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词体的特质
缪 钺
漫云景物当前语，“要眇宜修”贵细参。
云影天光摇荡处，微言多少此中涵。
苏、辛健笔开新境，言志抒怀体自殊。
须识东坡“韶秀”处，莫将豪放误粗疏。
凡是一种文学艺术，都有它产生的特殊条件，因此，构成了此种文学艺术的特质与特长，同时，也包含了它的局限性。
词是唐代创始的一种新文学体裁。中、晚唐诗人采用民间流行的曲子词体，按拍填词，提高其艺术风格。温庭筠是诗人填词之奠基者。经过五代、两宋三百余年之发展变化，词遂由应歌之作而变为言志之篇，然终有其特点与局限，与诗体不尽相同。王静安先生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这几句话很能说出词的特质。
晚唐、西蜀词多作于酒筵歌席之间，所以“娱宾而遣兴”，为歌唱而作。当时唱词者多是少年歌女，故词之内容亦多是写男女之间的闲情幽怨，作者与歌者都会感到亲切，而其相应的风格则是婉约馨逸，有一种女性美，亦即是王静安所说的“要眇宜修”。南唐冯延巳、李煜之作，扩大堂庑，提高意境。两宋以还，名家辈出，在内容与风格方面都有新发展，苏轼、辛弃疾贡献尤大。这时，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发抒抗敌爱国之壮怀，可以描述农村人民之生活，风格亦变为豪放激壮。词似乎已由附庸之邦蔚为大国矣。
尽管如此，但是在内涵上与作法上，词仍有其不同于诗之处。词是长短句，音节谐美，音乐性强，又因篇幅短，要求言简意丰，浑融蕴藉，故词体最适合于“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张惠言语，见《词选序》），而可以造成“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
，追寻已远”（周济语，见《介存斋论词杂著》）的境界。这是诗体所不易做到的。但是在内涵方面，则又有其局限性。因为词体要受词调的限制，篇幅既短，且须遵守严格的韵律，虽然苏轼、辛弃疾以高才健笔尽量开拓词的内容，作出榜样，但是仍然有许多东西在词中是无法容纳的。譬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诸诗陈述民生疾苦、弹劾暴政的内容，是很难用词体表达的；又如杜甫的《八哀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的内容，也是词体所无能为役的。所以王静安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词体初兴时，形成了婉约的风格。强调这一标准而忽视后来的发展，固然是不对的，但是词终究不宜过于浅露、直率、粗犷。苏轼词的豪放旷逸，辛弃疾词的悲壮激宕，是人所共推的；但是苏、辛词还是保存了词体深美闳约的特点，后世有识的论者往往指出。周济说：“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介存斋论词杂著》）刘熙载说，苏、辛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艺概》卷四）。夏敬观说：“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吷庵手批东坡词》，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这些评论，都是很有见地的。
譬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永遇乐》（明月如霜）、《木兰花令》（霜余已失长淮阔），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贺新郎》二首（把酒长亭说、凤尾龙香拨）、《汉宫春》（春已归来）诸名篇佳什，都是符合上文所引周济、刘熙载、夏敬观诸家所提出的标准的。这些词都是伤时感事、意蕴丰实之作，并非闺房儿女之言，而在艺术风格方面，则于豪宕激壮之中，有韶秀深美、浑融蕴藉之致，并无浅直、率易、粗犷、叫嚣之弊。使人读起来，觉得意味渊永，纵然变化多端，仍不失词体“要眇宜修”之特美。读古人词而欣赏其境界、研究其流变者，正宜在此等处深悟参悟，不必沾沾着眼于所谓“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之不同，而区别泾渭、强分高下也。
本文论词体之特质，只是粗陈梗概，未作详尽阐述。以后我与叶嘉莹教授分别撰写的各篇《词说》中，都将根据具体情况，评述各位词人在其作品中所表现之词的特质。
1985年6月写定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