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筵日讲 知古观今

二　经筵日讲　知古观今

清除鳌拜集团之后，康熙帝真正掌握了国家政权。数年之中，他早夜孜孜，宵旰勤政，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各种国务的处理之中。但是，为时不久，他即感到，不懂治国理论，没有专业知识，而单靠一腔热情，并不能实现长治久安的宏伟抱负。这样，为了解决理论知识和理政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清除鳌拜集团之后不久，他即开始学习治国理论和谋略的经筵日讲活动。

早在清朝以前，中国历代封建君主即将经筵日讲确定为封建君主自我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经筵日讲的主要内容则是被尊为经典的几部儒家书籍和有关历代王朝兴废的一些历史著作。其中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基本上都是成书于封建社会早期。由于这些书籍的作者和传授者都是儒家阵营中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因而其中所阐发的治世思想，对于封建君主施政，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正是因此，封建统治者经过长期的选择，将其确定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宋代以后，又将之作为帝王自我教育的主要教材。至于历史著作，则因其包括历代王朝兴废的史实和经验教训，更为封建君主临政治国所必需。因此，凡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君主，无不对之加以重视并将之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封建君主即曾通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并将之用于实际政治而取得了成功地例子，有的还成为千古称颂的明君。可见，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对于帝王掌握治国理论、治国谋略以及了解世道治乱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在康熙以前，作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清朝统治者即注意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曾先后设立文馆、内三院，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翻译、学习和应用；入关以后，多尔衮和顺治帝也相继对之表示重视。从顺治十四年始，顺治帝还仿效历代帝王先例，专开经筵，于仲春、仲秋请学问渊博的高级官员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尽管这些活动当时仅仅处于开始阶段，但是，对于开拓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心智，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加速统一进程，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康熙时期经筵日讲的全面开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顺治帝去世后，中央政权中保守势力的抬头延缓了自皇太极以来清朝统治者学习儒家经典的进程。康熙帝即位时，清朝政权已基本确立了其对全国的统治，兼之以当时康熙帝本人年龄尚幼，正宜结合其早期教育及时举行经筵日讲，使其比较系统地学习各种治国谋略，以便日后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有见及此，康熙帝即位半年之后，工科给事中王曰高首先疏请举行经筵大典，“以光盛德，以端化源”。而后，康熙二年四月和康熙四年三月，又相继有福建道御史王鼐、太常寺少卿钱等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建议。但是，由于当时是上三旗四个辅政大臣掌权，基于固有的民族偏见，特别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以四辅臣为代表的满洲勋旧将重用汉官、仿效明制视为对“祖制”的背叛。在此思想指导下，对于这些要求，他们全然不予理睬。这样，几年之中，不但由顺治时期开始的经筵活动被无形地搁置起来，而且，连一个宫中正式教读师傅也没有给康熙帝配备。康熙六年七月，康熙帝开始亲政，这时举行经筵日讲以学习传统治国理论与谋略问题就愈显现实和迫切，不少臣子又为此纷纷上言，要求速开经筵日讲。如康熙帝亲政数日之后，吏科给事中蔺挺达即上疏要求诏令礼部，制定经筵日讲具体办法，选择老成清正学识渊博的臣工朝夕侍从，尽心启导，并于处理政务之暇，取“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讲解阅读，无间寒暑。次年三月，福建道御史李棠奏请“早开经筵，以光典礼”。五月，贵州道御史田六善亦疏请康熙帝于听政之暇，每日阅读汉唐宋元四代史册数条，对于其中一切用人行政、官员升降赏罚、理乱兴衰的事例反复讨论，以使“圣德日新，大智日广”。康熙八年四月，兵科给事中刘如汉也疏请“先行日讲，而后举行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可以说，举行经筵日讲已经成了臣下的普遍要求。然而，这时康熙帝虽名义上已经亲政，而实际大权却仍操于以鳌拜为代表的辅政大臣之手。为了达到长期专权的目的，他们把以开发康熙帝智力、培养其治国能力为目的的经筵日讲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对之仍然采取不予理睬的顽固态度。对于在议开经筵日讲中态度积极、影响较大者，还枪打出头鸟，予以惩处。如康熙六年六月，康熙帝亲政前夕，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康熙帝，要求他宜趁青年时期，选择道德学问都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作为自己的师傅，“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制定政策、治理天下的依据。康熙七年九月，他又再次上疏，指出“讲学勤政，二者不可偏废，对于现在治理天下最为重要”。他还要求康熙帝将之提到君德成就、天下治乱的高度加以重视。由于他对经筵日讲态度积极，而且将其意义也阐释得十分深刻，使鳌拜等人极为愠怒。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摘取其奏疏中涉及辅政大臣的只言片语，指为语含讥讽，企图借此加罪。这样，尽管其时康熙帝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但是由于鳌拜等人的无理阻挠，经筵日讲却仍像康熙帝亲政以前那样未曾举行。因此治国方向不明确，至康熙八年时，虽除台湾之外，中国大陆皆已统一在清朝政权控制之下，但因在中央是鳌拜专权，地方上又是三藩割据，兼之以各级官吏竞相贪污，人民生活极为痛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整个中国仍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经过周密布置，一举翦除了专权擅政达八年之久的鳌拜集团，全部控制了中央政权。为了真正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以取得治国经验刻不容缓。康熙九年十月，他诏令礼部为经筵日讲做准备工作。几天之后，礼部遵旨议复，经筵日讲均照顺治十四年例，于次年开始举行。在此同时，根据康熙帝的御旨，选拔讲官、撰拟讲章等项也在紧张的准备之中。康熙十年二月，经康熙帝批准，首先任命了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知识的满汉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在他们之下，又从翰林院选出十人充当日讲官员。当年二月，首开经筵。四月，初行日讲。这样，在清除鳌拜集团之后不到两年，康熙帝即开始了自己的经筵日讲活动。

为了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中汲取营养，学习传统的治国理论和治国谋略，对于经筵日讲，从一开始，康熙帝即极为重视。首先是热情主动，持之以恒。长期以来，对于经筵日讲，历代帝王多持敷衍态度。对于其中之经筵，因系礼仪活动不得不参加。对于日讲，则因由君主视政事之忙闲自行决定而百般推托。偶尔有个别君主一生之中进行几次日讲，便被史臣诩为盛事。而康熙帝却一反历代君主之所为。就经筵而言，自康熙十年二月至其去世，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除因巡幸、出征偶未举行之外，从未停止。就日讲而言，虽然这一活动开始不久便已在数量上超过了历代君主，但是康熙帝却仍然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一再要求打破惯例，增加日讲次数。康熙十一年闰七月，伏期刚过，因为秋季经筵尚未届期，日讲活动无法开展。为此，康熙帝谕示讲官：“方今秋高气爽，正是学习的好时光，本月二十五日你们即可开讲”。康熙十二年二月，他又要讲官改变间日进讲旧例，每日进讲。他说：“君主治理天下，筹画谋略，无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向来隔日进讲，我觉得还不满足。自今之后你们要每日进讲，才能使学习不致间断。”当年五月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他又先后谕示打破寒暑停讲惯例，“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才有益，以后即逢寒暑也不必停讲”，“目下天气还不算冷，你们还是照常进讲”。康熙十四年底，又再次谕示讲官不必于次年春季经筵后始行日讲，“正月二十日后，即行进讲”。后来，随着日讲活动的开展，康熙帝的热情愈益高涨。先是巡幸南苑期间，以讲官侍从，日讲于南苑东宫前殿。后来，又发展到万寿节祭祀之前的斋戒日期和因病不能御门听政的空闲时间也不辍讲。与此同时，为了争取日讲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对于日讲时间的安排，康熙帝也颇费心思。三藩叛乱期间，因为军务紧急，康熙帝一般是起床之后不及用膳即御门听政，而后再行日讲。以致到日讲之时已近中午，饥肠辘辘，影响学习。后来三藩平定，台湾统一，紧急政务减少，为了提高日讲效果，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始，康熙帝特将日讲安排在御门听政之前。一般情况下，每日上午均为日讲和御门听政时间，偶尔当日没有启奏本章而不行御门听政，也不辍讲。个别时候，因为政务较少，日讲、御门听政之后，时间尚早，还一日两讲。他自己说：“读书应该持之以恒，不断积累，才能提高认识，发现新境界。常常见人读书希望立竿见影，结果一曝十寒，不能收到任何效果。”正是这种热情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使得康熙帝在学习上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学习效果上，却大大超过了历代君主。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系统学习了《尚书》《易经》《诗经》《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创造了日讲近九百次的纪录，使之成为康熙帝前期学习文化知识和治国理论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对于讲官，康熙帝也十分尊重。日讲之初，由于康熙帝知识未开，讲官进讲一度是康熙帝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关键环节。为此，日讲之前，日讲官须预选内容，撰写讲章，缮成正副两本，将正本呈给康熙帝。日讲时，为了照顾康熙帝的接受能力，又须对内容详加解释并阐发其中义理，还须设法启发其联系实际政治，从始至终，负担相当沉重。对此，康熙帝予以全力合作，日讲时，常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对于讲官本人，也体恤备至。日讲之后，每赐御制书画卷轴以示慰劳；寒暑令节，也常常赠给貂裘表里绸缎果品之属以联络感情；遇有优缺，从速升转；如有疾病，还遣医诊治并赐药物；去世之后，又遣使吊唁致赙，赐予美谥，录用子孙。康熙帝的这些行动，使得日讲官员普遍地感激涕零，实心报效，从而使经筵与日讲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其次是认真踏实，重视质量。日讲之初，康熙帝的态度极为认真。每次日讲之后，都坚持课下复习。他说：“人君学习，如不认真领会，讲官进讲之后，就扔在脖子后面，那是徒慕虚名，不能真实受益。你们进讲之后，我大都再读两三遍，一直到彻底明白方才罢休。”他又说：“朕自幼读书，只要一字不明白，就反复查阅思考，以免自误。”这些，足可看出他早年讲课后用力之勤。后来，随着康熙帝文化知识的提高，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康熙十四年四月，他谕示讲官：“以后进讲之时，讲官讲过后，再由朕加以复讲。如此互相讨论，方可真正学到知识。”从此之后，约有两年时间，每次讲官讲毕，例由康熙帝加以复讲。复讲虽能督促康熙帝日讲时专心听讲并考察其记忆和理解程度，但就学习方式而言，尚属被动。因而，从康熙十六年四月开始，每次日讲，均由康熙帝先讲，或讲其中一节，或讲全文，然后再由讲官进讲。这样，为了准备亲讲，每次日讲之前，康熙帝必须预习日讲内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康熙帝逐渐培养起自学能力。而对于讲官日讲中的过分颂扬之词，如什么“媲美三王，跻隆五帝”“道备君师，功兼覆载”等，康熙帝或者谕示删除，或者谕示改撰“劝戒箴规”之词，并且还一再谕示讲官以后再撰讲章中不得出现过分溢美之词，“但取切要，有裨实学”。

再次是目的明确，联系实际。康熙帝举行经筵日讲，目的在于汲取治国经验。因而，在日讲活动中，极为注意思想内容。日讲之初，他虽然一度允许讲官注重词句训诂，但同时又要求他们只以明白书理为限，不得漫无边际，多为援引，以使自己如入迷宫，不知所归。他说：“书中义理原自完备，惟在注解明白，加以反复玩味，自然旨趣无穷。若多为援引，反至书理不能明白了”，“读古人书，应当了解其主要内容，才能掌握要旨”。康熙十六年以后，他进一步谕示讲官，在日讲中以阐释其中义理为主。他对讲官说：“你们每天起早进讲，皆是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学，无非是明白道理，以便治理天下。因此，请你们再行进讲，务必阐发其中义理。”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将其思想内容和实际政治相联系。他说：“朕阅读书籍，并不单是记诵优美字句，而是想怎样将之用于实际政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整个日讲活动中，他常常将日讲活动和实际政治结合起来学习；在施政时，也有意识地联系以往日讲内容。其中，仅以日讲结合实际政治而言，例子便不胜枚举。如康熙十六年五月一次日讲后，他即联系讲章内容发表议论：“孟子所谓一曝十寒，对于使用君子斥退小人，亲近贤者疏远谄佞的道理，分析得十分透彻，人君需要牢记。”康熙十七年九月，在讲官讲授《尚书》时，他又说：“上古至治之世，君臣同心同德。后世君臣之间，彼此之间互相恭维而不推心置腹，天下治理不好，就是这个原因。”总之，在整个日讲活动中，凡与当时政治有关者，康熙帝几乎都曾论及。另外，为了使日讲内容和实际政治联系更密切，康熙帝还主动要求增加新的讲授内容。如康熙十五年十月，他向讲官提出，每看《资治通鉴》，事关前代得失，对于治国十分有益，应和“四书”一起讲解，还应如何选择其中部分撰拟讲章。考虑到《资治通鉴》一书部头巨大，讲官提出，朱熹所作《通鉴纲目》一书，内容本于《资治通鉴》，且又“提纲分目，尤得要领”，“拟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进讲。讲章体裁，首列纲，次列目，每条之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可采者，亦酌量附入”。从此，学习和实际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知识也成了康熙帝日讲的重要内容。不久，因为《通鉴纲目》一书过于简单，不能满足康熙帝的要求，根据他的谕示，从康熙十九年四月起，讲官又将《周易》和《资治通鉴》参讲，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从未中止。结合各种历史经验教训如外戚专权、太后临朝、权臣专制、宦官乱政、藩镇割据、异族入侵、农民起义等日讲内容，康熙帝发表了更多的议论。所有这些，都对康熙帝的思想及其施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日讲之外，为了取得治理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康熙帝还坚持自学。在自学中，他刻苦勤奋。据他自己后来回忆道：“十七八岁时，更热爱学习。每天五更时分，即起床读书。傍晚刚将国务处理完，又开始学习。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也不停止学习。”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他专选张英、高士奇等入值南书房，辅导自己学习《春秋》《礼记》《资治通鉴》等书并学习书法、诗词等，从而使之成为日讲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自学场所。为了督促自己自学，他在座右铭中自箴：“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看书，义理自然贯通。若划地自限，岂登高行远之意哉。”利用自学，至康熙二十四年时，他已系统地精读了对于治理天下尤为重要的《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纲目大全》等书，“不但错误者悉加改正，即阙漏者也都予以增补”。这时，随着他自学能力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日讲逐渐成了影响他自学的一种形式。这样，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他以每日日讲时讲官均诣讲筵行礼，仪节繁琐，为时良久，有妨其披览载籍而下令停止日讲。至此，除经筵因系典礼仍然按期举行外，坚持了十五年之久的日讲活动停止下来。从此，康熙帝开始了以自学为主的新阶段。

作为康熙帝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制度，经筵日讲对其本人思想及施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对其本人行为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二是为其巩固统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三是为其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所有这些，对于将康熙帝造就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康乾盛世的到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权力的腐蚀，绝大多数君主几乎都将儒家经典中关于君主自我克制的论述撇在一旁，在生活上穷奢极欲，纵情声色，在政治上不是专横武断、倒行逆施，就是贪于宴安、怠于政事，听凭宦官、女宠胡作非为，从而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动乱，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有这些，都给康熙帝以极其深刻的影响。他感到，天下治乱，君主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个想法错误，有可能导致全局性的失误；一天理事不谨慎，有可能使子孙后代受祸无穷。为了防止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社会动乱再度重演，保持长治久安，对于儒家经典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他倍觉亲切。他曾多次指出，一定要严格约束自己，才能管理别人。因此，无论是处理国事还是对待个人生活，他都能对自己严格要求。在理政活动中，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朝乾夕惕，兢兢业业，未明求衣，逐日听政。如逢水旱、地震、星变、日月蚀，还皆加修省。对于个人生活，他也极力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厉行节俭。宫中用度一缩再缩，至康熙三十年以后，整个皇宫用度，“尚不及明末一个妃嫔所用之数”，“至于宫中衣用开销，至康熙三十六年，还赶不上明末宫中一年衣物之开支”。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在制度上约束自己。从康熙十年九月始，他专开起居注馆，以日讲官兼摄，逐日记录自己的各种活动，并且一直坚持到康熙末年。此外，他还常常自敲警钟：“君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然而却须有一种敬畏之意，自然不致差错。即使有差错，也能改正。如任情胡来，一点也不谨慎，没有不出问题的。”正是因为康熙帝系统地接受过儒家思想影响，才能从巩固统治的大局出发，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就此而言，不能不承认经筵日讲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经筵日讲对于康熙帝治理天下，巩固统治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清除鳌拜集团之初，尽管康熙帝已将中央权力置于己手，但是由于承四辅政大臣专权之后，内则朝政混乱，外则民生凋敝，兼之以三藩各拥重兵，对中央政权呈半独立状态，整个形势依然颇为严峻。对于这个出身少数民族的青年君主来说，为了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事端，通过经筵日讲以取得统治经验是当务之急。对此，当时讲官熊赐履即看得极为清楚。他向康熙帝进言，国君管理全国，事情繁忙，如果不于平时弄通大道理、大原则，事到临头，必致手忙脚乱，无法应付。康熙帝对此极表赞成。他说，天下要务，都要靠君主一人处理，一定要读书明理，胸中有数，才可能立即做出正确决定。正是从这些思想出发，康熙帝才异常积极地投身于经筵日讲之中，也正是由于长期坚持日讲，使得康熙帝取得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不如此便无法解释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青年君主何以能够完成平三藩、定台湾、服蒙古、败罗刹（俄罗斯）的大业，并将天下治理得颇有成效。就此而言，在将康熙帝造就成为一个杰出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方面，经筵日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值得重视的是，由于长期坚持经筵日讲，康熙帝对儒学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的理解程度较各代君主来得全面和深刻。因而，在施政时，比较注意抓住其基本点及其积极方面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依据，而对其中消极、过时的部分则加以扬弃，从而也对康熙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封建社会上升阶段形成的一种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在思想上倾向中庸，在政治上主张阶级调和，在治世手段上强调礼制。这些，虽不像法家思想那样激进，对于封建政权的建立，也不像法家思想那样作用直接，但是对于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却起到了包括法家在内的其他各家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而且，由于儒家学说形成于封建社会早期，虽极力论证封建制度之合理性，但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在野派的一种思想，其中也不乏对封建君主制度的披露和指责之词。同时，也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治世方案，其主要者如“尚德不尚威”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的仁政思想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西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虽然适时地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但是，由于地主阶级日趋反动和最高统治者腐朽不学，除大乱之后的个别君主曾将这些方案作为临时措施予以实行外，多数君主不过只是摘其枝叶而忽略其基本内容，更不用说注意到它的积极方面了。和历史上多数君主不同，康熙帝在施政中基本上是以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为指导，即此而言，已较以往历代君主高出一筹；而且，不止于此，他还颇为注意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指导施政。终其在位，对于国计民生，他一直极表关心。六十年中，蠲赈不绝，数字过亿。对于吏治，则注意整顿，一再严禁各种额外剥削，如火耗、摊派、杂税等。对于刑狱，则慎之又慎。而同时，对于儒家学说中一些明显过时的内容，如井田、封建、车战等，他也不因为是圣人之教而泥古不化，强力推行。在他的影响下，雍乾两帝又相继将此奉为国策，一直坚持了一个多世纪，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直接促成了康乾盛世的到来。因此，可以说，对于康熙帝各项积极政策的制定，经筵日讲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有智乃勇。总之，经过经筵日讲的陶冶熔铸，康熙帝已不再像擒拿鳌拜时那样仅是一个聪颖机敏的少年天子，而是已经成长为一个胸有韬略、志在天下的政治家。他像一只于云端展翅的鲲鹏，怀着必胜的信心，随时准备搏击狂风暴雨和来自各方凶猛敌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