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父子
叶兆言
北大是个浙江村
近代史上说起一个人对地域的影响，首推曾国藩。人杰地灵，有了曾国藩，便有了后来源源不断的湖南人才。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能和湖南人叫上板的，大约也只剩下浙江人了。记得沈从文曾发过牢骚，说湖南人倔犟木讷，怎么斗得过精明的浙江人。他说这番话，是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那时候正是蒋委员长得意之际，手下养着一大批能征善战的浙籍大将，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个个都是手握重兵，炙手可热。湖南人沈从文有感而发，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就不会这么说了。国共争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天下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手里，湖南人终于深深出口恶气。出水再看两腿泥，历史最后证明，还是湘人厉害，以毛泽东领衔，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胡耀邦，竖起手指数数，有一大串。
熟悉一些掌故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当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既是中心，又是风口浪尖。秦琼卖马，对处在愤青阶段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十分重要。毕竟是世界观形成阶段，有这个开始，才有了后来的正果。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史书上说毛经常去旁听蹭课，深受高人启发指点。蹭课听了什么内容，已记不清了，长知识不用怀疑，变深刻也理所当然，感觉中他一定会有些郁闷，因为听来听去，都是些浙江口音的人在讲课。
当年的北大，差不多就是个浙江村。先说大学校长，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前任胡任源任职时间不长，是浙江吴兴人。外举不避贤，内举不避亲，像蔡元培这样堂而皇之，好玩一把同乡会的倒也不多见。在现代教育方面，蔡元培差不多就是祖师爷了，他取消了分科制，改设十五个系，据朱偰先生回忆，这些系的领导人，竟然比一半还多的是浙江同乡。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浙江鄞县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浙江绍兴人。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后来又当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此后许多年，各省的大学校长和历任教育部长，按照朱希祖先生的说法，都是“蔡先生振拔之人”，所谓“枝叶扶疏，弥漫全国”。浙江人果然厉害，文武俱佳，一百年前已经证明。今天北京的浙江村居民，与当年同乡比较起来，口袋里银子会多一些，说到文化要逊色许多。竟然会有这么多的系主任，清一色的浙江人，恐怕连地处本土的浙江大学，也不敢这样无所顾忌的放肆。当时北大系主任中，坐头把交椅的照例是中文系，而偌大的中文系，又是“三沈二马”的天下，同样是浙江同乡会。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浙江吴兴人。二马是马裕藻和马衡，浙江鄞县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日后名声很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那年头像他们这样的浙江人，也就是中文系跑跑龙套，一个讲授中国小说史，一个讲授新文学和东方文学。
说到近现代教育，蔡元培之外，还有一个浙江人章太炎绕不过去。这两个人都是光复会的领袖，都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做出巨大贡献，到民国以后，又都把精力转移到教育上。他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不可忽视。蔡元培的门徒是教育界的权贵，章太炎的弟子则是文史方面的精英，是各大学国文和历史系的主任或名教授。一代通儒尊绛帐，千秋大业比青田。与蔡元培乐意关照同乡一样，章的弟子也多为浙江人。1936年，太炎先生逝世，其弟子十人联名呈请政府国葬。这十大弟子个个都有头有脸，都是显贵，以朱希祖为首，然后是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自然又是浙江老乡占绝大多数。
现代史学的开门人
也许领衔的缘故，对朱希祖先生我一直是多个心眼。章太炎弟子中，众所周知的应该还有两位，一个是大弟子黄侃，他先于老师过世，否则为首也轮不到朱先生。还有一个是鲁迅，他没来凑这个热闹，却一气写了两篇纪念文章，这是鲁迅生命中最后的文字，因此值得记上一笔。
朱先生应该属于那种圈子里的人物。知道的人，都觉得他了不得，如雷贯耳。不知道的，就得绕点弯，要借助其他名人或掌故来说事。譬如说他是章太炎的得意弟子，是鲁迅的师兄，比鲁迅还要大两岁。当年北大有卯子号名人之说，所谓卯子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腕。这窝名声赫赫的兔子中，两只老兔是陈独秀和朱先生，四只小一轮的兔子是胡适、刘半农、刘叔雅、林公铎。时过境迁，大家今天耳熟能详的，大约也只有陈独秀和胡适了。
朱希祖在政治上无法与陈独秀匹敌，反过来也一样，提到学问，陈与朱相比要逊色许多。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中，向来有文史不分家一说，朱先生留给后人可议论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文史离婚分家。朱先生是大学文科中，自有历史系以来的首任系主任，是现代史学的开门人。“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历史系从无到有，朱先生首尝螃蟹，功不可没。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是朱先生的努力，改变了历史系的形象和地位。事实上，蔡元培刚设历史系的时候，历史系并不被大家所重视。当时，考不上中文系的人，才勉强报考历史系。在我印象中，已经考入北大的名人中，像傅斯年和罗家伦，像朱自清和俞平伯，都不是历史系的。
朱先生早年参加过科举，后来又考取官费留日，进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在日本学历史，和鲁迅郭沫若学医一样，都不能作数。章太炎说起爱徒，以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先生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他对朱先生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经史小学，章太炎的学问中，最得史学真传的是朱先生。当年北京大学刚分系科，朱先生是中文系主任，后来才改任历史系主任，其中原因，今天已经很难说清楚。朱先生也说自己“所学得章先生之实”，事实就是，自从掌管了历史系，他才把治学重点转移到历史方面。
朱先生乡音很重，他的浙江口音，北方学生听起来很吃力。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里有过记载，说学生听朱先生讲孔子，反复听到“孔子的厌世思想”，心里觉得奇怪，看黑板上引用的孔子语录，都是积极向上的，一点厌世痕迹都没有。稀里糊涂听着，过了很久才弄明白，原来朱先生的海盐腔，将“现世”的“现”念成了“厌”。当时的北方学生都老实，调皮捣蛋的反而是南方学生，譬如后来一度很有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特别喜欢跟朱先生玩点恶作剧。范是浙江绍兴人，主编《中国通史》之前，曾写过一本与《文心雕龙》有关的著作，颇有些小才气，他发现讲义上有漏洞破绽，自己从不露面，写在小纸条上丢给同学，让好出风头的站起来起哄，责问指摘，常把朱先生弄得很窘。名师出高徒，那年头的大学生就是这么厉害，用心读书的学问好，调皮捣蛋的学问也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名教授的学问好，也是被学生逼出来的。
汉语注音符号的第一个版本，是因为朱先生的建议，才得以确立。这套注音符号，以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复符本音，今天的很多人已不明白，当时却是最简易可行。或许正是因为这件事，朱先生获得了最初的名声。那个时代的精英，最大特点就是多面手，什么都会，样样精通。袁世凯称帝，曾设博学鸿辞科，欲网罗天下名士，年轻的朱先生也曾被征入选，但是他羞与袁贼为伍，“坚辞不就”。
朱先生是新文学历史上，最初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十二个发起人之一。这十二人，后来都有些名声，譬如茅盾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换了别人，此事值得大树特树，在其子朱偰为其撰写的年谱中，竟然一字未提，由此可见他并不看重。
渊衷硕学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搞不明白唐朝皇帝的身世，这个问题被专家学者搞糊涂了。抗战前夕，为了大唐皇室身世，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讨论，一方认定李唐出自夷狄，一方认定李唐出自陇西望族。朱先生花了很多力气来考证这件事。他认为李唐出自夷狄是“欲以曲解历史之邪说，摧毁吾国民族主义之思想”。让他老人家感到愤慨的是，中国人绕不明白，跟着起哄，“论者蜂起，流毒所被，浸至认唐太宗、李白、明成祖辈皆非中国人，为亲者痛，为仇者快，邪说误国，莫此为甚”。
应该说在这件事情上，朱先生有些意气用事，考虑到当时的抗日救亡局势，也容易理解。李唐出自夷狄的观点，最先是一个叫金井之忠的日本人提出来的，中国学者跟着胡乱响应，难怪朱先生要生气，要拍案而起。但是他把站在第三方的陈寅恪，当作了冤家对头，考证矛头都是冲他而去。陈的观点是李唐既不出于夷狄，也不出自陇西望族，他的意思是两家的说法都不对。这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非大学者说不出所以然。陈寅恪后来似乎不愿意再谈这事，晚年自编文集，也不愿意将有关李唐先世的文章收入。我倒是真希望有人站出来，用确凿无疑的证据，把这事最后弄弄明白，省得大家都不服气，也顺带解了我心头之疑问。以辈分论，朱先生要大陈寅恪一辈。陈的门人罗香林是朱的女婿，陈先生曾推荐他撰写《唐太宗》。这似乎是故意要与自己弟子为难，对于李唐宗室的姓氏，罗香林在写作时“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照岳丈的说法呢”。
历史不应该为政治左右，历史又不可能不被政治左右。作为历史学家，朱先生晚年的力作是《伪齐录校补》。时至今日，熟悉伪齐历史的人，应该不会有几个，抗战前，包括抗战期间，南明史和伪楚伪齐史一度都成为显学。这些中国历史上的特定时期，与当时救国存亡的国情十分吻合。伪齐的历史非常短暂，1130年，金立刘豫为齐帝，仅仅做了七年的儿皇帝，到1137年，金又废刘豫。这与汪精卫伪政权如出一辙，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古为今用，朱先生的用心由此可见。
“及身未见中原定，辜负伪齐编纂心”，可惜朱先生没有亲眼看到汪伪政权垮台。1944年7月，朱先生在陪都重庆病逝，一个月以后，中央图书馆举行公祭。“国府主席”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以蒋的学识，能想到这么四个字，也不容易。公祭场面十分壮观，党国元老和社会贤达济济一堂，各界名流赠送挽联三百余幅，由戴季陶主祭，极一时之哀荣。
用句俗白的话就是，做人能死到这份上，也算撑足了面子。朱先生生前享受了极高的礼遇。当然是与学术地位有关，在《国民政府褒扬朱逖先先生令》中，他的第一个头衔是“考选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不是一般的委员，基本上就是学术界的政治局常委了，比院士要强得多。他还兼过公职候选人检核委员会主任，平心而论，国民政府没亏待他，一直把他当成偶像供着。朱先生曾作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个“书囚”想把自己关起来做学问，可是别人未必就肯，名分大了，这样那样的干扰难免。大殓之日，一位高人吊唁朱先生之后，曾感叹地说：贤者国之宝也，天不慭愿，不使为国人传道解惑，在国家今后似应规定凡耆儒硕彦，每至晚年，则勿使其参加政府或地方工作，应厚其廪饷，供应于静雅场所，将其一生经历或特殊心得，认为系属发明，可以信今传后者，尽笔之于书表，后人观书览表，得其经验，免再自己尝试，多耗一番精力，是亦国家发扬文化，增进学术之一方法也。这番感叹说出了文化人的尴尬。历史研究不能过于实用，不能被别的因素所左右，恰恰又最难做到。对于历史学这学科，朱先生做了不少贡献，可是他最想写的，也是最应该写的国史和南明史著作，最后都未能完成。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人间遽失先生，从此南明无史”，现实就是这么无情。
大师有子
最初知道朱偰这个人，与他父亲朱希祖毫无关系，有瓜葛的是朱自清。朱自清欧游归来，途中顺道观光威尼斯，正好遇上学成回国的朱偰。两人结伴而行，那时候朱偰还是翩翩少年，春风得意，刚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朱自清日记中没有记录他们如何相逢，只是在到达上海的前一天，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与朱偰君一同赋诗，朱得句敏于我，诗成，皆出彼手。两人合作写诗，对句居多，自然是谁的才华好，谁占便宜。二朱联手，以威尼斯为题，吟颂南欧佳丽地，共得三十二对句。朱自清没把他们合作的诗写进日记，但是这件雅事，却在南京传为美谈。后来，我看到了朱偰的《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是复印本，并不完全，照片拍得好，文字也漂亮，看了让人感慨不已。再后来，听章品镇先生闲聊，忽然说起了朱偰，说他是朱希祖的长子，吃了一惊。这是真正的少见多怪，大师有子，能以诗史世其家，本来应该是预料中的。朱偰的诗见到的不多，他的姐姐朱倓也会写诗，这位才女的如意郎君，便是前面说到的陈寅恪得意弟子罗香林，不妨抄一首她的《台城》让大家开开眼：古道荒凉夕照西，
台城柳色最凄迷，
空余一片城头月，
来吊萧梁乌夜啼。我不懂诗，不想评价这首诗的好坏，只想说明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朱希祖老先生对子女的诗教。写古诗需要童子功，诗的传统是熏陶出来的，小时候得到教育，长大了才能写诗，这和女子裹小脚的道理仿佛，过时间就不行了，过了这村便没这店。朱氏后人正是在诗教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一门儿女各专家，通常都是事出有因。朱先生有帮孩子改诗的嗜好，改了以后，还喜欢收在自己的诗集里。朱倓的诗大家能够读到，就是因为经过朱老夫子的亲手改削，作为附录收在《郦亭诗稿》中。同样可以见到的，是朱偰《万里长城歌》：君不见，长城万里气吞胡，
秦皇汉武逞雄图，
但使长城名不灭，
大汉天声终不绝……这首诗歌曾在学校和军队中广为传唱。朱自清与朱偰斗古诗，甘拜下风，说白了就是童子功不如人，毕竟他没有朱希祖这样大师级的父亲。常人的想象中，朱自清这样的大教授，古典文学功底一定了不得，可是没想到，最后竟然栽在年轻差不多十岁的人手下，家学渊源，不服不行。要说朱偰还是学经济出身，当时刚二十五岁，因为有洋博士的招牌，一回国，便成为中央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不久又当了系主任。写几首古诗，对他来说，不过是旁门左道，玩一把而已。人要是厉害了，就算是像票友那样玩玩，也是非同小可。
朱偰这样的人，很容易被人当作谈资。首先是新派，北京大学毕业，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其次是洋派，德国留学，受欧美人文思想改造。用今天时髦的话，属于地道的成功人士，精英中的精英。他没有子承父志，以文史为专业，而是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经济学。朱偰后人曾为我提供了一份他亲手制订的书目，其中有大量谈经济的文章，共有六十二篇。朱偰将这类文章分为五类，泛谈经济的为一类，譬如写于战前的《世界经济恐慌与德国政局之变迁》，写于战时的《中日经济战争决胜之关键》，《川中公路及东西公路沿线经济财政调查》。其他，如货币史，如币制，如金融，如外汇，又各为一类。
作为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一度又当过财政部专卖事业司司长，朱偰的观点对当时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有点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索性再摘几个题目供大家欣赏，譬如写于抗战期间的《展开沦陷区域经济的游击战》，《建设四川经济首当注意林垦业》，《重建后方证券及物品交易所问题》，《从民主主义立场观察物价问题》，单看这些标题，就知道朱偰的观点已经高于常人，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写得不仅专业，而且有趣。
金陵古迹图考
朱偰最有影响的两部书，应该是《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50年代初期，朱偰正在南京大学给学生上课，突然来了几位办事人员，说刘伯承和陈毅二位将军心血来潮，很想见一见朱先生，要和他面谈一次。约好了第二天派专车来接，让他做好准备。
我想朱偰当时一定吃惊，心里七上八下，横竖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两位将军权重一时，一位是上海市长，一位是南京市长，都是开国元勋，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要想接见谁，那绝对是给谁面子。促成这次会面的媒人，是《金陵古迹图考》。说起这本书，又是朱偰的副业，又是一个歪打正着。他的本行应该是经济，可是让他成名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多与专业没有直接关系。造化弄人，旁门左道也会折腾出大出息，这倒是个现成的成功例子。
朱偰30年代初从德国回来，正赶上国民政府大兴土木，疯狂建设新首都。那时候的南京，日新月异，时刻处在剧烈变化之中。今日城市发展中的矛盾和难题，当时也是一样遇到。去旧迎新，许多文物在建设中不可避免遭到破坏，有的干脆就是灭顶之灾。有识之士为此感到心痛，奔走呼吁，竭尽全力保护。赛珍珠在自传中，就曾写到过这件事。突如其来的巨变，让这位在中国长大的洋人感到深深恐惧，她在这个城市已居住了很多年，在这里教书，写作，完成了让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赛珍珠热爱这个城市，在她的思维中，南京像古耶路撒冷城一样古老，然而轰然作响的推土机，无情地摧毁了她的梦想。成片的老房子转眼间灰飞烟灭，她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也因此弄得非常僵。
平心而论，国民政府的官员，对南京文物的破坏，还算是手下留情，毕竟当时官场上，仍然有几位懂点文化的官僚。加上南京的文物实在是多，也禁得起糟蹋，毁坏一两样算不上什么。朱偰授课之余，纠集同好三人，开始对南京的名胜古迹，“加以实际调查，从事摄影测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举凡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林宅第，无不遍览”。他又爱好摄影，而且水平不错，用德国人生产的相机，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镜头。《金陵古迹图考》从千余幅照片中，精选三百二十幅编写而成。这部书完稿后，朱偰还不过瘾，又编印了《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出版，“一图一考，相辅而行”。这两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好评如潮。出版不久，抗战爆发，南京失陷，这书更有了一层不同寻常的意义。国破山河在，自古以来，南京这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就与民族患难息息相关，此次作为首都失陷，更易牵动人们的爱国情绪。刘伯承就是在延安时期，读到了《金陵古迹图考》，想到这么好的名都正沦落在敌寇手里，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刘伯承和陈毅一样，都是共产党里“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的超级帅才。换句话说，天下就是他们亲手打下来的。武人尚文，自古都是雅事，刘陈骑着马来到这个城市，他们要让朱偰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知道，自己不只是“公侯干城”的赳赳武夫。朱偰的遗孀凌也徽在《金陵图考寄深情》一文中，记录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
落座后，刘将军高兴地说：“昔日在延安读你书时，很想与作者一见。可那时我在解放区，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今日书与作者俱在眼前，可谓如愿以偿。神交已久，终于遂了心愿。”朱偰当时的心情不难想象，受宠若惊毫无疑问。接下来，便是陪二位将军按图索骥，游览南京名胜。首先登清凉山绝顶观莫愁湖，观石头城，然后去凤凰台吊瓦官寺遗址及阮籍衣冠冢，这只是一个上午，饭后继续，再登紫金山，北望六合八卦洲，南望中山陵灵谷寺。一闲对百忙，再也找不到比朱偰更好的导游了，刘伯承和陈毅游兴不减，过了几日，又邀朱偰陪同去南唐二陵，胜利者访问失败者，实在是很有意味。
赤子其心
朱偰晚年回忆自己的少年志愿，曾说：那时我佩服鲁仲连，功成不居；我爱好乐毅，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喜欢荆轲、聂政，支持正义，剪除强暴。那时候，我立志要做一个大丈夫，干一番伟大的事业。一个人活着要有用于国家，这是五四一代青年的美好理想。朱偰多才多艺，不但擅长旧体诗，还写过新小说。在朱偰后人提供给我的编目中，有大量谈古典文学的文章，还有八篇小说，其中单行本《泡影》写于1927年，此时朱偰刚刚二十岁。所有这些都不过玩玩而已，都不是学问的主攻方向。我想他当年选择经济学，未必是因为真心喜好。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我甚至怀疑这个选择，只是更看中了经济学的实用。虽然朱偰天生就是文人，怎么脱胎换骨，还是个文人，难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想法。在朱偰所处的时代里，立志要当大丈夫，第一等事业是投笔从戎，枪杆子里出政权。其次是搞政治，大小混个官做做。再其次实业救国，办厂，弄企业，当总经理当董事长。这三项都不沾边，临了又回到了传统文人的老路上，便没什么好戏可唱了。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朱偰的专业在今天吃香喝辣，在当时却是报国无门。抗战，内战，好不容易盼到和平，盼到安定，可是在国外学的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学玩意，于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用处。刘伯承和陈毅二位将军的亲切接见，他的两本玩票似的旧著，竟然如此这般地得到开国元勋的重视和赏识，所有这些都让朱偰感到“最大的幸福和鼓舞”。识时务为俊杰，从此，他开始改头换面，把自己做学问做研究的辎重，全部投入到了历史文化研究中。经济系主任朱偰正式下海了，先后撰写了《南京的名胜古迹》，《苏州的名胜古迹》，《江浙海塘建筑史》，《大运河的变迁》，《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对侵略斗争史略》等等。
1955年，朱偰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负责分管文物保护。一时间，似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的天性，大约是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津津有味，都能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成绩。业余爱好变成了专业，身上的旧文人气质得以尽情发挥。朱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力抢救散落在南京郊区的六朝古墓，在他的直接过问下，这些濒临灭绝的陵寝，一个个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树立标牌加以重点保护。
可惜好景不长，正当他如鱼得水干得欢快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偰遭遇上了轰轰烈烈的大拆城墙运动。南京的城墙举世闻名，在当上省文化局副局长的第二年，拆城墙的愚蠢行为，一下子变得势不可挡，转眼之间便昏天黑地。等朱偰闻讯赶到事发现场，就像刚发生了一场攻城恶战那样，好端端的城墙早已被拆得面目全非，东缺了一个口子，西扒开一大片，或夷为一地，或变成废墟。突如其来的大劫难让朱偰目瞪口呆，如丧考妣，他立刻向市政府提出紧急建议，反对这种野蛮破坏古代文明的荒唐做法，又奔走呼吁，为广播电台写稿子，联合社会各界保护古城墙。
谢天谢地，在舆论的监督下，古城墙遭受了重大破坏，总算没被完全拆光。可以这么说，南京城墙最终得以保留，朱偰功不可没。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护城墙有功，因为奔走呼吁，他竟然被打成了右派。朱偰不服气，不服气也没用。他向政府提出批评，完全是从爱护文物出发，没有任何恶意，可是党说你有，就是有。朱偰错在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说忘了自己是谁。
被打成右派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一前一后，冰火两重天。朱偰有两个夫人，俗称两头大，洋太太德国人欧兰女士，本土太太凌也徽女士，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有一大堆可爱的子女，被打成右派前，他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打成右派后，官被免了，薪水降了，只能乖乖地夹起尾巴做人，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这还不算完，对他的残酷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1949年以后，叶灵凤去了香港，成了海外华人，偶然读到《金陵古迹图考》，他是南京老乡，对这本书激赏不已，睹物思人，大发感慨：前几年听说朱氏仍在继续他的南京一带文物史地调查研究工作。现在的工作条件自然比二三十年前更好了，希望他能有新著作问世，以慰我这个羁旅天涯的游子。叶灵凤并不知道，经过十年的苦难，在1968年7月15日深夜，学究天人的朱偰，因为不能再忍受对他的人格污辱，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2005年1月7日于河西
（选自《万象》，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