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刊《丁则良文集》序
——纪念两位挚友之二
丁则良教授平反以后，他在海峡彼岸的朋友，准备给他出一本文集，要我写一篇序。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这部书没有出，我的序也就搁下了。则良含冤自杀以后，他的爱人李淑蓉同志曾经多次跟我讲到则良在东北努力工作，及取得的成就。也跟我讲过，有坏人诬陷他保全自己甚至于抬高自己。她又跟我讲过，吉林大学的匡亚明校长，对待他们如何的通情达理，对他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应当感谢。她还谈到她的子女，她的大女儿从小就有学钢琴的天才，但是，遭家难之后，做钢琴家的梦就完全破灭了。这个孩子后来在吉大图书馆工作，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他们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很有才气，非常喜欢文史之学，想继承父业，他们全家一致坚决反对他学文科，最后终于学了理工科。现在，兄弟两个都在美国大学教书。可见，反“右”派运动除了制造了五十万“右”派分子以外，还有多少幕后的悲剧呀。
1999年10月17日周一良记
丁则良同志（1915—1957）不幸含冤而逝，已经将近二十五年了。经过十年的内乱和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他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这本论文集也得以问世。面对故人遗稿，不禁百感交集。
则良同志出身于北京著名的男四中，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毕业。抗战期间先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45年调回联大。一二一运动期间曾参加联大法律委员会和讲助会，声援一二一运动。1946年随清华大学复员。1947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全国解放后，他放弃去美国的机会，于1950年春欢欣鼓舞地回到新中国，回到清华园。在党组织领导之下，按照负责校委会的吴晗同志的具体指导，则良同志积极热情地参加清华历史系的工作：学习马克思主义，改进教学，开展研究，团结老教师等等。他善于出主意，也乐于出力气，工作有热情而负责任，发言富于感染力。1952年院系调整，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任教，直到逝世。
在旧社会，则良同志是走过一段弯路的。一二九时期，他从一个埋头读书的高才生，成为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爱国救亡运动的战士。但是，这条革命的大道他没有坚定地一直走下去，而是又回到了书斋。这一点，我看他是始终歉然不安，对党对革命事业抱有沉重的悔恨心情的。我还记得很清楚，“三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一位老教授在清华同方部做了自我检讨后，则良同志登台发言，痛哭流涕。当时我很不理解，以后逐渐了解他的过去，才恍然领悟，这是他悔恨交加的心情的表现。这种心情，转化为他积极工作的热情，成为支持他勇往直前的动力，使他努力为党工作，奔向社会主义前途。1952年10月，他一到长春，就给我们几个从清华调整到北大的同志来信。这封信经过浩劫之后，1979年初意想不到地又回到我的手中。现把信中最后一段抄在这里：
东北经济发展在国内是进步的。各种建设在突飞猛进之中。文教方面，普及与提高都是极迫切需要的。经费不少，缺的是人。看到这点，就了解抽肥补瘦的必要与不可缓。在这样一个新环境中，我将在工作中锻炼自己。常常会想起你们，想起我们一起搞过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向前看，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对新环境，了解情况是必要的，但不可存“先观察一下再说”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站稳人民立场，不旁观，不客观主义地对待新人新事物新工作。当然说话做事要考虑效果（这一点我过去极欠缺，给工作带来损失）。考虑之后，话还是要说，事还是要做，否则就不对了。短短的五天，已使我感觉到这点。希望你们多来信，督促我，地区虽然不同，我们要做亲密的战友，奔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些都是则良同志的由衷之言。他对党的政策的认识，他的工作干劲与热情，他的自我批评精神，不是都跃然纸上吗？
则良同志天资聪颖，学术兴趣很广，但并非泛泛涉猎，而是富于钻研精神。他教过中国通史、宋史等课。到东北后，系里添设亚洲史新课，他服从工作需要，又改治亚洲各国史。由于他中国近代史的功力深厚，西洋近代史的基础扎实，又掌握英俄文这两种重要的语言工具，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开始研究亚洲史的时间虽不长，就已经卓然有所成就。本书所收关于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潮、1857年印度大起义、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等论文，资料翔实，分析深入，论断精当，在当时的亚洲史学界，是拓荒之作；从今天来看，依然有其不灭之价值。当时高教部委托他编写亚洲各国史教材的近代部分，委派他出国参加东方学会议，都说明对则良同志这方面成就的高度评价。
抗美援朝期间，清华历史系的同志们在吴晗同志的倡导下，积极用自己的专业为人民服务，撰写了一系列揭露帝国主义、回顾中朝友好的文章，当时起过良好作用。本书所收有些篇，就是那时的作品。今天看来，其中某些提法或许不尽恰当，某些论点（如戊戌维新的评价）或许是错误的。但文中鸠集的史料，今后还是很有用的。我们采用历史主义对待，一律不加改动。附录所收两篇有关宋史的文字，则是出于纪念意义，使则良同志这方面付出的心血，不致流为雪泥鸿爪。他还翻译过一些著作，这里就割爱了。
我与则良同志相识，是在解放初期他回清华以后，工作上接触比较多。他去东北后，由于我们都改行搞亚洲史，增加了学术上的共同语言。我对他的成就是极为佩服，自愧弗如的。我们相识、相处的时间不过六七年，但我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学术上的切磋，永远不能忘记他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启迪。是他介绍我参加民盟，也是他第一个鼓励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争取入党。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当这本文集将要出版之时，我感到万分欣慰，更感到万分惋惜。则良同志如果健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以他的热情与努力，以他的学识与才华，对中国史学界和中国人民，会做出多少更宝贵更有意义的贡献啊！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百花齐放的科学的春天。则良同志已经享受不到这个春天的温暖，就让他用心血浇注而结出的学术成果，来装点史学界的百花之园吧！
198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