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人对待事物的判断和文人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卖炭煤在这个城市是非法的,政府天天想着办法治理空气污染,时时处处在为净化空气想方设法,可生意人并不那么想。

平安说:“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多卖煤的人,每个人一年挣好几万,也没有见政府抓了谁逮了谁?”他还说:“这是民族饮食习惯,政府不会一棍子打死,夜市是一个城市繁荣的象征,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你不知道,光这一个夜晚,全西京城就烤肉一项有多少税收收入呀!”

置身于灯红酒绿,烟火萦绕的夜市,看着眼中的事实存在,我没有理由去阻止平安的想法。

春天刚为城市披上绿装,平安就在枣园南岭租房子,带着常青开始卖煤了。

五月初,单位派我去渭北做驻站记者,约定一年,我不想去,领导脸色清冷地说:“可以不去,把新房钥匙退回来就行!”

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单位领导就是父母,领导可以让你有房子住,也可以让你没房子住;可以让你有钱花,也可以让你没钱花。为了不交出新房的钥匙,我马不停蹄地去了渭北。

岳父患糖尿病多年,到了生命晚期,老婆带着女儿一直住在巴山怀中为岳父尽最后的孝道。出差前,我又一次把新房的钥匙交给平安,让他帮我再次看家,并严肃地告诉他:“只要不损伤我的书,就是在房子里卖煤也行,但绝对不能向春节那样,让房子里有血腥味儿!”

那时,渭河平原被列为关中经济圈,正值发展佳期。我刚到渭北,结识了几位有实力的农民企业家,有位做水泥的老板,读过我发表在副刊上的文章,他说我的散文比新闻写得好。他让我为他们水泥厂写一篇报告文学。看着首付的蓝汪汪的三万元,我答应了。我想。用三万元装新房绰绰有余,还能还部分房贷。大约在八月初,我回到了热浪滚滚的西京。

打开房门,产生了错觉,我的房子是水泥地板毛糙墙,可我脚下踩的是白中带乳色的地砖,摸着我理想中的书架,看着古朴典雅的博古架,几种不同色彩和造型别致的耀州瓷宁静地兀立于棕红色的架板上,还有一个大红景德镇瓷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鹤立鸡群般耀眼于耀州瓷中,像领导站在群众中间。这是梦吗?我摸着自己的脸,拽了拽自己的耳朵,捋了捋头发,感觉一切都是真实的。等自己平静了心绪,方想到,一定是平安所为,也只有平安,才能做出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等我把房子用手珍惜地齐齐摸一遍后,决定去找平安。

平安的生意做大了,他在枣园南岭除租下煤场还租下四间房子。平安不在,常青在大堆煤块上用小铁锤砸煤块,看到我,一脸煤黑的常青老远站起来,兴奋异常对我说:“王叔,我这回可不欠你账了,心里一下子坦然了!”

“啥意思?”站在煤堆旁,看着瘦小的常青脸上闪着黑色的光泽。

常青说:“我干爹说了,你为了从看守所把我捞出来,花了不少钱,我把这半年工钱全给你装了房子,咱们可以说是平账了,你看行不?”

我被常青的问话噎得半天不知说什么好。这个平安,才当了几天老板,就有剥削人的想法,救常青是他花的钱,而且就那么点钱,怎么能让一个远离亲人和家园的孩子白白为我干半年呢?心中如此想着,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

常青开始抽烟,抽着价格不菲的烟,他给我敬了一支,又毕恭毕敬地为我点燃,笑嘻嘻地说:“谢谢王叔,要不是你和我干爹,我这会儿,可能还在哪个监狱里呢。”

我摸着常青凌乱的头发说:“你应该好好感谢你干爹,是他救了你,你想想,你是要他命的人,他不仅没有忌恨你,还给你创造挣钱的机会,你想过这些问题没有?”

“肯定想过。”常青整理着自己的头发苦涩地笑着说,“你和我干爹,都是我的恩人!”

我问常青平安的生意情况,他摇摇头说,说不清,整天就是个忙,要煤的人特别多,一天24小时都有人要煤。我抬头看着偌大的煤场,心中溢出一些安慰。我想,平安实在是太精明了,自己没有钱,如何从别人手上弄来这么多的煤呢。正在我和常青说话的当口,平安骑着一辆三轮车风风火火地冲进院子,他脱掉上衣,用衣服擦去脸上的汗,笑嘻嘻地对我说:“装的房子行不?我和他们说了,主人如果不满意,他们还可以推倒重新弄哩!”说完他一手拿着衣服一手忙把我拉到一边悄声对我说:“你可别乱说,装房子的钱是我出的,我故意说是你从看守所里弄出了常青,让他出的!”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人家孩子不公平!”

他继续用衣服擦着脸上的汗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从一个娃身上搞剥削,我是怕他乱花钱,你没看他抽的烟,比你的烟还高级哩,我用这种方法替他管钱哩,再说,我也是教育他哩。这孩子呀,教育好了是个人才,放弃了,说不定将来就是个江洋大盗,你信不?”

我低头想了想说:“你知道我目前没有钱,你这么一弄,我啥时候才能给你和常青还上钱呀?”

他抬头看了一下空中的太阳笑嘻嘻地说:“放心,这回我翻身了,我问你,是人命重要还是钱重要,你救了我几次命,我还你一点不行呀?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说!”

秋月沉静的夜晚,我们三人在一起搓了一顿,菜很丰盛,为了答谢他俩,我预付了钱,还给他俩一人发了一盒从渭北带回来的软中华烟。

吃饭时,平安提出,让我有时间把杨思敏叫来。他说:“人家救了我干儿子,还没有好好谢人家哩!”平安的话刚一落音,常青忙说:“干爹,过一些日子吧!这阵子我没有钱了,钱全给王叔装了房子,请人家来,拿啥请啊!”

平安拍拍常青的肩膀说:“有干爹呀,这些都不是你要考虑的,你给咱把煤块砸好就行了。”

常青用手揉揉眼睛说:“我也不想欠你的人情呀,我刚把王叔的人情还清,又欠你的,不好吧。”

平安看着常青有些不高兴,说:“那就欠律师的人情呀?我给你说,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女律师有多厉害,人家到了看守所,竟然敢骂那些警察,把警察骂得抬不起头来,这样的人多厉害呀!如果我们不还人家的人情,她要是给我们找点什么事儿,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混?门都没有!”

常青将两只黑乎乎的手往饭桌上一拍说:“行!这人情咱还,一定还!”

平安拍拍常青的肩膀说:“要想在这座城市混,有三种人你一定要巴结好,一是警察,二是记者,三是律师!”

常青忙插嘴说:“还有税务和工商哩。”

平安举起酒杯摇着头说:“他们不算什么,他们只知道要钱,要钱给钱就是了,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是事儿,最怕遇到用钱也解决不了的事,知道吗?我刚才说的这三种人,就能主宰你在这个城市的人生。记者咱们有,公安嘛,抓你那些人,我会和他们成为朋友,而我们现在少的就是律师!”

常青揉了一下眼睛说:“要和律师交朋友,我劝你另找个人交吧,就那个女律师,一看就是城市人,长得洋气不说,我估计就咱俩这样子,请人家吃饭人家都不会和咱们往一起坐哩,嫌——咱——脏!”

我突然意识到,常青从看守所出来那天,杨思敏没有让他坐车,他一直耿耿于怀。

平安又一次拍拍常青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小子,咋没一点骨气呢?她嫌咱脏,咱可以不和她坐一个桌子呀!让你王叔和她坐一张桌子,咱俩坐另一张桌子。咱不是想和她吃饭,主要是要通过什么手段拉近与她的距离,让她为咱服务,也可以说是给咱壮胆,知道吗?”

吃过饭,平安用拉煤车把我带到红庙坡一个建筑工地,那儿正在建造房子,他指着一栋正在建设的房子对我说,他想买一套房子。我问了他一套房子得多少钱。他说:“小一点的大概需要十来万元。”“你手头上有多少钱?”“大概有两三万元。”“两万元就想买十万元的房子?”我说,“你是不是酒喝多了?”

“没有!没有!”他晃着脑袋解释道。

我问他:“你是不是不要家了,要在这儿重新组织家庭呀?”

他慌忙辩解道:“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我说:“你看你,家里的事还没有处理完,妻离子散的,你咋还有了买房子的想法?是不是和那个谁谁走得近了,不能自拔了?”他用手抓着头皮笑嘻嘻地说:“就我这样子,谁会看上我,再说了,我也不会看上别人,大家在一起玩玩还可以,如果说来真的,我会立即翻脸的!”

我突然意识到,平安的生活出现了问题,一定是那次他带的那个女人缠住上他了,要不,他为什么急着找律师呢?不会是要和老婆离婚吧?

在这个历史厚重文化灿烂的大城市,一个人要学好不容易,要挣到很多钱也不容易,一个人要学坏,可以在一夜间彻底完成。我转身用逼仄的目光看着满脸堆着笑的他。我说:“你要是好好挣钱,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如果你要是学坏,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他比我整整大十五岁,我帮他处理的每一件事,都令他信服,这些信服中也许有些是表象的,有些是他埋藏在心底的,对他而言,我说的话多少有些震慑作用。

乐不思蜀。我想平安一定是有了大事情要发生,这回不会是天灾,也不是外来因素的侵袭,是他内在意识发生了质变,我不能让他这样下去,必须阻止。我想起一句话:“春风未动蛙先觉,暗算无常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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