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步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现代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它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同时也催生了其独立组成部分——现代儿童文学的萌发。所谓“五四”文学革命，并非是从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开始，而是有一个自身的发展过程，即从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正式提倡文学革命起到1921年止。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觉醒与发展正是始于这一时期，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五四”时代，首先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时代。“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者，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进攻，鼓吹个性解放，要求人格独立，一时形成汹涌的时代思潮。在这一思潮冲击下，长期禁锢人们精神的封建罗网——“儒家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迅速崩溃，儿童问题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受到了全社会的深切关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从祖国与民族的前途出发，一开始就把儿童教育与深刻影响年幼一代成长的儿童文学作为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热情推动着儿童文学建设。“‘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联系起来看的。”鲁迅最先呐喊：“救救孩子！”指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陈独秀曾明确提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由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主持编辑的《新青年》率先登载了安徒生、托尔斯泰等人的童话，热情倡导这种为儿童服务的文学。《新青年》还刊登了鲁迅、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白话诗，同时发表了周作人热情鼓吹儿童文学的文章《读安徒生童话〈十之九〉》（1918年6月，发表时题为《安得森的十之九》）与《儿童的文学》（1920年12月）。
由于《新青年》的大力倡导，教育界、文学界普遍开展了儿童教育新途径的探讨，呼吁人们把年幼一代从封建樊篱中解放出来，强调“儿童一样爱好文学，需要文学，我们应当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东方杂志》以及当时著名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纷纷发表文章，热烈探讨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刊登儿童文学作品。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如《晨报》的《儿童世界》、《京报》的《儿童周刊》。
儿童文学一旦被人们发现，就立刻与儿童教育最为直接的学校教育紧密结合了起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当时的学校教育发生了重大改革。课堂教材输进了民主和科学的新内容，并由政府通令小学教科书采用语体文，推行注音字母，提倡统一国语。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新学制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各书坊的国语教科书，例如商务的《新学制》，中华的《新教材》、《新学制》……就也拿儿童文学做标榜，采入了童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等。”这些作品大多选自外国儿童读物，如《伊索寓言》、《泰西五十轶事》曾被广泛选用。“儿童文学”一时成了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学校教学重视儿童文学的新气象，要求中国的儿童文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为孩子们提供丰富有益的读物。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封建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需要，曾经着重译介和学习了外国文学。外国的进步的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包括大量的儿童文学名著的引进，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异域营养，加快了发展步伐。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儿童心理》、《儿童心理学纲要》等论著介绍到中国，直接影响到儿童文学的建设。这种积极影响集中地体现在：从儿童心理学的科学高度出发，对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编写提出了必须正确把握儿童心理、注重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段与理解接受能力的要求，从而为儿童文学成为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提供了教育学、心理学上的科学依据。这是一种过去不可能出现而为“五四”时期所特有的有利于儿童文学发展的积极因素。“五四”文学革命所进行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建立新诗、改革旧剧的运动，带来了文学形式的大革新、大解放，并最终使白话文取得了文坛的正宗地位。白话文的应用，直接为儿童文学找到了一个通俗浅显、更易为孩子们接受的语言工具，这就使儿童文学在语言形式上向广大小读者又跨近了一大步。
一切都是应运而生的。从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一个国家与民族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必然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启蒙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儿童问题、儿童教育科学、儿童心理科学的确立以及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证诸中国的情况，正是得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力，中国才能出现“发现”儿童、注重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的新生面，现代儿童文学才能破土萌生、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时代的呼唤，社会的需要，“五四”文学革命的哺育与催化，这都是现代儿童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外部因素，同时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并促成了它的不断进步。
第二节 儿童观的改变与儿童文学的倡导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儿童文学，较之晚清与辛亥时期出现了突破性的飞跃，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首先明显地表现在思想理论的建设上。
在儿童未被“发现”、儿童的独立人格与社会地位不被重视的封建旧中国，为儿童服务的文学自然遭到漠视与压抑，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历史的经验启示了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要振兴中国的儿童文学，首先必须廓清阴霾，批判扼杀儿童精神、禁锢儿童文学发展的封建制度，大力提高儿童的社会地位，提高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这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在“五四”时期为刚刚起步的现代儿童文学拓展宽阔大道所必须首先合力解决的重要课题。为实践这一使命，现代儿童文学拓荒者曾借鉴美国杜威“儿童本位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改变陈旧的儿童观作了艰辛的努力，并以此为突破口，实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重大革新。
根据对儿童文学现代意义上的界定，所谓儿童文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特定的服务对象——少年儿童与服务对象的特点——少年儿童特点的概念，儿童文学，说到底就是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服务的文学。它之所以要从文学类别中独立出来，自成一系，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满足自己的服务对象——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与欣赏情趣。“五四”以前的中国儿童文学为何发展缓慢？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人儿童观的错误。往昔中国人心目中的儿童观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周作人说：“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郑振铎说：“对于儿童，旧式的教育家视之无殊成人，取用的方法，也全是施之于成人的……他们根本蔑视有所谓儿童时代，有所谓适合于儿童时代的特殊教育。”拿了错误的儿童观去对待儿童教育，倒霉的只能是儿童。他们一进私塾，念的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学的是三纲五常、礼仪规范，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大道理”和“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其结果，只能使儿童“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地丧失了自己，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属于儿童的精神世界。拿了这种儿童观，去对待儿童读物，倒霉的自然也是儿童。当19世纪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与凡尔纳科幻小说风靡全球时，中国的儿童始终在“父为子纲”的封建桎梏束缚下演着一出出“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
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中国教育界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情：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并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讲学，当时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十余省及京、沪等都市。杜威到处宣扬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儿童本位论”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儿童本位论”一反传统教育视教师、教科书为中心的做法，提出了“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的命题，认为“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教育“对儿童永远不是从外面灌进去”，而是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经验，把潜伏在儿童身体内部的能力及其幼芽，“很小心、很巧妙地”、“逐步地‘引’出来”，教育者“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照此办理，于是“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这就是杜威设计的以“重心转移”（由教师变为儿童）为突出特点的“进步教育”所包含的“儿童本位论”的主要观点。杜威的这套理论曾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小学教育界与儿童文学领域。“儿童本位论”代表了20世纪初期一种崭新的儿童观，它在古老滞重的中国一经出现，便以不可阻挡的凌厉之势冲击着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旧儿童观，引起了思想敏锐的新文化先驱者的极大注意。就在杜威来华讲学五个月之后，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便于1919年10月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重要文章。鲁迅在抨击封建伦常虐杀幼者的罪恶，批评昔时错误的儿童观之后，深刻地指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儿童的发现，儿童世界的发现，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鲁迅把“幼者本位”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了出来，这是他在1918年《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的延续与生发，其目的都是为了人类“去上那发展的长途”，努力“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这一使命出发，鲁迅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作为儿童教育重要环节的儿童读物，并在以后的文学理论著述中，对儿童文学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见解。
在“五四”文坛，与鲁迅一起并称为“兄弟作家”的周作人，曾以很大的热情从事过儿童文学研究与创作。早在“五四”之前，周作人就发表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等文章，后在《新青年》上不断刊登安徒生、托尔斯泰等的童话译作。“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反封建精神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儿童观上也是如此。从1918年1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1920年12月发表《儿童的文学》，到1923年发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等文章，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激烈抨击封建主义虐杀儿童的罪恶，提出了“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凡是“违反人性”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周作人还指责封建教育与封建旧文学漠视儿童的精神食粮，感叹“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他认为“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新文学有“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为此，他热切地呼吁新文学的志士仁人应当“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儿童文学，并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具体途径：“收集各地歌谣，收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他认为从事儿童文学的人应当注重理解“儿童的世界”，“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并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征，对三至六岁、六至十岁、十至十五岁三个时期的孩子对儿童文学的不同需要作了分析。周作人认为“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儿童文学应当“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不难看出，周作人的这些观点明显地受到了杜威“儿童本位论”的影响。我们只要对初创时期的现代儿童文学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儿童本位论”几乎成了当时许多儿童文学文论的立论依据，直接或间接地被这些文论吸收过其中的合理内核。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提出了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的看法：“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1921）中明确宣布，要以美国麦克·林东在《小学校的文学》中提出的三条原则作为办刊方针，这就是：“（一）使他适宜于儿童的地方的及其本能的兴趣及爱好；（二）养成并且指导这种趣味及爱好；（三）唤起儿童已失的兴趣与爱好。”以后，他又在《儿童文学的教授法》（1922）中给儿童文学给出了如下定义：“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严既澄在《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1921）中认为，儿童教育必须“顾全儿童的时期，用适当的教材，来谋他内部的发展”；“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它所包含的，是“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的东西”。
以上诸家的意见正是“五四”前后最有影响的儿童文学观，即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本位，“迎合儿童心理”，服务于儿童。强调儿童文学应以儿童为本位，即以儿童为中心、主体；强调儿童文学应迎合儿童心理，即以儿童的心理特征及其认知水平、接受能力、精神需要为准绳，使之成为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这实在是中国儿童文学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一个重大的进步。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把“儿童本位”作为一个口号，用于“五四”反封建的战斗，着实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对于提高儿童和儿童文学的地位，加速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节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概貌
根据“儿童本位”的新型观点，中国现代最早的一批热心儿童文学的作家、理论家，展开了对旧儿童读物的检讨与批判，并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作为一个独立分支的儿童文学的探索与建设。
首先，从反“载道”始，将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尊君、卫道、孝亲”的读物清除出儿童读物园地。
“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在成人文学方面都一致地反对“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在儿童文学领域，郑振铎尖锐地批评说：“科举未废止以前的儿童读物……简直是一种罪孽深重的玩意儿，除了维护传统的权威和伦理观念以外，别无其他的目的和利用”，它们向孩子灌输的是“忠君孝父的伦理观念；显亲荣身的利己主义；安分守己的顺民态度；腐烂灵魂的反省的道学的人格教育……在这样不健全的训练之下，我们民族怎么会成为健全的民族呢？”周作人批评过那种“对儿童讲一句话，
一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的做法。他反对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把外国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全是用古文来讲大道理”；反对《各省童谣集》的编者将儿歌“处处用心穿凿”，“加上教训”，使之“成为三百篇的续编”。叶圣陶在《文艺谈》中也愤怒地抨击过当时小学校里充眼所见的那些“古典主义的、传道统的，或是山林隐逸、叹老嗟贫的文艺品”，感叹“欲选没有缺憾，可供孩子们欣赏的作品，竟不可得”。他以作家和教师的双重责任感，呼吁作家赶紧创作新儿童文学，来抵消这些旧的“载道”读物。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都一致指出，封建旧时代那些少得可怜的“儿童读物”，绝大部分都是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漠视儿童的想象和感情，局限于“尊君、卫道、孝亲”的樊篱，使儿童变成“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木偶和顺民。这与“五四”时代需要未来一辈“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的要求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儿童本位”的观点则要求儿童文学要以儿童特征与需要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载道”为目的，宣布只有像童话、神话、儿歌、故事之类被封建士大夫斥之为“小猫叫小狗跳”的“荒唐乖谬”的“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才是儿童的恩物。这就将一切“代圣贤立言”的“载道”读物毫不客气地清除出了儿童读物领域。正是从“五四”开始，统治了中国儿童教育、儿童读物领域数千年的四书五经、《圣谕广训》、《三字经》、《千字文》等“载道”读物才寿终正寝，小百花园地迎来了童话、儿歌、寓言、儿童诗、儿童剧、儿童小说、科学文艺等崭新的品种，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早春气息。
如果说初创时期的儿童文学拓荒者通过吸纳“儿童本位论”的合理因素，从理性上认识到了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出发点、理解和服务儿童的重要性，那么，“五四”时期大量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则使他们从感性上认识到了这种样式的儿童文学的品格和风貌。虽然，“五四”以前我国已经开始译介外国儿童读物，晚清时期曾盛极一时，但是，当时的译介在主观上并不全是为了儿童，不是以儿童的需求为出发点，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成人的政治目的与功利主义的需要。一般而言，当时的译介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载道”（由原先的载“孔孟之道”改变为载“科学民主之道”），而不是为了服务儿童。
以载道为主要目的的翻译，大大削弱了外国儿童文学的真实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削弱了异国作品的民族情调与独特风格，削弱了作为儿童文学必须具备的“儿童化”特色；自然也因此削弱了这些译作的影响、借鉴与促进作用。但是，到了“五四”时代，根据“儿童本位”的观点，翻译不再是为了“载道”，而是为了儿童，于是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变化。不少译者重新回过头来，从儿童的需要和鉴赏水平出发，把人们原先任意改译过的作品又作了重译，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如周作人将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洋迷小影》重译为《皇帝的新衣》，夏丏尊将包天笑改译的《馨儿就学记》重译为《爱的教育》等等。茅盾在考察“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翻译状况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有真正的翻译的西洋‘童话’，是从那时候起的。”
除了重译以外，从儿童的需要与情趣出发，“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西方大量讲述“仙女精灵、小猫小狗”之类的“无意思之意思”的童话、小说、故事都被直译进来。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贝洛、科洛迪、小川未明等西方和东方著名童话家的作品都来到了中国的孩子们中间。
茅盾作过这样的结论：“‘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运动，大体说来，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他是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所已经‘改编’（retold）过的或者他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直译’。”国外儿童文学的大量输入，一方面填补了“五四”时期清除旧“儿童读物”后留下的空白，另一方面对新的儿童文学起到了启发和借鉴的作用，促使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们产生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叶圣陶语）。
这种“试一试”的实践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了外国的榜样，开始整理、利用我国民间儿童文学；二是进行创作。这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崭新气象。先谈谈第一种情况。
由于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大胆“拿来”了外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吸纳了“儿童本位”的合理内核，由此“促醒”了我们对于儿童文学的“觉悟”：原来儿童需要的不是那些板起面孔进行说教的“载道”文字，而是那些充满丰富幻想，情节生动离奇，能“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和趣味”的作品，“儿歌、民歌、神话、动植物故事、寓言、谜语皆属之”（1936年版《辞海》“儿童文学”条目）。这一“发现”引起了儿童文学拓荒者的深深思索：既然外国的《灰姑娘》、《丑小鸭》、《伊索寓言》之类讲狗、讲猫、讲精灵的“荒诞”读物如此受到孩子们的欢迎，那我们民间流传的以及传统读物中类似的东西不也可以发掘整理出来，供给孩子们欣赏吗？
研究童话，采集儿歌，这是“五四”时期开启的一项很有实绩的工作。“五四”时期的童话研究有三种不同的目的与途径：一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民间的童话”（Folk Tales），主要是探讨民间童话所保存和反映的民俗风情、社会世态、道德习俗。这种研究以《妇女杂志》为主要阵地，在1920年至1921年间发表了《论民间文学》（胡愈之）、《论童话》（张梓生）、《童话与空想》（冯飞）等重要文章，还刊登了《马郎》、《老虎外婆》等民间童话及儿歌、谜语等作品。二是从教育学、儿童学的角度研究儿童适用的“教育的童话”（Home Tales）。这类童话既有从民间采风所得，也有作家的创作，但它们都是从儿童出发，“不带有成人的气息”，《安徒生童话》、《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金河王》等就是“五四”以来最为人称道的“教育的童话”。第三种研究途径是探讨“童话体的小说”，“五四”时期称其为“文学的童话”（Literature Tales）。这类童话的最大特点是：作家创作的“目的是在社会，并不是想把这些东西给儿童看，或者更恰当地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表现他们自己”，因此作品内容大都“带着成人的悲哀”，是一种用创作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小说，如王尔德、孟代、爱罗先珂的某些童话即是。“五四”时期开始的童话研究虽有这三种不同的途径，但它们“殊途同归”，其结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现代童话的发展与繁荣，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精神食粮。1924年，赵景深收录了“五四”期间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的十八位作者的三十篇儿童文学文论，结集为《童话评论》一书出版，其中二十三篇都是探讨童话的。《童话评论》是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论文集，集中反映了“五四”时期以童话研究为中心的儿童文学理论成果。
对传统儿歌的开发研究，与“五四”时期兴起的歌谣学运动密切相关。1918年2月，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设立了一个歌谣征集处，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民间歌谣。1920年冬，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又创办了《歌谣周刊》。这一运动的结果是在全国收录到了一万三千多首民歌，其中有大量的传统儿歌童谣。周作人、顾颉刚、褚东郊、冯国华等撰写了研究儿歌的文章，分析了儿歌的起源、分类、特征及其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作用。这些文章批判了儿歌童谣是由天上的“荧惑星”（即金星）降凡“惑童儿，歌谣游戏”预示人间灾异祸福的阴阳家谬论，认为传统儿歌“音韵流利，趣味丰富”，“思想新奇”，“不仅对于练习发音非常注意，并且富有文学意味，迎合儿童心理，实在是儿童文学里不可多得的好材料”。并对创作、采集儿歌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顺应儿童心理”；“二、取材要在儿童生活里的”；“三、音节要自然”；“四、命题有趣而不鄙陋”。
把寓言引入儿童文学领域，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事，1917年，茅盾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寓言集——《中国寓言初编》。1921年9月，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中确定把“寓言”列为儿童文学的主要文体。自此，寓言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体在小百花园里扎下了根。为了倡导这种新的儿童文学样式，郑振铎翻译了《印度寓言》与《莱森寓言》，并在理论方面对寓言的起源、发展、特征、作用等作了全面探讨。他认为寓言最常表达的是道德的格言、人间的真理，但它不是耳提面命的说教，而是“把它的教训与真理，隐藏于创作人物的言、动中；这些人物，大约都是些在田野中的家畜，空中的飞鸟，林中的树木，山内的野兽等等”，它们都被拟人化了。因此这种形式十分符合儿童心理与欣赏要求。
“五四”运动前后的儿童文学，除了大量的外国译作，其他几乎都是通过采风所得的民间口头创作，诸如童话、神话、童谣（儿歌）、故事、传说等。再一种情况就是改编古典传统读物中比较适合儿童的部分，但这一类读物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主要有中华书局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等古典小说中节选，用白话文改写成的《儿童小小说》一百种，根据《左传》、《史记》、《世说新语》等笔记史书改编的《儿童古今通丛书》等）。更多的还是翻译与采风这两类。借鉴了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格林童话，长期深埋“地下”的中国民间童话、故事以及童谣、儿歌等都被发掘了出来，并很快作为“儿童读物”印行出版。据1935年生活书店印行的《全国总书目》统计，自“五四”以来，各地出版的专供儿童阅读的“中国民间故事”多达九十一种。不少热心儿童文学的作家从民间童话故事中吸取养料，有的还直接参加过采风编写的工作。例如赵景深从“五四”时期开始共编写了五十多种儿童图画故事，其中不少都是来源于民间口头创作。创办《小朋友》的黎锦晖根据民间流传的“十兄弟型”童话，编写了《十姐妹》、《十兄弟》、《十个顽童》、《十家村》等作品。
如上所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主要是翻译外国作品与采集改编民间口头创作或改编某些适合儿童的传统作品，但当时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不少新文学的先行者在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肩负起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使命，有的甚至是从儿童文学步入文坛的。他们的创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写儿童生活，或借助儿童文学的样式，表现的却是成人感情。如《新青年》发表的周作人的诗《路上所见》、《北歌》，刘半农的诗《学徒苦》、《奶娘》、《一个小农家的墓》。这些诗作或以儿童生活为引子，或以儿歌体为形式，表达作者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与对儿童的挚爱之情。另一类作品是直接为孩子们写的，儿童化的味道相当浓。沈雁冰（即茅盾）与叶圣陶的童话及儿童诗堪称“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成果。
“五四”时期的儿童小说创作并不多，但它一出现便把目光投射于现实生活，与童话、儿童诗等相比，更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完全是现实主义之作。发表于《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1919年4月）上的短篇《白旗子》（署名“程生”）描写了一个十二岁的儿童——“二儿”在天安门前的亲见亲闻，塑造了一个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爱国儿童形象，这在早期儿童小说创作中是十分难得的。直面社会人生的“五四”儿童小说为以后儿童小说的现实主义倾向起了开拓的作用。
综观“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出，翻译（重译与直译）外国儿童文学、采集民间口头创作、改编传统读物，这三者构成了“五四”文坛儿童文学的基本内容；而创作儿童文学，则因刚刚起步而显得稚嫩芜杂。总的说来，“五四”时期（1917—1921）的儿童文学是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期”而存在的。为什么把1921年以前的儿童文学看作是整个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期呢？其理由是：这时期的儿童文学主要是依赖外来的翻译作品与传统的东西；还没有出现一支专门的或半专门（虽另有职业，但长期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没有形成一定数量的基本作品，没有产生超出国界影响的第一流的作品；因此也谈不上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自立于世界儿童文学之林、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此外，与儿童文学有关的建设，如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组织、高等院校儿童文学课的开设等也还是一片空白。
“诞生期”的儿童文学，虽然幼稚粗糙，情况驳杂，但却稚嫩新鲜，充满生机，对于整个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中国数千年以来陈腐落后的儿童观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使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虽然“武器”是向外国借来的。儿童一经被看作独立的存在，一种适合他们需要的文学便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与重视，从社会史方面说，儿童文学已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因素与标尺。儿童观的改变，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了不起的功绩，一个划时代的革新，这也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翻译外来作品与采集、改编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这两方面的工作在儿童文学的诞生期都是不可或缺的。横的借鉴与纵的传承，世界各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影响与民族文化的吸纳继承，两者的结合催生与哺育了完全独创的新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虽然，这种文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个孕育的时期，但它的发展已属历史的必然。世界各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晚于成人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成人文学相比，作为独立分支的现代儿童文学的成长壮大——大规模创作热潮的到来，作家队伍的建立，第一流作品的问世，也要晚到一步，还需要等待一些时候。但是，这个时期一经到来，就掀起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洪波巨澜，这就是以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的“儿童文学运动”为核心，以《稻草人》、《寄小读者》的出现为标志的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的“成长期”。
- 茅盾：《关于“儿童文学”》，原载《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1日，署名“江”，另见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第225页。
- 茅盾：《关于“儿童文学”》，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第225页。
-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 转引自茅盾：《关于“儿童文学”》，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第225页。
-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儿童问题讲演集》，1936年10月。
- 参见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第一章第三节，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儿童问题讲演集》，1936年10月。
- 魏寿镛、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页。
-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 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上篇）》，原载《文学》第7卷第1号，1936年7月；另见郑尔康、盛巽昌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第65、67页。
- 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上篇）》，郑尔康、盛巽昌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第81页。
-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 关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可参阅赵祥麟等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 周作人：《关于儿童的书》，载《谈虎集（下卷）》，北新书局，1928年。
-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 周作人：《儿童的书》，《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
-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 周作人：《儿童的书》，《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
- 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原载《创造周刊》，1922年；又见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
- 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原载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22年12月28日；又见《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第4页。
- 郑振铎：《儿童文学的教授法》，王泉根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3页。
- 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王泉根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1989年，第60、61页。
- 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上篇）》，郑尔康、盛巽昌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 周作人：《儿童的书》，《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
- 周作人：《读安徒生童话〈十之九〉》，《新青年》第5卷第8期，1918年9月。
- 周作人：《读〈各省童谣集〉》，《谈龙集》，开明书店，1927年。
- 周作人：《吕坤的〈演小儿语〉》，《谈龙集》，开明书店，1927年。
-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 茅盾：《关于“儿童文学”》，《文学月刊》第4卷第2期，1935年2月。
- 茅盾：《关于“儿童文学”》，《文学月刊》第4卷第2期，1935年2月。
- 现通译《爱丽丝漫游奇境》。
- 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
- 周作人：《儿童之研究》，原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四号，1914年1月，又见《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
- 褚东郊：《中国儿歌的研究》，原载《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号》，1927年6月；又见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第154页。
- 冯国华：《儿歌的研究》，原载《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1月23、27、29日连载，又见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一）》，希望出版社，1988年，第104、105、106页。
- 郑振铎：《〈印度寓言〉序》，《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