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平定三藩 运筹帷幄
清除鳌拜集团之后，康熙帝如饥似渴地学习传统治国理论和各种科学知识并将之运用于治国实践，从而使入关以来的各种弊政次第得以纠正，国家治理也逐步纳入正轨。恰在此时，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袭父尚可喜之职）和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却发动了一场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武装叛乱。这样，一场生死搏斗又给康熙帝提供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施展其文韬武略的绝好机会。正是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锻炼了康熙帝，使他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同时，也使清朝政府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下来。
一 南国烽烟 临危不乱
“三藩”是清初统治者分封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王，他们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十年时间，对明清之际的国内政局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吴三桂、尚可喜及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都是降清的明朝将领。远在清朝入关以前，孔有德、耿仲明与尚可喜即已率部投降清太宗皇太极，充当清兵与明军作战的急先锋。皇太极分封三人为王，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极力加以笼络。明朝覆没，镇守山海关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主力，清兵长驱直入占据北京，奠定了一统中原、君临天下的基础。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为酬劳吴三桂的巨大功劳，加封他为“平西王”，地位在孔、耿、尚三王之上。
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虽然在清朝兴起和入关作战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但是，出于固有的民族偏见，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却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戒备心理。在将李自成主力消灭以后，即召回四王，调赴辽东驻扎。一年以后，清兵攻陷南京，剿灭南明弘光政权。与此同时，各地抗清武装风起云涌。这时，清朝政府才调四王入关作战。顺治六年，清朝政府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命他们带兵南下追击南明桂王政权。耿仲明因部下隐匿逃人，顺治六年（1649）在南下途中自缢身死，后由其子耿继茂袭爵。顺治九年，南明将领李定国围攻桂林，驻守桂林的孔有德兵败自杀。至此，清初四个汉姓王只剩下三位。
吴三桂入关后镇守汉中，剿灭了当地的抗清武装。顺治八年，受命进军四川。次年，平定四川。顺治帝将吴三桂加俸千两，以示褒奖，并将自己的一个姐姐嫁给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吴三桂成了皇亲国戚，与清廷的关系更加密切。
至顺治十三年，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除云贵的永历政权和东南沿海郑成功继续抗清外，其他地区基本平定。顺治十四年九月，永历政权孙可望因与李定国火并，难以立足，向五省经略洪承畴投诚，清廷得以尽知永历政权内部的情况。顺治帝诏令吴三桂出征云贵，务必消灭永历政权，实现清朝的一统江山。十二月中旬，吴三桂与定西将军李国翰从汉中出兵，经四川，直取贵州。同时，征南大将军赵布泰由广西奔贵州，靖南大将军罗托和五省经略洪承畴取道湖南入贵州。在清朝三路大军的合围下，李定国仓猝应战，节节失利。顺治十六年二月，清朝三路大军会师云南，惊慌失措的永历帝只好再度逃亡。吴三桂率军紧追不舍，磨盘山一场恶战，清军击败了李定国的主力。永历帝与李定国仓皇撤入缅甸，从此云南就归入清朝统治。
收复云贵，吴三桂立了头功。此时除了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集团，全国各地均已纳入清朝版图。如何统治南方各省和安置三王，就成了清朝统治者亟需考虑的问题。
仔细权衡之后，顺治十六年三月，顺治帝命吴三桂镇守云南，监视在缅甸活动的南明军残部。命尚可喜镇守广东，与次年七月移镇福建的耿继茂一道对付郑成功集团。这样，吴、尚、耿三藩驻地就确定了下来。
吴三桂当时四十七岁，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的个人利益已经和清朝融为一体，因而清朝政府对他也就一改外示优宠而心怀戒备的心理，放手使用。顺治十六年十月，顺治帝正式下诏授予吴三桂治理云南军政事务的广泛权力，举凡云南文武官员的任命与升迁、钱粮兵饷的支配都归吴三桂管辖，吏兵两部不能干预。对尚可喜、耿继茂也有相同的诏示。
清室如此厚待吴三桂，他当然要更卖力地效忠清室。顺治十七年四月，他上疏朝廷，请求进兵缅甸，擒获永历帝，清除后患。八月，顺治帝诏令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部协同吴三桂征讨永历帝与李定国。当时永历帝已落入缅甸人手中，吴三桂率军连败李定国与白文选，十二月，从缅甸人手中捕获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四月，吴三桂命人将永历帝缢死于昆明城外的篦子坡，南明政权最后亡于吴三桂之手。为了清朝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吴三桂效尽了犬马之劳，他本人也因此晋封亲王，从而成了清兵入关后第一个膺此殊荣的汉人，永历帝的鲜血又给吴三桂的王冠增加了一道耀眼的光环。康熙元年十二月，在吴三桂全权掌握云南以后，清朝政府又锦上添花，把贵州也交给他全权管理。
虽然三藩在入关统一战争中为清朝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随着大陆的统一，三藩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尖锐并且最后导致了三藩叛乱。
首先，三藩都拥有实力雄厚的军队。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耿精忠父子（康熙十年，耿继茂去世，由长子耿精忠袭爵）各握有八旗汉军十五佐领，绿营兵六七千人，总计各掌握军队万余人。吴三桂实力更大，他一人握有八旗汉军五十三佐领，绿营兵一万二千人，还有援剿四镇，总计丁口十万。康熙初年，清王朝总兵力不过五十万有余，而三藩军队竟占了十分之一。兵多，粮饷耗费自然惊人，中央政府为此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仅云南一省俸饷支出即高达九百余万两，加上广东、福建两省，一年共需两千余万两，而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只有八百七十五万两，“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
其次，操纵地方官员的任免。三藩只要向吏部、兵部备案，就可自行任免本省文武官员。康熙二年，吴三桂上疏请求在云贵两省的督抚敕书中，加入“听王节制”四字，更是企图凌驾中央政府之上，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吴三桂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员，称为“西选”，“西选之官几满天下”。
第三，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垄断地方财源。三藩在各省都侵占大批土地，广设藩庄，加收田赋。吴三桂鲸吞明黔国公沐氏的七百顷庄田后，仍不满足，又将云南府的卫所公田尽行圈占。黔尚藩在广东创办总行、总店，垄断民间商业。耿藩在福建霸占盐田，独占盐的生产和销售。尚藩、耿藩还置中央政府禁令于不顾，组织商船从事走私贸易。吴三桂敛财手段丝毫也不逊色，他把云贵两省的盐井、金银铜矿的开采统统垄断，并且私铸钱币，流通各省，号称“西钱”。
吴三桂斗鹑图
随着三藩势力的日益增长，他们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对三藩而言，他们不但要保持自己的特权，还要进一步扩大这种特权，并使这种特权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中央政府面对三藩日益膨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越来越感到不安。以康熙帝为代表的清朝中央政府先后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三藩势力的发展，而后在推行这些措施的基础上，正式下达了撤藩的诏令。
早在顺治年间，一部分有识之士即纷纷上疏朝廷要求收回三藩特权，对其势力加以抑制，但是这些呼声还没有引起执政者的充分重视。康熙初年，朝廷开始拆散吴三桂党羽，削弱其实力，先后把云贵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把张勇调任甘肃提督，王辅臣调陕西提督，马宁调山东提督，李本深调贵州提督，吴得功调湖广提督，严自明调广东提督，王建功调福建提督。刘进忠调潮州总兵，康熙六年，左都御史王熙又奏请裁减三藩军饷，“省饷额百余万”。
裁兵减饷以削弱其军权，而更重要的是限制藩王的权势。康熙二年，随着西南的平定，清廷示意吴三桂缴还大将军印。从康熙五、六年起，吴三桂上报吏部、兵部拟增补的官员，清廷大多不予批准，这就解除吴三桂“西选”的特权。康熙六年五月，吴三桂以目疾为由，上疏朝廷请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吴三桂想以此试探朝廷的态度，并且解除朝廷对他的疑虑。亲政伊始的康熙帝，早将三藩同河务、漕运列为三件大事，“夙夜廑念，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接奏后毫不迟疑，当即御批同意。至此，吴三桂总管云贵两省的权力被清政府收回。这一打击非同小可，吴三桂权力仅剩下高贵的亲王名号，内心怏怏不快，对朝廷更加不满了。
在剥夺吴三桂总管云贵事务的权力后，康熙为了安抚他，于康熙七年正月，将其子和硕额驸吴应熊提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同时，还提升耿继茂的儿子耿聚忠、耿昭忠及尚可喜的儿子尚之隆为太子少师，以图拉拢和安抚三藩。这种软硬兼施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康熙十一年，吴三桂六十大寿，吴应熊携妻子和儿子，一同赴昆明祝寿。吴三桂十分高兴，对部属方光琛等说：“可见朝廷不疑我，汝辈其慎之。”
吴三桂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一度有所改善，但要朝廷彻底消除对吴三桂等三藩的疑忌则是不可能的。三藩之变前夕，原南明弘光政权的官员查如龙，向吴三桂献血书，煽动他叛清。虽然查如龙被吴三桂解送进京，凌迟处死，而且此事与吴三桂也没有关系，但却让朝廷感到是清朝统治的隐患。这样，三藩之撤已如箭在弦，势在必行。
康熙十二年二月，尚可喜上疏朝廷，请求归老辽东，由其长子尚之信留镇广州，承袭平南王爵。这对久思撤藩的康熙帝来说不啻天赐良机。康熙帝决心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顺水推舟，拉开了撤藩的序幕。他果断地给尚可喜下达了撤藩谕旨，把尚的功劳夸奖了一通，批准他回辽东养老，但不同意让尚之信留镇袭爵。一句话，就是要走可以，必须全藩撤回。尚可喜表示服从朝廷的安排，“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遂陆续题报起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并着手迁移事宜。
吴三桂、耿精忠获知尚藩被撤的消息，颇为惶恐。他们根本没有撤藩的思想准备，尚藩之撤，对他们无异当头一棒。吴应熊探知朝廷在讨论撤消尚藩，迅速派人去昆明告知吴三桂，劝其父效法尚藩，以图自保。
吴三桂与幕僚商量以后，令谋士刘玄初起草辞藩疏，但刘认为朝廷早想撤藩，一旦吴三桂主动提出，康熙帝马上会借此顺水推舟，将吴调离云南，故此万万不可。而吴三桂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仍然陶醉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骄横地说：“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康熙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吴三桂上疏康熙帝，自请撤藩。七月初九日，承爵才两年的靖南王耿精忠迫于形势，也上疏请求撤藩。几天之内，连续收到吴三桂、耿精忠的撤藩奏疏，对康熙帝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他当即做出同意撤藩的御批，并且诏令议政王大臣等会同户、兵二部详加讨论，落实撤藩的具体问题。议政王大臣会议一致同意撤回耿藩，但对是否撤回吴藩，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和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官员主张将吴藩将士家口全部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为保持云南的安定，建议暂遣满洲官兵戍守，等满洲官兵抵达云南后，吴藩就起程。而以内弘文院大学士图海、索额图为首的多数官员则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边疆安宁，况且派遣满洲官兵接替防守，一撤一遣，对沿途百姓是不小的负担，权衡利弊，还是以保留吴藩为妥。两种意见各持一端，相持不下，最后只好上奏康熙帝，由他裁决。
年轻的康熙帝已经经历了同鳌拜斗争的洗礼，变得果敢而富有经验，他熟谙中国历史，深知藩镇割据对国家统一的危害，三藩蓄谋已久，不早撤，必将养痈成患。他对大臣们说：“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早反。”于是，康熙帝正式下旨，宣布三藩并撤。
八月，康熙帝分别派遣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学士傅达礼去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督抚、提督办理撤藩事宜。康熙帝还专门给吴三桂拟了一道手诏，其中有言：“王夙笃忠贞，克摅猷略，宣劳勠力，镇守岩疆，释朕南顾之忧，厥功懋焉。但念王年龄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
九月，撤藩诏旨送到云南。吴三桂本想挟云南，要旨慰留，冀得世守藩封，如明朝的沐氏般永镇滇中，可万万没有想到康熙帝竟会如此不留情面，特别是利用他的上奏顺势而就，这使他追悔莫及，愤愤不已。撤藩，使他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自从进入云南之日起，他便将这块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园，苦心经营了十几年，他怎肯轻易抛却？眼看大树要倒，倚之庇荫的吴三桂党羽纷纷劝他举事，皆谓王爷功高不酬，反欲夺滇，是朝廷不义。谋士方光琛最先煽动说：“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他的侄儿、女婿向他进言：“王威望、兵势举世第一，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只要把世子、世孙（世子指吴应熊，世孙指吴世霖）想法从北京接回来，可与清朝划地讲和，这就是汉高祖‘分羹之计’也。如果迁于辽东，他日朝廷吹毛求疵，我们只能引颈受勠！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吴三桂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派心腹李恕、张镳赴京召回儿子吴应熊。但吴应熊不想跟从父亲造反，不愿返回云南。李恕等人只能秘密将吴应熊的庶子吴世璠带回云南。吴世璠安然返回昆明，吴三桂稍得欣慰，于是，开始积极策划谋反之事。
为了给朝廷撤藩设置障碍，九月初七日，折尔肯一行刚刚抵达昆明的归化寺，吴三桂就暗中鼓动一些人向他们请愿，要求留吴三桂在云南。折尔肯大怒：吴王自请移家，你们谁敢说保留。他命有司逮捕为首的人。这一活动失败后，吴三桂又对撤藩采取拖延态度。表面上，吴三桂招待折尔肯、傅达礼很周到，但折尔肯同他商量全藩起程日期，吴三桂就以各种借口敷衍搪塞，有意拖延。此时康熙帝早已派大臣为其在辽东准备好了安置地，并委派户部郎中席兰泰、兵部郎中党务礼等前往贵州，负责办理吴藩搬迁时所需夫役、船只、人马和粮草。十一月初四日，吴三桂又上疏恳请增拨地亩，康熙帝立即准奏。这样，吴三桂黔驴技穷，只好假意向折尔肯、傅达礼表示，预定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全藩起程北迁，以之迷惑朝廷。与此同时，吴三桂加紧进行叛乱的准备。他对全国形势作了一番分析，在他看来，清朝开国名将多半去世，无人与他匹敌。而他自己“才武不世出，地险财富，所属亲军与各营统兵诸将、健卒，皆百战之余，素得其死力，即他直省平日所植党，兵起，当无不从命”。出于这一估计，吴三桂与他心腹吴应麒、吴国贵、高大节及女婿夏国相、胡国柱等商讨谋反方案。有人提出在搬迁途中起兵：“至中原，据腹心，以制指臂，长驱北向，可以逞志。”但吴三桂认为失去云南这个根本，一旦起事不顺利，将进退失据，前途难料，于是加以否决。更多的人主张在云南就地起兵，虽然从云南打往北京，需要经过艰苦的作战，但根本稳固，无后顾之忧，较为稳妥。吴三桂遂加以采纳。大计已定，吴三桂遂密令云贵各要塞心腹将领，严守关口，封锁消息。
就在吴三桂紧锣密鼓的谋划中，时间一天天过去，虽然吴三桂定了搬迁日子，但并未见其有搬迁的举动，钦差大臣折尔肯、傅达礼十分着急。十一月十五日，两位钦差会同云南巡抚朱国治拜谒吴三桂，吴三桂照例摆出一桌丰盛酒宴款待，却闭口不提搬迁之事。朱国治忍不住试探地问：“三大人候久，王若无意，三大人自去候旨。”刚才还是笑容可掬的吴三桂，听了这话，勃然大怒，指着朱国治骂道：“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自己血挣，今汝贪污小奴，不容我住耶？”“云南是吾自己血挣”，一语道出吴三桂的心思，积久以来的怨气终于爆发。自此，他和钦差大臣的关系势同水火。折尔肯与傅达礼商量，决定由傅达礼回京复命，但他走出百里便被守军截住，只得返回。形势一天天紧迫，吴三桂谋反，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平西王吴三桂召集亲信将领和昆明文武官员去王府开会，公开宣布起兵反清，杀死了巡抚朱国治，囚禁了包括钦差大臣折尔肯、傅达礼在内的一批不从命的官员。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为“周”，以翌年为周元年。接着，带着大队人马来到昆明城郊的篦子坡，哭祭永历帝的墓，誓师北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二年前正是这位平西王发兵从缅甸人手中俘虏了永历帝，也是他下令将永历帝缢死于篦子坡，可如今，当平西王的藩封将被清廷撤除时，吴三桂摇身一变，竟成了忠心耿耿的明朝遗臣、反清复明的坚贞斗士。
誓师北伐之前，吴三桂又命手下精心炮制一篇《反清檄文》，把自己打扮成为“仗义兴师，勤王讨贼”的英雄，自我吹嘘，自我标榜。又编造“寄命托孤”哺育朱三太子的弥天大谎，以欺骗视听，掩盖其反清的真正目的。吴三桂印制大量的《反清檄文》，派人分送各地。同时，亲自致书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约他们共同起兵，并向贵州、四川、湖南、陕西等省他的旧部去信，鼓动他们起兵呼应。
十二月初一日，吴三桂发兵北伐，以吴国贵、夏国相为前驱，兵锋直指贵州。
康熙帝自派出钦差后，一直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派往贵州为吴三桂搬迁置办粮草、船只的萨穆哈、党务礼获知吴三桂起兵，设法躲过吴三桂的封锁，疾驰十一昼夜，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回京告变。吴三桂叛清的消息，顿时震动了朝野。
康熙帝紧急召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商讨对策。原先对是否撤吴藩，朝臣就有两派，现在又发生了新的争执。反对撤藩者把吴三桂叛乱归咎于主撤者，大学士索额图力主将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敢作敢为、英明果断的康熙帝断然否决了索额图的意见，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他又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他不想像汉景帝那样诛晁错，推诿过失，竭力保护主张撤藩的大臣，他已做好平乱的心理准备。
在朝廷商讨对策之时，吴三桂兵锋已直指贵州。总督甘文焜在贵阳闻讯，欲拒守抵抗，而督标将兵早被吴三桂收买，反挟总督从叛。甘文焜自度不支，东奔镇远，企图召湖广兵扼守险隘，使之不出贵州。但镇远知府张维坚、副将姜义已接到吴三桂的书信而响应，甘文焜走投无路，自缢于吉祥寺前。十二月二十八日，吴三桂驰至贵阳，提督李本深献城投降。吴三桂兵不血刃，轻取贵阳，贵州旋踵而下。吴三桂任命李本深为贵州总管大将军。
面对吴三桂咄咄逼人的攻势，康熙帝立即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做出周密布署，反击吴三桂的叛乱。
广西与贵州相邻，康熙帝授已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命他们固守自卫，防止吴三桂向广西进攻。同时，针对四川状况危急，他诏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全部骑兵，星夜赶赴四川，坚守由滇入川的险路隘口。接着又委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护军统领胡礼布为副将军，率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等随同瓦尔喀由汉中入川。
再命前锋统领硕岱率精锐保守荆州，以固军民之心。同时，任命多罗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兵增援。以多罗贝勒察尼、都统朱满等八人参赞军务，都统范达礼、王国诏，副都统鲁西巴图鲁等十四员大将同往。荆州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康熙帝派重兵据江固守，以遏制叛军北进之路，是稳定战局的重大决策。
又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交通要道，康熙帝诏令副都统马哈达统兵进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秣马以待，所在有警，便随时调遣”。又在距潼关、郧襄皆近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设立中转站，命副都统塞格率兵驻守，“所在有警，皆可策应”。对各地驻军的增援区间，预先做好统筹安排。如湖北告急，则安庆出兵支援，河南兵移驻安庆，再调他兵驻守河南。如四川告急，则西安出兵支援，太原兵移驻西安，再调他兵驻守西安。如福建告急，则江宁、江西兵支援，兖州兵移驻江宁，再调他兵驻守兖州。
为准确及时掌握前方战况，康熙帝诏令兵部创设专门的情报通信机构。每隔四百里设置一站，昼夜不停地传送战报和康熙帝的诏令。这套情报输送系统的效率极高，从陇西至京师往返只要九天，荆州、西安五天，浙江四天。每天，康熙帝收到前线战报三四百份，对前方将士勇怯、吴军动向了如指掌。吴三桂听说以后，大为沮丧，哀叹道：“休矣，未可与争也。”
在调兵遣将，布置兵力的同时，康熙帝也采取政治攻势，尽力孤立和瓦解吴三桂军事集团。首先，他当机立断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两藩，召回前往广东、福建办理撤藩的钦差大臣梁清标、陈一炳。并亲自给尚可喜、耿精忠每人一道手谕，加以安抚。其次，对现任直隶各省原吴三桂属下文武官进行安抚，概不株连治罪，使其安心职守。其三，将吴应熊暂行拘禁，以防其内外勾结，泄漏军情。同时，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达讨吴诏书，通告全国。诏书揭露：“吴三桂径行反叛，背累朝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宣布剥夺吴三桂平西王王爵，并且号召叛军“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以往，不复究治……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此诏一出，无异于宣判了吴三桂的死刑。这样，在康熙帝的亲自领导下，打响了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
康熙十三年正月，吴三桂正式称周王，废弃康熙年号，改元利用，同时自铸钱币，名曰“利用通宝”，废除康熙铜钱。尽管他在《反清檄文》中宣称奉朱三太子起事，此时，他将这些谎言也抛到了脑后。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不少明末遗民的不满，以至于不少原来对他寄予希望的遗民先后离他而去。到了湖南，吴三桂聘原明朝少卿李长祥为顾问，问及反清方略，李长祥劝他：“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民心，立思宗（崇祯皇帝）后裔以鼓舞忠义。”遭到方光琛和胡国柱两人的坚决反对，吴三桂遂不采纳，李长祥见状不辞而去。不久，吴三桂听说昔日的故友谢四新在安徽徽州，便派人潜往徽州延聘。谢四新是当时的一位名士，在辽东时就为吴三桂所仰慕，两人还有一段交情。谁知，这一回谢四新不但不领吴三桂的盛情，反而作了一首语词辛辣的诗回复他。诗中写道：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入木三分的讽刺，使吴三桂无地自容，气得他大骂谢四新是“薄福小人”。
由于吴三桂反叛蓄谋已久，因而叛乱之初，一度在军事上颇为得手。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叛军轻取贵州以后，马不停蹄，分兵两路，东路以马宝和吴国贵为先锋，吴三桂亲自殿后，进军湖南；西路由王屏藩率领，进攻四川。东路吴军进军神速，所向披靡，相继攻陷沅江、常德、澧州、衡州，然后挥师直逼长沙。偏沅巡抚卢震早已逃亡，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将城池献给吴军，投降了吴三桂。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两城相继失陷，湖南形势陡转。不久，辰州又落入吴三桂之手。三月初，吴应麒与胡国柱水陆大军齐进，直逼湘北重镇岳州。守城参将李国栋“私行纳款”，把岳州献给了吴军。这样，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吴三桂连陷湖南重镇，各地守将或奔或降，湖南全境遂落入吴三桂之手。吴军在湖南节节胜利，湖北的一些将领也纷纷起兵响应。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襄阳总兵杨来嘉在谷城宣布起兵。十九日，郧阳副将洪福在郧阳反叛。而四川的情况更加糟糕。王屏藩率军刚进四川，四川提督郑蛟麟与川北总兵官谭弘便合谋响应，几乎与此同时，四川巡抚罗森、总兵官吴之茂也叛降吴三桂。康熙帝派往四川的各路大军还未完全到达，四川已全部纳入吴三桂的控制之下。吴三桂封谭弘为川北将军，郑蛟麟为总督将军，命令他们一出汉中，一下夔州。陕西、湖北两省都处在危急之中。
吴三桂起兵之初，即曾致书耿精忠、尚可喜和广西将军孙延龄，煽动他们一同起兵，反叛清朝。在他看来，撤藩侵犯了三藩的共同利益，他深信其他各藩也会像他一样采取行动。果不其然，康熙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孙延龄首先揭起叛旗，随后，三月十五日，耿精忠也在福建起兵。只有平南王尚可喜断然拒绝，并将吴三桂的来使连同“逆书”一同解往北京。但是为时不过一年多，康熙十五年二月，他的儿子尚之信起兵作乱。二藩及广西反叛，使得叛乱进一步扩大到南方绝大多数省份。
获知孙延龄和耿精忠反叛的消息，康熙帝颇为震惊，当即下诏声讨两人的罪行，剥夺孙延龄的将军职衔和耿精忠的王爵，并出兵征讨。康熙帝诏令平南王尚可喜、两广总督金广祖与广西提督马雄共同征剿孙延龄。但粤兵未至，广西已经全部沦陷。与此同时，又委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师讨伐耿精忠，调定南将军希尔根统兵由江西，平南将军赖塔由浙江，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由广东三路进剿福建。为了各个击破，康熙帝又把耿精忠与吴三桂区别对待，征剿同时派使臣周襄绪、陈嘉猷前往招抚，对于他们“在京诸弟，照旧宽容，所属官兵并未加罪”。
闽、桂皆叛，湖南又是吴三桂的军队，尚可喜居于广东，三面受敌，形势十分危急。此时尚可喜年过古稀，体弱多病，已经没有精力处理紧急军务。他对嗜酒如命、残暴少恩的长子尚之信很不放心，不想把王位传给他。四月，他接受谋士金光的建议，向康熙帝奏请由次子尚之孝袭爵。本来撤藩首先是从尚藩开始的，而这次康熙帝则马上表示同意。康熙帝深知，现在形势危急，最重要的是笼络住人心，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以对付叛军。康熙帝批准了尚可喜的奏请，使他对清廷更加忠心耿耿。
就在尚可喜准备把王爵移交给尚之孝的时候，广东潮州总兵刘进忠与耿精忠勾结，于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公开叛乱，自此广东也燃起了叛乱的战火。尚可喜一面把刘进忠叛乱报告朝廷，一面派其子尚之孝、尚之节统兵讨伐刘进忠。康熙帝为表彰尚可喜对朝廷的忠心，于康熙十四年特赐进爵亲王，同时加封尚之孝为大将军，并指定由尚之孝承袭亲王爵。对于朝廷的礼遇，尚氏父子当然极为感激，竭尽所能遏制广东叛军的势力。但是广东的形势却日益恶化。台湾郑经派大将刘国轩率众万余人，与刘进忠联合，从东面向广州步步进逼。叛将高州总兵祖泽清，与吴三桂派来的广西叛将马雄、董重民一道从西面威胁广州。尚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至康熙十四年底，叛军将广州团团包围，广州岌岌可危。吴三桂乘尚军连连败退，而清朝援军尚未到达之际，派人游说尚之信，以答应封其为王、世镇广东为诱饵，鼓动尚之信反叛。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发动政变，囚禁其父尚可喜，公开倒向吴三桂。
这样，吴三桂起兵仅三个月，便已占有滇、黔、蜀、湘四省，不久，桂、闽、粤等省又相继叛清，长江以南狼烟四起。恰在此时，京畿地区也连续发生了几起反清事件，严重威胁着清朝中央政府的安危，康熙帝不得不采取措施，稳定京畿和大后方的形势。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入北京，即在京畿一带引起强烈震动。而后，由于八旗劲旅先后奉调南下，京城空虚。利用这一时机，有一位名叫杨起隆的人，组织了一千多旗下奴仆、佃户和下层市民，他们相约以额前都裹白布、身扎红带为标记，定于康熙十三年元旦之日，以放火为号，在京师内城一起举事。就在他们即将举事之时，消息走漏。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图海、祖永烈亲自带兵前去擒拿。经过一场短暂的格斗，拿获了案犯三十余人。接着，又下令关闭城门，搜捕起义人员。杨起隆闻风而逃，不久也被拿获，被处以死刑，一场变故就这样迅速地平定下去了。康熙帝为稳定人心，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的叛乱，对被捕的起义人员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从而使京城很快安定下来。
杨起隆叛乱刚平定下去，康熙十三年四月初，侍卫关保密报河北总兵蔡禄密谋叛乱，以响应吴三桂。河北毗邻京畿，一旦举事，必将危及京师。康熙帝当即派遣内大臣阿密达领护军速赴蔡禄防地怀庆（今河南沁阳），以察其情，并授其全权处理。这样，在蔡禄还未将士卒鼓动起来之际，阿密达已率部迅速包围了他的衙署。蔡禄令部下施放箭矢，并发火炮，企图负隅顽抗。阿密达指挥若定，率部冲进衙署，将蔡禄父子一举擒获。四月二十四日，蔡禄父子被押解北京，一场叛乱又被扑灭于萌芽之中。
事过不久，长城脚下忽然传来警报，康熙十四年三月，蒙古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兴兵作乱，前锋直逼张家口。察哈尔系京畿近邻，布尔尼叛乱对京师构成严重威胁。因为京师的军队几乎全部南下，已无兵可派，康熙帝十分忧虑。这时，康熙帝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提议“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康熙帝立命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征讨布尔尼。图海临危受命，出一奇策，把八旗家奴武装起来，组织了一支战斗力颇强的“家奴军队”。四月二十二日，图海率军与布尔尼在达禄交战。布尔尼在山谷间布置伏兵，列阵以待。鄂札与图海率家奴分头进击，冒着布尔尼的炮火，奋勇向前，冲乱了布尔尼的阵脚。布尔尼的部属都统晋津阵前倒戈，反攻布尔尼，布尔尼大败而逃。与此同时，科尔沁和硕额驸沙津也率兵来援，将布尔尼及其弟罗不藏全都杀死。五月，奏捷于朝廷。布尔尼叛乱的平定，使得京畿和大后方的形势进一步稳定下来。因而尽管此后一个时期内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但是由于大后方的稳定，国家中枢机器照常运转，从而为最终平定“三藩之乱”奠定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