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时空的象征：别雷小说《彼得堡》
弗·谢·索洛维约夫关于万物统一的哲学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真善美物质统一性”的美学思想，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艺创作和批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俄国象征主义美学和诗歌，他甚至被称为俄国象征主义的先驱。有的学者就明确写道：“在生命创造领域，象征主义者最近的俄国前辈当然是弗·索洛维约夫。”[1]
显然，象征主义不同于一般文学创作中的象征，前者主要是一种整体的象征，后者只是文本创作中的局部象征；前者的创作体现出从有限到无限的创作意念，善于把超越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结合起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兴起的俄罗斯象征主义除了表现出西方象征主义创作的一般特征以外，也显露出自己民族的独特性。这就是因为“上帝在我心中”引发的“神人合一”，因为“物质统一”产生的索菲娅形象，因为善与万物以及真善美之间的物质关联而导致的万物统一性，等等。弗·谢·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神权政治乌托邦思想，也有悲观的末世论和启示录情绪，更有东西方文明相融合的伟大使命感等等。
俄罗斯著名象征主义作家别雷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一部极为复杂，多层次与多级性相交融的象征主义小说。小说的主角是情节的发生地——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彼得堡，这是历史上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地。作家就是把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浓缩到俄罗斯帝国首都中来，因此，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彼得堡就成为了世界进程和宇宙力量展示的一个“数学点”[2]。在时间上，小说故事的展开也仅仅浓缩在1905年10月的9天里。然而，就在这极为有限的时间内，却“放映着世界历史的过去和未来”。[3]显而易见，别雷选择了有限的时空，则展示了时空的无限延伸。这里交织着西方的唯理主义、实证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情感至上等的冲撞。小说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都可以伸展出无限的象征意义。
长篇小说《彼得堡》中的参议员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的形象塑造就是“基于几何和官僚主题的荒诞的结合”。[4]阿波罗活动的中心是彼得堡的直线形涅瓦大街，它与许多条直线道路和警察站点相交汇，这既是象征着国家官僚体制发布各种政令的网状结构，又显现出这种理性主义权力的冷酷以及国家统治的无力。阿波罗已经不再是阿波罗神。小说另一位主人公是曾经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者杜德金，他的空间象征物是“混乱的瓦西列夫斯基岛，黑色的楼梯、爬着潮虫和蟑螂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式的阁楼”。[5]杜德金自认为是为社会，为国家而活着，但又被奸细利潘琴科控制着，这个“不可捉摸者”最终成为了国家和政党两股势力的牺牲品。参议员阿波罗的儿子尼古拉·阿勃列乌霍夫被批评界定型为“作为一颗鱼卵的人的讽刺形象”。[6]这里的空间象征物就是他试图用来谋杀父亲参议员的定时炸弹——装沙丁鱼的罐头盒，这表明了尼古拉代表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的优柔、复杂的多重性格。尼古拉既厌恶又怜悯父亲，既试图改变社会又行动无力，只能够成为“作为一颗鱼卵的人”。其实，在作家别雷看来，农民宗派主义者斯捷普卡的预言才是最为理想的，具有启示录的本领，他的空间象征物就是他要建造的一艘诺亚方舟，并以此反对一切独裁，游离于教会政权、国家政权之外。诺亚方舟的航向既不是完全驶向东方，也不是仅仅顺着西方的导航，应该是向着共同的祖先回归，驶向东方和西方文明精神共同的源头。
显然，别雷在代表作《彼得堡》中，运用非常有限的时空象征，努力揭示也许可以超越时空的象征意义。作家通过对各种势力的冲突和交融象征的描述，极有蕴意地表明，彼得堡作为人类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内在的矛盾冲突造成了对美好理想、传统、生态文明，特别是人类生存社会的一定破坏。真善美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统一已经失衡，要找回平衡与和谐，只能够向人类的祖先回归，回归到文明融合的源头，才是出路。长篇小说《彼得堡》在有限的时空中，即9天中的一座城市——彼得堡，更广地，甚至无限地揭示了万物统一、物质统一和融合的重要意义。
虽然弗·谢·索洛维约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特别是在《关于战争、进步、和世界历史终结的三次对话》（1900）中，表现出对神权政治乌托邦的失望，对人道主义理想的放弃，甚至怀疑神人合一的思想，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只是这位伟大思想家在感到自己生命垂危，即将告别世界时，表现出的一种悲观情绪，并不能够代表弗·谢·索洛维约夫本人的主要思想，更不是他为人类做出的主要贡献。其实，即便在弗·谢·索洛维约夫的晚期创作中，例如在他的宗教哲学论文《上帝概念（维护斯宾诺莎哲学）》（1897），以及第一部弗·谢·索洛维约夫文集《理论哲学》（1897—1899）中，他也根本没有放弃过自己奋斗一生的基本学术思想。
显而易见，弗·谢·索洛维约夫建立起了完整知识的哲学理论体系，始终坚持着万物统一的基本思想，索菲娅形象便是物质统一，神人合一的具体化。他的伦理学依然是以善为核心的万物统一，他的美学和文艺批评观还是把真善美作为物质统一的轴心，他的文艺批评理论的基石是宗教人道主义。他的哲学和美学精神直接影响了俄国象征主义。正是因为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学术贡献，使得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哲学、美学以及宗教文艺批评理论的民族特征更加显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学术影响，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就不可能如此繁荣。
[1] 奥尔加·马蒂奇：《爱的象征主义意义：理论与实践》，载《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上），林精华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2]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III），谷雨、王亚民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第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