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编

前言
——谈撰写此书的动机、体例以及论词绝句、词话、词论诸体之得失

叶嘉莹

一

《灵谿词说》是四川大学历史系前辈学人缪彦威教授（钺）与我正在合作共同撰写的一本论词的书。这本书的写作，对我而言，有两点极可纪念的意义：其一是遇合之可贵；其二是体例之创新。

先就遇合之可贵而言。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三十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自幼即耽读古典诗词，此虽由家庭环境之薰习，然亦出于一己之天性。当时每读历代诗词之名篇佳什，总常常会引起我心中一种感发不能自已之情，而又苦于学识之浅薄幼稚，虽恍然若有所得，而未尝能自言其所得。昔《秦风·蒹葭》之诗，有“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之句，我想这就是当年我在阅读古典诗词时，心中所常具有的一种感受。在这种渺茫的向往追寻之中，前后曾经有两本评赏诗词的书，分别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感动：一本是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另一本就是缪先生的《诗词散论》。这两本书的性质，其实并不完全相同。我之阅读《人间词话》，盖始于我还在读书的髫龄时代，而我之阅读《诗词散论》，则已在我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之后。《人间词话》是我在学习评赏古典诗词的途径中，为我开启门户的一把锁钥；而《诗词散论》则是在我已经逐渐养成了一己评赏之能力以后使我能获得更多之灵感与共鸣的一种光照。《人间词话》所标举者，是评赏诗词之际，所当体悟的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衡量及辨析的准则；而《诗词散论》则是对个别的不同体制之韵文与不同风格之作者，在本质方面的精微的探讨。二书之性质既不尽同，我在阅读二书时之所得也并不尽同。不过在我的感受之中，这二本书却也有着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其中最值得称述的一点，就是此二书之作者之所叙写的，都是他们在多年阅读和写作之体验以后的所谓“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这与一般作者之但以征引成说或夸陈理论为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再则，此二书之作者，似乎都各自具有一种灵思睿感，正如缪先生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所说的，“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这正是此二书之所以能使读者在阅读时，往往得到极大之感悟和启发的主要缘故。而更可注意的一点则是此二书之作者在心灵感受方面，似乎原来便有着某些相近之处，古人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诗词散论》之作者在其论王静安之文中，乃能独具深悟，且于篇末对静安先生之自沉深致叹惋。我个人既然自早岁即耽读静安先生之著作，是以在阅读缪先生《诗词散论》之时，乃亦不免常有一种“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其后在七十年代初期，当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之时，遂亦每每引用《诗词散论》中论王静安之语，而我对于此二书之作者，亦更增加了一份钦仰景慕之心。不过自古以来，因读其书而慕想其人的读者，常未必都有能与其所慕想之作者相逢一晤的机缘遇会。昔杜甫之于宋玉，就曾有过“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慨；辛稼轩崇爱陶渊明，在其一首《水龙吟》词中，曾写有“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的想象，又在其一首《贺新郎》词中，曾写有“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的句子；然而就在同一首词的后面，稼轩所写却也是“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悲慨。至于我所钦慕的二位作者，则《人间词话》之作者既早已成为古人，而经过多年动乱之后，我对于《诗词散论》之作者，也早已不敢抱有冀能一见之想。但谁知就在我并不敢抱有一见之想的情况中，却意外幸运地与《诗词散论》的作者不仅得到了相识见面的机会，而且蒙受到极深重的知赏，更进而能开始了共同撰写论词专著《灵谿词说》的合作，这对我而言，当然是极可宝贵的一种遇合。

这次遇合是发生于1981年4月，在成都杜甫草堂所举行的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期间。当时有人曾经把我所写的一篇论杜甫七律的文稿提交给了杜甫学会年会，而当我接到通知信件时，距离开会的日期已经很近，我任教的加拿大的大学，正当学期将近结束之际，本来不易抽暇前来开会，但因为杜甫原是我平日非常崇仰的一位诗人，而且我以前还曾经讲授过杜甫诗专书的课程，何况开会的地点又是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想在如此可纪念的诗圣故居之地，来和祖国的学人交流学习杜诗的心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此便匆匆地订了机票，飞回祖国到成都参加会议。当时加拿大的温哥华正值繁花如锦之季，但我想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在飞机上还曾经口占绝句一首，说：“平生佳句总相亲，杜老诗篇动鬼神。作别天涯花万树，归来为看草堂春。”就是带着这样兴奋的心情，我来到了成都的杜甫草堂，也就是在这次草堂的杜甫学会中，我幸运地见到了夙所钦仰的《诗词散论》的作者前辈学人缪彦威先生。这对我而言，当然是一种意外的惊喜。记得当有人把我介绍给缪先生时，我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早年读过您写的《诗词散论》，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而恰好在不久之前，缪先生也读到了国内刊行的我的一本《迦陵论词丛稿》，因此，缪先生对我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也读过你的《论词丛稿》，你的意见与我很接近。”其后在大会中，我曾提出了有关杜甫七律之演进的报告，并言及我在海外每读杜甫《秋兴》中“每依北斗望京华”之句，辄不禁深怀故国之思，七七年返国，曾写有“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之绝句。先生对我的报告及诗作，亦颇为称赏。当时先生因目疾才动过手术不久，视力受损，行动皆依赖其孙男元朗扶持左右，且大会日程甚为紧张，上、下午皆有会议及讨论，我虽然因侥幸得遇久所仰慕之前辈学人而欣幸无已，然而却因为恐怕先生过于劳累，故除在会场中聆听先生之谈话及讨论以外，并不敢向先生多所请益。岂意先生嘉赏后学，自相遇之次日起，即每日在中午休息时间，令其孙男元朗邀我前往谈讲诗词，我时或妄言己见，先生亦每每加以奖许。而先生在终日讨论及开会之后，更利用晚间余暇，不顾目疾视力之损，先后为我书写旧作诗词横幅二纸，且以旧著多种相赠，临别之日，又书赠七言律诗一首，诗云：“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诗中对我之奖饰，我虽然愧不敢承，然而先生之以“知音”见许以及惜别之情，则使我甚为感动。大会结束后，我曾随与会诸人士至江油县参观李白故居，先生以目疾行动不便，故尔未曾参加。两日之后，我始重返成都。翌晨临上飞机前，特趋谒先生住所辞行，则先生方伏案展纸，盖已在草写致我之书信矣。见我之来，先生甚为欣喜，即将未写完之信稿举以相示，信中先生曾引汪容甫与刘端临相知订交之事以相拟比，云：“昔汪容甫与刘端临闻名而思，既见而相许，不数日而遽别，离索之感，愔结于心。容甫与端临书云：‘诚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百年易尽，而天地无穷，今日之交，乃非偶然，离别之故，又不足言也。’循诵斯书，聊自解慰，并愿与左右共勉之。”又在信中提出合作之构想，云：“如蒙不弃，愿相与合作，撰写评论诗词之书，庶几如汪容甫所谓‘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则尤所欣盼者矣。”夫以先生年辈之尊，学养之崇，而奖励后学，殷拳若此，此种情谊，即使在常人得之，亦将深为感激，何况我自三十年前便已对先生久怀钦慕，其感激之情，当然更非言语可喻。因此，我在飞返加拿大的航程中，就也写了一首七律送给先生，诗云：“稼轩空仰渊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师。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纵然飘泊今将老，但得瞻依总未迟。为有风人仪范在，天涯此后足怀思。”自兹而后，先生与我遂常有书信往来，论学评诗，相知益深。先生既与我共同拟定了合作研究的计划，且经由四川大学向教育部提出了邀我至川大讲学及合作研究之申请。本来我恰好自1981年暑期后有休假一年的机会，只不过因为天津南开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也都已经早就有邀我去讲学的安排，因此，直到1982年的4月中旬，当我把南开及北师大的课程都结束了以后，才有机会到成都来实践缪先生邀我至川大讲学及合作研究的计划。我飞来川大时，随身携带书籍不多，先生总是经常将自己的藏书提供给我作为参考。除共同撰写《灵谿词说》以外，我在川大也讲授唐宋词，每于课前课后，常与先生互相讨论交换论词之意见。一般而言，我与先生的看法大体都极为相近，先生每每称许，以为有“针芥之合”，其偶有不尽相同者，则我亦常是直言己见，先生也不以为忤。先生治学之态度严肃而认真，我每有所作，无论诗稿、文稿，都必先呈先生阅读，指点得失，斟酌损益，即便仅只一二字之更改，往往也使我获益甚多。回想我自己半生漂泊，卅载天涯，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我虽曾以极大之毅力，坚持读书、写作之事，然而每至深宵人静，读书有心得而无可告语，写作有疑难而无可商略之时，亦难免不深怀孤寂之感；昔陶渊明有“欲言无予和”之叹，每一读之，未尝不慨然自伤。而今以忧患余生，何幸竟能得遇素所钦仰之前辈学人，而且对我之知赏爱勉谆恳备至如先生者，这实在是我平生中极大之幸事。昔陶渊明又有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又曰：“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自抵川大后，一个半月以来，我因为与先生合作撰写《灵谿词说》，常相与讨论，其间所获得的切磋之益与相知之乐，都是述说不尽的。这对我而言，自然是一种极可珍贵的遇合。

其次，再就体例之创新而言。缪先生与我合写的《灵谿词说》这一本书，则将是把我国过去文学批评中所经常使用的几种体式，拟图各取其长而将之融会成为一体的一种新尝试。我们合作的原则是，首先以个人读词的心得为主，分别写为韵文形式之论词绝句，内容将包括对于词体特质之介绍，对于个别词人之论评，对于单篇词作之赏析，以及对于前人词论之意见，先以绝句综括所欲论述之要旨，然后再以散文作较为详细之说明。前一部分将具有词话之简明自由之特质，而出之以便于记诵之论词绝句之韵文形式，后一部分则将具有近世词论、词说之论述与说理之性质。至于所论述之对象，则将自敦煌之曲子词开始，历晚唐、五代、两宋、金、元、明迄于晚清之词人及词论为止。在分别撰写之次第上，最初将不受时代先后的拘限，然在最后合编写定之时，则将依时代之先后为编排之次第，使之同时也能具有一种“史”的性质。希望这本书既能因其各为单篇独立之绝句，而有眉目分明便于记诵之长处，同时也能使读者透过这些

单篇的绝句及说明之编排次第，而对于我国词体演进递变之过程、内容及风格之多种特色以及重要之词论，都能有一种纵览的史观及整体的印象。至于在撰写和编定的过程中，则缪先生与我既将有个别的分工，也将有共同的合作。其单篇之论词绝句及附加之说明文字虽将由各人分别撰写，而在写作之前、写作之间与写定之后，则将经常彼此讨论，互相参酌修订，以求其虽在分别撰写之情形下，也仍能保持不重复、不矛盾之整体性与一致性。俟全部写定之后，再将所有的单篇定稿共同加以有系统的整理编排以合为一集。像这种编排的体例及合作的方式，我想不仅就缪先生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尝试，即使在古今中外的文学批评中，这也将是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新尝试。关于这种新尝试之结果究竟如何，特别是我个人的评词之见解与撰写之能力，是否能完全符合前辈学人缪先生之标准和要求，现在虽然尚不可知，但我个人对于这种新尝试在文学批评体式方面之得失利弊，却也颇有自己的一点看法和感想，下面我就将把我个人的意见略加叙述。

二

就我个人过去读书及写作之经验而言，我之学写旧体诗词及阅读古人之诗话、词话与论诗、论词之绝句，都远在我自己撰写评赏诗词之论文以前甚久。当我早年阅读古人诗词时，虽偶或也曾用韵文形式写过一些读诗有得之类的绝句之作，可是当我自己开始正式撰写评赏诗词之作品时，却一直总是采取长篇论文的形式，而从来不曾采用过韵文形式或诗话、词话之形式。然而可注意的一点，则是我的长篇论文也往往喜欢采用古人论诗绝句或诗话、词话之精义为论说之依据，而且有时也偶在论文的篇末缀以自己的小诗以为论说的结尾。即如我曾采用元好问论诗绝句中之“豪华落尽见真淳”一句诗，来作为评析陶渊明之诗与人的依据，也曾采用元氏论诗绝句中“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一首诗，来作为比较谢灵运与柳宗元两人风格异同的依据，更曾在评说李商隐之《燕台四首》的一篇长文之末，抄录了我自己的《读义山诗》一首绝句来作为论说的总结。至于我在说词的论文中之喜欢引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则更是众所共见的事实。由这些例证都可以看出，我一方面虽不肯采用韵文绝句或诗话、词话之形式来写作正式评论诗词的文字，但在另一方面却隐然对这些古老的文学批评形式，也仍然有着深厚的喜爱。这种矛盾的现象，就正好说明了我对这些批评形式，原是认为其既有所长之一面，也有所短之一面的。关于我的这些看法，过去我在自己所写的一些论文中，已曾有过详细的讨论，兹不复赘（可参看拙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二编第一章之《绪论》与第三章之《余论》，及拙著《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中之《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一文，二者皆为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前者出版于1980年，后者出版于1977年。二书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总之，一般而言，中国这些古老的批评形式乃是精炼有余而详明不足；有笼统的概念而缺乏精密的分析；偏重形式方面的文字之美，而忽略逻辑之思辨；有兼容并蓄、得心应手之妙，而难免驳杂琐细、良窳莫辨之讥；有时虽可以探触到诗歌中真正感发之生命，而却不能将此种感受作理念明晰之说明。具有“会心”的读者，虽然可以自此类文学批评中获致共鸣的欣喜，并且可享有吟诵玩味之乐，然而对于初学之未具“会心”的读者而言，有时就不免会产生一种对之莫测高深的困惑。我自己对于这一类批评形式虽亦知其所长，但也知其所短。因此，当我自己撰写批评文字时，便不肯再采用这一类的批评形式。同时，我认为就今日文学批评发展之趋势而言，一则，我们既应当汲取西方文学批评中长于思辨的精密之理论体系，以弥补旧传统中文学批评之所短；再则，我们也应当顾念到后学者之需要，把他们从面对旧批评所产生的困惑中解脱出来，为他们写出详细明白的解说和批评。因此，当我自己撰写评说诗词的作品时，便常是采取长篇论文的形式，而且总是反复说明，叮咛周至。所以当缪先生开始一提出愿与我共同撰写论词之作时，我虽然也曾满怀欣幸喜悦之情，但当先生又提出将以论词绝句之形式来撰写时，我便不免一度产生了迟疑惶惑之感，不过我毕竟接受了先生的提议，而且在撰写中也充满了对于这种新尝试的欣奋和愉悦，这其间，在我的思想中，也曾有一段转变的过程。

在这种转变中，我应该首先述及的就是缪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劝导。本来当先生最初提议我们的合作将采用论词绝句之形式时，我一度曾经推辞说，我向来未曾写过论诗、论词的绝句，恐怕写不好，而且我以为绝句之形式较宜于写景抒情，而并不适于论评说理，何况时代不同，一般人读书、写作，甚至于思想之方式，都已经与旧日的读书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今日写文学评论的文字，而仍采用论词绝句之形式，是否合于一般读者的需要，我对此也颇有疑问。先生对于我的推辞和犹疑，首先加以鼓励，说我平日既然常写旧诗，对绝句之形式极为熟悉，而另外在我的论文中也有不少评论诗词之精义，如此，则以绝句之形式抒写论词之意见，便也一定可以做得好；又说，我们的每首论词绝句之后，都将附以散文的说明，如此则绝句部分，可以收提要钩玄便于记诵之效，而散文部分则仍可以作明白晓畅之评说。听了先生的话以后，我对于自己使用这种新体式的能力虽然仍无把握，但却觉得先生的话甚为有理，就同意了先生的提议。而与此同时，还有属于我个人的另外一些因素，也使我认识到采用这种批评方式，可以有不少简明方便的好处。原来两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把我过去论词的一些文字编辑在一起，出版过一册《迦陵论词丛稿》，因此，近来国内各大学便经常邀我去为同学讲授唐、宋词，讲授的范围始于晚唐、五代，迄南宋末期为止。在讲授时，除注意个别词人之风格特色以外，同时也注意到他们在继承与开拓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其中有些作者，我对他们虽也颇有一些心得及意见，但在过去，却向来未曾写过论文加以评说过；也有些作者，我过去虽曾写了论文加以评说过，但近来在讲授之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体会和意见，于是便有不少朋友劝我把未曾评说过的作者，分别加以评说，也有人劝我编写一册较详细的词史。但近年来我却一直忙于往返国内外，在各地开会、讲课，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写成长篇的论文和专著，因此就想，如果采取这种以论词绝句为主而附加说明的方式，便可以先将自己的一些心得及意见，较为精简地记写下来，如此，则他日如果有暇，便也可自此精简之记叙，引申改写为长篇之论文或专著；如果无暇，则既已有此精简之论词绝句及说明，便也可以向一些对我寄以期望之友人及读者们勉强报命。由于这种想法，便也更促进了我愿意接受缪先生之提议，采用这种精简之形式，与先生共同撰写论词专著之决心。在开始撰写之后，我每草成关于任何一家之论词绝句及说明，都必先录呈先生过目，请求指正。先生则每每予以奖勉，以为我虽是初次尝试以绝句之形式写为论词之作，然其所写尚颇有可观。这种勉励，当然曾经使我在写作中增加了不少信心；而同时在写作之过程中，我自己对于这种新体式的尝试，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逐渐感到绝句之形式，虽然本来只宜于写景抒情，而并不适合于说理，然而用这种形式来写论词的意见，却也仍然大有可为。因为词之为体，原来既最富于精美之意象，也最易于唤起比兴之联想，所以对于词之欣赏，本来就并不宜于只以理性做枯燥之说明，而更重在以感性触发读者之感受及联想。何况在文学批评之传统中，原来也早就存在着一种象喻式的批评，即如钟嵘《诗品》之以“烂若舒锦”评潘岳之诗，以“披沙简金”评陆机之诗，又引汤惠休论颜、谢异同之语，以为“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以迄于晚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之以“画屏金鹧鸪”评温庭筠之词，以“弦上黄莺语”评韦庄之词，便都是此类象喻式之批评的最好例证。因此，在论词之绝句中，如果能避免此种体式之不适于论说的短处，不以绝句做不完整的说理，而尝试掌握此种体式之适于具象之描写及感性之传达的长处，以象喻式批评的直感，结合上绝句之宜于唱叹的富于感发的口吻，便自然可以由所标举之意象及叙写之口吻中，传达出一种批评及欣赏的意见和感受。当然，我们也仍然不得不承认，此种批评体式毕竟有其详明不足和容易流为驳杂琐细缺乏完整之体系的缺点。因此，在每一首论词绝句之后，我们便都将各附加一段散文的说明，以弥补其详明不足的缺点，而且尝试要在最后编订时，使之能具有一种“史”的性质，以弥补其驳杂而缺乏完整体系之缺点。这种撰写计划，可以说是想要把诗与文、创作与批评、旧传统与新论说，都融为一体的一种新尝试。至于论词绝句之体式，是否可以编写为具有“词史”性质的专著，我个人对此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本来一般而言，凡是“史”的编写，都更偏重于发展演进之过程，更适于用散文来叙写，而不适于用绝句来表现。盖因绝句之篇幅过于短小，且有格律之限制，如果只用以传达对某一位作者，或某一篇作品之印象及感受，则这种体式尚有可资利用之长处，但如果要以之从事于“史”的叙写，则此种“绝句”之体式，就弥见其所短了。因为“史”的发展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而短小之绝句则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二者之不同，固属显然可见。不过，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而且如果我们能对每一点的个体的趋向，都以说明文字加以提示，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我之怀有此种理念，已经很久，早在多年前，我所撰写的《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一篇文稿，便曾附加了一个《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的副标题，那就正是我对自己这种理念之实践的一篇尝试之作。我所理想的便是要在个别词人之评赏中，同时也提供一种“史”的概念，不过因为那一篇文字是用散文写的，而且在篇中曾经对这四位作者的词与人都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所以篇幅就不免显得有些过于冗长。而其后我的精力与时间又因忙于其他工作而有所分散，就没有再继续写作下去。如今这种新体式的尝试，又把我过去的理念重新唤起，于是就想在论词绝句的撰写及编排中，也提供出一种“史”的概念，所以我在这种撰写之中，便也感到了一种新尝试与旧理念相结合的喜悦，何况这种论词绝句之形式，还可以予人一种既是批评也是创作的双重乐趣。而这种可宝贵的体验之获得，推其原始就不得不感谢前辈学人缪彦威先生最初对论词绝句之撰写的提议，以及在撰写中对我不断地鼓励。总之，我在这种新体式之尝试中，如果失败了，则自然应归咎于自己能力之不足，而如果能有丝毫之成功，则首先应该感谢先生的提议和勉励。所以对我而言，我之所谓体式之创新与我在前面所叙写的遇合之可贵，这两点可纪念的意义，原是结合而不可分的，至于如先生在给我之书信中所期望的“诚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更是我所深心感激而不敢不勉力为之的。

三

最后我愿再把此一论词之著作所以定名为《灵谿词说》之由来，略加说明。“灵谿”二字，盖取自郭璞《游仙诗》第一首中所叙写之“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谿可潜盘，安事登云梯”之句。郭璞所作《游仙诗》共十四首，托慕神仙，自抒怀抱，当然原有其所寄喻之一份深意。然而此一《词说》之取名“灵谿”，则不过为断章取义，唯取此数句诗中之意象所表现之一种境界而已，与诗中原意可以说并无任何关系。盖词之为体，自有其特质所形成之一种境界，昔王国维《人间词话》即曾有“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之语；缪先生在《诗词散论》之《论词》一文中，也曾说过“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以及“诗尚能敷畅，而词尤贵酝藉”的话。盖以一般而言，词中所表现者，常是比诗更为深婉含蕴之一种情思和境界，更需要读者之细心吟味，才能有深入之体会。而郭璞的这四句诗，其意象之所描述者，便颇近于词中之意境。本来“灵谿”之名据《文选》李善注以为“灵谿，谿名”。又引庾仲雍之《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谿水。”其实“灵谿”之名，原不必拘指其究竟在何地，仅就这一谿名所予人之直接感受言之，便已自有一种深隐潺湲之意，与词中之意境极为相近。而且“潜盘”二字所表现的潜心盘游之意，也与欣赏词时所当采取的细心吟味玩赏之态度，大有相近之处。何况“灵谿”“潜盘”之际，还可以“临源”而“挹”其清波，“陵冈”而“掇”其“丹荑”，则凡属历代词人诸种不同风格之特美，莫不可以探其源而陟其冈，以供吾人之挹掇欣赏，则此中固自有足乐者在也。至于“云梯”之为义，则李善注以为“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故曰云梯”，但郭诗原句云“安事登云梯”，依李善注，则为何必求登云梯，也就是不求升天的云梯之意，如此则与郭璞十四首《游仙诗》中所写的向往神仙之意颇相矛盾，故私意尝以为此“云梯”或可能有“青云梯”之意，以表示隐居求仙，远胜于入世之求仕。不过，今兹《灵谿词说》之取义，则与郭璞诗之指神仙之云梯或仕宦之云梯都并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以谓对词之评赏自有可乐之处，而对于如所谓“云梯”之一切虚夸之向往，则皆有不足道者矣。

我于1982年4月中旬始抵四川成都，除了与前辈学人缪彦威先生共同合作撰写《灵谿词说》以外，还有教学任务，工作颇为忙碌，迄今不过两月，缪先生与我虽已分别各写就论词绝句若干首并附写了说明，然而按原计划言之，则仅不过十分之一而已。先生嘱我先写为《前言》一篇，对计划撰写此书之动机略加叙述，因记述个人所认为可纪念之两点意义，且顺笔叙及我对此书定名为《灵谿词说》之取义的一点想法。盖“灵谿”二字，原为缪先生之所命名，我之所言不知是否有当于先生之意，姑写记之，以俟先生之补足及指正焉。

1982年6月写于成都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十一辑《唐宋文学论丛》,198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