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崛起军界

王士珍在晚清军界崭露头角,是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期间。在此之前,进入北洋武备学堂肄业,为他日后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第一节　北洋武备学堂

进入北洋武备学堂是王士珍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在这所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近代化军校里,王士珍不仅学到了现代西方军事理论,而且结识了一批有抱负、有作为的年轻学员,这为他日后的发展铺垫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尤其是与冯国璋、段祺瑞结下的深厚友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20世纪前二十年的政治进程。

北洋武备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设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是李鸿章为扩充其嫡系淮军部队的实力而开办的。

淮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曾国藩的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新军以前清政府的主要国防力量。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无力抵抗,而作为外援的英军尚未赶到。是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总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他所训练、统率的湘军驻扎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淮军被大量裁撤,但仍保留下五万人的规模,后又作为清军主力与捻军作战。吴长庆、叶志超、聂士成等人均是淮军的高级将领。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又肩负起海防重任,并增建了新式炮队十九营,武器配备,营制操练,全部因袭德国成法。于是,淮军的训练任务便加重了。除聘请德国军官李劢协(Lehmayer)来华教习三年以外,并选派官弁七人,随李劢协赴德学习水陆军械技艺,以三年为期,学成回国后分拨各营教练,这是中国在役军官出洋学习的最早记录。淮军虽然派员弁出洋,吸收兵学新知,却仍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必须做大规模地传习方可。适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议和之后,有一批前一年聘雇的德国军官留在天津。周盛波、周盛传乘机禀请李鸿章,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于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

李鸿章认为可行,就在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五日(1885年6月17日)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内中阐明了创办北洋武备学堂的目的:“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当其肄业之初,生徒比屋而居,分科传授,其于战阵攻守之宜,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而枪炮之运用理法,步伐之整齐灵变,尤为独擅胜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从学习西方的军事教育制度入手,改变只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与敌作战的现状,最终达到提高清军士兵战斗力的目的,这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武备学堂的最初想法。朝廷允李鸿章所请,遂设校址于紫竹林,定名为天津武备学堂,习称北洋武备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以道员李宗濂为首任总办,以荫昌为首任会办,军事教习多聘用德国退役军官。学堂初设步、马、炮、工程四科,1890年后增设铁路科。课程设置分学、术两科,学科教授中国经史、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学、化学、战法、兵器等;术科教授马、步、炮队操演阵式,枪炮技艺和营垒工程等。学堂取德国教学法,注重实际演练和考核。每日教习以德语授课,学生靠翻译听讲。隔三五日到军营一次,演练筑垒、操炮技术和步、马、炮、工各队攻守战法,检验所学军事知识。

北洋武备学堂定有完整的学规,对学员在校期间的各种活动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择其要者,一是注重学员的精神教育,其第五条规定:“每日由汉教习摘录经史一则,书于黑板,令诸生照录,讲解透澈,感发忠义之心。”第二十九条又规定:“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概不准偷看。”二是严格考勤纪律,其第十条规定:“该学生一日不到,即少一日之课程,倘有托病及借故不到者,记过一次;如有一月之中无一日间断者,即记功一次。”三是严格考试制度,其第十二、十四条规定,每一个月小考一次,称为月课;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称为季考;一年期满,大考一次。四是明确了考绩奖励制度,其第十四条规定:“考列优等者,遇有哨官、哨长缺出,先尽拨补;如本系哨长,记升哨官;本系哨官,循资作为帮带。”光绪十二年六月的《续订章程》中又进一步:“考列一等者,遇有哨官、哨长缺出,先尽拨补;如本系哨长,记升哨官;本系哨官,即擢为帮带。”去掉了“循资”两个字,突出了考绩的作用。这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力图打破原有“循资”晋升的惯例,是为建设新式军队的衅端。

北洋武备学堂被当作培养将才的场地,即所谓“陆师将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洋武备学堂被焚毁。

首期学员

北洋武备学堂的学员都是从淮军中选拔的“精健聪颖”弁兵,首期约有一百人,以后更番迭进。王士珍应是首期学员的一个,《行状》中说:“光绪十一年,直督李公鸿章奏设武备学堂于天津,檄各军选送学员。公遂解军职,入武备学堂肄业,三年期满,仍回山海关督办随营炮队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的学规最初规定训练期限为一年,毕业后发回各营任用。学习优等者,留堂做帮教习(助教),或回营做教师,转相传授,使得淮军各兵营“全晓西洋近日行军制胜之方”。北洋武备学堂开办不久,学员名额由原来的一百多人增加到三百人,学制由原设一年改为两年,然后又改为三年,课程安排也渐入正轨。中国当时无后膛快炮及海岸要塞各种重炮,所以对于炮术的训练特别重视。

王士珍在北洋武备学堂肄业三年,期满仍回军中效力。与王士珍同为首期学员的段祺瑞、冯国璋,经历上却有很大不同。王士珍入北洋武备学堂时,年已二十三岁;那一年,段祺瑞二十一岁,冯国璋二十六岁。段祺瑞是从山东威海军营被推荐入武备学堂的,肄业三年期满,以最优等奉派赴旅顺监修炮台,后又被派赴德国留学。作为“老大哥”的冯国璋,则是从驻扎大沽口的淮军军营走进学堂的,求学期间他还回到家乡河间参加科举,考取秀才第一名;又参加了顺天乡试,未中,才又返回武备学堂继续攻读步兵科。因为参加两次考试耽误了上学时间,他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毕业,因考试成绩优秀而留在学堂当教习。

北洋武备学堂的影响还在于它带动了其他武备学堂的创办,两广总督张之洞援例经奏请在广州设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淮军系还创办了两所随营学堂,即威海卫武备学堂和山海关武备学堂。山海关武备学堂是直隶提督叶志超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前后创设的,校址在天津山海关防营,课程以枪炮操练技术为主,王士珍就是在这里任教习的;而自德国学成归来的段祺瑞则在威海卫武备学堂任教习。

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学生多数成为各省新军骨干,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北洋派的首领。因为在以后的内容中还会经常出现北洋武备生的名字,兹将北洋武备学堂肄业者中之著名者且与王士珍关系密切者开列如下:曹锟、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李长泰、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何宗莲、田中玉、雷震春、言敦源、卢永祥。

“北洋三杰”

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的关系都很不错,他们三人还有“北洋三杰”的美誉,他们又都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同学,故而在此先交代一下他们的关系。

“北洋三杰”的说法是在他们三人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后出现的。“清季中日之役,国威新挫,朝野岌岌图强,特诏前总统项城袁公,创练新建陆军于天津小站,精整票姚,为诸省冠,实为袁开基之始。究其著速效者,袁公盖得三人焉:曰正定王公、合肥段公、河间冯公,世号‘北洋三杰’者也。三人者,雄才并驾,壁垒斩新。而运筹密勿,进退群才,纲目宏纲,肆应不器,尤王公一人是倚,余子或莫敢望焉。”小站练兵,我们下面还要专节叙述。时人将他们三人并称,这本身就表明他们之间是存在着某种默契的。

冯国璋的四子冯家迈回忆说:“我父亲和王士珍、段祺瑞三个人号称‘北洋三杰’。从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起,就是同学,并且还成了结义兄弟(我父亲居长,王居次,段最小)。后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他们又开始在一起做事。因此,他们之间的感情,向来是亲密融洽的。他们三个人中间,我父亲和王士珍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关系,在我父亲就任代理总统以前和段祺瑞也还是友好无间的。”原来,他们三人还是结拜兄弟,无怪乎要以“北洋三杰”称呼他们。但是,“北洋三杰”的称号据说却是外国人赠给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跟随袁世凯驻扎在山东的武卫右军举行秋操,观操的德国胶州总督称他们为“北洋三杰”。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北洋三杰”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分歧。王士珍仍然回到叶志超的部队,充武备学堂教习;段祺瑞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被派往德国留学,先入军校,后又入克虏伯炮厂实习炮工,归国后才去威海武备学堂担任教习;冯国璋先是留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教习,光绪十九年(1893年)入聂士成军中当幕僚。直到袁世凯练兵小站,他们三人才又聚到一起。

段祺瑞

1. 吴长庆(1834—1884),安徽庐江人。曾率庐江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军,所部被称为庆字营。先后任正定镇总兵、浙江提督,1882年奉命率部赴朝鲜镇压兵变,袁世凯当时就在他的军中。
2. 周盛传,字新畲,安徽合肥人,是淮军的重要将领。光绪元年受任天津镇总兵,驻军城东小站。因小站开通新河九十里以达大沽海口,分辟小河十数支,上接南减运河,减河左右开沟渠,俾农民易于引灌。又于小站下开横河门,建桥闸三十余处,分运河盛涨,下汇海潮,借淡刷咸,得稻田六万余顷。濒河两岸,田亩悉变为斥卤之旧,民利赖之。至今小站犹有“周公祠”。
3. 转引自姚锦祥:《论北洋武备学堂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4. 李宗濂(1832—1901),江苏金匮人。出身监生,官至户部员外郎,后入李鸿章幕府,率军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5. 荫昌(1859—1928),满洲正白旗人。清末陆军大臣;民国建立后,曾任总统府侍卫长、参谋总长、参议院参议、将军府将军。
6.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7.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8.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9.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10.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续订章程五条》,《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11. 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一卷)》,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2. 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
13. 段芝贵,安徽合肥人。晚清时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统制、署理黑龙江巡抚;民国时期陆军第一军军长、湖北都督、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
14. 陆建章(1862—1918),安徽蒙城人。晚清时任北洋陆军第四镇第七协统领、山东曹州镇总兵、广东高州镇总兵;民国时期任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陕西督军、总统府高等顾问。1918年7月,被徐树铮诱杀于天津中洲会馆。
15. 李长泰(1862—1922),直隶武清人。清末曾任北洋陆军第六镇协统;民国成立后任大名镇总兵、冀南镇守使、陆军第八师师长、步军统领衙门统领。
16. 鲍贵卿(1867—1934),辽宁海城人。清末任北洋陆军第二镇步队第四协统领;民国成立后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北京陆军讲武堂堂长、黑龙江督军、吉林督军、审计院长。
17. 王占元(1861—1934),河北馆陶人。曾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统制,民国成立任第二师师长、湖北督军兼民政长。
18. 何宗莲(1861—1931),山东平阴人。清末历任新建陆军左翼步兵第二营哨官及管带、北洋常备军左翼第一营营长、北洋陆军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第一镇第二协协统;入民国后任大总统侍从武官,晚年从事慈善事业。
19. 田中玉,直隶临榆人。晚清时任兖州镇总兵、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民国成立先后任代理山东民政长、陆军第五师师长、陆军部次长、察哈尔都统、山东督军兼省长。
20. 雷震春(？—1919),安徽宿州人。早年入新建陆军,累迁至江北提督、陆军第七镇统制;民国成立任河南护军使、第七师师长、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
21. 言敦源(1869—1932),江苏常熟人。清末任长芦盐运使;民国成立后任内务部次长、代理内务总长。
22. 卢永祥(1867—1933),山东济阳人。晚清时历任北洋陆军第二镇标统、第六镇第十一协统领、第三镇第五协统领;民国成立任陆军第十师师长、淞沪护军使、会办江苏军务、浙江督军。
23. 贾恩绂:《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墓志铭》,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