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牵梦萦绿杨情
——记父亲朱自清与扬州
朱闰生[1]
1992年8月，是父亲去世44周年。这个悠长的岁月并没有抹掉人们对于父亲的怀念，扬州更是忘不了他。在扬州市领导与各界热心人士的亲切关怀与共同努力下，父亲在扬州的故居即将修复开放，作为父亲的后代、亲人，我谨代表兄弟姊妹和我们的亲属向扬州——我的故乡的父老兄弟致以衷心的感谢！
说起扬州，可以说魂牵梦萦绿杨情。父亲和我们对扬州的感情，真是说不尽，道不完。
扬州，是我们的祖宗庐墓之乡。从我曾祖菊坡公起就定居在扬州，父亲朱自清长于扬州，二叔朱物华、三叔朱国华与姑母朱玉华都生于扬州，曾祖母吴老太夫人、祖父母朱小坡及周太夫人、潘太夫人、生母武钟谦与二姐逖先都埋骨于扬州，长兄迈先、大姐采芷都曾在扬州居住过，我就更不用说了。祖辈、父辈及我们这一代与扬州可以说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我家在扬州共住过七处房子，都是租赁的。居住时间较长的有两处，一处是原琼花观街22号（后为工农鞋厂），这是父亲在扬州读高中、考大学、结婚、生子以及担任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教务主任时居住的地方，我家在这里居住了7年多；另一处就是琼花观街安乐巷27号了。这是祖父母与我们——二姐逖先、我及效武妹——在扬州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居住了十多年。父亲回扬州时就住在这里。
要说父亲的故居，应以前一处最合适，可惜后来被改为工厂，里面的房屋全部拆除改建，全无原来风貌。我家在东关街仁丰里也曾住过，是一座两层楼房，一来住的时间比较来说不算长，二来据说楼房的西半边已被拆去。其余的住处时间就更短。所以要说父亲的故居，现存的只有安乐巷27号比较完整也比较合适。
父亲一生从事于教育。北京大学毕业后，由于工作地点的不定，我们兄弟姊妹出生地点也就各有不同。我是1925年5月父亲任教于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时出生的。出生后不久，父亲经俞平伯伯伯推荐，于是年8月到北平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927年1月，父亲把我生母、大姐采芷与我接到清华，大哥迈先和二姐逖先由祖母带回扬州家中。父亲到清华大学，这是他一生服务清华的开始。我在北平只住了两年多，1929年下半年，因为母亲得了肺结核，肺部已烂了一个大窟窿，劝她去休养，可她丢不下我们，丢不下那份儿家务，也舍不得花钱，硬是不去。眼看越来越不行了，经父亲一再考虑，无奈才让我母亲回扬州，因为扬州毕竟是母亲的故乡啊。那次母亲带了大姐采芷、我、大妹效武及在襁褓中的弟弟六儿一起回扬州。这次长途旅行，又带了四个孩子，劳累可想而知，所以回扬州后不久，我那亲爱的母亲谢世了，后来就葬在念四桥祖茔。母亲有病，小弟弟六儿自然营养不良，也生了病，勉强熬了一年多，也夭折了。
母亲32岁就走完了生命的旅程，这条路对父亲、对她自己、对我们都是太短了。她结婚12年，有11年耗费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有多少力量用多少，直到自己瞑目为止。她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全然不知道吝惜精力。母亲对我们实在是付出了全身心的爱，可惜我那时太小，还不懂得这种伟大的感情。长大了读了父亲的《给亡妇》《儿女》等文章，才知道她是一个多好的母亲，一个多么值得儿女们为之骄傲与感到幸福的母亲。母亲虽然已经去世几十年，但我每次读了父亲《给亡妇》后，仍然深深为母亲对儿女的伟大情怀所感动，常常会觉得母亲一双充满慈爱的眼睛关切地注视着我。
1932年，我7周岁。一天，爷爷告诉我，我们将有一个新妈妈。不久，父亲果然带着继母陈竹隐回扬州了。她身材颀长，穿旗袍，着高跟鞋，戴眼镜。当时，在扬州，女人穿高跟鞋的很少。开始，我对这位新妈妈既陌生，又惊奇。然而，谁又会想到，若干年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新妈妈待我们如同亲生，使我又享受到真正的母爱。后来虽然分开，但每隔几年，我总是要趁出差之便或专门去北京探望我这位老妈妈——当年我眼中的那位陌生女人。
然而令人悲痛的是，1990年6月，86岁高龄的继母终于因病逝世。
继母毕业于北平国立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画系，曾受教于齐白石、寿石公、萧子泉等先生，她主要学习工笔画。我曾见过继母的作品，是在一块绢子上画的古装仕女，线条纤细，人物美丽、端庄。继母说，这是她年轻时的作品，现在已经不能画了。她说此话时已经离休并患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眼疾了。
继母先后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她为人正直，性格坦率、忠诚。在八年抗战与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她与父亲同甘共苦，并在家庭生活上处处节俭，力求减少父亲的负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父亲走向进步、走向人民。在父亲病重与去世后，全家生活困难之际，她秉承父亲遗志，坚决不领美国“救济粮”，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高风亮节。新中国成立后，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曾任北京市第四、五、六届政协委会，北京市第六届妇联委员、清华大学工会副主席。在图书馆工作中也勤勤恳恳，积极为读者服务。
继母虽然不是我的生母，但我以有这样的母亲而自豪。
我们当初到扬州是父亲的意思，他怕祖父母寂寞，特地将我们几个小的送到祖父母身边；至于原在扬州的哥哥姐姐，在我们南返后，有一次父亲来扬州将他们带回北平。他那次来扬州，因我年龄还小，印象不深，只记得他面孔胖胖的，戴眼镜，非常温和可亲。回来那天，父亲给我带来许多玩具。晚上，为我们开唱机。我当时坐在父亲怀里，对这个能发出歌声的“怪物”极感新奇，痴痴地看着那能动的唱片，竟舍不得去睡觉。后来，还是父亲将我抱上床去的。
从那时起，我才朦胧地懂得领略父亲的慈爱。在我幼稚的脑海里，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慈父的影子。1937年当时我读初中时，在“国文”书（即现在的“语文”）上读到了父亲的名篇《背影》，回家便告诉爷爷。爷爷说那是真事，接着便给我讲起那时家里的情况。爷爷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是民国六年（1917年）的事。在此以前，爷爷任徐州烟酒公卖局长的差事交卸了。那年，我曾祖母又病逝，爷爷又没有积蓄，父亲、二叔又要上学，只好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如郑板桥手迹、碧玉如意、朱红掸瓶、古钟等典当了，贵重衣物卖了，又借了3000元高利贷，才维持了生活，办了丧事。爷爷说，父亲对爷爷有感情才能写出那篇感人的文章。还说你父亲孩子多，他那里一家子，扬州这里一家子，负担够重，真是苦了他了。
父亲与继母这次回扬州，在家里住了10天，后到南京主持我玉华姑母的婚礼。1936年7月，因祖母周太夫人病逝，父亲又返回扬州，这一次在家时间较长。这两次回扬州，使我对父亲有了较深的印象。在我看来，父亲外表端重但谈吐却异常亲切，待人热情、诚恳；与友人相聚时谈锋很健，有时很风趣。后来扬州友人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父亲在扬州时，有一次去富春茶社，他很喜欢吃富春的小笼包子、干丝等，每次回扬州，都要去光顾。有个国民党军官携其姨太太在他的邻桌，这个军官为了讨好其姨太太，殷勤地为其盘子里倒醋。不想这位姨太太误会了，以为这位军官是讽刺她爱“吃醋”，撒娇撒痴，故作娇嗔。军官为了摆脱困境，竟诿称是这位堂倌倒的，狠狠地给了这位堂倌一个耳光，并叫来掌柜的训斥一顿。父亲在邻桌看得清楚，明明是这个军官倒的醋，怎能错怪这位堂倌？当即在旁仗义执言，证明这位堂倌冤枉，才使这场“官司”了结。这位堂倌在父亲吃完离开后跟踪到一个小巷内，向父亲跪下道谢说，如不是先生仗义执言，他就要被老板开除。可他家里老母亲瘫痪，妻子重病，如被开除，后果真难设想。
父亲在扬州时，对我们非常爱护、关心。星期天常带我们到城外瘦西湖、小金山、平山堂，租下一只小船，或泛舟湖上，或登临游览。他有时也与三叔谈到我们的将来。他说，他主张将来应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求得发展，因为做父亲的不能束缚儿女的意志。当然，大人们要注意引导。如今，我玩味父亲的这些话，这正是说在教育子女上也要扬长避短，因材施教。可惜的是，由于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战火人为地隔离了我们，使我们未能继续直接受到父亲的关怀与教育。更令人悲痛与遗憾的是，父亲1936年回扬州，竟是他与祖父、儿女的最后一次聚首，直到他病逝，我们再也未见过他的音容笑貌。
1937年，按照学校规定他应得一年休假。原计划去日本，但“七七”事变破坏了这个计划。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匆促南迁长沙，父亲靠了事前准备去日本而学会的日语，同时脱去西服，换上长衫，手中提个不显眼的旧皮包，加上矮矮的个头，很像个普通平民模样，果然没引起日军的注意和搜查。父亲到长沙后不久，1938年，上述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文学院暂驻蒙自。那一年继母也从北平来到蒙自。
父亲对我们始终是极为关心、钟爱的。1928年他的《儿女》一文，对我们兄弟姊妹幼稚的笑闹、争吵等等以及当时我们每一个人的特点都描绘得极为生动，把幼小的我们的活泼、纯真如实地表现出来，真是观察入微，刻画传神。我想，没有这份对儿女的爱，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到昆明后，他对于住在“沦陷区”扬州的老父及我们，思念之情不断在信中、诗中出现。1943年12月，父亲给在北平的老友俞平伯伯伯的信中就提到：“家父与一男二女在扬州，一男（指我）已成‘壮丁’，颇为担心，但亦无力使其来西南，此事甚以为苦。……闰生明暑可卒业矣？”1944年，我二姐病逝，父亲非常痛心。他在《我是扬州人》一文里痛惜地写道：“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1946年我读书时有个问题不清楚，曾经写信问父亲。那时父亲正患病，他怕我着急，在病中让弟弟根据他的口述在信中给我作了解答。父亲因为想念我们，曾作《忆诸儿》诗一首，其中有“平生六儿女，尽夜别情牵”等句，充分表现了他对儿女的怀念。
抗战开始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国土大片沦丧。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其腐败统治，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艰难，继母只好带着两个弟弟于1940年到物价相对便宜的成都居住。而在“沦陷区”，由于日本侵略军及伪政府的压榨、搜刮，生活费用也日益高涨，家庭的生活费、子女的教育费，日复一日地向父亲肩上堆积，父亲却默默地承受了。远在云南的父亲与我们关山阻隔，他既要照顾定居在成都的家，又要赡养远在扬州的老父、庶祖母及孩子们，还要留下他在昆明的生活费，一份工资三处花，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加之云南、江苏相距遥远，又是交战双方，一封家信辗转邮递，需要数月，特别是汇款，尤为困难，往往不能按时接济家用，全靠在上海的二婶先行垫支，才勉强应付下来。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忙于打内战，忽视教育，因而教育经费很少，大学教授待遇也很微薄，更何况物价不断上涨呢。那时他一人在昆明，生活贫困，饮食粗劣，又无人照顾，可他还要拼命地工作。抗战期间，父亲曾获得休假一年的照顾，他来信说，准备在这一年内多写点文章，以补贴家用。后来知道，父亲在昆明时，除西南联大外，还在昆明一所中学兼课。1942年的冬天是昆明十年来最寒冷的一冬。父亲因旧皮袍破得不能再穿，又做不起棉袍，便趁龙头村的“街子天”（即集日）买了一件赶牲口人用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当褥子铺着或当毯子盖着。父亲穿着西服，戴着眼镜，披着毡披风，样子有些怪，可他却毫不介意，就那么匆匆走来又走去。父亲这样苛刻地对待自己，日久天长，患了胃病，常常呕吐。40多岁的人，不仅消瘦，而且头发已经见白。父亲作为一个大学的系主任，为了老人，为了儿女，忍受了多么苦痛的煎熬！继母在成都的日子也很痛苦。因为收入少，只好在成都东门外一个尼巷内租了三间草房居住，那所房子比起扬州安乐巷的瓦房当然差远了。我的小妹妹就出生在这里。1944年，四川麻疹流行，我的三个弟妹都病了，小妹还住了医院。远在昆明的父亲非常惦念，但回成都又没有旅费，还是一个朋友出主意，给父亲代卖了心爱的砚台与字帖，才买了机票抵重庆，转车回成都。那时全家景况真是窘迫到极点，正如父亲在《近怀示圣陶》一诗中所说：“……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䠅躟孰能主？不忧食无肉，亦有菜园肚。不忧出无车，亦有健步武。只恐无米炊，万念日旁午。况复三间屋，蹙如口鼻聚。有声岂能聋，有影岂能瞽？妇稚逐鸡狗，攫人如网罟。况复地有毛，卑湿丛病蛊。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盬……”尽管如此，父亲在给爷爷的家信中，对他那里的生活情况从没有说起过，只是说他那里物价上涨，让家里节省着用。父亲对父母、对儿女的挚爱和所付出的深厚感情和痛苦代价实在使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难以补报。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收买民心，对一部分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实行怀柔政策。他们想利用父亲的声望提高他们的政治威信，因而曾几次请父亲到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去做官。他们在昆明的什么“司令”“要人”，有的也几次要来拜访。与此同时，西南联大的一位国民党员教授也来邀父亲和闻一多先生加入国民党，并给了表格，请他们填写。当时如果父亲接受这些高官厚禄的收买，全家极为窘迫的经济状况以及政治地位马上就可以得到改善，但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父亲在《犹贤博弈斋诗抄》中奉答萧公权的一首诗中有两句正好说明当时的情况，这两句诗是：“闭门拼自守穷悭，车马街头任往还。”父亲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气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知道父亲生活很苦，又无法分劳，只有常常写信。每次写信都像参加作文考试，穷构思之力，写出一封自己认为满意的信。我们想用我们的成绩给父亲以精神上的安慰。父亲在接到我们的信后，常带着欣慰与鼓励的语气回信说：“你们又进步了。”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总会使我们高兴一时。
1945年，祖父由于年事已高，中风瘫痪，加之亲人远离，心境不舒，终于当年4月去世。这对于父亲，在精神上自然是个打击。据吴组缃先生当年6月底在成都会见父亲以后回忆说，觉得先生（指父亲）“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可怜的父亲终于永久地失去了他在《背影》中所描述自己的那种“聪明”形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渴盼能见到暌违近十年的父亲。可是1946年5月父亲来信说：“我本打算回扬一行，现因路费太贵，只好放弃此意，因此暂时不能和你们见面，心中很难过的……”这封信打消了我们的热望。1947年初我曾向父亲表示我十分喜爱新闻工作，当年6月父亲给我来信说已介绍我到南京一个报社工作，并谆谆嘱咐处世为人之道，虽细微处也不忽略。父亲对儿女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1946年10月，父亲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这时的父亲，通过昆明1945年“一二·一”血案和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事件，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但经济状况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数年前他就患了胃病，而且待遇微薄，生活痛苦，无力根治。到解放战争时期，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坏，胃病经常发作，一发作起来就呕吐，彻夜甚至连续几天疼痛不止。1948年3月29日，父亲来信说：“我最近又病了6天，还是胃病，不能吃东西，现在又在复原了。这回瘦了很多，以后真得小心……”6月9日又来信说：“……又大吐，睡了9天才起床，这回因为第二次并未复原，又来一下，人更瘦了……”这次恢复极慢，经检查是十二指肠溃疡，结疤处痉挛，以后即好好坏坏不定。但是父亲在最后一封信上还安慰我说：“决定可以养好，请放心。割治大约是不需要的。”然而到8月6日，他实在支撑不住，进了医院。8月12日晚，我们就从电讯中突然惊悉父亲的噩耗了。本来，我与大哥商定等局势平定后到北京来看父亲，谁知父亲已用尽了他的精力，他竟不能再等待我们了。
在父亲的生命后期，他在政治上有了新觉醒，感觉到需要他站出来，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感觉到需要他多写快写，为人民呐喊。所以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政论性的杂文，在许多反对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宣言上签名，表现出了鲜明的态度和立场。但是春蚕丝尽，蜡炬泪干，父亲最终还是没有来得及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在北平解放前几个月，丢下他的妻子儿女走了。毛泽东同志十分赞赏父亲的气节，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父亲去世后，各方人士纷纷致挽，有许多是很好的。其中，许德珩先生所作挽联，词意贴切，颇能概括父亲的为人。挽联为：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存留五十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一个名牌大学系主任，供不起儿女们上大学，甚至有的上不了中学，这似乎无法想象，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这是事实。我的大哥朱迈先只读高中就辍学了，后来就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20世纪50年代初，不幸误死于“左”的政策之下，1983年平反。我的大嫂作为“反革命家属”度过了屈辱、困苦的几十年。随着政策的落实，她方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她原在南宁一所医院工作，后来由于大哥问题，被下放到一个小镇的中学当校医。1983年大哥平反后落实了政策仍调回原单位，现已退休。大姐采芷是我们同胞兄弟姊妹中唯一读了大学的一个。她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系，但也是在继母亲友帮助下读完的。她先在昆明女青年会工作，后随姐夫王永良（石油工程师）到上海，在松江一所高中当老师。1948年底，我们失去联系。1980年通信后才知道姐夫后到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大姐后来也去了美国。姐夫现已退休。生有二子三女，都已工作。
我到扬州以后大姐和我就分别了，但1946年夏，她和姐夫从昆明到南京时那一次会面使我终生难忘。那天，她与姐夫到南京后专程到报馆看我。那是我们分别20多年后第一次见面。过去我从父亲寄来的照片中见过她。她个头不高，胖胖的。那天穿着短袖旗袍，见到我后神情非常激动，看来早就盼着这次见面。她对我的工作、生活、身体健康情况问得很细，并不断提醒我需要注意的地方，显现出对小弟弟的深切关怀。多年的姐弟之情好像刚刚打开了闸门，喷涌而出。长姐如母，当时真使年轻的我感到慈母般的关怀。分手时她把手腕上戴的手表摘下给我，虽然这只是一只很普通的女表，但大姐的深情却赋予这只表以很大的纪念意义。这一次见面时的激动神情，那情意殷殷的关切话语，至今仍历历如在眼前和耳畔。40多年的风雨岁月，这一姐弟之情的美好回忆，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更深地镌刻在我的心扉。
二姐朱逖先只读完高中就当了教师。她天资聪慧，性情好，学习刻苦，待人以诚。对法语、日语都学有所成，可惜天不永年，在22岁就因暴病去世。多少年后，听到新闻，可能为日寇一文化特务毒害，究竟如何，事无佐证，也很难查清了。因为她待人好，出殡那天，有许多她的学生、同学、好友都自动前来参加。我与二姐相处很好，她对我也很关心。她曾几次劝我继续上学，她愿意帮助。我为了不增加她的负担，始终没有同意。我们小时候也曾常吵架，吃东西时有时也争抢，长大了却很友爱。她去世我十分悲痛，每到全家人吃饭时，我总在饭桌上她常坐的地方摆上碗筷，犹如她生前一样，吃饭时想起她我就哭了，惹得爷爷、奶奶（庶祖母）也流下了老泪。我还给她写了一篇长长的祭文表示我的心曲，在灵前焚化，那诚挚的思念至今如在眼前。二姐的坟地在大虹桥畔，1958年“大跃进”中被平了，但我后来每次去扬州，都要到大虹桥一带流连，献上我默默的哀思。
我大妹朱效武只小学毕业，当时因家里经济困难，读不起初中。1948年后就随妹夫迁居上海。在二叔二婶帮助下，妹夫也找到工作，当了工人。妹夫性情淳厚，夫妻感情很好。妹妹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搞里弄工作，早几年也退休了。
对于这个妹妹，在我记忆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有一年我患了伤寒，最严重时曾有数日昏迷，效武妹着了急，想起古人“割股疗亲”之说，竟然忍着剧痛，从手臂上生生剪下一块肉煮了汤给我喝。那次是二婶请了名医把我治好的，但效武妹“割股疗兄”是否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这份浓浓的兄妹之情，值得我永远铭记！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好转，我的二弟与小妹都先后大学毕业。二弟朱思俞毕业于西安航空学院，因成绩优异，留校做老师。“文革”中大概因对江青有看法，写了些什么，被视为“反革命”，下放农场劳动。打倒“四人帮”后才平反，后调天津南开大学任教，现为教授。二弟性格内向，为人木讷，不善交际，但天资聪颖，肯钻研，在新技术研究上颇有前途。小妹朱蓉隽就读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清华大学为讲师。1949年夏天，我从南京回北京家里时她才9岁，还在家门口水洼里耍纸船哩，如今也50多了。她个子不高，身材纤巧，她是我们弟兄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却少“娇”“骄”二气，而且性格开朗，思想缜密，处事甚是公允。她长期与继母生活在一起。继母去世后，她即到美国与妹夫团聚了。
我的大弟朱乔森，1949年高中快毕业时，服从组织安排，参加了工作。后去北京市委党校从事哲学与党史教学，并与一些同事合作，经过调查研究，编写出版了《李大钊传》。“文革”中也因此有些坎坷，被下放到大兴县，后又被调入中央党校，现为教授。他为了实现与出版《朱自清全集》这一全家人和父亲生前友好的心愿，不顾辛劳，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努力和江苏出版社积极支持与合作下，《朱自清全集》已出版至第六卷（共10卷），第七卷已在排印中，估计最迟到1994年可全部出齐。在出版全集的过程中，我大弟是最辛劳的一个。在他与出版社多方努力下，找到父亲生前未公开发表的几十篇佚文，然后，审稿、核对与订正资料、校对等等都由他负担。在做这些工作时，他本身的教学工作还不能耽误。因此，工作极为忙碌，常常为全集通宵加班，辛苦备尝。我作为父亲的儿子，实在是感激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