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杜鲁门·卡波蒂给自己的朋友写信时，就像跟他们交谈一样，毫无拘束和禁忌，也没有客套华丽的言辞。塞缪尔·约翰逊曾经抱怨说，由于发表书信成了一种时尚，“我在信里就尽量少地袒露自己”。这种谨小慎微之举不是卡波蒂的风格。他恰好相反：在信里尽情地袒露自己，不管是痛苦还是欢乐，失败还是成功。他显然从未想过自己的书信有朝一日可能会发表。年仅二十一岁时，在一封八卦信的信头，卡波蒂曾经草草写道：“阅后销毁！！！”不过，从随后那句弱弱的说明——“在给芭芭拉看后”——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该指令并没有怎么当真。
杜鲁门·卡波蒂原名杜鲁门·珀森斯，在父母离异、被养父乔·卡波蒂收养后，才改为现名。本书中的第一封信是一九三六年秋写给他的生父阿奇·珀森斯的，当时杜鲁门十一二岁，这封信是他的身份由旧变新的声明。他对珀森斯说，“大家都叫我杜鲁门·卡波蒂，如果您以后也能这样叫我，我将不胜感激”。
随后的许多封信构成了一部某种意义上的自传。既有非常年轻时的卡波蒂，热情豪迈，意气风发，像孩子一般，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纵身跃入纽约文坛的滔滔激流，也有五十年代略微内敛的卡波蒂，多数时间与杰克·邓菲——自一九四八年起就一直是他的伴侣——一起居住在欧洲，忙于创作戏剧、电影剧本、小说和新闻写作实验。
接着还有六十年代早期的卡波蒂，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一生中最为艰巨、最令他心力交瘁的作品的调查和创作之中。该书名为《冷血》，讲述的是堪萨斯乡村一家四口惨遭灭门及杀害他们的凶手佩里·史密斯和迪克·希科克的故事。《冷血》成为六十年代轰动性的出版事件，它将小说技巧与非虚构类作品的纪实报道相结合，从此永远改变了非虚构类流行作品的创作。由于这本书的成功，加上电视的饥渴眼光和他自己张扬的个性，在随后的几年里，卡波蒂成为美国——也可能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最负盛名的作家。
最后还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他于一九八四年去世——的卡波蒂，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感到灰心，越来越依赖于毒品和酒精，而且毫不掩饰。他的信写得越来越少，大多是明信片和电报，本书结尾收录的是置身纽约的卡波蒂给一如既往地在瑞士过冬的邓菲所发的电报。电报的全文是：“想念你需要你发电报告诉我何时可以见到你爱你的杜鲁门。”（本书最后附有关于卡波蒂生平的年表。）
从第一封信到最后那封如泣如诉的电报，读者可以领略各种魅力、愉悦和乐趣。卡波蒂并不是在创作“伟大的写信艺术”——这里再次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他只是自然而然。凡是署有他名字的所有其他作品，他都会再三修改润色，有时甚至一连花几个小时去搜寻合适的字眼，但写起信来他却速度飞快，并像他有时所说的那样匆匆送到邮局，以赶上最后一次取件。“离邮局关门还有十分钟，”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说，“所以写得很匆忙。”因此，他的信中有一种那些更为谨慎和刻意的作家书信中往往所缺乏的率性。“你的信如易散的盛宴，”他对一位朋友说，但这何尝不是对他自己所写的书信的描述，它们真的是如易散的盛宴——我将这个选为本书的书名。时至今日，那些信仍然如当年初写时那样意趣盎然，一封封都生气勃勃跃然纸上，邀请人们一读为快。
卡波蒂喜欢八卦，不管是讲还是听。“再给我写一封有趣的八卦信吧；它会让我觉得我们仿佛在某个地方小酌一般，”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而在另一封信里，他说：“给我写信吧！并回答上述问题。”在五十年代，卡波蒂主要居住在欧洲，他想念曼哈顿的热闹。他说：“秋天的纽约——哎呀，那是最值得逗留的地方。”他好说歹说，请求人们为他提供趣闻轶事。他问一位朋友：“喂！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啊？”他还对另一位说：“给我写信吧，因为爱你的这位朋友在对你日思夜想。”
为了开心取乐，同时也是为了缠着那些不按时回信的朋友给他写信，他创造了一个名为“国际雏菊链”的新游戏。“你列出一串名字，”他给纽约的朋友写信说，“这些人得彼此相关，即后面的人与他（或她）之前那位关系暧昧，然后不断加长，看上去越离谱越好。”被这种关系穿起来的人没完没了，但他最喜欢、最离谱的那串名单是把凯博·卡洛威与阿道夫·希特勒连接了起来。根据卡波蒂的算法，在全美国大受欢迎的爵士音乐家与头号恶魔之间，只隔了三个人。
不管是对女人还是对男人，卡波蒂都常常用一些颇具创意的昵称，既有“宝贝”、“亲爱的”和“心爱的”，也有“小心肝”、“亲亲小羊”、“我美丽的玉兰”和“称心梅”。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他与书中大多数人都有过风流韵事。而实情虽然不那么耸人听闻，却也非常有趣。他就像一个渴望宠爱的孩子，毫无保留地爱着他的朋友——他也一遍一遍地这样告诉他们——并希望他们给予同等的回报。在他与安德鲁·林登之间，性的关系绝无可能，但他在写给林登的信中说：“今天我觉得对你充满了爱，一醒来就想起你，并希望今天不是星期天，那么起码还可望有封信。”谁能拒绝如此热情的表白呢？
对于敌人，卡波蒂的口舌就像刺客的匕首一般犀利尖刻，毫不留情。但是他不给自己的敌人写信。他只写给朋友，他对他们始终慷慨大度，几乎像一个圣人。当他们取得即使是一点点成就时，他总是不吝溢美之词；一旦他们遇到挫折，他总是给予安慰，并提供帮助和钱财，哪怕他自己手头拮据。不过，如果有人背叛了他，他也就绝不饶恕。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曾全力帮助过一位住在纽约的得克萨斯作家威廉·戈因，二十五年后，当戈因的妻子请他为她丈夫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版写一篇好评时，卡波蒂就建议她去看看戈因对《蒂凡尼的早餐》一书所作的轻视乃至鄙薄的评论，以便明白她的请求“是多么可笑”。“在你朋友创作生涯的初期，我对他一直友好帮助——他的回报却是彻底的背叛（就像对凯瑟琳·安·波特和他以前的情人斯蒂芬·斯宾德一样）。”
对朋友热情，喜欢八卦，性格开朗——这都是卡波蒂的特点。几乎直到最后，他还是一位志向远大严谨敬业的作家。“如今，成为艺术家完全是出于一种信念，”他告诉一位朋友，“你从中所能得到的唯有艺术本身所带来的满足感。”写这些话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在那时，他就立志要加入福楼拜、普鲁斯特、詹姆斯和福克纳等作家的神圣行列。在交付他的第一部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之前，他在写给兰登书屋编辑罗伯特·林斯科特的信中说：“这最后几页啊，字字都呕心沥血！”而对一位敏感的年轻作家来说，林斯科特则是一位理想的编辑，总是热情鼓励，但觉得必要时也会提出批评。卡波蒂在自己的第二部小说《草竖琴》开头几章得到赞扬时，给林斯科特写信说：“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而当林斯科特对小说的结尾表示失望时，卡波蒂又深感沮丧。“我无法忍受，你们都认为我的书写砸了，”他说。
事实上，卡波蒂是他自己最好的评论家，对自己的作品与对别人的作品一样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致《纽约客》编辑威廉·肖恩的信中，他说自己写完了一篇作品《俄国革命的女儿》，但完成之后才意识到“它没有很好地跟上节奏”，必须重新修改。后来他将其彻底放弃。“我好像对那篇作品失去了信心，或者起码是觉得我没有能力为之，”他告诉肖恩。对所有的作家——不管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者——来说，他的书信肯定具有教育意义和鼓励作用。但是我想，即使不是作家，从中也同样能够受益匪浅。
“好的书信不在于传达信息或者令收信人开心，”里顿·斯特拉奇写道，“偶尔也可能达到这两种效果，但其根本目的在于表达作者的个性。”本书收录的书信证明了斯特拉奇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它们传达了信息——大量的信息——并且往往还旨在令人开心。但尤为重要的是，它们表达了一种十分开朗豁达、对为人要严肃这一公认法则不以为然的个性，这是其他任何方式所无法表达的东西。
杰拉尔德·克拉克
2004年4月1日
纽约州布里奇汉普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