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偓词
缪 钺
冬郎神似义山诗，雏凤声清旧所知。
沉郁苍凉家国感，如何未见入新词？
自中唐时白居易、刘禹锡等少数诗人开始采用民间曲子词新体，按拍填写，至晚唐，其风渐盛。晚唐著名诗人，除李商隐之外，亦多从事填词，杜牧有《八六子》词，温庭筠、韦庄尤为努力，卓然名家，而另一著名诗人韩偓，亦有数首词流传。但后世论及韩词者甚少，本文即拟补此空白。
韩偓字致尧，小名冬郎，又自号玉山樵人。其父韩瞻与李商隐同年进士，又同为王茂元之婿。韩偓少时颖异，李商隐称赞他“雏凤清于老凤声”（《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韩偓举进士后，入仕中朝，昭宗天复元年（901）拜翰林学士承旨，制知诰。这时唐室衰微，阉宦、强藩更迭乱政，昭宗颇思有所振作。韩偓于颠沛困厄之际，竭尽智谋，效忠王室，昭宗亦甚倚任之，常与谋议。卒因此为强藩朱全忠所忌，于天复三年（903）被贬为濮州司马。当时天下已大乱，韩偓知事不可为，弃官而去，经汉口、湖南、江西，辗转至福建，隐居不仕，于后梁末帝龙德三年即后唐荘宗同光元年（923）卒于南安。
要论韩偓的词，须先了解韩偓的诗。韩偓作诗虽未必有意要摹仿李商隐，但无形中受其影响，在某些方面有神似之处，而又有所发展，不愧为晚唐的名家。但是后世论晚唐诗者，多推重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三人，而忽视韩偓。清末吴汝纶评注韩偓《韩翰林集》，其子吴闿生作跋语云：“韩致尧为晚唐大家，其忠亮大节，亡国悲愤，具在篇章，而含意悱恻，词旨幽眇，有美人香草之遗，非陆务观、元裕之之所及。自来选诗者罕有论列。尝谓七言律诗，古今工者绝少，自杜公外，唐惟樊南、樊川及致尧三家，唐以后惟苏、黄、陆、元四家耳。”其言确有见地，并非过誉。
要了解欣赏韩偓的诗，又牵涉到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自北宋以来，韩偓诗篇传世者有《翰林集》与《香奁集》两种；这两个集子的关系如何，《香奁集》是否韩偓之作，自宋代以来，聚讼纷纭（沈括认为《香奁集》乃五代和凝所为，非韩偓之作，而陈正叔、葛立方则反对沈说），后世亦迄无定论；且因《香奁集》之故，使韩偓受到不应有的非议。
近人徐复观作《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收入其专著《中国文学论集》中，台湾民主评论社1966年出版），根据韩集著录经过及各种版本的情况，广搜资料，详密推勘，得出以下结论：
一、韩偓晚年在福建自编手写的诗稿百余篇，沈括曾在韩偓四世孙韩奕处见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韩偓诗一卷”，盖即此本，也就是今日流行的《韩翰林集》的底子。
二、在上述韩偓自编集中，收入一部分绮丽的诗，但并未另编一集。现行《香奁集》中虽有韩偓的诗，但《香奁集》的本身，非韩偓自己所曾与知。
三、沈括亲自看到和凝《游艺集序》中自称“余有《香奁集》”的话，是可信的。但此所谓《香奁集》，不一定都是和凝自己所作，可能是编辑而成。和凝曾编辑过《游艺》《孝悌》《疑狱》诸集，因此，他选集韩偓一部分较为绮丽的诗，再加上自己的少作，编为《香奁集》，从当时编选的风气来看，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所传韩偓《香奁集自序》，是后人伪造的。自南宋以来，有不少的人以《香奁集》代表韩偓的诗，甚至加以非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徐复观君的论断是可信的。
现在我们来看韩偓诗的特点。他感愤时事，报国无从，唐亡之后，常怀郁结。但是当他发为诗篇时，不是以爽朗之笔直抒激壮之怀，而是以深微、沉郁、低徊、掩抑的笔法与情调以寓其隐痛。如《故都》诗：
故都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塞雁已侵池篽宿，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掩鼻计成终不觉，冯驩无路学鸣鸡。
天祐元年（904），朱温杀宰相崔胤，强迫昭宗迁都洛阳，这时唐朝的宗社已危在旦夕。韩偓远道闻知，感愤赋此。又如《春尽》诗：
惜春连日醉昏昏，醒后衣裳见酒痕。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人闲易得芳时恨，地迥难招自古魂。惭愧流莺相厚意，清晨犹为到西园。
又如《乱后春日途经野塘》诗：
世乱他乡见落梅，野塘晴暖独徘徊。船冲水鸟飞还住，袖拂杨花去又来。季重旧游多丧逝，子山新赋极悲哀。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
这些诗虽然是寻常写景言情之作，但都隐含着故国沧桑之悲，身世流离之感，所以特别显得凄怨沉挚。即便某些断句，如“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惜花》）, “浓春孤馆人愁坐，斜日空园花乱飞”（《避地寒食》），也都很容易引起读者无限惘然之情。韩偓诗的这种艺术风格与手法是与李商隐很相近的。
现在再看韩偓的词作。他的词传世者仅有五首，兹录两首为例：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 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生查子》）
拢鬓新收玉步摇。背灯初解绣裙腰。枕寒衾冷异香焦。 深院不关春寂寂，落花和雨夜迢迢。恨情残醉却无聊。（《浣溪沙》）
这两首词，风格清婉，但内容不过是闺怨离愁，并无深意，读起来也没有渊永的回味，较之韩偓的诗作，很不相同。
根据清人的词论，词之为体，最宜于“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张惠言《词选序》），而韩偓的诗作，正是将其沧桑之痛、身世之悲的“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写于篇章中，“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者，所以能形成一种沉郁、酿至、悲凉的特殊情调，有强烈的感人魅力，也正是吴闿生所谓“含意悱恻，词旨幽眇，有美人香草之遗”者。那么，词之为体，既然也最适宜表达这一种特殊情思的，为什么韩偓未能利用它呢？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从词体的发展变化中去探寻。大凡每一种新文学体裁创建之后，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有不少天才作家从事创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才能够充分发挥此种新体裁的功能。张惠言所谓词最适于“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这种功能，正是在两宋三百年词人不断尝试中得到的。宋词中许多杰作也确能做到这样，形成词体的特美与特长，为后世作者树立楷模。清词许多佳作也是如此。但是晚唐人填词还没有这种经验与体会，当然更不会有意识地这样去做。温庭筠、韦庄在填词方面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温词之长仅在于其能精细地造成幽美之景象，韦词之长仅在于其能深切地直抒自己的情思，并还没有出现张惠言所说的那种境界。因此，韩偓填词时，也不过只是按照当时一般文人的想法，作为应歌之作，偶尔尝试，他自然不会想到将其故国沧桑之痛、身世沦落之悲写入词中。这岂不是很可以理解的吗？
1983年3月写定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