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泉涌微澜
左冲右突
湖南新晃大坪坡小学“免费午餐”今日就餐41人，菜单：肉炒萝卜丝、煮鸡蛋、红烧土豆块。米10×2.2＝22元；肉3.2×13＝41.6元；蛋41×0.7＝28.7元；萝卜6×1＝6元；土豆6×1＝6元；油1.3×7.5＝9.75元；柴40×0.2＝8元；计122.05元，人均2.98元。星期五不上课。祝大家元旦快乐！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
湖南新晃大坪坡小学官方新浪微博
麻烦来了，很快。
我们刚离开黔西不久，媒体对沙坝小学开餐的报道，引发当地教育部门的不满。有官员辩解说，当地人一天就只吃两顿饭，所以孩子们也只吃两顿饭，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他似乎不认为这是需要解决的儿童饥饿问题。《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微博上群情激愤，网友们大骂该官员无良。
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个变故，认为我们当时欠缺考虑，或许事先沟通一下教育部门会更好。但也有伙伴称，如果我们事先沟通失败，教育局不让在这个学校开餐，或许连这个机会都会丧失。
但不管如何，我们和黔西教育局已经出现裂缝——这或许是致命的，如果丧失当地教育部门的支持，我们很难开展下一个学校的工作。复制和推广将变得渺茫。
沙坝小学的方坤友校长委婉地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压力——有官员甚至批评他招惹了一大帮声名在外的调查记者来到黔西，可能会报道当地诸多不足和问题。但他告诉我，他不会放弃，因为孩子吃饱饭，上课就有力气，学习成绩就能提高，孩子们脸上有了笑容，这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免费午餐”在贵州继续推进，必然要遇到一些阻碍，如果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早就不依不饶和这个县干上了，但我现在做公益了，目标是做事，需要尽量避免争吵。我决定一方面继续在互联网上造势，另一方面看看寻求其他地方有无突破。
多年的积累在这一刻帮助了我。
此前曾与我联系过的河南《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带着自己母校艰苦依旧的照片，回到郑州号召同事们捐款，随即又返回学校，请人给孩子们做饭。
4月8日，河南省鲁山县观音寺乡桐树庄小学150名小学生，吃到了热气腾腾的午餐，而之前，这里的孩子带一次馒头要吃一个星期。
报道出来后，反响热烈。朱电话我，请我去河南看看。《大河报》决定在鲁山再开一所学校，这将是“免费午餐”第三所学校。
既然贵州不顺畅，那我们就转去河南，《大河报》是河南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将对我们的计划提供巨大帮助。我致电胡舒立老师请财新传媒支持，她安排了一名叫周凯莉的记者随同采访。
4月14日，我们从郑州赶赴鲁山。凯莉突发奇想，她可以拍卖她身上的一些物品来帮助筹款，她的照片被我发在微博上，获得欢迎。
这样，她的绿色围巾、小外套等一一被拍卖。有人看中了她的墨镜，也要买，她犹豫了下，毕竟是前男友送的，问我意见，我还没说话，司机小伙儿都在起哄，举起右手，喊着“卖掉，卖掉”。
咬咬牙，凯莉同学决定卖掉那副墨镜，一名网友花5000元买下送给上海一个叫王思璟的财经记者。结果，王同学很感动，也想拿出东西拍卖。
在私信里，她问我卖一个戒指怎么样。我问她，有什么特别价值吗？
她说，她妈妈送给她的，让她结婚时候戴。她还没有结婚，这让我吃了一惊，觉得这也太隆重了，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物品。她最后选出了一串大颗珍珠，拿出拍卖。
凯莉同学的义举感动了她的单位领导，领导决定花8000元买下思璟的珍珠，转送给凯莉。两名女记者一来一往，温馨温暖。
到了鲁山瓦屋乡第五小学后，我们看见了一排破旧的平房，像我南方家乡上世纪80年代的校舍，孩子们正在上课，村民们在一个新建的简易厨房进进出出，帮助做饭。
年老的校长敲响屋檐下一块悬着的生铁，宣布下课。开饭了，孩子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打饭，回到教室里狼吞虎咽，看上去很满足，老师们不停提醒他们不要着急，不要噎住了，“慢点吃慢点吃”。
我站在门口，看孩子们狼吞虎咽，百感交集。凯莉从孩子堆里走出来，很认真对我说：“飞哥，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下午，我们驱车去看了河南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厨房是锁住的，校长也没有钥匙进去，他说最重要的是厨房和食材的安全。我们讨论了蒸饭车的问题，决定采购一批蒸饭设备，减轻厨工负担，帮助他们更专注地做好菜。
回郑州的路上，在广州的刘嵘在一条微博上称，他要搞搞新创意，再一次支持我们的“免费午餐”——在随后24小时之内，每人转发这条微博一次，他就向我们捐款9元。这个创意令网友们简直疯狂，动动手指，转条微博，就可以为孩子们争取3顿午餐。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动员更多网友参与。回到宾馆，我给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和《时尚芭莎》主编苏芒去了电话，请他们帮助我找一些明星，动员他们的粉丝来转发。
当天晚上，整个微博变成了“免费午餐”的海洋。看着数字往上狂飙，我不免替刘嵘担心，电话问他是否扛得住，他很淡定，说没问题。
没问题就好，我再电话马伊琍等几个朋友，他们二话不说就冲上去了。
最后，微博转发达到了10万多条，我发现至少有一万转发很奇怪，异常干净，连腔调格式都很统一——我的技术顾问们告诉我，这应该是水军在灌水，连一向唯利是图的水军也来帮忙转发，这令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激。
但这违反了游戏规则，我再次电话刘，告诉这个事实，请他扣除水军的无效转发部分，刘说不要紧，他都认。最后，刘嵘履行了承诺，向“免费午餐”捐款高达90万元，他由此被媒体称为“微博首善”。
贵州。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和沈雁冰兵分两路后，他在贵州打开了缺口，并建立第一块集中根据地。
3月27日别后，他带着一个叫许康平的摄影记者跑了黔西、纳雍和大方三个县，共8所山村学校。
贵州民谚称，“天无三日晴，人无三纹银，地无三尺平”，指贵州天气易变，天晴两三天又下雨，不是太热也不会太冷，经济贫困，人民身边无细软，且是喀斯特地貌区，山高路不平坦，几乎没有一块连起来的完整平地。
还有一句是“纳威赫，去不得”，说的是毕节地区的纳雍、威宁、赫章三个县很贫穷，山高路远出行不便，不能去。
纳雍大山里，漫山遍野都是大面积裸露的石头，没有泥土，也没有植被。石漠化就是植被退化，暴雨冲刷后水土流失，令本来贫瘠的山地无法耕种——一些村民家里种的土豆、苞谷还不够自己吃，这让他们重新回到温饱线上。
国家一直在说要清退代课老师，可是贵州大山里每所学校都有代课老师，师资匮乏，一个老师什么都要教，这叫“包班”。一般的代课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是60块钱。雁冰发现还有一些代课老师没工资，家长用帮代课老师家干农活或给土豆玉米换来孩子的教育。
大山里的学校破败，孩子大多数穿得很脏，衣服破旧，一些孩子常年穿一件衣服，一季一换，一双解放鞋穿到破，破了家里才给再买一双，再穿到破。一些孩子的书包是编织袋改造的，丢沙包用的玩具是一块用布包裹的石头。
没有一个孩子是骑自行车的，他们需要翻山越岭，还有攀爬陡壁、过河，天气恶劣，就只能请假。去学校，大多数孩子要走1～2小时山路，一天来去就要花去3～4个小时。有孩子放学走到半路，找块石头，先做作业——他们说，回家天就暗了，爷爷奶奶不舍得开灯，回到家不是得放牛放羊，就是背着草篓上山割猪草。
因为集中孩子上学，一些学校教室满满当当，下课时孩子必须踩着凳子爬上课桌才能出来，让人心酸。更令人吃惊的是，还有学生没有凳子，站着上课。岩上小学有20多个，场坝小学有10多个。
终于无法抑制，雁冰开始向陪同他们一起去学校的乡党委书记发飙。他问，改革开放都30年了，你一个党委书记，竟然连学生的凳子都没解决？再穷，也可以做几把木头凳子啊！
或许没有想到一个戴眼镜的憨厚书生会当场暴怒，书记大脸冒汗，语无伦次：“一定一定，正在解决正在解决。”
雁冰注意到一个站着的男孩，7岁，陈文祥，他甚至连课本也没有。而他的姐姐、10岁的陈文菊也同他在一个班级读书。
他们的家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石头砌成的屋子，只有10平方米。没有屋顶，只是用尼龙纸和树枝遮盖。下雨时，漏水严重，一根木头梁上挂着一把破旧的雨伞，用来挡水。伞下是一张用凳子和木板搭成的简易床，占了这个家一半的空间。
他们的父亲叫陈绍华，30出头，小学三年级辍学，在中国多个地方煤矿挖煤。28岁回家，为妻子和孩子们盖了这个小房子。他买了一匹马，挂上拖斗，在山路上帮人运东西，有活拉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五六十元。
妻子在家里，靠4亩山地生活，一年收获1000元。
傍晚，孩子的妈妈正在煮一锅青菜，没有一丁点儿油，这是他们一家人的晚餐。大米买不起，只是过年吃一次，他们的食物是苞谷饭、酸菜、芸豆汤，这些都是自家山地里种的。
在电话里，我们开始讨论如何说服浙江人给贵州孩子捐款——杭州市民为什么要关心千里之外的事情呢？我们敏锐地发现这些县的劳动力早年流向珠三角，后大多流向长三角，很多就在浙江。
纳雍县羊场乡政府提供了一份材料表明：这个乡6000多个外出务工人员中，至少有40％在浙江。
我们很自然找到了这个切入口。他们，大量贵州乡村劳动力为浙江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在他们身后，自己的孩子还在为午饭发愁。我们是不是该为他们身后留守的孩子做点什么？
4月2日，我们在贵州沙坝小学动手开餐。次日，蓄势已久的《都市快报》组织了多个版面，一组报道奔腾而出。
一个版，是一张孩子饥饿的大幅照片文图报道，内版则是三篇深度调查报道，它们分别是《米饭管饱，一天一个鸡蛋，周五有肉，多所学校吃上了“免费午餐”，孩子不用再饿肚子上课了》《“免费午餐”的背后：三十年前很多孩子没中饭吃，现在没中饭吃的孩子还有很多》《山顶上的学校：4个代课老师和189个学生》，全方面介绍了山区学校“免费午餐”公益项目。
《都市快报》总编辑杨星特意在头版重要版面安排主图导读。
杭州沸腾，无数电话打进报社办公室。雁冰写道：“当天下午2点到5点三个小时，我就接了77个电话，平均2～3分钟一个电话，放下就响起，真的是没时间喝口水的，连上洗手间都得让同事帮忙接电话。”
杭州，自古以来富饶地，一些父母都在担心孩子营养过剩，当他们看见中西部一些贫困山区孩子还深陷饥饿，需要的只是一餐热腾腾的午饭，怎能不为之震撼。
一个71岁的老人，替3周岁不到的外孙捐出924元，捐助3个孩子一学期午餐费；一位做服装生意的陈女士说，她有很多童装，想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另外再捐1万元。一些读者打不通电话，想方设法找雁冰的手机号码，说“无论如何要算上我们一份”。这些电话来自全省各地，宁波、温州、金华、嘉兴、衢州等地。
我们如此激活一座城，一个省，令《都市快报》惊叹。副总编姜贤正说：“千万不要辜负了读者的热心，我们一定要把好事做好，而且要做到底。此外，这些钱一定要公开透明，这样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
接下来，《都市快报》每天在报纸上向读者汇报募款进展，捐助的人越来越多。
三天，获捐409,836元。
原计划，这些捐款是要流进“免费午餐”基金，但杭州市慈善总会承诺不收捐款的管理费，我无法说服社会福利基金会放弃管理费，只好答应他们的捐款转入慈善总会，但我们约定共同构造“免费午餐计划”，《都市快报》项目和“免费午餐”基金齐头并进。
雁冰说，这次贵州行令他变得很柔软，不停在电话里向人说谢谢。第二天，他接到了一个特别的电话。一个人用很生硬、缓慢的普通话说：“你们报道得太实在了，我就是那里的人。”
他继续说：“我看到你们报纸上说的那句话——他们为浙江的发展贡献力量，我们是不是该为他们的孩子做点什么？我哭了。我们在浙江打工的都很不容易，你们这样惦记着我们，我要替老乡，谢谢你们！”
雁冰仔细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康成富，贵州黔西县雨朵镇雨朵村村民，33岁。挂掉电话，他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4月10日，雁冰再赴贵州纳雍，他在帮助一个小学“免费午餐”开饭外，还实地走访了纳雍县昆寨乡、左戛乡、锅圈岩乡的10所山村小学，大多数是苗族彝族孩子。
同一天，一个叫梁靖的旅德设计师给免费午餐设计了一个小女孩吃饭的Logo——女孩双手捧着大饭碗，眼睛眯成一条线，很快乐。第一眼看见它，我不禁泪流满面，让孩子快乐和免于饥饿，这就是我想要的，想实现的。
梁靖看见我的评论，也很感动，声明要把这个Logo捐赠给我。我很意外，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礼物，我会珍惜并慎重使用它，竭尽全力推动“中国贫困山区免费午餐计划”。
四天后，由《都市快报》捐助的第一所学校——昆寨乡岩上小学开饭，274个学生第一次吃到午饭。陈文菊和陈文祥姐弟排着队领到热腾腾的米饭、鸡蛋、白菜、豆芽汤，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得碗底朝天。
“免费午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苗族村寨，村民们身着传统的苗族服饰，站在太阳底下，一直等到孩子们开饭。“免费午餐”开饭，成了全村的节日。
最令大家惊喜的是，有了午餐，学校辍学的孩子回来了。4月18日，岩上小学开饭第四天，校长给雁冰打来电话，他简直是大喊大叫——学校开饭后，有3个学生重新来上学了。
“因为有免费的午饭吃，接下来会有更多已经辍学的学生重新回学校上课的。”昆寨乡党委书记在开饭当天，就说，“这里的学生很快会超过300个。”
没想到刚开饭四天，就实现了他的预言。
一名志愿者道出原因：孩子们平常在家里大都吃的是苞谷饭和酸菜汤，在这些学校，可以吃到一份有米饭、芸豆酸菜汤、鸡蛋的午饭。
村里一些孩子在其他学校的，也被父母带回了这个学校。我们发现，外村的一些孩子也被午餐吸引过来了，他们宁愿每天多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这让附近的新联小学的校长很焦虑。
这个学校，地处纳雍县羊场苗族彝族乡的大山深处，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已经流失20多个学生。
校长很忧虑，他说，如果学校里也有午饭，孩子还会回来的。这让我们深感压力，我们必须要尽快覆盖更多学校。开餐！开餐！
《都市快报》决定对口资助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纳雍县，先照顾整个县的乡村学校的孩子们。但一所学校的开饭，需要做大量工作，包括学校考察、与乡政府协商、寻找合适的厨师等，远在杭州的媒体显然没法亲力亲为，必须联合当地社会力量。
必须要找外援。
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有声誉的民间组织——“爱心纳雍”，他们的领导者叫“老兵”，是一位曾驻西藏的退伍老兵。他把一个小规模的论坛，发展到有300多位义工的公益网站，主要成员是纳雍当地人，还有一些是在外省的纳雍人，以及一些来自北京、广东、浙江等地的摄影师、驴友，他们持续帮助当地的贫困孩子。
义工们富有经验、尽责，做每一个学校前，都会实地调研，他们称之为“免费午餐项目背景调查”，写出详尽的前期考察报告，大到村寨人口、地质环境、学校覆盖范围、学生人数、师资构成（包括多少个代课老师），小到一个班级的男女生比例、班主任电话、有多少个学生吃不上饭等。
考察后，如果义工们认为，当地具备开办食堂，为孩子提供就读期间午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会与学校及村民沟通落实。
岩上小学也正是在这一群义工的协助下开餐，建立了一个模式。
首先，“爱心纳雍”的义工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作出预算：岩上小学“免费午餐”第一笔启动资金为3.5万元，用于采购学生餐具、厨具等，由于交通不便，鸡蛋、大米等必备食物得每月定期采购一次。
考虑到这是第一笔启动资金，应该打点提前量，从《都市快报》“免费午餐”专项资金中划拨出5万元，多余的1.5万元款项滚入下个月的运转资金。
由于杭州市慈善总会款项只能公对公账号划拨，岩上小学没有独立账号，与乡政府协商后，款项打入昆寨乡财政所，由财政所开具往来款收据。这笔款项只能用于“免费午餐”项目。
4月13日，义工们分三路，采购了冰柜、消毒柜、炒锅、电蒸锅、学生饭盒等必需品，采购时每一样物品都需要有发票，实在没有，也得有一张收据收条。
清单显示，大到冰柜、保温桶，小到菜刀、切菜板，当天采购花费了13,190元。
详细的设备采购清单将由义工发布到爱心纳雍论坛，接受社会监督。《都市快报》和爱心读者也都是监督方。
今后每月按学生实际在校人数、天数结算款项，当时结算标准是：周一到周四每个学生每顿饭2.3元，周五加肉4.8元。
“免费午餐”实施后，厨师有没有保质保量供应午餐，将由当地义工协助监督，同时，学校、老师、家长、义工、媒体等社会人士都有监督权。
食堂卫生状况方面，聘请当地医生不定期检查监督。“爱心纳雍”的义工还将不定期地打电话抽查、访问家长，问孩子中午吃了什么，有没有吃饱等，抽查结果也一一在网上公布。
义工每月不少于一次去现场检查，并将图片、文字上传到“爱心纳雍”论坛，接受捐赠人和网友的监督。
我在想，一个贫困地区，如果都有一个民间公益组织，成熟稳健、公开透明，我们就省心省力了，专注做好我们擅长的事情，实现分工协作。我们把它命名为“纳雍模式”，尝试进一步的复制。
5月8日，雁冰再赴贵州，带着读者和捐赠人代表共13人进入学校。在深山里，他接到同事一个电话，有个人给“免费午餐”捐了250万元。
雁冰不敢相信，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坦诚地说，我一开始也不相信，更多是不敢相信，问他是不是看错了，因为这笔钱几乎是我们多方在过去一个月内所收到的捐款总和。
直到看到杭州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发过来的电子回单上，大写的“贰佰伍拾万元整”，我们才确定我们得到一笔最大捐款，250万元。
全国哗然，所有的人都在好奇，这个捐款人是谁？
很遗憾，捐款名单上，除了他的名字和转账银行的账号，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谢谢他。
我们要在贵州大山里开展的事业，像大火一样熊熊燃烧，令雁冰激动不已。6月初，他作出了一个令旁人惊讶的决定，离开杭州，跳槽贵阳《黔中早报》，直接扑到最前线，推动“免费午餐”工作。
新晃破冰
新晃政府负责全县乡村小学的厨房建设，每个学习日为每个小学生出资一元，“免费午餐”基金则为每个小学生出资两元。
2011年4月《“免费午餐”新晃合作协议》
除了贵州和河南，其实，我们还有一路力量在湖南——我埋了一条线。
第一次探访贵州学校，决意要展开行动以后，我回到了湖南家乡，试图联合湖南媒体一起行动。我先找到《三湘都市报》执行总编辑文凤雏，他首先给我介绍了一个主任，但糟糕的是，该主任对我的想法大惊失色，觉得给孩子做饭简直就不可能完成——他算了一笔账，一名小学生每天吃饭3元钱，一年算220天，就是660元，加上其他开支，人均800到900元。一个最小的县都有一万名小学生，一年至少要花费800万元，“这怎么可能呢？”
我电话文凤雏，请他再派个人来。
在烈士公园旁边一个快捷酒店，我召集了长沙几乎所有媒体的记者，来讲述我的想法——当年在一起揭黑反腐的伙伴们，要一起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
一个人敲开了房门，温文尔雅，他说他是文总派来的，叫杨博智，华声在线副总编辑、《三湘都市报》编委，然后坐在一边认真倾听，时不时提出问题。
第一次见面，但我认定他就是我的伙伴——他的问题很实在，显示了他的思考力，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睛也开始发亮，因为他理解我和我想做的事情，心里有了巨大热情。
马云说，这个世界往往是被一些富有热情的菜鸟们闹翻天的。后来，我看见了这句话，深为叹服，因为我正好证明了这句话。
我和博智很快达成共识，他在湖南担任组织者，负责联合媒体、企业和志愿者，准备在湖南展开行动。
4月1日，我定下的贵州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开餐，博智派出一个叫王立三的最得力记者观摩学习，并为新生的“免费午餐”贡献《三湘都市报》整版报道，旗下《华声》杂志推出了六个整版的深度报道。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湖南的脚步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在博智的努力下，一个看似松散却灵活而有效的湖南团队迅速建立。4月11日，华声在线发布了一条征集令，在湖南全省征集愿意执行“免费午餐”的学校。不到两天，就有20多所学校前来联系，其中新晃侗族自治县团委干事钱亮发来了11所该县贫穷学校的情况介绍。
新晃从此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个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最西陲，与贵州接壤，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人口少，我们决定从这里突破。
4月13日，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湖南都市频道等数名记者一行赶赴新晃。在洞坪乡大坪坡村小，他们看见了41名孩子，每天要走五六公里的山路，来到这个700米高山上的破败学校。他们大部分是留守儿童，还有一些是单亲儿童，中午回不了家，要么饿着肚子，要么只能以红薯、苞谷、烤土豆就着凉水充饥，少数孩子会用塑料袋装一些饭菜，但早已冰凉。
湖南的伙伴们很快指定这个学校，作为湖南“免费午餐”第一个试点。
我也来到了长沙。
4月16日中午，长沙河西一家生态休闲会所。一场“10万元共进午餐机会”活动成功举行。这一创意源自一周前，我在微博上看见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是我之前发起“微博打拐”行动时的一名重要伙伴在快活大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他现在是颇具知名度的投资人，能否拍卖他一顿午餐时间，为孩子们募捐呢？
这当然是受了“巴菲特午餐”的启发：“股神”巴菲特自2000年起每年拍卖一次与他共享午餐的机会，拍卖收入会捐给美国慈善机构，用于帮助旧金山地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
我发了一条微博，半开玩笑说谁愿意和这位投资人吃饭聊天，捐款就行。一个多小时后，落地长沙黄花机场，打开微博，发现已有人询问价码多少。
原来，他是我一个长沙好友，叫李咏。他曾是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制片人，后来从商，而我曾是他的实习生。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看见了我们的行动，正在琢磨如何介入支持我们，我们谈好他捐5万元，请他来长沙，和大家吃顿饭。
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很开心，愿意在某个周末来长沙。
到了家里，李咏的电话打进来。湖南人比较义气，他说他左思右想，觉得没有给这位投资人任何酬劳，感觉心不安，他说再愿意私下给5万，作机票住宿。
这位投资人听说湖南这边私下再给他5万，在电话里连连说使不得，这是陷他不义，“要不，把10万一起给捐了”。
我们的午餐拍卖有如一石击水，一名叫石巍的网友联系我，要说服高尔夫大师胡牧来拍卖打球权，谁捐款，就和谁打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这两起有趣的拍卖，报道迅速扩散。另一个叫王培暖的高管，直接在他的公司——神舟数码贴出海报，数天募集近15万元。
褪去了悲情，一切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学校选好了，钱也有了，马上就要开工了。但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许可，还是没有办法做。
之前，记者们直接去新晃县教育局，要求在新晃开餐，请教育局支持。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要求一度令教育局为难。如果接受开餐，就意味着就要承受外界的一些偏颇判断，譬如这个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投入不足或者管理不够好。这可能会令这个县的领导人感觉丢了面子而发脾气，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
很幸运，我们遇到了一个叫蒲曾坤的副局长。他刚开始也有顾忌，担心我们会对新晃的教育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但他又知道孩子们确实没有午餐，正在忍饥挨饿。
没过多久，蒲接到洞坪乡大坪坡村小代课教师彭玉霞的电话，询问“免费午餐”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巧合的是，这个学校正是蒲的母校，这个电话让蒲陷入沉思，究竟是所谓的形象重要，还是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重要？
和很多来自乡村的中年人一样，蒲也有过艰苦生活的经历。1976年，蒲进入大坪坡村小读一年级。每天上学前，他都要和大人去山上砍柴、割草。下午放学回到家中，还要张罗一家人的晚餐。
当年水稻的收成远远不能满足五兄妹和父母亲的一日三餐，土豆与红薯成为家中的主食，一晚上就要剥30个土豆。这些经历，他特别能体会孩子们对于一份午餐的渴求。
后来，蒲曾坤凭借艰苦努力走出大山，一步一步走上新晃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岗位。
“每一代都是越长越高，我的父亲比我矮，我儿子现在上初二就比我高了。”在蒲看来，营养的改善让他的孩子获得更强健的体魄和更自信的心态。而一个孩子顺利成才，就可以改变这个家庭。
蒲从此成为“免费午餐”忠实的支持者。
新晃县政府决定支持“免费午餐”，并敲定大坪坡村小作为第一所接受捐赠的学校。蒲亲自带队去了学校，协助搭建柴火灶台，购买消毒柜以及冷柜等基本设施，帮助办理厨师的健康证，并张罗采购油、菜、肉等物资，忙前忙后。
13天后，大坪坡村小正式开餐。看见村民们争相送来腊肉、大米，看见孩子们捧碗大口吃饭，蒲曾坤泪湿衣襟，哽咽致谢“免费午餐”团队。
得知学校有饭吃的消息，7岁的彭晓雨带着弟弟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到学校，一口一口给弟弟喂饭吃，这一场景被在现场拍照的记者王立三看见，他举起相机定格了下来。这张图片传到工作群，伙伴们无不动容。
小斯和她的品牌部伙伴们加班加点，把这一张照片制作了“免费午餐”第一张海报，交给我在微博上发表。第二天，微博上铺天盖地都是这张“姐弟情深”海报——我们意外发现它唤起了无数姐姐们的深情记忆，甚至令很多人落泪，也直接推动捐款飙升。
每一张孩子开心吃饭的照片都会令网友欢欣鼓舞，拉升捐款，因为大家看见了只要我们行动，努力去做，改变就可以发生。我发现了这个小秘密，我联系了原《潇湘晨报》总编辑龚晓跃，请他派出最好的摄影记者帮助我们。
果然，我得到了好友杨抒怀的帮助，他是一个极有天赋和想象力的大男孩，曾因拍摄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家姐妹而打动无数中国人。
后来，我和湖南团队通了一个电话，赞扬了他们的行动，叮嘱杨博智在湖南多开餐，遍地开花，继续扩大影响；另外，请他尝试在一个县实现集中开餐试点，因为铺开后毕竟还是要做一个紧致模型出来，方便以后的推广复制。
5月4日，湖南第二所“免费午餐工程”学校正式启动，新化县奉家镇横拉坪村快乐小学的43个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中午，当厨师阿姨端上四盆香喷喷的热菜，饭香四溢，43个孩子齐刷刷地翘起了脑袋，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第一顿“免费午餐”：白瓜炒肉、四季豆炒肉、莴笋叶以及一个煮鸡蛋。
抒怀拍下了一张孩子嘴角沾着饭粒的照片，令人动容。
对于这一行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免费午餐”期待政府接棒》，指出“免费午餐”背后隐含着营养权这项基本的权利，它与生命健康权息息相关，也关乎社会公平公正、长远发展。提供物质上、经济上的支持，提供保障这一权利的法律程序和服务，本是政府应尽之责。
这篇文章反响强烈，第一次立足儿童的基本权利，明确解决儿童饥饿问题是政府的责任。它也帮助我袒露了心迹——我们做“免费午餐”，实际是提醒政府重视和介入，你暂时没有做，你缺位，我不指责，不抱怨，先做着，做给你看。因为我认为，要想帮助数千万名的乡村儿童摆脱饥饿困境，非国家出手不可。
很快，我们就要迎来湖南的第三所“免费午餐”学校。
5月19日下午，长沙黄花机场，天气炎热。
我在等一个从未见面的朋友，她正是最早在微博上响应我，并是第一个大额捐款人的马伊琍。她一袭白裙，清爽俏丽，戴着墨镜，但还是被机场的乘客发现了，被团团围住。我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捞出她，去湘江边吃过晚饭，连夜赶去娄底。
不巧的是，我们走错了路，提前从娄底东下了高速。黑夜里，道路颠簸异常，我和她抓着车窗的扶手，不时被甩来甩去，我们戏称在逃亡。嘈杂中，我们聊了很多，我们各自的奋斗，还有她的人生经历——她幼时在上海曾生病住院，对病患孩子的困境和无助感同身受，加上自己又做了母亲，对孩子的苦痛更加敏感。
次日一早，我们赶赴新化县一个叫白云完小的学校，这座学校古名“西团书院”，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抵达时刻，学校已是人头攒动，村民们都挤着要看北京来的明星。
中午，湖南第三所“免费午餐”小学新化白云完小正式开餐，马伊琍换上“免费午餐”的T恤，别上一枚红色的徽章，给6个班、212名孩子盛饭分菜，大汗淋漓，却一直微笑着。
开餐之后，在太阳暴晒的小操场上，我们做了一场简单新闻发布会，给她颁发了一本“免费午餐”爱心大使的证书。她告诉记者，看到这里的孩子们吃得这么开心，她真的很心疼，我们的改变是重要的。
“这是我参加的最简陋的一次发布会，但也是我参加的最有价值的一次活动。”她说，当我邀请她，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免费午餐’，把爱心持久地延续下去。”
中午，在村小学，马伊琍捧着乡下的大瓷碗，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餐，桌上有土猪肉炒大蒜，她吃得很开心。临走，她告诉我，只要是孩子的事情，她都会支持我。次年2月，她兑现了承诺，和我一起发起“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项目，竭力帮助乡村孩子解决无钱治病的问题，我们一直并肩而行。
而杨博智也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发现时任新晃侗族自治县县长的张霞，早在任怀化市旅游局局长一职时，就因为报道关系与他有过交流。
5月30日，杨博智团队联合湖南数家企业，带着书籍、文具、体育器材和衣物等，探访大坪坡村小。博智腾出时间，专程赶去新晃，他心里已有一个计划——和张霞见面，说服她支持“免费午餐”。
他们约好晚上见面，但不凑巧的是，张霞临时下乡去防汛抗旱一线了。
接待他们的是新晃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田竑、教育局局长姚斌以及副局长蒲曾坤，他们边聊边等。
按惯例，政府开支一般是严格按年前的预算做的，如果想要政府在年中拿出一笔钱来支持“免费午餐”，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博智仔细询问了县财政财力和民政救助等信息，一边在估算让县里在年中拿出一笔钱投入“免费午餐”的可能性，如可能，能打开多大缺口。
副县长田竑很支持“免费午餐”工作，我们踩点、开餐，她每一次都抽时间参加和陪同，但在政府拿钱支持“免费午餐”这件事情上，她一直口风很紧，我们也能理解，毕竟政府的钱不是一个副县长说了算。
老天总是会掉下一个人来帮助我们，这次是姚斌，县教育局长，温和良善，他每次全程陪我们的活动，替孩子而发出的由衷感激，总是溢于言表。僵局形成后，他偷偷把博智喊到房间门口，透露了一个信息——县里年内还有一笔由民政系统筹集的数十万元的资金，原计划用于资助贫困地区学生，还在账上，用于“免费午餐”也符合资金定位，也不需要修改预算，不麻烦。
拿到了一张底牌，博智很开心。
傍晚，张霞县长从防汛抗旱一线赶回县城，顾不上吃饭休息，就赶来和博智团队见面，商谈“免费午餐”在新晃下一步的运行。
这位生活中美丽端庄、工作中风风火火的女县长，一进门就向博智伸出手，爽朗地说：“抱歉，让老朋友久等了。”
小小的房间内，张霞县长和博智坐在靠窗的两把椅子上，田竑、姚斌、蒲曾坤和湖南团队的立三、鲁红、小康等记者就或站或坐，房间里显得非常拥挤。
叙过旧，博智直入主题：“孩子是家庭的孩子，也是社会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孩子的健康成长，应该由家庭、社会、国家共同出力。”张霞认同杨博智提出的观点，当即就表态，说县里为将来开餐的每一个“免费午餐”学校承建厨房。
博智显然不满足这些支持，他直截了当开始提要求：“新晃是‘免费午餐’在全国第一个全县开餐的县，示范意义重大。作为老朋友，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刚才讲到的家庭的孩子，社会的孩子，国家的孩子，政府能否以补贴的方式参与进来，和我们一起，真正彰显家庭、社会、国家共管的概念呢？”
拿出一本采访本，博智说：“我们测算了一下，新晃人口基数小，政府一年下来也只需要30多万元。县里财政有困难，但再穷不要穷孩子，有没有可能呢？”
张霞县长愣住了，她完全没有想到博智一开口就提出事关几十万的请求。约有几秒，房间陷入安静，等到她再开口的时候，平静，却坚定：“博智，我支持。新晃再穷，这些钱是可以想办法的。”
张讲完后，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也都愣住了。博智站起身，向在场的人大声说，感谢张县长，让我们鼓掌记住这一个重要的时刻。
其他记者开始起哄，开玩笑说，县长，我可是录了音的，你不能反悔哦。大家哄笑。
后来，杨博智向我描述这一段故事时，我感慨良多。我们无法得知，当时那沉默的几秒钟里，张霞在想什么，是姚斌提到的那笔钱，是从政府其他资金里挪动的法子，又或者是孩子们吃上热腾腾的午餐的场景？
但，我深知这是“免费午餐”的奇妙数秒，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意味着我们开始和一个地方政府开始合作，而不只是民间力量的单打独斗。我在电话里告诉博智，替我转达对张县长的敬意，她在开创历史。
后来，新晃县委、县政府和我们正式签订协议，承诺不仅为该县41所村小修建厨房，还将为享受“免费午餐”的每个孩子每天提供一元餐费。按一年220个学习日计算，新晃此举将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午餐”餐补30余万，加上厨房改建等费用，投入资金将超40万。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作出高度评价。如果“免费午餐”能促成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在更大范围内的良性互动，就不仅仅是解决孩子的午餐问题，更可能成为政府与民间协同共治的范例。
8月25日，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一支大学生调研团队抵达新晃，调研新晃“免费午餐”的实施状况。他们写道，大坪坡的孩子每天都能穿着崭新的校服去上学，中午在学校能吃到热饭菜，“孩子们的脸色都变了，从苍白到红润，也能够毫不畏惧地与外面的人交流。”
9月1日，我和上海复地集团的伙伴去了新晃县，给该县洞坪乡坳背村小开餐——复地集团在微博上注意到我们的行动，成为第一个战略伙伴，至今共计捐款上百万元，其中认捐新晃县步头降乡天雷小学、洞平乡坳背村小学两所学校各两年的午餐，并帮助天雷小学修缮了倒塌的校舍。
一间破旧教室里，孩子们坐得整整齐齐，后面站着的是快乐却又局促不安的村民们，复地集团副总裁殷嵘衣着整洁，逐字宣读一份讲稿，用上海先生的温文尔雅向孩子们表达感恩——是孩子们让我们获得一个行善的机会，洗涤城市人蒙尘已久的心灵，感知感动和暖意。最后，他祝孩子们用餐愉快，令我动容。
新晃携手“免费午餐”，不仅没有丧失颜面，打开门，它得到的是源源不断的支持。一个叫拉手网的团购网站召集网友捐出991,293元，全部用于“免费午餐”在该县的开展。
我在这个学校，有了更多的想法。我站在讲台前，向孩子们许下了一个承诺：“午餐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为你们做更多的事情，让你们健康成长和学习。”
微公益破壳
微公益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微博的公益传播，二是勿以善小而不为，人人可参与的公益模式。新媒体与微公益共生，为慈善回归民间、保障公民自由选择参与公益活动并行使监督的权利创造了可能性。新媒体的伟大力量令人看到了中国公益新时代的曙光。
徐永光，2012年12月
《走过多事之秋，未来喜忧参半》
开局不错，贵州、湖南、河南都动了起来。奔走各地，处理大小轻重事务，需要较多能力和智慧，而我因多年调查采写不同社会问题，擅长和各类人群交往交流，还可以应对自如，并能在运动中迅速学习，累积更多新的能力。
在中山大学，我和老师们讨论如何利用传播来发起社会运动，一名叫王宁的老师建议我牢固一个公共议题，死咬不放，不停滚雪球。所以，我在微博上始终聚焦乡村孩子的饥饿问题，专注执著，这让很多人很惊讶——他们一度认为我关注乡村孩子，只是心血来潮，兴奋期过去了还会是一个愤怒的真相揭露者。
孩子的困境令我震撼，并开始采取行动，我相信其他人也将被感染，只是他们不知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但我把它改成“信息流通改良最为基础”——信息大规模的自由流通让人知晓真相，获得共识，统一聚集人心，价值胜过交通流通。所以，我们必须动用一切可能的传播手段，展现乡村孩子的困境，竭尽全力让更多人看见，越多越好。
一张图片可以胜过千言万语。
我有了杨抒怀，还需要更多摄影师贡献图片，在微博上有力传播。在湘江边，我给中国摄影界最具声望的几位老师一一去电话，他们分别是贺延光、《新京报》摄影部主任陈杰、《南方都市报》王景春、《都市快报》付拥军和《春城晚报》摄影部主任鲍利辉等。
他们很快派出了各自最好的摄影记者——《新京报》李强、《南方都市报》谭伟山、《中国青年报》杨姣、《都市快报》朱丹阳、《东方早报》刘行喆、《春城晚报》黄兴能、《黔中早报》赵俊霞。一个朋友推荐了一个拍明星海报的女摄影师，她叫任颐朵。嗯，我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摄影师。
我想凑齐十个顶尖高手，还差一个，我正在发愁，在北京建国门的地铁站碰到了一个家伙，背着一个大包咧嘴朝我笑，原来是我朋友、《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斌，他曾因拍摄中国上访者而著名。他成为最后一名伙伴，和我们并肩而战。
我们讨论的战略是，我们不能只展现乡村儿童痛苦，更多要展现他们的希望、成长和热气腾腾的改变。
爱，还有美，就是天下最大的力量。
我找一个户外装备商要了10套装备，找广州的刘嵘拿了10万元，分给大家支付差旅费用。他们分赴不同省开拍，最后将形成一本画册，记录这场行动。
我是一个写字的人，长期身居幕后，拙于当众演说，但老师们认为我气场尚可，言辞恳切，有一定的说服力，甚至是煽动力，逼迫我上台给学生们演讲。
第一次上台演讲，只有一个班的学生，但我还是感觉紧张，腿脚哆嗦，声音有些发飘。但我很快控制了自己，扔掉所谓技巧，诚挚恳切讲好自己的故事，就好了。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诚挚帮助我很快掌握了演讲，然后面对数百名大学生娓娓道来。中大很多同学变成了支持者，捧着募捐箱进宿舍，当我在微博上看见他们的信息，很是感动。
实现信息流通当然是我们的长项，但我们也在努力填补自己的短板——组织化，来确保“免费午餐”行动的持续和规范。学校越来越多，每一天都在开餐，我们思考的是，我们不能做到永远不出问题，但一定要做到尽量少出问题，但如何做呢？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派出副秘书长肖隆君担任，他代表基金会，我则成为执行主任，统筹全局，委员分别是党军、胡益华、小斯、杨博智和沈雁冰。
凡大事，须提交管委会7人投票表决。落实和执行管委会决议的是秘书处，分设品牌、法务、执行、稽核、财务等多个部门。
一个人说了算，众星拱月，威风凛凛，这当然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但我需要克制，避免变成一个专制者或者独裁者。我读过很多独裁者不得善终的故事，心有警惕。更现实的是，我一个人再强悍能干，也不可能比多人协商要稳健细密，为什么要让自己失败呢？
但一开始，伙伴们认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火车头，我是最主要的发起人，我最关心“免费午餐”事业，他们决定赋予我一票否决的权力——我不能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管委会表决形成决议要做什么，我如果觉得不行，我可以代表发起人喊停，不做或修改方案再做。
7名管委会成员有6名志愿者，天南海北，也没有办公室，我们一直借助各类互联网工具实现有效协作。我们建立两个QQ群，一个是办公群，集中管委会和秘书处的骨干伙伴，另一个则是核心群，集中全国各省主要志愿者群。各省再建立各自省群，联合当地各界力量。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报名参与，则按照他们的优势和意愿，分给各部门或者各省群。后来，微信出现了，发图片、视频对话等功能更加强大，我们则搬家到了微信群。
“群”是一个摊开和扁平的方式，大家都在里面，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交流，群策群力，迅速可以实现联合。需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群的管理员将问题放进群里，展开讨论。
既然是讨论，那就会有争吵，直言不讳甚至或有激烈，这让一些新加入的伙伴感觉惊恐——在他们看来，公益组织应该温情脉脉，人人都应该谦和礼让，个个都是文质彬彬，怎么经常吵架呢？我对他们说，志愿者来自不同领域，各有视角和知识，平等自由，在讨论和决定一个事情时，有不同意见发生争吵，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还要设置规则鼓励辩论——公开而充分的讨论，会帮助一个事情的事实部分变得清晰精准，也将让我们看见更多方面和可能性，谋求更稳妥的解决方案。
“免费午餐”的全部行动没有秘密，一切信息都可以摊开透明，无边界自由流通。一些需要固定讨论和表决的事情，在两个QQ群建立的群邮件中公开，让大家看见和参与。管委会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投票权完成公开表决。
我在微博上不停发现伙伴。我选人的第一个标准是热心，对孩子有发自内心的爱，认同我们做的事情。能力可以培养，但热情较多来自天然。有了这个基本点后，我们会把邀他（她）进群，接受熏陶，并教授学习、工作工具和方法，在分工协作中迅速建立和提升能力。
一个混搭团队就这样在网络上形成，有踏实做执行的，有想象家，有被我们调侃是“毒舌闹药”专门负责挑毛病的，友爱互助，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并锻造坚韧的战斗力，一种内生性的力量，最后长出一个旺盛多样化的热带雨林。
微博快速，但过于碎片，我们需要沉淀和积累信息。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官网，稳定持续介绍我们的行动，便于民众查询。
品牌是一个行动的脸，由小斯分管，律师胡益华则分管法务工作，他们建议我牢牢掌握品牌，帮助我向国家商标局递交了“免费午餐”和“妞妞捧碗吃饭”的图标，申请法律保护。
后来，我们授权基金会使用“免费午餐”和妞妞图标，我们保留中断或者终止合作的权利。
规则明确，合作才会安全而愉快。
一个行动，还需要一句口号能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某夜，我写了“大爱温润人心，行动改变中国”，交一个公关公司总裁修改，他说，很好，他没法再改。后来，它就变成“行动改变中国”，更简约有力。
我们尝试在在新晃县建立一个可靠模式，便于复制和推广。教育局内部成立了一个“免费午餐监督委员会”，由教育局局长、副局长、计财科、办公室、学生资助中心组成。该委员会帮助学校建立专用账户，管账和用钱分离。
各所学校选取一名教师代表、一名村委会成员、四名家长代表，共同组成一个监督小组。他们有权查看账目，监督学校学生每天中午吃什么东西、价格多少、进货多少。
在学校厨师的选取上，项目实行竞聘上岗，要求健康、热心、诚实守信。不拿经费一针一线，确保午餐卫生，让每颗米粒都落入孩子们的饭盒。教育局会不定期到学校检查开餐状况，或者打电话询问学生家长。
除了政府、乡村和家长监督，我们还要求该县所开餐学校建立微博，“凡开餐，必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一个140字的微博，大体上会包含如下信息：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湖南新晃大坪坡小学“免费午餐”，今日就餐20人，菜单：肉炒萝卜、西红柿香干、煮鸡蛋。米6×2.3＝13.8元；肉1.8×13.5＝24.3元；蛋20×0.7＝14元；萝卜3×1＝3元；香干3×1＝3元；油0.5×7.5＝3.75元；柴30×0.2＝6元。计67.85元，人均3.39元。
为什么要微博公示呢？
我们的活动发起于新浪微博，捐款也主要来自微博网友，我们必须紧扣微博，才能持续汲取资源和力量。另，城市对千里之外的乡村学校缺乏控制，但一些微博网友来自乡村，他们或许正是“免费午餐”学校所在乡村子弟，家里有孩子正在吃午餐。他们是最关心孩子午餐的人，也可以通过电话获取午餐执行信息，帮助我们监督学校。
最主要的是，每日支出微博公开，对校长必将形成某种巨大压力——我和校长交流时，总是会告诉他们，公开把一个学校的午餐执行放到了阳光下，大家都在看着，并可以对比着看。如果你只买了5斤猪肉，你谎报买了10斤，很容易被人发现，而举报只要花一分钟编一条信息就可以实现。
对学校使用资金的有效控制是整个项目的最核心，此处败，则全局输，必须严防死守。除动员乡村资源、志愿者等，我们着手建立了一支稽核队，作为我们最可靠、迅速行动的嫡系部队，保证最快速度到达任何一个学校，依照流程开展工作。
而学校微博公开的所有数据，就是一个抓手，供我们判断有无欺骗谎报。我们规定，任何一次财务上的谎报，最严重将导致这个学校被撤销“免费午餐”的资格。
一些老师表示为难，说当地学校没有网络信息，那我们就会要求老师编写手机短信息，发给我们的志愿者，代为发布微博。如果连手机短信都无法发送，那我们就先不考虑这些学校。
有人质疑说，公益组织不就是要帮助最困难的学校吗？
是的，我们要帮助更困难的学校，但我们需要通过接受捐款来执行项目——第一要务是保证捐款安全，不被贪污浪费，而要保证捐款安全，就必须公开透明，让每一笔钱的去向可以让捐款人看见。
另外，我的策略是找一批有网络条件的学校，迅速展开，让社会看见我们的改变，获取更多支持和资源后，我们才有可能掉转头来帮助最弱势学校。否则，我们进入连信号都没有的学校，无法形成有效控制，一旦出现问题，丧失捐款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则满盘皆输。
有媒体采访显示：一些老师甚至会花一个小时，在廉价手机上来编写这140个字的微博，我们便组织一批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一个格式文本，帮助老师发微博。
最后，我们给“免费午餐”的实施定下了这样四句口号：“因地制宜建厨房，就地取材做午餐。家长乡亲来参与，公开透明可监督”。事后证明，这些标准和原则的确立，对于保障孩子们午餐的安全，意义重大。
源于微博，在互联网上实现远程协作，全程展示行动和成果，并用集群的组织方式来推动一场庞大的公益行动，我们走在了前面。
在媒体潮水一般的报道中，我们被普遍评价是“微公益”的开创者——2011年12月，“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邓飞代表的是“微公益”的兴起。这个“微”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微博的公益传播，二是勿以善小而不为，人人可参与的公益模式。新媒体与微公益共生，为慈善回归民间、保障公民自由选择参与公益活动并行使监督的权利创造了可能性。新媒体的伟大力量令人看到了中国公益新时代的曙光。
传统观念中，人们对公益或慈善的认知往往是“达则兼济天下”。它们是政府、大机构和少数“成功者”的专利，变成一种道德竞赛——谁捐的钱越多，境界也就越高。但“微公益”改变了局面。我们倡导一顿午餐3元钱，降低行动门槛，令人人可为，让公益从此变得轻松温暖和非牺牲。
没有借鉴，我们一开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我没有畏惧。我深信，遵循常识，恪守透明，把自己打开摊开，交给社会——做得好，我们就可以被鼓励，继续坚持；做得不好，马上就会有人批评或者责骂我们，逼迫我们迅速纠错。
从泥土里长出来，一开始不苛求精细，在冲突中野蛮成长，我们才能结实坚韧。
公益变局
谁也无法否认，2011年度留给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记忆，将是近20年来最最深刻的。
《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2011年5月20日，清远市连山县，我和《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的伙伴们在一个学校开餐。粤西北较为贫困，我在地图上对比许久，决定在距广州最近的地方选一个学校，意欲更有力地刺激广东。
一个老婆婆眼泪涟涟对我们表示感激。她的三个儿子都在广州打工，给她留下六个孙子孙女，而我们的到来，把她从做饭的劳累中解放出来。
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如果该省乡村学生忍饥挨饿的信息传播，必将形成巨大影响，广东政府或更有可能出手，动用财政资金给孩子吃饭。此时，我在构想一个战略——我们抛砖引玉，带动政府出来解决乡村孩子饥饿问题。
在贵州、河南、湖南、云南等地，我们这一群无意中闯入公益界的菜鸟，如饥似渴地学习和苦干，埋头突进，却浑然不知一场巨大风暴悄然袭来。
6月20日，一条微博传开——网友“新疆杨云”说，一个经过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网友郭美美，年仅20岁就当上“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并且开着价值数百万元的跑车玛莎拉蒂，住着亿万豪宅。
他怀疑郭美美的金钱来自人们的捐款，希望引起社会注意。另一个网友注意到了此条微博，稍加改编，冠上“网络质询令”的名头并予以转发。
随后，仅新浪和腾讯两家就有近50万条微博涌现。百度数据显示，关于郭美美的日均搜索次数从起初的3.7万，一跃到23.7万次。
籍籍无名的郭美美一夜爆红。
显然，郭美美不是网上炫富的第一人，只是其“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实名认证令人侧目。“慈善机构红十字会”与“豪车炫富”之间的强烈反差，必然会引来一个悲愤的质疑——“这个女孩子的豪车，是不是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
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发布声明称：经调查核实，该会没有“红十字商会”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
但没有人相信红十字会的声明，新浪微博官方同日发布声明称：郭美美原认证说明为“演员”，将认证说明更改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是其本人的申请，新浪微博未尽到严格审核的义务。
越来越多人开始控诉各种和红十字会捐款的不愉快，将它推到风口浪尖。
两天后，中国红十字会再发声明，称当天下午，该会已就“郭美美事件”向公安机关报案，以维护红十字会的“合法权益和良好声誉”。
但问题是，民众没有看见警察带走郭美美。相反，郭还在全国各地自由活动，引发媒体追逐，后来，她还试图涉足娱乐界，令一些民众倍受刺激。他们习惯性认为这就是黑幕的有力证据——郭的背后必然有某个强力人物，能够摆平所有的事情。网友们开始猜测一个又一个可能的幕后人物。
在民间汹涌质疑时，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再次追问郭美美身份，并呛声中国红十字会，认为它的声明缺乏令公众信服的证明内容，有责任向社会“用事实来证明”。《人民日报》则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声，指“郭美美”只是一个引爆点，根源在于人们郁积已久的不信任乃至不满，公众善心“伤不起”。
被郭美美拖入漩涡的中国红十字会，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27日，来自国家审计署审计工作报告披露，红十字总会2010年度预算执行和财政收支中存在多项问题，包括一份合同金额超出中标金额420.33万元的设备采购。
红十字总会随后声明称，这个问题仅属于违反财政规程的“操作层面的问题”，“绝不存在任何贪污腐败和违法犯罪问题”，但是有关红十字会种种“历史丑闻”的积怨还是被一一勾起。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期间的“天价帐篷”采购，2011年4月曝出的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天价餐费”等等。
多家媒体继续披露有关商红会运作以及同相关公司的业务，其间的紊乱与隐秘被展现在世人面前。
无巧不成书。6月29日，《东方早报》曝出消息，青海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尼玛，疑因“经济问题”在接受青海方面调查期间突然死亡，进一步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有人倡议，“在红会公开独立运作之前，拒绝给红会捐款”；甚至有曾经给红十字会捐过善款的个人，要求返还捐赠。有评论称，中国红十字会陷入“史上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危机之时，6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大呼冤屈，称：郭美美事件引起公众强烈反感，实际上是公众仇富、仇贪的情绪体现，是公众对社会现象不满的集中发泄。
王的说法被视为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却抱怨民众仇富仇官，再次令民意发飙。
在一次老乡聚会活动上，我才知道郭美美居然是我湖南益阳老乡。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我表达了我的谨慎，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的财物来自红十字会，我们看见的都是猜测，甚至是臆想。
但，郭美美给红十字会带来的是灭顶之灾。
媒体报道显示：“郭美美事件”引发的慈善危机，导致各种捐款较往年大为减少。河南省红十字会七月份仅收到一笔捐赠物资，现金捐赠5295元；深圳红十字会7月共有13项个人捐款，总额为5335元，大幅缩水。
这种情况在全国也具有普遍性。据2011年8月25日民政部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介绍，全国捐赠数据监测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2011年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
震撼之下，我开始研究这个事件，试图汲取教训。我发现公众最关心的是他们捐款的去向，中国人在金钱方面比较敏感，一直有古谚称“亲兄弟，明算账”，何况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而一些官办慈善长期以来依靠输送相关利益来换取企业的大额捐款，或者直接划拨公务员工资，不需要说服民众捐款，它们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廉洁、高效，更无意要对社会公开款项去向。另外，一些基金会的领导人自身清廉，但因为理念、思维或者能力低下，也不知道如何实现捐款的制度性透明、公开。
官办慈善的透明度不够，让一些捐款人放心不下，宁愿选择自己不远千里去当地直接发钱。有媒体报道称，汶川大地震后，晋江一家陶瓷企业的老总赖金土，提着28万元现金，徒步进入灾区，挨家挨户给最困难的灾区群众发放现金，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我们不是官办慈善，没有特权或资源交换一些企业的大额捐款，一开始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来说服大企业参与合作。我们的策略只能是从小做起，先联合微博网友，实现积沙成塔。
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逻辑。我们要活下去，就得有捐款。要有捐款，就要说服大家。而要说服大家，我们必然只能选择公开、透明——我们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免费午餐”的支出主要分成两块——一块是工作人员的工资、执行项目的各项开支。最大一块是拨付给学校的午餐费用。我们一直要求全部放到微博上，晒给大家看。
这时，我们才发现在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建立的“微博公示”意外保护了我们。不少人在批评官办慈善时，总是不忘补上一句，看看人家“免费午餐”，就可以公开透明。
我们深受鼓励。至今，我在“免费午餐”基金没有领取和报销一分钱，我可以往死里公开。此外，在形成既得利益之前，把团队放进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里，让所有人可以看见，接受全方位的残酷监督，就可以较彻底地剪除可能的贪腐。
我提出“不公开，就会死”，甚至要求团队每一次出差，都要在微博上公示我们的发票或者乡村收据，供所有人监督，但发现这种行为不能持续。肖隆君不幸成为了一个靶子——从北京飞到昆明，被网友批评为什么不坐火车，我解释说为不耽误开餐工作，有网友继续追问为什么回北京时，不坐火车。还有网友说，火车卧铺也浪费捐款，做公益的就应该坐硬座，令数十人争论两天，无休无止，这令我很抓狂。
还有一次，肖带队去凉山开餐，途经一个县城吃饭，为了可以开出发票，特意找到一个正规点的饭馆，而县城的饭馆为了招徕顾客，招牌往往都会比较夸张——这个小店叫××羊肉城，结果他被骂惨了，做公益的怎么可以胡吃海喝。更悲催的是，乡村很多开支无法获得发票，甚至都没有发票，譬如你要雇请一台摩托车下乡，但为了回来报销，需要找一些票据，最容易找到的是人家不要的加油票，结果，网友们又发现了几张连在一起的加油票，如同发现新大陆，大喊“免费午餐”的人也搞贪污了。
我有一次探访学校，见一路边小店摆着卤肉，格外诱人，手贱拍了一张传上微博，没想到被一个有较多粉丝的意见领袖看见，她幽幽来了一句，孩子吃的可是3元钱的东西。于是，我也很快就成了一个靶子，被众人批斗，大多数的责问就是：“啊，你怎么可以吃得比孩子还要好呢？”
这时，我才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做的是一件崭新的事业，大多数人对公益缺乏了解，冲突就会频繁发生。但我们是行动者，现在最急迫的任务是给孩子们做饭，不是逢人解释我们的光荣和正确，获取每一个人的表扬——这样会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令每一个人满意，神仙也做不到。此外，公益界的老师也开始批评我们的极端冒进，“你要公开，也需要专业性，你在法律许可的支出总额里可以自由支配，你可以决定坐火车或者是飞机，不需要事无巨细公开，徒增麻烦。”
是的，我们不能总是给自己找麻烦，在法律范围内行动，不对抗显而易见的道德规则，避免争吵，我们就可以专心致志行动了。《中国会计报》帮助我们找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监督财务并负责制作年度财务报告。我们也停止了每一张原始发票的公开。
始料不及的是，我们被视为新鲜的、靠谱的和可以放心捐款的民间慈善典型，得到了较多捐款。有评论认为：我们还意外促使整个官办慈善提升透明度。在我们近似极端的透明公开的参照下，他们压力巨大，再不透明可能真的就会死，相继尝试提高透明度。
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试运行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供民众查询2010年1月11日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获捐信息。首批公布信息为青海玉树地震捐赠收支情况。个人捐款10万元以上和企业捐款50万元以上的捐赠者，不仅可以查询到捐款信息，还可以查询到相对应的援建项目及善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但这一平台的仓促上线，暴露了诸多不足，遭遇嘘声和嘲弄。2012年，它建立监督委员会，邀请各界人士参与，后来又遭到新一轮的攻击，称一些委员和红会之间有利益关联，几乎把自己又架上了火堆。
但无论如何，这个老牌的组织正在一点点重建，笨拙地证明它的努力和诚意，试图重获人民信任，令我敬重。到2013年8月，警方宣称有人造谣抹黑红会，并拘留了两名网友。
共识逐渐形成，不论官办还是民间的慈善公益组织，捐款人都是委托人，把钱交给我们去执行某种公共事务，我们只是他们的代理人，必须要对他们交代和负责，做不好就得挨骂，而不能依仗行政权力或者道德道义高高在上，尤其在人人可以发言的微博时代，傲慢只会杀死我们自己。
在汲取教训的同时，我们也初尝联合的力量。6月10日晚，长沙，湘江边上一个茶馆，我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见面，他们联合九阳集团做了一个项目叫“九阳希望厨房”，一年里在134个学校建起厨房。这令我很惊喜，这简直是天作之合，我们将是坚定盟友。
窗外，恋人们燃放的一盏盏孔明灯冉冉升起，令暗夜温暖。我们热烈讨论4小时，意犹未尽。我们约定，青基会出厨房，免费午餐出餐费，迅速找一个县开始铺开。
6月20日，我们去广西。在一台商务车里，我和九阳集团创始人王旭宁讨论合作，他温和儒雅，却颇为传奇——1994年大学毕业后制造全世界第一台豆浆机，至今帮助6000万个家庭使用豆浆机获取新鲜豆浆。他的一个梦想是在10年里投入5千万元在1000个贫困地区学校建立厨房，帮助乡村孩子得到营养，令我敬佩。我注意到他们的厨房设备大多来自其他公司，他解释说需要避免外界批评他们做公益是为推销自家产品。我建议说，九阳扎进了乡村，天天在做饭，完全可以研发、生产一套最适合乡村学校的整体厨房设备，我们也可以公开招标来合法采购，有力提升工作效率。
最终，我们和马山县长杨敏敲定：每个孩子的午餐由政府出2.5元，青基会和九阳包揽一乡镇的食堂设备，我们出资1元，家长出大米，多方合力在该乡镇铺开“免费午餐”，建立可靠可复制模型。
7月底，我参加了中山大学公益传播研究所的成立仪式，这次活动上，诸多师友的发言启发了我——因为微博，信息可以自由充分流通，令中国公益变局激荡，官办慈善垄断格局被一举打破，民间公益蓬勃发展。未来，必将是官民的协同治理，民间公益促进官方慈善进步，官办慈善多年积淀也可帮助民间公益，多方并存，合力推动中国进步。
杭州亮相
“他的小梦想也比天高，可是肚子在咕咕叫，我们有一些小期盼，爱心会包围着温暖，用一点一滴的积攒，传递这份免费午餐……”
“免费午餐”公益主题歌《饭》
7月13日，浙江杭州，JW万豪酒店二楼宴会大厅。经过三个多月的实践，走过了贵州、河南、湖南崎岖的山路，我和“免费午餐”的团队们，将在这里面对200多家媒体，宣讲“免费午餐”。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登台亮相。
“他的小梦想也比天高，可是肚子在咕咕叫，我们有一些小期盼，爱心会包围着温暖，用一点一滴的积攒，传递这份免费午餐……”一首《饭》，动人的旋律叩击着我们的心。
这是杭州一个年轻歌手袁野专门为“免费午餐”制作的一首主题歌。
这一天，由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凤凰周刊》和新浪微博联合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店正式上线。公益店上线后，全国各地的网友只需在线拍下并支付一个标价为3元的虚拟产品，就可以为贫困山区的学童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
淘宝公益店，是“免费午餐”跨越的一大步，意味着我们获得了自我造血的强大能力。
而这一创意的缘起，来自我参加浙江卫视台的《新闻深一度》节目，接受专访后，傍晚和主持人李晗在西湖边散步，无意中聊到杭州的淘宝网，可以帮助我们统一拍卖越来越多的捐赠物品。
之前，微博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有一个名叫贺永强的网友拿出了一件水晶老鼠，宣布拍卖所得捐给我们，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效仿追随，水晶项链、龙井、普洱、字画等等摆到了微博上，五花八门，热闹非凡。
我想得到一个淘宝店。
我给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打了一个电话——我在徐州寻找被拐孩子时，他和家人把车停在高速公路上看我微博直播，拿出一瓶20年茅台请我吃饭，以示庆祝。他一直是我的事业中最重要的人。他对我这个小兄弟可谓有求必应，并能快速变现。他说，他可以和马云说一说。几分钟后，他回电话给我：马总安排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王帅来帮助我。
第二天晚上，王帅从外地回到杭州，但我第三天早上需要飞回北京，他决定送我去机场，在路上聊。
这位有着良好口碑的阿里高管高高瘦瘦，腼腆诚挚。常年的辛劳似乎在损害着他的身体，令他脸色苍白，眼睛里有血丝——或许，在他眼中，我也是这般形象。他曾经是一名都市报记者，竭力帮助农民工和流浪孩子，相同的经历令我们感觉亲切。
临近机场，我们停车下来抽了一支烟，他说，他一定会全力支持“免费午餐”，帮助孩子也是他的理想。
后来，我们得到了一个淘宝商城公益店，而淘宝无线开放平台的应用开发商，也专门为“免费午餐”开发了各个版本的手机客户端。
在杭州，我获得一群伙伴。第一个是浙江卫视台主持人华少，我很少看娱乐节目，但看过他主持的《我爱记歌词》，亲和机敏，令我印象深刻。后来，他主持的《中国好声音》，更是火遍大江南北。
在一个茶馆里，我们见面，迅速达成默契，一起为孩子帮忙。他的夫人有一个文化传媒公司，在浙江有较广泛的人脉，也可以帮助我寻找资源。
另外一个伙伴是前壹基金战略总监廖羽翎，她当时来到杭州一个公司工作。我们曾有过一面之缘，她很乐意加入我们的团队，帮助我处理淘宝店的事务。
廖找到了上海一个叫悦维的团队，听说了“免费午餐”的故事后，总经理何天毅表示他们愿意参与，负责公益店的装修、运营、客服等全部工作，分文不取，直到今天。
有了淘宝店，我们决定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王帅决定帮助我们承担新闻发布会所有费用，为全国一百多家媒体近两百名记者提供机票和住宿。而JW万豪酒店免费提供发布会场地，一名热心的导演从上海赶到杭州，做现场流程和指挥。
上午9点，我们在杭州的志愿者们就赶到万豪酒店，换上“免费午餐”宣传T恤，和淘宝网的伙伴们一起开始工作。一个叫搜道网的网站派出十余名志愿者，来帮助引导嘉宾入场、发放公益宣传单等工作。
熙攘人群里，一群身着黄色袈裟的僧人格外令人注目。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释延参法师带着弟子和义卖品来支持我们。他捐出自己的两幅大写意荷花图和他出家20周年纪念瓷盘，并购买了20件“免费午餐”宣传T恤。
另外一位僧人是来自贵州的释印正大师，曾和我一起参加贵州“免费午餐”的活动，特意坐火车从贵州赶来，带来一幅《心经》义卖。
“这是盛德大业，出家人本来就讲究慈善。邓飞感动了我。”我看见他站在大厅，对一群记者说，“请大家帮帮乡村的孩子们，别让他们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我走进会场，不停地和大家打招呼，我的公益伙伴们几乎都请假赶来聚会。十位摄影师第一次聚齐，完成了大团圆。他们走遍高山深谷，用镜头记录山区孩子们的艰苦状态，变成一幅幅照片和视频，锤击我们日渐坚硬的内心。
主持人是华少和我的好友——来自湖南卫视的主持人王艳。
发布会上，当“免费午餐”的宣传片播完之后，我听见身后一些女记者啜泣。最后那个镜头就是狄金森的那首短诗，含有令人心碎的勇气。
我看了几秒后就低下了头，不敢再看。我怕情绪失控，读不完手头沉沉的致谢信。
站在聚光灯下，我宣读了感谢信一一点名致谢和我并肩而战的伙伴们。参与发起“免费午餐”的500名记者中，这次来了200多位，当我向大家问好，问和我们一起并肩而战的伙伴们在吗，他们在台下轰然大喊一声——“有！”
然后，我们举行了“免费午餐”淘宝店的上线仪式。胡益华、小斯、沈雁冰、杨博智等十多位团队伙伴一一上台。这是“免费午餐”团队第一次正式亮相。
我的社长孙谦悄声问我，他能不能也上台讲5分钟，他有一些感慨。事实上，我们没有安排他的时间。他上台后，说：“天下原本没有免费的午餐，但邓飞做到了，我为他感到骄傲。我相信在不久以前谁也想不到可以团结到这么大的社会力量，汇聚这么多的草根爱心。我越发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越来越现实的世界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温暖而坚定地往前！作为发起单位，《凤凰周刊》其实很惭愧，没有出多少力，”孙总顿了一顿，风趣补上一句，“除了，我们贡献了一个邓飞。”
台下哄堂大笑，掌声雷动。
望着社长，我鼻头发酸，他是今天会场上唯一一身正装西服的嘉宾。2003年夏天，我离开长沙的《今日女报》来到《凤凰周刊》。社长一直包容我的激烈和犀利，顶住了多方压力，鲜明而坚定地支持我，令我获得宝贵的写作空间，可以展现这个国家的幽暗秘密。
12日，他带着手提电脑从北京乘坐高铁到上海，再来杭州。动车在途中又出现故障，一车人被关在车里闷热不堪，他还安慰我，就当是旅游新体验好了。我们接他到了西湖边一个会所，饭后，我朋友派车送他回酒店。我在车后黯然神伤，我知道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甚至有可能要和他道别。
接下来，发布会现场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义卖活动，义卖款项将全部捐赠给“免费午餐”基金，我的一个湖南兄长，因写《青瓷》一书而著名的作家浮石出任拍卖师。现场拍卖激情澎湃，主持人华少都坐不住了，也冲了上来，以3.7万元拍下一幅丝织《金刚经》。
马云捐赠了两枚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通策集团总裁吕建明一次性拿出数件拍品支持我们。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发布会。释印正大师的《心经》最为抢手，起拍1万元，经过多次竞争，落槌价居然到了10.1万元，买家是我的湖南朋友、《尊品》杂志出品人王拥娴，现场所有人起立为她鼓掌致敬。
最后，发布会现场累计认捐了252,279元，其中5件拍品认捐172,000元，学校午餐认捐69,525元，义卖T恤收到现金10,754元。更重要的是，淘宝网和淘宝商城首页最珍贵的广告位给“免费午餐淘宝店”做入口，大量网友涌入捐款。
事后证明，这个淘宝店给“免费午餐”贡献甚巨，也为民间公益提供了一个新的筹款方式。
我们在淘宝店里卖什么呢？卖一张图片，上面就是一份“免费午餐”虚拟产品——该产品单价3元，一月66元，一年600元。降低门槛，让人人可为，公益不再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情。何况，在我看来，3元虽小，但无数人的3元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我们就可以聚沙成塔。
公益店在短时间要聚集人气，除“免费午餐”本身的道义召集，我们还须借力明星资源——明星们的亿万粉丝每人买一份午餐，数额也将惊人。
我电话了著名编剧宁财神，请他帮助组织明星物品义卖。从此，财神只要见他的明星好友，就索物求援。我的另外一个好友、《时尚芭莎》主编苏芒也帮助寻找一线的明星们。
章子怡的雅典特奥会T恤加运动鞋、张靓颖的万宝龙钢笔、蔡康永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纪念书，连海峡对岸的综艺大哥吴宗宪、伍思凯等人都有爱心物品捐出。
演员沙溢寄来了一个玩具小熊，并附上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沙溢说，玩具小熊本来是给自己马上要出生的宝宝，现在捐给你们，希望给山区的孩子尽一份绵薄之力。
最后，我们收集了500多件明星物品，每隔七天推出数件，引发追买。
我们还要考虑长远，所以开始研发一系列的“免费午餐”衍生品。后来，爱心T恤、徽章和手机外壳等开始进入公益店销售，巩固造血能力，又进一步传播了品牌。
截止到2013年8月，“免费午餐”公益店收入1246万，后来新建的支付宝平台筹款374万元。阿里系成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引擎，有力地牵引我们前行。
传统媒体的大规模报道展现乡村学童的生活困境，令“免费午餐”四字家喻户晓，微博的绵密互动提供进一步渗透传播，淘宝商城、支付宝还有腾讯网的月捐等网络筹款手段则可以帮助实现捐款的细水长流。坐在电脑前，我能感到各地城市，正在一点一点给中西部地区的山村输血。
这个发展不均衡导致毛细血管断裂的国家，现在通过互联网已开始联系到了一起。
杭州的第一次亮相，超乎我们想象的成功。当晚，杭州媒体请一百多名来杭的记者同行们，在西湖边的“卡萨布兰卡”酒吧，聚会叙旧。
我和好友、《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主任喻尘坐在门口，讨论改变中国社会的多种可能性，吸引了很多记者同行围观，大家或坐或立，在凉风里小饮冰凉啤酒，很是快意。
柔韧公益和坚硬舆论，都是改变这个国家的有效手段，如同驱牛前行，有踢牛屁股的，也要有牵牛鼻子的，方法多样，并行合力。
这，开始成为中国媒体人的共识。
国家接力
国家将安排资金，在中西部贫困地区为农村中小学提供营养补助，让孩子们吃饱吃好。
温家宝，2011年8月28日
《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
事后发现，当我们为孩子的午餐问题而跋涉在中国西部山村时，国家已经悄然行动。
7月19日22时许，在宾馆里，有网友私信我一个好消息——宁夏新闻网报道称：国家决定从2011年秋季学期启动民族县、贫困县农村“免费午餐”试点工作，并将宁夏确定为首批试点省区，2012年春季开学，宁夏南部山区九县区26万名小学生将全部享受“免费午餐”。
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在大会上表态，必须保质保量，4元钱不包括人工、水电等其他费用，要全部花在学生饭盒里。要切实抓好食品安全工作，采购新鲜蔬菜和肉类，保证学生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要上下齐心，切实把“免费午餐”工程办成民心工程、阳光工程，为山区孩子尽一份心、尽一份力。
扑到床上，我难掩心中激动，如同微博打拐引发部委行动，“免费午餐”的撬动效应初步出现，我发了一条微博，和网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一片欢呼沸腾。
我叫来一个杭州朋友，去保俶路上的忠儿面馆，点了碗猪肝干挑面，加了青菜、剁辣椒以表庆祝。掏出手机，我在微博上写道：诚挚致谢所有和我们团队并肩战斗的同学们，我将写一本书记录这场社会进步运动。
7月23日晚上20时，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时，与先行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
温州当夜不眠，无数志愿者赶赴现场支持救援，并排成长队献血，令人动容。
我写了一条微博，祈愿伤者早日康复。中国人，血从未冷。
有人曾抱怨改革开放摧毁了一代中国人，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大家都去抓老鼠了，只看成果，不择手段，相互毒害。但良善始终埋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旦有了机会，它们就会流淌出来。我相信人性本善，所以，我对公益的未来也有信心。
放眼整个国家战略，宁夏试点并不突兀，事实上，国家一直都在关注农村儿童发育不良、缺乏营养的问题，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积极改善。
2013年1月，我在教育部提供的一本资料汇编里梳理出这条战略的来龙去脉——
1992年12月，在罗马召开的全球性部长级营养会议通过了《世界营养宣言》和《世界营养行动计划》，包括中国在内的159个国家的代表作出承诺，要尽一切努力在2000年以前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由卫生部联合10个部门制定的《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保障食物供给，落实适宜的干预措施，减少由于饥饿和食物不足导致的蛋白质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预防、控制和消除微量营养素缺乏症。
1999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市视察工作时强调指出：“今后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最终要体现在人的素质上，首先在于我们少年儿童的素质，要在儿童、少年中推广营养餐，北京市要带个头，还要在全国推广，也要多做些宣传工作，要使得全国各个地方都注意做这个事。”
2001年，国家开始实施针对农村贫困学生的“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的学生，国家免书本费、免杂费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项政策实施6年之后，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享受到了“两免一补”政策。
2008年4月，李克强副总理批示：深入调研，拿出方案，突出重点，努力改善贫困学生营养状况。同年，广西柳州开始试点推广“免费午餐工程”。
2007年至200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广西柳州开展“学生营养改善项目”，选择了都安县的三只羊乡小学和古山小学两所寄宿制学校作为试点学校。试点明显改善了学生的体质和体能，提高了学习成绩。
但遗憾的是，为时两年的营养干预试点在2009年到期后，上述两所学校的食堂宣告停办，学生的用餐方式、寄宿生的营养摄入量退回到2007年前的状态。其原因即在于地方财政部门统一要求把生活补助发给家长，导致学校食堂被迫停办。
后来，在参加湖南卫视台一档节目时，我见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他深感遗憾。详细了解我们的方法后，他称赞我们贵在自下而上，用微博新工具有力动员了整个社会，把儿童营养改善问题变成一个社会热点。他捐出了上节目的3000元报酬，鼓励我一定要坚持做好做下去。
后来，我在一篇报道里偶然看见柳州也在做“免费午餐”。原来，2008年秋，柳州相继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融安县三县为乡村学校学生提供午餐，伙食标准每个孩子每餐2元，累计投入上亿资金，令我钦佩。后来，我和柳州外宣办取得联系，想去柳州探讨如何加大传播，让柳州版的“免费午餐”被全社会看见——我都不知道柳州的行动，这足以说明传播上出了问题，而我们擅长传播，可以一起搞大这个事业。但两次都没有和市委书记对好时间，很遗憾。
2010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启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当天，重庆就启动实施中小学生营养促进工程，让孩子们吃上了鸡蛋牛奶。
2010年下半年开始，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有关部门，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拟订了学生营养改善工作方案。
从2008年到2011年，温家宝总理先后四次批示，要求高度重视农村贫困学生营养状况，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改善农村贫困学生生活和学习条件的具体方案。
由此看来，在我们热热闹闹搞起“免费午餐”后三个月，国家营养改善计划就宣布出台，显然是国家早已在做大量调研和实地考察了解后作出的一个承诺。国家在宁夏的试点，预示着中国乡村儿童的午餐问题，最终极有可能由国家介入解决。
我相信，即使没有我们“免费午餐”行动的出现，国家同样也会着手解决乡村儿童的营养匮乏，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我们的行动确实引起国家领导人的注意，后来一名官员在一个会场上告诉我，“免费午餐”一开始就在贵州、河南、湖南等省到处开餐，千里大跳跃，每到一省，都有包括省级日报的媒体大量报道，在微博上更是形成磅礴声势，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钱，到底要帮助多少学校，但看着我们把一个雪球越滚越大，感觉极为震撼。这些信息通过多个管道送达高层，温家宝总理很快就召集多个部委开始算账和做预算，部委们很快拿出一个方案。
我苦笑，向这名官员解释说，我们千里大挪移其实没有什么战略，也没有什么顶层设计，当时我们没有多少钱，不得不到处找空间，见缝插针，典型一个游击队。
他愣住了，然后我们相视大笑。
“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8月28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河北省的张北县第三中学，给教师们作了一次题为《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的报告。
在轰轰前行的火车上，我仔细阅读新华社的报道，发现其中暗含的信号。
这次报告中，这位素以亲民著称的总理，少有地谈起了自己的教育家事：“我的爷爷和父母都是老师。父亲母亲不在家时，我就模仿他们，也当一个小老师，像他们一样指指画画，写写算算，以为乐趣。”他对教育的深厚感情，溢于言表。
当谈到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这一问题时，温总理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逐步缩小城乡教师收入待遇差距；不让一名儿童因贫困而失学；国家将安排资金，在中西部贫困地区为农村中小学提供营养补助，让孩子们吃饱吃好。
据新华社报道，这段只有几分钟的讲话，13次被教师们热烈的掌声打断。
总理的报告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国家将安排资金给学生提供营养补助，这与7月份国家在宁夏的试点遥相呼应，一个覆盖整个中西部乡村儿童的营养改善图景，隐约可见。
此时，“免费午餐”已经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且正在国内多个省份铺开，对于国家未来的大规模介入，我们能做什么？
之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印度建立的“免费午餐”模式，证明民间力量是活跃在营养餐领域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成立一个基金会，接收国家、社会等各方资金，专业执行该国学生的“免费午餐”，这种模式解决了国家资金的缺口，又能联合各界，帮助国家较好地执行“免费午餐”。
在中国，是否也可以培养政府之外的一支生力军？
在我看来，政府采购民间组织的服务，当然会更富效率和活力。至少，社会监督一个民间组织，要比监督一个庞大官僚体系容易得多。
我们尝试学习印度模式，并定下了2012年的发展策略，7个字：做好模式，交国家。
树上开花
我们不知道将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不管怎样，在这里，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让我们充满了希望。
（英）柏格理，《在未知的中国》
7月，好消息从多方传来。
在云南，《春城晚报》首席摄影记者黄兴能带着志愿者走进学校。黄是我的好朋友，曾陪同我调查云南迈扎央赌场、阳宗海污染等重大事件。看见我的召集后，他加入我们的行动，承担云南项目的整体执行。
湖南的伙伴、湖南公共频道首席记者陈旭，带着两个志愿者在新晃，为41个村小建立微博，筹备统一开餐。
在贵州，7月10日，《黔中早报》联合民盟贵州省委、华中科技大学和贵州省青基会做了一场活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贵州省委主委顾久在演讲中对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呼吁台下的省委统战部、省关工委、省教育厅、共青团省委等领导支持“免费午餐”在贵州的活动，现场筹款11万余元。在深圳的小斯说服了她的单位招商局，这是我们第一个央企伙伴，我飞到深圳和他们讨论大规模合作。不久，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带领团队，走进贵州威宁的山区小学，和我们一起覆盖整个威宁全县。
在江西，《九江晨报》记者也告诉我，几所贫困小学考察完毕，其中修水县船舱小学符合我们的条件，可以开餐。一个叫殷漫珈的上海网友愿意提供这个学校的餐费。9月8日，我带着南昌的十余家媒体来到这个距离县城48公里的山区小学开餐。这个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贫困县海拔高，耕地少，谷物一年一季，收入来源以青壮年外出务工为主。1927年，毛泽东在该县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翻开中国革命新的一页，数万名修水人民曾献出生命。
在四川，9月5日，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则约乡前进小学开餐。之前，《天府早报》《华西都市报》和四川新闻网的伙伴深入凉山，记录了当地彝族孩子的生存困境，贫困、落后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凉山州喜德、普格、金阳、西昌等地一口气连续在5所乡村小学开餐。
湖北也开始行动起来。武汉长青花园社区志愿者协会6名志愿者和《长江商报》2名记者进入恩施，写下大山深处土家族孩子的诸多困境。其中，一个用竹筐制作的篮球架令人动容。此后，我们根据志愿者初步审议结果，确定4所学校作为湖北省首批开餐学校。
9月20日，深圳花园城购物中心。我们第一次走进社区，8天筹集善款62489.2元，开创公开清点善款并当天公布数据的模式，为其他城市开展线下募款建立可复制模式。
9月23日上午，汉口常青花园社区常青花园武商量贩店。我们展示数十幅山区学生午餐的图片，不少市民流着泪走向捐款箱。现场，湖北团队还进行义卖爱心T恤和一对一帮扶登记。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刘连宏客串临时讲解员，向大家介绍并带头捐款。精博常青幼儿园的17个小朋友送来衣物捐给山区小伙伴，常青花园三社区环保志愿者服务队的12位老人也赶来捐款。
这场活动，共计募得善款95,675.1元，定向支持湖北孩子。
9月27日夜，湖南长沙豪庭大酒店。
《尊品》杂志社发起湖南省第二届企业公民大典暨名流慈善晚宴。三个多小时，湖南艺术节捐出22件作品加上4幅孩子的画作，共拍出166.6万元，全部用于湖南项目。
不足半年，我们凭借全国各地的媒体网络，组织记者推动“免费午餐”，成功实现了“树上开花”，形成强大的舆论浪潮。更令我惊喜的是，我们意外获取一个崭新的自传播模式——大多数的网友，在捐款后，往往在微博上贴出她的捐款截图、内心感受等等，让他的关注者看见，较容易影响关注者们转发、评论或效仿捐款，再实现一波又一波的传播和影响。
如此，一个捐款人变成一个较有说服力的传播者，循环切换，在各自的圈子里持续滚动，生生不息。
10月，我们决定重回贵州沙坝小学。
自4月2日以来，作为全国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沙坝小学的一百多个孩子告别了中午喝凉水充饥的日子，吃上热腾腾的午饭，但我们也在思考：除了午餐，大山深处的孩子们还需要什么？
书！
乡村孩子见识不及城市孩子，容易导致自我封闭等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课外书缺乏。
10月10日凌晨，贵阳，这个城市还在沉睡中，我和《黔中早报》“免费午餐”报道团队一行十多人，分乘两台车又要出发了。
这一次，我们要给他们带去图书和维生素。之前，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联系我们，约定打算在每一所“免费午餐”学校都建立一个“香江爱心图书室”。按照他们的标准化建设规范，1名学生对应10本书。沙坝小学现有153名学生，开设的“香江爱心图书室”将拥有1530本课外图书。
之前，浙江华立集团一个朋友看见我的行动后，决定捐助一大批多种维生素帮助孩子。
得知这个消息，沙坝小学的师生们早早地腾出一间空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等着书本运到学校。
9月底，1530本图书和配套的标准化书柜、阅读桌椅运进学校，老师们按照要求把图书室的墙壁进行粉刷，照明也作了改善，新图书和书柜、桌椅一到，大家就集体出动，校长和老师们把书架、桌椅组装、摆设完毕，孩子们把书籍整整齐齐地放进书柜，一个期盼已久的图书室建立起来了。
孩子们抱起书，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中午，在沙坝小学的操场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捐赠仪式。仪式上，沙坝小学的教师代表朗诵了一首即兴创作的《江城子·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浙江华立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向沙坝小学捐赠图书和维生素赞》：
千里捐书送品忙，情真切，意绵长。沿途劳顿，无须细端详。喜看学子欢悦甚，虽云苦，又何妨！
如斯馈赠非寻常。维生素，精神粮。云天高义，更火热心肠。涌泉之恩难以报，唯铭记，永不忘！
一个蹲在地上，抱着字典在看的小姑娘令我们好奇。别的孩子都在看童话、漫画，她为什么要看字典呢？小姑娘说，她没有字典，上语文课的时候遇到很多生字都不认识，现在图书室里有了字典，她要赶快查一下。
孩子们抱着崭新的图书，安静翻读，到了午饭时间仍没人愿意离开。直到老师来催了好几次，他们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去食堂吃午饭。
中午，我们和孩子们共进午餐。食堂是黔西县政府帮助建设的一间活动板房。食堂里面摆放了一台彩色电视机。这个时段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吸引了一批孩子的注意力，似乎在和散发着香气的饭菜叫着板。
有的孩子在诱人的饭菜和电视剧之间摇摆不定，有的索性打了饭或站着或蹲着边吃边看。
我叮嘱了校长，尽量多培养孩子一些良好生活习惯——吃饭时不看电视，饭前一定要洗手。我们清贫，但也要养成洁净、有秩序的生活习惯，学习管理自己，它们将令孩子受益终身。
按照惯例，我们吃过饭之后给校长留下了200元钱。校长接过钱叫来一名专门负责财务的老师给我们写下一个收条：“今收到邓飞等‘免费午餐’工作人员就餐费200元整。收款人：王家华2011年10月10日”，然后盖上学校公章。
是的，在财务方面，我们一定要严谨规范。
饭后，我们在沙坝小学校门围墙上看见了几块约30厘米高的木条，每根木条写上一字，连起来就是：“中国第一所‘免费午餐’试点学校”。老师们说，这是方校长在村民家收集了木条，花了好几天时间亲手做的。
我们一念，心里有了某些庄严。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告别了沙坝小学的师生，前往下一站——威宁县。
路上，贵州的记者给我讲起了威宁的传奇——这个黔西北的高寒山区，地处偏僻，在20世纪初，却一度是西南苗族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被当时的英文报纸《教会报》称为“海外天国”。创造这个奇迹的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和他的后继者。
威宁县交通不便，直到今天，贵州公路网也没有完全延伸到这里，没有人知道柏格理通过什么方式到了这里。1905年，柏格理，这位瘦高的英国男人开始在威宁县最西边的石门坎兴建学校，并于第二年开始招生，开启了让当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
这位社会改良实践者，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使用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也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在柏格理的主持之下，石门坎建起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据说，柏格理还把自己热爱的足球运动，带到石门坎。这让石门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近闻名。此外，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决定选择其中的优秀学生送到大城市深造，这批学生到成都学习毕业后，全部回到了石门坎，并成为当地第一代苗族教师。
此后，这个传统延续下来。这个过去从没有过现代教育的地方，一批又一批孩子出发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柏格理的故事令我陷入沉思。这样伟大而艰苦卓绝的事业，居然是由一位外国人做成的。
后来，我返回北京，找到了柏格理在贵州耕耘时的手记，在这本名为《在未知的中国》的书中，柏格理回忆了他在贵州威宁时的拓荒时光，他说：“我们不知道将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不管怎样，在这里，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让我们充满了希望……”
或许，我们也不知道“免费午餐”的将来会面临什么，但可以确定，这项工作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希望。这是真正吸引所有参与者的地方。
汽车从黔西出发，我们一路向西，晚上7点到达毕节，已是满城灯火。人困马乏，我们决定在毕节找个地方吃饭。
多年前，我在毕节采访，抢着和朋友买单出打车费，慌乱中丢失了一个钱包，令我耿耿于怀。今天，我突然释怀，那几千元留在毕节，或可帮助一个老人看病或一个孩子上学，岂不是也很好，或许更算是一个约定。
我们连夜赶路，由于路况不熟，司机师傅不时停车问路，边问边走。
深夜12点，我们到达赫章县，还有一个半小时到威宁县。继续前行，因为前方修路，我们迷了方向，临时决定住在赫章县城。此时，一车人疲倦不堪，尤其是司机师傅更是辛苦，他都说累得不行了。
下了车，天空开始飘着冷雨，已是凌晨1点，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抱怨诉苦，原来，我也会累到崩溃和绝望。大家草草洗漱，匆匆休息。
10月11日凌晨6点起床，我们吃过早饭继续赶路。早上8点左右到达威宁，和威宁副县长杨华忠及威宁当地媒体一同赶往牛棚镇新华小学开餐。
从威宁县城到牛棚镇要穿过重重山岭，道路平均海拔在2400米以上，地势高寒，时常弥漫着浓雾。天气不错，我们没有受到浓雾的眷顾，晴朗的天气让我们在车上欣赏到了万亩松海。我们的车队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前行，路旁田地里的烤烟叶在风中摇曳。
12点左右，我们才到达新华小学。新华小学坐落在一个小山顶上，我们的车停在山脚下。从山脚到山顶，有一条几十米的土路。孩子们排列在土路上，分列两旁鼓掌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一直不愿意影响孩子学习，但学校却往往将学生列队欢迎作为接待贵宾的必要仪式，这令我们稍感尴尬。
我低下头，却无意中看到他们的鞋子上满是泥巴，有些鞋子上还有破洞，不少孩子穿着家长的鞋子，明显不合脚。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由于常年忍受饥饿，身高普遍比城里孩子要低矮，形貌也黑瘦一些。我告诉自己，在解决孩子们的饥饿问题后，我们还要给他们送来过冬物资。当时，“免费午餐”团队一些志愿者正在筹集衣物鞋帽，后来分立出来，组建一个新的公益项目，叫“暖流计划”。
不过，相比西部其他地区的孩子们，威宁县也有自己的幸运。中央直管的重点国企——招商局集团，自2003年起，便开始在威宁承担国务院定点帮扶任务，此前，他们已在威宁当地援建了25所希望小学。
此次威宁将要开餐的学校，也是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提供全额资助。
在开餐仪式上，学生代表朗读了一封学生手写的感谢信。“我们将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为有用之才，为回报社会、回报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略带稚嫩的童音，铮铮的宣言，在山谷里回荡，敲打着我们的心田。
当威宁副县长杨华忠宣布开餐时，302个孩子纷纷从书包里取出饭盒准备吃午饭。大家有序地排队打饭，今天的菜谱是豆腐炖肉、红豆酸菜汤，还有一个鸡蛋。
11岁的施辉权端着饭盒上楼梯，准备回六年级的教室吃饭。他一不小心踩空了一层楼梯，饭盒从手里抛了出去，饭菜撒了一地。他顿时哭了起来，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我走过去安慰他，并拿着他的饭盒又带他去打一份。刚打了米饭，他就要端起走，老师帮他添满了菜，他显得很羞赧，端着饭盒小心翼翼上楼去了。
路途上，听了朋友们对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介绍，我本想去威宁的石门坎参观一下，但当地朋友们告诉我，石门坎在威宁最西边，路不是很好走，我们连夜要赶回贵阳，时间上来不及，只好抱憾离去。
是返回的时候了。10月11日下午，威宁县一位负责人开车引领我们到通往六盘水的岔路口，旋即离去。再见，威宁石门坎。再见，柏格理的理想。
我们一定会回来。
鹤峰模式
对“免费午餐”资金建立专账，指派专人管理，定期公示，期末向全体师生公布账目；要从公用经费中安排专门资金用于保障和补助学校食堂水、电、煤等支出……
《“鹤峰模式”实施细则》摘录
10月，“免费午餐”在湖北鹤峰要开餐，武汉伙伴请我参加。我萌生一个计划——除了新晃，我们还必须联合一些县做更多合作模型，为下一步的国家行动提供模式参考，便于大规模复制推广。
这个深藏在恩施大山里的鹤峰，会是我们另一个平台吗？
和鹤峰结缘始自9月6日，鹤峰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刘琳看到《恩施日报》介绍“免费午餐”项目后，当天就要求县教育局对全县小学生的午餐就餐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积极做好各种申报工作。
在此之前，我了解到鹤峰号召党员干部们捐款，建立了一个约两百万元的小型基金来救助孤儿学生和大病患者。所以，我对这个县已经有了一些好感，隐约感觉它将是我的伙伴。
10月6日凌晨，轻雾萦绕恩施，我们一行11人走出火车车厢，寒意袭人：天凉好个秋啊！先期抵达的《长江商报》记者周慧在微博上写道：“我已在海拔1800米高的屋脊小学，在女教师宿舍围着火炉烤火了。”
起初，我们不以为意——出发前我们查询结果显示恩施市区的温度较高，但我们忽略了高寒地区学校的海拔高度，所以，我们穿的都是单薄夏衣。
恩施晚报的伙伴们带我们去吃早餐。走在清冷狭窄的山城小街上，我们选了一家人气旺盛的早餐店，点了米粉、面条和包点，然后一路颠簸去鹤峰。随行的，还有《恩施日报》社长、《恩施晚报》总编辑和恩施教育局的官员。
途中山水秀丽，风景如画。初时云海缥缈，少顷暖阳普照。四小时后，我们到达鹤峰县城。此时，秋日暖阳爱怜地倾洒在鹤峰县城。我在车上极目远眺，看见连绵大山怀抱这座小城，不由惊叹：多少代人付出怎样的努力和累积，终在大山深处筑起我们眼前的这座小城？
在县城边山脚下的一家宾馆里，时任鹤峰县县长杨安文前来迎接我们，并设宴款待媒体记者和志愿者们。
晚宴上，杨安文和鹤峰县教育局长李永忠等，和我以及多名媒体记者，坐在一桌。
四十多岁的杨安文和我相邻而坐，朴实稳健，说话慢条斯理，却极有见识，在当地民众中享有巨大声望。在来鹤峰的路上，我摸了他的底，知道他在办公室里茶几上放了两块牌子，一块是“谢绝送钱送礼”，另一块的意思是“有事就说，争取在15分钟内解决”。
“能不能把这个拿到鹤峰来搞呢？”我直截了当告诉他，湖南新晃县已经和“免费午餐”计划达成协议，将在全县推行“免费午餐”，其中政府出1元，“免费午餐”项目出2元。
“这是好事情。”杨安文放下筷子，很认真地对我说，“可以一起搞啊。”
没有拐弯抹角，两个湖南人对上了眼，越说越起劲。他是湖南龙山人，我们都出身清贫，一手一脚打拼事业，对社会疾苦感同身受，诚恳并有血性倔强之气，愿意动手行动。
“这本来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有公益组织出钱和监督，为什么不搞呢？”杨安文也是激情四射，当即拍板。我们交流的声音并不大，达成协议也就几句话。同桌的人都没注意到，一个惠及全县近4000名学生的营养工程，已经敲定。
鹤峰自古民风淳朴，尤重待客之道。我们被奉为座上宾，享受了世代相传的土家迎客茶礼——四道茶。
五代十国时，战火纷扰，茶却在古称容美的鹤峰生根萌芽。清初文豪顾彩（字天石，号补斋）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1年）应容美土司田舜年之邀，游历容美五月有余。他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兴之所至挥毫泼墨，为后人留下《容美纪游》。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山环水复，中多云雾，好茶处处有之，茶商茶贾往来更无虚日。以容美茶汲白鹤井之水，煮沸，更有紫气升腾，如仙鹤起舞，乃绝代容美茶，惊世鹤之峰。”
顾彩笔下的茶，就是我们品的第一道茶——白鹤茶。如此诗意的茶名更少不得一段美丽传说。相传一只白鹤从武陵山去大巴山取仙丹，逢容阳大旱，白鹤遇难茶山，被土家阿哥咬破手指滴血相救。白鹤取回仙丹，又见阿哥吃力打井找水，遂吐丹于枯井，枯井溢满了清泉，白鹤却献出了生命。白鹤井由此得名，白鹤井水泡茶，叫白鹤茶。
从香香美美白鹤茶到甜甜蜜蜜泡儿茶，从红红火火油茶汤到团团圆圆鸡蛋茶，我们品着香醇的茶，听着悦耳的歌，欣赏着别致的舞，不知不觉，长途奔波的劳顿消融茶韵里。
我不知道的是，在我们品茶的时候，杨安文把李永忠拉到一边，告知他推动“免费午餐”的事情。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李永忠有些激动，他理解和支持我们做的事情。
“刚才是口头承诺，说了就要马上做。做好还是好事，出一点问题，那是大事情。”杨安文叮嘱他组织教育局准备一套执行方案。杨最后说，需要什么就找政府安排，一定保证年底开餐。
鹤峰县位于鄂西南边陲、恩施州东南部，是全国一类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因为地处深山，这座小城交通极为不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该县生产总值24.8亿元，财政总收入2.08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1,206元。
这片大山还和一位湖南名人有缘，他是贺龙。
1928年到1933年期间，贺龙在鹤峰县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鹤峰一度成为湘鄂边根据地的中心。
1929年初，贺龙在鹤峰指挥红四军击溃湘鄂西民团进攻，并击毙敌酋王文轩。贺龙率部在走马坪白果树下召开农民大会，激情洋溢地说：“桑植是我的家乡，鹤峰是我的第二家乡。”那棵见证历史的白果树被当地人民称为“将军树”，时至今日，她仍枝繁叶茂，成为一段烽火岁月的象征。
贺的大姐——贺英也曾活跃在鹤峰，牺牲于此。只有6万人的鹤峰县，有2.5万人投身革命斗争，占全县成年人总数的80％以上，其中300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宾馆里读罢鹤峰县志，我讶然发现，在修水，在鹤峰，“免费午餐”开餐的地方和执政党当年引领人民发起革命的地方竟然达到某种默契。我们似乎在重走他们走过的那条路，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为了人民改变贫困和不公，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
距离县城70公里外，海拔1800米的恩施鹤峰县高原小学，已在一片寒雾冷风中。11月8日，这所“屋脊小学”迎来10月以来最暖和的一天。
上午11点，我们走进高原小学参加“免费午餐”启动仪式。
孩子们早早地挤在校门口，欢声笑语，排着不规整的队伍迎接我们的到来。
和孩子们心情一样的还有59岁的康云清。他既是任课老师又是食堂厨师。为了让孩子们吃上可口的饭菜，康老师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在自己家做饭还卖力，切胡萝，切肉，煮鸡蛋，忙得不亦乐乎。“建校56年，今天是学生食堂第一次开荤，也是第一次做午餐，并且还是免费的。”他兴奋地说。
开餐仪式上，老师将学生按年级排好队，仪式结束后，一声“向后转”依次进食堂。滕召满是六年级学生，是班上也是全校个子最高的，按照队形，他第一个领到午餐。作为学生中的“第一高”，他的身高也不超过1.4米。
他的餐盘中，有一份胡萝卜炒肉、一份白菜粉丝汤、一份炒土豆丝、一份洋葱炒豆干，加一份米饭，旁边还放着一个鸡蛋。
孩子们第一次吃上午餐，难掩兴奋之情，有的狼吐虎咽，急坏了等在旁边的家长们，忙不迭地告诉他们：“慢些吃，别噎着。”
中营乡芹菜坝村的殷泽红，家离学校有10多里路。听女儿说学校“免费午餐”开餐，她早上6点起床送女儿到校后，就一直站在操场等着。
“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学校上小学，那时候比现在还苦。”她若有所思，“不过现在好了，孩子们很幸运能吃上免费午餐了。”她旋即又绽放了笑颜。
当我走进六年级教室的时候，看到滕召满站在自己的课桌前。他看见我时有点紧张，原来他将鸡蛋收起来，想等下午饿了再吃。
这个孩子以前的中餐很简单，一包5角钱的辣条或者方便面。每次他都想着不要一口气吃完，等下午饿了再吃，可就是留不住。下午上最后一节课时，他总饿得难熬，想找东西吃。
和滕召满一样饿肚子听课的孩子还有他的同学殷明先。她甚至还落下胃下垂的毛病。
开餐仪式上，教育局长李永忠宣布了和我们合作的计划。此时，杨安文正召集几个主管部门开会，商讨全县推广“免费午餐”。会上，有人反对，称这其实是一个分蛋糕的问题，要切一点给“免费午餐”做配套，其地方就要减少，而这个项目不在政绩考核范围，“对干部们没有什么好处”。
杨安文知道，有人反对很正常，因为鹤峰将每年额外支出100多万元。
“100多万并不多，一些官员少吃点儿，省下来的就够孩子们吃的。”后来，杨安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让老百姓感恩戴德，写什么感谢信。让孩子们挨饿，我们该负荆请罪，做好‘免费午餐’，是我们向老百姓赎罪。”
在高原小学的食堂里，县委、县政府一群官员和我一起吃饭，我告诉他们每人必须要交3元钱，“干部们没有免费午餐”。他们都笑了，掏钱凑份子。
学校里还来了几个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当地的干部。高原小学所在的鹤峰中营乡政府捐款10,000元，周边五个村庄的村支书每人捐款500元，共计12,500元资金用于该小学的各项建设。
乡长告诉我，乡政府班子成员每人结对帮扶一两个贫困生，主要针对留守儿童和因病致贫家庭的学生。我和这些乡村干部合影留念，感谢这群质朴、腼腆的乡村精英，并请他们多多支持“免费午餐”。
开餐后，我们确定鹤峰仿效湖南新晃县推行“1＋2”模式，即政府出1元，出厨房，“免费午餐”基金出2元、出厨具和承担厨师费用，在全县乡村学校推行“免费午餐”，成为湖北省首个“免费午餐全覆盖县”。
10月16日，杨安文被任命为鹤峰县委书记，新一任领导还包括县长苏勇，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谢成校。
苏县长专门找谢谈“免费午餐”，还发短信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半个月时间，李永忠带着一群工作人员，走访了全县50余所学校。其中，李春霞是一名重要的伙伴，从志愿者的第一次探访到现在，她是学校、媒体、“免费午餐”志愿者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纽带。
“我是带着感情去做的。”这位外表纤弱的娇小女人，显出倔强和强势的一面，“你们要做就做好，不然就别做，我不想自己耗尽心血做的一个好项目，变成一个烂摊子。”
“毕竟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程，让各个部门执行，并担当责任，并非易事。”“免费午餐”湖北项目一名负责人私下向我表达了不安。但我信任鹤峰这班人。我在高原小学的厨房里，看见了一台简易豆浆机，得知鹤峰县2010年开始在全县中小学推行“免费豆浆”工程。县财政当年安排专项资金55万元，以后每年安排资金25万元，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营养豆浆。另外一个数据是，去年该县用于教育的总投入达1.526亿，占GDP约5.8％，远超国家平均水平。
11月7日，《鹤峰县“农村小学免费午餐计划”实施方案》以及实施细则正式出炉。10日，李春霞来到武汉，和“免费午餐”湖北团队讨论，准备工作包括款项划拨、餐具购置，甚至具体到菜谱中鸡蛋的做法。当月下旬，鹤峰教育局又对近一半的学校进行了暗访，通过网络公示，确认学校各方面准备就绪，敲定开餐时间为12月1日。
那天，恩施下起入冬的第一场雪。
“免费午餐”团队来到鹤峰县一所学校，和县长苏勇签署《“免费午餐”项目合作意向书》。当天，全县3937名乡村小学生吃上“免费午餐”。这批集中成片的“免费午餐”学校首年预算合计598万元，其中政府承担219万元启动费用。
开餐当晚，李春霞赶到宾馆，和大家商量全县“免费午餐”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工作。
“没有完美的模式，只有不断地探索完善。”开餐前，她专程找到湖南新晃县和宁夏“免费午餐”试点取经，决意打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模式——“鹤峰模式”。
根据我们和鹤峰县最终议定的《“鹤峰模式”实施细则》，该县范围内的“免费午餐”学校，将以如下方式进行：
1．对“免费午餐”资金建立专账，指派专人管理，定期公示，期末向全体师生公布账目；要从学校公用经费中安排专门资金用于保障和补助学校食堂水、电、煤等支出。
2．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各学校校长是“农村小学免费午餐计划”实施的第一责任人，若造成严重后果，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实行公示监督制度。设立公示牌，定期公布专项资金收支情况及食品采购价格等相关信息。学校要成立由校领导、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的监督委员会。
4．学校与食堂工作人员、托餐点层层签订“免费午餐”食品安全责任书。要建立食品留样监测制度，留样食品必须保留48小时。
和湖南新晃不同的是，湖北鹤峰政府介入更为全面和深入，从双方合力、制度建设到具体执行，更加有力保障食品安全和资金安全——这一直是我最揪心的两个问题。
2011年，从新晃到鹤峰，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个官民合作的较完整模式，同时定下了“免费午餐”的标准化执行和监督的样本。同时，我们又把“免费午餐”送进到四川凉山，深入一块更加偏僻和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
从鄂西山路上跋涉回北京，我松了一口气，试图整理2011年的过往，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持续获得胜利，一切看上去不错。但谁也不知道，一些危机张开着翅膀，正向我们悄然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