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蘋之末

第一章 青蘋之末

南海火花

中国贫困地区儿童严重营养匮乏,发育迟缓。怎样截断贫困代际遗传的链条?

《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8期,《营养的贫困》

夜,南海上,一艘邮轮安静游弋。庞大邮轮上的小剧场内,天涯社区年度颁奖晚会正热火朝天。

2011年2月25日晚,我获得“天涯社区2010年度记者”奖项。在过去一年,我用微博展现江西宜黄县一个钟姓家庭遭遇强拆的故事,导致该县一群官员落马。年末最后一天,我的微博网友在江苏的一个乡村,发现了一个我们寻觅3年的男孩。

我的邻座,是一名叫蔡加芹的年轻女孩,曾在贵州一个小学支教,被天涯网友评选为“中国最美支教教师”,和我一起等待颁奖。

她看见我的名字,有些惊讶。她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听课时,常听老师说到我。

人群里遇见熟人,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喧哗中,我们低声交流。

她神色黯然,说回到城里后,总是忘不了她的学生们。我问,忘不了什么?她想了想说,是他们眼巴巴的眼神,很可怜。

我的心陡然一紧,追问,可怜?可怜什么?她说,每一次教师小食堂开饭,她端起饭盒,孩子们闻到香味,总是眼巴巴看着她,她只能把饭端回自己宿舍,关起门来悄悄吃完。

小学没有食堂,我能理解,但孩子们为什么不能回家呢?这让我很惊讶。我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在湖南洞庭湖边乡村里读小学。那时,我们中午回家吃饭,虽然清苦,但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蔡看着我说,现在山区撤点并校,孩子们被集中在一个学校,上学路途太远,不能回家,他们早上6点多起床上学,下午四点半放学,回家已是天黑,才能吃上晚饭。

那,孩子们怎么应对中午的饥饿呢?蔡说他们一般趴在桌子上睡觉,实在顶不住,他们会去找水龙头喝凉水。

这令另一位邻座——《南方周末》评论员鄢烈山极为震惊。他一脸伤感,叹息说,三十年前他在湖北的乡村里忍饥挨饿,酸楚求学,怎么发展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

一股热血腾腾冲上头。我说,这样,我们去蔡老师的那个学校,给孩子们建一个食堂,让他们中午有饭吃。

有食堂,没钱做饭怎么办?

我说我们几个人一起筹钱,每年筹两三万元,给孩子们吃饭。

晚会继续热闹欢乐,没有人注意我们短暂的交头接耳,也不会知道我们犹如三只蝴蝶,扇动翅膀,竟会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动员和组织了记者、明星、大学生、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和公司职员等数百万人,截止到2013年10月,累计募捐7000万元,开餐学校328所,覆盖全国18个地区,累计受益人数78,721人,滚起一个巨大的民意雪球,并推动国家累计投入400亿元资金,并每年至少投入160亿元改善乡村孩子营养,深刻改变中国乡村教育格局,被业界评价为“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更奇妙的是,这个奇迹还在持续引爆其他行动,开创了一个“微公益”的崭新时代,中国乡村儿童全面支持体系初具雏形,有力改善了6100万留守儿童的困境,一场温暖变革正在展开。

第二天,邮轮到香港,我和蔡约定,等待她提交学校材料,我先筹到钱,再去贵州。下船转道深圳,我发了一条微博,讲述我的海上旅行,有好友问我有无奇遇,我说有很多乡村孩子挨饿,要去看看。

这条微博只有12条评论,冷冷清清,但一个网友告诉我,可以找一个刚成立的公益组织帮忙,他们在玉树的帐篷里给孩子们做午餐。如同电石火花,我写下了第二条微博:“一起努力,贫困学生‘免费午餐’计划。”

今天,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怎么会蹦出这个想法。当时,我还不知道,当城市里一些家长担心孩子营养过剩时,在中国中西部的山区学校里,无数孩子还在遭受饥饿,营养不良导致了诸多问题。

后来,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想到用“免费午餐”这四个字?这归功于以往的某一次阅读,我隐约记得,印度政府为解决小学生吃饭问题,10年前就推出免费校园午餐制度,俗称“免费午餐”。

数天后,北京建国门,《凤凰周刊》办公室里。我无意中翻到了一本最新的《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为《营养的贫困》,讲述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乡村儿童普遍严重营养不良。文章说,2006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广西都安、河北崇礼、宁夏西吉和湖南泸溪四县的寄宿制小学就餐情况展开了5年调查。

1458名小学生中,生长迟缓率近12%,低体重率达到9%。平均每日摄入热量仅为推荐量的68%,钙、铁、锌等微量元素摄入量低于20%。

该调查发现,儿童营养不良率在贫困地区超过30%,而大城市低于1%;身高和体重水平比城市同龄儿童普遍相差2~3年。同时,营养供给不足还抑制了孩子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对孩子们的体质体能、心智发育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这本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一直以缜密、专业的调查报道著称。这组数据深深刺痛了我。同一片蓝天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

杂志总编辑胡舒立在微博上说:现实很穷困很复杂,需要我们的关心、思考,更需要实际行动。

封面上,显示这本杂志在2月28日发行,恰是我提出“乡村学生免费午餐”的第二天,俨然天意,令我目瞪口呆,却又热血奔涌。十分钟内,我连续发了两条微博:“中国贫困地区需要一顿免费午餐!”“呼吁免费午餐!”

接下来,我开始查询印度“免费午餐”的资料,得知这个由时任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卡马拉奇提出的概念,在印度教公益团体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已成功变成现实。由印度中央政府、地方邦政府和民间机构共同参与的“免费午餐”项目,每天向大约1.2亿名中小学生提供热饭热菜,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免费午餐”计划。

而日本在战后困难时期,坚持给小学生配发午餐,令孩子健康成长。在美国,也有此类由政府补贴午餐免费的制度,惠及3000万名学生。

《营养的贫困》报道的一个记者正是我的朋友,我约她吃晚饭。席间,我说我想做中国的“免费午餐”,一群人瞠目结舌:“这么大的事情,1个多亿的乡村儿童,你怎么可能做呢?”

我说,为什么印度都有,中国却没有?我就是要干!

有个人的眼睛开始闪亮,他叫胡益华,是我湖南老乡,他身材敦实,戴一副金丝眼镜,开过公司,现在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他说,我跟你一起干。

没有什么理由,或许是某种敏感性,但它一定来源于爱。我和他都是父亲,都有一个女儿,我们爱她们,对孩子的苦痛比较敏感。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几天后,我获得了一个机会——正是胡舒立和她的财新杂志在全国选出一批从业5年以上的记者到广州中山大学驻校学习,这一项目叫“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返校充电的机会。

新闻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为我写了两封推荐信,我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事后想来,也正是这三个月,让我摆脱日常工作,有一整块时间可以自由行动了。

飞机掠过北京,飞往南方。看着庞大的北京城一点点从机窗外隐去,变成某种背景。我有些兴奋:我要动手了,去做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乡村,另一个中国

乡村小学没有了,整个乡村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除了鸡鸣狗盗,再无童稚笑语、朗朗书声。那改变命运的火种,也似乎一下子暗淡下来,人心都觉得怪怪的,空落。

朵渔,2010年7月28日

《南方周末》:《谁愿意重回乡村?》

2011年3月,广州大学城。

我得到一个约5平方米的房间,买了一些生活用品,请人帮我解决上网问题——网络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24日,蔡加芹给我发来一封邮件,介绍了几个没有食堂的学校。当晚,我在宿舍里发出一条微博:“明天去贵州一悬崖下的乡村小区,当地学生无午餐,每天中午喝凉水充饥。我们将尝试在该校建一个食堂,推动中国贫困山区的免费午餐计划。”

如石击水,我很快得到一些网友回应,其中一个就是杭州《都市快报》记者沈雁冰。2007年,我和他在杭州相识,后来带他来到北京做了一名记者,在我家里住了3年,情同手足。我们曾乘坐一辆摩托车,沿着清江一路调查湖北长阳县较多希望小学遭遇废弃,记录乡村孩子求学的艰难。

后来,他回到杭州家乡,但他理解我想做什么。

深夜,我的网友——演员马伊琍留言,她说:“有需要帮忙说一声!大家都愿意的!”

3月25日,我到了贵阳,直接赶去《黔中早报》办公室。雁冰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报社,他们愿意和我一起行动。

总编辑不在,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喝茶、抽烟,讨论即将要做的事情,慷慨激昂,一个个像打了鸡血。

次日清晨,《黔中早报》派出了一队记者,和我们一起去贵州黔西县。穿过六广河大峡谷,我们到了一个叫素朴的小镇,饥饿难耐,就寻了一个饭馆,急吼吼点了折耳根、大肠、猪肝和腰花等一桌子菜,并尝试喝了一些当地米酒。

饥饿,永远是一个人最想摆脱的伤害。

蔡加芹带我们去了她曾经支教的太来乡小学。山崖下,乌江小学有149名小学生和30名学龄前幼儿,都没有午饭,或吃用塑料袋带来的冷饭,或喝凉水充饥。校长不在家,蔡告诉我们,因为饥饿,孩子们下午无法上体育课,时常会晕厥,而其他课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下午3点多就必须放学。

田野里,一位老农在驱牛耕地,有几个男孩嬉戏,我找他们聊了几句,惊讶地发现他们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理由是学校太远,中午没饭吃,上学太辛苦。

中国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出于一个调查记者的习惯,我带着大家迅速展开了调查。我发现中国的乡村正站在一个尴尬的时代。1980年代中期以前,乡村人口众多,农村学校布局基本以“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为原则。许多县教育部门规定学校要在村庄2.5公里之内,以便学生就近上学。到1990年代,中国工业化吸纳无数年轻农民进城,带走了一部分孩子,乡村也开始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孩子减少导致原有学校生源不足,大量中小学被撤销,数个学校的孩子被集中到一个学校。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64所。

站在教育部门的角度来说,并校是一个趋势,可集中教育资源,也提高教育质量。但一个新产生的问题是,上学路途变得遥远,一些孩子在中午两个小时里无法回家,午餐没有着落。

教育部门认为,给孩子吃饭是家庭和家长天经地义的事情,学校负责教书育人,不管饭。

父母如果在家,孩子们可能会带一个饭盒,装一些米饭和菜,即便冰冷,却也可以果腹,学校有口锅,热一下也可以应付。但更多的孩子父母不在家,这样的孩子在中国乡村至少有5600万,2013年的数据上升到6100万,史称“留守儿童”。他们被年迈的祖辈看护,而一个农村家庭,祖辈可能忙于照顾数个孩子、土地农活和家务,看护不会太精细,所以他们连一顿冷饭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蔡说,为了填饱肚子,有男孩偷偷跑到村民田里刨土豆,捡点柴火找个空地烧了吃,或紧张着急,或因为没有掌握好火候,多数时候土豆并未烧熟就被孩子们狼吞虎咽下了肚。下午回教室上课,不少孩子满嘴都是黑的,还有的会拉肚子。

我不禁想起了2009年初,我在湖北长阳县调查希望小学遭遇废弃,发现一群小学生在一间小房子里,用石头架着铁锅,蹲着做饭,烟熏火燎的,当时感慨穷人孩子早当家,但没有想到这个层次。

一些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们,怯生生,不敢靠近。我们拿出糖果分给他们,孩子们欢天喜地接过、跑开。一个扎着两根小辫子的女孩撕不开一颗糖,就央我帮她,靠着我,仰着小脸目不转睛看着我的手剥开糖纸,满是期待。

我心中一阵剧痛,这个孩子,和我女儿一般大小。如果她就是我的女儿,我会如何?

在一面土墙上,我被一个白色石灰水刷出的标语震撼,上面写着,“读完初中,再去打工”。打工,就是又一代乡村孩子们的宿命?

这不公平。

27日,我们一行去了更远的中坪镇,先爬到山坡探访一个叫新中的小学——它是一排几乎用石头垒砌的简陋平房,没有一个多余房间可以储存粮油,我和联校老师商量,决定先帮这个学校的137名孩子煮鸡蛋,以后修建校舍增设厨房后,我们再考虑午餐问题。

中午,镇上的党委书记请我们吃饭。干部们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食堂,午餐是摊鸡蛋、青菜和猪肉大蒜,食材新鲜,香气扑鼻,我一口气吃了三碗米饭,心里想每一个学校的孩子们,如果吃得像乡干部一样好,我们国家就强大无比了。

下午,我们又去了两个学校,其中一个学校令我很不安:校长开了一个约60平方米的超市,但里面多是假冒伪劣食品,没有生产厂家或生产日期,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味精味,而它们正是一些稍富裕的孩子的口粮。

和校长讨论,他对学校建一个食堂,为孩子提供午餐感觉莫名其妙。他一脸困惑,反问我:“孩子不是家长负责的事情吗?”

这一趟调查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事实:在贵州,我们看到的所有小学都没有食堂,而因为路途遥远,大多数孩子都不能回家吃饭,只能在教室里趴着睡觉,或在校外小商店里买一些零食充饥。

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可以合作的学校。两天了,我们需要考虑回程,这一次可能是无功而返。

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是黔西县沙坝小学的校长方坤友,学校里的支教老师在微博上看到我们来到黔西调查孩子饥饿问题,他要和我见面。两小时后,他一身汗水地站在我们面前,四十多岁,身材瘦小,脸色苍白,诚恳却坚决地请我们去他的学校看看。

两天山区调查令我们身心疲倦,很想回到县城休息,但我又不忍令他失望,也就和他前去他的学校。

山路颠簸,路边是几百米的峡谷,一条河流蜿蜒流淌,对面山崖几乎呈90度,如同刀削,极为峻峭。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学校。远山连绵,山上有梨树,在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白色的花。学校小,但有围墙,村民们在校园里闲坐聊天,校长带着我们观赏一些植物——他带着学生从山上挖来很多小树苗,试图美化校园。校园里还有一个铁笼子,养着两只红腹锦鸡,村民捡来的,送校长,校长没杀了吃,而是供孩子们观赏。

他显然是一个很用心、细致的校长。

不久,方校长带来一个小女孩,说是这个学校成绩最好却家庭最贫困的孩子。她叫尚晶,瓜子脸,俊俏沉静,念四年级。孩子和我们一起吃饭,上了桌,她有些拘谨,因为她会不时咳嗽。她咳嗽时,会掏出一条小手绢捂嘴,起身离席到边上轻声咳嗽。

校长说,她患有肺结核,但没有去治疗。

这令我很惊讶,但校长说她父亲也是一名肺结核患者,家里没钱同时应付两个病人。这个农村家庭不得已采取的策略是,先送父亲去医院,等待治好后去打工,回来再接孩子去医院接受治疗。

这个孩子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如果她父亲的病没有治好,或者治好后打工攒钱失败,孩子只能承受疾病痛苦。我们告诉校长,我们来帮助她治病,并将在他的学校开始做午餐。

几分钟后,这个女孩的照片放到我的新浪微博上,很快就有人表示要送她去医院。一名网友承诺帮她治病并提供她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我一看,是一个叫孔维的演员。我拿着手机给校长看,他目瞪口呆,连连称奇,老师们围了上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

尚晶的家就在学校边上,她的母亲闻讯后,带着更小的一个孩子来表达感谢。我们去了她的家,两间小平房,堆着农具土豆杂物,乱糟糟的,充斥着一股强烈刺鼻的煤气味道,估计她们在烧一些含硫较重的廉价煤取暖做饭,我们叮嘱一定要开窗、通气。

夜幕低垂,村庄里亮起渔火一般的灯火,我们连夜回到县城,要经过很长一段悬崖。我不敢看窗外,在颠簸的车里东倒西歪,听一支支老歌。

乡村小学学校没有食堂,大多数孩子面临午餐饥饿,并遭遇程度不一的伤害,已是残酷事实。作为一名记者,我首先想到的是报道,展现这里发生的一切,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或许会有改变。但我又想,靠写文章,能解决这个巨大的难题吗?

这么大一件事,我要写多少年,才能促成改变?

在车里,我和雁冰商量,我们要行动起来,先让一个学校开餐。

他们继续留在贵州山区展开进一步调查,收集更多信息,我则赶紧回到城市里去筹钱,有了钱才能开餐。

我突然想起美国诗人狄金森的一首短诗:

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

平息一种酸辛,

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巢中,

我就不虚此生。

行动:2万元滚雪球

因地制宜建厨房,就地取材做午餐。家长乡亲来参与,公开透明可监督。

“免费午餐”启动之初执行口诀

3月28日,深圳,细雨。

我离开贵阳,本来是要回到中山大学学习,但我需要去筹钱,在第一个学校开餐。我向老师请假后,直接飞往深圳。

2003年冬,我从湖南长沙坐火车来到这个城市,工作了一年,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兄长叫王树春,吉林人,高大魁梧,一双浓密剑眉,正气凛然,做过警察,现在在三门岛做房地产。2008年,我在深圳、东莞两地调查上千名男童遭遇拐卖,采访过他——他向警方捐款一百万元,帮助建立失踪孩子父母DNA数据库。

他停止和几个客户的交谈,带我去一个餐厅,倾听我的想法。我问他要2万元,他面有讶色,觉得这肯定不够。我说先拿2万,开个学校试试看,先动起来。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找人开口要钱,感觉羞涩。

他爽快答应了,安排会计给沙坝小学账号上打钱。我则通知学校先买锅碗瓢盆,准备开工。

一切需要动起来。动起来,我们就会有希望。

我去了华侨城,约了一名网友见面,她叫小斯(苏哲芳),曾在微博上和我多次互动。她三下五除二把车停进了一个狭小车位,跳下来,爽朗地和我打招呼,帅气利落。她是一个年轻母亲,招商局集团地产公司的职员,负责品牌和策划工作。

听完我的故事,她的眼里也开始闪亮。我需要一个留在后方帮我出主意的人,她愿意和我并肩战斗。后来,她负责“免费午餐”品牌推广和媒介联络。

回到大学城,和《云南信息报》派出的一名叫汤骥的记者见面。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飞来广州贴身采访。晚上,我带着记者去广州市区,找另一个微博上的朋友,他叫刘嵘,是广东荣晖投资集团老总。

在一间挂满字画的宽大办公室里,刘嵘泡起他的家乡福建功夫茶,慢条斯理地打开话头。他身材瘦长,戴一副眼镜,保留着一名曾经的诗人的文质彬彬,却又仗义豪爽,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亲和力。

他建议我借鉴企业的方法,一定要做出容易复制、推广的简易模型。

为确保日后的有效执行和监督,当晚的讨论中,我们定下了一份标准化“免费午餐”的雏形:一个鸡蛋、一碗米饭和一个菜,算来算去差不多价值3元钱。我们就确定每份午餐3元,以后也好找人募捐。

为什么要一个鸡蛋呢?我隐约记得有领导人就规定战士吃鸡蛋,可以定量,避免贪腐。用手机搜索了下,营养学者说,一枚约50克的鸡蛋含蛋白质7克、脂肪6克,产生热量约80千卡。它的蛋白质与氨基酸比例适合人体生长,吸收利用率达98%以上,且富含钙、磷、铁和较高含量维生素A,在乡村可以就地采购,是乡村孩子较好的营养来源。

而且我喜欢“3”这个数字。我读过《道德经》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奇妙句子,所以我的女儿叫三三。

3月29日,我发了一条微博,称4月2日我们将在沙坝小学开餐。孔维给我私信说,她就是贵阳人,她愿意和我一起去学校。她是第一个将与我亲赴学校的演员。

远在河南郑州的一名记者说,他小时候带粮食在学校里架锅做饭,现在孩子们仍然如此,他也想作一些努力。他叫朱长振,是河南《大河报》记者。我鼓励他去做好调研,可以在河南展开。

4月1日,沙坝小学传来了一份午餐资金预算表,第一个月就需要将近5万元,收到的2万元只能维持两个星期。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心里没有一丝畏难。我在想,再不济,我就只做这个学校,能帮到100个孩子也是胜利。现在要做的是冲!冲!

当天,胡舒立老师来到中山大学,除了财新传媒总编辑的身份,她还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是夜,我们参与“卓越记者驻校计划”的媒体同行在她的公寓里聚会。

她得知我的计划,特别开心——媒体人除了写报道,作舆论监督,也开始在动手解决社会问题。

深夜,我从广州飞往潮湿的贵阳。新华社云南分社、《华西都市报》、《三湘都市报》、《潇湘晨报·湖湘地理》和浙江卫视等媒体一共12名记者,已悉数赶到,都在机场等我。

4月2日,清晨,我们从贵阳赶赴学校。

孔维在贵阳借了一台越野车,装了满车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她接受了我的建议——不带化妆师摄影师,素面朝天,衣着朴素。

我们特意打电话叮嘱学校:不要打横幅,不要排队迎接,也不要苦等我们开饭。

颠簸了5小时,远远就看见校园喧哗热闹,许多村民站在路边兴高采烈招手向我们示意。学校做了一个简易的讲台,搬出课桌放在操场,大喇叭播放着激动人心的《运动员进行曲》,169名学生穿着一新,整整齐齐坐成好几排,这令迟到的我们歉疚不安。

之前,他们只有40多人家住得较近,可以中午回家吃饭,而剩下上百个孩子的午餐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几代人,有条件带饭的少,即使带了到中午也只能吃冷饭。

国歌响起,沙坝小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阳光下,169名大小孩子努力站得笔直,仰着小脸,庄重肃穆地向冉冉升起的国旗敬礼。

我们需要对孩子说一些什么。

站起来,望着全场安静看着我的百名孩子,我突然哽咽。“只要沙坝小学存在,我们的免费午餐就要继续做下去。”握着一支嗡嗡作响的旧话筒,我挥动手臂,使狠劲喊出这句话。

掌声雷动。

这是我们对沙坝小学孩子的承诺,也是给我们自己的鞭策,只能往前,不能退缩。

要开饭了。在领了一个崭新的不锈钢饭盒后,8岁男孩陈兴安走到盛饭菜的阿姨面前,得到了一份米饭、一个煮鸡蛋、一勺酸菜炒肉、一勺烧土豆,一勺白菜汤,双层饭盒被塞得满满的。

回到座位上,他和几个小伙伴围坐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可孩子们始终没有去动饭盒中的鸡蛋。“鸡蛋揣起来。”陈兴安向伙伴们喊道。听他这么一说,其余孩子赶紧将鸡蛋放进衣兜,还腾出一只吃饭的手,紧紧地护着衣兜,生怕鸡蛋掉在地上或被别人抢了去。

有的孩子说,要把鸡蛋带回家,给没有上学的弟弟妹妹尝尝。有的孩子说要把鸡蛋留着当晚饭。

这顿简单的午饭,孩子们吃得很开心,却令我们悲喜交织。吃完后,他们又小心仔细地将饭盒擦洗干净,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一切都被校长看在眼里,“孩子们太想吃饭了。”

一早赶来学校看孩子吃饭的,还有不少家长和村民。一位老人忍不住抹起了眼泪。孩子饿着肚子上课老人心也疼,但是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没时间管孩子。现在好了,孩子有吃的了!

其他村子的家长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请我们也去他们的学校。我安慰他们,我们一定会去他们的学校,尽快。

校长腾空了一名老师的宿舍,做了一个简易食堂,架口大铁锅做饭,并在乡村招聘了两名阿姨。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两名厨师将尽快前往医院接受健康体检,学校也将为食堂申请卫生许可证。

万事开头难,但我们猛打猛冲,开头似乎并不难。接下来真正考验我们的是“免费午餐”的成本、安全和流程控制。

我的伙伴胡益华律师从北京赶来,他带来了一份合作协议,规定我们和学校的权责:我们定期给学校打款,校长是第一责任人,组织全校做饭,并负责食品安全。

多年做调查记者,帮助我获得了一些统筹能力,并掌握常识。午饭后,在沙坝小学的教室里,我们和校长、老师们商量,作出如下决定:

一、就地取材。大米和油盐等去镇上购买,但蔬菜、鸡蛋和肉类就在学校周边村庄采购,就地取材确保食材新鲜和安全。

二、师生同食。老师和学生一起吃饭,这既是对老师辛勤劳动的补偿,也是将老师和孩子们温柔捆绑,这样饭菜也不会太差,更减少食品安全事故。

三、厨师必须在当地乡村聘请,我们来支付工薪。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朋好友的孩子都在学校里,本村厨师可能较多维护乡村和孩子,而不是外来校长。

四、整个运行过程中,校长要接受老师和家长的监督,确保食品安全。

此外,我提议吸纳乡村的老干部和老党员监督“免费午餐”。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乡绅,但一个村庄总有几名老干部和老党员,经历沧桑一路走来,身上刻着那个时代烙印,有较多的使命感和光荣感。他们真诚勤勉,珍惜名誉,是“免费午餐”学校的“土地爷”,可以帮助保护各自村庄的孩子。

我们上门去拜访这些老人,说社会现在需要他们发挥余热,邀请这些乡村精英组建“免费午餐”监督小组,请他们出面负责照看自己的孩子,赋予他们定期查阅学校账本和询问校长午餐进展情况的权力,形成第三方力量。

没有什么指导,就凭着这些常识,我们意外建立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控制体系,有力保护了行动。

傍晚,远山如黛,乡村里升起袅袅炊烟,突然下起小雨。

我和几名记者在操场上搭起帐篷,小声讨论我们的下一步。这个学校开餐了,我们也承诺了一直要开下去。问题是第一个月开销就5万,而我们只有2万元。

我们必须搞到更多的钱。

雨越下越大,打在帐篷顶噼啪作响,我和一个叫党军的北京志愿者伙伴通了电话,信号差,我需要连喊带吼和他讨论如何公募,向我们的网友募集捐款。我知道,在网上募捐必须要获取合法公募资格,否则就是非法集资,可能要坐牢的——但在中国,民间组织很难获得合法公募资格。

他说,去挂靠国家基金会,间接获取合法公募权。

我说,找谁呢?

他说,他先去找找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问一下,看能不能挂靠。

“为什么要找它?”我问。

党军说,这个福基会在自己官方网站上公开募捐数额,这在当时较罕见,可以证明它比较规范。“更重要的是,在民政部几个直属基金会中,它比较小,我们可以有更大自主权。”他补了一句。

和官方合作,如何确保我们更大的独立自主权,不会被它吃掉,这是我最看重的。我打开手机搜索发现理事长刘光和是湖南湘潭人,曾任青海省副省长、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有很好的口碑。所以,我同意他的方案。

约三分钟后,党军打来电话,说福基会同意了,在一个基金里设立一个“免费午餐”的项目,并提供账号供大家捐款,但需要注明“免费午餐”。他怕我听不懂,在电话里喊:“这实际是福基会的子项目的子项目,是孙子基金。”

“靠!我们变成孙子了。”我有些懊恼,爆了一句粗口。

挤在帐篷里的伙伴们七嘴八舌说:“孙子就孙子吧,有啥要紧呢?”

是的,只要这里的孩子有饭吃,我们做孙子又如何呢?

后来,我才知道他和福基会的一个叫肖隆君的项目官员取得联系。肖隆君也是湖南人,来自清贫乡村,对乡村孩子的困难感同身受,听说了我们这帮记者的行动后,好奇问了几句,觉得我们比较靠谱,就一口答应了。如果按照相关规定,我们应该先要有一笔筹款、工作人员和固定办公室,才有可能获取公募,极有可能半年数月办不下来,但这些流程和手续都被忽略了,上帝似乎在一旁帮我们一路打开绿灯。

放下电话,党军去开通“免费午餐”的官方微博,公布账号准备向大家募款。我则上网进入一个叫“蓝衣”的QQ群,里面有500个在全国各省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和编辑。2005年,我建立了这个群,组织全国调查记者们交流信息,守望互助。多年下来,我们亲如兄弟,肝胆相照。

沙坝小学操场帐篷里,我的手机播放着电影《七剑》的主题曲,大鼓轰鸣,七名手持不同型号宝剑的侠客从天山下来了,集结,策马草原,令人热血沸腾。我告诉我的弟兄们:今晚,我们要干一件牛逼的事情,我们已经在一个学校开餐了,我们要发起“中国乡村儿童免费午餐”行动,让中国的乡村儿童不再饥饿。

“你们要不要来?”我问。

大多数记者已经知道我的计划,但当晚,大家依然难掩激动,群里不停翻滚刷新,“算我一个”。

我有些哆嗦,深呼吸后,写下这一条微博:2011年4月2日,邓飞联合全国500名记者发起“中国乡村免费午餐计划”,旨在募集资金,为中国乡村儿童提供午餐,解决校园饥饿问题。

21时30分,“免费午餐”官方微博发出第一条微博,贴出捐款的账号信息,呼吁大家捐赠,并且实时公布捐款。

窝在睡袋里,我们亲眼看到这条微博像火一样不停蔓延扩散,欢呼和捐款从天南海北涌来,点燃了这个湿冷的雨夜。很快,我们就筹到了数万元。

这个夜里,我想到了很多。

预演:微博打拐

此次“微博打拐”,是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一块试金石,证明了社会力量可以帮助政府作为,民间行动可以助推制度完善。

201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评论:

《“微博打拐”验证民众智慧理性》

我是一名调查记者。和其他类型的记者不同的是,调查记者不只是一名记录者,更是一名真相挖掘者,展示真相和逻辑。有评论称,在中国,成为一名调查记者何其幸运,又何其沉重,因为可以见证这个国家转型过程中所有的荣光或者失败。

1998年,我念大二,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不能忍受校园里的无所事事,就设法进入长沙当年最优秀的一份报纸——《今日女报》,做了一名实习生。在报社,我遇到了一位严师。该报是周报,一个大二学生一上手就需要写三四千字的大块头稿,自然是捉襟见肘,较多纰漏。老师没有多少耐心,经常阴沉着脸看我的初稿,然后就是一顿呵斥。

办公室地小人多,被当众批评总会令人尴尬窘迫,但这种压迫像把铲子一样狠狠挖掘我身体里的潜在力量——我从小就倔强异常,从不服输,我集中心力,一点点磨砺自己,一天天变得锋利。

2000年,我大学毕业,已经是这个报社的骨干记者,留了下来。2002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三篇调查报道,创下一个外报记者发稿纪录,当时的编辑是万静波,他帮助我获得该报的文本和思维训练,并评价我的文字灵性生动,却又诚挚精准,他的鼓励令我有了一个惊人的想法——离开湖南,去一个更大的平台,做中国最优秀的记者。

还没有找到下一个单位,但为了断掉自己退路,我选择了先辞职,因为我和这家报社感情太深,上上下下都舍不得我走,我担心自己会心志动摇。2003年年底,我成为《凤凰周刊》一名调查记者,采写全国重大事件。

调查记者需要在较短时间,完成一个复杂事件的调查并形成精准报道,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是危险,但也是这一次次的磨砺令我成长。另外,对多种重大事件的调查,实际是对各类事业成败史的细致梳理,也意外培养了我的某些能力——突破力、洞察力和思考力。

这些经历帮助我警醒该如何避免失败。

从做记者的那一天起,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是一名记者,我的职责是发掘、还原和公开真相,让丑恶遭到暴露、批评和惩罚。

十余年,我写下约160余篇调查报道,涉及死刑犯取器官、三峡移民回流、男童贩卖、化隆制枪、沈阳蚂蚁梦、永兴法院爆炸等新闻,并带领一群调查记者蹲守湖南郴州,持续报道郴州市委书记、纪委书记等腐败窝案,推动郴州官场大整肃,其中纪委书记被判处死刑。调查报道帮助我积累了较多声名,拿到了两个新闻网站的“年度记者”,更被《东方早报》评为“中国十年四记者”。

湖南一些官员抱怨我和其他三名湖南籍贯记者是“湖南四害”,热衷揭露湖南重大丑闻,但更多人乐意赞扬我们是“湖南四虎”,是新闻界的勇气和力量。

我的QQ签名很长一段时间是:“写出这个国家的幽暗秘密。”

我以为我可以。

《凤凰周刊》是一个调查记者的天堂,尺度大,少约束,我们可以写出尽量想写的东西,我的一些同行会惊讶我身上澎湃的工作激情。但,我还是陷入一个困境——中国太大,新闻太多,一些事件的匪夷所思超越我们的想象尺度,令好莱坞最优秀编剧都望尘莫及。我写不完,开始感觉我如同童年一个人置身在家乡的芦苇荡里,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令人绝望。

像美国记者一样奋斗的梦想渐渐迷惘。19世纪末,美国社会因为盲目追逐发展而问题丛生,但一批调查记者挺身而出,持续揭露各种社会问题,掀起一场“扒粪运动”,联合中产阶层推动各项立法,终于建立新秩序,改变了整个国家。

中国中产阶层背负太重,权利甚少,而新闻界一直被称“戴着镣铐跳舞”。大多数调查记者经常无法顺利发表文章,即使发出,多数也如同泥牛入海,无人理睬,少有改变。因此,中国记者易患上抑郁症。我虽然侥幸逃脱,获取了较大报道空间,能够单刀策马奋力劈砍社会黑暗,也在试图联合其他记者力量,却也是独木不成林,渐生焦虑。

改变,是否可能?

除了通过批评报道,形成一股愤怒的压力去影响决策者,改变这个国家,是否还有一些新的可能?我正要开始做的事情——给中国的乡村孩子提供一顿午餐,是否是上帝给我打开的另一扇窗?

我本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知何故,在南海的游轮上碰到那个支教老师后,我总是会想到上帝。

雨一直下,帐篷在风雨里有些摇摇晃晃。

我虽没有做过公益,但以往的经历正在有力支撑着我。在我看来,转折首先来自于社交媒体的出现——微博就是我们自己的私人媒体,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言论空间,更联合人们形成一些崭新的力量,令一切变得有可能。

2009年8月,新浪微博开始悄悄搞起内测版,我们成为第一批被邀请的用户。8月30日,我在新浪微博上写下第一条微博,讲述我报道的一个刑讯逼供的故事,转发仅4次,评论仅3条。

不久,我又注册了一个腾讯微博。如同一把小刀,一条只能写140字的微博机动灵活,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随时随地发布出来,并可附带一张图片或者一段视频。

对我来说,微博的奇妙是一些在传统媒体视为禁忌的事情,在微博大海被你一句我一句说来说去后,一件敏感的事情逐渐褪去敏感,变成寻常见闻,言论自由的空间由此一点点被撑开、扩张。

我没有想到的是,微博正在悄无声息积攒它的力量。后来的宜黄事件,令我窥见了它蕴藏的巨大能量。

2010年9月16日清晨,一个叫钟如九的江西女孩和姐姐,在南昌昌北机场,遭遇县委书记等官员截访。之前,她们遭遇当地强拆,有三名亲属激烈自焚,她们想去北京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当我接到其他记者打来的求援电话时,第一反应是——发微博。

微博可以说上就上,喊打则打。事实上,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清晨,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媒体可以快速介入,即使在白天,也不一定有媒体介入,因为每天都有各类截访事件在全国发生。

上午8时57分,我在新浪微博发出这样一条消息:“【昌北机场直播一】被县委书记带队的40多名官员围住,自焚家属们插翅难飞,航班耽搁,钟九妹心力交瘁刚才晕倒,幸而医生现场抢救,现在已无大碍。”

戏剧性的是,姐妹俩情急之下,以上厕所为由躲进了女卫生间,在格子间抱作一团,打电话给记者,讲述现场的状况。电话内容又被记者敲成了文字,通过QQ传递给我。

9时04分,我发出了第二条微博:“【昌北机场直播二:两女躲在卫生间和中国保持通话】《新世纪》记者刘长连线家属:钟如九暂时已缓过来,机场派出所一副所长向家属表示,今天是全国民航大检查,需要请家属去附近派出所内接受安全检查,被家属拒绝。目前钟家两个女儿仍然坚守在机场登机口一个卫生间内,不敢出去,靠电话和中国保持联系。”

两个女生被逼进女厕所,只能用手机和外界联系,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这一场景,令我想起一个叫《保持通话》的电影,内容似乎是一个被绑架的女子组装了一台简易电话,却能艰苦自救引导外面一好心男子前来救她。

不是所有网友都看过这部电影,但他们可以想象如此一幅画面——两名女子不得不躲在女厕所里,外面站着一群想带走她们的壮汉官员,她们需要帮助,需要社会营救。

火一下子烧开,我看见微博上的“转发”和“评论”数字开始翻滚。后来,我发现女厕外的干部竟然有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亲自带队在女厕外面堵人,实在荒谬而有趣。

如果能让“自焚”“截访”这类沉重的话题变得轻松起来,它将更具围观性。于是,我开始把这个事件定义为一场由新浪微博现场直播的、双方极不对称的“女厕攻防战”。

既是一场攻防战,就需要双方人物介绍。我在QQ群上发出求助,让有空闲的记者同行帮助我找到钟家姐妹和官员们的相关资料。结果,我们发现县委书记多年前是一个派出所所长。或许抓人是其本行,一个人总是乐意做自己得心应手的事情,捕快做到县委书记,却心存亲赴现场指挥拿人的念想。

女厕所惊险对峙,县委书记带队抓人等夸张的事实,令亿万网民有身临其境之感。网友不停地转发微博,或同情钟家姐妹,或嘲弄官员,有的甚至找到县委书记的手机号码,发短信,打电话。宜黄事件,不再只是钟家姐妹的抗争,转而成为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

令人意外的是,宜黄县的官员们浑然不觉,他们不知道这个世间已经有微博,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对他们现场直播。他们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朝着死胡同的方向一路狂飙突进。

17日深夜,钟家大伯叶忠诚病逝,这次换上了宜黄县长,他不顾家属阻拦,带队在医院将叶的遗体抢走。18日上午,宜黄干部又在南昌街头,强行用大巴将钟家人劫走。其中,钟如九被带上大巴,贴在玻璃窗上绝望呐喊,被《南都周刊》记者拍照,在微博上疯狂流传,如惊涛拍岸,令无数人心碎。

宜黄事件被视为中国微博史上第一桩公共事件,汹涌民意引起中央政法委的重视,政法委批示要求查清楚。

18日下午,新华网发布消息,江西对宜黄县事件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立案调查,其余6名官员也被不同程度处理。

宜黄直播,令新闻界欢欣鼓舞,我可以使用我自己的媒体——微博,而不是我供职的媒体《凤凰周刊》实现舆论监督,极大提升了一个记者甚至一个普通公民的能力:快速而大规模地传播信息,展现真相,聚集愤怒力量形成一个强大压力集团,压迫令改变快速发生。

但随后,我又见证另外一股力量——柔软的力量,比愤怒的力量更富张力,更加宽广磅礴。

9月26日,严重烧伤的钟家母女,病情危急。通过微博,网友们发起一场午夜大救援:有人帮忙联系烧伤科的专家,有人用电话叫醒南昌卫生部门的官员以帮助敲定转院手续,有人联系红十字会的飞机以便于转院……

当时,微博名人任志强、潘石屹、姚晨等都加入救援,高潮迭起。微博网友,不论男女,不分贵贱,也没有争执,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一位母亲,如同是我们自己的母亲。爱和良善从每个人的微博流淌,涓流成河,最后奔腾不息。

那夜,几乎是微博自开通后,最温暖的一个夜晚。

最终,经过18天与死神的抗争、1200公里的飞行,钟家母女来到了北京304医院——中国最好的烧伤医院接受手术,成功摆脱了危险。

这一场午夜救援,则让我亲眼目睹了柔软的力量。不管高居庙堂者,还是贩夫走卒,他们心里都有爱和良善,激活它们,汇集起来便是一股巨大能量。事实上,中国人不缺乏良善,缺的只是一件将它们聚集的工具。而微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或是天意使然,第二天夜里,我在微博上看见一位叫彭高峰的网友在寻找他的儿子。孩子在2008年在深圳宝安区一个街区被人强行抱走,从此不知所终。我采访他,并和他结伴去广西柳州寻找,意外救出另外两个被买卖的孩子,并写下《南中国男童拐卖链条》《孙海洋寻子》和《买来的幸福》等一系列文章,引起《洛杉矶时报》等境外媒体的持续关注。新华社记者也写出内参,送到国家领导人案头。

2009年4月,公安部发起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

3年来,我一直无法忘记这个绝望的家庭。我曾在几个博客上贴出报道,并帮助彭写出一本《寻子日记》,竭力在互联网上传播,希望能找到孩子,但孩子如同人间蒸发,一直没有消息。

有了微博,我决定再试一试。我曾告诉过高峰,我有一个直觉,我们可能会找到孩子,他很惊讶,问为什么,我说这个孩子相貌不俗,眉眼较宽,看一眼就能终生记得。或许,微博能帮他找回孩子。

21时14分,我写了一条微博:“互联网能再次创造奇迹吗?请帮助彭高峰找到他的儿子彭文乐”,介绍了孩子,并附上他的照片。同样,我也没有想到,这条微博引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并为我推开了生活中一张暗门,我的生活由此改变。

这条微博被转发5665次。当时,我预感孩子可能去了乡村,我特意叮嘱大家回家过年过节时,务必留意下身边有无这个孩子。

年底,我的湖南老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发起了一场名叫“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在微博上,这个戴黑框眼镜却发怒如狮子的教授呼吁网友,一旦看见乞讨儿童,就拍下照片上传微博,方便寻子家庭看见。

于建嵘的行动源于乞讨儿童。他们在中国城市街头随处可见,民众一直疑惑他们可能就是被拐儿童——正常父母怎可能将自己孩子置身危险车流或暴露于寒风烈日下呢?

儿童拐卖已经成为中国家庭共同的敌人,人贩子随手抱走孩子,他不会考虑孩子是穷人或者富人的孩子。

我则发起“微博打拐”,并和中国警察网在新浪微博联合建立“打拐志愿团”的群组织,呼吁网友继续留意身边来历不明的孩子,支持公安打击儿童拐卖。

在微博群里,我得到了多个重要伙伴——他们热心公益,有执行公益的经验,开始帮助我们管理打拐志愿者,并管理微博群。后来,他们成为“免费午餐”的基本盘,帮助我处理所有大小事务。

在腾讯网站,我建立了数个500人的QQ群,发动各省网友留心周边来历不明的孩子,然后报告当地警方,查验他们是否是偷来或拐来的孩子。

公安部公开的数据表明:2009年4月到2011年2月,公安机关共侦破拐卖儿童案件5900起,解救被拐儿童9300人。这仅仅只是一个被解救的数据,未被解救的必然更多。“随手拍解救流浪乞讨儿童”和“微博打拐”两个行动分兵并进,得到网民热烈支持。

2月2日,一位知名的投资界人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击儿童拐卖。他的愤怒和挺身而出吸引投资界和商界名流参与——之前,商界很少参与社会议题讨论,各界合流迅速在微博上形成一股关爱孩子的巨浪,大家几乎都在讨论孩子问题。

此时,彭文乐的图片在新浪、腾讯、搜狐和天涯的微博上传播共计万次,被数百万人看见。

好运气,终于在新年之前姗姗来临。2011年2月1日,江苏徐州市邳州八义镇某村庄,一位回乡探亲的网友,发现一个小男孩酷似微博上彭高峰孩子的照片。

他拨通了微博上留下的电话。

我马上飞到了徐州,以孩子舅舅身份和彭会合。随后的两天,两地警察去乡村摸底,寻求最好的方法带出孩子,避免极端冲突。我和彭天天窝在宾馆等啊等。直到电话响起,警方要我们去邳州公安局刑侦大队,我们拦车赶过去,彭在哆嗦,他开始抽烟,我也开始抽烟,太紧张,说不出话。

途中,彭一把抓住我的大腿,他哆嗦。我也哆嗦,掐掉香烟发微博,“这是我们找了两年多的那个孩子吗?不要玩我们!”

彭说:“飞哥,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然后他哭了,大哭,司机很困惑,又害怕,飞快扭头看了我们一眼。

我不断更新着微博,我知道,与我一起忐忑不安的,是更多在我们身后的微博网友。

等待是漫长的。抽完一支烟,又抽完一支烟,在抽第三支烟的时候,一台警车缓缓开近。车门打开,深圳警察抱着一个孩子走出,我瞬间失控,大叫“文乐、文乐”。坐在台阶上捂着脸呜呜哭的彭高峰,像只猫一样猛弹起来,扑了上去,一把抱起孩子哇哇大哭,“我的崽啊我的崽啊……”

孩子被惊吓,有点愣,警察马上接过去,牵着他走开,另一个警察抓住彭的肩膀,宽慰他。我突然想起那个拐卖文乐的人,冲到车那边,要揍他,却看见一个女人……

我气喘吁吁,瘫坐在地上,发了一条微博:“太牛逼了,孩子是我们的!”

15时35分,我又发出一条简短的微博:“就他。”

这两个字,意味着在寻找彭文乐的第1050天,奇迹出现了。在一个房间里,孩子仰着脸,告诉我:“那个哭脸的男的是我爹爹,我认得的。”

夜幕降临,大雪纷飞,高峰在宾馆外很大声给他的亲人们报喜,浑然不觉雪花盖肩。远近烟花绽放,鞭炮不时噼噼啪啪,人们在温暖的家里享受春节。我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喜气洋洋的小城,感受团圆、平安和健康,于每一个家庭,都是何等重要。

新浪微博已经炸开了锅,无数网友坐到电脑面前追看我这场解救的直播,多位明星也参与了转发和评论。

在我直播彭高峰寻子的过程中,“记者打拐联盟”QQ群中全国各地近200名媒体记者欢呼不已,不少同行已跟踪报道多时,更有人感动落泪。3年来,这个孩子的照片充满互联网各处,QQ群里都见过多次,现在终于找到了。

更奇妙的连锁反应,神一般出现了。一个孩子的回家引发了中国各界对儿童拐卖的强烈关注,令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呼吁更严厉打击儿童拐卖,推动改变了公安部打拐制度——公安部出台了严厉的“一长三包制度”,即一个孩子被拐后,当地公安机关一把手或者分管领导要迅速成立专案组,并亲任组长,包破案,包找到孩子,包安抚家属。之前,一个孩子被拐,很多地方连案都立不上,更何况抓捕?

微博打拐成功找到一名孩子,令微博网友欣喜若狂,也让整个社会欢欣鼓舞。通过微博打拐,我也敏锐地发现微博蕴含着更伟大的价值——它不只推动信息流通,更可以联合各界采取有效行动,完成一个任务。而之前,人民如同一地碎玻璃,无法相互拼接形成合力。

宜黄事件的微博直播,尤其是微博网友的午夜驰援,让我发现了善良的力量;而微博打拐,则似乎是一场命中注定的预演,我发现了孩子是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对孩子的爱可以联合所有阶层和几乎所有国人。

爱和善良,似乎是我找到的一把新钥匙,为大规模的社会改变找到了新的可能性。《人民日报》也在赞叹“微博时代”来临,微博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推进社会进步,并称微博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帐篷里,我试着问自己,“免费午餐”是否也可以这样做:把一个主题抛出来,展现贫困山区儿童的饥饿困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再通过微博连接传统媒体,进行持续而深度的报道,成为一个全民议题,进而完成改变。

或许可以。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我清晰知道我现在走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可以踩住的,是可以走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夜深,心静,我睡得很沉。睁开眼睛,已是4月3日的早晨7点多,雨点仍在敲打着帐篷。空气清甜,晨雾缥缈,鸡犬声隐约可闻,很像我湖南洞庭湖畔的故乡。

这条微博只有12条评论,冷冷清清,但一个网友告诉我,可以找一个刚成立的公益组织帮忙,他们在玉树的帐篷里给孩子们做午餐

如同电石火花,我写下了第二条微博,“一起努力,贫困学生免费午餐计划”

3月25日,我到了贵阳,直接赶去《黔中早报》办公室。雁冰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报社,他们愿意和我一起行动

田野里,一位老农在驱牛耕地,有几个男孩嬉戏,我找他们聊了几句,惊讶发现他们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理由是学校太远,中午没饭吃,上学太辛苦

云南省禄劝中村小学,半路上喝水的小学生

云南省禄劝县乌东德镇汤德小学,满头汗水做饭的孩子,将锅里多余的一点油舀回盛油的小口缸

云南省禄劝县乌东德镇汤德小学,做饭被浓烟熏得想哭了小女孩子

云南省禄劝县乌东德镇汤德小学,做饭时四处张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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