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毓鼎澄斋日记》序言[*]
清朝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名人大多有日记刊行于世。如政治家林则徐、李星沅、曾国藩、翁同龢、王文韶、唐景崧,以及学者李慈铭、王闿运、叶昌炽等。名人往往处于历史旋涡的核心,比普通人有更多见证历史真相的机会。他们或铺陈重大历史事件,或书写读书心得,或阐发个人胸臆,或缕述起居琐事,或披露参政内幕,这些文字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一些官吏位居中下层,但关心时事,富有才能,又有机会结交权要,出入豪门,甚至行走宫内,侍奉皇帝。他们见多识广,了解政坛内幕,消息灵通,所见所闻写在每天的日记中,常常能透露其他文献资料中见不到的历史真相。这类日记,其历史价值甚高。
摆在我面前的《恽毓鼎澄斋日记》的作者恽毓鼎,原籍江苏常州,任晚清史官19年,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编书处总校、总纂、总办,功臣馆总纂,讲习馆总办等职,是清廷为数不多的皇帝近臣之一,曾随侍光绪皇帝,写有《崇陵传信录》,是记述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他熟悉晚清宫廷内幕及掌故,成为宫廷事件的旁观者和记述者。《恽毓鼎澄斋日记》虽然常从日常生活入手,但记事并不琐碎,保留有大量政治历史资料和宫廷生活细节。
恽毓鼎还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过《各国政艺通考全书》的总校兼总纂。宣统二年(1910),翰林院奏设宪政研究所,以恽氏为总办。因此他也是晚清新政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其日记对晚清政治风云与思想变迁颇多反映,时发议论,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日记称:对官员所上八项变革办法条陈(一铁路,二军制,三变通科举,四造就人才,五筹款项,六重工商,七矿务,八交涉),恽氏认为第一、第五、第七三条可斟酌而行,其余固宜就今法变通,却反对单纯对西洋之法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观点是,中国自有长处,患在用人不当:“故重情面,袭具文,苟且姑息,以致弊端百出耳。必欲舍己从人,而仍用此等丧心误国、贪利营私之人,亦何法不能滋弊哉!”对于器械之道与人相配合的重要性,恽氏以中日战争为例发出了自己的感叹:“中日战事,我兵皆望风而遁,无人向东发一矢放一炮者,故使敌人得利耳。岂得咎以器械之不精哉!即尽得外洋火器,而纪律不精,刑罚不严,委而去之,徒资寇也。”这真实反映出面对西方入侵时,晚清士大夫普遍呈现出的焦虑心态。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使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仅仅靠引进西方器械之道使国家走向富强所导致的局限性。以后的戊戌变法即着眼于制度变革,20世纪初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素质的质疑和讨论都是由此引发而来。《恽毓鼎澄斋日记》中所反映的心态成为时代变迁的晴雨表。
《恽毓鼎澄斋日记》按年编排,起自光绪八年(1882)恽毓鼎中举始,至其逝世前一年(1917)止,其间有残缺。恽毓鼎曾将所记内容概括为六类:文献、时事、读经史子集笔记、论古文诗词、民俗风情、家庭琐事。文献、时事二类中含有大量的时局议论。最重要的是《恽毓鼎澄斋日记》反映了清廷末世的腐败。他在光绪三十四年的日记中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可为太息。”在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凡为外官者,必谋要津大老书函致其上司,名为‘运动’。且视京官无不嗜财,但挟重金,即以为无投不利。此虽贵人有以致之,然亦可以觇风气、测人心矣,可叹可叹!”再如,他在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就通过点评五代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所言五不足惧六可畏,来讽喻当时的政局。认为:宣统年间所谓六可畏者,无不蹈其辙,“更加以贪人败类,贿赂公行,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乎?”
但恽毓鼎本人处在衰世浊流中亦非洁身自好者。他曾讨好奕劻和袁世凯,上疏弹劾瞿鸿!、岑春煊,在晚清权力斗争中推波助澜。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民俗风情与家庭琐事二类中所包含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内容。以往我们对晚清日记的解读与研究利用多只注意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而忽略日记中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而中国历史研究要实现突破,恰恰要把目光投向这些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展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更广阔、更复杂的层面,以及实现历史转变的全貌。前几年乔志强同志在点校刘大鹏《遐想斋日记》中对此已有所反映。在这方面,《恽毓鼎澄斋日记》同样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日记中举凡古籍版本、书画手迹、行医处方、天气天象、地理地震等,均有程度不同的记载。恽毓鼎叙事的优点是不像一般日记,行文易走如流水账的叙述模式,而是叙议结合,往往将对话语言等细节照录其中,存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