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饿乡”
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
——瞿秋白《饿乡纪程》
这里的“管异之”即清文学大家管同——江苏上元人，与秋白的故乡常州是紧邻。管同称谓的“饿乡”，有政治上“不食周粟”的含义，而秋白的“饿乡”恰也正是中国的紧邻苏维埃俄国。他就要奔赴他的“饿乡”去了。
告别“黑甜乡”
世界上对待疯子，无论怎么样不好，总不算得酷虐。我既挣扎着起来，跟着我的“阴影”，舍弃了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想必大家都以为我是疯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我没有法想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
——瞿秋白《饿乡纪程》
1920年秋天，北京《晨报》社与上海《时事新报》社联合发出《共同启事》：
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界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
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晨报》及《时事新报》启事一经颁布，也为秋白带来了他去“饿乡”的机遇。他自我剖析道：“我呢？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于‘法我见’，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在某一范围内的真实智识，——这不是为我的，——智识和思想不是私有权所能限制的。况且我幼时社会生活的环境，使我不期然而然成一‘斯笃矣派’（Stoiciste），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这虽或是我个人畸形的发展，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现在看来，其自我预测之准、自我期许之高，也实在令人惊异。
关于秋白的赴俄，除了一份启事，还与孙九录、俞颂华等人的促成与助力有关。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的昔日同窗孙九录这样回忆道：
一九二○年冬，北京《晨报》招聘三位懂俄语的记者赴苏联考察，我的三叔父孙光圻是梁启超进步党的国会议员，主持进步党在北京的机关报——《国民日报》及进步党的后身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的笔政。我当时在北大尚未毕业，但已兼任上海《时事新报》（研究系在上海的机关报）驻北京外勤记者，不过不懂俄语，故虽对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好奇心，亦无法取得《晨报》的招聘资格。我乃向我叔父竭力推荐瞿秋白，说他能胜任，再加上有外交部护照科科长瞿纯白打招呼，秋白遂得以《晨报》记者身份于一九二一年初前往莫斯科。
——孙九录《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北京的一些情况》
而俞颂华与秋白之间的最初交往则缘起于1919年9月，俞颂华与张东荪共同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曾刊登了秋白翻译的托尔斯泰《告妇女》、《答论驳〈告妇女〉书》（节录）。两人书信往还，彼此都留下良好的印象，便也开创了未来共同谋事合作的契机。因此，当俞颂华经张东荪、梁启超介绍，得到北京《晨报》总编辑陈博生支持，获准赴俄采访，并允许他聘请译员同行的时候，本身通晓英语、日语、德语，却偏偏不懂俄语的俞颂华，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秋白[1]。总之，几方面的合力，终于促成了秋白的“饿乡”之旅。
瞿纯白对秋白赴俄的打算，一开始是绝不赞成的，认为秋白在此刻功亏一篑，放弃掉几个月即可到手的俄文专修馆文凭，放弃掉未来稳妥的外交官生涯是在“自趋绝地”。秋白却坚持己见，据理力争，声明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的。他说：“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纯白见秋白决心已定，便也就不再加以劝阻，反而勉励他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到了这时，身处居住了四年的小院，面对在家事上对自己帮助不少的哥嫂，秋白又突然感性了起来：“兄弟的情分，平常时很觉泛泛，如今却又有些难舍。——人生生活的剧烈变更，每每使心理现象，出于常规，向一方面特别发展。我去国未决定以前，理智强烈，已决定后，情感舒展伸长，这一时期中总觉得低徊感慨之不尽。然而走是已决定走的了。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一切琐琐屑屑‘世间’的事，都得作一小结束，得略略从头至尾整理一番。”
首先是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须得暂时有个交托。再有旧时的古文词稿，要交给远客异乡的父亲做个纪念。大明湖畔，秋白拜别父亲之后，坐上了济南返京的火车。
与纯白一家在前门外廊坊二条的荣光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之后，10月15日晚，秋白到北京饭店面见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办理了出国护照。一切就此决定，他与李仲武、俞颂华三人便也成了我国派驻俄国的第一批记者。深夜时分，在东皇城根下一条僻静的胡同深处一座小小院落的南屋里，几个年轻人心事重重地围坐在一起。其中一个叫作王统照的，在三十年后向人们揭开了那一夜的神秘面纱[2]：“约摸又过了一小时，他们专在那儿等待叫做秋白的方匆匆地从夜风中冲进。一身西装衣服上抖满了街尘。刚走入客厅，他立刻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抹，高亢而迅利地说出他迟到的缘故。‘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问他。‘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秋白的面容又瘦又苍白，与胖胖的屋主人青年恰好成一对照。……‘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隔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秋白总是满不在乎的洒脱神气，虽然明儿大早他要开始走上现时极少中国人愿意去与能够去的国度的长途。”
秋白环视友朋，慷慨陈词：“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在座的人们无不“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秋白。至于在那个大国的空前大革命后，负有人民使者任务的青年，预测他的未来，谁也不能有什么断语”。
值得说明的，一是胖胖的屋主人便是耿济之；二是秋白迟到的真实缘故，恐怕并不是他向久等的友人们“高亢而迅利地说出”的那一个。真正的缘故不必细究，不过题有“丙辰孟秋临鹿林居士杂寓谢灵运诗为题以应纤哥雅属”的那一幅山水画作想来已交到了应交之人的手中。环溪一梦，也随之终到尽头……
让我们跟随秋白本人的记忆，来到16日清晨的北京东火车站站台：
我纯哥及几位亲戚兄弟送我，还有几位同志，都来和我作最后的诀别。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握手言别，亲友送我，各人对我的感想怎样，我不知道；我对于各人自有一种奇感。……“我三妹，他新嫁到北京，处一奇异危险的环境，将来怎么样？我最亲密最新的知己，郭叔奇，还陷在俄文馆的思想监狱里？——我去后他们不更孤寂了么？……”断断续续的思潮，转展不已。一声汽笛，忽然吹断了我和中国社会的万种“尘缘”。从此远别了！
——瞿秋白《饿乡纪程》
18日清晨，秋白在天津接到郑振铎、耿济之与瞿世英分别从北京寄来的专门为他所写的送别诗。
耿济之与郑振铎的诗《追寄秋白宗武颂华》：
民国九年十月十六日同至京奉车站送秋白，颂华，宗武赴俄，归时饮于茶楼，怅然有感，书此追寄三兄。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但是……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松柏依旧青着，
秋花依旧笑着，
燕都景色，几时再得重游？
冰雪之区——经过，
“自由”之国——到了。
别离——几时？
相隔——万里！
鱼雁呀！
你们能把我们心事带着去么？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瞿世英的诗《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你们却走了！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们多回几次头，
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样。
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
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
太戈尔道：“变易是生活的本质。”
柏格森说，宇宙万物都是创造，——时时刻刻的创造。
你们回来的时候，
希望你们改变，创造。
我们虽和你们小别，
只是我信：
我们仍然在宇宙的大调和，
普遍的精神生活中，
和谐——合一……
我没有什么牵挂，
不知，你们有牵挂也不？
秋白接信读诗，心绪难平，引起“许多自然和乐的感想”，便当即回信，云：
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
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
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
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
随信，他也并附诗一首《去国答〈人道〉》，想着“他日归来相见，这也是一种纪念”：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当天晚上，秋白便登上京奉线，向着奉天（今沈阳）进发了……
“滞留”哈尔滨
会场里人拥挤得不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上坐下。看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
——瞿秋白《饿乡纪程》
19日一早醒来，火车刚走近山海关。秋白起身，“遥望一角海岸，白沙青浪映着朝日，云烟缭绕，好似拥出一片亚洲大陆的朝气”。傍晚，车抵奉天。秋白三人需在此换乘南满铁路列车，才能继续北上。在嘈杂、混乱的转车过程中，中国脚夫在不经意间已被“日本西崽”所替代，待到秋白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身处车厢内的职员已经完全换成了日本人，不禁愕然：“我现在已入满洲，出中国；仿佛记得中学地理教科书上写着，这满洲三省还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一出山海关到了奉天站，——他那繁华壮丽的气象，与北京天津不相上下，——却已经另一世界似的，好像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
然而，尚不及他细想，第二日清晨车抵长春后，又要再度换车，通过形式上已经收归中国管理的中东铁路，往哈尔滨去。这一回，“日本西崽”又移形换影般变成了“俄国马夫”，车内职员也大半换成了俄国人。与“大变活人”一同上演的，还有莫测的天气。走到长春，还是天地萧然变色；待到了哈尔滨，则已是寒风凛冽的严冬气象了。总结一路行程，秋白道：“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由于谢美诺夫领导的远东自卫军梗在满洲里与赤塔之间，与赤塔民军激烈交火，赤塔与满洲里之间的通路桥梁因此被毁坏，一时之间道路断绝，三位记者竟是寸步难行了。一筹莫展，日子竟一天天耗了下去，三人之中不时发出退回北京的提议。秋白记述道：“哈尔滨生活程度异常之高，一间房二块钱一天，一顿饭——很坏很坏的——一元几角钱，我们三人一天至少五六元化费。看看天气又冷，天天坐在层冰严结的水晶宫里。”让三人均未想到的是，这一停，便过了五十多天，用秋白的话来讲是“正出始料之外”；然而，“哈尔滨一游，恰可当‘游俄’的绪言”，虽然等待的日子烦闷心焦，然而“眼前横着一种希望”，就这样立足原地细心观察、耐心等候，随着日子一天天地流逝，“得着的教训，也就不少”。
带着问题，秋白开始有意识地从哈尔滨经济、文化生活的“实际”进行调查。——进入驻访记者的角色——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对中俄日三国在哈尔滨政治、经济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在哈中国人的地区分布、阶层与行业划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哈尔滨在历史的作用下成为俄国新旧党的纠葛之地，秋白颇有感触，出于反方向的“好奇”，秋白还拜访了右党《光明报》主笔。《光明报》是谢美诺夫的机关报，其主笔自然也是哈尔滨右党的著名人物。
对于俄国新旧势力之争，秋白的倾向是明确的。作为新闻记者，他又是观察敏锐、言谈诚恳而思考深刻的。他更多地关注俄国布尔什维克运动当下的实践轨迹。他曾两次采访布尔什维克派的“劳工大学”。
秋白第一次奔赴劳工大学是在1920年11月7日，即俄历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正是“彼得城发生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周年纪念日。出自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国耳恰阔夫斯克（今译戈尔恰科夫斯基）的介绍，秋白等三位中国记者得以走进这所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办劳工大学的新房子，参加“十月革命”庆祝会。由于会场拥挤，会长国氏更直接将三人安排在演说坛就了座。只看得坛下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山呼“万岁”，气势惊人。随着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肃然起立，高唱《国际歌》，声调极其雄壮。这也是秋白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嘹亮的“英特纳雄纳尔”震撼耳膜，弥漫心灵。随即，赤塔远东新政府在大会宣告于这一日正式成立，人们纷纷登坛演讲，庆贺与歌颂苏维埃政府、俄罗斯共产党、第三国际以及世界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场面宏大，情绪激昂，令三位中国记者人未到俄国，而得先领略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生活的一点浓郁的“空气”。
会后，一行人等又参加了一位多数党友人的家宴——“屋子里放着盛筵，电灯上包着红绸，满屋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杜洛次基的肖像”——然而，满屋红光中的宾客成分却含混复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攻击甚至是斥骂，一切都令对“饿乡”尚停留在浪漫的向往阶段的青年秋白感到新鲜与刺激。他并不知道中国国内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否已经成立，是否已经向着建党过渡；他更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政治斗争以及政治斗争的异常残酷性；更不会预见到今后自己注定的道路与运命。这一天，在他的脑海里回荡的只有《国际歌》慷慨激昂的旋律，眼前摇晃的只是笼罩着马克思、列宁等领袖肖像的一片红光，心头感知的唯有自己感性、痴心的迷醉……
秋白第二次奔赴劳工大学是三天后的11月10日晚，为了撰写俄国革命史的宏愿，他专程来听乌思德略洛夫讲授“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的课程——“听讲者甚多，约有八九百人，除工人外，资产阶级亦甚多，拥挤不堪，竟未觅得座位。会中秩序虽不甚整齐，然气象颇佳，沉静严肃；与七日之庆祝会相比以观，颇足见俄国国民伟大之气概也。”——课后，秋白撰写了《哈尔滨之劳工大学》一文，向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的读者们详细介绍了劳工大学的现状及课程与师资情况。
在哈尔滨滞留期间，曾有一次与俄国车夫的奇遇，令秋白心灵颤动，感怀不已。
黯黯的天色，满地积雪，映着黄昏时候的淡云，一层一层春蚕剥茧似的退去，慢慢透出明亮严肃的寒光来；嘁嘁喳喳私语的短树，林里穿过尖利残酷的寒风；一片空旷的冬原，衰草都掩没在白雪里，处处偶然露出些头角，随着风摇动，刷着雪丝作响；上下相照，淡云和积雪，像是密密诉说衷肠，怨叹生活的枯寂，哈尔滨秦家岗南头，俄国人住家多数在那里，热闹的市面已经过去了。我走去看一俄国朋友并访他的妹子马露西霞……
——瞿秋白《饿乡纪程》
——这一日，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次访友。夜晚七八点钟的光景，秋白怅然若失地走出他们的家门。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却开启了一段奇遇：天气寒冻，街道冷落，走了好长一段路，却不见人影。好容易看到前方有一辆马车，忙召唤一声，却得了一句：“Kudai？”秋白这才知道是一位俄国车夫，面前则是一辆破旧不堪的俄国马车，天寒地冻，便也只好说了地方，坐上车去。不到一里半的车程，却要五角大洋——俄国车夫一般只知道要日本金票，不要中国洋钱，秋白这里是和他折算的。即便是搭车，秋白也不忘自身的记者使命，趁此机会与俄国车夫有一搭无一搭地攀谈起来：生意如何，家计怎样维持，有没有加入俄国工会，去没去听过音乐会等等。一路下来，聊得忘乎所以，不知不觉间却与目的地背道而驰。于是，意料之外的奇异瑰丽之景毕现：
其时云影翻开，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轮明月，四围还拥着寒雾，好像美人出浴披着轻纱软帔似的；马路旁寒林矗立，一排一排的武装着银铠银甲，万树枝头都放出寒浸浸的珠光剑气；——贪看着寒月雪影，竟忘告诉车夫，走错了路。愈走愈远，——错误偶然与人以奇遇：领略一回天然的美，可是寒意浸浸，鼻息都将冻绝，虽则沉寂的寒夜，静悄悄已没一点半点风意，宇宙的静美包涵在此“琉璃天盒”里，满满的盛住没起丝毫震荡，然而大气快成冰水，“干冷”的况味，也不容易受。
——瞿秋白《饿乡纪程》
从奇景中回过神来的秋白，这才提醒车夫，调转车头。俄国车夫并不懂得领略“天然的美”，无法与秋白感同身受，只在嘴里一个劲儿埋怨嘟囔着：“……中国人……中国人今天怎么忽然不知道哈尔滨街道的俄国名字？……叫我跑这许多冤枉路。”
哈尔滨旅馆生活一瞬已有一月多了，天气一天一天冷起来，街上的积雪，树梢的寒意，和着冷酷陈死的中国社会空气，令人烦闷。北地严寒，渐渐的显他的威武。可是我心苗里却含着蓬蓬勃勃的春意：冒险好奇的旅行允许我满足不可遏抑的智识欲，可爱的将来暗示我无穷的希望。宇宙的意志永久引导人突进，动的世界无时不赖这一点“求安”的生机。你如其以“不得知而不安”就自然倾向于“知”。
——瞿秋白《饿乡纪程》
终于，12月10日，随着火车的一声长啸——“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苏维埃俄国，是二十世纪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究竟如何情形，虽有许多传说，许多宣传，又听见他们国内经四年欧战三年内乱，总不知详细，只是向着自由门去，不免起种种想象。此去且要先经新造的民主主义的远东共和国，——为苏维埃俄国之缓冲地，行民主主义制度而执政党是共产党——布尔塞维克；亦是研究的兴趣盎然。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
蒙昧也人生！
霎时间浮光掠影。
晓凉凉露凝，
初日熹微已如病。
露消露凝，人生奇秘。
却不见溪流无尽藏意；
却不见大气潆洄有无微。
罅隙里，领会否，个中意味？
“我”无限。“人”无限。
笑怒哀乐未厌，
漫天痛苦谁念，
倒悬待解何年？
知否？知否？倒悬待解，
自解解人也；
澈悟，澈悟，饿乡去也，
饿乡将无涯。
口中吟着这首《无涯》，秋白在心中默默地与这座城市告别：别了，哈尔滨！别了，人生旅途中意外停滞却获意外“奇遇”的五十几天！
满洲里·赤塔·莫斯科
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堂罢。
——瞿秋白《饿乡纪程》
满洲里——与异路人一路同行，与同路人擦身而过。车行满洲里的途中，秋白望着车窗外的皑皑雪色，陷入沉思：如果把西伯利亚直贯满洲的铁道，看作欧亚大陆的血脉——“南边遏于‘南满铁道的手铐’，北边锁着‘谢美诺夫的脚镣’”——血脉壅滞，自然便颜色死灰，四肢臃肿困顿，呈现一副奄奄待毙的病状。只见那“车行飞掠，听着狂吼的北风，震颤冰天雪窖的严壁，‘红色恐怖’和东方太阳国的财神——资本主义——起剧烈的搏战，掀天动地呢”。
俗语讲“百年修得同船渡”，赴俄专列上有缘同行的六个人：三名新闻记者与三名莫斯科领事馆官员，却远非一路人。秋白三人原本想着有机会与领事同行，应该具有很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他们因此获得便利，就可以在旅途的交往过程中获悉“中俄外交以前的经过，中国在俄的外交界向来的态度，在俄京外交团里的地位，在俄国华侨里的口碑”等等一系列基本情况。然而，事实却让他们大跌眼镜。陈广平作为总领事，前后也在公使馆干了近七年，非但对于俄国文化无丝毫了解，外交政治上的大势竟也是一问摇头三不知，甚至连几句普通的俄语都讲不利索。对于自己未来领事上任后的职责、工作，也是两眼一抹黑，一副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但是就是这个看似“糊涂”的陈领事，却也有其精明的时候。比如向秋白他们索要车费，骗取他们带至莫斯科的面粉，还有预先付印留俄华侨的护照。据秋白的观察，那一日护照印好后，印刷局的人专程送了来，陈广平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地把一沓沓的护照收进箱子里，锁好，又打开，打开再锁好，来来回回几次方安下心来。到了晚间，他又把箱子打开，这一回却是特特向人显摆，只见他从中抽出一张，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手上却一掀一掀地说道：“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呵！……”这一幕令秋白不禁心寒意冷，一声叹息道：“截然两个世界两个社会的人聚在一块，精神上的接触，发生种种的痛感，绝不投机的谈话，费了无限的宝贵光阴，双方各自隐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夺去我不少精力。”
在秋白眼中，他们明明同路，却又是异路人：“同住在一车上，谈及中俄外交，所聆诸位领事的清教，又是‘纯粹的中国式答案’：一面说得太抽象的，无着落的结论——‘贪’‘廉’，‘爱国’‘卖国’，这公使是‘好人’‘坏人’；一面又说得太具体的，无原则的事实——‘俄国人不请吃饭，看不起他’，‘俄国不信他的话，什么什么事不和他表同意’。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界方面在某一时期，处什么地位，取什么态度。（譬如说：克伦斯基政府时，中国公使是中立，还是承认？）亦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方面对俄革命有什么具体的意见，留俄华侨当如何处置。（譬如说：陈领事去莫，将行使何种职务，负何等外交上的责任？）亦许他们掩藏，而实在他们自己也不懂。同时，日常一处起居，无谓的应酬话：‘我在北京那天打麻雀输多少多少……’等，——这是我所谓中国式的实际社会生活。”
然而，“这种绝对两个世界的人，——无经验的青年和陈死人的官僚，——相处在一起，日日谈些面是心非的话，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很大，却还可以借此一窥中国旧生活的内幕”。况且，这旅途之上，也并非只有异路人。
12月13日晚，列车到达满洲里站，恰逢中国边防处驻俄军事代表张斯麐中将就在这一天回国，也同时车抵满洲里。在乏味枯寂的旅途中终于遇上了一位可以与之对话的人物，经过哈尔滨的一段滞留，职业新闻嗅觉已经锻炼得极为灵敏的秋白三人便立即与其约谈。
说起来，张斯麐赴俄还是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时期由总统徐世昌派往的。据他所说，中俄外交本是极有希望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展开友谊的对话。然而，一方面中国政府没有确定的对俄方针，不仅不给全权，更时时掣肘，令他办事常常“有头无尾”；另一方面，更致命的是随着段祺瑞内阁的突然倒台，张斯麐立刻从“公派官员”沦为了“非正式代表”，甚至被怀疑为间谍，只有带着满身的误解与指责灰溜溜地归国。更具戏剧性的是，此时此刻他居然又在满洲里的站台上遇到了由新总统派出的“正式代表”陈广平一行。双方的擦身交替而过，均颇为尴尬。
然而，同时发生在满洲里车站的瞿秋白与刘绍周的擦身而过却更让人觉得意味深长。刘绍周当时的身份是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史上“第一个参加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也是第一个见到列宁并得到列宁帮助而对在俄华侨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3]，被秋白称赞为“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一个人才”。
据史料记载，刘绍周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曾经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为中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此后，他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晨报》对此也有两行字的报道，称：“1920年7月又在莫斯科开第二次会议，差不多各国都有代表列席。我们中国也有一位姓刘的，做中国社会党的代表，但是因为没有团体的证明书，没有投票权。”当时在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中国，没有人注意到刘绍周。同样地，刘绍周本人也对国内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一无所知。于是，在历史的结点上，他成了满洲里车站上一个普通的归国华侨，此后还因故滞留哈尔滨，远离了共产主义运动，入中东铁路局工作，直到1956年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而瞿秋白，一个当时他在满洲里车站偶遇的，对他参加共产国际的经历颇为感兴趣，因此他对他讲了许多在俄华侨以及共产主义的事情的、普通的年轻新闻记者，却成了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位领袖人物。他与他，就这样在历史的轨道上神奇地擦身而过了……
赤塔——立下入“赤国”的原则。张斯麐中将回国坐的是战后第一次自赤塔至满洲里的列车，而秋白一行于12月16日出发坐的则是战后第一次自满洲里至赤塔的列车。由于沿途的桥梁铁道被战争毁坏，只暂时在厚厚的冰面上架了临时铁轨，再加上整夜的暴风雪，车行速度非常之缓慢。听着车身颠簸的“厉声作响”，秋白觉得这凄厉之声仿佛“替冤死于‘白祸’的俄国劳动人民，哀诉于东亚初临的贵客”。“黑夜里望着窗外，乌洞洞暗沉沉，微微远见惨白的雪影映着，约摸知道是一片荒原。偶然一阵厉风，刮着火车烟筒里的烟，飞舞起来，掠过窗外，突然闪过万丈红光，滚滚的往东去。……”
路途千辛万苦，随着几次突然一震、砰然一响，“车要出轨了！……车下冰碎了！”的虚惊，12月18日，终于到达了远东共和国的新都城——赤塔。
尽管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本来就有肺病的秋白，也每每感到呼吸上的困难，但是，对于这座被称为中国“消极的殖民地”的城市的社会生活的好奇压倒了一切。他欣欣然地专注投入到了“观察”与“调查”之中。他走进中国小茶馆、中国理发店去听那“东腔西调”的中国式俄语；走进市场了解物价水平；走进戏院观摩资产阶级留下的遗产，周旋于中国小买卖人、俄国苦力、俄国资产阶级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触碰最鲜活的实际生活片断。据他的观察，中国人在赤塔的人数极多，中俄两国劳动人民密接的文化关系也是非比寻常。在哈尔滨的时候，他便曾有过一番相似的感慨：“中俄两国民族的接近，确比日本人及其他欧洲人鞭辟入里得多。中国苦力心目中的俄国人决不是上海黄包车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级人民互相间的融洽比高谈华法，华美文化协会的有些意思——他们大家本不懂得‘文化’这样抽象的名词，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
作为“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的表现，一位在哈尔滨的时候认识的俄国朋友委托秋白给他在赤塔的亲戚捎一封家书。于是，秋白便获得机会“在这家人家见着西伯利亚居民生活之一斑”：
赤塔北郭已在山腰。松林寂寂，垂着银幕，铺着银毡，山气清新，丝毫城市文明的浊气，都已洗濯净净。我找着这家人家，走进栅门，就是一大院落，院子里拴着牛马，旁边放着牛奶桶。房屋都是纯粹俄国式的“木屋”，又精致又朴实。到了里面，也有小小一间客厅，收拾得很干净。
——瞿秋白《饿乡纪程》
女主人也很殷勤、豪爽，见秋白问起她的生活，更是侃侃而谈道：“呵！赤塔么？生活比哈尔滨还要贵呢。糖也没有，茶也没有，几时你们中国才能运茶到我们这里来呢。以前这里茶也是很便宜的，面是本地出产，不用说了。现在面包贵得不成样子。离中国这样近，一斤茶都买不着。真正奇怪！”说着还拿出一大包谢美诺夫在这里发行的大面额钞票，一百几十万卢布，如今却变成了一堆废纸。吃完了还算可口的俄国黑面包，秋白等告辞出来，与主人家一个从伊尔库茨克过来买粮食的熟人同路回去。一路上，这个本是知识阶级出身的人大骂布尔什维克：“唉！什么共产主义！布尔塞维克只会杀人。还有什么……”秋白默默地看着他，一边在心中寻找着恰如其分的词语来描绘他：“淡淡的月光拂着云影，映着寒雪，照见他智识阶级式的武断的头脑，——蓬松的头发胡须，油腻的颈项下，拖着破烂的领结，拥着乌黑的皮领，还点头摆脑咕噜着：‘他们自己吃好的穿好的，还说是共产党……呢？’”
此前，中国驻赤塔副领事葆毅，也是秋白俄文馆的同学也对俄国革命后的形势不置可否，还劝秋白不要到莫斯科去。一位俄国资产阶级小姐因为自家的房产被充公，更是谈“莫”色变：“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么？……”秋白对这些负面的信息全都不屑一顾，他在心里念叨着：“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来如此。”从而，对莫斯科的向往之情反而日切。但好事多磨，由于手续的问题，他们在赤塔又滞留了下来。于是，三人之间再度发生改变计划的讨论。经过了哈尔滨五十几天的锻炼，秋白倒也不急不躁了，准备安心留在赤塔，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体及共产主义，多余的时间正好再用来练习俄语。
此后，三人除却社会生活调查之外，也开始有意识地出入政府机关，寻找机会与远东政府的机关政要直接对话。他们先后与交通部长、粮食部长、外交总长兼国务总理实现了“面对面”的访谈。写出了《东俄之近状与华侨》《访远东交通总长及食粮总长记》《旅俄华侨问题》等文，发往北京《晨报》，并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的《远东来信》栏目发表了《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在这篇通信中，秋白写道：“我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克服种种困难，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历尽千辛万苦，而始终没有灰心丧气。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秋白希望，通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努力，“世界上将会出现人道和正义”，“全世界人民将觉醒起来”；而他们三人的这次旅俄之行也能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
可以说，从哈尔滨到满洲里，再到赤塔，一路走来，秋白从一个“新闻新人”开始磨炼自我，充分体会与实践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责任。对此，他特意进行了阶段性的小结，并明确了自身除外派“新闻记者”之外的文化责任：
“社会生活切近的感受，再比之于‘外交式’的考察，使我得一结论：如其仅仅为政治外交上的交涉，大关节目的考察，或是有了‘抽象名词爱’的社会调查家，那么，就是重要人物的谈话，参观，访问也就足够足够了，——况且这是‘新闻记者’的责任；假使除此之外，还想为实质社会生活的了解，要了解人类文化意义之切实隐掩的深处，以至于人生的价值，个人与社会间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结构，那就不如以一无资格的‘人’，浸入于所要考察的社会里，一方面又得于考察时，提出自己的观点，置之于可能的最高限度的客观地位上，然后所得才能满足自己的希望，——宁可比较的不完全些，不广泛些。”——所以我决定从此多留意于我自己冥求人生问题答案的目的，至于“新闻记者”的责任，只能在可能的——我的精力限度以内略略尽一些罢了。
——瞿秋白《饿乡纪程》
滞留赤塔期间，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给秋白三人很多书籍，其中包括《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社会主义史》等书籍，以及《共产国际》等刊物。眼见1921年的元旦已近，秋白等却被困在挂着中华民国五色共和旗的“‘银烛’高烧的中国专车”上，眼见着身边的外交官们互相循例道贺，还要请出“‘中国的’消遣品”——麻雀牌与牌九之类“以光佳节”。车窗外却分明映照出“‘民主共产’的远东之穷苦国民的颜色，他们寒颤颤拥着泥烂敝裘，挽着筐子篮子”，闻着中国专车内的“朱门酒肉臭”呢。
堕入“精神的监狱”之中，秋白唯有靠手边的书籍、刊物解些愁闷，哪知“披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茅塞顿开，从此立下入“赤国”行使自我责任之“原则”：“从此于理论之研究，事实之探访外，当切实领略社会心理反映的空气，感受社会组织显现的现实生活，应我心理之内的要求，更将于后二者多求出世间的营养。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干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堂罢。”
1月4日，火车再度启程，离赤塔，赴乌金斯克。秋白的思绪随着车轮上下翻滚，“东方稚儿”一梦方醒：
寒气浸浸的车舱里，拥着厚被，躺在车椅上，闭眼静听，澎湃的轮机声，怒号的风雪声，好一似千军万马奔腾猛进，显现宇宙活力的壮勇，心灵中起无限的想象，无限的震荡；一东方古文化国的稚儿，进西欧新旧文化，希腊希伯来文化，剧斗刚到短兵相接军机迫切的战场里去了：炸爆洪声，震天动地，枪林弹雨，硫烟迷闷的新环境，立刻便震惊了“东方稚儿”安恬静寂的“伪梦”。——新文化的参谋处，一面要定攻击西欧旧文化之战略，一面要行扑灭东欧半封建文化遗毒的抗拒战斗力之计划。正是军书旁午千钧一发的时机，何况战略的玄妙在于敌人反抗力之利用，新建筑的构成在于安顿基础之苦功，请看他所负责任的重大——全人类新文化的建设！他所为工作的艰苦——数十重“文化落后障碍物”的排除！无怪搏战所用的力量如此之重，战争过程活现得如此之剧烈。“东方稚儿”！你只待春梦初醒，冷眼相觑，那战线渐渐展开，炮弹远度之所及，不由得你不卷入旋涡呵！
——瞿秋白《饿乡纪程》
到了莫斯科。“‘赤色’的火车头来带着我们的车进苏维埃的新俄了。”——越来越接近新俄的心脏——莫斯科了。
赤塔——乌金斯克——色楞河边——梅佐夫——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乌克——扎姆卓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白拉宾斯克——鄂木斯克——秋明——科东——维亚特卡——沃洛格达。
一路之上，秋白的脑海中既留下了贝加尔湖畔的美景——
蜿蜒转折的长车沿着湖边经四十多个山洞，拂掠雪枝，映漾冰影，如飞似掠的震颤西伯利亚原人生活中之静止宇宙，显一显“文明”的威权。远望对岸依稀凄迷，不辨是山是云，只见寒浸浸的云气一片凄清颜色，低徊起伏，又似屹然不动，冷然无尽。近湖边的冰浪，好似巉岩奇石突兀相向，——不知几时的怒风，引着“自由”的波涛勃然兴起，倏然一阵严肃冷酷的寒意，使他就此冻住，兴风作浪的恶技已穷，——却还保持他惨狠刚愎倔强的丑态。离湖边稍远，剩着一片一片水晶的地毡，澈映天地，这已是平铺推展的浪纹，随着自然的波动，正要遂他的“远志”，求最后的安顿，不意不仁的天然束缚他的开展，强结成这静止的美意，偶然为他人放灿烂突现的光彩。凄清的寒水，映漾着墨云细雪，时时起无聊畏缩的波动，还混着僵硬琐碎的冰花，他阵阵的绉痕，现于冷酷凄凉的颜面，对着四围僵死冻绝的乡亲，努力表示那伟大广博的“大”湖所仅存的一点生意：“呵！不仁的‘寒’神震怒，荡漾狂澜几乎全成僵绝的死鬼，所剩我这‘中心’一毫活泼的动机，在此静候春风；和煦的暖意，不知甚时才肯惠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