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导言
韦伯在现代社会思想中是经常被提到的名字。他的著作被视为具有权威性的知识和见解而被引用。甚至那些对他持严厉批判态度的人，也不怀疑他的贡献的价值，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对他的著作尤其赞赏。近年来，他的著作纷纷译成英文，还有一些著作也即将译成英文。此外，有关的研究文献也数量浩繁且日益增多。然而，尽管人们普遍熟知他的某些思想，而且普遍对他怀有尊敬，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他的著作的全貌尚不太为人所知。
我撰写本书的宗旨是，使人们进一步了解韦伯的社会学著作，使人们能够比阅读原著或译文更系统地把握其主旨。韦伯的著作大约有十三卷，文体繁杂，许多篇章只有片断。临终前，他正在写最系统的论著《经济与社会》，但该书在他辞世后竟然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因为原稿本身并未完成，所以对于韦伯统合自己著作的意图就需要加以解释。对于英文读者来说，由于许多译文都是不完整的并散见各处，这种解释的工作就更困难了。当然，韦伯著作的英文版给予人们很大的帮助，而且考虑到原著本身的种种疑难，我们应该感谢承担起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的学者们。我们绝不贬低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应指出，事实上我们很难让英文读者把握住韦伯的著作。他的最系统的著作被分散在五本书中，而且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部分没有翻译过来。而且即使韦伯的全部著作都译成英文，也仍然需要对韦伯的著作做全面的解释。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作为研究原著的一个导引。而且，在本书有限的范围之内，我力求向读者系统地介绍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位理论家和方法论者或政治家的韦伯，有人已经写过他的思想传记。还会有其他方面的思想传记问世，并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譬如，迄今尚无关于韦伯其人的全面的心理研究，以及对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研究。而本书所论述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
在美国，人们对韦伯的了解经历了几个阶段。【42】20世纪30年代，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英译本问世，并引起广泛的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两部译文集出版，其中韦伯的“理想类型”和“官僚制”的观点受到特别的关注。随后，关于宗教社会学的三卷本，《经济与社会》的第一部分，关于法律和城市的社会学论著都相继有了英译本。但是，人们依然难以获得对韦伯著作的全面认识，这从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的注释和引文中，便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譬如众多研究韦伯关于清教影响的论点的文献几乎都没有注意到韦伯对与此相关的古代犹太教的研究，或对欧洲城市社会的研究，而不了解这两项研究，就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韦伯的论点。如人们批评韦伯把官僚制说得过于合理化了，而又有人批评韦伯把权威说得不够合理化。但是，第一种批评忽视了韦伯对独裁统治下官僚权术的详细论述，而第二种批评则没有注意到韦伯用整整一部法律社会学著作探讨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形式理性的发展。甚至某些英译本的标题也是造成混乱的根源。譬如最近的一篇文章说，韦伯有两个官僚制的概念。这位作者显然不知道，韦伯至少提出了三个概念，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提法。
当然，不是所有的误解都是由于过分依赖译文而造成的。众所周知，韦伯的著作本身就不好懂。仅仅论述韦伯的长句型和咬文嚼字的合理性，并不足以解释韦伯社会学著作特有的“风格”。那种“风格”把主要论点淹没在杂乱无章的陈述中，人们必须经过细致的分析才能抓住论点。换言之，韦伯的著作中充满对具体问题的长篇分析，而且这些分析往往与前面或后面的资料没有明确的联系。韦伯同时沿着几条相互关联的线索展开研究，他把所有的研究笔记不分轩轾地放进最后的文稿中。在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娜写的韦伯传记中有一段评论，指出了这一个问题的根源：
对于如何呈现他的思想财富的形式，他漠不关心。他的大脑一旦开动起来，就会有大量的思想涌出，它们常常不情愿规规矩矩地转化为明晰的句子结构。而且，他希望赶快做出了结，因为总有新的现实问题蜂拥而至。散漫的思想受到了多么大的限制啊！这种限制使人不可能同时表述几条同时展开的思路。因此，必须把许多想法塞进又长又复杂的句子里，把容纳不下的想法写成脚注。结果，读者也在这些事情上遇到了他本人所遇到的麻烦。【43】
另外，韦伯大量使用引号、限定语和其他学术上用以提醒人的语言符号，以表明各种程度的保留态度。他还使用斜体字、不同的段落标号、不同的铅字体和其他方式来组织他的材料和表明他的强调程度。因此，英译本中对句子结构、术语和段落划分的一切简化，都不能弥补原著在阐释上的缺陷。【44】
在有关韦伯的第二手文献中，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方法论和原理性的著作上，或只注意他的实证著作的某个方面。这种做法（或许并非故意地）颠倒了原有的轻重次序，结果使读者不容易获得韦伯社会学著作的整体印象。尽管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具有内在的吸引力，但是它们不足以成为韦伯社会学著作的指南，因为后者包含着其他著作没有显示的重大理论建树。仅仅依据韦伯提出的社会学概念的定义，去理解他的实证研究也是不够的。韦伯不仅确定与他的研究直接相关的术语涵义，更力求给出一套全面的定义。因此（再加上其他原因），他用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诸如行动、社会关系等概念，用较小的篇幅来讨论“阶级”和“地位团体”（Status-group），而在他的实证性著作中侧重点恰恰相反。结果，韦伯的许多概念在他分析具体材料时并没有很大的用处，而有大用处的概念却又常常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得到充分阐释。【45】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主要侧重于探讨韦伯的实证著作而不是他的方法论著作。【46】我将首先探讨他早期有关德国东部农业工人的研究和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究。这些研究包含着他终其一生关注的主要概念和主要问题的雏形。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新教伦理》特别有益。在第二部分，我将考察关于宗教社会学的三卷本著作，依次讨论韦伯关于中国、印度和古代犹太教的研究。这部著作是比较文化研究的一部开拓性作品；自第一次发表之日起40年来，某些篇章的价值始终不减。今天，人们对西方世界之外经济发展的关注，使韦伯关于文明发展中不同文化形态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意义。在第三部分，我将考察韦伯的统治类型学（typology of domination）以及他的法律社会学和政治著述。韦伯本人似乎认为这部分著作包含着他最具独创性的建树。就其思想和范围而言，他的政治分析与他的宗教社会学不相上下，堪称双璧。
我把韦伯早期著作中的思想方向当作一个起点，在此前提下，我尽力按照我的理解在遵从其原意的基础上引用他后来的著作。因此，我在第一部分中提出我对韦伯思想方向的理解，而在第二、三部分的主要章节中则是对具体思想的解说。在解说时，我所做的主要是整理工作，即省略细枝末节，甚至删除偏离主要论点的大段内容，归纳属于同一问题但却分散的材料。
在此需要指出，在我看来，本书是对已有的第二手文献的一个补充。韦伯的著作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想遗产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安东尼（Carlo Antoni）、阿隆（Raymond Aron）、格思（Gerth）和米尔斯（Wright Mills）、洛维思（Karl LÖwith）等人曾有所论及，但是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在利用韦伯的著作时却没有予以充分的阐释。韦伯的社会学著作有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源于自由主义传统。韦伯对于这种传统的继承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迄今还没有人试着把这一主题放在首位来加以论述。因此，本书按照我所理解的韦伯遗作《经济与社会》中的体系核心，来安排韦伯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仅仅是对韦伯社会学研究之思想历程的描述，也是对这些研究的一个导论。
我相信，韦伯的著作具有持久的价值。因此我在介绍它们时，不想用我个人的批判或题外发挥来打搅读者。为了避免误解，也为了避免反复提及韦伯的名字，我想在此说明，我个人对他著作的解释分布在下列章节：第一章；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一节；第十三章第三节；第十四章。在这一版中，我在第十四章后面增补了一章，基于我所做的解释，概括地重申了韦伯的著作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予以更多的论述，但就本书而言，我所增补的说明似乎已足够了。新增补的一章标题是“韦伯的社会观”。这原本是第八章的标题。因此第八章改为“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凡是上面没有提到的章节都是对韦伯著作的转述（对于偶尔出现的解释性评注，我均予以标明）。
第一章 生平与个性
韦伯生于1864年。其父出身于德国西部一个纺织工厂主家族，是一个富裕的律师，在俾斯麦（Bismark）统治时期出任“民族自由党”议员。其母很有修养并虔信宗教，具有丈夫所没有的人道主义和宗教兴趣。【47】韦伯在29岁以前基本上是与父母一起生活。其寓所是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和柏林大学教授聚会之处。韦伯于1882年中学毕业，进入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学。一年后，他19岁，到斯特拉斯堡接受一年法定的军事训练。1885年、1887和1888年，他几度回到军队参加短期军事操练。他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研习两年多后，于1886年通过法学考试，并继续在柏林研习。
他的独立学术工作是从法学和法律史领域开始的。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Business Organizations）（1889年）。论文考察了由若干人共同分担一个企业的成本、风险或利润的法律原则。论文完成后，韦伯开始进行取得法官或律师资格所要求的实习。在实习期间（同时他还是预备役军官），他开始身历其境地了解易北河以东省份农业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他开始研究法律制度——这项研究使他有资格成为柏林大学的法学讲师。这项研究的成果是《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和私法的影响》（Roman Agrarian Hist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Public and Private Law）（1891年）。韦伯考察了罗马社会土地测量的方法、各种地产所使用的名称以及现存罗马人论农业的著作，据此分析了罗马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在完成这项研究的同时，他作为柏林大学讲师，还要为讲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和商法备课。他还对易北河以东省份的农业工人状况做了广泛的调查，其结果是于1892年发表了一份900页的报告。他还调查了证券交易所的情况。他一身三任——正式讲师、政府机构的顾问和学术研究者，负担极其沉重。几年后他说，他曾“需要体验一种被工作压垮的感受”，无疑是指这一时期。1893年，他与玛丽安娜·施尼特格（Marianne Schnitger）结婚，终于告别了父母的寓所。1894年秋，他成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95年发表就职讲演，题为《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The National State and Economic Policy）。1896年，他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一个职位。
1897年秋，33岁的韦伯患病，被迫缩减工作量，乃至于最后中止正常的学术工作。有四年时间他疲惫不堪且烦躁不安，甚至轻微的娱乐也常常成为负担，以致这个表面精力充沛的人必须在窗前静坐几个小时凝视远方。最后才发现，旅游是他能享受的一种活动。这个时期，他主要住在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将近四年后，他似乎逐渐康复，又开始大量阅读。所读的书中有些论述的是中世纪修道院的历史、组织结构和经济活动。这方面的文献显然为他日后研究宗教信仰与经济活动关系提供了一个起点。【48】
韦伯的康复期大约从1901年开始。尽管病情屡有轻微的反复，但他已重新投入学术工作。1903年，他接受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的编辑职务。通过这项工作，他恢复了与学术界的接触。为了重新获得海德堡大学的聘任，他与校方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最后他自觉不能胜任。1904年，他应邀访问美国，出席了在圣路易斯（St.Louis）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大会。同年，他发表了恢复学术活动后的第一批成果，其中包括一篇方法论论文，一篇关于德国东部农业政策的论文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尽管他已不能承担按部就班的学院工作，但海德堡大学在教育部的协助下，仍给予他经济优遇。1907年，他获得一笔遗产，使他得以结束不堪忍受的社交活动，从而专注于个人的研究。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繁重而浩大的科学研究。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一度担任海德堡军队医院的负责人。1918年，他担任前往凡尔赛签署停战协议的德国代表团的顾问，还担任过魏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是年夏，他曾在维也纳大学讲学。1919年，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聘书。1920年6月，他因肺炎而病故，享年56岁。
上述的生平简介，主要是关于韦伯的学术工作。但我们必须知道，他的一生处于非同一般的紧张状态，而换一个普通人的话就会毫无作为。他4岁时患脑膜炎，家庭环境具有刺激性，他嗜书如命，这一切使他自幼就脱离了同龄人，并抗拒老师按部就班的教育。他对父亲那种维多利亚式的自鸣得意和母亲那种强烈的虔信态度产生反感。他是一个早熟的学生，14岁便撰写历史论文，一年多后便养成了系统研究的习惯。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精神世界，通过吸收和用批判的方式欣赏历史和哲学的著作，来测试自己迅速成长的智力。然而，当他18岁进入海德堡大学时，他很快就接受了德国大学生联谊会的生活方式：决斗、酗酒和粗俗的男女欢娱。他虽没有荒废学业，却从一个消瘦、退缩的少年变成一个体魄健壮、炫耀男子气的青年，以至他的母亲对他过分炫耀男子气而公开表示厌恶。
这种清高超脱和激烈参与的矛盾，在韦伯关于自己前途的考虑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即将结束学业时，他愈益感到在经济上依赖父亲所受到的压制。在为从事学术工作做准备时，他首先希望能够尽快独立。但是，他也表明了另一种情感：
我十分清楚，我绝不会离开从事实际工作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会在这方面有所成就，而在学术工作中则不那么有把握……
因此，在获得第一个学术职务前，他曾一度申请在不莱梅市政府获得一个司法职务，因为他“极其渴望从事一项实际工作”。虽然他在27岁时便享有学者的声誉，在29岁时辉煌的学术生涯的前景已经展现出来，但是他仍这样写道：
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科学研究对于我首先是一种业余消遣……我十分需要那种正在从事实际活动的感觉，我希望这一教职的工作能够满足我的这种需要……【49】
韦伯选择了学术工作，但他担任一个正规的学术职务只有五年（1893—1897）。33岁时，他因患严重的精神疾病而被迫放弃工作，尽管他付出坚韧的努力，但只能维持半日工作。他于1901年略为康复后，偶尔也试图返回学院生活。但是，他妻子描述他在临终前接受慕尼黑大学教职的情况时说，他有意使自己陷于精神不安的状态。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韦伯的意志力状况的哀婉证明，更是一个他长期病残的明确证据，尽管他有数量惊人的学术成果。
渴望从事实际工作而又无力履行一个学院职务，这仅仅是韦伯生平中许多特有的矛盾之一。虽然他是一个热忱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但他一度曾想移民。1903年，在与海德堡大学进行交涉时，他出国旅行6次。此事不仅表明，对于韦伯来说正式中止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多么困难，而且也表明，他是如何用旅行来逃避他所热爱的国家。虽然他不能就范于学院的常规，但是他却在偶尔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教师伦理和一种超难度的教学法。虽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要求在教学中排除政治价值判断，但是他在讲演时却慷慨激昂，显示了一种要求公正的偏执。虽然他对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极其多愁善感，但是他的人生观却以谋求权力为中心。虽然他不能从事他所向往的实际工作，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军役，但是他自认为命定是参与政治生活和具有军人素质的人。在思考权力问题时，韦伯是客观的、超凡脱俗的，但是他毕生坚持他所归属的德意志帝国中的那个阶级的许多传统信念。他关注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在自己的私人事务上则遵循一种严格的清教伦理。
韦伯的写作风格就反映出上述的诸多矛盾。为了避免简单的陈述句，他不仅使用长句和复句，而且加上修饰限定语和漫议。这不仅仅是这位学识渊博的德国学者所必不可少的表现手法——在他看来，对无限复杂的事实做任何概括都是危险的。这种对修饰语和从句的熟练运用也是一种简练明快地写作和讲话的能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震怒的上苍”赋予他“一种不可压制的直率天性”。【50】韦伯对政治的参与也显露了同样的矛盾。他在政治著作中所采取的立场大胆而明确。他的文章包含着对政治家角色的十分现实的评估。但是涉及他本人的政治参与问题时，就没有那么果断了。1918年，他曾有机会被提名参加国民会议的选举。但是，他拒绝以他的名义做出任何努力，结果未获提名。一年后，他的妻子向他暗示，国家依然会召唤他。他回答说：“是啊，我感觉似乎生活还在某方面压制着我。”【51】这种暗示和回答以及韦伯的行为，只能说明他不会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除非让他扮演重要领袖或国家要人的角色。简言之，他始终努力成为一个既具有行动家活力的学者，又具有学者严格道德和超脱态度的行动家。
从这种努力中，人们可以看到整个德国社会潮流的某种反映。如果托克维尔（Tocqueville）能够说他自己作为一个贵族、自由的爱好者，也能平静地看待本阶级的衰落，并清晰地看到在民主潮流的兴起中自由所面临的危险，那么韦伯也可以说，作为生于19世纪后期德国一个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孤狼”（Lone wolf），他既看到在一个强权国家兴起时自由主义的衰落，又看到在现代社会官僚化的过程中个人所受到的威胁。韦伯目睹了俾斯麦完成的德国统一与自由主义中产阶级运动政治影响的实际消失。因此，他逐步确信，伟大的目标只有通过强权政治才能实现。此后，他在考察政治事务时从不抱有幻想，而把政治视为不同信仰和不同利益的人及集团的斗争，其结局总是取决于赢方所获得的权力资源、赢方更有效地使用权力的能力。也许，这种观点是德国自由主义对俾斯麦强权方针的共鸣所激发出来的。但是，韦伯之所以固执此见则是由于他本人热切地希望行动，希望在日常生活中证明自己的力量和信念。
德国自由主义包含着一种对个人价值的强烈信念。这种信念在18世纪后期德国古典文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对人文知识和人格培养的关心，一直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该阶级在政治上（尤其是在1848年和俾斯麦统治下）遭受的失败，对于这种文化心理具有重大影响。随着德国统一以及官僚、军人和容克取得支配权，人们也能看到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被披上一层人道主义的薄纱。而服从上级、自我克制、对属下恩威并施的家长作风，则常常被美化成荣誉、良心和为国家服务等。韦伯的朋友和同事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一针见血地指出：
德国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奇怪的矛盾体……从这一面看，有大量的浪漫主义和高尚的理想主义的遗风；而从另一面看，则是一种几近犬儒主义的现实主义，对任何理想、任何道德都漠不关心。但是，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把这两种因素令人惊异地结合起来的倾向，即把浪漫变得粗野和把犬儒主义浪漫化。【52】
于是，有教养者的强权取向与有权势者的人道取向混合起来。结果是，在人际关系上具有对人格价值的感情评估；在个人选择上具有最高道义决定的严格性；在政治事务上则“既粗野又浪漫”。
韦伯也体现了这种观点的气质。他的妻子在传记中写道，他毕生都表现出非凡的对其他人所面临的问题、其他人人生观的微妙色调和含义的理解力。那些离经叛道者，如革命诗人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和自由派君主主义者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向他寻求咨询和指导。每逢在节宴和婚丧上与朋友亲属相聚时，韦伯总是用揭示每个人的人生各自具有的更大意义，来表达对他们的理解和温情。在军事训练和国外旅行时，他都表现出很善于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用他们所理解的语言来讲话，交谈时带有一种人情味，还不时地插科打诨。但是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不能积极地参与自己所选择的事业，如他自己一再说的，不敢向别人袒露自己的感情。他在坚持严格的道德和思想准则时是极其痛苦而艰难的，表面上只是苛求自己，而实际上必然暗含着对他人的指责。在韦伯一生中有不少迹象表明，他的人性主要表现在他的专业和政治兴趣之外的私人交往上，而他在学术和政治事务中所奉行的严格准则，反而使他不能积极地参与他有意追求的活动。
韦伯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权力取向的二元性，除去心理学意义之外，对于韦伯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社会历史学家具有重大的影响。这种二元视角是德国自由主义的普遍特征。它在西奥多·蒙森的《罗马史》中表现得最充分。蒙森剥去了古代世界的人道主义光环，一方面写出一部现实主义的集团冲突历史，另一方面则把恺撒（Caesar）颂扬为政治家风度和理性的人格化身。但是，如果说蒙森敢于使用19世纪政党斗争的语言来解释罗马史，那么韦伯则是把这种二元性转换成一种社会意象和一套社会范畴，用以进行世界范围的宗教和政治组织的比较研究。
关于这项学术工作的道德层面，我仍须多说几句。韦伯终其一生都在关注西方文明中理性主义的发展。他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其缘起的复杂性，而且揭示了其成就的不稳定性。毫无疑问，他对理性和自由事业的深刻信仰，指导了他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他的研究结论也是十分明确的，即西方世界的理性和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韦伯是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弗洛伊德毕生的工作都是为了在彻底理解人的非理性之后来捍卫人的理性。同样，韦伯也是为了在充分探究启蒙运动遗产的历史前提之后来捍卫这份伟大的遗产。这种探究使他产生了身临险境的悲剧意识。当被问到他的学术研究的目的时，他回答道：“我想知道我脚下的根基有多大。”【53】出于这种优越感，他往往表现出赤裸裸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这不仅是接受当时传统流行观念的结果，也是接受日耳曼人负有保卫西方文明不受俄国威胁的历史使命的观念的结果。【54】但是，韦伯在持有这种民族主义的同时又致力对非欧洲文化的研究。在他看来，这些文化的基本构想是言之成理的，具有各自的价值。
本书将从考察韦伯早期的调查入手，因为韦伯在这些调查中确定了他毕生学术工作的课题。韦伯的研究工作直接触及了世纪交替之际德意志帝国面临的种种疑难。韦伯最卓越的成就是，他完全投入到德国社会的这些问题中，但又超越了它们的局限性，把它们视为世界整体发展中的插曲。这种投入与超脱的结合则是韦伯性格矛盾和思想矛盾的又一体现。这些矛盾既毁了他的生活又使他焕发出异乎寻常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