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决策
●聂荣臻将看完的电讯稿重重地掷在办公桌上，他重重地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站了起来说：“我们也要研制核动力潜艇！”
●周恩来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常委批准，退聂办。
●毛泽东说了一句令世界震惊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中央批准研制核潜艇
1958年6月的北京，这一年的夏天格外炎热，烈日晒得整个北京城都滚热发烫。
在国防部长聂荣臻的办公室里，几则外国的电讯稿放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其中有一则上面写道：
美国已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意欲将南朝鲜变为原子武器的一个战略据点。指挥原子突击演习的美国将军特鲁多公开扬言，要把驻扎在南朝鲜的美军变成“进攻的而不是防御的部队”。
还写道：
美国在日本冲绳修建了旨在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又有一则上面写道：
美国宣布，“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已开进台湾，驻扎在台湾的美国空军也将装备导弹。美国国防部将在数日内，按照美国总的驻军计划改装国民党军队，组编“5个原子师”，以满足原子战争的需要。还有的消息说，美国的核潜艇正在世界各大洋深海游弋，这自然也包括台湾海峡在内……“鹦鹉螺”号从诞生之日起，美国国防部就为它的未来拟定了明确的军事目标……美国继“鹦鹉螺”号之后，自1955年起，每年平均以建造7艘的高速度，发展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计划从1955年到1971年的15年内，建造110艘核潜艇。其中鱼雷核潜艇70艘，导弹核潜艇40艘……
……
那是1954年1月21日，美国建造的第一艘由核动力驱驶的潜艇“鹦鹉螺”号在柯罗顿市试航成功，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核反应堆作为机器传动能源的核潜艇。
这艘潜艇的核动力装置约占全艇长度的一半，它的速度比普通潜艇要快1倍还多，如果以每小时3O海里计算，它可以连续50多天进行不上浮的航行。这个数字意味着，它在10天之内可以从海底穿越任何一个大洋，并且连续穿越5次，而不需要在中途“加油”，也不需要在中途上浮“透一口气”。
“鹦鹉螺”号全长90米，总重量2800吨，它身上携带有重型作战装备，可以发射导弹。如果携带核弹头，就能形成导弹专家们所说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即假设陆地上的导弹基地、发射井被敌方摧毁了，核潜艇还可以从海底深处发射导弹来攻击敌方的战略或战术目标。而这个快速移动的“海底发射井”又是很难被敌方发现或摧毁的。
很显然，把这种潜艇用于军事目的，正是美国不惜耗费造价5500万美元的巨资，和历时5年的人力打造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的直接原因。
还是1954年的1月21日，“鹦鹉螺”号从美国檀香山出发，穿过阿拉斯加到达北冰洋，在8月21日11时15分横穿正北极，越过格陵兰海，到达英国海岸。在8月25日，“鹦鹉螺”号回到美国东海岸。
“鹦鹉螺”号这次航行，历时32天。它一直在海底潜行了6万海里，相当于环绕了地球2.5圈。特别令人惊奇的是，这次“鹦鹉螺”号在海底远航中，仅仅是靠几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裂变所产生的能量来完成驱动的。如果用石油作动力走完同等航程的话，则需要70节油罐车来运输。
而且，假如没有核潜艇，由海底横越北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因为北极的冰层厚不可估，海底也深不可测，横冲直撞的巨大冰山能够划破海中的任何冰层或人造物体。因此，原子破冰船对北极也常常无能为力，往往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但是，自从有了核潜艇，对美国而言，北极不再可怕了。美国海军甚至称北极为他们的“一片内海”，属于他们的“囊中之物”。而苏联的版图又是最靠近北冰洋的，因此，北极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驱动的核潜艇，就能使美国人在这片海域里如履平地，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因此，聂荣臻深深意识到，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驾驭核潜艇就可以遨游于地球的浩瀚水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能够主宰制海权。因为，核潜艇可以潜航在150米以下的深海而悄无声息地高速行进，它灵敏的机动性能和精准的打击能力，可使水面上的舰艇闻风丧胆。
特别是核潜艇所拥有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威慑力，更是不可低估。由于核潜艇具有强大的动力能源，而核动力反应堆在艇内所占的体积又很小，装置重量又很轻，这样一来，后勤保障设施就可以安排得更加完备，安全保障设施也可以做到比普通潜艇更精良。
聂荣臻知道，这种潜艇不仅作战性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艇内操控人员的后勤保障质量，也会达到普通潜艇所无法达到的程度。因此，核潜艇的出现，使海军的战略战术发生了重大变化。
继美国“鹦鹉螺”号的试航成功后，苏联、法国、英国的核潜艇也相继下水试航……
聂荣臻也深知，我们建国才刚刚9个年头，还处在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而世界上的一些军事大国已经进入了“喷气时代”、“原子时代”和“核潜艇时代”。尽管我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现在又面临新的威胁。眼下除了陆地上的核威胁，深海中核潜艇的出现，又使我国面临着新的威胁，即海洋核威胁。
这些世界军事信息，就像这大热的天气一样烤烫着聂荣臻的心。
面对核导弹的威胁，尽管中央已决定研制“两弹”，即原子弹和导弹。但是，面对来自海洋的新的威胁，作为主管国防科技的聂荣臻，他此时更是心急如焚。
聂荣臻将看完的电讯稿重重地掷在办公桌上，他重重地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站了起来沉着地说：“我们也要研制核动力潜艇！”
就在当天，聂荣臻邀集海军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罗舜初、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副院长王净等领导同志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就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召开了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原则、进度、任务分工、组织领导、总装厂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1958年6月27日，这次座谈会的与会者联名向彭德怀、周恩来和毛泽东以及党中央写了《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
报告指出：
我国的原子反应堆的研究工作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
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
……
今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净等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为组长，张连奎同志任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1958年6月28日，即报告送审的第二天，周恩来对报告作了批示：
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常委批准，退聂办。
6月29日，邓小平在仔细审阅了报告后，批示道：
拟同意。并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办。
毛泽东和彭德怀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
至此，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聂荣臻等研制核潜艇的提议，并建议以海军为主组建“总体设计”分组，并以二机部为主组建“核动力设计”分组。
就这样，一项事关海军建设大局，也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就正式决定通过了。
苏联拒绝援助核潜艇
1958年7月，聂荣臻根据报告中的提议，由组长罗舜初、副组长张连奎、刘杰、王诤组成小组，负责筹划和组织领导核潜艇研制工作。
9月，二机部遵照中央的指示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从此，导弹核潜艇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科研项目，在中国大地上秘密拉开了序幕。
应该说，当时的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在核潜艇的技术和设备方面给予最大限度地援助。
因为在此之前，我国和苏联曾经在核原料的开采方面有过良好地合作。
早在1954年下半年，苏联得知我国南方和新疆铀矿资源的消息后，曾主动提出要帮助我国寻找铀矿。
经过几轮谈判后，中苏双方签订了一个找矿的《协议书》，它是我国核燃料工业的最初起步。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他高兴地向与会人员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
为了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设备上的帮助，苏联将向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提供广泛地帮助。其中包括进行实验性反应堆和加速器的设计，供给相关设备及必要数量的可分裂物质。
作为合作条件，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
在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
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
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并将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
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
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
1955年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
1956年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
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
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
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1957年3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
为帮助中国的核科学研究，苏联派遣了称职的专家。5月，沃尔比约夫率领10多位专家来到物理研究所工作。
1957年10月15日，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协定规定：
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图纸资料以及原子弹样品。
1958年2月11日，中国第三机械工业部根据中苏协议的要求更名为“二机部”。并且对应苏方提供的各个工程号，设立了11个设计室。
7月，苏联大使尤金拜访了刘少奇，谈论关于中国要求援建核潜艇工程问题。尤金趁机提出苏联希望建立一支中苏联合潜艇部队的建议，刘少奇当时就回绝了。
7月21日，正值双方误解达到顶点的时候，尤金拜会了毛泽东。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询问中苏两国建立联合潜艇部队的可能性。毛泽东问道：“你们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靠你们的帮助来建立这样一支潜艇部队，否则你们就不给我们援助？”
当天，彭德怀也出席了这次会见，当议题转入无线电通讯台站时，彭德怀重申：中国反对建立这个长波台。他说：“这个长波台的所有权应该属于我们，否则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毛泽东又进行了补充，明确的指出：“绝对不赞成组织一个军事联盟。”
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会谈中，赫鲁晓夫再次出人意料地要求中国政府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建议”。
在核潜艇技术援助的话题上，赫鲁晓夫却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建联合舰队。”
显然，赫鲁晓夫认为上次事情没办成，是因为尤金无能，所以他决定亲自出马。
赫鲁晓夫的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也再次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
10月22日，团长苏振华、副团长兼秘书长方强率中国代表团于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准备从苏联引进部分海军装备。
10月24日，我国代表团，将要求援助的项目再次向苏方作了详细说明，但苏方谈判代表先是以中国代表团“需要休息”等原因，迟迟不举行谈判，只是每天安排代表团游览名胜古迹、参观船厂等。
12月初，由于我国科技代表团核动力组与苏方谈判不顺利，刘杰部长率动力组全体成员只好先期回国。
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了《二·四协定》。苏联方面同意向我方提供常规潜艇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并表示愿意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制造潜艇，还安排中国代表团成员参观“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和几种舰艇。
在苏振华的要求下，尽管苏方对核潜艇的技术资料十分保密，不肯吐露给我方，但最终还是回答了一些关于核反应堆方面的问题。
苏方表示，愿意在常规潜艇技术上援助中国，并答应把核潜艇技术也纳入与中方代表团谈判的内容之一。
这个消息传出后，西方舆论普遍认为：
这种援助将是极其短命的。如果答应在核潜艇上帮中国的忙，那一定是赫鲁晓夫喝醉了酒说的。酒醒后，他就会反悔。
6月20日，赫鲁晓夫给毛泽东写信称：苏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就“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进行谈判，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援助，以此施加压力。
9月30日，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赴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活动。
10月1日，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我国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他脸色阴沉地告诉毛泽东：“准备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毛泽东则以沉默回答了他，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在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后，毛泽东便说了一句令世界震惊的话：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决心自主研究核潜艇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所有的中苏协议后，激怒了全中国人民。也激起了二机部全体科研人员的义愤，他们决心自主设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核动力堆。
当时，二机部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把整个工作分成“一线”和“二线”。
属于“一线”任务的项目包括：直接与核燃料生产有关的地质、矿山、水冶、扩散、冶金、生产堆等，以及原子弹的研制，即从研究院到研制基地，共有几十个项目。此外都算作“二线”项目。
作为从事“二线”任务的潜艇核动力设计组的同志们是完全理解的。因为拿不出核燃料，什么原子弹、核潜艇都无从谈起。因此，大家仍然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核潜艇动力堆的“技术储备”中，以等待时机的到来。
其实，我国早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就有一些华裔科学家在国外从事原子物理的研究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就有一些爱国的科学家陆续回国，建国后，又有一些进步的科学家回到国内从事原子物理的研究。
1950年初，我国政府在前中央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就是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也是我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基础。
直到1954年初，参加核物理、核化学、加速器和核电子学等各方面的学者和专家就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壮大起来了。
1955年10月，中央决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地区建立原子能的新基地。
1956年5月，原子能的新基地正式破土动工。
1958年7月，一座新型的原子能科研基地就在北京西南郊的荒滩上屹立起来了。
1960年初，苏联政府开始大批撤走援华专家，苏振华号召二机部全体科研人员，决心自主设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核动力堆。
3月22日，国防科委成立以海军政委苏振华为组长的核潜艇研制工程领导小组，下设总体组、反应堆组、导弹组和电子组。
苏振华提出“核潜艇研制要以反应堆为纲，船、机、电、弹紧紧跟上”的方针，促进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就这样，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就正式上马了。
我们知道，法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究潜艇核动力。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制导弹核潜艇首艇“可畏”号，美国不愿意卖给技术和设备，法国就发愤自行研制。
但是，当时摆在二机部全体科研人员面前的困难要比法国当年面临的困难大得多。
因为，这时候我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远不如法国当初的水平。而且，我国的海底海上的舰艇建造技术，与当时的以原子武器、火箭导弹武器、原子动力为主要发展趋势的世界先进舰艇建造技术相比，已大大落后了。
这些情况，让二机部全体科研人员忧心如焚。
因此，二机部有关领导当即采取了几条应对措施：
一是围绕着核燃料，积极作好生产和验收准备，短缺的部分要迅速地进行补充设计和加工。
二是原子弹的研究要从国内各个方面迅速调集优秀的科学和技术人才，加快步伐开展工作。
三是核潜艇动力，也要调集力量进行探索，并正式成立了核潜艇动力研究设计组。
研制工作搁浅与上马
1960年4月，二机部全体科研人员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搞一次核动力的“设计大练兵”，即搞一次“实战演习”，就是按照核潜艇的实际需求，设计一座核动力堆。
设计队伍中有许多人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虽然缺乏经验，但生气勃勃，勤奋好学，事业心很强，在中年科技骨干的带领下，这群年轻人也干得有声有色。
在原子能研究所，在彭桓武等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夜以继日地艰苦奋战，核动力组终于在1960年6月底，拿出了一个《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对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堆型、主要技术参数等有了初步的设想构思。
大家随后完成了草案的打字、晒图、装订工作。草案中有总论、反应堆物理设计、热工设计、自动控制方案设计、堆结构设计等等，还附一个核潜艇总图。
1960年7月上旬的一天，在二机部六楼的会议室里，科研人员向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作了汇报。
当时参加听取汇报的还有二机部的几位副部长、原子能所党委书记李毅、第二设计院院长冯麟、二机部各有关局的局长，如邓照明、白文治、马正一等。
汇报进行了两天，这些局长、院长们听了很受鼓舞，都说没想到，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核动力组的科研人员竟能拿出这样一个有根有据的核潜艇动力堆的“方案设计”来。
宋任穷部长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太好了。”
但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摆在二机部核动力组科研人员面前的更艰难的路还在后面。
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的专家1390名。
苏联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继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之后，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致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陷入了建国以来的最困难时期。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聂荣臻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重新研究了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和装备建设的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方针是“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并把原子弹、氢弹的科研任务放在第一位。
1962年初，聂荣臻又进一步指示各军、各兵种的科学研究要“突出重点，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当前急需的项目”。
根据这一方针，海军与有关工业部门、第七研究院一起分析了海军装备建设面临的矛盾和形势。认为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进展不很快。许多设备材料没有单位研制，有的项目技术难关并没有突破，许多配套设备的技术指标，还提不出具体的要求来。因此，也无法继续开展研究工作。而且生产核动力所需的核材料，也存在着困难。
因此，大家认为，在目前科研力量和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海军要集中力量仿制改进几艘常规潜艇。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本着“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集中力量进行几项“技术复杂且周期性长的关键项目”的研究，其他项目暂时停止。
但是，哪几个项目，才算得上是应该保留的“技术复杂且周期性长的关键项目”呢？与会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
当时，二机部局长孟戈非对副院长于笑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说：
“原子能事业，除了核燃料生产和同位素应用外，主要是两个大方面：一为核武器，二为核动力。目前，国家经济暂时困难，一旦原子弹过关，核潜艇、核动力总是要上的。”
“因此，这个“庙”不能拆，而要保“庙”，应作好前期准备。潜艇核动力事业，从零开始，创业不易，人才培养更不易。很多人是从不同专业转学工程物理和反应堆工程的，一旦散了，覆水难收。要“上马”可就艰巨了，一切还得从头学起。当前国家有困难，核潜艇如果暂缓不上整个大工程，是不需要国家花多少钱的，也不会和“一线”争投资。”
为了保住核潜艇这个“命根”，孟戈非同意撤消反应堆这个项目的一些附属工程。他说：“反应堆只要留下种子，就会开花结果，核动力的科技人员不应拆散，只要求发基本工资就行，国家有困难，还没有到讨饭的地还不至于几十个人的基本工资都发不起吧。”
孟戈非局长的陈述，得到了与会局长们的同情和支持，核动力这个座“庙”总算暂时保住了。
时间一晃又是两年多。1964年10月16日夜，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在西部新疆罗布泊沙漠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而且，在这之前，我国已经成功地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仿制改进的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猎潜艇、常规动力潜艇也相继取得了成功。
在经济领域，我国也已经度过了3年困难时期。一时间，神州大地上呈现出一派万物复苏，竞相生长景象。
这一切极大地鼓舞了科研人员的士气，他们强烈要求核潜艇工程第二次上马。
其实，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就为这件事忙碌开了。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第十一次会议。会议批准：
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上马。
会议还将核潜艇工程重新列入了国家计划。还决定七一五所划归二机部建制，要求二机部1970年前建成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从此，中国核潜艇工程经过几年搁浅停滞之后，又重新开始了扬帆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