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困境
从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马力”越来越强劲，人类正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快车道上，却看不到前途，也找不见归途。人类正在飞速地“文明”为“人累”。自己累自己，自己是自己的败类。
人是唯一要穿衣服而不要脸的动物，是唯一为了明天的享受而永远在今天苦苦追求的动物，是唯一追求智慧而又始终执迷不悟的动物，是唯一高举文明的旗帜而涂炭生灵的动物。
如今人们使用的不只是父辈传承下来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并且没有交接下去的打算。
如今的社会就像宴会厅里的餐桌，人们身体围拢在一起，心却相互分离。脸上堆满了笑容，手中紧握着刀叉。
如今的经济有增长无发展，抽空了明天填补今天。
如今的人们有财富无幸福，榨干了灵魂满足肉体。
“作茧自缚”正是如今人类的现状。人类需要“化蛹为蝶”的智慧与能力。
地球的“癌变”
地球病啦！
地球的确病得不轻！
人们说，有什么也别有病。不过，人病了，总还是有一些办法治疗，也还会有亲人好友的关爱，甚至还会引出“一病泯恩仇”的故事。不知道地球病了，神圣的上帝有没有办法治疗，其他星球是不是会有所关爱。
人，大都会生病。
人的身体驻扎着不同兵种的细菌部队，这些细菌部队一方面在人体内拓荒种田，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帮助人抗击外部细菌的入侵，还经常给肠胃等“部门”做个义工，帮助其消化吸收，成为人的生命的构成部分。它们相生相克，保持整体平衡，反映到人的生理上就是健康的。一旦均衡被打破，某一种细菌过于强大了，人的身体就会出毛病。人还有一类疾病源于细胞的“变心”与叛逃。癌症就是其中之一。人体中的正常细胞受到某种刺激，它认为“主人”对自己不公，立场发生突变，就成了癌细胞。癌细胞不仅发展快，并且善于“移民”。一般来说，癌细胞“移民”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称为侵犯。就是癌细胞松开癌细胞之间的连接，使得一些癌细胞“重获自由”而移动到其他地方去。第二种方式称为内渗。就是癌细胞穿过血管或淋巴管的内皮进入循环系统。第三种方式称为外渗。在循环系统中经过长途跋涉的幸存者，会穿过微血管的内皮细胞到达其他组织。这些癌细胞在新大陆上，繁衍生息，迅速发展，形成转移的恶性肿瘤。
地球的病和人生理上的病道理基本类似。
在地球的表面生存着千奇百怪的动植物，这些东西类似于人身体里的细菌，它们相生相克，保持平衡，表现出来的是自然万物的和谐统一。有一天，忽然有一个细胞组织发生了变异，进化成所谓的“人”。人有了理性、智慧与意志，从而打破了自然的平衡，万物和谐的状态就此告一段落。人运用自己的超强能力，试图成为万物的主宰。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各种工具，改造自然，猎获食物，使自己日益强大起来。于是，人类不再满足于这种对自然的一般性“侵犯”，开始了“内渗”，也就是不断的迁徙。人们穿过森林、江河、海洋，幸存者们“外渗”到新大陆，并迅速地扩张繁衍，如癌细胞一般贪婪地吸取他生存的母体——地球的各种营养，如同转移了的一个个的“恶性肿瘤”。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狂妄地宣称，人类彻底从自然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成为大自然的“自由公民”。这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判断，如同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国军进入延安之后，错误地认为共军败局已定一样。共军撤出延安，只是一个战略性的转移。
地球感受到了威胁，认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它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自己的生命。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治疗方略，使用了多种治疗手段，如实施外科手术（地震、暴风）、化疗（传染病）、放疗（干旱、火灾），大剂量地使用抗生素（洪水、海啸），等等。但是，这些措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激发了人类“与天斗”的热情和智慧，使之反抗自然的“运动”愈演愈烈。如今，人类已经不满足于在地球的表层，以地球的“皮屑”与“汗珠子”为生，而是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持续提升他们“上天入地”的能力。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深入地球的皮下、肌肉和内脏来“扒皮抽血”，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恶性肿瘤”的疯狂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一簇簇的高楼大厦，一片片的地下钻井，一个个的航天器发射架，无不预示着“恶性肿瘤”无限扩张的可能性。
然而，地球是不会甘于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它在宇宙的配合下，不断探索实践着新的治疗方法，比如：传播“艾滋病”等，试图在人类创造生命的源头上解决问题；制造“口蹄疫”、“禽流感”、“猪流感”等，期望在斩断人类生存的“生物链”上取得突破；水质、空气质量等生态环境的恶化，则是地球对人类“不惜一切代价”的围剿；而全球气候变暖，则是地球对人类的“自杀式”报复。
这是不是危言耸听？我想不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地球的癌细胞，人类就是地球的癌变。人类是不是与癌细胞一样必然和它生存的母体一同灭亡呢？这是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地球的“癌变”，是地球的困境，更是人类的困境，根本上是人类自身制造的困境。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同大自然的斗争，一直企图摆脱大自然的束缚，却遭到了大自然更高层次的围困。人让地球“染”上了癌细胞，地球也用各种各样的“癌症”围困人类。地球与人类的斗争日趋复杂、日益激烈。迄今为止，还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尽管政府在文件上、墙壁上到处写着，要让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之类的煽情语言，而且在一些城市的确也多了一些草皮、树木与景观，但这些“植皮术”、“美容术”，并不能使地球的“病变”有实质上的“企稳向好”。人们习惯于做一些掩耳盗铃的勾当，自欺以欺人。
我一位搞文学的朋友说，自己曾经在《中国摄影》上看到过一幅叫《癌细胞运动》的照片。照片上美丽的癌细胞伸展着妖娆的触角，悠然地，肆无忌惮地游弋着。它前进的道路无论通往哪个方向，都只有一个结果——一个无底无边的黑洞，一个无限扩张的黑洞，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它的运动是一种吞噬，人类的运动对于地球来说不也是一种吞噬吗？不同的是，人类的运动形式穿上了科学的衬衫，文化的外衣，因而也就更具有欺骗性、也更加可怕。
人们说，森林是“地球之肺”，湿地是“地球之肾”，江海是地球的“循环系统”，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如今，森林被砍伐殆尽，湿地已经“硬化”，江河变为“江涸”，空气已成浊气，生物多样性正以多样性的方式减少，地球真是“五脏俱废”、“体无完肤”了，而人类却仍如饕餮一般吞噬着经过亿万年积累起来的“地球盛宴”。
人“疯”了，地球已经生命垂危，进入了倒计时，剩下的一分一秒都重要。
经济“疯”了
“疯子”的典型特征是失去理性，行为与目的之间没有了关联。疯子有疯子的优势，人间的事一般是强者遭人嫉妒，弱者受人同情。人一旦“疯”了，就天然地占有了优势，可以赢得人们无条件地关爱或帮助，即使是犯了杀头之罪，也可以不予追究。“疯子”从不需要担心什么，一切自有人谅解，自有人操心，自有人保护。
“现代经济”就是这样一个疯子。
这不，疯疯癫癫（也可以看作是风风火火）的世界经济在2008年又“抽风”了一把。这个“疯子”自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如阿甘一样不停地向前、向前，人们都以为它周期性发作的毛病彻底治好了，没想到，它在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刺激后，旧病复发，忽然间如挂了倒挡的汽车，向后急驶，直把人们吓得目瞪口呆、腰腿发软。慢慢缓过神来的人们，跟着就开始着急上火，大呼小叫。于是，大夫、郎中一同登场，外科、内科一齐上阵，检查的、会诊的、开方的、手术的、打针的一阵子忙乱，“内治、外治、混合治”，十八般武艺用尽，无奈“疯子”依然喜怒无常，各路高手们无法从其“指标体系”中作出——“病情”发展阶段与发展趋势的一致判断。一时间，人们如何为经济号脉、会诊、治疗，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人们还给经济的这次“抽风”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作“金融海啸”。
此时，人们少有地表现出了万众一心，如奶奶侍候小孙子一般，俯首帖耳，千方百计地哄着、护着脆弱的经济，生怕它再出一点点闪失。“疯”了的经济，具有了多种多样的特征，像世界霸主，像企业老板，又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经济从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经济原本的意义就是生产或生活上的节约、节俭。前者包括节约物质资料和劳动、资金等，最重要的是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就是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后者指个人或家庭在生活消费上精打细算，消耗较少的消费品来满足最大的需要。
在公元4世纪初，也就是东晋时代，古代汉语中就有了“经济”一词，意思是“经世济民”、“经国济物”，也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意思。英文“economy”源自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íα（家政术）。οικο为家庭的意思，νομíα是方法或者习惯的意思。 可见，经济本来的含义是指治理家庭财物的方法，是与维持和延续生命有关的事情，到了近代才扩大为治理国家的技术，为了区别于之前的用法也被称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这个名称后来被马歇尔改回经济学（Economics）。到了现代，如果单称经济学的话，是指在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广的层面来考虑经济。因此，一般在指称经济学的时候其内含是与政治经济学基本一致的。
19世纪晚期，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最初，“economics”被直接译为“富国策”、“生计”、“理财学”等。首先用汉字“经济学”翻译“economics”的是日本人，后来中国人把这个西文日译的词“译”回了中国，成为了现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的另一来源。《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对“economics”的解释有三种：第一种意思是（金钱、力气、时间、资源等的）节省、节约；第二种意思是理解；第三种意思是（国家的）经济管理、经济制度。
总之，“经济”就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就是在各种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下，如何于各种可能的选择中，选取代价最小而收效最大的那种选择。可见，人才是经济的“主人”。人把“经济”创造出来，是让它为人的更有效率的生计、更舒心的生活服务的。而不是如今这样，人们把经济当祖宗一样侍候着。
经济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轨道，逐渐成为人的“主宰”，进而演变成为“经济暴君”，是近代才有的事。确切地说，是从17、18世纪发生“演变”的。那时，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诞生，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资本的地位上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奴役者与被奴役者之间的关系（主仆关系），变成了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关系（劳资关系），资本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载体，成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中介、证明和裁决者。资本的地位上升到这样的位置，即资本所有者和资本雇佣者都要为资本的“保值增值”服务。人成了“第一资源”，资本成为事实上的“老板”。人与物质、金钱一样被抽象为可以利用的资源，为了给人一点安慰，被送上了一顶“第一资源”的桂冠。其次是欲望的能量被无限开发。人的欲望理直气壮地走上了前台，“经济人”假设成为制度安排的基本前提，满足人们利己的愿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欲望变成了一张张贪婪的面孔，脱离了自己的基本需要，被诱惑、放大，迅速地攀升，成为一辆由“醉鬼”驾驶的汽车，一味地横冲直撞，完全失去了控制。“醉鬼”自认为有目标，实际上无目的。或者说，开车前进成了“醉鬼”不是目的的目的，如果没有外力制止，不到油尽车毁，不会停下来。财富由被人追逐的目标，发展为执杆钓鱼的“姜太公”。人的欲望五花八门且永无止境，好像是为自己，实质上，人完全被物欲所左右，成为物的“玩偶”。再次，利润成为生产的目的。企业被定义为单纯的经济组织，企业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利润。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企业利润的不断增长。企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不再以生产为重点，而是以创造需求为重点，美其名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实质上是以诱导客户“买单”为导向，来达到增长利润之目的。最后是交换成为生产方式，也成为生活方式。工业化以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产能力越来越强，交换不仅是生活的需要，也成为生产的需要。为了方便，商品的交换则被纸币替代，以后又直接被“数字”代替。此时，任何人离开了交换已经很难生活下去。工人不交换就没有饭吃，农民不交换则没有衣穿，企业不交换则无法生产。于是，在城市中诞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即：“消费无产者。”
不可否认，这样一些变化，是积极的、进步的、有意义的。它把大多数人从与少数人的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过去的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在法律上平等了；它把人类原始欲望的能量进行大胆地开发与应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从此，人类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换句铁路行业的话说，就是进入了“大提速”的时代。工业化、电气化和信息化，世界的变化让人应接不暇，丰富的物质生活让人享受着“天天过年”的日子。如果旧时代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能看到今天中产阶级的生活，也只能惊讶、仰慕与叹息了。
然而，人们在享受了一个阶段的喜悦之后，却发现自身又陷入了新的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人成了经济的“仆人”。人自身必须一心一意地保证经济的增长，聚精会神地为经济发展服务。经济不再是手段，而成了目的。经济增长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究竟是为消费而增长，还是为增长而消费。这个困境是怎么产生的呢？
大家知道，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两个主要的环节：一个是生产的增长，一个是交易量的提升。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增长，也就意味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的产品，需要经过若干次交换后，才能到达最终消费者。一旦没有了交换，生产和生活都会难以为继。交换也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人有东西要卖，一个是有人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表面上看，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生产能力迅速提升，而人的欲望也总在不断膨胀。可事实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就生产的一方来说，它要想卖得多和卖得价格好，要想消费者多买且多付钱，就必须持续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生产能力和质量的提升又对卖多卖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企业就会破产。由此，生产者成了机器的奴隶，成了生产的“仆人”。既要竭诚尽力劳动，又要千方百计“叫卖”。就消费的一方来说，人们要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必然要有一定的购买力；人们还渴望满足营销商“忽悠”出来的需求，则需要无休止地提升自己的购买力；人们必须把手里的钱花掉，才能使自己不失去再赚到钱的机会；因此人们就必须不停地奋斗、辛苦地工作来赚钱，然后毫不吝啬地把钱花掉，再去汗流浃背地赚钱，如此循环往复，直至丧失劳动机会或劳动能力。由此，消费者就成了交易的“仆人”，也就成了机器的奴隶。消费者不再是主动消费，而是被动消费。这就是城市“消费无产者”的现状。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社会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的提升是很难长期保持同步的。两者一旦出现不同步，经济就给人以“脸色”。人们称之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较可怕的表现形式为生产的过剩与购买力的不足并存。通俗地说，就是生产商手里有东西没有人买，保存还得增加成本，而要赠送出去，需求又会进一步减少，造成新的积压；而在消费者一方，是有需求却没有购买能力。购买力不足，必然带来企业销售不畅，开工不足，甚至破产，接着是个人收入减少甚至失业，再接下来，就是社会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于是，政府也就被迫沦为经济的“仆人”，卖力地在拉动需求、促进消费上下功夫。
总之，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人都必须不停地消费，不停地劳动，否则，经济就会“变脸”，保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人们无可选择的选择。不管是自觉也好，强迫也好，人及整个社会都成了经济的忠实“奴仆”。就像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从辈分上讲是清楚的，爹妈是爹妈，子女是子女，但爹妈却又必须按照子女的意愿行事，而且许多时候还是不自觉的。
到了20世纪末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已经发展成为最强大的无形的“恐怖组织”，具有了“绑架”与要挟国家甚至是世界的实力。并且贯彻与时俱进的思想，不断创新“绑票”的内容和形式，由“有形绑票”（经济危机），发展为“有形绑票”与“无形绑票”（金融危机）并举。它以GDP为筹码，要求世界各国为刺激消费“买单”。它每一次“绑票”都获得了成功，几乎从来没有国家敢拒绝，至多也就是在“赎资”的多少上进行象征性的讨价还价。在人们热切期待的所谓G20会议上，首脑们关心与讨论的不过是“赎资”的多少及如何分担，并没有多少新的创意。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人们购买力的不足也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购买力的绝对不足，表现为个人的购买能力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如衣食住行等；一种是购买力的相对不足，表现为个人的购买能力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过度需要”，如生活奢侈品等。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经济危机，虽然也会以购买力绝对不足的形式出现，但其主要根源却是过度消费，是资本的贪婪和人的贪婪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的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经济就被人逼“疯”了；而经济“疯”到一定阶段，人反过来又被经济征服了，成为了经济的“仆人”。资源的相对有限性要求人们相对节俭，而市场经济的运行又必须建立在人们保持旺盛需求的基础之上。欲望的无限性要求人的欲望要有所节制，而市场经济的运行又要求持续提升人们的消费欲望。这种矛盾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是无法克服的。原始人对自然无能为力，而今天的人们则对自己创造的经济已经束手无策。人已经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失去了与他人和自然的具体联系，成为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人与他人与自然的关系远了，与富有意义、充满情趣的生活远了。
经济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经济本身不能成为目的。一个社会，不重视发展经济，肯定“混”不下去；一个社会只知道发展经济，同样“发展”不下去。必须给经济活动本身以恰当的“身份”，这个恰当的身份是“仆人”，而不是主人。如同一个家庭的保姆，如果有一天她取得了主妇的地位，这个家庭就没有安生日子，时时面临“解体”的危机。
文明丢“心”了
“猪流感”、人流感，人、猪交互流感，这正是“猪们”对向来以文明自居的人类的又一次极大嘲讽！
啊哈！彼此、彼此呀！
人类文明已经让人类从整体上陷入了困境，人人似乎都是文明的参与者、创造者，人人又都成为了文明的敌人。换言之，人类创造的文明正在日益走向人类所期望的反面。正因为文明属于人类“整体”，也就都不怎么尴尬，也就都心安理得地继续“文明”着反文明的思维和行动。
人类以创造了人类文明而自豪，个人也以文明人而自居。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那就是乐于炫耀本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为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一直以来，发达似乎天然地和文明相近。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更是成了文明的“领路人”和“弄潮儿”。富有仿佛和文明是“一家人”，发展好像成了文明的尺度。然而，事实上，正是这些所谓发达且文明的国家在不断制造人类的灾难。人们逐渐认识到，穿上性感时装的“现代文明”，很像“美女蛇”，很诱人，也很伤人；穿上戎装的“现代文明”，很像披着羊皮的“狼”，很欺人，也很吃人。如若有谁不服的话，不妨看看“现代文明”的主要业绩记录：
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现代文明的中心欧洲爆发，并波及全世界。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2000多万人受伤。
1939年到1945年，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动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军民死亡1亿零221万余人。
1945年8月6日，美国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向日本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造成十几万人死亡。
这两次战争都运用了人类创造的最新物质文明成果，都是由代表当时世界文明最新成就的发达国家发起的，对人类带来的灾难都是空前的。大炮的怒吼不仅吞噬了人的生命，而且消耗了世界财富，让地球和地球人的心灵都伤痕累累。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美丽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经济萧条，政局也陷入混乱。
2008年，美国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持续成为一股“腐蚀性”力量，诱发全球性“金融海啸”。从9月12日到10月13日，一个月时间内，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17.81％，纳斯达克指数跌幅18.44％，标普500跌幅19.84％，日经225指数跌幅32.24％，韩股综合跌幅12.81％，香港恒生指数跌幅15.71％，德国DAX30指数跌幅18.8％，伦敦金融指数100跌幅21.41％，法国CAC40跌幅18.49％。全球股市损失25万亿美元。
这两次危机都运用了人类创造的“软文明”的最新成果，都与代表世界文明最高水平的美国密切相关，都造成了人类生活质量的空前暴跌。
还需要再说“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9·11”事件吗？还需要再说“文化大革命”、“三鹿奶粉”、“苏丹红”事件吗？
人类有必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如果能够飞行就是文明，鸟类是不是更有理由以文明的先驱自居？如果能够建造楼宇就是文明，蜂蚁是不是更有资格炫耀自己文明的历史？如果可以疯狂地猎取食物就是文明，豺狼是不是更有资本为自己文明的本性而自豪？
“G20”更有必要讨论这样的话题，即：杀一个人的人是罪犯，杀一群人的为什么是英雄？当众“放屁”的人是不讲文明的人，向自然、向宇宙“放屁”的人们为什么要让人称颂？愚弄少数人的人是狡猾的坏蛋，愚弄一个群体的人为什么是政治领袖？
也许我们一时还不能够把这些问题梳理明白，也许我们一时还不愿意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视一下以往我们对文明的解释与理解。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是这样解释文明的：一是名词，指文化；二是形容词，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三是形容词，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那么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法国《法国大拉罗斯百科全书》（1961年出版）对“文明”的解释是：一指教化；二指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艺术、道德和物质生活的总称。
英国《大英百科全书》（1974年出版）对“文明”的解释是：一种先进民族在生活或某一历史阶段中显示出来的特征之总和。
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78年出版）对“文明”的解释是：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程度；继野蛮时代之后社会发展的程度。
原联邦德国的《大百科词典》（1979年出版）对“文明”的解释是：从广义来说，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从狭义来说，指社会脱离了人类群居的原始生活之后，通过知识和技术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状态。
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同民族的人们对文明有着一定的共识，但人们对文明的认识还是比较宽泛的、粗线条的，任何一种答案都没有勾画出其最本质的东西，也没有给出测量和判断文明的明确尺度与基本标准。
如果说，文明是“一种先进民族在生活或某一历史阶段中显示出来的特征之总和”。那么，先进民族的标准将由谁来确定和认可，这就留下了悬念。事实上，谁有了先进的武器，谁就成了标准的制定者。谁都想让自己的“拳头”最大，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那么，谁有大规模地杀人的能力，谁能“杀人不见血”，谁就代表了先进，当然也就代表了文明，战争也就随时都可能以推广文明的名义并以不文明的形式发生。
如果说，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财富又被定义为“具有价值的东西”。而人们对什么是具有价值的东西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文明也就没有了尺度。事实上，往往谁有了更多的财富，谁就成为文明的尺度。追逐财富也就理所当然地与追求文明画上了等号，贪婪和掠夺就有了一件漂亮的外衣，“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就永远也不可避免。“金融危机”与战争相比，似乎非常文明。就像张飞以“丈八蛇矛”杀人，就没有佐罗执剑杀人显得文明，而索罗斯用“鼠标”取人“性命”，又比佐罗文明了若干倍。
如果说，文明是“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的话，就需要进一步回答，“良好”的标准又是什么。有的以勤俭为风尚，有的以超前消费为正确的生活方式，有的以“一夜性”为风尚，有的以“终身制”为良好，没有一个民族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好，而风尚又往往会“循环往复”，那么，文明则成了没有灵魂的标签。文明也就为一部分人蔑视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压迫一部分人提供了依据，文明也就成为了人类冲突的源动力。
如果说，文明是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那么，这个“较高”又是以何为参照呢？必然又要以总和、特征、先进、良好之类的概念来作循环的解释。
更重要的是，“财富的总和”也好，“特征之总和”也好，“方式和风尚”也好，侧重的都是对“文明”之范畴的界定，缺少了对“文明”之核心的关注。
中国古代尚书《舜典》，对“文明”一词的解释是：“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显然，中国古代先哲创造文明一词，是借用自然现象来说明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理想与追求的。文者纹也，就是纹理印痕；明者日月也，就是辉耀光明。在人类尚未出现之前，自然界本来就是有文也有明的。地上高山大川就是经天纬地之文，天上红日皓月就是照临四方之明。
但是，人类并不视自然的造化、自然的文明为文明，而只认人类的活动、人类的创造为文明。这正是产生人类文明悖论的根源。人类几乎没有深刻反思人类文明是建立在以“人为至尊”的错误的世界观和以“自我为至尊”的谬误的人生观之上的。由此，首先造成了人类的伦理逻辑忽略了对自然的尊重、对人之外的生命的尊重。其次造成了群体的伦理逻辑忽略了对“自我”之外的人的尊重，因此造成了事实上任何人的生命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现状。
尼采宣告“上帝死了”，科学为“上帝”验明了正身。从此，人道主义的伦理学代替了神道主义的伦理学，占据了伦理观念与伦理实践的统治地位。人以宇宙的主宰自居，理所当然地成为“万物的尺度”。人们自信“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没有任何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尊严”（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人对其他万物都是居高临下的，人在万物面前的优越感与时俱进，人们否定动物的意识、情感、语言，视动物如草芥，视山川河流为无生命的存在，对它们进行着永无休止地暴力掠夺。人成为唯一的目的，其他万物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万物的价值完全由是否对人类有用来衡量，这似乎有些道理，但是，人类对自然万物及其之间联系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并不能清楚地判定万物对于人类的真正价值。因此，人类自以为是地改造万物、享用万物，结果是人类彻底地破坏了自然，也在不知不觉地毁灭自己。于是，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臭氧层消失、温室效应等一系列实在和潜在的灾难接踵而至。
快捷的交通、即时的通信使整个世界的人都成为近邻。“爱邻如己”也就意味着“天下为一”。然而，人们以“自我为至尊”的观念和以邻为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然，如果硬要找出一些进步的话，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由“要我活不要你活”变为“不容忍你活得比我好”。口头上说“合作共赢”，行动上是“我必须要赢过你”，哪怕是只赢一个点。再比如：由个体的“我”变为团体的“我”或国家的“我”。对“咱们”用一套行为规范，而对“他们”则用另一套行为规范。但是，这样的改进并没有改变人类的攻击性本能，人们仍然在玩着“近交远攻”、“远交近攻”等过时的把戏。于是恐怖威胁、“金融海啸”、核战争威胁等等，随时都可能毁灭人类引以为豪的所有文明成果。
人的知识不过是自然智慧海洋中的一滴水。自然文明才是最高形式的文明，人类文明不过是自然文明的一部分，是对自然文明的发现、发掘和发展。人类智慧的来源只能是对大自然无穷奥秘的探索。真正对人类有益的知识也只能是人类对自然奥秘的有限破解，除此之外的人类臆想的所谓知识唯一的作用就是把人类引入迷途。人比其他的动物强大之处，主要在于人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有能力认识自然并善加利用。人的能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人能够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纠正。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人类对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的一分子）认识的深化，以及在深化认识基础上的合理利用的智慧和能力，而不是对自然的斗争与征服。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对文明的认识脱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当然包括了人与人的和谐）这个中心，才形成了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反过来围困人类文明的恶性循环。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万物有灵，众生平等，人相对于其他生物而言并无特权。人类文明首先需要建构在对生命、对自然尊重的基础之上。以此为核心，人类文明肌体的三个构成部分：一个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并从中获取财富以满足人类发展需要而获得的全部知识和能力；另一个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制度、伦理道德；第三个是人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中所呈现的生活品质与精神追求，尤其是调节可用财富分配所必须的规章制度，才能沿着有利于人类整体与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人类才有可能摆脱一面发展文明一面被自身文明所困的窘境。
人类文明意味着对动物本能生存方式的超越，而不是所谓现代文明所侧重的对自然的征服力量。科技、知识都是工具，可以创造文明、发展文明，也可以破坏文明、毁灭文明，关键在于怎样去使用。创造贪婪掠夺的条件与手段不是文明，改造贪婪与掠夺的本性才是文明的要义。我们现在崇尚的以科技为中心的现代文明是不可持续的，是“自杀式”的文明。
文明为什么会“兽性大发”？它丢“心”了，至今没有找回！
社会掉“魂”了
“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跟你们没有关系。”南京一位75岁的老汉下公交车时，一头跌倒，爬不起来。跟在身后的乘客竟无一人上前搀扶，老汉大声喊出这句话后，众人才上前施救。
我在新春时节看到这则新闻，可我的心里却如同开启了一台大功率的制冷设备，由内到外阵阵发凉。合上报纸，一版头条是一长篇关于建设“社会文明”的新闻，那些美好的词语使我的视觉神经不自觉地痉挛，只好抬头去看窗外的天空。正午的太阳似乎被人间出奇的寒凉惊诧得将要逃匿，我怀疑她是否还有力量去温暖这个喧嚣的尘世。在一片悲凉中，我极力去追寻温暖，忽然想起了一部大片，它的中文名字叫《南极大冒险》。记得影片开头是南极优美的自然风光，一望无垠又一尘不染的蓝天雪地。“再往南走一点，你就会掉出地球”，轻松幽默的话外音，无意间清除了观众心中积聚的所有灰尘，让人有了一种灵魂出窍的清爽。此时，八只雪橇狗在洁白的雪地里向人们奔来。它们是：喜欢打牌的老杰克、冷毅的玛雅、憨憨的孪生兄弟杜威和杜鲁门、精力旺盛的巴克、活泼好动的迈克斯、还有温顺的小不点以及影子。它们不是来旅行的，而是作为人类的助手，进行科学考察的。但是，它们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它们比人类更无愧于南极这个纯净而美丽的自然世界。这样一些场景伴随着热泪凝结在我大脑的“光盘”里：
之一：飓风把考察站的旗帜吹走了，狗们开始一个个挣脱了脖圈，一个个离开了，只剩下老杰克没有挣脱。玛雅走上去咬着老杰克的脖圈，想帮它一同挣脱。但这个为人类工作了十年的雪撬犬并不同意，它放弃了生存，选择了坚守。玛雅只好轻轻舔着老杰克的额头，老杰克一动不动，看着远方，静静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之二：杜威在追逐极地五彩景象的时候不幸摔下了山崖，狗们在玛雅的带领下不顾生死地冲下去寻找。它们找到了严重摔伤的杜威，一起偎依在它身旁，希望用温暖的爱去战胜黑夜和伤痛。不幸的是，狗们醒来时发现杜威已经死了。继续待在山脚下是危险的，丢下杜威，它们别无选择，于是玛雅带领它们离开。这时，杜威的双胞胎弟弟杜鲁门，用舌头舔着哥哥的脸，用脚刨着哥哥身边的雪，发出惨烈的哭声，它是那么地渴望唤醒哥哥一同出征。当大家都离去时，已经成熟起来的“副班长”迈克斯跑回去，紧紧地用头靠在杜威的头上，用自己的身体去融化杜威身上的雪，同时叫着这个死去的同伴的名字，哀伤之情让人无不泪如泉涌。
之三：迈克斯发现了一只大死鲸，却被一只来觅食的硕大的海豹吓跑了。正当它惊魂未定的时候，伙伴们来了。为了让大家安全地吃上鲸肉，迈克斯便悄悄绕到海豹前方，抢了一块鲸肉就跑，引诱海豹来追它。它成功逃脱后停下来，回头看着伙伴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鲸肉，眼里放射出温暖幸福的光芒。然而，海豹突然掉头蹿出冰窟，咬住了玛雅的腿，迈克斯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狠狠咬了海豹的脖子一口，其他伙伴们也冲上来共同袭击海豹，迫使海豹松开玛雅，并仓皇逃窜。
之四：迈克斯和其他四只狗各叼着一只鸟回来，把鸟轻轻放在受伤的玛雅身边，之后退了两步，坐在一旁，等着玛雅吃。可怜的玛雅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它已无力再去寻找食物，宁愿选择自己饿死，也不愿拖累伙伴。玛雅衔起鸟，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放回迈克斯身边，然后退回，继续趴下。伙伴们都把自己嘴里的鸟放在迈克斯面前，请这个新任领袖来分配。迈克斯又衔起那只鸟，重新放到玛雅身边，并让伙伴们叼走那些鸟去吃。它见玛雅仍不肯吃，慢慢地匍匐着前去，把嘴挨近玛雅的嘴，两个相濡以沫的生命同呼吸、共命运。
之五：备受良心折磨的科考队员们终于回到考察站，来营救自己的助手。当其他雪橇狗都蹿上车时，迈克斯却不肯上车。它一边往后跑，一边向Jerry狂叫。它要求主人带上一息尚存的玛雅。玛雅静静地趴在雪地里，这个昔日神采奕奕的团队领袖已经奄奄一息。它并没有因为主人的到来而有丝毫的高兴，始终闷闷地躺着。也许在它的内心深处已经对人类彻底绝望。Jerry轻轻地抚摸着玛雅，惭愧地流着泪对玛雅说：玛雅你是好样的，对不起丫头！这时玛雅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就这样接受了主人的道歉。
我在被“狗性”感动之余，也还明白这些感人的故事情节是由“人们”和“狗们”共同制造的。因此就又想起了人骂人的一句粗话：“狗娘养的！”这话杀伤力很大，很容易让人“荷尔蒙”激增，激发暴力。可是，今天的人们很有必要想一想：“人娘养的”一定比“狗娘养的”更高尚吗？
老百姓说：虎毒不食子。人是由动物演变而来的。那么，人性和兽性大体应该有基本相同的原始起点。既然兽性之中蕴含着而且也表现出了让人惭愧与感动的东西，就有理由相信人性应该有更好的表现和更高的发展趋势。可是，跌倒的老汉（人）无人搀扶，而受伤的玛雅（狗）却有狗相救，人性败给了“狗性”，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兽性是天然的表现，而人性受到了社会的制约和影响。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社会是人性的综合体现，而人性又受社会塑造，二者是互为影响，相互推动的。打个比方说，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染缸里放什么染料是由人来决定的，而在这个染缸里生活的人，又很难不被这个染缸所着色。物理的染料改变的是物质的表面色彩，而精神的染料迷失的是人的灵魂。大多数人的灵魂丢失了，社会的“魂”也就散了。社会的“魂”散了，掉了魂的个体才是正常的人，没掉魂的个体却成了异类。就如同在疯人院里的疯子们眼里，医生才是最不正常的。
今天的社会，就是一个丢了魂的社会。那么，社会的魂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大体上了解一下人类社会的起源。换言之，就是人类为什么要组成社会。人类组成社会原本就是为了相互帮助、相互关爱。在西方，英语的society和法语socit均源于拉丁语socius一词，意为“伙伴”。这个“伙伴”起码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谋生（心身）的伙伴，是利益的选择；二是生长（心智）的伙伴，是发展的必须；三是人生（心灵）的伙伴，是幸福的需要。不幸的是，社会逐渐演变成为“经济社会”，“经济利益”似乎成为组成社会的唯一目的，社会变成了单一的“名利场”，心灵就没有了存在与发展的空间。
一贯倡导新古典主义的道格拉斯·诺斯认为，由于人总是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状态之中，于是在交易中就发生欺诈、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摩擦，增加交易费用和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而社会制度就是人们为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这是社会制度起源的一种契约论解说。安德鲁·斯考特和罗伯特·埃科赛罗德，还用博弈论来解释这种解说。他们假定人类社会一开始处于一种机会主义盛行、利益相互冲突的“霍布斯状态”或“自然状态”，但这种状态不会持久，因为缔约即建立制度可以产生一种“合作收益”或“合作剩余”，也就是大于不缔约时各方总收益的增量；这个增量开始是潜在的，人们经过多次博弈会发现这个增量，从而缔结合约，跳出“霍布斯状态”。许多新制度主义者不仅用这种过程来说明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初起源，而且依据它来解释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制度的一切后续的发展。
这一类的理论，为人们建立追逐财富的游戏规则提供了理论指导，对人类解决生物性存在面对的问题是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但却不能解决人的精神性存在所面对的问题，不能回答人获得了财富（名利）以后的问题。更进一步来说，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追逐财富本身既是动力也是目的。在这个阶段，有钱赚，有饭吃，有衣穿，身上暖，心里也暖。人在满足了身体的“饱暖”之后，自然就需要解决心灵的“温暖”问题。说白了，就是赚了这么多钱去干啥？人不“成功”时会由期待而痛苦，人在“成功”之后，又会由喜悦而失落。制度在解决“经济人”的问题上效力不小，但在解决“社会人”的问题上却效力有限。利益上的“伙伴”，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伙伴”，人心也就无法享受到人间的“温暖”。
现代社会，名曰“以人为本”，实质上依然把经济放在了中心位置，专注于物质刺激，过分崇尚与依赖制度，忽视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灵的安放，人们的周围到处蔓延着利益散发的诱人气息，人们天天面对的是冰冷的法律和空洞的道德。在如此糟糕的社会环境下，人必然被挤压而变形与变态。整个社会尤其是当权者疯狂逐利的结果，使得胜者为王的“狼图腾”文化、不择手段的“赢利”文化、没有廉耻的“权谋”文化、暴殄天物的“面子”文化得以大行其道，社会无可奈何地退回到野蛮与无知的权力通吃、弱肉强食中去。当一个社会群体对诸如一个年轻人去救一个溺水的老者而不幸失去生命是否值得之类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恰恰映射出这个社会人性陨落的开始。
如今，社会成了一个“大痰盂”。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向其排泄污秽之物。还是网络语言说得精彩：“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亮丑”、“秀丑”、形形色色的自我贬损或戏谑他人成了营销自己的有效方式，谁敢于赤裸裸地亮出自己的“流氓”本色，人们会感到他真实可爱，谁要是“讲卫生”，人们反而认为他是“伪君子”。认真与勤奋已经不再可敬，指责与嘲讽才更容易赢得喝彩。人们似乎只喜欢戏剧中的小丑，对主角已经失去了欣赏的兴趣。在财富创造、流动、转移的狂潮中，大多数人被裹挟着，被迫无休止地运动着，无计划的自我发展，没有清晰的价值标准和明确的生活目标，幸福永远在未来，而不在现实的任何成就中存在。更令人沮丧的是，人的行为既不能完善自我，也不是社会所期望的。人成了没有自由、没有自信、没有独立性的生物。这就是一个无“魂”社会的现状。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再好、再完善，也不过是某个社会的一个框架、一个形状，无论其多么完美，也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何况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来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只存在以不同的和确定的方式运行的社会结构。因此，如果一个社会抓住了“制度”而丢掉“魂”，那实在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是回答什么是社会的“魂”的时候了。其实很简单，它就藏在“社会”一词的原始意义之中，那就是“伙伴”。用弗洛姆的话说，就是促使人“保持团结和谐的信念”。换句话说，一个社会具有使得人类尊严与团结的信念保持活力的功能，也就有了“魂”。社会应该是心与心相互温暖的家。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是存在于病态社会的人；兄弟变成了仇敌，平等让位于等级，这不是人类社会，而是动物世界。
人，现在的状况，大体上相当于被困在动物园里的动物，长期下去，将本性全失。
政治忘“本”了
今日之“政治”，近似于堕落之修女，有些神秘，有些威严，也有些令人生厌。她的心似乎与“神”近了，而与神所要拯救的人却远了。这个为“神”服务的女人心里自然明白，神既没有宠幸过她的母亲，更没有接纳过她的父亲。虽说进了修道院，也还是和大众一样，依然是人的女儿。因而，她一面极力为自己涂上一层层神的光环，一面频繁地干着普通人也只能在最阴暗的角落里操作的勾当。
时下，小民们常被“政治家”们斥责为不懂政治。的确，如今的政治与市场上五颜六色的商品一样，包装得只有“包装”了，很容易让人忽略了商品本身。我们不妨撕下它的“伪装”，看一看其本来的面目。
现代政治被定义为：“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不少西方语言中的“政治”一词（法语politique、德语Politik、英语politics），都来自希腊语πολιτικs。这个词可以考证出的最早文字记载据说在《荷马史诗》中，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古希腊的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简称为“波里”。城邦制形成后，“波里”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以后逐渐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以后又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政治”一词一开始就是指城邦中的公民参与统治、管理、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
中国先秦诸子也使用过“政治”一词。《尚书·毕命》中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句子；《周礼·地官·遂人》中也有“掌其政治禁令”的说法。但那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政”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中国古代的这些“政治”的含义，与西方和古希腊的“政治”含义有一定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政治只是一种君主和大臣们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
在中文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一词，来自日本人翻译西方语言时用汉字创造的相同的“政治”一词。当英文的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人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孙中山认为应该使用“政治”来对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从词义上看，西方的政治与中文的政治意思异同是明显的。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指“众人之事的管理”；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政治强调：大家的事大家办，而中文的政治则强调：为大家办事。如果抛开单纯的字面意义，而从政治的实际运作情景来看，东西方政治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大家的事办好；而不一样的是路径问题。西方走的是“共商”之路，东方行的是“代表”之道。“共商”的意思是：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由于人多嘴杂，不好统一认识，容易“吵架”，甚至“打架”，效率当然也不够高，所以它需要制度规范与制衡，强调法治。由于人太多，不可能人人都参与议事，于是就推选出部分人来议事，这些人叫“议员”，意思是商量着为众人办事的人员。又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需要有专职专业的人士来为众人办事，于是就有了公务员，意思是专门为众人办事的人员。“代表”的意思则是：大家的事，由我代表大家办。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替大家做主，决策快捷，效率很高，但出差错的效率往往比做正确事的效率更高，所以他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来为大家做主，强调德治与人格修养。由于他是“为民做主”的，所以叫“父母官”，意思是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来对待大众。又由于人利己的天然属性与认识的有限性，出现“德才兼备”的“父母官”的概率与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相差无几，所以老百姓只能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明君”、盼“青天大老爷”。虽说概率低，可一旦“中奖”，则可“一夜暴富”。东西方在各自的“跑道”上竞争了千余年。互有领先，互有仰慕，也互有排斥。谁也不能完全令对方信服。
随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政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历史上，政治一开始就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表现为人们攫取、维护、建设、运作和制约权力的全部活动。政治现象产生之后，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制度设计上越来越完备，但在运作的目标上却越来越忘“本”。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越来越偏重维护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忘记了“众人之事”；另一个方面是，政治越来越单纯地服务于经济发展，而忘记了发展的根本目的。西方也好，东方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尽管政治家们获取权力的方式不同，但嗜好并没有多大差别，那就是都乐于引导“众人”如动物一般，为逐利而竞争和奋斗。所谓的政治智慧也就仅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谋取权力的智慧；另一个是激发“大众”谋利的智慧。在“以人为本”的漂亮外衣下，人成了为政治服务的“最活跃”的工具。
孙中山先生说：“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话固然有其道理。但有些要害问题并没有说清楚。比如，谁让你来“管理众人之事”就很要害。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想来管理中国的“众人之事”，这就不是政治，而是侵略。比如，管理的方式也很要害。暴力的、独裁的，就不能算是政治，说好听一点是霸王之道，说难听一点就是“霸王硬上弓”。再比如，“管理众人之事”的目的也很要害。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管理，算是政治，服务于巩固统治者地位的管理，就不是政治，只能算是权谋。
所以说，真正的老百姓的“政治”应该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管理众人之事”的管理者必须是经过被管理者授权的或者愿意接受的；二是管理者必须是为“众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服务的。
人是生而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天然地获得对他人的管理权。我之所以同意让你来管理，是因为由你来管理，比我自己管理自己能让我发展得更好。神农架金丝猴科考人员发现，在金丝猴部落中，一个家庭的统治权归属最强壮的雄猴，它的这种权力是经过决斗获得的。当决斗发生的时候，家庭成员都是平静的旁观者，无论谁获胜，它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因为只有强者才能使它们有更可靠的生存保障。人类的情形与此大致相同，起初，最有战斗力的人才能成为群体的首领。随着人类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增加，体能在竞争中的决定作用逐步降低，智能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大，决斗已经不是最好的选择方式，竞选也就应运而生了。由此可见，即使在最原始的意义上，“管理众人之事”也必须以你有能力让众人生活得更好为前提。
如今的“政治”们当然明白如此浅显的道理。但是，由于人们之间智能的差距不像体能那样显而易见，竞选也不如决斗那样标准明确和操作简单，导致今天的“政治”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与技术来包装自己的“管理众人之事”的能力，企图引导甚至欺骗“众人”。一如市场上不择手段地兜售自己商品的油滑商人。“政治”们越来越热衷于忽悠“众人”为“财”而乐、为财而死，从而忘记自我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人会因吸食鸦片而失去生命的活力，也会因吸食财富的“鸦片”而失去生命的意义。时下，许许多多的人们正在“政治”们的诱骗下成为财富“鸦片”的“瘾君子”。
“众人”没有了力量（智慧），“政治”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