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平议

《花间》词平议

缪 钺

活色生香情意真,莫将“侧艳”贬词人。

风骚体制因时变,要眇宜修拓境新。

固多儿女柔情语,亦有风云感慨辞。

红藕野塘亡国泪,残星金甲戍边思。

淮海清真晏小山,发源同是出《花间》。

滥觞一曲潺湲水,万里波涛自不还。

所谓《花间》词,即是指《花间集》所选的曲子词。《花间集》十卷是五代后蜀赵崇祚所辑,有后主广政三年(940)欧阳炯序文[1]。集中辑录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十八家词五百首。其中温庭筠、皇甫松为晚唐人,和凝仕于中原梁、唐、晋、汉、周五代,孙光宪仕于南平高氏,其余十四人都是仕于西蜀者。(有人认为薛昭蕴即是晚唐之薛昭纬,张泌是南唐人,仕于李后主时。这都是误解。[2]

词是唐代开元以后新兴的一种文学体裁,是配合燕乐而歌唱的曲子词。最初创始于民间,如《敦煌曲子词集》所录者;自中唐以后,文人刘禹锡、白居易等按拍填词,晚唐温庭筠更大力创作(其词传世者七十余首),提高词的艺术风格,遂为此新兴的文学体裁之奠基者。五代十国时,分裂割据,战乱频繁,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但是新兴的词体是富有生命力而不可遏止的,所以它还是能够在适当的土壤如西蜀、南唐这两个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地区滋生起来,出了不少词人与词作,其中颇有杰出者。南宋王灼、陆游都指出这一现象。王灼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碧鸡漫志》卷二)陆游也说:“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渭南文集》卷三十《跋花间集》)可见五代词上承唐代,下开两宋,是不可忽视的。

《花间集》就是选录晚唐、五代(尤其是西蜀)曲子词的第一部总集,所以陈振孙谓其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直斋书录解题》),对后世影响很大。[3]因为《花间集》中多是叙写男女之情的艳词(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作品,详下文)。所以古人或评其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刘熙载《艺概》卷四)。而今人则更多加以责难,如有人说:“作为晚唐、五代词人代表作的《花间集》,几乎千篇一律都是抒写绮靡生活中的艳事闲愁,在他们的词里很难看到时代的影子。”(胡云翼《宋词选前言》)又有人说,《花间集》所录是“专以描写女人为能事的词”;又说:“绝大部分都是蹈袭温庭筠香软词风的后尘,而内容却显得更加颓靡,风骨也尤见苒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第531页)这些评论虽然说出一些表面现象,但是缺乏深入细致的全面分析。现在我们根据词史发展的具体情况加以讨论。

《花间》词为什么多是写艳情呢?为什么没有或很少写到国事民生呢?这是因为,在晚唐、五代词体初兴时,它只是一种为应歌而写的乐府新辞,当“朋僚亲旧或当燕集”之时,词人有作,使唱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遣兴”(陈世修《阳春集序》)。又因为当时唱词者都是女子,词人填词时取材于当前情事,于是多是叙写歌女的容貌、才艺以及词人与歌女的欢聚爱慕、伤离怨别之情,正如晏幾道自序其《小山词》所谓“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这样做,作者与歌者都会感到亲切,而其相应的风格则是清丽婉约。欧阳炯《花间集序》也说出这种情况:“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王灼也说:“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碧鸡漫志》卷一)这是晚唐、五代词人填词时特定的情况。至于对国事民生关怀之情,则发抒于古今体诗中,而不放在词中。譬如温庭筠,史称其“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本传)。所谓“侧艳”者,即是不合雅正之意也。但是温庭筠诗集中却也并不乏雅正之作。其中有同情人民疾苦者,如《烧歌》“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有忧念边防者,如《山中与诸道友夜坐闻边防不宁因示同志》“韬钤岂足为经济,岩壑何尝是隐沦。心许故人知此意,古来知者竟谁人”;有凭吊古迹以寄慨者,如《过陈琳墓》《蔡中郎坟》《过孔北海墓》《过五丈原》;有歌咏本朝杨贵妃事而隐寓讽刺者,如《华清宫二十二韵》《洞户二十二韵》《华清宫和杜舍人》;至于发抒怀才不遇之感愤者,如《寓怀》《秋日》《郊居秋日怀一二知己》之类的诗篇就更多了。但是,这些内容在其词作中都无所反映,其词作如《菩萨蛮》《更漏子》等,都只是写绮怀闺怨(张惠言谓温词《菩萨蛮》有感士不遇之意,乃穿凿附会之说,不可信,论者多已辨之)。再如晚唐另一位诗人韩偓,其出仕当唐、梁易代之际,他尽忠王室,痛嫉强藩(朱全忠),因此遭谗被贬。他借诗篇以抒写悲愤,所作如《冬至夜作》《故都》《有瞩》《感事三十四韵》《安贫》《八月六日作四首》等,既发抒忠愤,又反映现实,沉郁苍凉,无愧诗史;但他的词作如《生查子》《浣溪沙》,所写者仍不外闺情绮怨。就温、韩二人的事例看来,当时人认为曲子词其文小,其体卑,只是酒筵遣兴的唱辞,而不宜用以抒写忧国忧民之情,而这种情怀应在古今体诗中反映。西蜀词人大概也是这个态度。这是词体发展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情况。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怎么还能责难《花间》词人都是写“艳事闲愁”, “很难看到时代的影子”呢?

不过,事物总是经常发展变化的。词体发展初期的《花间》词虽有其局限性,但是它是新生之物,有生命力,在以后的两宋三百年中,词的内涵与风格不断地开拓创新,于是词可以写边塞将帅报国之情(范仲淹),可以写仕途升沉寥落之感(柳永、周邦彦),可以咏史吊古(苏轼),可以发抒政治感愤(苏轼、黄庭坚、秦观、贺铸)。南渡之后,强敌侵陵,忠义之士如岳飞、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陆游以至于文天祥之伦,皆以词作发抒其抗战报国的雄心壮志。及乎宋室倾覆,故国沦亡,遗民故老又以词作写其《黍离》《麦秀》之悲(刘辰翁、王沂孙、张炎)。这许多词作已经不是歌筵酒席娱宾遣兴的小曲,而成为志士仁人抒怀言志的鸿篇,可以上与《风》《骚》同流,而承继六朝、三唐诗歌的优良传统。时会迁移,境界各异,我们不能将这种造诣要求晚唐温、韩诸词人,当然也不能要求五代西蜀诸词人。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避免公式化,乃是我们研治文史所应遵循的原则。

下面我们将评论《花间集》中的具体作品。

《花间集》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冠冕。温词秾丽,韦词清疏,各有其独自的特色。其余诸词人大抵无有显著的个性。《花间集》中所录艳词最多,其中固然有伤于浅露,格调不高者,如“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欧阳炯《浣溪沙》), “山枕上,私语口脂香”(顾夐《甘州子》)之类,但是着笔淡雅,含蓄酝藉,意境较高之作还是不少的。

温庭筠、韦庄所作艳词,如温的《菩萨蛮》《更漏子》等,能叙写精美物象,引人遐思,韦的《荷叶杯》《女冠子》等,能发抒真挚感情,沁人心脾,而其《菩萨蛮》五首,则兼有身世家国之感,又不仅以艳情限矣。对于这两家词的特长,叶嘉莹教授在其所撰《论温庭筠词》《论韦庄词》中有精到的评述,这里不再复述。下面专论温、韦两家以外西蜀词人的艳词(孙光宪祖籍陵州贵平县,今四川仁寿,也是西蜀人;他出仕的南平与西蜀接壤,他与西蜀词坛是关系密切,声气相通的,所以《花间集》选录其词六十首,数量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他算做西蜀词人)。

先看牛峤的《望江怨》:之中,春芜沾湿,征马嘶鸣,行人将发,借景衬情,笔力奇横,别意凄凉。末三句写不忍分离的缠绵之情。况周颐评云:“昔人情语艳语,大都靡曼为工。牛松卿《望江怨》云,……繁弦促柱间有劲气暗转,愈转愈深。此等佳处,南宋名作中间一见之,北宋人虽绵博如柳屯田,顾未克办。”(《餐樱庑词话》,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下文引况氏语,均出此书。)

东风急。惜别花时手频执。罗帷愁独入。马嘶残雨春芜湿。倚门立。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

这是一首写女子送别其情侣的短词。起二句点出春天花时惜别的依恋之情。别后就将孤寂了,所以说“罗帷愁独入”。下边不写情,突然接一个写景之句“马嘶残雨春芜湿”,短短七个字中,写出数种景物,残雨

再看张泌的《浣溪沙》:

枕障熏炉隔绣帏。二年终日两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 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这大概是张泌怀念其所爱女子之词。词中不多从正面写情,而是以景语衬托。不说两年相思之情如何深切,而说“杏花明月始应知”。“天上”两句点出相念之情,但不再说下去,而以“黄昏微雨画帘垂”作结。着笔极淡而含蕴无尽。

再看毛文锡的《醉花间》:

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鸂鶒还相趁。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

这是写女子怀念戍边远人者。开头三句一句一折,点出“添恨”,但未明说所恨者为何事。“春水”二句用景语寓离情,鸂鶒可以雌雄相趁,反衬人之孤独。“昨夜”二句写孤寂情况。末二句始点出怀人,章法灵活。况周颐评此词云:“余只喜其《醉花间》后段,情景不多,写出正复不易。语淡而真,亦轻清,亦沉著。”

再看牛希济的《生查子》:

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这是一首送别之词。上片写清晨送别,情景凄凉。下片“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二句,是男子临别时对其所爱女子说的话,表示离别之后,怀念不忘,因为记得女子常穿着的绿罗裙,以后随处见到碧色的芳草亦将发生怜爱之意,情思甚为缠绵。因碧草而联想到罗裙,古人诗句中曾有之。江总妻《赋春草》诗:“雨过草芊芊,连云锁南陌。门前君试看,是妾罗裙色。”杜甫《琴台》诗也有“蔓草见罗裙”之句。不过,牛希济这两句词是否即是有意运化以上诸诗句呢?恐怕不见得。因为在五代时,还没有北宋末年贺铸、周邦彦有意运化古人诗句入词以逞工巧的那种风气。

再看顾夐的《醉公子》:

漠漠秋云淡。红藕香侵槛。枕倚小山屏。金铺向晚扃。 睡起横波慢。独望情何限。衰柳数声蝉。魂销似去年。

这是一首女子怀人之词。上片写初秋深闺凄凉景况,设色艳丽,饶有画意,仿佛一幅精美的仕女图。下片“睡起”二句略点怀人。“衰柳”二句宕开,因听见衰柳蝉声而联想到去年的“魂销”(指离别之感,用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亦即是去年的离别之情,极有远韵远神。郑文焯评此词云:“极古拙,亦极高淡,非五代不能有是词境。”(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况周颐评顾夐词云:“顾太尉,五代艳词上驷也。工致丽密,时复清疏,以艳之神与骨为清,其艳乃益入神入骨。其体格如宋院画工笔折枝小帧,非元人设色所及。”(《餐樱庑词话》,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

再看孙光宪的《谒金门》: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紵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这是孙光宪与其所爱女子离别之词。起二句深折沉痛,言无论如何亦不能留住也。“白紵”二句回忆从前。下片写乘舟远去。末二句以“彩鸳”“孤鸾”作比兴以衬托自己离别情侣后孤寂之苦。通首用笔峭拔顿折,虽是艳词而有清刚之致。

综观以上所标举的几首词,再加以温庭筠的《菩萨蛮》《更漏子》,韦庄的《荷叶杯》《女冠子》《菩萨蛮》诸词,可以看出,《花间集》中许多艳词的佳作,大抵都是清婉酝藉,情景相生,笔法灵变,有远韵远神,而无尘下浅露之弊,诚如南宋晁谦之所谓“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者(宋绍兴本《花间集》晁跋,转引自李一氓同志《花间集校》),大大提高了敦煌曲子词的艺术风格,而对后世很有影响。北宋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晏幾道、秦观、贺铸、周邦彦诸词人均受其沾溉,绝不可因为是“侧艳”之词而低估其作用。

上文说过,《花间》词人在当时填词的特定环境中所作多属艳词,但也绝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其他方面的词作。当他们凭吊古迹,涉想边塞,羁旅行役,看到异乡风土景物,甚至于感伤亡国之时,也不免偶尔将这些内容写入词中,不过数量不多而已。其中有凭吊怀古者,如

阎选《临江仙》

十二高峰天外寒。竹梢轻拂仙坛。宝衣行雨在云端。画帘深殿,香雾冷风残。欲问楚王何处去,翠屏犹掩金鸾。猿啼明月照空滩。孤舟行客,惊梦亦艰难。(王国维谓此词“有轩翥之意”,见《人间词话·附录》)

毛熙震《后庭花》

莺啼燕语芳菲节。瑞庭花发。昔时欢宴歌声揭。管弦清越。 自从陵谷追游歇。画梁尘黦(音郁,色坏也)。伤心一片如珪月。闲锁宫阙。(王国维爱此词,谓其“不独意胜,即以调论,亦有俊上清越之致”,见《人间词话·附录》)

有写边塞者,如

牛峤《定西番》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 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有写羁旅行役兼及异乡风土景物者,如

欧阳炯《南乡子》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

顾夐《河传》

棹举。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处。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鹧鸪相逐飞。 天涯离恨江声咽。啼猿切。此意向谁说?倚兰桡。独无憀。魂销。小炉香欲焦。(况周颐评此词云:“毫不著力,自然清远。”)

李珣《南乡子》

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有痛伤故国者,如

鹿虔扆《临江仙》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据《十国春秋》卷五十六“后蜀”九“列传”记鹿虔扆事,谓其后蜀时历官至检校太尉。按《花间集》结集于后蜀广政三年,则此词不可能是伤痛后蜀灭亡之作,大概鹿虔扆也曾仕官于前蜀,此词盖伤痛前蜀之灭亡者。)

综观以上所举诸词,题材广泛,风格变化,或激昂悲壮,或清疏淡远,已经突破了艳词的范围,对北宋词也都很有影响。即如今人所珍视的苏、辛词中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在《花间集》中也可以找到先例,如孙光宪《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菰叶长,水葓开,门外春波涨绿。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可见《花间》词人也能在写绮罗香泽之外,偶尔运用词体抒写其他方面的内容,不过他们在这方面用力不多,所作尚少,但是这也总算是一个开端而不容忽视的。如果看到这一方面,我们怎么能说《花间集》都是“千篇一律”的抒写“艳事闲愁”呢?又怎么能说它“内容却显得更加颓靡,风骨也尤见苒弱”呢?

若进而论之,《花间》词之所以可贵,尤其在于它的情思真挚,风格新鲜。正因为当时作者把词看做是应歌的曲子,所以写作时态度真率,称心而言,伫兴而就,不必装门面,摆架子,而都是由衷之言,无有客气假话,正如陆游《跋花间集》(《渭南文集》卷三十)所说:“会有倚声填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这就符合古人所谓修辞立诚之旨。至于风格也都是创新的,因为词是新兴的文学体裁,尚未出现过众所尊奉的权威作者,也没有固定宗派的约束,因此词人可以互相观摩,而不必模仿依傍。正如王灼所说的“各自立格,不相沿袭”(见上文所引)。这时的词如同在大自然中自生自长的繁花众卉,品种虽然高下不同,但都是活色生香,既不是绢制的假花,也不是盆中的“病梅”,使人读起来有一种生意盎然的清新之感,而没有后来宋词(尤其是南宋词)中晦涩、雕琢、矫揉造作之弊。

词的创作始于民间,如《敦煌曲子词集》所录者。《花间》词人则在词的格律方面使之规范化[4],而在文辞、风格、意境方面更有所提高,增强其艺术性,摆脱原始民间词的粗糙率直之弊,遂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吴世昌先生说:

但如《花间》所收,则几乎首首在格律方面已有定型,趋于规范化,而在文字的艺术性方面则珠圆玉润,无懈可击。这些“诗客”都有高度的艺术修养,本来就能做很好的诗,现在把民间新兴的和前代遗传下来的乐府歌辞重加修饰整理,使之格律化、规范化,同时他们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堪为模范的这种新兴词曲——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花间》《尊前》集中的作品,大部分是他们的贡献(《花间集简论》下,载《文史知识》1982年11期)。

吴先生又说:

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一般称赞某人的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这是很高的评价。陈振孙称赞晏幾道的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由此可见,南宋的鉴赏家、收藏家或目录学家以《花间》一集为词的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间》者殆不免“自郐以下”之讥(《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载《文史知识》1983年9期)。

吴先生的论断精辟中肯,切合实际。近三十年来,在“左”倾思想影响之下,故意贬低《花间》词人,吴先生之言给《花间》词人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刘熙载说:“五代小词,虽好却小,虽小却好。”(《艺概》卷四)《花间》词人的作品正处于词体发展的初期,如同幼年花树,虽生意盎然,而尚未壮大。宋代三百年是词体的成长壮大时期,枝叶扶疏,繁花似锦,在内涵与风格两方面较《花间》词都大有所拓展与创新,但《花间》词精美的艺术则为宋代词人提供了无穷的营养,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1985年10月写定
(原载《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

[1] 为《花间集》作序之欧阳炯与《宋史》卷四七九《西蜀孟氏世家》中有传的欧阳迴,是一人抑是二人,后世论者意见不同。吴任臣《十国春秋》“后蜀”卷中为欧阳炯与欧阳迴分别立传,认为是二人,但是亦有人认为应是同一人者。我曾与友人谈及此问题。杨伟立同志撰《欧阳迴、欧阳迥、欧阳炯》一文见示,文中谓,《宋史》之“欧阳迴”, “迴”字应是“迥”字之误,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校勘记中已指出。《宋史·西蜀孟氏世家》中《欧阳迴传》谓其于广政十二年后任翰林学士,二十四年拜相。黄休復《益州名画录》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广政十六年、十七年翰林学士欧阳炯事,与《宋史·欧阳迴传》所记时间吻合。《宋史·欧阳迴传》又谓:“迴性坦率,无检操,雅善长笛,太祖常召于偏殿,令奏数曲。”此条史料盖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长编》原文正作“欧阳炯”。杨同志进一步断定,《宋史》之“欧阳迴”,应作“欧阳迥”,欧阳迥与欧阳炯应是一人,“迥”与“炯”以形近音同而致误,应以“欧阳炯”为是。我认为,以上的说法是可信的。《宋史·欧阳迴(即迥)传》谓其“开宝四年(971)卒,年七十六”。上推其生年应在896年(唐昭宗乾宁三年),而后蜀广政三年(940)欧阳炯为《花间集》作序时年四十五岁,则《花间集》所录欧阳炯词十七首皆是四十五岁以前所作。《尊前集》录欧阳炯词三十一首,其中无有与《花间集》重复者,此三十一首词中可能有其四十五岁以后之作。

[2] 《花间集》中之薛昭蕴,王国维认为即是新、旧《唐书》中所载乾宁中为礼部侍郎之薛昭纬(《庚辛之间读书记·跋覆宋本〈花间集〉》)。俞平伯先生疑其非是,谓:“史载昭纬卒于唐末,而《花间集》列昭蕴于韦庄、牛峤之间,当为前蜀时人。”(《唐宋词选释》上卷)这个意见是对的。《花间集》中之张泌,有人认为即是《十国春秋》卷三十“南唐”十六所载之张泌,后主朝,仕为内史舍人,随后主入宋,及见后主之卒(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按南唐后主在位为公元960年至975年,较《花间集》结集时(940)晚二十至三十余年,仕南唐后主之张泌,其词不可能选入《花间集》。俞平伯先生亦谓,南唐时之张泌,“及见李煜之死,则已在978年之后,距《花间集》成书迟约四十年。且《花间》不收南唐词,自非一人也”(《唐宋词选释》卷上)。其说甚是,故《花间集》中之张泌应是仕于西蜀者,非南唐之张泌也。又按,《尊前集》选录西蜀词,亦选录南唐词,但是《集》中将张泌放在西蜀词人韦庄之后,毛文锡之前,而不放在南唐词人李王(指李煜,李煜降宋后封吴王)、冯延巳一起,可见《尊前集》的编者(宋初人)也认为填词的张泌是西蜀人,非南唐人。

[3] 在《花间集》之外,还有一个唐五代词的总集,名《尊前集》,不著编选者姓名,朱彝尊认为是“宋初人编辑”(《曝书亭集》卷四十三《书尊前集后》),其说可信。《尊前集》选录唐、五代三十六家词,其中有西蜀词人韦庄、张泌、毛文锡、欧阳炯、魏承班、阎选、尹鹗、李珣、薛昭蕴诸人词共七十一首,只有李珣《西溪子》(金缕翠钿浮动)、薛昭蕴《谒金门》(春满院)两首见于《花间集》,其余六十九首皆《花间集》所无者。读《花间集》时可以参看《尊前集》。

[4] 吴世昌先生《花间集简论》下(《文史知识》1982年11期):“再从《敦煌曲子词》来看,其词调大都与《花间集》和《尊前集》等传世调名相同,但因出自民间传抄,写法也有歧异,……其中文字也有参差。如《菩萨蛮》之六,其三、四、八句添了一、二字不等: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这首《菩萨蛮》还未脱民歌粗糙而富于热情精力的原始型式。但《花间集》中即没有这种长短不合规格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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