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周国平

公元前323年某一天,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三岁。同一天,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12—323)在科林斯寿终正寝,享年九十。这两人何其不同:一个是武功赫赫的世界征服者,行宫遍布欧亚,被万众呼为神;另一个是靠乞讨为生的穷哲学家,寄身在一只木桶里,被市民称作狗。相同的是,他们都名声远扬,是当年希腊世界最有名的两个人。

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提起第欧根尼,人们仍会想到亚历山大,则是因为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亚历山大巡游某地,遇见正躺着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这位世界之王上前自我介绍:

“我是大帝亚历山大。”哲学家依然躺着,也自报家门:“我是狗儿第欧根尼。”大帝肃然起敬,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哲学家的回答是:“有的,就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据说亚历山大事后感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

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故事,大帝的威严和虚心,哲学家的淡泊和骄傲,皆跃然眼前。亚历山大二十岁登基,征服欧亚成为大帝更晚,推算起来,两人相遇时,第欧根尼已是垂暮老人了。这位哲学家年轻时的行状可并不光彩,与淡泊和骄傲才沾不上边呢。他是辛诺普城邦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在替父亲管理银行时铸造伪币,致使父亲入狱而死,自己则被逐出了城邦。这是一个把柄,在他成为哲学家后,人们仍不时提起来羞辱他。他倒也坦然承认,反唇相讥说:“那时候的我正和现在的你们一样,但你们永远做不到和现在的我一样。”前半句强词夺理,后半句却是真话。他还说了一句真话:“正是因为流放,我才成了一个哲学家。”紧接着又是一句强词夺理:“他们判我流放,我判他们留在国内。”

离开辛诺普后,第欧根尼是否还到过别的地方,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有一天他来到了雅典。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老师,开始了他的哲学之旅。老师名叫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如果说柏拉图从老师的谈话中学到了概念和推理的艺术,把它发展成了一种复杂的观念哲学,安提斯泰尼则从老师的行为中学到了简朴生活的原则,把它发展成了一种简单的人生哲学。对于后世来说,这两种哲学同样影响深远。安提斯泰尼身教重于言教,自己节衣缩食,免费招收贫穷学生,怕苦的学生一律被他的手杖打跑。第欧根尼来拜师时,他也举起了手杖,没想到这个犟脾气的青年把脑袋迎了上去,喊道:“打吧,打吧,不会有什么木头坚硬到能让我离开你,只要我相信你可以教我。”拜师自然是成功了,老师更没想到的是,他创立的犬儒主义哲学在这个曾被拒收的学生手上才成了正果。

我们不知道第欧根尼在雅典活动了多久,只知道他的生活后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在一次航行中,他被海盗俘虏,海盗把他送到克里特的奴隶市场上拍卖。拍卖者问他能做什么,回答是:“治理人。”看见一个穿着精美长袍的科林斯人,他指着说:“把我卖给这个人吧,他需要一个主人。”又朝那人喊道:“过来吧,你必须服从我。”这个名叫塞尼亚得的人当真把他买下,带回了科林斯。第欧根尼当起了家庭教师和管家,把家务管得井井有条,教出的孩子个个德才兼备,因此受到了全家人的尊敬。他安于这个角色,一些朋友想为他赎身,被他骂为蠢货。他的道理是,对于像他这样的人,身份无所谓,即使身为奴隶,心灵仍是自由的。他在这个家庭里安度晚年,死后由塞尼亚得的儿子安葬。

犬儒派哲学家主张人应该自己决定死亡的时间和地点,第欧根尼是第一个实践者。据说他是用斗篷裹紧自己,屏息而死的。他太老了,这家人待他太好了,时间和地点都合适。科林斯人在他的墓前竖一根立柱,柱顶是一只大理石的狗头。从前驱逐他的辛诺普人也终于明白,与这位哲学家给母邦带来的荣耀相比,铸造伪币的前科实在是小事一桩,便在家乡为他建造了一座青铜雕像,铭文写得很慷慨也很准确:“时间甚至可以摧毁青铜,但永远不能摧毁你的光荣,因为只有你向凡人指明了最简单的自足生活之道。”

在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归在第欧根尼名下的有哲学著作十四种,悲剧七种,但拉尔修同时指出,第欧根尼也可能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从他那种露宿乞讨的生活方式看,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可信。事实上,犬儒派哲学家的确不在乎著书立说,更重视实践一种生活原则。

如同中国的老子,犬儒派哲学家是最早的文明批判者。他们认为,文明把人类引入了歧途,制造出了一种复杂的因而是错误的生活方式。人类应该抛弃文明,回归自然,遵循自然的启示,过简单的也就是正确的生活。第欧根尼尤其谴责对金钱的贪欲,视为万恶之源。鉴于他曾经铸造伪币,我们可以把这看作一种忏悔。仿佛为了找补,他又强调,他最瞧不起那些声称蔑视金钱却又嫉妒富人的人——不知道他是否指当年驱逐他的人。不过,我们或许同意,嫉妒是一块试金石,最能试出蔑视金钱的真假,嫉妒者的心比谁都更为金钱痛苦。人应该训练自己达于一种境界,对于物质的快乐真正不动心,甚至从鄙视快乐中得到更大的快乐。苏格拉底的另一学生阿里斯提波创立享乐主义,他的理论可概括为:“我役物,而不役于物。”一个人不妨享受物质,同时又做到不被物质支配。安提斯泰尼好像不这么自信,转而提倡禁欲主义,他的理论可概括为:“我不役物,以免役于物。”一个人一旦习惯于享受物质,离被物质支配就不远了。两人好像都有道理,从世间的实例看,安提斯泰尼更有道理一些。无论如何,财富的获取、保存、使用都是伤神的事情,太容易破坏心境的宁静。我们对物质的需求愈少,精神上的自由就愈多。第欧根尼喜欢说:“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

犬儒派哲学家是最早的背包客,从安提斯泰尼开始,他们的装束就有了定式,都是一件斗篷,一根手杖,一个背袋。安提斯泰尼的斗篷还很破烂,以至于苏格拉底忍不住说:“我透过你斗篷上的破洞看穿了你的虚荣。”相当一些犬儒派哲学家是素食主义者,并且滴酒不沾,只喝冷水。第欧根尼曾经有居室和仆人,仆人逃跑了,他不去追赶,说:“如果仆人离开第欧根尼可以活,而第欧根尼离开仆人却不能活,未免太荒谬了。”从此不用仆人。盗贼入室,发现他独自一人,问:“你死了谁把你抬出去埋葬呢?”他回答:“想要房子的人。”后来他连居室也不要了,住在一只洗澡用的木桶里,或者对折斗篷为被褥,席地而睡,四处为家。有一回,看见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他自惭在简朴上还不如孩子,把水杯从背袋里拿出来扔了。他在锻炼吃苦方面颇下功夫,夏天钻进木桶在烫沙上滚动,冬天光脚在雪地上行走,或者长久抱住积雪的雕像,行为很像苦修士,却又是一个无神论者。

对于这个一心退回自然界的哲学家来说,动物似乎成了简单生活的楷模。他当真模仿动物,随地捡取食物,一度还尝试吃生肉,因为不消化而作罢。他的模仿过了头,竟至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交配,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慰,还无所谓地说:“这和用揉胃来解除饥饿是一回事。”他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伤风败俗之行辩护:凡大自然规定的事皆不荒谬,凡不荒谬的事在公共场所做也不荒谬。既然食欲可以公开满足,性欲有何不可?自然的权威大于习俗,他要以本性对抗习俗。他反对的习俗也包括婚姻,在他眼里,性是最自然的,婚姻却完全是多余的。问他何时结婚合适,回答是:“年轻时太早,年老时太晚。”婚姻往往还是“战争之后的结盟”,其中有太多的利益计较。他主张通过自由恋爱和嫖妓来解决性的需要,并且身体力行。有人指责他出入肮脏之处,他答:“太阳也光顾臭水沟,但从未被玷污。”如同柏拉图和斯多噶派的芝诺一样,共妻是他赞成的唯一婚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财产和子女也必然共有,就断绝了贪婪的根源。

倘若今天我们遇见第欧根尼,一定会把他当作一个乞丐。他一身乞丐打扮,事实上也经常行乞,一开始是因为贫穷,后来是因为他的哲学。他乞讨的口气也像一个哲学家,基本的台词是:“如果你给过别人施舍,那也给我吧;如果还没有,那就从我开始吧。”不过,看来乞讨并非总是成功的,至少比不上残疾人,为此他尖刻地评论道:人们在施舍时之所以厚此薄彼,是“因为他们想到自己有一天可能变成跛子或瞎子,但从未想到会变成哲学家”。

安提斯泰尼经常在一个以犬命名的运动场与人交谈,据说犬儒派得名于此。但是,第欧根尼获得狗的绰号,大约与此无关,毋宁说是因为他自己的举止。他从地上捡东西吃,当众解决性欲,太像一条狗了,以至于像柏拉图这么文雅的人也称他是狗。他有时也欣然自称是狗,但更多的时候却愤愤不平。一群男童围着他,互相叮嘱:“当心,别让他咬着我们。”他尚能克制地说:“不用怕,狗是不吃甜菜根的。”在集市上吃东西,围观者喊:“狗!”他就忍不住回骂了:“你们盯着我的食物,你们才是狗!”在一次宴席上,有些人真把他当作狗,不断把骨头扔给他,他怒而报复,把一盆汤浇在了他们头上。对于狗的绰号之来由,他自己给出的最堂皇解释是:因为他“对施舍者献媚,对拒绝者狂吠,对无赖者狠咬”。其实他的献媚常藏着讥讽,而遭他吠和咬的人倒真是不少。

犬儒派哲学家不但放浪形骸,而且口无遮拦,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极尽挖苦之能事。这成了他们的鲜明特色,以至于在西语中,“犬儒主义者”(cynic)一词成了普通名词,亦用来指愤世嫉俗者、玩世不恭者、好挖苦人的人。

安提斯泰尼即已十分蔑视一般人,听说有许多人在赞扬他,他叫了起来:“老天啊,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第欧根尼更是目中无“人”。他常常大白天点着灯笼,在街上边走边吆喝:“我在找人。”有人问他在希腊何处见过好人,他回答:没有,只在个别地方见过好的儿童。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民众群情亢奋,他有时也会坐在那里,但似乎只是为了不错过骂人的好机会。传令官宣布冠军的名字,说这个人战胜了所有人,他大声反驳:“不,他战胜的只是奴隶,我战胜的才是人。”回家的路上,好奇者打听参加运动会的人是否很多,他回答:“很多,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作人。”剧院散场,观众涌出来,他往里挤,人问为什么,他说:“这是我一生都在练习的事情。”他的确一生都在练习逆遵循习俗的大众而行,不把他们看做人,如入无人之境。

第欧根尼有一张损人的利嘴,一肚子捉弄人的坏心思。一个好面子的人表示想跟他学哲学,他让那人手提一条金枪鱼,跟在他屁股后面穿越大街小巷,羞得那人终于弃鱼而逃。一个狗仗人势的管家带他参观主人的豪宅,警告他不得吐痰,他立刻把一口痰吐在那个管家脸上,说:“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痰盂了。”看见一个懒人让仆人给自己穿鞋,他说:“依我看,什么时候你失去了双手,还让仆人替你擦鼻涕,才算达到了完满的幸福。”看见一个轻薄青年衣着考究,他说:“如果为了取悦男人,你是傻瓜,如果为了取悦女人,你是骗子。”看见一个妓女的孩子朝人堆里扔石头,他说:“小心,别打着了你父亲。”这个促狭鬼太爱惹人,有一个青年必定是被他惹怒了,砸坏了他的大桶。不过,更多的雅典人好像还护着他,替他做了一个新桶,把那个青年鞭打了一顿。这也许是因为,在多数场合,他的刻薄是指向大家都讨厌的虚荣自负之辈的。他并不乱咬人,他咬得准确而光明正大。有人问他最厌恶被什么动物咬,他的回答是:谗言者和谄媚者。

第欧根尼的刀子嘴不但伸向普通人,连柏拉图也不能幸免。柏拉图是他的老师的同学,比他大二十多岁,可他挖苦起这位师辈来毫不留情,倒是柏拉图往往让他几分。他到柏拉图家作客,踩着地毯说:“我踩在了柏拉图的虚荣心上。”有人指出他乞讨,柏拉图不乞讨,他借用《奥德修》中的句子说:柏拉图讨东西时“深深地埋下头,以致无人能够听见”。他经常用一种看上去粗俗的方式与柏拉图辩论。柏拉图把人定义为双足无毛动物,他就把一只鸡的羽毛拔光,拎到讲座上说:“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人。”针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说:“我看得见桌子和杯子,可是柏拉图呀,我一点儿也看不见你说的桌子的理念和杯子的理念。”为了反驳爱利亚学派否定运动的观点,他站起来夸张地到处走动。也许他是故意不按规则出牌,以此解构正在兴起的形而上学游戏。柏拉图对这个刺头一定颇感无奈,有人请他对第欧根尼其人下一断语,他回答:“一个发疯的苏格拉底。”

几乎所有希腊哲学家都看不上大众宗教,犬儒派哲学家也如此。一个奥菲斯教派祭司告诉安提斯泰尼,教徒死后可获许多好处,他反问:“你为什么不赶快死呢?”与此相似,有人也以死后可享特权为由劝第欧根尼入教,他回答道:如果俗人只因入教就享幸福,智者只因不入教就倒霉,死后的世界未免太荒唐了。一次海难的幸存者向神庙献了许多祭品,第欧根尼对此评论道:“如果是遇难者来献祭的话,祭品就更多了。”看见一个女子跪在神像前祈祷,他对她说:“善良的女人,神是无处不在的,难道你不怕有一个神就站在你背后,看见你的不雅姿势吗?”看见一些夫妻在向神献祭求子,他问道:“可是你们不想求神保佑他成为怎样的人吗?”他常说:“看到医生、哲学家、领航员,我就觉得人是最聪明的动物,看到释梦师、占卜家和他们的信徒,以及那些夸耀财富的人,我就觉得人是最愚蠢的动物。”在他看来,在宗教之中,除了美德的实践,其余都是迷信。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向神所求的都不是真正的好东西。说到底,德性本身就足以保证幸福,我们为善只应该为了善本身的价值,不应该为了邀神的奖赏或怕神的审判。

让我们回到第欧根尼与亚历山大相遇的时刻,他对大帝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现在我们可以对这句话做一点也许不算牵强的诠释了。人在世上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无非是阳光——阳光是一个象征,代表自然给予人的基本赠礼,自然规定的人的基本需要,合乎自然的简朴生活。谁挡住了阳光?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也是一个象征,代表权力、名声、财富等一切世人所看重而其实并非必需的东西。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不要让功利挡住生命,不要让习俗挡住本性,不要让非必需挡住必需,这就是犬儒派留给我们的主要的哲学遗训。

除了简朴生活原理外,第欧根尼还有两个伟大发明。一是“世界公民”。有人问他来自何处,他答:“我是世界公民。”“世界公民”(Cosmopolite)应该读作“宇宙公民”,“世界”并不限于人类居住的范围。在他之前,阿那克萨戈拉已把宇宙称作自己的祖国,第欧根尼也说“唯一的、真正的国家是宇宙”,因此“万物都是智慧之人的财产”。另一发明是“言论自由”。有人问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回答便是“言论自由”。在这两个发明之间也许还有某种联系,世界公民当然不会囿于群体利益,而群体利益常是禁止言论自由的主要理由。所以,“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还可增加一个含义:不要让政治挡住哲学,不要让群体利益挡住思想自由。

对于那些想受教育却不想学哲学的人,安提斯泰尼有一妙比,说他们就好像一个人看上了女主人,为了图省事却只向女仆求爱。第欧根尼则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责问道:“既然你不在意活得好不好,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哲学何以能使人活得好呢?依据第欧根尼之例,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哲学能够使我们安心地躺在土地上晒太阳,享受身体和心灵的自由,而对一切妨碍我们这样做的东西说:“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选自《人民文学》,2005年第5期)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