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幸病逝
●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
●邓小平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邓小平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邓小平住院接受治疗
1996年12月，身患多年帕金森综合征的邓小平，因为病情加重，住进了北京三〇一医院。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住院，就再也没有回来。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
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
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
邓小平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知道这个消息。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帕金森综合征”，是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自己呼吸不畅。
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
秘书通常在这时候进来，把邓小平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
邓小平把每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
每天上午10时，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邓小平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邓小平的家到解放军三〇一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却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了。
“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
邓小平乘坐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997年元旦这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装扮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〇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
吴蔚然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早在1973年，周恩来曾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应该从吴家选一个人。”
1976年，吴蔚然开始正式负责邓小平的保健工作，而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他一生中第三次政治逆境中。
作为一名保健医生，劝说邓小平戒烟，是吴蔚然的份内之事，然而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1988年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一张写有：“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的纸条，传到邓小平的手里。
看后，邓小平微笑着把烟熄掉。《中国日报》为此在4月8日头版上刊出照片。这则新闻也被当时的国内外传播媒介，竞相报道。
1992年，吴蔚然跟随邓小平去北戴河，当时邓小平已经是88岁的高龄。此前，医疗小组已经决定不再让邓小平下海游泳。
然而，邓小平渴望游泳的心情，最终打动了周围所有的人。经医疗组研究后，同意邓小平下海游泳。
吴蔚然说：“到后来，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他肝脏也好，他也没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
“由于帕金森病，影响到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吞咽，影响他的活动。当然，他的帕金森症治疗时间也长，治了10多年，因为帕金森病没有办法治好。”
“邓小平的病得了10多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后期就是影响呼吸道的问题了。”
邓小平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还是那么的顽强。
担负邓小平护理任务的三〇一医院高级护士黄琳后来回忆说：
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因为我们在医院也见过很多，最后被疾病折磨得比较痛苦的病人，一般人肯定会有些呻吟，有些叫喊。
可是，在这位首长身上没有，一个是跟医生特别配合，而且到最后。我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平静。
黄琳觉得老人家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得不轻，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该再给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着。
可是，那几个星期，邓小平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在医院与病魔顽强斗争
从1997年1月1日开始，重病卧床的邓小平，就在电视机前，观看了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的12集大型纪录片《邓小平》。
担负邓小平护理任务的三〇一医院高级护士黄琳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一集不落地看完了12集纪录片《邓小平》。
邓小平躺在病床上，每天都按时收看。
因为首长耳朵不太好，跟电视机的距离又比较远，我们要在旁边给他讲，就是电视里讲什么，我们重复什么。
包括原来看新闻也是这样，就是新闻里讲一句，我们就跟他讲一句。这样，他看着画面，听着我们解说。
《邓小平》）是从1月1日开始放的第一集，放了我们就给他讲，他就在那里看，12集全都看了。
有的时候镜头比较模糊，比较远的时候，他还问，那边走过来那个是谁呀？我说，那个是你呀，你看清楚了。
后来，走近了，或者镜头拉近了，他看到了，自己在那里笑一笑。
黄琳后来还回忆说：
他自己对自己不评价，但是，片子里有一些对他的评价。我们就翻给他听，我就觉得，翻的时候我就注意看着首长的表情。我不知道我形容得准不准确，就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那种感觉。
邓小平在医院里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
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的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
邓小平的亲人坐在沙发上，全都默然不语。
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在为老人祈祷。
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
“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宝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坚持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医院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
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
在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三〇一医院溘然长逝。几盘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录像带，还依然静静地摆放在他床边的茶几上，记录了他老人家光辉的一生。
江泽民等看望邓小平
在1997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在医院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
在谈话中，邓小平请江泽民等同志，转达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当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贺彪是邓小平的亲家，但是，他为了探望重病的邓小平，还特意走了“后门”。
贺彪是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的支持者。在军队精简整编中，许多人有意见，但贺彪却主动做工作。
当精简到总后卫生系统时，贺彪二话没说，马上为部队作出表率。在他负责的工作中，他大量启用新人，作出长远规划，并在站最后一班岗时，还为我国军事医学研究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邓小平提倡老同志交班，贺彪就主动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当时，我军正开始第二次授衔，贺彪因在第一次授衔时，在地方工作未能赶上，有人建议他赶上第二次授衔后再退。
贺彪说：“这是小平同志倡导的，我没有不执行之理。”并马上办理了手续，响应了中央号召。
贺彪曾回忆说：
我最后一次见到亲家邓小平，是在1996年。在此之前，我得知邓小平有病，便告诉儿子贺平：“邓家女儿多，男孩子身体不好，小平同志住院，你要负责照顾。”
按照父亲所嘱，贺平在邓小平住院期间，一直伴随左右，忙前忙后。
对于邓小平这次住院，贺彪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要亲自去医院看一看！为了照顾邓小平的治疗和休息，中央已作了探病限制，但贺彪却没顾这些限制，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破例“违规”。
在病榻上，邓小平见到贺彪时，精神很好，两人又谈起孩子和孙子……
邓小平说有信心战胜病魔，贺彪也祝他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贺彪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在那个不平常的早晨，贺彪接到儿子的电话……
在遗体告别这天，贺彪起得特别早。他坐着轮椅，带领一家老小来到告别室，长哭送别亲家、战友和同志。
由于悲痛，贺彪的双腿怎么也使不上劲，于是他让儿媳扶他站起来，在邓小平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九个躬。
鞠九个躬，这是贺彪家乡行大礼的规矩，他按家乡的最高礼仪，与邓小平作了最后告别。
看人民日报的最大安慰
1997年2月6日，病床上的邓小平，看到了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在该报头版的一组图片报道中，邓小平看到，五年前，他南巡经过上海郊区旗忠村时，曾经亲吻过的一个正在路边玩耍的孩子。
而今，这个孩子已经长成了少年。这个少年用稚朴的字迹，向小平爷爷问好：
邓爷爷新年好，我想您。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后来回忆说：
病重的邓小平，当时眼角有泪花闪烁。
当年在旗忠村用镜头记录下邓小平亲吻孩子那一幕的是时任《解放日报》摄影部主任张蔚飞。
张蔚飞后来回忆说：
1992年2月初，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海，两位摄影师被允许随行拍摄，一位是杨尚昆之子杨绍明，另一位就是张蔚飞。
近距离跟邓小平接触了半个月，张蔚飞感到小平是个亲切而幽默的人。
张蔚飞接着回忆说：
那一天，邓小平来到南京路市百一店马桂宁专柜，他看到店方专门为他来访所作的布置时，诙谐地说道：“你们这是在导演嘛。”
当他来到底楼商场，闻讯赶来的市民已经将店堂挤得水泄不通，警卫正努力拦住潮水般涌动的人群。
这时，邓小平注意到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数次要冲过人墙，又数次被警卫拦了回去，他马上叫警卫不要再拦。
妇女得以将孩子抱到小平眼前说：“囡囡，亲亲小平爷爷。”小平亲切地搂住了婴儿，周围市民热烈鼓掌。
之后，邓小平步出位于六合路上的市百一店侧门，10多米开外的南京东路上，已经挤满了前来目睹小平风采的群众，邓小平多次想走上前与人们握手，都被警卫劝阻下来。
最后，小平只能远远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
张蔚飞说：“1997年2月，我重回旗忠村采访当年的那个孩子一家，及其他村民的近况。是想在2月12日小平访问旗忠村5周年纪念日那天，刊发一篇特别报道。但是，考虑到小平的病情，报社还是提前刊发了该稿。”
后来，大家都为此感到欣慰，虽然只是一则报道，但它却让离去之前的邓小平清晰地看到，在他所关注的上海，一个孩子和一个村庄正在成长和发展。
有什么能比这更能安慰邓小平他老人家一心为民之心呢？
卓琳暨子女致信党中央
邓小平住院后不久，他的病情就在不断地加重。
因此，在1997年2月15日，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暨子女邓林、邓朴方、邓楠、邓榕、邓质方，就致信江泽民并党中央。
信的全文如下：
江总书记并中央：
近来小平同志病重，作为他的亲人，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
我们知道，中央的同志们都很关心小平同志，也与我们一样，已开始考虑有关后事安排。
小平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向来达观，关于他的后事，近年来曾对我们多有交代。
为了体现小平同志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根据他的嘱托，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1、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符合他的看法。
2、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骨灰盒以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上方悬挂体现小平同志精神面貌的彩色照片，以表达庄重肃穆的气氛。
3、家中不设灵堂。
4、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
5、不留骨灰。根据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把骨灰撒入大海。
小平同志毫无保留地把毕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希望，我们为小平同志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既能体现小平同志的精神本质，又能以最朴素和最庄严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哀思。
以上当否，请予考虑。
卓琳暨子女
邓林 邓朴方 邓楠
邓榕 邓质方
1997年2月15日
2月19日21时8分，邓小平因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亲人告别。卓琳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没有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形成的。
当时，卓琳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
可是，小平什么也听不见了。他辛勤操劳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了。
邓小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最先向遗体告别的是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
“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士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
黄琳说：“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黄琳接着说：“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他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
此刻，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夜班值班室，也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备好的讣告。
一阵悲伤之后，大家终于想起该做什么，于是立即中断正常的新闻，把那份讣告播发出去。
第二天凌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极其悲痛地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听众，通告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
那天深夜，睡觉晚的人如果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都能听到播音员哽咽的声音。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沉痛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
香港的38个地铁站，哀乐持续了10分钟。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
医护人员见证临终时刻
邓小平在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他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自己做主。
每一套方案实施前，医疗组还是要请家属签字，家属只是履行手续，对医疗组特别信任、放心。
采访过多位邓小平医生的余玮说：“那些医护人员便是小平临终时刻的见证者，他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平民化的小平。”
医护人员看到邓小平痛苦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脸上难免露出愁容。这时，邓小平他老人家会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1997年2月19日傍晚18时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
在4天前，卓琳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医生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
21时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三〇一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
眼睁睁地看着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邓小平他老人家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人生历程。
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
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王世斌十分感慨地回忆说：
首长去世以后，首长那些衣物的处理是我去处理的，都被烧了。
那天，我带着另外一个同志，我们在锅炉房里，就把内衣、外衣、鞋子、袜子全都烧了。什么都没有保留，我们两个一边烧一边掉着眼泪，是我们亲眼见的。
当然，平时知道首长很随和，很朴素，但是这是我们亲眼见到，内衣都是有窟窿的，都是破的。
我们两个一边烧着，一边掉着眼泪。还在那里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谁能相信，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确确实实是穿着破了的衣服。
邓小平逝世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实际上，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邓小平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
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邓小平去世后的几天，中央电视台多次在节目中，播放邓小平肯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镜头。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邓小平的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并不很大。而这，正是邓小平他老人家所希望的，也是他晚年努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