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那日之前

二〇一三年九月，当时我人在纽约，在大学里修习新闻和摄影专业。迫于支付学费的压力，生活状况相当窘迫。当初是在家人反对之下，力排众议才赴美留学的，因此几乎没有接受父母的任何资助。

于是，我勤工俭学，先后做过翻译、保姆以及钢琴酒吧的服务生。酒吧的工作总是深夜方归，当时与我同居的男友比较担心，所以也无法经常出勤。不过，和做保姆相比，酒吧的薪水却高得多。

在纽约与山口相识

在酒吧里，时常可以倾听来访纽约的各种职业人士畅谈他们的经历和见解，打工者们也都各怀梦想，是个快乐的工作场所。

我初次见到山口敬之，就是在这间酒吧。

和客人聊天的时候，我总会非常坦白地告诉对方：“我在读新闻。”那天，当我像往常一样说出自己的身份时，有个在喝酒的客人指着山口说：“他就是TBS（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哟。”

山口闻言爽快地回答：“我自己也是记者，能遇到你这样怀有新闻理想的人，真的很高兴！”

而我自己呢，长久以来一直做着记者梦，如今果真遇到了一位记者，当即便聊得热火朝天。那时我恰好处于毕业前夕，翌年即将离校，已经有了些实习经验，正考虑去纽约的新闻现场工作，有幸得到前辈的指教，感觉特别开心。

所谓毕业实习，是指大学里的在籍生，到企业中去从事一些体验性工作的制度。

山口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去TBS的纽约分局体验一下好了，请务必给我邮件吧。”

当日，我们的话题到此便结束了。

与山口再度会面，比我意料的要早。秋天还未过去，我就收到来纽约出差的山口发来的讯息。

他向我发出邀请：“此刻我正跟TBS纽约分局的局长一起吃饭，你要来吗？”

当时，学校这边刚刚下课，我很雀跃，连忙赶到两人用餐的日本料理店，发现他们已用餐完毕。

我只点了一份立刻就能上菜的甜品，快速做完自我介绍。之后，山口称，有些私人事务需要处理，我便跟随二人前往TBS纽约分局，问候了分局的人之后，山口便告辞离去。我随后又在分局局长的介绍下参观了分局。

其后未过多久，我在纽约的学业变得越来越难维持。打工一直是兼职状态，生活相当清苦，学校颁发的奖学金也不足以支付全额学费，再加上生活费用，等到毕业那一年，存款就会见底。于是，我决定去生活费用相对较为便宜的欧洲，在那边的大学里修完一个学期的学分。

我考虑了自己不得不选的课程，结论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读半年应该没有问题。若是在那里，大概可以一边继续学业，一边维持生计。说服同居的男友，是件挺累人的事，好说歹说，对方总算勉强同意了。

对我来说，维持这份学业，要优先于其他任何事。

上小学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作文，说自己想在热带的大草原上一边搞动物研究，一边干新闻报道相关的工作。动物研究就不提了，但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从事新闻相关的工作，却是我从过去一直葆有的梦想。去想象一个我所未知的“外面的世界”，从来都格外刺激。

成长史

我出生于柏林墙倒塌的一九八九年，也就是日本的平成元年。父母是地方出身，我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于世，在市郊的住宅区里长大。打小时候起，我就正义感爆棚，同时却也总爱调皮捣蛋，常把男生给弄哭什么的。

三岁左右时，我迷上了《面包超人》，一卷录像影带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用我妈的话说：到了让人担心的程度。大约是受了面包超人的影响，我讨厌那个欺凌弱小的男生，曾朝他的脸上挥过一记狠拳，打得他鼻血哗哗直流，害得妈妈拎着点心上门给人家赔罪。

连我都觉得，自己小时候真是个让人操心的孩子。

从不会接受点心的哄骗；一旦决定的事情，就毫无转圜、任性地坚持到底；脾气死倔，曾经有一次，为了求大人给自己买一只海豚游泳圈，滚在地上放声大哭，结果被爸妈丢在了超市里。

还总爱往不认识的地方乱跑，什么海滨浴场、百货公司之类，每到一处，我都会记住那里的寻人广播，虽说并不觉得自己算“走失儿童”。甚至，还曾探险过头，跑到了老远的其他城区去，被警察叔叔收容。当时我才四岁。

几年以后，因找不到我而心急火燎的爸妈还曾报过警。

那一次，我率领小朋友，去了我们曾经住过的公营住宅小区探险。以孩子的脚程来看，路途遥远到无法想象，但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历尽艰辛，总算抵达，甚至还原路返回了家。当时，外面天色已经黑透，害得小朋友的妈妈们狠狠担心了一把，朋友的袜子都磨出了破洞，我们遭到了大人严厉的训斥。

假如我生在一对过度保护孩子的父母身边，该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母亲是一个乡下出身、在农田环绕下长大的“新手妈妈”，总让我随着性子自由玩耍，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四岁之前，我都生长在公营住宅小区的五楼公寓里面。阳台对我来说，就是供我玩耍的儿童攀登架。好几次，我都抓着外侧的扶手，像“入室作案”一样，爬到隔壁朋友家的阳台去。

如今回想起来，小时候竟玩过这样的游戏，真是后怕。如果将来自己的孩子也像我这副模样，我肯定会神经衰弱吧？我想，母亲对我的这些玩法大概毫不知情。

“身为人姐”是一份新的职责

自从有了弟弟妹妹，我获得了一份新的职责——做姐姐。由于有了必须守护的人，我拼命干起了看孩子的活儿。没过多久，加上邻居的小孩，学校放学以后，我家周围就成了一个孩子成群结队游荡玩耍的地方。

弟弟在上小学之前都不会说话，爸妈为此十分忧心，开始了频繁往返医院的生活。在内心某处，我总有一种感觉：是不是过于能言善道的自己，夺走了弟弟讲话的能力？

凡事都能一个人搞定，由着自己的心意做出决断，并付诸行动的我，不知何时起，已彻底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监视，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自由自在，任性生活。其中也有部分原因在于，我不再是独生女了。学业成绩方面，也马马虎虎。印象中，却不记得父母曾敦促过我：“要好好学习！”每次拿到学校的联络簿，爸妈的视线总望向弟妹，仿佛在说：“诗织没问题的。”

无论我去哪里，妹妹都会像跟屁虫一样黏上来，似乎特别愿意和我的朋友一起玩儿。不可思议的是，直到如今，我但凡做梦见到妹妹，都是这个时期的她。大概因为我离家太早，对幼年时期的妹妹，印象更加深刻。

我跟妹妹岁数相差较大，升高中那会儿，我们甚至好多次都被误认为是“母女俩”。可爱的妹妹，总对我特别依赖。我遭遇强暴后的几个小时里，最先见到的人，也是她。

妹妹一岁的时候，我家附近的澡堂里，有个自称是模特经纪公司负责人的女士向母亲打招呼，问妹妹愿不愿意去做模特，十分热情地劝诱说，只要肯来经纪公司看一看，也无上欢迎。母亲兴奋得不得了，当场就答应了人家，领着我们姊妹三人上门拜访。这下倒好，我还记得，一起去的我和弟弟也不明就里地拍了一堆写真。

不过，母亲倒也没能如愿变成星妈。结果是，只有可以独自四处闯荡、见谁都不认生的我，得到了模特的工作。当时我才九岁左右。经纪公司发来的传真下面，会按部就班写好交通方式和换乘指南，我就拿着那张纸，到处去试镜或赶场拍摄。

如果是放学后的拍摄，感觉累了，我就跑到在市区工作的爸爸那里，跟他结伴回家。混在孩子堆里，手捧精心编排的完美简历和崭新的写真集接受试镜，老实说，滋味并不好受。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件商品。

不过，拍摄现场的工作倒是蛮愉快的。和大人们共同完成一件作品的过程非常有意思。我一直觉得，假如自己不是个小孩子，没准儿还能成为制作方的一员呢。

升上初中之后那阵子，我在校外从事这样的模特工作，渐渐引起了同级同学的侧目。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一向只跟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分享此事，同时也使用艺名。所以流言传开的时候，我感到不知所措。起先，只是遭受了一些小小的奚落与戏弄，最后，终于演变成了校园霸凌。在学校里，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可引人注目。只有泯然众人，和大家保持一致，方能安全。稍微显得有一点出格，就会被视为“异类”。你不被允许跳离铺设好的既有轨道。从那段时期起，我便在封闭的校园“小社会”里，体会到了生而为人的艰辛。

“轨道之上的人生”，结束了

某天，我去所属中学的课外社团——篮球部参加比赛，在回家的途中却昏倒了。这一瞬间，意味着行走在轨道之上的人生结束了，我开始了住院生涯。

一星期，几个月……时间不断流逝。

班主任来医院探望的时候，安慰我说：“在你漫长的人生里，想想这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然而，以我当时的感受而言，只是稍微请假几天，都仿佛已被整个世界抛弃，住院生活简直如同人生骤然顿止一般恐怖。

当那些生活如常、依然故我的篮球部成员来探病时，她们身上散发的气息，让我感觉属于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

我被独自丢弃在人群之外，即使将来重回轨道，该怎样、向着哪里奔跑，我也茫然无头绪。

为了追赶落下的学业进度，我开始在医院开设的学习班里上课。和以往上过的学校不同，在这个特殊的班级里，即使穿睡衣上课也会被允许。当然，甚至还有卧病在床的孩子。

既没有时间的紧迫追赶，也没人管你学习有多用功。大家都一边和各自的疾病斗争，一边与自身的命运相处。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去拼命遵守一条划好的界线，生怕越雷池一步。

优哉游哉。

只要活着就好。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却忘记了那么久。

学习班里交的朋友，突然就走掉了，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有出院而去的，也有起身离开人世的，都发生得突如其来。这是一种充斥着离别的班级生活。

在即将升入初中三年级时，我出院了。返回学校后，我才意识到之前自己寄身的那个世界，有多么微小。

班主任劝我复读一年。但我十分清楚，对此时的自己来说，落下的日本史和数学课程，并不是左右人生的关键。当身边的朋友全都忙于准备升学考试的时候，我给住在本区的外国人教教日语，去养老院或残障人士护理中心做做志愿者，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学校之外的世界建立起“联结”，让我感到快乐。至于能升入哪所高中，根本无所谓。

出院之后的我，开始描绘起新的梦想，想去一个运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谁也不认识的陌生国家，探索自身新的可能性。我相信，只要身体健康、行动自如，就什么都能做到。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回归原来的轨道。

当我向父母挑明，想去可以寄宿的英国读高中时，父母担心刚刚出院未久的我身体吃不消，另外高额的学费也非一般家庭可以支付，因而激烈反对。

我逞强说，可以拿自己当模特赚的钱负担留学费用。但那笔钱终究是不够的。况且，一向健健康康、连感冒都不怎么得的我之前却突发急病入院，光医疗费就是一笔极大的负担，给父母添了不小的麻烦。

可话说回来，父母也很明白，我不是那种乖乖听话的女儿。在想方设法、多方打听之后，依照某位朋友的建议，我找到了美国一般家庭以志愿者身份向留学生提供寄宿的福利制度。

如此一来，以我自己工作攒下的那点积蓄，好歹就负担得起了。不过，这种学制下，没有自行挑选属意的地域与学校的自由。因为在自我介绍里写了“热爱动物和大自然”，我被分配去了堪萨斯州。该州位于美国的哪里，我全无概念，总之看到印刷体从左到右印着目的地的名字，就兴奋不已。

从日本换乘了几趟航班，最后，我坐上了一架窗边只有一列座席的小飞机。

以为好容易到达目的地，正欲下机时，我却被喊住了：“不是这里，你下一站才下。”这趟小飞机像巴士一样，辗转了好几个机场，最后才抵达终点，降落在我要去的村子附近。

被卸在空旷冷清的机场，等待某个该来接我的人时，困意席卷了上来。记得当时，不知是口香糖的气味，还是地板清洁剂的芬芳，四周弥漫着一股甜香。在这个甚至称不上是“空港”的小机场的一隅，我看到一位笑意盈盈前来接机的老婆婆，顿时松了口气。

最初接纳我的那家人，住在一座移动式的房屋里。这个名叫“房车”的家，安置在堪萨斯州内某块空无一物的荒地上。一家子都是大好人，其乐融融，但与此同时，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他们，为何乐于成为志愿者而接纳我，是个难解之谜。

不久，大约是灰尘的缘故，我出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过敏症状，患上了轻微的哮喘，而搬离了这个家。

这一回，接收我的，是个养有三百多头牛的家庭。在他家的大门口下了校车，一直步行到屋门前，要花十分钟。放眼望去，四周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土地，找不到任何可见的标志物。这片景色，苍茫无际，与我在电视里认识的美国相距甚远。

当时，在日本也颇有人气的美国青春剧《橘子郡男孩》（The O.C.，2003），或真人版《小溪滩的高中生们》（Laguna Beach，2004）里描绘的高校生活，才符合我脑中的想象。然而，和加利福尼亚高档住宅区或海滩边上演的浪漫恋情、友情物语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却开始了周末奔波于牛仔竞技大赛，帮忙撵牛的生活。起初，我跨上自己驾驭不了的马儿，害怕被摔下来，只敢紧紧匍匐在马背上。等过了几周，身体就找到了骑马的感觉。

最开始的时候，对于学校的课程都在教些什么东西，我一窍不通。反正，只知道同学们都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我告诉大家日本也有麦当劳时，他们全都吃惊地瞪圆了眼睛。

我就像突然降临的、不懂地球话的外星人，大家一上来都跟我保持着距离。当时，我和家人联络的唯一手段，就是从日本带去的对方付费式电话卡，只能由电信局转接之后才能通话。

想到电话卡的额度一旦用完，就没法再和家人联络了，我几乎不太往家打电话。寄宿的家庭也换了好几回，无论去到哪里都像外星人，为自己的寄人篱下感到孤独。不过，等到开始社团活动后，我却不可思议地和队员们打成了一片，这可真是体育运动的神奇之处。朋友也日渐增多。

三个月后，原本一点也听不懂的课程，也慢慢跟上了进度。成绩好歹维持在合格线上，不会被赶回日本去了。

不过，我置身的地方，终究是个与外界较为隔绝的村落。待在那些从未踏出过堪萨斯州一步，却坚信“美国第一”的伙伴中间，我开始强烈渴望获得外部的联系和消息，因此收看起国际新闻节目，仿佛要治愈喉咙的干渴。

这一时期收看的新闻节目，是我与堪萨斯州之外的世界建立联系的重要信息源。我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成为记者，痛切感受到外部信息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必要。并且，我也领悟到，不该把信息囫囵吞枣不加消化地接受，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检索和交流去理解、吸收。

“要在那里留下血迹”

在堪萨斯州小小的村庄里，也曾发生过意外事件。一位墨西哥裔移民女子被绑架后遇害。听到新闻时，我想起最初那个寄宿家庭的妈妈曾教导说：“就算被人拿枪逼着，也千万不能上他的车。被枪射伤了，也要拼命逃。要是上了车就一切都完了，谁也没法子找到你。所以，你要在那里留下血迹。这样一来，就留下了线索。”

她这样告诉我和自己的女儿们。

堪萨斯州空旷广袤的田野，有时的确恐怖。若是被劫匪藏在这片土地的某处，一辈子都不会被任何人找到，也一辈子都走不出来。就是有这么可怕。

幸运的是，在堪萨斯的土地上，没有发生过需要我留下血迹的事情，一年就过去了。归国的时候，我和大家恸哭流涕地拥抱告别。我这样寄人篱下的身份，却能和原本素不相识的家庭共处一堂，在对方的规则下生活。虽说堪萨斯是个没有汽车就哪儿也去不了的封闭性地域，有诸多不自由，但留学生活却给了我完全不同次元的自由。

那就是，我掌握了一门崭新的语言。以置身日语社会时完全无法想象的程度，和更多人展开了交流。能读懂的书也增多了。这些都赋予了我一份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活下去的自信。

回到日本的我，让母亲大吃一惊。

“我的女儿跑到哪里去了？”

因为和出国之前比，我已彻底改头换面，如同变了一个人。

在美国，凡是家人做好的饭菜，我都来者不拒收进胃囊，和离开日本的时候比，体重增加了将近十一公斤，而且在回国的途中，顺道拜访了住在佛罗里达的朋友，晒得黢黑。

时隔许久，我又回到模特经纪公司登门问候，被大惊失色的工作人员勒令赶紧减肥。但已成为高中生，有了法定打工资格的我，不再需要以前的演艺工作了。

我是凭借这份工作，才得以前往海外的高中留学，对此，我心中唯有感激。

决心前往纽约读书

我的目标，是去纽约修读新闻学。我想在那个各路消息穿梭往来、交织混杂的城市里念书。

然而，去美国读大学的费用，却昂贵得超乎想象。我打算通过几项奖学金或学生贷款来筹措学资，也索要了申请资料，可惜，父母的收入却不符合申请条件。就算双亲的收入达到了一定的标准，申请人也各有不同的情况与判断，未必人人都能获得父母的经济资助。这种制度，让我觉得很不公平。但我却不想因为金钱方面的理由而放弃。

我不舍昼夜同时打着几份工，连睡觉、见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但好在也慢慢攒了一笔钱，读大学的梦越来越触手可及，这让我开心得无以复加。

不过，一门心思攒钱的生活终究没什么意思，我开始了另一份在电视台做新闻助理的临时工作。招聘启事写明必须具有四年制大学以上的学历，我却不以为意，报名参加了面试并被录用。在自己向往的新闻报道局那紧张忙碌的氛围中，我为了各种杂务到处奔走。

没有休息的时间。但乐趣和希望让我不知疲倦。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时，我和朋友做好了旅行计划，准备一起去东南亚探访友人——想尽量周游更多国家，瞧一瞧这个世界。

谁知，竟忙到连打包行李的工夫都没有。动身的前一天，我下班回到家，这才开始动手收拾行李、叠衣服，叠着叠着就昏睡了过去。

等到醒来时，已经到了跟朋友在机场会合的时间，我什么行李也没拿，空手冲到机场，仍旧没赶上航班的值机。朋友抛下一句“我先走一步”，就登上了飞机，直到起飞前一刻，才发来消息说：“还是怕得不得了。”

怎么办呢？我犹豫了。当日发售的机票，价格贵到可以让我不睡觉工作攒下的钱一下子化为乌有。在机场查来查去，总算淘到了一个月后才能回国的廉价往返票，向着朋友追赶而去。

那一刻，我才初次对自己的处境有所领悟。我意识到，自己已处于疲劳的极限，无论怎么考虑，赴美的留学计划从金钱层面来看都是不现实的。再这样继续下去，在去纽约之前，我就过劳死了。

旅行回国后，我首先做出决定，去几乎不怎么花学费的德国念大学。随后，我实际上也的确动身去了德国。尽管如此，却不意味着我放弃了去美国学新闻的梦想。

我觉得，就像从前那样，应该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美国大学的学费，是按照取得的学分数来计算的。那么，尽量在不花学费的其他国家把需要的学分攒齐，然后再把学分提前转去自己希望就读的纽约的大学，就可以办理入学了。这，便是我当时的作战策略。

另外，我还打算修一门阿拉伯语，扩大自己将来所能采访的地域范围。当时，德国的大学里能用英文修习的课程数量有限，恰好我听说西班牙的大学有一种制度，可以边修国际关系学，边去叙利亚留学。于是，我又去了西班牙。谁知正赶上叙利亚的战争局势恶化，去留学的计划终究泡汤了。好在，我不光顺利攒够了所需的学分，也掌握了西班牙语。

当时，我和远距离恋爱的男友开始考虑同居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我主动向他提出要去纽约。于是，他接受了一个纽约的工作offer（录用通知），我也通过一项海外留学制度申请到了奖学金。我心心念念的纽约学习生涯，历经周折，终于实现了。

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成为一名记者

真是一段刺激的“弯路”。正是托这“弯路”的福，我自己做计划，自己执行，掌握了实现梦想的方法。我变得只要有时间，就可以背上背包，飞往世界各地，去进行拍摄。在纽约的时候，我也主修摄影专业，并开始摄制纪录片。

为了解决学费的问题，我又说服男友，去了意大利。不过，就像我前面写过的，那是在二〇一三年。

从意大利返回纽约，是二〇一四年夏天。夏天来临前，我和男友一起参加了他妹妹的结婚典礼，之后就分手了。当时佛罗伦萨那边的课业已经结束，毕业在即的我，和男友就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深谈，讨论了彼此的意向，渐渐产生了分歧。

男友的工作，每两年一次，要在世界各地轮流转换岗位。他说，希望我能跟他走，回归家庭，空余的时间教教瑜伽也可以。

我喜欢瑜伽，甚至专门为此跑去印度修行。但深知我梦想的男友，却说出这种话来，我真希望他是半开玩笑的性质。可惜，唯有他提议的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我迄今为止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成为一名记者。即便依偎在爱人身旁，放弃了梦想的我，恐怕也早已不再是我。在经过了多次深谈之后，我和男友选择了分手，各自奔赴自己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