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费边
伊丽莎白当了60年的密码学家，在她已经垂垂老矣之时，国家安全局派一名女性代表[9]造访了她位于华盛顿的公寓。伊丽莎白突然之间犯了烟瘾。
她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对了，你想抽根烟吗[10]？”伊丽莎白问客人，然后想起家里的烟早就抽完了。
“不用了，你抽吗？”
伊丽莎白大窘。“不，我不抽！”接着她承认自己确实抽烟，只不过烟瘾还没大到需要现在立刻出门买烟的地步。
女子表示自己可以帮她去买烟。
“噢，算了吧，”伊丽莎白说，“烟酒店离这儿有两个街区远呢，没必要大费周章。”
两人就此打开了话匣。那天是1976年11月11日，也是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后的第九天。随后录音机进入录音状态，国家安全局正在就其机密历史文件问题记录伊丽莎白的回答。负责采访的弗吉尼亚·瓦拉基（Virginia Valaki）是一名受雇于国家安全局的语言学家，她想了解美国密码破译和情报发展史中发生的一些特定事件，尤其是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出现之前的早期历史，那时联邦调查局才初现雏形——这些巨大的帝国从一无所有中白手起家，一步步发展到惊人的规模，就如同从尘埃中新生的行星。
伊丽莎白从未接受过国家安全局的采访，她一直对这个机构保持着警惕，个中缘由国家安全局自己也一清二楚——这些原因交织在伊丽莎白和国家安全局的故事之中。不过面前的采访者和蔼恭敬，伊丽莎白也已经84岁[11]了，这些事还重要吗？于是她开了口。
伊丽莎白的记忆力惊人，只有一两个问题答不上来，其他问题她都能记得分毫不差，只不过她没法解释其中的来龙去脉，因为她自己对于这些事也一头雾水。“除非身临其境，否则没人会相信的[12]。”伊丽莎白说完大笑起来。
采访者多次谈及河岸实验室（Riverbank Laboratories），这个离奇的机构现已废弃，但曾经推动建立了如今的国家安全局，不过国家安全局对此知之甚少。1916年到1920年间，伊丽莎白和她未来的丈夫威廉·弗里德曼生活在那里，彼时年轻的他们发现了一系列将永远改变密码学的技术和模式。瓦拉基想知道：在河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两个二十出头、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是如何在看似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密码学家的？“要是您能提供任何有关河岸的信息，我将感激不尽[13]，”瓦拉基说，“您看，我所了解的信息……连第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了。”
在几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瓦拉基一直在劝导伊丽莎白抽丝剥茧地讲述河岸实验室的发现，让她描述A谜题的解决方法如何演变成了新的方法B，同时又如何引领了C的发展，但伊丽莎白却在不断地描述人物和地点。历史磨平了所有古怪的棱角。伊丽莎白明白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个记得那些跌宕情节、那些犹疑时刻与幸运瞬间、那些疯狂更新换代的在世者。分析人员就同一次技术飞跃分别提问了六次，伊丽莎白则给出了六个略有不同的答案[14]，既有曲折的，也有简短的，其中还有一个被记录在国家安全局誊本里的答案是“哈哈！”的大笑声。
谈话接近尾声时，伊丽莎白问起自己有没有讲过[15]她最初来到河岸，为它的创始人乔治·费边（George Fabyan）工作的经过。多年以来，这个故事作为一段黑暗的回忆被她讲了好几次。瓦拉基回答说：“没有，您没讲过。”“好吧，我最好讲给你听听，”伊丽莎白说，“它不仅非常、非常好笑，而且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
“好吧。”
“你想让我现在就讲吗？”伊丽莎白问。
“没错。”
1916年6月[16]，伊丽莎白第一次见到乔治·费边，当时他正从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前停着的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17]上下来。这名高大敦实的男子就像被排出水管的堵塞物一样从车上滚了下来。
她独自前往图书馆，想借阅一本罕见的莎士比亚的作品，顺便问问图书管理员了不了解文学或者研究领域的工作。几分钟后，她困惑不解地看到一辆豪华轿车停在了路边。
时年23岁的伊丽莎白·史密斯身高5英尺3英寸[18](1)，体重在110磅到120磅(2)之间，拥有一头深棕色的卷曲短发和一双淡褐色眼睛[19]。她的衣着暴露出这是个来城里冒险的乡下姑娘。她穿着一条带棱纹的灰色连衣裙，白色的袖口翻边和朝圣者似的高领让矮小的她看起来有些严肃。她站在大厅里，看着费边从图书馆的玻璃大门走了进来。
这个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的大块头进入图书馆，气势汹汹地向伊丽莎白走来。作为一个显然很有钱的人，他的衣着比伊丽莎白想象中要随便得多。他穿着略显破旧的宽大圆角礼服和条纹裤子，胡子和未经梳理的头发都是铁灰色的，呼出的气吹动了胡须。
费边走到伊丽莎白身边。两人的身高差了一英尺多[20]，在他的衬托下，伊丽莎白显得娇小玲珑。他突然眉头紧蹙着走近了一步。伊丽莎白觉得仿佛有座风车[21]或者金字塔朝她倒了下来。
“你愿意来河岸[22]和我共度今晚吗？”费边说。
伊丽莎白一个字都没听懂。她不明白他说的共度今晚或者河岸是什么意思。她努力组织语言回答，最终结结巴巴地挤出了几个词。“噢，先生[23]，我身上的钱不够我在外面过夜。”
“没关系[24]，”费边说，“我们会按照你想要的样子打扮你。你需要什么我们就有什么。走吧！”
接着，让伊丽莎白惊讶的是，费边用手肘一把夹住她，实实在在地用手臂把她提了起来[25]。她浑身都僵住了。费边带着她走出图书馆，然后丢进了等在那儿的豪华轿车里。
因为伊丽莎白身材娇小，所以人们常常觉得她温顺可欺。[26]人们设想她平凡无害，伊丽莎白对此深恶痛绝。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厌弃自己的姓，因为她的姓似乎给了人们遗忘她的借口。
“史密斯是个可恶的姓氏[27]，”有一次，伊丽莎白在从20岁开始记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当我以这个毫无意义的姓氏被引荐给陌生人的时候，似乎平凡无奇的‘史密斯小姐’将永远成为我在那个陌生人心中的印象，从此与任何有趣或非同寻常的事物绝缘。”对此伊丽莎白表示无能为力：改名换姓会带来关于血缘关系的骇人侮辱，而抱怨也没法令人心满意足，因为每当她倒苦水的时候，人们就会问她为什么不干脆把名字改了，这种反应是如此“愚蠢烦人”，让她暴躁不已。“我真想把那些沉浸于这种平庸无奇、百害无益、愚不可及的寒暄之中的人的舌头给剪掉。”[28]
伊丽莎白家的其他人从来不怕变得普通。他们来自美国中西部收入不高的家庭，是来自印第安纳州一座以采石场闻名的偏远小镇亨廷顿的贵格会信徒。她的父亲约翰·马里昂·史密斯[29]（John Marion Smith）的祖上是一位在1682年和威廉·佩恩(3)同船前往美国的英国贵格会信徒。他在亨廷顿当过农民，也在当地政府[30]做过共和党人。（“我生活在印第安纳州的家人[31]，”伊丽莎白后来写道，“都是藏在家里的共和党人，他们从来没有为非共和党人投过票。”）她的母亲索帕·斯特罗克[32]（Sopha Strock）是个家庭主妇，17岁时就给约翰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来总共生了十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剩下九个都活了下来。伊丽莎白是九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当她在1892年8月26日出生时，她的大部分兄弟姐妹都已经长大成人，四处漂泊[33]了。她只和两三个同胞相处得不错，尤其是长她两岁的姐姐埃德娜，这个务实的女孩后来嫁给了一名牙医，然后搬去了底特律。
索帕决定用不标准的方式来拼写“伊丽莎白”(4)，用ze代替常见的za，也许她察觉到史密斯家的第九个孩子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显得与众不同。但伊丽莎白不需要靠名字上的小心机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凡响。从青春期开始，她就时常感到反胃，并在此后数年深受其害，一言不发地久坐不动会让她难受。她和父亲有冲突，父亲是个务实又固执的人，他对孩子们指手画脚，认为女人应该尽早结婚。伊丽莎白对父母的信仰存疑，约翰和索帕虽然算不上多虔诚，但他们是贵格会的成员，同时相信贵格会的理念：战争是错误的，沉默是善良的，直接与上帝交通是可能的。伊丽莎白心中的上帝则更含糊不清：“我们说许多事情是运气作祟[34]，然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她在日记中写道，“不过毫无疑问，在我们自身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它有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有时则给我们带来失败，而这样的结果与我们自己无关。它是什么？是上帝吗？”
伊丽莎白的父亲不想让她上大学。她违逆父亲之意，向多所学校递交了申请，并发誓自己支付学费。一位朋友后来回忆说，她当时充满了“在没有父亲[35]资助和鼓励的情况下，进入大学学习的决心与能量”。（约翰·史密斯最终还是以4％的利息借了一些钱给她。）在被宾夕法尼亚州最好的贵格会学校斯沃斯莫尔学院拒绝后，她选择了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在1911年到1913年间学习希腊和英国文学。之后她的母亲罹患癌症，于是伊丽莎白转学到了离家更近，位于密歇根州的希尔斯代尔学院。在这两所学校的学习期间，她一直靠当裁缝[36]挣学费。她的宿舍里总是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正在缝补的裙子和零落散乱的雪纺丝带。
学院包容了伊丽莎白与生俱来的怀疑态度，然后赋予它结构和正当理由。在伍斯特和希尔斯代尔，她发现了诗歌与哲学这两种探索未知的方法，这两把用来凿刻事实和思想的解剖刀。她研究了莎士比亚和艾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的作品，带着他们的诗集和剧作集在校园里散步，在书页上做注解和画线[37]，直到书页与封面都脱线散开。有一节哲学课让她认识了一位新的英雄，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伊拉斯谟。“他相信一种高贵——知识的高贵[38]，”伊丽莎白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他有一种信仰——他信仰思想的力量和理念的至高地位。”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聪明人伊丽莎白发现，这个概念具有解放意义：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在于他的思想，而非他的财富或者对宗教经文的熟悉程度。她写了一首有关这一顿悟的诗：
我无力地呆坐在[39]偶像坍塌的废墟中。
离经叛道的哲学已经为我破灭。
我的上帝……
但透过混乱的废墟，信念仍然充满希望，
不知怎的，她举手向我示意——
继续渴望吧！
最终，通过由错误、怀疑和不信任构成的迷宫，
疲惫的心，
你将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上面添砖加瓦。
你将寻到成功，
寻到合理的假说，
寻到如山的铁证。
除了莎士比亚和丁尼生的那几本旧书之外，伊丽莎白还带着自己的日记本辗转多地。这本日记柔软的黑色封面上用银色字体写着“记录”，圆角书页上画着横线。她用羽毛笔蘸着黑色的湿墨水，以算不上漂亮的歪斜草书写下这些词语，即使会冒犯他人，用正确词语形容事物仍然至关重要。她不喜欢听到朋友说一个死去的人“去世[40]”了，或者称一个在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人“有些不适”。诚实更重要。“我们略过那些冒犯性的名字，用悦耳动听的词语安抚自己的良心，直到我们的道德意识日益迟钝，”伊丽莎白写道，“让事物昭然若揭，让事物以真实颜色浮现人前，人类就不会那么容易犯下包裹着漂亮糖衣的罪恶！”
伊丽莎白有时很难将这些精力和挫折转化成令人信服的成果。她的教授发现她聪颖过人，但心猿意马，又好逞口舌之快。伊丽莎白说，不止一个人告诉过她“有非凡的能力[41]，但把它们弃之不用”。一位哲学教授在她关于伊拉斯谟的论文背面写道：“富有启发性[42]，有很多不错的想法和短语，也算新颖。可惜风格变幻莫测，想法没有按合理的顺序排列。”伊丽莎白在这些话旁边写下了一句挑衅的话语，以自己最近在州演讲比赛中荣获第二名为由驳斥了这些批评。
伊丽莎白发现自己为男性艺术家倾倒。一天晚上，她参加了一场合唱音乐会，“我的音乐之心完全被男中音迷住了[43]，”她写道，“他热爱歌唱——这一点从他的眼睛、嘴巴，甚至是情不自禁挥舞着的双手都能看出来。此情此景让我自己也想高歌一曲，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嗯，我就是没法干坐着不动。”在希尔斯代尔时，她和一个叫哈罗德·范柯克（Harold Van Kirk）的英俊健壮的诗人约过会，他的朋友都叫他范。范为她写了几首法国十四行诗，后来参军去了纽约。范的室友卡尔顿·布鲁克斯·米勒（Carleton Brooks Miller）在伊丽莎白和范分手时向她示好，并劝她拜读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5)的情色科幻小说《于尔根》（Jurgen），因为“它赤裸裸地揭露了男性灵魂[44]的本来面目”。卡尔顿也参了军，后来成为了学院附近一座公理会教堂的牧师，几年后他写信给伊丽莎白，说他仍在寻觅佳偶。
1915年春天从学校毕业时，伊丽莎白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颤抖的、敏锐的、活跃的、精神上的问号[45]”。她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年秋天，她接受了幼时老家以西20英里(6)的一所县高中[46]的代理校长[47]职位。令人郁闷的是，伊丽莎白对印第安纳小镇的风光烂熟于心，虽然她很喜欢自己工作的某些部分——除了管理学校外她还教书——但她还是觉得被困樊笼。在1915年，对于一名受过教育的美国女性来说，你顶多只能在高中教书。公立大学几乎90％[48]的教授都是男性。1915年，美国只有939名女性[49]获得硕士学位，62名女性[50]获得博士学位。伊丽莎白沉闷乏味的旅途到达了终点站。除了教书，没有其他路能通往她可能想去的地方。女性只能教书，生子，退休，去世。
终其一生，伊丽莎白都认为她的浮躁是一种成年后会以某种方式消失的缺陷，她称之为“这个微不可见的、难以捉摸的、深埋地下的碎片[51]”，并希望它能“从我的心中拔除”。但当时她正在学着把这个碎片看作自己终生为伴、无法移除的一部分。“当我去做一些标着‘不应该做’的事情时，我会感到无可比拟的快乐[52]。为什么？难道是我不正常吗？为什么危险的事会让我内心激情澎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许这就是让那么多人说我应该生为男儿身的特点。”
1916年春天，想追求更多并准备好迎接风险的伊丽莎白辞去了在印第安纳州高中的工作，搬回父母身边，开始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她很快就记起了和父亲一起生活有多令人不快，她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于是便在6月初收拾好了行李。她虽然很紧张，但仍然逼着自己鼓起勇气，登上了开往芝加哥的火车，期望能在那儿找到一份新工作，或者至少得找到一个新的人生方向。
当时，欧洲的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被称为“大战”——已经持续了两年。美国尚未参战。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结束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11月时在维护和平的基础上竞选连任。一千多[53]名共和党代表刚刚退出全国代表大会，试图提名一位能和威尔逊竞争的候选人。他们聚集在这座同样吸引着伊丽莎白的城市：芝加哥，它是美国中西部的年轻首府，一个由畜牧场和摩天大楼组成的新兴帝国。
这座城市的规模令伊丽莎白感到震惊。人行道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银行、公寓和酒店间纵横交错，走在街上的行人擦肩而过。几乎每天都在下雨[54]，寒冷阴郁的雨水黏腻异常，冰凉刺骨的雨滴湿透了政治代表[55]们的羊毛外套，淹没了棒球公园[56]里的草坪，推迟了小熊队和白袜队(7)的比赛。伊丽莎白住在南边一个朋友的公寓里，每天早上都出去碰运气找工作，拜访职业介绍所，展示自己的资质。她跟接待员说她想从事文学或者研究工作。她想象着身处一间摆满书桌的房间，自己坐在其中一张书桌前，用一支削尖的铅笔做笔记。那不是文书工作，而是需要思考的工作。职业介绍所的人说他们很抱歉，但这里没有类似的工作。
伊丽莎白走投无路了。她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也没有能力让芝加哥变成她想要的样子。她觉得自己是个无名小卒。一周后，她决定回家。
不过在上火车之前，伊丽莎白想再去一个她之前听说过的地方，也就是纽伯里图书馆，那里收藏着威廉·莎士比亚罕见的《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这本书的背景故事在上大学时她就很感兴趣。终其一生，莎士比亚的戏剧从未在同一个地方整编和付梓，因为他所处的文化背景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当时比起书面语言更推崇口头语言。直到1623年，也就是莎士比亚去世7年后，一群仰慕者才将莎士比亚的36部喜剧和悲剧收录在一本沉甸甸的合集里，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第一对开本》。单单出版这本书就已经是一种激进的行为了，也是一种表态，认为剧作家的短语值得和福音书一样被仔细记录下来。一群伦敦工匠制作了约一千份，每一份都是手工排字和装订。五名男性分别记诵了剧本的一部分，以帮助工匠们更快排字，一个接一个地把金属字母拼成词句。
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印本都丢失或被销毁了，纽伯里图书馆是美国少数几个公开展览印本的地方。所以，伊丽莎白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天，她去了图书馆。
这座图书馆是个奇怪的机构，由去世之人的遗志和命运的巧合共同创造。1868年，一位名叫沃尔特·纽伯里（Walter Newberry）的富商死于一艘蒸汽船[57]上，船员在回程中把他的遗体保存在一个空的朗姆酒桶里，然后带回了他深爱的城市。在那里，律师发现纽伯里留下了近215万美元的遗产用于修建一座公共图书馆。
根据他的遗嘱，这座图书馆必须免费供人使用[58]，而且必须位于芝加哥北部，只有这两个条件。起初这座图书馆连书都没有，因为在纽伯里死后的第三年，他自己的珍贵藏书就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中被烧毁了。
图书馆的石板上空无一物，如今图书馆的受托人们在上面书写自己的身份焦虑。这些人都是芝加哥的富商[59]，他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却痛苦地意识到其他地区的人并不这么认为。由于芝加哥所有突如其来的物质上的成功，以及摩天大楼、工厂、百货商店帝国和屠宰场的存在，让这座城市缺乏艺术、音乐和科学机构，而正是这些机构将纽约、波士顿和巴黎提升为传统意义上的伟大城市，同时却忽略了芝加哥，让芝加哥的大人物们自惭形秽。
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证明自己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
正是同样的不安全感推动芝加哥的先辈们建立了梦幻般的怀特城[60]，1893年夏天，这座为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打造的临时展馆沿着湖的南岸拔地而起，怀特城的原型展示了未来，如同一幅支离破碎的未完成拼图。1893年8月26日，规模是美国国会大厦两倍[61]的机械艺术宫进行了一天的展示活动[62]，轰隆运转的机器把原糖变成了糖果，制作出了香肠、马蹄钉和砖块，还能每小时缝一万颗纽扣。整整一天，10万人[63]在错综复杂的走廊里闲逛，伴随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喝着从喷泉里喷出的柠檬水。人们刚开始看时还只是原木板的纸浆在63分钟内被印刷成了一份完整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说，“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当物质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转时，几乎拥有所向披靡的精神力量。”得克萨斯州的H. C. 瑟斯顿（H .C. Thurston）上校混迹在人群中，他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身高8英尺1.5英寸(8)，还穿着半英寸高的靴子。到了下午，5万人聚集在户外，观看一个胖子跳进水里找一根挂在潟湖上方杆子上的博洛尼亚香肠。
同一天，伊丽莎白在印第安纳州过了一岁生日。当成群的美国人怀着敬畏的心情在怀特城漫步时，建造者们完成了纽伯里图书馆的建设[64]，它位于喧闹的集市以北10英里处。
在纽伯里图书馆首次开放时，《芝加哥时报》以肯定的口吻写道，与面向大众、壮观的怀特城不同，这座图书馆被设计成面向“更好、更干净的阶级”的“限定娱乐[65]”。这是座雄伟的五层建筑[66]，由棕褐色的花岗岩建成。所有访客都必须填写一张纸条[67]说明他们的研究目的，如果说不清楚研究课题就会被拒之门外。馆内的书仅供参考，陈列在模仿富绅私人图书馆风格的阅览室的书架上，舒适而私密的空间里存放着粗俗的芝加哥有钱人能买到的最珍稀、最高雅的书。在图书馆开放的前几十年里，纽伯里的管理者们跟一心一意的贪婪商人一样买书。他们购入了数百册1501年之前由僧侣们书写的古版书[68]，购入了一些脆弱的，褪色的，在皮革、木头、羊皮纸和牛皮纸等特殊材料上手写的书籍，购入了一些充满争议的祖传神秘书籍，他们不了解也无法解释这些书的前世。纽伯里图书馆里有一本以阿拉伯文[69]和柔软的皮革装帧为特色的图书，书中有两条题词。第一条说这本书是在“1857年9月21日，德里国王的宫殿里”找到的，正好发生在一场暴乱的七天后。第二条说：“本书由人皮装帧。”
在一笔特别重要的交易中，图书馆从辛辛那提的一名五金商手里购入了6000本书[70]，其中包括[71]莎士比亚1685年第四次重印的《第一对开本》，1632年第二次重印的《第一对开本》，而最与众不同的就是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即莎士比亚戏剧的初版。
这就是1916年6月，时年23岁的伊丽莎白·史密斯决心要浏览的书。
她打开纽伯里图书馆的玻璃大门，穿过一座小门厅，走进富丽堂皇的罗马式大厅[72]。柜台边的一位图书管理员拦住她上下打量。正常情况下，伊丽莎白会被要求在表格上填写研究课题，但她这回走运了。1916年恰好是莎士比亚逝世300周年，全国各地包括纽伯里在内的图书馆都在举办庆祝展览[73]。
伊丽莎白说她是来这儿看《第一对开本》的。图书管理员一边回答这是展览的一部分，一边指着一楼左边的一个房间。伊丽莎白走了过去。对开本就放在玻璃罩里展出。
这本书又大又厚，高约13英寸，宽约8英寸[74]，几乎和字典一样厚，将近有900页。红色的封面由锃亮的山羊皮制成，上面还有一大片纹理。书页的边缘镀了金。书被翻开到前几页，浅灰色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微微泛黄。她看到了一名身穿伊丽莎白时代衣领和上衣的男子的版画[75]，他几乎秃顶，只有两缕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延伸到耳边。配文写道[76]：
威廉·莎士比亚
喜剧、
历史剧，
与悲剧。
基于真正的原版抄本发表。
伦敦
由伊法克·雅格德与埃德·布朗特于1623年印刷。
伊丽莎白后来写道，自己看到对开本的感觉正如“一位考古学家[77]突然意识到他发现了一座伟大法老的坟墓”。
其中一位图书管理员[78]是名年轻的女士，她肯定注意到了伊丽莎白脸上出神的表情，因为现在她走到了伊丽莎白面前，问她是否对莎士比亚感兴趣。两人开始聊了起来，很快意识到她们有很多共同点。这位图书管理员在印第安纳州的里士满长大[79]，离伊丽莎白的家乡不远，而且她们都来自信仰贵格会的家庭。
伊丽莎白放松下来，提到她正在找一份文学或者研究方面的工作。“我想要一份不同寻常的工作[80]。”她说。
图书管理员思考了片刻。没错，她想到了费边先生[81]。她念这个名字的时候拉长了a音，听起来像是“费诶边”。
伊丽莎白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因此图书管理员跟她解释了一番。乔治·费边是芝加哥的一位富商，他经常来图书馆检视《第一对开本》。他表示，自己觉得这本书里包含了用密码写就的秘密信息，希望雇用一名助理，最好是“年轻、风度翩翩[82]、有吸引力、了解英国文学的大学毕业生”，以便进一步开展这项研究。伊丽莎白会对这样的职位感兴趣吗？
伊丽莎白听完瞠目结舌[83]。
“要我打电话叫他来吗？[84]”图书管理员问。
“呃，好的[85]，希望你能叫他来，拜托了。”伊丽莎白回答。
图书管理员走开了一小会儿，然后朝伊丽莎白打了个手势。她说，费边先生马上就过来[86]。
伊丽莎白心想：什么情况？
没错，费边先生今天恰好在芝加哥。他随时[87]有可能到图书馆。
果然，费边很快就坐着豪华轿车大驾光临了。他冲进图书馆，问了伊丽莎白一个让她摸不着头脑的问题——“你愿意来河岸和我共度今晚吗？”——然后拉着她的胳膊，把她带到了在门外等候的汽车旁。
“这位是伯特[88]。”费边嘟哝着，朝司机伯特·威廉斯（Bert Williams）点了点头。接着他爬进车里，和伊丽莎白一起坐在后排。
司机从纽伯里出发，带着他们往南边和西边开了20个街区，直到抵达芝加哥和西北[89]火车站高耸入云的罗马立柱前。这座火车站是芝加哥市五座火车站里最繁忙的一座。费边催促伊丽莎白从车上下来，沿着立柱间的台阶拾级而上，走进900英尺长的火车车棚。这座宽阔昏暗的车棚里面有站台、车厢和到处跑的人。伊丽莎白问费边自己能不能给家人捎个信儿，告诉他们自己在哪儿，费边回绝了，他说没必要也没时间。
伊丽莎白跟着费边走向一节联合太平洋车厢。两人从车厢后面爬了上去。费边跟她一起径直走到车厢前部，然后让她坐在靠窗的最前排。接着，费边匆忙从车厢往回走，朝其他乘客打招呼。他似乎认识其中几个人，跟他们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还用一种亲昵的嗓音和售票员开玩笑。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干等，火车纹丝不动，它停在原地，停在原地，还是停在原地，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慌从伊丽莎白的胃里涌了上来，温热的酸液溢到她的喉咙口。
“我在哪儿[90]？”她心想，“我是谁？我要到哪儿去？也许今晚我就在世界的另一边了。”她不确定是不是应该趁费边背对自己的时候立刻站起来逃跑。
不过她仍然一动不动[91]，直到费边和其他乘客聊完，又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了车厢前部。他把自己庞大的身躯塞进了伊丽莎白对面的座位上。伊丽莎白朝他笑了笑[92]，试图像别人教她的那样表现得彬彬有礼，不至于得罪一位百万富翁。她的成长环境十分朴素，这让她对富人和他们的权力敬而远之。
然后费边做了件伊丽莎白一辈子都记得的事。他向前晃动身体，把发红的脸猛移到离伊丽莎白很近[93]的地方，用蓝眼睛盯着伊丽莎白淡褐色的眼睛，接着用雷鸣般、响得让全车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嗯，你到底懂点什么[94]？”
伊丽莎白挪得离费边和他提的问题远了些。这激起了她内心的某种固执[95]。她不屑地把头扭开[96]，脸颊靠在车窗上，和费边保持着一定距离。她的裙子衣领碰到了冰冷的玻璃，伊丽莎白就着这个姿势向费边投去狮身人面像般的斜睨。
“先生，这需要你[97]自己来发掘。”她说。
后来伊丽莎白表示这是她一生中说过的最不道德的话[98]，费边却很喜欢。他向后靠了靠，把座椅压得咯吱作响，接着他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笑[99]，那笑声在车厢内回荡，掠过了薄薄的铁墙。
然后他的面部肌肉松弛下来，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沉思表情。当火车缓缓启动，终于驶离车站时，他开始谈论起莎士比亚[100]，以及自己来找伊丽莎白的原因。
“《哈姆雷特》，”费边说，“《恺撒大帝》《罗密欧与朱丽叶》《暴风雨》，十四行诗——这些都是举世闻名的作品。无数的人拜读过、引用过、铭记过、表演过，甚至在日常交流中不知不觉使用其中的片段。然而，所有这些读者都遗漏了什么。一种隐藏的顺序，一个难以名状的秘密。”
车窗外，芝加哥横平竖直的街景变成了筒仓和淡黄色的草原远景。伊丽莎白每分每秒都愈发被那个陌生而未知的目的地所吸引。
“《第一对开本》，”费边继续说，“也就是纽伯里图书馆里的那本莎士比亚作品集，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书页上的文字似乎是在描述爱侣和国王的背叛与悖信，实际上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个秘密的故事通过一种巧妙的密写术写成。有信息表明，这些剧作的作者根本不是威廉·莎士比亚。真正的作者以及隐藏这些信息的人，实际上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的先驱科学家和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伊丽莎白看向这位富商，她看得出来费边对自己所说的话确信无疑[101]。
费边继续说了下去。他说，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学者[102]伊丽莎白·韦尔斯·盖洛普（Elizabeth Wells Gallup）夫人已经成功解开了剧作中的谜团，将培根隐藏的线索分离了出来。但由于一些伊丽莎白很快就能知道的原因，盖洛普夫人需要一位年轻活跃、双眼敏锐的助手。这就是为什么费边希望伊丽莎白加入他和盖洛普夫人在河岸的工作——那里是他占地350英亩(9)的私人住宅[103]，但远不只如此。
那里住着一批天才科学家，他们拿着费边发的工资在与众不同的实验室里工作。为了一睹该项目的风采，名人们纷纷前来朝圣。西奥多·罗斯福，他的私交[104]P. T. 巴纳姆[105]（P. T. Barnum），还有知名女星[106]都来过。河岸是个充满奇迹的地方，伊丽莎白会明白的。
他们向西行驶了90分钟左右，穿过了蔓延35英里的平原，接着火车开始放慢速度，嘶鸣着停了下来。费边打开车门，和伊丽莎白走下月台，进入了一间漂亮的等候室，里面装饰着布满赤陶花纹的深色搪瓷砖。他们继续走出前门，来到伊利诺伊州日内瓦的主街，这是个有两千人口的村庄。日内瓦最初由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威士忌蒸馏商人建立，近年来外国移民数量激增，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瑞典人纷纷离开人满为患的芝加哥，来到辽阔空旷的大草原。威士忌仍然是日内瓦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农田里的谷物和福克斯河里的甘霖混合而成，这条南北流向的河将城镇一分为二。
让伊丽莎白惊讶的是，日内瓦车站旁有辆豪华轿车[107]等着她——不是她一小时前在芝加哥坐的那辆，而是配有另一名司机的不同的车。她和费边一起坐了进去，沿着当地的林肯公路向南行驶了一英里多，直到左边出现了一道又长又高的石墙，然后一扇大门映入眼帘。
豪华轿车也慢了下来，它驶离公路，右转穿过石墙和大门，停在[108]一幢门前有宽阔前廊的两层农舍前[109]。
费边说这里是小屋，伊丽莎白今晚就住在这儿。
(1) 1英尺等于30.48厘米，1英寸等于2.54厘米。伊丽莎白·史密斯的身高约为160厘米。
(2) 1磅约等于0.45公斤。伊丽莎白·史密斯的体重约为49.5公斤。
(3) 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基督教贵格会领导人、社会活动家、殖民地领主。
(4) 伊丽莎白的标准拼写为Elizabeth，此处为Elizebeth。
(5) 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1879—1958），美国作家，奇幻小说家。
(6) 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
(7) 小熊队与白袜队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皆位于芝加哥。
(8) 约2.48米。
(9) 1英亩约等于0.004平方公里。此处350英亩约为1.4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