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清谈与晋人的“体玄”精神
主讲人 / 党圣元（2013年4月24日）
［主讲人简介］党圣元，1955年生，陕西子洲县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文艺理论领域的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文学评论》副主编、《中国文学年鉴》编委。
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和大家讨论交流。今天我要谈的是“魏晋玄学与清谈”，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玄学产生于魏晋时期，现在我们一般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它，在当时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老、庄。老、庄在当时是庄、老，庄在前面。玄学在当时并不叫玄学，人们更多地称之为玄远之学，或者“三学”之学。“三学”是指《老子》、《庄子》和《周易》，是当时的主流学说。玄学的称呼是到了南朝时才出现的，作为一科官学，玄学是后来人对它的统称。所谓“玄学”，即玄虚之学。“玄”的概念源于《老子》，《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以外，有一个纯粹抽象的世界，是为“玄”。玄学家以抽象的“无”作为思想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认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产生于“无”。“无”便是老、庄心目中的本体。《说文解字》等字书中解释“玄”为深远难测之意，以《老子》、《庄子》、《周易》为思想武器，确实感觉比较玄远难测。
玄学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从政治方面看，玄学的诞生是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是为了维护曹魏集团的统治。曹丕死后，曹魏政权逐渐弱化，加上九品中正制的施行，朝政被门阀士族把持，朝廷中出现了一种享乐的风潮。为改善朝政，玄学应运而生了。从思想方面看，玄学的诞生是为了填补汉代以来经学的空白。汉代，黄老学说调和儒、道关系，建立起一种话语体系，就像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汉末到魏初，玄远无为的玄学诞生，也是学术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曹魏放弃东汉以来的察举制，选才标准由“用人唯德”变为“用人唯才”，代表着传统的儒家理论走向衰落，名家之学抬头。学者们就人的德行与才能间的关系展开辩论，这就是清谈。到了后期，这种清谈与道家思想配合，认为有名（不完全、有限制的）是臣道，无名（无限制的）才是君道，渐渐发展为玄远之学。
玄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二是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三是西晋玄学，以裴
、郭象为代表；四是东晋玄学，以张湛为代表。到了东晋，玄学和文学、儒学、史学是并列的，其中心话语是本末、有无。从哲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很深奥。但是通俗简化来说，它无非就是思考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的问题。按照现在的学科归类，它讨论的就是宇宙本体论的范畴。从思想内容上来看，玄学所讨论的问题融合了先秦到魏晋、汉魏儒道思想的精华，基本上是用老、庄道论的观点解释儒家的经典，把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也就是所谓的以老解儒，援道入儒。东晋之后，玄学再没有出现什么新的变化，但是在社会中的影响很大，被奉为当时的官学。
玄学是魏晋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它影响了当时一代的社会思潮，对魏晋文学与美学思潮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玄学清谈思潮的产生动摇了以汉代儒家伦理道德为思想基础的文学和美学价值观念，使得先秦道家的美学思想进入文学和美学的话语系统，并且开始发挥其历史作用。我们现在经常说，在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中，文学的价值功能多由儒家思想决定，而其审美功能则受道家思想影响更大。道家的思想影响文学和美学，正是从玄学开始。其次，玄学的产生促进了人文精神的觉醒。相对于汉代的天人感应学说，玄学的产生确实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玄学所讨论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问题，实质上都隐含着人性的问题，它促进了当时人们对自身人性的进一步思考，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庄子学说价值的被发现，更是使得庄子人生哲学中不受世俗羁绊、追求精神超越的思想品质为后人广泛接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的精神面貌。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诗歌、正始思潮、太康文学，再到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歌、南朝诗歌，其中对社会秩序重建的渴望、对人性的呼唤、对人生的感慨，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玄学的思想，玄学清谈在其中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发酵作用。可见，玄学清谈为当时的思想文化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促进了人们的思维观念的变革，甚至是思辨水平的提高。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和文人都陶醉在玄学清谈之中，这带来了整个思想文化氛围的变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诗文、音乐、绘画、书法也格外受到玄学清谈人士的赏爱，他们热衷于通过品评诗文、音乐、绘画、书法来展现自己的才情。在品评过程中，自然要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范畴，中国古代文学、美学批评的一些概念、关键词，大多是在玄学清谈的中介作用下，直接或间接受到老庄思想影响而产生、拓展出来的范畴。
玄学清谈的具体方式，和汉代末年的清议比较接近。东汉取士，也就是选拔人才，主要有察举和征辟两种方法，都比较注重社会舆论。察举就是指一级一级往上推，这就产生了从最基层开始的清议风气，也就是品评人物。到了东汉末年，清议已经不再局限于朝廷取士过程中对人物的品评了。由于政治黑暗不公，不得人心，人们在品评人物的同时，也对朝廷政治进行批判。再加上汉代末年宦官专权，名士与宦官之间、清流与浊流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清议的对象更多地涉及了当时的政治。曹氏执掌政权之后，清议又有了变化。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使得清议的内容主要又变成了品评人物，逐渐转变为清谈。从清议转变为清谈的过程，就是玄学形成的过程。玄学兴起之后，谈风盛行，当时参与玄学清谈的名士都是出身于名门大族，活跃在当时思想和话语舞台上的一些新的知识分子，如何晏、王弼等。这些名士超脱世俗，崇尚清谈，谈论不同于汉儒字句解经的呆板方式，注重抽象思辨，旨在展露自己的学识和才华。根据《世说新语》和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献记载，我们基本可以还原当时名士清谈的场景：他们以学会友，一见面就互相争辩，共同讨论问题，这是当时知识界一道特殊的风景。玄学清谈的方式，一般是分为主方和客方的辩论式，类似于现在辩论赛的辩方和反方的方式。就是先由主方确定谈论的题目，并先阐释一下个人见解，叫作述意或立意；客方由一个或者几个人同时问难，叫作质疑或座谈。对于客方提出的问题，主方要进行答辩；客方再问难，主方再答辩，往返多个回合，直到搞清问题，最终取得共识。如果最后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争执不下，也可以双方都保留自己的意见，再请第三方出面对主方和客方的观点都进行评述综合，力求使双方都能心服口服。清谈的主持者手里必定拿着一个东西作为道具，比如羽扇、拂尘之类，以显示自己的身份——不仅是主持者、组织者，甚至是裁判者。如果在玄学清谈中获得了主持人的位置，身价、影响力便会倍增。这种清谈之风一直蔓延到南朝梁陈时期。参与清谈的名士多为士族，衣食无忧。他们发现《老子》、《庄子》、《周易》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话语资源。通过清谈辩论来评论和发挥“三学”里面所包含的一些理论，而且把“三学”里面的思想观念、资源运用到现实清谈中，若能在清谈中一鸣惊人，那是非常荣耀的事。因此，当时的名士很乐意在“三学”的研究上下功夫，甚至将其作为生活的必需，《世说新语》里就说“三天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当然，他们所谈论的一些抽象的学理，对他们而言，可能并不是非常枯燥的哲学思辨问题，沉浸在这种哲思之中，通过玄学清谈来领悟玄妙的道理，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世说新语》里就有记载，有人因为清谈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甚至有人体质弱，竟然因清谈劳累身心而死。
用敏捷的才思体悟深刻微妙的玄理，并用简洁优美的辞藻表达出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展露自己的才智，玄学清谈成为当时士族知识分子们寻求精神享受的一种工具。这样，玄学清谈就和名士们审美意向的追求、价值理想的实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玄学清谈家通过哲理性的论辩和语言来欣赏、表达他们所推崇的那些哲思的精神之美，在他们看来，学理、学思和学言是自成系统的，只有学理、学思不妙或者不能用学言表达出来，也是枉然。因此，我们看《〈三国志〉注》、《世说新语》里面，大量充斥着对人物的评论和评价，而评价所及，大多是指其在玄学方面的天赋、才能、资质。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一些在玄言清谈方面有天赋的人物，如何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展露自己才华的机会。应该说，两晋时期，最起码就知识分子阶层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视学理、学思、学言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价值倾向，对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对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玄学清谈的名士们特别注重展露自己的个性、情感和才情，有学问才能得到比较高度的社会认可和社会评价，这就造就了重视学问的社会氛围，而这在文人们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文本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我们有必要谈一谈所谓的玄言诗的概念。文学史上所谓的玄言诗，其实和山水诗、游仙诗的界限是很难准确把握的。为什么呢？因为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玄学清谈、玄学思潮的影响，都是在玄学清谈这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气候下产生的精神产品。虽然游仙诗、玄言诗、山水诗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个不同的诗歌发展阶段，但是，就玄学思想的发展而言，它们是处在一个发展链条中间的。按照我们的文学史，从游仙诗、玄言诗到山水诗，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到了山水诗，就把玄言给进化掉了。其实，不管是六朝的山水诗，还是之后更为成熟的山水诗，它们始终未能把自己玄言的尾巴割掉，玄言始终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韵味保留在其中。游仙诗、玄言诗中也不乏山水形象的频繁出现，三者有联系和共性。其差异，主要在于文学性的强弱、审美价值和趣味的不同。它们对山水形象的解读方式和刻画手段不尽相同。仅仅从发展进步的角度来构建三类诗歌形态的发展进程，叙述其差异，显然是不合事实的。我认为，对于玄言诗概念范畴进行界定，对其美学特征进行评价时，首先应该注重文本的确认。玄言诗是在玄学清谈风气影响下所出现的流行语，是两晋时候的一种诗歌类型，其中尤其以东晋时候最盛。它旨在阐述玄学义理，一般来说，确实缺乏新意，而且诗歌语言比较枯燥。钟嵘《诗品》评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是比较准确的。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把玄言诗看成哲学诗是可以的，说它是玄学义理的文学形式改写也未尝不可。
玄言诗在后世的评价不高。由于玄言诗大多佚失，留下的作品很少，它在文学性、审美性上到底糟糕到什么程度，也很难说清。但是，作为一种诗歌创作潮流，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它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气候下的一种产物，清谈名士借此来阐述其学思，排遣其情绪。因此，我们在进行文本欣赏、文学鉴赏的时候可以因为“淡乎寡味”而把它扔到一边不管，可是在考察文人类型、文学精神的时候，就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在东汉的文学作品里就出现了谈学论道的现象，比如张衡的《归田赋》就宣扬了老庄的哲学思想。后来的游仙诗也是宣扬高蹈出世的思想。建安时期的诗歌主题一方面是表达曹魏政权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的希望和期待，表达建功立业的理想；另一方面与玄学相关的诗歌也不少，曹植就写了很多游仙诗。这些作品宣扬哲理、追求学问如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发展成玄言诗了。很显然，借助于玄言诗，我们对汉魏六朝的文人与文化会有更多更明了的认识。
说到玄言诗，我们就不能不谈孙绰。钟嵘《诗品》评孙绰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实抱有很大的成见。以《秋日》诗为代表，我们来看看孙绰的玄言诗。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秋天山中自然景物的变幻，后半部分写的是隐逸于山林之中，逍遥闲逸的生活情趣，表达了超脱世俗的心灵境界。山水是媒介，借助山水的灵气让人领略到玄理的真妙。从文学角度而言，这首诗也自有其审美价值，不能因为它是玄言诗而一味否定。其实，大多数玄言诗都是将诗人自身的生活理趣与玄理哲思相结合，有情有景，有思有理，具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玄言诗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产品，典型体现了当时文人长于说理的特点，从孙绰到王羲之等文人的玄言诗无不如此，其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都值得肯定。
玄学清谈还促进了美学中“清”和“远”概念范畴的形成。东汉以来，形成以“清”和“浊”来评论人物高下的风气。其中，最盛行的是以“清”来品评和肯定一个人的神姿、神态、神勇、神气。到了魏晋时期，用“清”来品评人物就变得更为寻常和普遍了。《世说新语》中记载很多，但含义不太相同，大体是说一个人高雅、清洁、清幽。在诗文中用“清”来评论人物也是很常见的。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大量用“清”这个词汇来评论一个人，钟嵘的《诗品》中也有可察之处。六朝时，在文学艺术品的品评中，“清”也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并产生了大量以“清”为词根的词汇。“远”也是六朝诗歌、绘画品评中的一大审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远”是玄学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作为一个美学的审美概念，在诗人心中，“远”代表一个人追求洒脱、自由、理想、豁达的特点，它需要具备心理上的空、净、素、清、简、旷等。在艺术方面追求“远”的品格，也体现在山水诗、山水画中间，通过山水形象，以及山水的内在所蕴含的生气对其进行艺术的表现。这可以使人产生超越世俗的境界，和当时沉浸在玄学清谈风气中的精神追求是契合的。“远”是玄学清谈风气对美学领域的合乎逻辑的一种延伸，作为一种审美意识，清和远是毗邻而居的，哲学意蕴是一样的，可以组合在一起，所以经常看见它们组成“清远”一词。“清远”代表清幽、淡远，既可以品评一个人，也可以评诗、评文，成为美学艺术风格方面的术语。在钟嵘的《诗品》中，如果评论一个人清远，那说明这个诗人在诗歌方面有独到之处。“清远”对诗人品行和诗歌审美都有一定的要求。
在玄学的发展过程中，言、意之变是个重要的问题，关系到玄学自身认识论的结构。任何一种新的思想的兴起、形成、发展往往都是从认识论开始的。玄学家要创建当时所使用的思想话语体系，在儒家经典的主导背景下，不能完全脱离，另起炉灶，所以往往以注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言意之变和本末之变的问题关乎本体的义理，所以在玄学清谈中，言意之变和本末之变的问题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从哲学的角度跨越了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个范畴。大致上，魏晋玄学的言意之变分为言能尽意和言不尽意两个流派。虽然是哲学的问题，但是和美学、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当时清谈、玄言诗、山水诗、游仙诗、书法、绘画、音乐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言意关系的辨析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左传》、《庄子》、《周易》都有记载。当然，它和后来玄学所主张的得意忘言的主旨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钱锺书先生对此早已有过深入的分析，大家可以学习借鉴。言意之辨对六朝文学、美学的研究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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