃木，鼓穹嵁而雷九渊，轮旋而箕簸焉。”笔墨很具有抒情色彩。有的篇章具有谐趣性，如《诟食》：
齐人有好诟食者，每食必诟其仆，至坏器投匕箸，无空日，馆人厌之，忍弗言。将行，赠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赠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与之食。狗嗥而后食。主人诟于上，而狗嗥于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仆失笑，然后觉。
当这位齐人领悟到人家赠狗是讽刺他时，我们读者也禁不住莞尔而笑了。当然，《郁离子》从文学角度看也有弱点，那就是夹杂着过多的郁离子议论，削弱了这部集子的艺术情趣。
刘基和宋濂不同的是，他也善诗。其诗作的成就，可以与高启媲美。刘基是一位十分重视诗歌社会作用的人。他在《照玄上人诗集序》里提倡“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反对“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他在《项伯高诗序》里深切体会到，杜甫之所以“多忧愁怨抑之气”就在于“兵戈迭起，民物凋耗”的社会现实。因而刘基自己创作的诗歌也能及时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在元末时期的一些创作，观察社会问题较为敏感，讽刺社会弊病较为犀利，揭露社会黑暗也较为深刻。如《买马词》就生动地揭露了元代“马政”的弊端：“驿官亭鼓咚咚打，驿使星驰买官马，府官奔走群吏趋，呵叱县官如使奴。一时立限限乡役，马价顿增无处觅。卖田买马来纳官，买时辛苦纳时难，县官定价府官减，骅骝也作弩骀看。归来拊膺向隅泣，门前索钱风火急。”所谓“马政”，实质就是无代价从人民手中抢夺马匹，刘基这首诗犹如一个镜头说明执行“马政”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后果。又如《畦桑词》和《感怀》诗，刘基以鲜明对比手法说明元末对农民的压榨使他们无以为生：“君不见古人树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今日路旁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古人盗天地，利源不可穷。今人盗农夫，岁暮山泽空。”所以刘基在《野田黄雀行》里，以象征手法，说明租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再如《雨雪曲》描绘了战争逼使农民流离失所：“平民避乱入山谷，编蓬作居无环堵，回看故里尽荆榛，野鸟争食声怒嗔。盗贼官军齐劫掠，去往无此容其身。”而《赠周宗道六十四韵》则进一步指出官逼民反的严重社会现实：“用民作手足，爱抚勿害伤，所以获众心，即此是仞墙。奈何纵毒淫，反肆其贪攘。破廪取菽粟，夷垣劫牛羊。朝出系空槖，暮归荷丰囊。丁男跳上山，妻女不得将。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鸣锣撼岩谷，聚众守村乡。”这里当然也体现着刘基的仁政思想。
刘基兼善诸体诗，但比较起来，《明诗别裁集》对其分析得很有道理：“乐府高于古体，古诗高于近体，五言近体又高于七言。”刘基的乐府诗能根据不同题材进行不同的艺术创造，有表现方法多样性的艺术特色。如《梁甫吟》以参差不齐的句式、首尾诘问的方式，表达出一种极其复杂、烦乱的心态：“谁谓秋月明？蔽之往往由纤翳。谁谓江水清？淆之往往随泥沙。人情旦暮有翻覆，平地倏忽成山溪。君不见桓公相仲父，竖刁终乱齐；秦穆信逢孙，遂违百里奚。赤符天子明见万里外，乃以薏苡为文犀。停婚仆碑何震乱，青天白日生虹蜺。明良际会有如此，而况童角不辨粟与稊。外间皇父中艳妻，马角突兀连牝鸡。以聪为聋狂作圣，颠倒衣裳行蒺藜。屈原《怀沙》子胥弃，魑魅叫啸风凄凄。梁甫吟，悲以凄。岐山竹实日衡少，凤凰憔悴将安栖？”《明诗别裁集》评论此诗说：“拉杂成文，极烦冤瞆乱之致，此《离骚》遗音也。”这的确抓住了其诗的特点。而《薤露歌》则另换一副笔墨，以朴实质直的诗句表现“悲咽”的情感：“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古来英雄士，齐已归山阿！”如果说，《玉阶怨》的表达方式是婉而曲：“长门灯下泪，滴作玉阶苔。年年傍春雨，一上苑墙来。”那么，《懊
歌》的表达就极其自然，饶有民歌色彩：“养儿图养老，无儿生烦恼。临老不见儿，不如无儿好。”由此可见，刘基的乐府诗的确丰富多彩。刘基的五古诗则以峻爽雄浑见长，其《感怀》三十一首、《杂诗》四十一首等组诗都体现出这种风格。如其《感怀》中的一首：“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抒写襟抱，苍凉感慨。至于刘基的律诗，尤其是五律，也有不少可诵之作，往往写得劲健深沉，如：
晓日行山赤，寒烟一岛青。羁心霜下草，生态水中萍。黄屋迷襄野，苍梧隔洞庭。空将垂老泪，洒恨到沧溟。
——《望孤山作》
古戍连山水，新城殷地笳。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迥云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
——《古戍》
境界开阔，诗意含蓄。中间对仗工稳，起结句也不同凡响，综合考察刘基的诸体诗作，其诗风仍以爽健浑厚为主。所以，《明诗别裁集》评论说：“元季诗都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
刘基还有一首很奇特的充满神话色彩的长诗，叫《二鬼》。此诗想象丰富，气势雄伟，似有深沉的寓意和寄托。诗作的开始，作者就以神奇的笔触，叙写了天帝命令二鬼守护日月两眼的由来：
忆昔盘古初开天地时，以土为肉石为骨，水为血脉天为皮，昆仑为头颅，江海为胃肠，嵩岳为背膂，其外四岳为四肢，百体咸定位，乃以日月为两眼，循环照烛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毛窍，勿使淫邪发洩生疮痍。两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劳逸不调生病患，申命守以两鬼，名曰结璘与郁仪。
于是二鬼各显自己才能，作者描写他们的才能，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给人以丰富的联想。郁仪是——
手捉三足老鸦脚，脚踏火轮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陆离。朝发旸谷暮金枢，清晨还上扶桑枝。扬鞭驱龙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鱼龟，辉煌焜耀启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
而结璘呢——
坐在广寒桂树根，漱咽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
之灵药，跳上蟾蜍背脊骑。描光弄影荡云汉，闪奎烁璧葩花摛。手摘桂树子，撒入大海中，散与蚌蛤为珠玑；或若岧谷间，化作珣玕琪。人拾得吃者胸臆生明翚。
而且两鬼对“两眼昼夜长相追，有物来掩犯，两鬼随即挥刀铍。”出色地保护了日月两神。这郁仪与结璘究竟指谁，钱谦益《列朝诗集》指出是指刘基自己与宋濂。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他们皆是有文才的政治家。这实际上是对自己及宋濂才能的曲折赞美。当然，有才能的人物并不是做事就一帆风顺，刘基充分看到元末纷争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诗的下半部就着重描写这点。天帝看到二鬼劳苦功高，为了慰劳他们，让他们到人间去游戏。这样，一鬼乘白狗、一鬼乘白豕，来到了人间。然而就在这时，宇宙大乱，妖怪逞狂，弄得天帝左右无扶持，不但不能挥筋节，而且两眼也不辨妍和媸。在这样情况下，二鬼又承担了保护天帝的责任，他们医治好天帝的创伤，并且决心重整宇宙。他们按照自己计划，重新安排一切，想创造一个理想新天地。这就越了权，反而触怒了天帝：“不意天帝错怪恚，谓此是我所当为，眇眇末两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呶呶向瘖盲，洩漏造化微。”于是，天帝派飞天神王逮捕了二鬼，并且把两鬼“养在银丝铁栅内，衣以文采食以麋”，但不准外出。而二鬼也无可奈何，只得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感，依旧天上作伴同游戏”。刘基之所以创造出辅佐者与被辅佐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也反映着他的复杂心态。全诗语言瑰丽多彩，结构纵横捭阖，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我们还应该看到，刘基诗风前后有所变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曾指出了这一点：“公自编其诗文曰《覆瓿集》者，元季作也；曰《犁眉公集》者，国初作也。公负命世之才，丁有元之季，沈沦下僚，筹策龃龉，哀时愤世，内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与石抹艰危共事，遇知己，效驰驱，作为歌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岂古之大人志士文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量其浅深者乎！”如果说，刘基前期诗敢于反映现实，抒写个人怀抱也写得苍凉悲壮、慷慨激昂，那么，其后期诗作，的确是围绕着个人进行悲穷叹老的抒怀了。“病身如朽木，螬蚁群萃之。生意已无多，雨露空其滋。”（《旅兴》四十首之二十一）“我身衰朽百病加，年未六十眼已花。筋牵肉颤骨髓竭，肤腠剥错疮与瘸。”（《老病叹》）“老去知心更有谁，愁将短发对花枝。花残更发新春叶，发自空垂满面丝。”（《漫成》）“我生疏懒无所能，瘦皮黏骨危
嶒。病来啖药如啖水，梦寐恍惚风中灯。”（《松叶酒歌寄梁安宅》）“懒随老共至，病与年相促。省穷惭寡尤，守分无望福。弩骀立皁枥，慕敢骐骥逐。”（《秋怀》五首之一）“微生如石火，徒劳暂时焕。永寤烂柯人，万事一梦幻。”（《秋怀》五首之二）“何人解识凄凉意，分付寒螀仔细论。”（《悼废辅残菊》）“寒星无数月如钩，槁叶呼风入敝裘。人世可怜唯有老，镜中憔悴梦中愁。”（《秋日即事》八首之五）这些皆是其后期“咨嗟幽忧”的诗作，真有一种萧索悲凉之感。
第三节 方孝孺及其他散文作家
胡应麟《诗薮》说：“国初文人，率由越产。”的确，浙地除宋濂、刘基外，还有一批善文的作家，如贝琼、王袆、苏伯衡、胡翰、方孝孺等。这些人当中有人也能诗。
贝琼（1314～1378），字廷琚，名阙，又字廷臣，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洪武初，聘修《元史》，既成，受赐归。洪武六年（1373）以儒士举，除国子助教。洪武九年，改官中都国子监，教勋臣子弟。洪武十一年致仕，卒。著有《清江诗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诗余》一卷。
贝琼的有些散文是针对元末的一些弊政而发的，因而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性和积极的思想性。如《土偶对》实际上是对鱼肉百姓的大小官僚的讥讽和指责：“子见吾土木而衣冠也，独不见衣冠而土木乎？小而为邑，邑有令；大而为郡，郡有守。其为祸福甚于神也。罢软者苟禄，贪纵者败法，非守令而土木欤？内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杀系其喜怒，黜陟由其向背，执天子之柄而居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贵者也，出则陈兵而驱，入则复室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欤？吾假丹青之饰而托乎太阴，使玩者有时而惧。彼肖天象地，握珠玉，披锦绣，且伥伥然尸位而鬼躁，未始见德于人。子奚不以诮吾者诮彼欤？”说明这些尸居其位的大小官僚是连土偶也不如的家伙。又如《观捕鱼记》从对立两方面立论，一方面就鱼者说，说明溺于“数亩之陂”并无“至安无患”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渔者说，说明竭泽而渔的危害性：“鱼之托于水也，非无九州四海之可归也，而归于数亩之陂，朽株之下，以为至安无患，若登龙门焉。恶知诱之者将以致之，养之者将以杀之？人之机亦巧且深矣！予又伤其尽而无遗，何其不仁之甚耶？呜呼，天下之死于尽取者，岂独鱼已乎？岂独鱼已乎？”此篇散文有一定的哲理性。贝琼散文也颇注意布局谋篇，所以《四库总目提要》说：“其文亦冲融和雅，有一唱三叹之音。”如《水云深处记》是为友人的居室作记，这居室据“青林之胜”，并命名为“水云深处”。作者先渲染了这里的环境，并说明自己也曾有在此筑室读书的念头，但欲留而未能。这显然留有一笔。然后笔锋一转，说明友人曹居士已先他而在此地筑室。继而进行议论。先是泛论此地筑室的妙处，后是结合曹居士的为人情况进行具论。最后又归结为“余将去此而从之游”。叙述井井有条，但不呆板，行文还有些曲折变化。这是贝琼谋篇的普遍特点。他如《送郑千子序》、《游冶亭记》等皆具有这样长处。贝琼的散文在语言上也有自己的特色，雅洁清丽。如《观鱼说》所描写的鱼的两种情况：
方天不雨，水涸可越，鱼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戢戢泥沙中，蹙鳞损介，日就于殆，将为乌鸢之所啄，蝼蚁之所噬，孰有援而活之者？余观之戚戚而悲。
及春夏之交，淫雨弥月不止。百川暴溢，浩乎如云，不见涯涘。渠亦潴而为大泽矣。于是大小之鱼毕萃。洋洋焉而泳，喁喁然而
，有戏而唼者，有触而跃者，有惊而逝者。往来无时，隐见无方，余见之又欢焉而悦。
通过对比手法，描述得栩栩如生，其语言功力是显而易见的。总之，贝琼是明初一位较有成就的散文作家。
贝琼也能诗，其诗风雅秀温润，如《醉芙蓉歌》：“蜀江芙蓉四十里，花外楼台夹江水。蜀主龙舟八月来，日照千门锦云起。一朵依稀武都女，雪色宫衣轻欲举。已窃元珠化水仙，不同石镜埋黄土。朝妍夕态还相恼，傅粉涂黄俱草草。春风入髓犹未苏，丹砂换骨应长好。凌波殿废花亦残，江上秋深风雨寒。武林城南偶识面，把酒共看赪玉盘。十年流落云间路，欲寻旧赏知何处。芳心一点对斜阳，脉脉无言岁华暮。”同散文一样，时有一唱三叹之音。但贝琼不少诗缺少熔炼，诗味不太浓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其诗：“爽豁类汪朝宗（广洋），整丽似刘伯温（基），圆秀胜林子羽（鸿），清空近袁景文（凯），风华亚高季迪（启），朗净过张来仪（羽），繁缛逾孙仲衍（
），足以领袖一时”，这显然是过誉之辞了。
王袆（1312～1373），字子充，义乌（今属浙江）人。幼聪慧，及长，师事黄溍、柳贯，遂以文章名世，隐居青岩山著书，名声日盛。朱元璋取婺州后召见了他，用为中书省掾，旋授江南儒学提举。明洪武二年（1369），命他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书成，擢翰林待制，坐失朝，降编修。洪武六年，招谕云南，抗节死。正统中，改谥忠文。著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6]
王袆的散文以缜密著称。他的《汉南北军记》、《唐两省记》、《赠陈旧柔序》、《古乐府诗类编序》皆可视为说明文，一是说明汉代南北军的建制及其作用；二是说明唐代为何建立两省及两省职能；三是说明陈旧柔乃是吴文正公、虞文靖公的弟子，一主于为经，一主于修辞，而陈伯柔学得两家之长；四是说明古乐府的发展状况及其他编选古乐府的目的。无论是考古，无论是述今，皆是娓娓道来，条分缕析，显示出细致扎实的功夫。与其缜密相关，他为文较为舒缓，用笔往往从容不迫。这是其文布局谋篇上的特点。如《送胡先生序》讲述了朝翰地区的学术渊源，这段长长的叙述，没有惊人之笔，也没有什么波澜，一路平易过来，由此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又如《书郑子美文集序》表达以文求先生不足以尽先生的意旨，《黄子邕诗集序》表达其诗“一本于汉魏而绝古近代声律之弊”的长处，都有这样的为文特点。在语言上，如果说贝琼是雅洁清丽，那么王袆就是简直平实。自然，其散文的文学色彩也不及贝琼。总之，王袆的散文平易有余，气势不足，所以郑瑗《井观琐言》说其文“缜密而气弱”，不是没有道理的。
王袆也能诗，他有些诗能表现地域的民俗风情，如《临漳杂诗》十首就反映了闽中情况：“地偏冬少雪，海近夜多风”（其一），“田稻春秋种，园姜伏腊需”（其二），“茉莉头围白，槟榔口沫红”（其三），“绿暗桄榔树，青悬橄榄枝”（其四），“麦收正月近，茶摘上元前”（其五），“不雨犹穿屐，因喧尽佩香”（其七），使人感到亲切、生动。他的有些诗还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如《桐庐舟中》：“潇洒溪山梦此邦，轻风细雨过桐江。川回几讶船无路，林缺时看屋有窗。野果青包垂个个，水禽白羽去双双。到家会值重阳节，新酿村醅正满缸。”又如《南城曲》：“素罗束发双髻拖，大红衫子小红靴。并马早出南城路，问人杏花多夫多。”王袆的诗风无疑浅俗朴直，但由于有民俗风情、生活气息，所以其诗亦有些艺术魅力。
苏伯衡（生卒年不详），字平仲，金华（今属浙江）人。明初为国子学录，迁学正，被荐擢翰林编修，辞归。洪武十年（1377），学士宋濂荐以自代，复以疾辞。后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下吏死。著有《苏平仲文集》十六卷。[7]
苏伯衡的散文与王袆有不同的风格，他的特点是繁缛。为了使文章有气势，他善于铺排，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方法来加以陈述。如其《王生子文字序》为了说明名江与字子文之间关系，他不惜如此泼墨：“江出岷山，历瞿塘，过滟滪，下三峡，合汉、沔，并沅、湘，吞彭蠡以趋于海。而轨之、排之、鼓之、梗之、逆之、迫之、受之、融之、沮之、激之；而为湍、为滩、为波、为濑、为漩、为沦、为漪、为涟、为涛、为澜；而或蹙、或舒、或乱、或萦、或徐、或疾、或衡、或纵、或仰、或昂、或大、或细，而如云、如雾、如縠、如带、如轮、如洄、如沫、如鳞、如焰、如簾；而天下之文悉备矣。”在这段文字里，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博喻句，使人们对“江”产生了多彩多姿的艺术联想，也能较有效地联系“文”字进行开掘。有时，苏伯衡为了使文气酣畅，他不惜进行“反复”阐述：
呜呼！重其身，爱其妻子，不能忘其坟墓、去其乡里，人之情也。而至违乡里、损坟墓、弃妻子而置于艰险之地，则以所重者甚于身、所爱者甚于妻子、所不忘者甚于坟墓、所不可去者甚于乡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于身者焉；妻子非不爱也，而有爱于妻子者焉；坟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于坟墓者焉；乡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于乡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
——《跋东子上书》
等于将所要阐述的意旨，从“正”、“反”两个角度强调了两次。这种文风，难怪宋濂以“姿态横逸”夸称之：“平仲辞章，体裁严比，姿态横逸，如春阳被物，或根或荄，或卉或条，或小或大，或圆或偏，各随其物而畅之。”（《送平仲还乡序》）可见，他的繁缛，虽牺牲了简洁，却换来了生动，增强了文学色彩。当然，有时也有太过分的地方，留下了斧凿痕迹，所以郑瑗《井观琐言》批评他：“遣词太繁缛，不可为法。”此外，苏伯衡的不少散文有不少积极的思想内涵，这一点也不应忽视，他的《空同子瞽说》二十八篇，不少是托物寓意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假托宋王回答楚王，说明鸡因吐绶而入樊笼，士无以才自眩，就颇发人深省。他的一些序、记也较有思想意义，如《赠岳德清序》，谈到要关心平民的疾苦问题。又如《存斋说》强调注重实际。“耳能听，斯贵矣，非以金玉为珥而贵也。”可见他不崇尚华丽的外表。
胡翰（1307～1381），字仲子，一字仲申，金华（今属浙江）人。明初以荐授衢州教授，洪武三年（1370），召与修《元史》，书成，赐金帛遣归。爱北山泉石，卜筑其下，徜徉十数年而卒。著有《胡仲子集》十卷。[8]
胡翰的散文风格是明快、晓畅，如其《琴释》描述的“水石之声”与“风霆之声”就有这样特点：
今夫高崖巨壑，原源所出，淙然而鸣，沛然而决，澎湃沓
，放乎江河之间，
乎舂容而自得，及其遇大礜，批大窽，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然，小者硁然，听不可极，砉若神物，凭之而莫测，岂非水石之声也邪！鸿蒙广漠之野，噫气鼓之，或穆而清，或凄而厉，八方荡摩，其变也霅然，外阴闭而内阳欲出，二气未分，若与敌遇，轰然动乎九地，
而磕磕飒然而天雨，此非风霆之声也邪！
他的《清风楼记》渲染道院周围的环境，《送吴思道归金陵序》述说金陵人文的繁盛，《送陈仲经赴京师序》谈论医者医术之高明，皆具有这样的特长。胡翰这种明快、晓畅文风与其多为切于世用的经术之文也有一定关系。这类文章尽管文学色彩不够强，但其晓畅的文气仍是值得称道的。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他自幼警敏，15岁学作文，就为父友所称赞。20岁游京师，从学于宋濂。宋濂认为：“游吾门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可见宋濂对他的器重。方孝孺跟随宋濂学习，前后达六年之久。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召方孝孺，授以汉中教授，蜀献王闻其贤，聘他为世子师，并名其读书之庐为“正学”，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正学先生”。建文帝时，召为翰林学士，进侍读学士。帝有疑问，不时宣召，君臣之间，同于师友。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方孝孺皆为总裁。燕王朱棣起兵争夺皇位，建文帝建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燕兵攻陷南京，胁迫他投降并起草诏书，方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引起朱棣的愤怒，不但磔死了方孝孺，而且杀了他的十族（包括门生）。而方孝孺慨然就死，这位“读书种子”终于闭上了他那固执而有几分悲壮的双眼。他著有《逊志斋集》二十四卷。[9]
方孝孺的散文创作颇为出色，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正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言，其“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苏轼）、龙川（陈亮）之间”。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认为像方孝孺这样思想偏执、漠视文艺的人，为什么会写出笔力纵横、较为出色的散文？其实，如果认真考察方孝孺其人和全部言论，这个问题不难得到解答。方孝孺在具体如何作文上，他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不少较为精辟的、符合创作内在规律的见解。方孝孺深深感到，写文作诗必须具有灵感，有特殊的艺术思维能力。这一点，他是用“神”这个概念来表达的。他在《苏大史文集序》中说：“天下之事，出于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浅者也。寂然无为，沛然无穷，发于智之所不及知，成于巧之所不能为，非几乎神者，其孰能与于斯乎。”并且举出庄周、李白才是“神于文”的例证。由此可看出他具体作文写诗所欣赏的对象。方孝孺还很重视创作的独创性。他在《与舒君书》里称赞《文赋》就在于它提倡独创：“如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为无见。”他在《与郭士渊论文书》里述说宋濂的教导也是强调为文要创新。他在《张彦辉文集序》中从创作与作家独特个性的关系出发，说明独创的重要，指出：“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而且，方孝孺所理解的“辞达”，就是文章要有气势，表达要有艺术感染力：“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此其所为达也。”（《与舒君书》）由此可见，方孝孺之所以能创作出纵横豪放风格的散文，不是没有思想基础的。
方孝孺散文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纵横豪放的风格，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敢抒己见，立论大胆。这位以弘道为己任的儒家信徒，对于社会一些腐败现象是敢于揭露和抨击的，从《里社祈晴文》也可见一斑。这篇文章与其是说对自然神祇的祈求，不如说是对人间官吏的讽刺：
民之穷亦甚矣！树艺畜牧之所得，将以厚其家而吏实夺之。既夺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几偿前之失者，望今岁之有秋也，而神复罚之。嘉谷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风，旬月继作，尽扑而捋之。今虽已无可奈，然遗粒委穗，不当风水冲者，犹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诉于帝而遏之？吏贪肆而昏冥，视民之穷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国莫之罪也。神聪明而仁闵，何乃效吏之所为，而不思拯且活之？……
不用说，方孝孺之所以能如此真率的论述，是与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当时提倡整顿吏治的政策分不开的。全文精悍有力，收录此文的《古文小品咀华》评点说：“之字押句，如闻羯鼓”，正所谓理正气昌。又如《鼻对》，从“鼻壅”这件小事出发，说明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所谓“壅蔽之祸，厥有攸自”。并且进而大胆指出：“秦亥蛊昏，赵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广淫酗，而世基以肆。”祸乱皆由自取。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处理“政治”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内部关系。因小喻大，论述也较为深刻。
其二，善于运用对比、递进的结构方式，使文章的立论鲜明，气势充沛。比如，方孝孺的《蚊对》，刚开始方孝孺就以酣畅的笔墨描写了蚊噬给“天台生”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压力、情绪上的困扰以及身心上的痛苦。其实，作者的醉翁之意并不在于此，所以，作者以“童子”的答语将笔锋一转，说明异类相噬还可理解，而且蚊子“犹畏谨恐惧，白昼不敢露其形，啖人之不见，乘人之困怠，而后有求焉”，但是同类相噬就更为可怕了，不但白天照样进行，而且凶残千倍：“今有同类者，啜粟而饮汤，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仪貌，无不同者。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而且无恤之者。”这实际上接触到人类剥削、压迫的现象。于是，作者责备道：“今子一为蚊所噆，而寝辄不安；闻同类之相噆，而若无闻。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不难看出，作者不仅以“异类”与“同类”相噆的情况进行了对照，而且论述递进一层，更好地表达出作者要说明的意旨。全篇文气浑灏流转，毫无碍滞之处。
其三，善于运用寓言、比喻等表现手法，既可使笔锋纵横驰骋，又可增强说理性文章的形象性与生动性。比如，方孝孺曾深有体会地指出：“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但是，如何说清这个事理呢？方孝孺并非抽象地阐述大道理，而是运用一个故事性颇浓的寓言方式来进行表达，那就是《越巫》这篇散文。这篇散文生动地讲述了一个自夸能治鬼的越巫被“装鬼”的诸少年吓死的全过程。作者写越巫的死，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纵横多姿地表现了越巫心理及外部动作的变化，先是“旋其角，且角且走”，还想抵挡一阵；继则是“手慄气慑，不能角其角，铃其铃”；再则是“既而铃坠，惟大叫以行”；最后是“号，求救于人甚哀”。这种描写越充分，笔力越豪肆，越可反衬出越巫治鬼的荒诞性。用不着再费笔墨去进行理性的评述，道理就生动地体现在这个寓言故事里了。又如《指喻》以“左手之拇有疹”而导致“肢体心膂无不病者”为喻，说明“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比喻恰切、生动，事理也发人深省。再如《越车》，以越人于晋楚之郊得“辐朽而轮败，
折而辕毁”的敝车为喻，说明学者要善于学习，这充分显示出作者联想的丰富，全篇的文气也矫健多变。
其四，取材广泛。一个作家如果描写对象单纯，往往很难显示出纵横豪放的创作风格。一旦他创作上具有了多样性、丰富性的特点，这往往是纵横驰骋文风的必要前提。方孝孺就有这样的特长。就以其传记来说，方孝孺很注意表现各种具有特殊性格和特殊爱好的人物，从《观乐生传》、《芒芴公传》、《菜根居士传》、《友鹿翁传》、《大笑生传》、《溪渔子传》这些题目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果细加考究，这些传主有不少地方与他人并无不同，但是作者舍弃了这方面的内容，专门表现的是他们与其他人的相异之处，着意刻画、渲染，这样就不平铺直叙，而且各篇的文篇也显得纵横捭阖，富有变化，较有气势了。再如他的杂记，也相当丰富多彩。就从居室记来说吧，如果说《戆窝记》从“士之可贵者在气节，不在才智”切入，说明戆窝主人的品德，那么，《懒窝记》则别出心裁地剖析了“懒”字的新内涵：
自夫常止者而观之，则崖石以不动故坚，山岳以不动故寿，水静则可鉴毫发，地静则可载万物，是皆懒之类也。而子之懒，岂谓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驰骤，不如静者之悠久。彼措虑于涯分之外，役志于义命之表，孳孳憧憧于尘埃之间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无营，懒自名之为得耶！
至于《益斋记》、《茹荼斋记》、《传经斋记》、《贫乐窝记》、《南斋记》、《静斋记》、《集义斋记》、《藏用斋记》、《适意斋记》、《求古斋记》、《任重斋记》、《养素斋记》、《复斋记》等，更是层出不穷，而且每篇都能针对不同对象驰骋其笔墨。这无疑对其形成纵横豪放的风格有其积极的影响。
第四节 浙地的其他诗人
明初，浙地还出现了大量的诗人，如钱宰、唐肃、谢肃、胡奎、童冀、张著、许继、郑真、乌斯道、凌云翰、李晔、瞿佑等。他们有些诗风相近，有些由于生活道路、创作个性或地域环境的不同，诗风常有相异之处。总之，呈现出较为繁盛的局面。
钱宰（1299～1394），字子予，一字伯均，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至正间，中甲科，亲老不赴公车，教授于乡。明初征修《乐书》，寻以病去。洪武六年（1373），授国子助教，以赋《早朝》诗忤旨，遣归。洪武二十七年又召修《书传会选》。书成，优赍，加博士政仕。著有《临安集》。[10]
钱宰诗，吐辞清拔，主要表现其在元明之交的动荡年代里与世无争的心境和情绪。如其游历诗《游西山》：“西山一何高，有怀在泉石。荡舟渡西泠，秋水今几尺。渚花泊孤桡，岸草纳双屐。凉风树上至，林影下衣碧。群动方自营，尘机念自息。邂逅方外人，招邀坐深席。悠然外死生，矧复慨今昔。我客语正深，仆夫劝还役。川明月初至，树螟山已夕。归人樵唱来，落日堕西壁。”不计死生、不慨今昔的情绪跃然纸上。又如家居诗《春日闲居》：“霁日檐牙落，光风瓦上生。草晴跳蚱蜢，花暖困狸狌。”辞旨安详，闲字很形象地烘染出来。这些诗当然与艳仄之体不同，这是钱宰诗的最大特点。另外，钱宰有甚多的题画诗，一方面可看到他对画艺的会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与当时画家的交往。
唐肃（生卒年不详），字处敬，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末官嘉兴学正，明洪武初，召修《礼乐书》，擢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以疾失朝罢归。谪佃濠卒。著有《丹崖集》八卷。[11]
从唐肃诗作看来，他的古体诗淋漓挥洒，能充分抒写情怀，如《题张孟兼所注谢翱西台恸哭记后》：“宫中六更初罢鼓，蓝田玺玉沉崖浦。庐陵忠肝一斗血，去作燕然山下土。桐江水落秋日颓，有客歌上严光台。石根敲断铁如意，万里北魂招不来。西风又涸滦河水，故老寥寥知者几。珍重睢阳季叶孙，笺简能裨两朝史。”他的《缙云归隐图歌送陈鲁山》、《题赵仲庸所画滚尘马》等诗皆具有这样特长。他的律诗学习盛唐，注意锤炼，时有秀句，如《镜湖图》：“自怜一曲有心期，不用黄冠诣阙辞。舟近香炉峰下泊，马从酒瓮石边骑。春云竹护方千岛，霜树鸦啼汉守祠。面面屏风开水墨，辋川今日属王维。”但其诗题材较为狭隘，创新精神也不足。
谢肃（生卒年不详），字原功，上虞（今属浙江）人，少与唐肃齐名，于时称会稽二肃。博学负气，坐论海内事，若囊之出物，无所不有。明洪武十九年（1386），举明经，官福建按察司佥事。坐事被逮，太祖御文华殿亲鞫，肃大呼曰：“文华非持掠之地，陛下非问刑之官，请下法司。”乃下狱，狱吏以布囊将其压死。著有《密庵稿》。[12]
谢肃是位很有个性的人，因而他对古今变化多感慨之辞，诗风磊落不凡，如《马陵行》：“客行忽不乐，停车马陵间。上有悲风古树之萧瑟，下有哀壑流水之潺湲。阴深坏道余古雪，崭岩两壁堆积铁，后面苔封劲箭痕，草头露滴将军血。青荧磷火黄昏明，呼号木魅啼山精。应羞刎颈偿断足，此气千载真难平。西流沂水东沧海，胜负孙庞两安在。为提宝剑舞尊前，落日云霞射光彩。”他如《长平》、《次苜州望即墨感乐毅田单作》、《长安坝》、《韩信城》等诗皆具有这样特点。谢肃的七律诗也写得不错，《四库总目提要》评说是“尤为到格”。如其游历诗：
东流泽受群流广，远近云飞倒影过。万古蛟龙深处有，太阴雷雨四时多。牙船实欲通淝水，锦缆虚疑转汴河。会整废田重灌溉，楚农齐唱有年歌。
——《洪泽》
长淮清泗东南阔，第一山当碧汉横。胜地几回经战马，客舟几回听啼莺。波涛晴动僧伽塔，草木春深义帝城。天际汴河来滚滚，陈留遗俗最关情。
——《盱眙》
能抓住地域的特点写诗，较有功力。
胡奎（生卒年不详），字虚白，海宁（今属浙江）人。生于元至顺间，尝游贡师泰之门。明初以儒学征，官宁王府教授。著有《斗南老人集》六卷。[13]
胡奎诗颇善于抒怀，能很好地将其闲适的心态和意绪表现出来。如《东园漫兴》：“池荷生夕凉，快风飘然至。窗虚延林色，林螟散花气。地偏人事简，遂我幽栖志。缅怀心所亲，伫立凝远思。”又如《西池晚酌》：“方池散文漪，微飔坐来爽。归禽各已息，华月从东上。故人适我趣，携尊共延赏。隔水闻疏钟，令人起遐想。”适我趣、遂我志的正是“东园”和“西池”这闲雅的情调和氛围。纵观胡奎诸体诗，他的乐府歌行以及七绝较优。他的乐府诗抒情色彩较浓，如《长歌引》、《秋梦引》、《梦游庐山》等皆具有这样特长。他的绝句在当时颇为流行，有所谓道士、隐士诵读其诗的故事流传，其绝句写得清新流畅，如“江上有山复有山，鹧鸪啼处雨斑斑。一声两声行不得，南船北船朝暮还。”（《山鹧鸪辞》）“山蕉叶畔偏宜竹，借我南窗一夏凉。八尺簟纹清似水，秋声月色两相当。”（《移竹》）当然，胡奎诗也有缺点，那就是时有重复的用句，有的诗韵味不浓。
童冀（生卒年不详），字中州，金华（今属浙江）人。明洪武九年（1376），征入书馆，后出为全州教官，迁胡州教授，调北平，坐罪死。著有《尚
斋集》五卷。[14]
童冀集中甚多和陶诗，尽管“其和诗如茧抽丝，决略不见其艰窘”，有些也能抒写自己性情，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之一：“我昔少年日，无事幸休居。佩弦戒性缓，每师董安于。迨兹桑榆景，始悟失东隅。屡将孱弱躯，触冒风波途。严冬朔风急，夜绝高邮湖。岂不幸利涉，为计良已疏。古人戒垂堂，况我疾病余。前途谅多险，欲悔将焉如。”但总感创造精神不足。当然，童冀学陶，使他愿意接近生活，诗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旨趣倒也培养了起来，如《水车行》就较为生动地反映了农村战乱前后水车的情况：
零陵水车风作轮，缘江夜响盘空云。轮盘团团径三丈，水声却在风轮上。大江日夜车北流，高举低坼开深沟。轮盘引水入沟去，分送高田种禾黍。盘盘自转不用人，年年只用修车轮。往年比屋搜军伍，全家载下西凉府。十家无有三家存，水车卧地多作薪。荒田无人复愁旱，极目黄茅接长坂。年来儿长成丁夫，旋开荒田纳官租。官租不阙足家食，家家复藉水田力。一车之力食十家，十家不惮勤修车。但愿人常在家车在轴，不忧禾黍秋不熟。
《罱泥行》描写罱泥筑坝情景，也很亲切。这些诗作较富有生活气息，是难能可贵的。总的看来，童冀诗写得朴健清刚，所以陈田《明诗纪事》说：“金华明初作家林立，往往以古文擅长，若中州之诗，与数子角立于坛坫之间，当亦不多让也。”
张著（生卒年不详），字则明，自号永嘉子，平阳（今属浙江）人。元季游学至吴，遂居常熟。洪武三年（1370）举人，授肤施知县，后升临江府同知，卒于官，得年六十，著有《永嘉先生集》十二卷。[15]
张著推崇老杜、推崇豪雄苍老的诗风，他在《书陆仲伟编类杜诗》中说：“至律、歌行，则音节肃整雄丽，且即事触物，变态百出，苟非才思浩瀚峭绝，岂能以驰骋其意而吐苍老之辞哉？吁！千载之上，舍少陵其谁欤！”他在《虞山廿泳诗序》中说明杜子美由于“见之广者助益多，气之充者语益迈”，所以能写出“豪雄苍老，变态百出”的诗作。因而，张著古体、歌行受老杜影响，写得雅健丽则，如《送碧泉石道士住持吴兴玄妙观》：
太湖三万六千顷，湖阴倒浸群山影。何人宴坐水晶宫，日对湖山适酣咏。风流别驾如神仙，楼居缥缈凌紫烟。海虞仙侣惜别久，思往见之心悁悁。山人苦留不肯住，鹤背次笙过湖去。霞衣光曳五色云，纶巾倒挂三花树。侯亦念君久不来，琳宫瑶席为君开。相逢一笑清虚境，回首海上无蓬莱。我今攀随不可得，酒醒心空重相忆。晚年三月定寻君，洞口桃花春一色。
他如《过缑市》、《与李克敬陆子善分题雪井》、《缪使君之嘉兴贰守赋去思诗分题得仙姑洞》、《龙山歌送卜子敬之无锡幕长》等诗皆具有这样特长。张著的近体诗笔力稍弱，但有些绝句，情韵还较深长，如：“西来鸟鼠出咸阳，东入黄河去渺茫。流尽秦宫脂水气，余波犹荡野鸳鸯。”（《过渭河》）“缑氏山东拥翠屏，石门天削倚苍冥。崧阳明日重回首，三十六峰云外青。”（《过鹅岭关》）也有一定功力。
乌斯道（生卒年不详），字继善，慈溪（今属浙江）人。洪武初，以荐起知石龙县，改永新，坐事谪戍定远，寻放还。尤精楷法。归里后，求诗及书者，户限常满，著有《春草斋集》十卷。[16]
乌斯道的诗作时常思索着人生的某些哲理，所以《四库总目提要》说他是“寄托深远”，如组诗《古诗》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其中有一首写道：“女萝依松柏，松柏不可依。巨干遭剪伐，修蔓殄无遗。女萝当奈何，无依乃其宜。盘旋大化中，春荣秋自萎。升高岂不好，夭折亦足悲。”说明依靠他人是不行的。从艺术上看，乌斯道诗写得清润雅致，《四库总目提要》认为是“吐属清华，能刬除元人繁缛之弊”，如：
英英水上云，乃在潇湘间。朝随江风出，暮逐江风还。盘旋复缥缈，遥接九疑山。重瞳不可见，但见江竹斑。明月照洲渚，于焉长发叹。
——《潇湘水云》
上征天无风，远游橐无金。种兰兰不芳，行吟向江浔。渔父旷达者，庶几知我心。鹤鸣子不和，徒然有哀音。踟蹰当奈何，湘水清且深。
——《泽畔》
读来确感清新流畅。
凌云翰（生卒年不详），字彦翀，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元至正十九年（1359）举浙江乡试，除平江路学正，不赴。洪武十四年（1381），以荐授四川成都教授，坐贡举乏人，谪南荒以卒。著有《柘轩集》四卷。[17]
凌云翰的古体诗才情奔放，行文常有摇曳之姿，如《关山雪霁图》：“前峰后峰雪模糊，东村西村春有无。快雪时晴入佳想，况复见此关山图。关心迢递相联属，玉洁珠光炫人目。扶桑飞上金毕逋，暗水流澌度空谷。野桥行过路三叉，青旗插檐沽酒家，驱驴倦客得少憩，怅望远道还咨嗟。诗翁好事常起早，天寒只恐梅花老。柴门时有故人来，阶下白云须用扫。此图一日落尘寰，笔法依稀荆与关，人生远游固云乐，何似在家长看山。我本识字耕夫耳，占祥便作丰年喜。田园归隐会有时，麦饭饱餐茅屋衣。”从现实生活联想到画图，再从画图引申出现实生活，诗思的联想较为广泛。他的山水游历诗《仓山翫目次瞿宗吉韵》、《送谢铁厓游龙虎山》，题画诗《赵大年芦雁图》、《鬼猎图》皆具有这样优点。他的近体诗写得清新浅近，虽不够精警，但也有些才情，如《夏日书怀次沈钦叔韵》：“黄梅子熟暑蒸润，冬青花开云作阴。昨宵北牖雨声急，明日西湖流水深。论才子建得八斗，换酒太白轻千金。幽怀欲写汑长句，又闻绿树新蝉吟。”
李晔（生卒年不详），字宗表，号草阁，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洪武中官国子监助教。著有《草阁集》八卷。[18]
李晔以古体见长。他的古体诗题材广泛。他能较生动描绘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逃难》描写了元末大动乱中农家四处逃离的情况，《踏车行》描写了由于服差役而耽误农时的情况，《菜圃为邻畜所残》描写了自家青青菜圃为邻豕所吃的情况，《喜雨竹》描写了农家盼来“不尽天瓢泻甘泽”的喜悦心情，皆有一定的生活气息。至于他的《发双溪》、《泊鹭鸶湾》、《息滩》等诗是描画了山水，而《北上行送周士约》、《胡将军歌》、《送胡季诚北上》、《诞日醉吟》等诗则刻画了人物。他的题画诗数量也不少，但各具形志，如《王子约双钩竹歌》、《题五马图》、《青山白云图》、《题钟馗移家图》、《题烟波叠嶂图》，充分表现出艺术构思的多样性和表现手法的丰富性。此外，《谴疟鬼》描写疟疾的病状以及下决心驱逐的情况，亦庄亦谐，饶有情趣。李晔的古体，尤其是歌行，笔锋酣畅，深受一些诗论家的好评。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论说：“草阁歌行，则一气孤行，独开生面，正如淮阴之师，多多益善，囊沙拔帜，辟易万人。”汪端《明三十家诗选》评论说：“草阁诗源于杜陵，七古力劲神完，纵横如意，有骏马下坂之势。”
瞿佑（1347～1433），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洪武中以荐历仁和、临安、宜阳训导，迁周府长史。永乐间，谪戍保安。洪熙间赦还。著有《香台集》[19]、《咏物诗》等诗集。
瞿佑才情烂漫，风情丽逸。尽管《春愁曲》、《古冢行》、《天魔舞》、《美人画眉歌》、《春日即事》等诗是不同题材、不同诗体，但组织工丽则是这些诗的基本素质，这也是其诗最显著的特色。另外，瞿佑还有大量的咏史诗，其实他的《香台集》就是通过闺阁故事生发感慨、抒写情怀的咏史之作，有的还深藏着作者的讥讽和嘲弄，如：
童女楼船去不归，三山何处觅灵芝？神仙只在秦宫里，底事君主却不知。
——《毛女成仙》
咫尺长门有别离，君心宁记主家时。黄金作屋成何事，只办相如买赋资。
——《阿娇金屋》
送旧迎新可自由，笑啼不敢强包羞。谁能耐久知江令，垂老还家尚黑头。
——《乐昌破镜》
他的其他咏史诗也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深沉感，如《汴梁怀古》：“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豪华。尚余艮岳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所以，陈田《明诗纪事》评论说：“（瞿佑）咏古之作，最为警策。”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瞿佑也善词，词风清丽。他与凌云翰对后来杭州刘泰的词风颇有影响。此外，他的诗话著作《归田诗话》提供了不少资料，但没有什么理论建树。
平显（生卒年不详），字仲微，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洪武初以荐授广西藤县知县，后谪戍云南。沐黔国公清除其伍，延主讲席。卒年七十五。著有《松雨轩集》八卷。[20]
张洪在《松雨轩集序》中说：“仲微泝长江，径洞庭，道夜郎，谪昆明，其为歌诗怪变豪放，得于远游之助。”所谓“怪变豪放”，的确抓住了其诗歌的特点。平显的歌行有这样的特点：“三茅之山，神仙所居。虎龙余气，磅礴为区。邃古鸿濛老，鼓
造化炉。六丁运飙轮，铸剑如昆吾。紫霞荡射赤
，平地乱矗青珊瑚。邹林之下邹公宅，两翁颜童颠雪白。人传千年萼绿华，来嫔洗髓浮邱伯。夜半虚空闻打麦，双崖响应裂如擘。山中宰相脱尘去，服食至今皆琥珀。青童舞力倦，戏浴碧井丹。罡风天上寒，吹堕点苍山。琳宫绛阙不可攀，濯足洱水波涛间。茅君白鹤飞鹮鹮，借招一只骑之还。两翁顾而笑，扶携陟瑶坛。玉杯九醖零露
，海藤作杖如琅玕。按歌绿云璈，俯仰八极寒，青邱弱水东漫漫，若木倒景摇三韩。素娥纤手折庭桂，一枝赠出烂银盘。”（《三茅归养图为句曲邹公勉题》）他的律诗也具有这样特点：“百道仙符下武当，电光随绕读书堂。诗魔惧挟文穷遁，酒圣灵驱虐鬼藏。墨汗润分瑶草色，篆文清带榔花香。壁琴自此如神助，长觉风霆响洞房。”（《谢寄符》）平显不同于浙地其他诗人的身世，的确对其形成诗歌别具一格的风格，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许继（1350～1386），字士修，自号观乐生，宁海（今属浙江）人。洪武中尝为台州儒学训导。洪武十九年卒，年仅三十七。著有《观乐生诗集》五卷。[21]
许继是个矛盾性的人物。他本来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与兴奋，从其自号观乐生可知。他常说，他于天得可乐者五，乐天之朗洁、纤滓不留，乐日之初升、月之方霁，乐霞之舒敛、云之变幻，乐海之深博浩漫、渊之澄莹，乐山之秀拔而远。（参见方孝孺《观乐生传》）因而，其诗常表现他宁静、澄清的兴趣，如《夜坐》：“焚膏继短晷，坐此寒夜深。不意片楮间，乃见古人心，旷怀浩四海，内视不满襟。山空霜月白，猨鹤流清音。”又如《夏日杂言》：“炎暑寡出入，幽室常怀人。清风天外来，澹然成主宾。忘言自谐意，独卧聊任真。谁谓羲皇世，乃属柴桑民。”但是，由于他多病，又不能不影响他的情绪，所以也有一些哀叹之音，如《自遣》：“独坐还长眺，高歌只自听。雨中苗尽绿，烟外树重青。病之怜形瘦，愁多畏酒醒。芙蓉将烂漫，采采忆江行。”当然，他病困己身，还常包含着“留得病身”（《身病中作》）的宽心，所以他主导情绪还是宁静的，这是其诗的基本情调。许继诗作以五古最多，有人说他“步趋陶谢，胸次既高，非徒摹拟”（《明诗纪事》），有人说他“清丽有则，得三谢之遗意”（《续四库总目提要》）。这些说法皆有一定道理，总的看来，他的五古抒情色彩较浓是其显著特色。
[1] 关于宋濂的生平，可参见《明史》卷128《宋濂》本传、郑楷《宋公行状》（《国朝献征录》卷20）、王袆《宋太史传》（《国朝献征录》卷22）、王世贞《宋太史诗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50）、朱兴悌、戴殿江编《宋文宪公年谱》等。
[2] 《宋文宪公全集》，今存有清嘉庆间刻本，是宋濂著述收罗最为完备的刻本。《四部备要》曾据此刻本铅排行世。在此之前，宋濂著述的版本甚多，其重要版本沿革如下：（1）《宋学士文粹》10卷、补遗1卷，洪武十年（1377）郑济刻本。（2）《潜溪先生集》18卷、附录1卷，天顺元年（1457）黄溥、严埙刻本，集前有王袆序。（3）《宋学士先生文集》26卷、附录1卷，天顺五年（1461）黄誉刻本，是集合《潜溪》前、后、续3集及《文粹》诸书，选择分类，得文600余篇，集前有魏骥序。此集嘉靖间曾翻刻。（4）《宋学士文集》75卷，明正德九年（1514）张缙刻本。其中实有8编，《銮坡集》10卷、《銮坡后集》10卷、《翰苑续集》10卷、《翰苑别集》10卷、《芝园前集》10卷、《芝园后集》10卷、《芝园续集》10卷、《朝京稿》5卷。集前有杨维桢、揭汯、贝琼诸人序。末有张缙后序。据后序云，此本乃宋濂手定，命其子宗燧缮录者。《四部丛刊》据此刻本影印。（5）《重刊宋濂学士先生文集》28卷，嘉靖三年（1524）安正堂刻本，此本乃重刻天顺间黄誉本，将附录2卷计入卷内。（6）《新刊宋学士全集》33卷，有嘉靖三十年（1551）韩叔阳刻本，有嘉靖三十年韩叔阳刻、明末清初递修本。（7）《宋学士全集》32卷，附录1卷，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彭始搏刻本，《金华丛书》曾据此刻本印行，但增加了补遗8卷。（8）《宋学士全集》36卷，今有《四库全书》本。可以说，《宋文宪公全集》是吸收了诸版本之长的集大成者。
[3] 关于刘基的生平，可参见《明史》卷128《刘基》本传、阮元《畴人传》卷29《刘基传》、黄伯生《刘公行状》（《国朝献征录》卷9）、王世贞《浙三大功臣传》（《弇州山人续稿》卷85）、王馨一《刘伯温年谱》等。
[4] 刘基的著作明初曾由其子刘仲璟、孙刘廌分别梓行，有《覆瓿集》24卷、《写情集》4卷、《犁眉公集》5卷、《郁离子》5卷、《春秋明经》4卷。成化六年（1470），戴用、张僖始合为一帙，题名《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共20卷，集前有杨守陈序。卷1《翊运录》，为刘基之孙刘廌等所撰，前有王景序。卷2至卷4为《郁离子》，前有吴从善、徐一夔序。卷5至卷14为《覆瓿集》，前有罗汝敬序。卷15、16为《写情集》，前有叶蕃序。卷17、18为《春秋明经》。卷19、20为《犁眉公集》，前有李时勉序。正德十四年（1519），林温依据成化本重新编刻，题名《诚意伯文成公文集》，仍为20卷。嘉靖七年（1528），方远宜依据林本增修，也是20卷。嘉靖三十五年（1556），樊献科根据文章体裁，重新编次为《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18卷。明末还有《刘文成公集》12卷本，署“钟惺辑评”，似是书商所为。《四库全书》依据成化本收录其书，只是将《翊运录》挪后。现最为流行的是《四部丛刊》本，据乌程许氏所藏明刻本影印。
[5] 论述中所引的小标题及其文字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魏建猷、萧善芗点校的《郁离子》本。
[6] 王袆初著《华川前集》10卷，胡翰、胡行简为序，又著《华川后集》10卷，宋濂、苏伯衡为序。明正统年间义乌丞刘丞既清朝易其谥为“忠文”，又合辑其集，刊刻行世，题名《王忠文公文集》，凡24卷。继而有嘉靖元年（1522）张齐刻本。再有万历三十二年（1604）张维枢刻本，并刻吴宽所撰祠记、李默所撰祠墓记，还附有王绅《继志斋文稿》2卷、王黍《王聩斋诗稿》1卷、王汶《王齐山稿》1卷。收入《四库全书》的就以此刻本为底本。另外，《乾坤正气集》、《金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收有《王忠文公集》，凡20卷本。
[7] 《苏平仲文集》初刻于洪武年间，由林方直编集。分为16卷。此刻本今已不存。再刻于正统年间，由黎谅重刊。此刻本今存。收入《四库全书》的即以此刻本为底本。《四部丛刊》也影印了此刻本。另外，《苏平仲文集》还有清抄本行世，上有清徐时栋跋。
[8] 《胡仲子集》刊刻于洪武十四年（1381），为胡翰门人刘刚及浦阳王懋温所编，凡10卷，文9卷，诗1卷。此刻本今存。收入《四库全书》者即以此为底本。后《金华丛书·集部》、《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皆收入此集。另外，《胡仲子集》还有若干种明、清抄本传世。
[9] 方孝孺为建文帝殉节后，其诗文开始禁之甚严，其门人藏其遗稿，宣德后稍传于世。天顺七年（1463），初刻其诗文，仅有267首，前有林右、王绅、赵洪序，是为蜀本。再刻于成化十六年（1480），凡30卷，前有谢铎、黄孔昭序，末有张弼书后，宁海令郭绅刊刻，是为邑本。正德十五年（1520）顾璘守台时，删并为24卷，梓于郡斋，是为郡本。嘉靖四十年（1561），王可大、范惟一、唐尧据上三刻本，重加审定，有删有补，仍定为24卷，这就是较为流行的定本。《四库全书》收录者正以此刻为底本。这24卷本尚有《四部备要》、《四部丛刊》本。另外，《正谊堂全书》、《丛书集成初编》收有《方正学先生文集》7卷本，《三异人文集》收有《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11卷本，《明八大家集》收有《方正学先生集选》13卷本，《广理学备考》收有《方正学集》1卷本。
[10] 《临安集》，《明史·艺文志》和焦竑《国史经籍志》俱未著录，恐与明代无刻本只有抄本传世有关。现存有数种明抄本，明澹生堂抄本，前有洪武二十九年（1396）钱宰自序二篇，此抄本凡10卷，诗5卷，文5卷。其他明抄本，也是10卷。这几种明抄本，《四库全书》的馆臣皆未见，因从《永乐大典》中采掇编排，参以诸选本所录，厘为6卷。
[11] 据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记述：“《丹崖集》8卷，附录1卷，题曰会稽唐肃处敬著。天顺的刊本，旧为璜川吴氏藏书。前有宋濂、戴良、申屠衡诸序，后有天顺八年平湖沈琮刊板跋。”此刻本大陆已不存，但台湾存有此刻本。今有多种抄本传世，有澹生堂抄本、研古楼抄本、五百经幢馆抄本及其他若干种清抄本。此集按体编次，卷1为赋，卷2为五七言古诗，卷3为乐府、歌行、五言律诗，卷4为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卷5为记，卷6为序、赞，卷7为箴铭、著，卷8为题跋、墓志。附录则行状、像赞、挽章。《四库全书》未著录。
[12] 《密庵稿》，初刻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分甲至癸10卷，甲卷五言古诗，乙卷歌行，丙卷近体五言、长律五言，丁卷近体七言，戊卷近体七言、长律七言、绝句五言、绝句七言，己卷记，庚卷、辛卷序，壬卷墓志、传、行状、说，癸卷跋、诔、祭文、铭、杂著，计诗稿5卷，文稿5卷。集前有戴良序。此刻本今存，《四部丛刊三编》收入此刻本。其稿再刻于隆庆三年，集前有从孙谢瑜、玄孙谢谠、六世孙谢师严序，此刻本不久毁于火。其稿三刻于天启五年（1625），集前又增加了七世孙谢伟序。此刻本今存。这几种刻本《四库全书》的馆臣皆未见，故收入《四库全书》者是《永乐大典》辑本，为8卷。
[13] 《斗南老人集》初刻于永乐年间，由宁王府文英馆所刊刻，集前有宁王朱权序。今存有此刻本，传本甚稀，弥足珍贵。收入《四库全书》者即以此刻本为底本。几种6卷本抄本也似从这刻本过录。另外，还存有姚绶抄本，只有4卷，上有项元汴跋，而无宁王朱权原序，此本显是未足本。
[14] 《尚
斋集》，今仅有《四库全书》本。
[15] 《永嘉先生集》，今有抄本传世，卷内题“胤子规同弟矩敬集，大理寺左寺正严本校正”。此集凡12卷，按体编次，诗9卷，文3卷。集前有宣德二年吴纳序，宣德三年王直序。从中可知其集由张著儿子规编集，严本为之校雠梓行，初刊于宣德年间，此抄本正是从宣德本录出。由于宣德本早已不存，此抄本就显得特别珍贵。《四库全书》未著录其集。
[16] 乌斯道诗文集有二种重要版本，一是《春草斋集》，凡11卷，诗5卷，文6卷，附录1卷，今存有明崇祯二年（1627）萧基刻本，其后附录的名公赞、春草集歌咏1卷为其8世孙乌献明编辑。收入《四库全书》者即以此刻本为底本。《四库全书总目》说其集10卷，诗5卷，文5卷，可能是馆臣计算之误。另一种是《春草斋集选》，文6卷，诗1卷，附录1卷，今存有清康熙年间乌震刻本，这是个选本。
[17] 据瞿佑《归田诗话》载，凌云翰因“坐贡举乏人，谪南荒以卒”，故所作诗文杂著，藏稿于家。至永乐中，其孙始编为4卷。今仅有数种清抄本传世，并附词1卷。收入《四库全书》者也是以一种清抄本为底本。
[18] 《草阁集》8卷，其中《诗集》6卷、《拾遗》1卷、《文集》1卷，今有数种清抄本及《四库全书》本传世。
[19] 《香台集》分上、中、下3卷，每卷诗40首。今仅有抄本传世。明高儒《百川书志》史部传记类著录是集时说：“皇明钱塘存斋瞿佑宗古著。纂言纪事，得百一十题。事关闺阁，辞切劝惩。仍以本事附于题后，傍注系于诗下。资人咏吟之趣，而广见闻之方，庶几咏史之作也。”其记述除诗作数目与今存抄本略有出入外，所说的形式与今抄本相同。诗题均为4字，诗题后有故事，一般七八十字左右，长者达二百余字，短者二十字左右。诗皆为七绝，诗后有注释。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评论是集时说，其注释“疑并佑一人所为，其注非后人所加”。实非如此。据徐伯龄笔记《蟫精隽》卷4载：“予读先生《香台集》，惜其引据奇僻，而无释之者，后学病焉。菊庄（刘泰）乃命予宜为之注，承命三阅月，而书始成。”卷15又载：其诗“引用深僻，讽刺切实，读者不能遍考，每遇事而病焉。予尝为菊庄言之，先生乃命之为训诂。因不惜僭妄，承命考注，阅三月而稿成。凡引书千有余种”。可见，注释实为徐伯龄所为。
[20] 《松雨轩集》初刻于滇南，集前有宣德五年（1430）张洪序、景泰元年（1450）柯暹序。此集凡8卷，以诗体编次。嘉靖中，其裔孙本楷重新梓行，除张洪、柯暹序外，又有陈霆嘉靖十七年（1540）序。今存有嘉靖刻本。清内府《宛委别藏》即据此刻本著录。清知不足斋抄本亦据此刻本。清咸丰年间，劳权据知不足斋抄本重录，并加以校勘，还辑《补遗》1卷、《附录》1卷。《武林往哲遗著》即据劳权抄本著录。《四库全书》未著录其集。
[21] 《观乐生诗集》，今仅存有成化年间四明重刻本，传本甚稀。《四库全书》未著录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