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难题：语言与印象的纠缠
我在一篇书评里曾谈到诗歌批评中语言分析与印象感受的互相纠缠
，这种纠缠给试图建立“纯粹”的诗歌语言学批评的人出了一个难题，即诗歌语言学批评能不能摆脱主观印象的渗透而成为真正客观的文本研究。
正像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那样，中国诗歌批评历来是重印象而轻语言的，这种传统不仅来历久远并拥有“言不尽意”这样深奥的哲学背景，而且受到诗人与批评家两方面的共同拥戴。宋人陈与义《春日二首》之一“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后两句把“安排句法”说得仿佛是写诗时煞风景的罪魁祸首；龚相《学诗诗》之二：“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后两句把“声律”贬抑为尘世俗界，诗人仿佛真的可以“得鱼忘筌”抛开语言直上“意”的境界。而诗论家几乎众口一词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词必不能生意”，则几乎把诗歌与语言剥离开来，仿佛真的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即使他们承认字句的存在，也不过如王夫之、袁枚那样，把字句视为帅下小卒或主之奴婢，谁要是认真对这批兵卒或奴婢进行点名操练，就马上会被视为乡塾腐儒，而绝不会被看作用兵如神的孙武。于是，传统的诗歌批评常常听任印象——包括批评家的体验感受与知识储备——横冲直撞以至于语言被冷落一旁，批评的表述也常常是来自印象的象征式语词，即使是评论纯粹语言问题，像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对两个不同版本中王维诗“种松皆作老龙鳞”和“种松皆老作龙鳞”的差异进行比较，也绝口不提语序而只说后者“尤佳”，清人冯班评王安石《登大茅山顶》全然不合构词习惯的“疑隔尘沙道里千”和“纷纷流俗尚师仙”，也绝不多加分析而只是很省力地用了个形容词“不浑成”，让人搞不清楚为什么前者的颠倒“尤佳”，而后者的颠倒却“不浑成”。当然，作为读者的批评家无疑有权拥有自己的印象，问题是，作为批评的读者却有权要求批评家说明这种印象有几分来自诗歌语言文本之内、有几分来自语言文本可容许的诠释范围之外。
按清人钱谦益《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引述一个隐者的说法，“观诗之法，用目观，不若用鼻观”，按黄子云《野鸿诗的》的说法，读诗要“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惚恍之间”，那么这种来自“鼻”、“心”的印象常常已经超越了诗歌语言文本所提供的限度。同样一个问题是，这种印象的表述有几分可以得到诗歌语言文本的印证有几分可以拥有理解上的共性，像清人纪昀评朱庆余《和刘补阙秋园五首》之五“虫丝交影细，藤子坠声幽”时说：“三四细致”，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他说的是语词、语法上的“细致精致”还是意境内蕴上的“细致入微”，而施补华《岘佣说诗》批评“石压笋斜出，岩重花倒开”时，则干脆只引了另两句杜诗放在一边说它“近纤小”，读者几乎没法了解这两句在“炼字着色”上为什么就不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显然，诗歌要求语言学来矫正这种过分印象化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随随便便地望文生义把语义理解引入歧途，也更容易夹带私货以假乱真，把对时代背景、诗人人格和作者意图等的“印象”带入诗歌却不必负任何责任。不过，诗歌的语言学批评并不是学院里纯粹的语言学研究，现在中国的语言学与文学之间，常常像睦邻一样友好互不侵犯，也像陌生人一样隔膜互不越界。按照通常的惯例，语言学家只管语义、语音、语法以及修辞，于是对诗歌的语言学研究便总是对格律、句法、语词和修辞技巧的归纳类比，从王力《汉语诗律学》到近年出版的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这种语言研究至今仍只是“语言的研究”而不是“诗歌语言的研究”，至少现在没有人把它们列入文学批评专著，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诗歌语言批评，那么它们就全然违背了“诗关别材”、“诗另有法”的原则。在他们面前，诗歌和其他体裁文字一样只是语言学手术刀解剖的对象，他们面对诗歌犹如医学院教授面对病理解剖的尸体，尸体没有性格、心理、情感的不同只有肢体与器官的一致，解剖刀下只有精确的分类切割而没有情感体验与印象参与，尽管他们如高明的解牛庖丁只见牛肉不见全牛，但毕竟这种语言学研究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诗歌的生命与活力。当然，这倒很吻合W·K·维姆萨特和M·C·比尔兹利在《感受谬见》里一再强调的把诗歌文本与诗歌阅读结果严格区分以避免“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原则，但是，且不说这不算诗歌批评，就算它是诗歌批评，它告诉了我们什么？难道能指着一幢楼房说这是一堆砖与一堆木料的组合吗？但当他一旦试图告诉我们一首诗的意蕴时，他就渗入了他的理解并瓦解了自己捍卫的纯语言学立场，比如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一句，显然不能因为它的字面意义就认定它讲的是桑蚕之事，即使在语言学家可以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说它是修辞学中的比喻与双关，但它比喻的是什么、双关的又是什么呢？只要你一说是爱情，这里就立刻渗入了理解，如果你又说是绝望的爱情，这里就马上羼进了印象，你对诗人身世的知识，对诗人情感的体验及对爱情的理解一古脑儿都跟着印象卷入诗中，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把它当诗歌来阅读了，难道你能把它和下一句“蜡炬成灰泪始干”拆开分别塞进动物学教程及物理学课本？极力把文本语言与读者印象分离以保持语言分析客观性，其实忘记了批评家也是一个读者，当他介入诗歌语言之初，他就无计躲避印象与语言的纠缠。
其实，只要是诗歌批评，无论是重“印象”的古代中国诗论家还是重“语言”的现代西方新批评，都无法否认语言与印象的纠缠。《诗友诗传续录》里王士禛既说诗歌是“意为主”而“辞辅之”，又说“炼意”就是“安顿章法惨淡经营处”，《
斋诗谈》卷三里张谦宜虽然断定“词必不能生意”，但又承认“炼句琢字虽近迹象，神明即寓其中”，这就背面敷粉似地证明那些重视印象的古人也意识到读诗时印象感受与语言无法分离；尽管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一再强调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批评“19世纪批评家所创立的这些方法：印象主义的欣赏、历史学的解释和现实主义的比较”，但在实际批评中却无法实现“把诗歌从象征主义那里夺回来”的抱负，完全避开一切“印象”。如埃尔德·奥尔森分析W·B·叶芝诗时虽然尖刻地批评“通常诗歌批评仅注意个别语词所引发的读者的心理联想”，但新批评派大将C·布鲁克斯在分析约翰·多恩《圣谥》诗时却仍告诫阅读者或批评家不要轻易放弃情感体验的印象，因为“仅仅把灰倒进倒出、称来称去或化验其化学成分”，诗里真正的美感就“仍然留在灰烬之中，人们得到的最终只是灰烬，却白花费了这许多气力”。
阅读也罢，批评也罢，都是通过文本语言与诗人对话。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阅读者无法将诗人唤来对簿公堂让他一一招供，因此只能通过文本语言的显现与指示去重构诗人心灵话语，在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文本的语言是唯一的凭据，所以批评家应当捍卫语言批评的合理性并划出诗歌批评的限度，尽管大多数诗人不能出庭抗辩，但也决不允许越俎代庖地由批评家替诗人当代言人任意招供或辩护。可是，文本语言又是一个开放的符号系统，不仅对诗人来说是一个隐藏全部情感与理智活动的载体，而且对阅读者来说也像是一个没有上锁的无主货舱，只要有人愿意，它就能携带任何读者的个人私货，万一读者形诸笔墨成了批评者，它又能使批评成为夹带私货者的一面之词，由于无人起诉而永远有理。因此，我们实际上很难建立一个纯粹客观的语言批评体系来限定诗歌语言批评应有的范围与限度。
所以我们只好再退一步提问题：诗歌语言批评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主观印象的侵入？让我们看一些实例。
二、实例分析：从语义到语音
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古之咏雪者多矣……近日湖上某禅师亦有一绝云：‘朔风阵阵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红日出，便是化痰丸。’读之尤堪绝倒。”按照语言学的说法，“大吐痰”、“化痰丸”都是比喻，以痰喻雪、以丸比日，这首诗的比喻并没有错，即使依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关于文学语言即“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语言的理论，这种粗鄙滑稽却前无古人的比喻也是一个“陌生”（ostranenie）的语词，可是大多数阅读者却批评它“鄙俗”而觉得它不像诗；民国初年王敬轩批评白话诗时，曾举了胡适一首诗为例说：“两个黄蝴蝶”应改成“双飞”，“天上尽孤单”的“天上”应改成“凌霄”，“不知为什么”应改成“底事”。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词只是标示事物的符号，标示同一事物的不同符号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可是王敬轩觉得改后的“双飞凌霄底事”才“辞气雅洁远乎鄙俗”，而刘半农却相反，觉得一改之后却成了“乌龟大翻身的模样”。
旧的语言学中有比喻、夸张、沿袭、点化等等关于诗歌语词技巧的研究，新的语言批评中又增添了张力（tension）、反讽（irony）、含混（ambiguity）等等有关诗歌语词的术语，旧的加上新的再加上来自形式逻辑的内涵（intension）与外延（extension），却仍然对这些“雅”、“俗”无能为力。可是，这些语词在人们心目中还是存在着感觉上的雅俗差异。古代诗论家在语词分析中常常就谈到“雅”和“俗”，像苏轼《新城道中》著名的两句：“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清代纪昀就说，“絮帽、铜钲究非雅字”，并毫不客气地说这两句不好；现代诗论家在语词分析中也没有忘掉雅俗之别，像徐志摩《俘虏颂》用“玫瑰”、“牡丹”形容“血”，《别拧我，疼》标题四字以情人软语来形容亲昵，有人就批评他前者不分“惨”与“美”的分别，后者是“肉麻当有趣”，并下一断语曰“俗”。这些雅或俗无疑和比喻、夸张、反讽、张力都沾不上边，那么是不是诗歌语词中天生就有“雅”与“俗”的分别可以列入语义学范畴中去呢？显然不是，杜甫诗用“乌鬼”、用“黄鱼”、用“个”、用“吃”，在当时分明是贩夫走卒口中的俗词，但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却说“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另一个卢仝同样以民俗口语写了“不唧钝汉”、“七碗吃不得”，张戒却大骂他是“信口乱道，不足言诗”，但同样是“乌鬼”、“黄鱼”等词，虽然在张戒那里“高古之极”，在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里又成了被讥讽的对象，施补华不仅说它们“粗俗”，而且特意说明“虽出自少陵，不可学也”，同样，“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两句中的“红”、“肥”，在王士禛看来是“纤俗”，觉得不可以因为它是杜甫的名句而轻易模仿，可翁方纲却激烈反驳道：“‘绿’不闻其俗，而‘红’独俗乎？‘折’不闻其俗，而‘肥’独俗乎？”并挖苦王士禛好用“清隽之字”成了嗜痂之癖。显而易见，语词除了它属于语义学领地中那些可触可摸可分析的确定意义外，还有一些隐藏在语义背后因人而异的东西在。清人冒春荣《葚园诗说》论“用字宜雅不宜俗”时云：“四十个贤人，着一个屠沽儿不得”，仿佛语词本身有雅有俗；但王士禛《然灯记闻》曾以女人比喻语词说：“譬如女子，靓妆明服固雅，粗服乱头亦雅，其俗者，假使用尽妆点，满面脂粉，总是俗物”，则表明雅俗应在语词之外，就仿佛女人的内在气质一样不在头面服饰之中。那么，批评家靠什么来分辨这种语词的雅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