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写在前面的话

我属鸡,1945年生人。去年(2017年)是我的本命年。都说,本命年会很难过,要多加小心。记得去年春天,我的学生和溪带我去洛阳王屋山下的道观阳台宫,主事的道长知道我今年是本命年,说我犯太岁。我问他有没有办法避,他说多消费是办法之一。子不语怪力乱神,我听过也就算了。但细细想想,2017年我确实也没有少消费,可是,它对我来说还是很不顺:家事不顺、学术圈不顺、朱氏家族内部更不顺。我不是一个向困难低头的人,按我的性格,如果早几年,我一定会和这些“不顺”斗争,一直斗到顺为止。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斗志(即便勇气依然),也没有了这样的力气(即便心有余)。想起当年读《稼轩长短句》,读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一点感觉都没有,以为那不过是文人故作惊人之语而已。轮到了自己,才意识到这是一句多么精彩的关于人、人与年龄、人与自然之间微妙关系的警句。所以,2017年我做了一个诀别:随它去。家事不顺,随它去;学术圈不顺,随它去;朱氏家族不顺,更是随它去。有生之年,我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于家国有意义,于学术有意义,于祖宗有意义,于自己有意义。这本文集就是我以为有意义的一件事。

其实,内子殷殷很早就提醒过我:你一直为别人出书,为什么不为自己出一本?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随着时间的迁移越来越高。而我总是对她笑笑,心想:我不是不想写,踏入出版社大门的那一天,我就已经明白,我的写作计划只有待我退休以后才有可能去实现。可是退休了,我依然没有时间。

直到去年11月,在清华大学参加朱子经学研讨会,方旭东的一番话语,才让我惊醒。他说,我们都不知道你还写过关于“道统”的文章,一般人对你的认识只是敬佩你的“事功”,不知道你在学术上也有建树。我愕然,无言以对。

我这个人,很不习惯讲自己的事,最怕被人夸奖。所以,我从不提自己的“功绩”。面对方旭东这个小老弟,我破例自夸了一次。我说,我到华东师大出版社整整18年(1997年就任社长,2012年改任董事长,2015年,年届从心,退休)。在例行的任职谈话时,校党委书记陆炳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一定不辱使命,我唯一的要求是去了出版社,也不脱离教学与科研。他爽快地同意了,但要求我处理好出版社工作与教学、科研的关系,要以出版社的工作为主。我也爽快地同意了。说实话,我去出版社是憋了一口气的,因为有人说“朱杰人怎么搞得好出版社!”那我就要搞给他看看。可是到了出版社才知道,那是一个如何耗时、耗神、耗命的地方。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每天上班,一进入出版社的大门,几乎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政治上、经济上的压力,让你的神经如何24小时地紧绷。但是,18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学术研究。每年我都可以写出两到三篇论文。我的写作时间基本上就是几个长假(春节、五一和国庆)。当然,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是没有时间涉猎了。这些文章一般都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上发表,因为没有了评职称、考核等的压力,发表与否、发表在哪里,我一概不问。所以,除非和我一起出席研讨会的同仁(每年我都会出席好几次学术研讨会,每次参会我都会提交一篇新作),其他人大概不会知道我研究了什么、写了什么。

方旭东听了吃惊地说,朱老师你也太低调了,你在出版社工作,为什么不把这些论文收集起来出本论文集?我说,我做出版十几年,见多了那些垃圾出版物。为评职称出的书、为扬名声出的书、为招摇撞骗出的书、为升官出的书,我真的很鄙视这些东西。我的学术研究值多少钱,我自己有数,不想也做一个被人鄙视的人。旭东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学术的分量、贡献,要让公众来评判,你自己说了不算。我听了你在会上讲的关于“道统”的观点,才知道有些话你早就说过了。

他的话有点打动了我。话头扯开,忍不住又说了另一个话题。我告诉他,除了学术论文,我还写过很多时论、散文、随笔,字数恐怕比学术论文还多。我的一些时论甚至被收入中小学课本(如《中国结》被收入北京市的小学课本,《消费也是一种文化》被收入上海市的中学课本)。我们古籍研究所的老师,孩子考大学,都把我的时文(主要是《文汇报》“虚实谈”专栏中的文章,因为字数限定在千字以内,与高考作文的限定字数相当)拿来做范本。他又是一惊,说了一声“刮目相看”:“朱老师,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等我的女儿考大学时有参考书好用。”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不会当真。但是他的这一席话同样也让我动心。

回到上海以后,我有好几天睡不着,脑子里都是方旭东的话。我想,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不管我的这些论文、散文是不是有价值、价值几何,都是我回应时代的产物,都是我认真地用心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把它们留下来,可以看到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深浅如何,分量几许,任由别人和后人去掂量吧。无论如何,它对自己也是一个纪念和交代。

于是,我花了两个月,编了三本书:

一本,《朱杰人朱子学研究论集》。这是一本我所有关于朱子及朱子学研究的论文集。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王明舟社长是拔刀相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

一本,《桑榆匪晚集——朱杰人学术论集》。这是一本除朱子学研究外的论文集,涉及诗经、文献学、宋史、儒学等的研究。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高克勤社长,他是一诺千金地为我助力。他说,我自己出书也是选择避嫌的。

这是第三本。

这本书收罗了我历年来所写的时论、散文、随笔。时论的文章主要是《文汇报》的“虚实谈”专栏和“文汇论坛”专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给《文汇报》投稿,我这个人家国情怀太浓,太关心国家大事、社会现象,常常忍不住要发表议论,虽然是书生意气,但不说出来如鲠在喉。这类文章写多了,摸索出一点套路来,再加上老同学潘益大的“照顾”,越写越来劲,像上了瘾。这一过程直到我去了出版社才慢慢消停。虽常常技痒,但是出版社的工作节奏已经不允许我继续“炫技”了。

散文和随笔,有一些是学术随笔,有一些是写人与记事。这里,有一篇长文是写我的母亲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她还健在,她喜欢我的文章,总是拿给别人看。文章最先发表在一本叫《著名作家忆母亲》的书中,后来《上海文学》杂志也刊发了。在编这一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再收入进去。最终,我还是拗不过自己的良心——亏欠妈妈的太多了,现在除了文字,我已经无以为报了。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出版的文章。干了十几年出版,写了一些与出版有关的文章,不敢说有见解,但心得还是有的。对中国的出版文化,我一直有一种想要批判的念头(曾经发誓退休后写一本“中国出版文化批判”的书),现在,真退休了,却不想写了。出版给了我很多,让我有了很大的成就感,但是出版同样也伤了我很多。两相抵消,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与它继续纠缠的兴趣。退出这个舞台,就不要再干预它了吧。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感谢的话。这一次要感谢的是我曾经的“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家”的现任主人——社长王焰。她听了我的写作计划以后竭力要求我把这本书交给她出版。她说,你避个哪门子嫌呢,怎么说你也是个大教授呀。谢谢她的真诚,我离开出版社以后一直受到她的关照。我是个知趣的人,老祖宗教我的知所进退的道理我是懂的。所以,一般我不会去给她添麻烦。但愿,这一次她的好心也不会给她带来麻烦。

2018年1月24日于桑榆匪晚斋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