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

吴起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吴起出身于没有政治特权的“千金”之家,青年时即怀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强烈愿望,曾破家游仕,但未能达到目的。不仅家资耗尽,且遭乡邻耻笑。二十五岁时离家求学,并向母发誓,不为卿相,决不返家。先就学于曾申,攻读儒学。后因他敢于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不奔母丧,被曾申断绝了师生关系。当时各国之间战争频繁,极需军事人才。吴起遂适应形势要求,改学兵法。在齐国攻鲁时,鲁穆公姬显用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抵御。他大破齐军,初露头角。但战功并未给他带来荣誉与地位,反而遭到贵族们的疑忌与排斥。他们散布流言,说任用吴起,对鲁不利。姬显听信谗言,将吴起辞退,吴起于是离鲁去魏。

魏国当时正进行变法革新运动。魏文侯魏斯(一说名都)曾向臣下了解吴起的为人。大夫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魏斯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人才思想上认为不应以“小恶掩其大美”。吴起既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就可用其所长,遂以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攻秦,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南)、邰阳(陕西合阳东南)等地。秦军退守洛水,黄河以西至洛水的大部地区,为魏所有。据说以后还曾参加了超越赵国攻灭中山的战争,建立了巨大的战功。

由于吴起善于用兵,战功显著,又深得士心,在相国翟璜推荐下,魏斯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吴起攻占的黄河以西地区)守(军政长官)。西河是与秦国接壤的军事要地,南北狭长而东西纵深甚小,易受秦攻而难于固守,背后又阻于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支援,必须独立作战。所以魏斯才在此建郡,并任命吴起为军政长官。

吴起治军以身作则,“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野营时,他仅以树枝遮顶,稍避霜露,不搞特殊。据说卒有生疮者,他为其吮脓,卒母得知后大哭。人问其故,她说:“往年我丈夫生疮,吴公曾为其吸脓,不久即英勇战死,今吴公又为我儿吸脓,不知他将死何处!”这段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但不论细节是否属实,吴起带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因而深得军心,则是可以肯定的。吴起“爱兵”,是他治军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则是严刑峻法。据说在一次对秦作战中,一卒未奉命令就奋勇进击,斩获敌首两级而还,吴起不仅不赏,反而命立即斩首。军法吏劝谏说:“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说:材士不假,但不遵守我的命令,就必须处死。吴起的“爱兵”和“严法”,其目的都是要士卒“感恩”和“服威”,以为他卖命。

吴起在魏国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选募常备军的兵役制度,为魏国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体质强壮、行军速度及耐力都极好的“武卒”部队。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合格的标准是: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矢和三日口粮,由拂晓至中午,必须行军百里。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组,将具有善使兵器、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等特点的人,各编一队。凡入选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另行分配土地房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性质的军队。

吴起在西河期间,为了令出必行,曾采用了故意示信给赏的手段。据史载:秦军在与魏接壤处建一哨所(亭),吴起欲将其拔掉,但又恐强攻不下反对附近农民耕种造成危害,而小小哨所,又不便征集军队,遂派人置一车辕于北门外,下令说:“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赏之上田上宅”。有人照办,吴起立即按令给赏。又置一石柱于东门外,下令“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赏如初(如上次)”。群众争先搬取。吴起认为士心已可用,遂下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上田宅”。至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据《吴子兵法》说,吴起在魏,“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胜负不分),辟土四面,拓地千里”。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史记》所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则为事实。总之,吴起镇守西河郡时,确曾出色地完成了魏斯所赋予他的战守任务,建立了辉煌的战绩,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事将领。他的军事理论,也主要是在魏国的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魏斯病死,武侯魏击继位。一次吴起随魏击乘船沿黄河视察,魏击说:有如此险要的河山,国家焉得不强。大夫王错随口附和,说这是国家强盛的原因,“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斥责王错不应阿谀奉承,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接着又用三苗、夏桀和商纣虽有河山之险,但因“为政不善”,终于为大禹、商汤和周武王所灭的事例,说明他们“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强调国家强弱“在德(好的政治)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这段话,反映了他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争是“禁暴救乱”的手段,用以消灭桀纣那样的暴君乱政,并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为政的善恶(即战争的正义性与政治条件)。这比孙武“兵者国之大事”,“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战争观,又前进了一步。

正当吴起在西河力图向外发展时,又遭到朝中贵族们的忌恨与反对。以王错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终日在魏王面前诽谤吴起,终于使魏王产生怀疑,下令召吴起返朝,免去西河守职。吴起回魏都后,魏相公叔与王错等设谋陷害,吴起在为魏的强大尽心竭力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为避祸,不得不逃至楚国。此时大约五十七岁。

楚悼王熊类久闻吴起才名,又正值谋求改革图强之际,遂任命吴起为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升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的令尹,辅佐熊类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吴起改革的中心,是从政治、经济上打击、限制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四:其一,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佰(逼)主而下虐民”,以致“贫国弱兵”的弊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其二,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变相收回旧贵族现有土地,强迫他们率其所属“往实广虚之地(迁至未垦地区)”。其三,“绝灭百官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用以建设军队。其四,取缔贵族招引、畜养食客,结党营私,制造反对改革的舆论,使全国思想、舆论统一于改革。在熊类支持下,吴起“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将节约的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建立一支“战斗之士”、“选练之士”的精锐常备军队。经过吴起的变法革新,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不但击退了魏、赵、韩的进攻,而且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救赵攻魏,“战于州(河南温县东北)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河南尉氏西),马饮于大河”,深入到黄河以北的地区。

正当吴起意气风发地为楚国的强大而积极经略之际,全力支持他的楚悼王熊类突然病死。因丧失特权和损害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们,乘机作乱,向进宫治丧的吴起发动袭击。吴起仓促遇变,自知不免,遂一面大呼“群臣乱王”,一面伏身王尸。贵族们箭射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法律有“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规定。楚肃王熊臧即位后,依法“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结果“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战国末期人称赞说:“吴起之智,可谓捷矣”。但吴起的尸体,也终被车裂肢解,吴起死时约六十岁,在楚共约四年。

吴起一生为鲁、魏、楚三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他是一个站在变法前列的改革者,所以在三国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并终于为此而丧生。这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前期,新旧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反映。吴起虽然“身败”而死,但并未因此“名裂”。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例如他离开魏国后,公孙痤为魏将,统率吴起训练的部队击败韩、赵联军。魏击欲“赏田百万禄之”,公孙痤推辞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后人称赞吴起统率和训练的军队团结巩固、纪律严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称赞他指挥艺术卓越,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名著《吴起兵法》,也和《孙子兵法》一样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推崇。早在战国末期,就已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前期,也是“吴起兵法世多有”;汉武帝刘彻对霍去病就“尝欲教之孙、吴兵法”;东汉尚书仆射大将军鲍永,也曾“观孙、吴之策”;南北朝时前汉第一、二代皇帝刘渊和刘聪,都是自幼即诵孙、吴兵法;至宋代,更被编入《武经七书》,定为国家武学(军官学校)必读教材。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约公元前750年前后)太宰大贰(官职)吉备真备,曾开课讲解《孙子》和《吴子》兵法,并运用书中原则,指挥军队,迅速消灭了惠美押胜的叛军,因而升为中卫大将。在近代,英、法、俄、德等国,都有《吴子兵法》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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