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酒吧里的伙伴们
我洗了个热水澡，用了许多香皂，还修剪了指甲。卡积沙斯的那个工作弄得我这几天都脏兮兮的。我们做了大量的拆除工作。那些尘土仍然留在我的毛孔里、皮肤的缝隙中，无法全部除去。我尽可能地把手搓洗干净，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喜欢我的双手，上面有我多年辛劳的痕迹，依稀可见时光荏苒。我手上有好几处伤疤，但都不大，所幸每根手指都完好无损。这是一双木匠的手。我的皮肤很硬，但没有起老茧，我已经很长时间没长老茧了。我手上的皮肤如同一层薄薄的工作手套。由此可见我过往的生活。我想，我的手和我的生活轨迹非常吻合——我干了些什么，正在干什么。我的手就是我手艺的证明，是我的个人简历。
钣金工和砖瓦匠都有着强壮的双手。钣金工常常使用钳子，常常会被锋利的金属刀割伤，这点很容易看出来。泥瓦匠得搬运各种材料，扛起沉重的水桶和麻袋。水泥、灰泥和灰浆可不是润肤霜，他们更像一种特殊的磨砂膏。和这些业内人士相比，我算是有一双细致美观的手了。
我喜欢待在泰迪的酒吧里，这里就像我的第二起居室。那天下午我早早就过去了，正好是喝杯啤酒、吃个汉堡的时间。约翰、埃斯彭、克里斯特都坐在酒吧的角落里。无须特意安排，我总能在这里见到朋友和熟人。
之所以选择去一家好一点的酒吧，理由就是你能在那里找到好伙伴。但知音难觅，所以你得耐心一点。不过，我就在这家酒吧中找到了最好的伙伴。来这儿的朋友们不太在乎吧友的社会地位或个人背景。我们的交谈会随着话题而转移，而并非取决于说话的人是谁。我们可以海阔天空地闲扯，不会有人因为预期不同或者存在某种思维定式，而对你妄加评判。
今晚站在吧台后的服务生是恩格尔和本特，鲁内在厨房里忙活着。他们和酒吧的吧友一样，都是我的好伙伴。每当鲁内烹饪的时候，我都会点一份辣椒汉堡。他的辣调味酱不错，偶尔我还会点双份。
克里斯特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埃斯彭是一个为音乐会和赛事活动服务的装配工。我不太了解约翰做什么，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在这家酒吧里聊过无数回了。他在奥斯陆上班，是阿克什胡斯大学（Akershus University）的管理员或者讲师。我在他们身旁坐下，开始聊工作、书籍，各种闲聊。
斯诺尔来了，他是一位丹麦木匠，受雇于一家大型公司。尽管我们的职业相同，但我们就像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干活儿。我做的是阁楼改建，而他在市中心的大型建筑点工作。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我自己做生意。我们各自的星球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转，但有时这两条轨道离得很近。我们都有一双木匠的手，每当大风扬起阵阵尘土时，我们也都会感到寒冷。
斯诺尔穿着工作服，他住的地方离这儿挺远的，如果回家换完衣服再出来的话就太麻烦了。当他穿过大门，走进温暖的房间时，他已经顶着风沙在光秃秃的、没有窗的混凝土墙体之间辛勤劳作一个星期了。此刻他需要的是一次淋浴、一张沙发，所以如果他想来这儿，得干完活儿后直接过来，因为喝啤酒、见朋友很重要，而淋浴和沙发可以等等。斯诺尔和我都觉得天气越温和越好，这周末-8℃～-10℃是不错的，如果-20℃就太冷了。
一个小伙子走到吧台前点单。他瞅了瞅斯诺尔，注意到了他穿的衣服，说道：“你是不是干完活儿就直接来了？还穿着工作服啊。”
他兴高采烈地开着玩笑。我猜也许他想招惹一下斯诺尔。他打趣道，丹麦人会在午餐时间喝巴伐利亚啤酒。
“喝了酒后下午有什么感觉？1米还是1米，1厘米还是1厘米吗？”
啊，没错，丹麦工匠会在干活儿时喝酒。斯诺尔瞟了他一眼，又望了望和他坐在一起的那群人。他跷起大拇指向肩后指了指。
“你们是今天发了工资，所以来这儿喝一杯吗？”他说。显然是这样。“你们都穿着工作服？我是说，你们怎么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是因为办公室有着装规则吗，还是怎么回事呢？”
这次，他的确在等对方回答。那个家伙有点莫名其妙。斯诺尔抛下这个没人回答的问题，回过头来看着我们。那个家伙拿了啤酒，回到自己那一桌，我们又清静了。
“我是不是傲慢了一点？”斯诺尔说。
也许有点，但那个家伙显然更傲慢，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察觉。就算有人要取笑丹麦工匠，以及他们喝酒的习惯，那也只能是我们——他的伙伴，而不是像他那样一个爱挖苦人的办公室职员，一个谨守着装规则不敢造次，而自己对此浑然不觉的家伙。
我们继续聊天，话题转到了建筑行业上。现在做这行的人也许算不上是健康模范，但过去从事建筑行业的人酗酒更厉害。我是他们几个中的元老，我随口讲了几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我刚入这一行时，很多人会在工作时喝醉，我得去把醉倒在空铲车里的工友叫起来。我们聊了一些这样的事情，没有特别提到喝醉的丹麦人。
时代变了，现在你很少听说，有人会在搭脚手架时喝得醉醺醺的，或者在操作危险的机器时喝多了。然而，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会怎么样？醉酒而丧失行动能力之后，他们会不会在寒冷的户外不幸丧命？从整个社会来说，戒酒人士的比例并未上升。因此，这些爱喝酒的家伙很可能退出这一行了，或者他们改变了自己的饮酒习惯，现在能做到工作时滴酒不沾了。我想对此一定有许多种解释，但有一个统计数据就能给出其中一个解释，即多少人请长病假。如果这个数据真的发生了变化，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拥有的日常生活空间变小了，我们的社会不再像过去一样容忍他们了。
一想到一个醉汉拿着圆锯的场景，我就不寒而栗，所以我绝对禁止工匠在工作场所饮酒。虽然我不希望他们在工作时喝酒，但是为了让工程顺利进行，就将那些爱饮酒的工匠一律排除在外也是有代价的。所有那些从前能被社会接受，而现在却被认为不妥的事情，莫不如此，白天饮酒只是其中一例。流水线工作对个体自由的容忍度为零，个体被规则和权威压得透不过气来，其结果是很多人不愿意工作了。因为现在对于工作，人们只付出70%是不够的，都要100%地投入工作。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么大的变化似乎并不重要。
但我仍然很高兴，至少现在当我搬运天花板瓷砖时，不必再担心空车会砸在我的头上。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地上，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斯诺尔和我们聊起了他目前干活儿的建筑工地，还有他那二三百个工友。他们使用的工作语言是挪威语和英语——工友们的语言水平相差很多，南腔北调的，此外还有手势。
斯诺尔拿出一张纸，这是他从一个工地中拿来的，在工地的每一扇浴室门上都贴着这样的纸。显然，这些工作间地下有水管，水管里的水有可能会冻住。所以，这张纸上写着：别关淋浴间的水龙头。这则告示在这张纸上用不同的语言写了十遍，最上面是挪威语，下面是九种不同的语言。一个德国人用德语评注道：少了德语。不知道是谁纠正了那条冰岛语告示的语法错误，把它改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冰岛人是出了名地重视语法。
斯诺尔想要借此说明：并非只有在炼油产业或信息技术产业的开放式办公室里才拥有国际化的劳动力。考虑到他已经吹了一个星期的冷风，他的工作地点很可能比大多数开放式办公室更加开放。他还争辩道，多样化的语言也展示了开阔的视野和高容忍度。也许他说得对。那座建了一半的办公大楼就是一座巴别塔（Tower of Babel）。多样性和差异性带来了不少实际后果，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问题。
在各行各业的行话中，有很大一部分源于外语，并且已经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自然组成部分。我们的语言由此变得更丰富了，但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劳动力迁移会带来同样的影响吗？我们会将波兰语和立陶宛语中的词语，而不是德语和英语中的词语，引入我们的挪威语中吗？
实际上，处理语言差异问题挺麻烦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大型建筑工地上，这会导致技术性术语的使用大为减少。工友们要费上半天劲儿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这种情况也非常普遍。不同的承包商的存在让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因为他们所提供的报酬和工作条件差异悬殊。不同的施工现场之间存在着语言、文化、专业度和社会方面等各种差异。
我主要做的是建筑业中的中小型项目，在我们负责的那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尽管相比之下局面要缓和一些。语言问题给我们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很多中小型承包商的挪威语水平有限，无法完全看懂和理解图纸和项目说明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会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连蒙带猜地进行施工，有时会产生一些非常奇怪的施工方案。
对许多来自国外的工匠来说，自己开公司也许意味着实现自己的独立梦想，或者仅仅是给自己找一份工作。他们开出了非常低的计时工资，但聊胜于无，或者说，比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能开的价高一些。他们的动力就是坚持到底、不放弃，但在这种情况下，未必能保证高质量的手艺。
多个案例的事实证明，这样操作是有问题的，这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但50年后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劳动力迁移和人口迁移涉及多个层面的问题。
一些手工艺传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并且可以延伸到欧洲的外围地区，比如说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圈子很小，我们得从更广阔的技术环境中借鉴，比如向采矿业、航运业、造船业等行业学习，向钣金工、纺织工人和建筑工人学习。我们的工匠到国外去学习，我们把国外的专家请来授课。我们相互学到了不少。在过去这种做法非常常见，现在仍是如此。
术语伴随着行业出现了。需要从阁楼上移除的支杆，在托尔肖夫叫“strevere”（挪威语）。这个单词还有“野心家”“机会主义者”的含义。这个词是我们常用的行话，它源于德语“streber”和英语“strive”（“奋斗”“努力”），而且很可能和现在涌现的那些新词一样，是工人们引进来的。建筑行业中有不少人在努力奋斗。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已经成为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让从业者努力奋斗、参与竞争、力争上游。而这种竞争行为源自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巴别塔中所见识到的冷酷无情，所以这个术语很可能带有某种讽刺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