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大连有许多国营大厂，大连人感到说全称麻烦，就习惯性地给它们冠以简称，比如：大化、大钢、石油、五二三、重工、起重、大机床、海港、造船……在大连人的口头语里，别看它们都成了一块块“压缩饼干”，但人们明白大化就是指大化厂。
大化厂。我之所以在大化后面加了一个“厂”字，就因为我要强调大化是一座工厂，而且是一座老牌的化工厂。它曾经是新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曾经给所在的城市带来了很多荣耀。
大化的主打产品，是纯碱。永利公司，属于大化的前世。侯氏制碱法，给了大化的今生。联合制碱法，是大化的光荣。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里，能把一种用途极广的化工产品“焐熟”，并让它放出光芒，何其难也。
而今，这座拥有太多故事的百年老厂，在老工业企业搬迁改造的大背景下远迁他处，老厂区被夷为平地，一切的故事，都成了往事。
永利公司
范旭东其人
1945年10月4日，重庆的天气闷热得透不过气。而比这更让人透不过气的，是正在这里举行的国共谈判。进行了近一个半月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可就在这关键时刻，谈判的会场却空无一人。双方突然停止谈判，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刚刚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理事长的民营永利公司董事长范旭东先生，因突患黄疸病在重庆沙坪坝去世。这位日后被称为“中国化学工业之父”的民族工业先驱，享年只有62岁。
范旭东先生的追悼会是在10月21日召开的。蒋介石所送的“力行至用”四字匾，安放在灵堂正中范旭东遗像的上方。毛泽东所送的“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挽联，悬挂在范旭东遗像的对面。灵堂内挽联如林，鲜花似海，祭台上燃烧着两支高高的蜡烛，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国共两党领袖能这样高度一致地评价同一个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范旭东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在归国后的三十年间，他先后创建了久大盐业公司、天津塘沽碱厂和全国第一家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侯德榜博士合作，研发出含量达到99%的高质量的“红三角”纯碱。“红三角”纯碱在1926年8月举办的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从此中国的纯碱不但开始畅销国内外，还能与当时的国际制碱垄断集团——英国卜内门公司生产的纯碱相抗衡。
范旭东呕心沥血，为我国的化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之所以能有这样出众的业绩，与他的哥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范旭东原名范源让，1883年10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东乡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是心灵手巧的智慧女人，其上有一哥一姐，他排行老三。哥哥范源濂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范旭东从小聪明过人，三四岁就能跟着父亲“之乎者也”地唱读《百家姓》、《神童诗》，稍稍长大一点，开始学四书五经。
可好景不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第二年，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政府，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等等。消息传出，全国民众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就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涌现出一批开明人士，如皮鹿门、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陈伯严等，并于1897年创立了“时务学堂”。学堂的教学事宜由梁启超负责，他采用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经验向学生授课，大力宣传变法理论，积极推行新政和新思想，同时对封建皇朝的无能与腐败，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抨击。湖南的学生都以可以考进这所学堂为荣。
当时刚满20岁的范源濂，听说此事后立即应考。与范源濂同时应考的还有一人，叫蔡松坡，也就是现在人们熟悉的蔡锷将军。蔡锷入学时年仅16岁。蔡锷与范源濂不仅成为好朋友，而且成为梁启超一文一武的两位得意门生。
范源濂将在校期间打零工赚的钱供弟弟范源让上学，也常常将自己看过的进步书籍送给弟弟。哥哥的人生观深深地影响着十几岁的范源让。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而没有来得及脱身的康广仁、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谭嗣同等六人却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范源濂因在这之前有事去了上海，才躲过了这一劫。不久之后，梁启超在日本经多方努力，将他的两位得意门生范源濂和蔡锷办去日本留学。
范源濂的出走惊动了当地的官府，官府时常派一些暗探到范家骚扰。母亲担心范源让出事，就劝他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学习绘画。
逃亡日本的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不甘心变法失败，又以“刷新政治”为号令，再次联络长江沿岸的各会党和防军，准备东山再起。梁启超派范源濂、蔡鄂等人秘密潜回国内，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时务学堂的学生听说是梁启超的号令，都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各路军原定在8月9日同时暴动，但由于暴动所需的经费未能及时筹措到位，他们决定暴动延期。有一部分人未能及时接到延期暴动的通知，仍按原计划行动，结果暴动失败。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勾结当地的英国领事馆封锁沿江各码头，搜查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搜查当夜就逮捕了二十余人，天亮前便将其中的11人秘密杀害。之后张之洞大开杀戒，湖北维新派人士被杀害了100多人。
汉口出事时，范源濂还在洞庭湖的船上，与湖南时务学堂的师友研究暴动的事。在赶往长沙的途中，他才得知汉口已出事，而此时大批密探正在各地搜查参与暴动的革命党人。范源濂见形势如此险恶，怕弟弟范源让受到株连，决定带上弟弟出逃日本。
一天夜里，哥俩在好友陈少芝的帮助下，藏进好友黄忠治迎娶新娘的商船舱底，从长沙经汉口到上海，准备东渡日本避难。
启程那天，范源让站在渐渐离岸而去的船舷边，望着岸上来来往往的洋人，黄浦江上横冲直撞的外国兵舰、商船，想到无能的清政府和凶残的八国联军肆意涂炭生灵，心情极为沉重。船渐渐开出吴淞口，强劲的海风让范源让不由得打个冷战。他发现哥哥不知何时站在距离他几步远的甲板上，知道哥哥此时的心情比自己更难过。他强烈地意识到，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哥哥。想到这儿，范源让轻轻地走过去，拉起哥哥的手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就此改名范锐，字旭东，下定决心一辈子锐意进取，复兴中华。”
范源濂没想到，只有16岁的小弟在背井离乡的时候，有的不是对前途未卜的恐惧，而是忧国忧民的胸怀。他情不自禁地把弟弟揽入怀中，拍拍弟弟的肩膀说：“小弟，你长大了。你将来一定能胜过哥哥而成为国家的栋梁。”弟弟没再说话，只是紧紧地抱住哥哥，他带着哥哥的希望，更带着坚定的梦想踏上了赴日之路。
留学日本
初到日本的范源让就以“范旭东”这个名字，进入由华侨犬养毅资助而建的清华学校读书。在这里，范旭东接受了正规且严格的教育。他不仅学习政治、哲学和数理化知识，还学习击剑、射击、马术等运动技能。渐渐的，他感到与同班的日本同学比起来，自己的身体不仅单薄而且虚弱，甚至还有几个日本同学讥笑他为“支那病夫”。面对在异国他乡遭遇的种种歧视，范旭东从未对哥哥提起，因为他非常清楚哥哥带他到日本的目的。逃命是为了将来东山再起，所以他要努力学习、锻炼体魄，将来能为哥哥做更多的事情。他认为骑马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磨炼意志，因此坚持每天早晨都练习马术，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
范旭东很喜欢阅读梁启超先生在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他常就报上的观点请教梁先生，并受到很大启发。一次，范旭东在《新民丛报》看到日本自由党在1881年发表的政治主张：“组织自由党，发挥协同一致的精神，扩大天赋自由，抑制人为权势，上以改良政治，下以推进自治。”他发现日本的历史进程，与多年前梁启超先生以及哥哥他们发动的中国维新运动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于是他决定要到日本各地去考察“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想为中国找出一把民族振兴的钥匙。
1905年，范旭东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时的留影。
范旭东游历了大阪、神户、横滨、东京、冈山等地，同时考察了日本崛起的原因。沿途他看到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到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人民由于丰衣足食而显得精力旺盛，具有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与30年前的明治维新有着极大的关系。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处在幕僚统治时代，封建统治的枷锁束缚了日本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美、英、荷、俄、法等列强入侵时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压得日本人民透不过气来，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所以一场反对幕僚统治和外国侵略的“尊王倒幕”运动迅速展开了。倒幕派的政变，彻底摧毁了当时日本的德川庆喜政权。新政府则积极推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实施新政，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很快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成为东方的强国了，而中华民族的出路又在何方呢？年轻气盛的范旭东马上就联系了几位在日本留学的湖南籍学生，如陈少芝、杨笳生等人，出版了一本《游学译编》。在这本书里，他们翻译了西方和日本人所写的哲学、教育、军事、历史等方面的文章，同时还写下对中国国内和国际大事的评论。这还不够，心急如焚的他还曾一度到千叶岛学制炸药，大概他也认识到仅在理论上宣传是不够的，还需要枪杆子才行。
范旭东的这种精神，深得梁启超的喜欢。在生活上梁启超给予他无微的照顾，对此范旭东一直念念不忘。范旭东经常对身边的朋友说：“梁先生以写稿所得润资来接济我的学费，因为单靠老兄的接济，有时遇到预算外的必要用项，还是不够。”
1905年范旭东中学毕业，并顺利考进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一位名叫付冰芝的中国留学生同在一班。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帮助扶持，成为终生的朋友。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进行。战后,日、俄这两个侵略者在美国的怂恿下，于1905年在英国的朴次茅斯私订了瓜分中国领土的合约。这种强盗行径，大大地刺伤了深深热爱祖国的范旭东。他特意去照相馆照了张照片，并在照片上写下：“我愿从今以后，寡言力行，摄像做立誓之证。”又加旁注：“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之，男儿，男儿，其勿忘之。”此后，范旭东就为振兴中华一心埋头读书。
在冈山高等学校期间，由于学习刻苦，范旭东深得校长酒井佐保的赏识与器重。在毕业前夕，为选择专业，范旭东特地向校长酒井佐保征求意见。他把这位尊敬的校长当作前辈，当作可以信任的朋友对他说：“我想学军工专业，以坚舰利炮来拯救中国。”
可万没想到酒井佐保却对范旭东哈哈大笑：“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
范旭东一愣，一个小小的日本教师竟然也这样轻视中国，看来，通过造炮救国是来不及了，只有专攻化学，走工业救国的路。
1908年，范旭东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因考试成绩优异，他享受到官费待遇，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奖学金。有了这个待遇，在校期间，范旭东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他的导师近重真澄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平易近人的日本人，尤其对冶金术探源的研究很有创见。范旭东在这个领域亦有很深的造诣，他非常认真地搜集了中国汉唐两代的钱币和各种金属器皿，对“中国冶金术”不仅有深入的研究，还有新的见解。近重真澄先生对这个中国学生很是看重，当1910年范旭东毕业时，近重真澄力荐他留校任专科助教。
好事成双。刚开始工作没多久，在哥哥范源濂的介绍下，范旭东与小他一岁的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的许馥女士相识。许馥也是湖南长沙人，出身名门望族，是中国第一批去日本的女留学生。二人情趣相同，很快便在日本结婚。婚后,许馥在生活上全力照顾范旭东，使他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去。虽然范旭东每天早出晚归，在京都帝国大学做研究工作，但生活倒是非常安逸。
范旭东与夫人许馥
这样的生活没过上一年，国内就传来了推翻清政府的消息。
1911年10月10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先是武昌起义，而后全国各地纷纷起义，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湖北、四川、山东等十几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顷刻瓦解，在中华大地上空飘扬近267年的大清龙旗，黯然降落。
两个多月后的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身在国外的范旭东听到这个消息，欢欣鼓舞，他对妻子说：“辛亥革命激动了年轻人的感情，不由得不热血沸腾。”
范旭东早年所期待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他要立即回国，投身到这场改朝换代的伟大运动中来，妻子许馥女士亦全心全意支持丈夫的回国安排。
可是在京都帝国大学做研究工作的范旭东，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人。他首先要提出辞呈，然后还要交接工作……这些事情做起来都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如果校方不同意，不但走不成，而且还会暴露这种动机，那就麻烦了。经过反复思量，范旭东最终决定，等到学校放冬假时，再以回家探亲为名赶回祖国。
久大盐业
1912年年初，京都帝国大学开始放冬假了。范旭东与妻子还有哥哥嫂子像探亲的学生一样，带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在北京东斜街范家的住宅里，范旭东见到了分别十几年的母亲。母亲看着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高兴得老泪纵横，尽管这十几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但毕竟现在全家团圆了。
回国后，哥哥范源濂上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接着又替范旭东在财政部谋得一个差事，虽拿着俸禄但无所事事。渐渐地，范旭东发现国家之事并不像他想的那样。
自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为了消灭和打击国民党在南方各省的势力，他未经当时的国会同意，就以办理“善后”的名义，私自决定向英、法、德、俄、日五国组成的财团借来一笔巨款。为了不惊动国会和百姓，他密派赵秉均、陆徵祥、周学熙等人，于1913年4月26日，在北京同五国银团代表签订非法“善后借款合同”。其中有一条内容是：借款2500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五厘，以盐税、海关税为担保；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万英镑。合同中还规定：中国须聘请国外人士“协助管理”盐税征收事务，以保证盐税收入偿还借款本息。这意味着中国的盐政主权被交给这五国财团了。虽说被推翻的清政府曾签署了很多丧失国权的条款，但至少始终把盐税大权死死地握在手里。可是清政府被推翻后，袁世凯的新政府却将剩下的唯一主权也交给了列强。
袁世凯的做法遭到社会舆论和人民大众的强烈谴责。为平息众怒，袁世凯又提出：改革盐政，改革盐质。他要财政部派出一位既懂业务又能查阅盐专卖法的能文能武的人去欧洲考察。由于范旭东是学化学的，又刚从国外回来，所以他被确定为这个人选。从此，范旭东与盐开始结伴终身。
范旭东在欧洲用近一年的时间，走遍了欧洲各国的盐业产地，同时他第一次看到了又白又卫生的高质盐。
按照欧洲各国的盐业管理部门的规定，如果氯化钠含量低于85%，即使作为牲口用盐也是不合格的。这让范旭东惊讶了，因为中国百姓吃的盐，氯化钠的含量还不到50%，这哪里是吃盐，简直是在吃土。更让他惊讶的是，盐不仅可以食用，还可以作为原料用于工业，甚至很多化工厂就直接设在盐矿上。当地政府为了鼓励发展工业，明文规定工业用盐一律免税。
这次考察，使学化学的范旭东大开了眼界。他想，欧洲人把化工厂建造在盐矿上绝不是要生产食用盐，一定是用它做原料生产其他的东西。我一定要探个究竟。
就在范旭东要摸清盐在工业上的用途时，突然接到国内财政部的电报：说是政府为改良盐质，急于要建立一个新型盐厂，命他立即回国筹办。
接到这份回国开办盐厂的电报，范旭东心情极为复杂。本来他想通过这次实地考察，对欧洲的盐务和盐业有个彻底的了解，然后再弄清盐究竟还可以生产什么物质。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却不得不半途而废。但反过来又一想，国家兴办盐厂也是他学以致用，实现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好机会，于是他决定立即启程回国。
回国途中，范旭东听说爪哇(现在属印度尼西亚)有个制压盐砖技术不错的盐厂，他便下船直奔那个盐厂，学习并掌握了压制盐砖的技术，希望以这个技术来弥补在欧洲考察的不足。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范旭东乘坐的海轮驶进了吴淞口。一下船，他便迫不及待地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想马上了解一下国内的情况。
打开报纸，一则消息映入眼帘：范源濂已辞去教育部的职务，现正在上海。范旭东顿时预感到，盐厂的建立不会一帆风顺的。
范旭东找到哥哥的住处，从哥哥那里得知，这一年，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母亲和自己的妻子也已迁到杭州安家。范旭东向哥哥说明了让他突然中止考察的那封电报，他顾不上回家看望母亲，也顾不上和妻子小聚，便急匆匆地赶往北京。
由于在北京的家已迁到杭州，范旭东就住进了兵马司前街一号——留日同学黄孟曦的家里。黄孟曦虽是巴蜀子弟，却长得人高马大。在日本留学时，他也常去梁启超、范源濂、蔡锷那里小聚，并与范旭东相识。特别是黄孟曦也是学化学的，因此两个人你来我往引为知己。见到久违的范旭东，黄孟曦把家里最好的一间客房腾出来，想让范旭东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再去政府汇报工作。可是范旭东急于向财政部讲述自己对改革盐政和兴办新型盐厂的设想，连眼前的黄家大院栽的什么花、回廊有多长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财政部。
到了部里，范旭东傻眼了。由于财政部人员变动，过去安排他出国考察的人已被换走。财长对于兴办盐厂的事只字不提，在范旭东几次追问下，他才说：“等等再说。”
范旭东改革盐政、兴办盐厂的热情一下子就被压了下去。此时,他不知道该找谁说，怎么说。
这个时候范旭东发现，有关盐政改革的一场笔墨官司正打得火热，双方不但组织盐政讨论会，还分别发行了代表各自观点的盐业杂志。一方是由人称“汇北才子”的张謇和盐务专家景韬白为代表的《盐政杂志》，另一方是由守旧人士、淮商周学熙为代表所办的《谈盐丛刊》。前者主张：打倒脏盐，批判盐糊涂，即不分干净盐与脏盐都卖的，黑着良心赚钱的盐商；后者则是守着旧制卖盐法继续卖盐。范旭东坚决支持景韬白主编的《盐政杂志》的观点，同时也参与到了这场打倒脏盐，给人民吃盐自由的战斗中去。
后来，范旭东又将旅欧调查报告中“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质，统一税率，特别奖励工业用盐，工业盐免税……”的主张，呈报给现任的财长张弧。张弧看后很感兴趣，就问范旭东：“咱们自己办一个精盐工厂如何？”
范旭东当即回答：“我们能够办到。”
范旭东要自办新型盐厂的决定，得到了哥哥范源濂、梁启超、景韬白、黄孟曦等人的支持。他为了不受官方的阻挠，毅然辞去了财政部的公职，走上了创办私人企业这条坎坷的道路。
在北京兵马司前街黄宅大院漂亮的回廊里，范旭东架起了各种化学仪器，开始进行精盐制造的试验。试验由小试发展到中试，这个院子不再够用，后来就转到天津日租界，在那里租一幢小楼继续试验，直至中试成功。
试验成功就表明可以批量生产盐，这样就需要找一处大的地方建厂。思来想去，范旭东决定到离天津较近的塘沽建厂。因为自汉唐开始，那里的人们就用大锅灶在海边熬盐，至今已发展到开沟引海水，再利用日光晒盐田。塘沽是具有天赋的盐都，当时国人食用的就是这种经风吹日晒的不卫生的脏盐。
1914年年初，范旭东只身来到了塘沽。他看到一块块盐田边码放的盐坨子像小山似的延绵起伏，附近还有京奉铁路经过，不远处还有个海口可停靠商轮。这里不仅交通便利，而且资源十分丰富，是兴办新型盐厂不可多得的好地方。于是，范旭东下定决心，在这里建中国第一个盐厂。
盐可以制碱
厂址选定后，范旭东回到北京，把在塘沽所看到的情况和自己的设想与几位留日的同学说了，大家都表示支持，并积极组织起来为建厂筹款。由范旭东、景韬白、胡浚泰、李积芳、胡森林、方积林、黄孟曦为发起人，后来梁启超、范源濂、李思浩、卫家襄、刘癸一、陈国祥、左树珍、李穆、钱锦孙等人也加入了赞助人的行列，成立了“久大盐业”。1914年7月，北洋政府财政部盐务署批准立案：可在塘沽筹建精盐公司，名为“久大”。
同年11月29日，在由发起人组织召开的筹备会上，范旭东决定要大家集资五万元作为建厂资金，而自己会负责其中的两万五千元。他非常清楚这是个天文数字，不是说拿就能拿得出来的。但如果拿不出这笔钱，要建久大精盐公司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借钱！借钱！借钱！
找谁借呢？范旭东眼前一亮，他想起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付冰芝。听说他考上了美国的官费留学，估计他能有办法解决筹措资金的问题。几经周折，范旭东终于联系上了付冰芝，他把自己办精盐公司的初衷和理由写信寄给付冰芝。
当范旭东接到付冰芝的回信时，激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原来付冰芝到美国后考上了哈佛大学，因成绩优秀，被选为为美国最大的航空母舰设计绘图的人之一，也因此得到了一大笔酬金。为了范旭东的工业救国大业，他仅仅留点生活费，把其余酬金全部寄了回来。
有了这笔启动资金，范旭东再次去了塘沽，从一个通州盐商的手里买下个小作坊。
当年的久大盐厂
1915年6月，久大开始破土动工建厂房，当年年底便正式投产。久大盐业制造精盐的工艺是，先将日晒而得的粗盐，也就是当时老百姓吃的盐，经溶化、沉淀后，再用平锅熬煎，使盐重新结晶。这种精盐的工业炼制方法，在中国制盐史上是首创。采用此方法所生产出的精盐，色泽洁白，品质纯净，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吃粗盐、脏盐的历史。
精盐是生产出来了，可是能吃到这种好盐的只有天津一带的居民，用今天的话说是销路有问题了。因为当时北洋政府的盐务管理，沿袭了封建的旧制，食盐的销售只掌控在少数的盐商手里。这些盐商又划定专卖范围，如有越过规定范围的买卖，就会被定为“越界为私”和“以私盐论处”两项大罪。所以这对于年产3万担的久大盐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为了打开销路，范旭东急匆匆地赶去北京，他通过朋友的引荐，认识了一位袁世凯身边的红人——杨度，杨度当时是为袁世凯鼓吹帝制所设的筹安会中六君子之一。范旭东非常明白，此人是打开销路的关键人物，如果把他搞定，那么久大的前景与发展将是不可估量的。
几经往来，杨度被请进久大盐业的董事会并成为股东。这个杨度也真没白当这个股东，更没有让范旭东失望，他带着久大的精盐请袁世凯品尝。袁世凯对久大的精盐非常赞赏，他也认为这是好盐，应该让更多的国人吃到。当时正逢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一时高兴，一口答应给久大精盐开辟四个口岸为销售地。从此，久大精盐在长江流域的鄂、湘、赣、皖四省开始销售。
久大的精盐是用粗盐加工制成的，不仅加工成本和人工费用高，产品的包装也价格不菲，但久大精盐的销售价格却与粗盐同等。这样一来，买盐的人都集中在盐质好、外包装又漂亮的久大精盐的摊位上，这引起了旧盐商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与久大作对。
当时国家盐务稽核所的权力掌握在一个英国人的手里，政府对盐政没有明文管理规定。随着事态越发严重，盐务署的官员不得不出台新的精盐条例以平复旧盐商的不满。这个条例就是专对久大而定的，它对久大的年产量进行了限制，控制了制精盐的源头——粗盐。更为恶劣的是，政府还勾结英国海军封锁塘沽的海口，用以阻止久大盐船出海运输。
就在久大走投无路的时候，北洋政府的人事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曾经赞助过久大的梁启超，不仅就任北洋政府财长，还主管了盐务署的督办。这下子范旭东如鱼得水，精盐的销路不仅是原来的那四个口岸，还进军长江两岸，并在长沙、岳阳、湘潭、常德等地开设精盐商店。
从1916年到1918年,仅仅两年的时间，久大盐业的规模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粗盐加工厂发展到六间，同时还收购了德国在塘沽的铁路支线和俄国码头。这一年，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李烛尘先生，经景韬白的介绍加入久大精盐公司，负责久大的经营管理。
由于梁启超的力荐，范源濂出任教育总长。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新上任的财长陈锦涛对教育总长范源濂说：“你弟弟办了几个大盐厂，盐可以制碱，他为何不办？”
“盐可以制碱，你听谁说的？”范源濂不解地问。
“昨天为政府借款，我去了几家外国银行，都没有什么结果。但英国汇丰银行的经理熙礼尔却说，借款可以，但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就是要在我们国家享有以盐制碱的特权。我虽然不知道以盐制碱是怎么回事，但我非常清楚，英国人肯定是想以此为钓饵，获得这项特权。如果他们获得这项权利，必定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为了不得罪他，我就推托说，以盐制碱，中国已有人创办了，不能将特权再转给外人。没想到，熙礼尔紧接着追问是谁在做。我一时也答不上来，就告诉他，记不清了，等我查准了再告诉他。现在如果你弟弟能以久大盐业来申请制碱，我立即批准，但是申请日期必须写在我与熙礼尔谈话之前，你可不能对任何人透漏这件事。”
散会后，范源濂马上找到范旭东和景韬白，转述了陈财长的良苦用心，并要范旭东立即起草“以盐制碱”的申请。
说实话，在写这个申请的时候，范旭东也不清楚盐怎么加工才能成为碱。
永利制碱公司成立
20世纪初，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发达程度，都是以酸、碱的产量为衡量标准的。
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相当落后，人们做馒头、洗衣服所用的碱，几乎都是用产自内蒙古碱湖的天然碱。这种天然碱在当地经过简单的加工后，就用骆驼运到张家口，通过张家口这个集散地，再向全国各地批发。由于加工粗糙、杂质很多，只能食用，所以人称这样的碱为“口碱”。
当时国内有几家生产肥皂、玻璃、纸、搪瓷、冶金等的新型工厂，在生产中所用的碱都是洋碱，也就是进口的外国碱。这些洋碱几乎都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侵略者的大炮、鸦片、工业用品等一起闯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来源于英国卜内门公司、美国杜邦公司和法国法本公司。
其中英国卜内门的碱销量最多，约占总进口量的90%，其余的10%是由美国和法国分占的。卜内门公司是英国最大的碱厂，它在中国的哈尔滨、大连、天津、汉口等城市都有代销公司。
1918年11月，范旭东的制碱公司在陈锦涛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在财政部的盐务署备上了案，取名为“永利制碱公司”，并被允许按当时工业用盐的国际惯例，向盐务稽核所提出用盐免税的申请。
永利制碱公司的成立，终于实现了范旭东多年来实业救国的夙愿。
当时范旭东要成立我国第一家制碱公司的消息在全国工商、学术两界炸开一道火渠。这道火渠的巨焰惊动了两个人：一个是刚刚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系的学生陈调甫，而另一个则是盐务稽核所所长丁恩。
陈调甫曾在实验室里，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索尔维制碱法，成功地制得了纯碱。当他听说创办久大盐业的范旭东要办制碱公司时，就带着自己的纯碱样品找到了范旭东，希望也能加入永利，为国家的制碱业出一份力。
范旭东见到纯碱的样品后，即刻同意陈调甫加盟的要求。但陈调甫又提出，北方的盐与南方的盐是不一样的，需要再做些试验才能确定。于是，范旭东、陈调甫等几人又筹集了5000块钱，在天津三条石的一个小铁工厂，定制了一套用来试验的小型设备。此套设备不仅包括吸收塔、碳化塔，还有一个用来供碳酸气的石灰窑。
试验是在范旭东位于天津日租界地租来的房子里进行的。因为供碳酸气的石灰窑足有三米高，所以试验也只能在院子里进行。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地生产出合格的纯碱九公斤。这次小试验的成功，给范旭东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奠定了基础。
丁恩是英国人，又是监督盐税的所长，他非常清楚，中国人只要办碱厂，就一定会申请免税的工业用盐，如果不用免税的盐制碱，那么制碱的成本就会高过进口洋碱的价格，所以申请工业用盐免税一事，是中国人非办不可的事。假如中国人的制碱厂用上了免税盐，那么进口的洋碱就会滞销，这对于英国卜内门公司将会很不利。为了保护英国人在华的既得利益，丁恩就用手中的权力，寻找各种借口，极力阻挠范旭东递交的工业用盐免税申请的批复。
丁恩在范旭东提交的工业用盐免税申请的文件上批示：海盐不是矿盐，不能制碱。
范旭东看到批示后，拿着陈调甫用海盐制的碱去找丁恩理论。他质问丁恩：“怎么能说海盐不能制碱？你看看这就是用海盐制的碱！”
在铁证面前，丁恩无话可说，但又不肯善罢甘休，他又以用盐制碱的转化率不准确为由，继续刁难，不予批准。
由于工业用盐免税的申请始终没批下来，所以永利制碱厂就无法开工。时间拖了很久，无事可做的陈调甫决定先去美国进修一阵子。临行前范旭东把他请到家里，语重心长地说：“你目前去留学，我很赞成，但有几件事要托付于你：一是学习期间要顺便考察一下制碱设备，准备将来碱厂开工时，购进最先进的制碱设备；二是去美国多方物色人才，发现好的人才一定立即电告我。”
发现侯德榜
陈调甫赴美留学后，范旭东的用盐免税申请在丁恩的抽屉里睡了两年。
当梁启超听说此事后，就以财长的身份来到盐务稽核所，命令丁恩马上批准永利制碱公司工业用盐免税的申请。丁恩面对中方顶头上司的命令，不敢违抗，但也不肯马上批复。他犹豫了半天，只答应减免一半税。范旭东听后气愤地拍桌吼到：“一文盐税也不缴！”
这时有智有谋的梁启超走到丁恩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盐税担保是指食盐用税而不是工业用盐，稽核所只有稽核税收的权力，至于税收如何规定，那是我们国家的主权，洋人怎能干涉呢？如果你要坚持，那我财务部就有权力公布农工用盐一律免税，决不能因为盐税担保借款，而妨碍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说完就对站在身后的盐务专家景韬白说：“你马上去财政部起草一份《农工业用盐免税条例草案》，并在草案上标明：拟请国务会议议决，再以大总统命令公布。”
丁恩听后自知再也无力抵抗，便马上打开抽屉，在永利制碱公司的申请上，盖上了刻着“批准”的大印。
1920年9月，永利制碱公司终于得到了“工业用盐免税30年”的优惠政策。范旭东马上把这一喜讯电告了在美国的陈调甫，并要求他代表永利公司在美国开始着手聘请专家，订购设备和准备制碱厂的工艺设计。
由于当时世界的制碱工业完全垄断在几家大公司手里，并且技术资料被严格保密，一些重要的制碱设备几乎都是各自制造的，所以要想创办制碱工厂，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渠道购买成套的设备。如果想要自行设计就必须暗中摸索，但这样确实是来不及了。
万般无奈的陈调甫，只好通过朋友关系，约到一家美国制碱公司的制碱工程师梯泼尔先生。陈调甫不顾天寒地冻，一路小跑地赶到相约的地方。梯泼尔见到陈调甫，还没听完陈调甫的自我介绍就问：“中国人为什么要制碱？”
陈调甫警觉地回答：“无非是供造纸、肥皂、玻璃等工业上用，再就是发面做大馒头、大饼等食品。”
梯泼尔眼睛向陈调甫的脸上一扫说：“怪不得中国人脸黄，都是吃碱吃得太多了。”
陈调甫一听气得转身就走。他点名要求访问美国制碱权威屈兰波，请他协助建厂，但遭到拒绝。而后陈调甫又找到美国最大的碱厂要求参观，但也被拒之门外。他仍不死心，冒着大雪在制碱厂外绕了一圈又一圈，结果什么也没看到。
后来，在范源濂的介绍下，陈调甫在纽约认识了当地华人贸易公司的经理李国欣。
李国欣，1914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皇家矿业学校，获得矿业工程师的资格。1916年加入美国国籍，曾任纽约市五金同业工会主席。当他听到陈调甫介绍说，永利制碱公司在国内已经获得批准建厂时，不禁大为惊讶，因为在这样艰难的时刻，中国人要破除万难建一个碱厂，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他对范旭东的此举非常感动,并非常支持范旭东的事业，并愿意为永利制碱公司助一臂之力。
在李国欣的引见下，陈调甫认识了一位赴美留学多年，并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侯德榜。
侯德榜利用暑假的时间，帮助陈调甫设计了永利碱厂的图纸。一天他俩看到一则广告：工程师孟德曾在马叙逊碱业公司任过厂长，愿为人设计碱厂。
这真是雪中送炭，想什么来什么。陈调甫和侯德榜马上约孟德见面，并委托其帮助设计碱厂。孟德也不客气，张口就开价两万美元。迫于无奈，陈调甫忍痛同意并在合约上签了字。
孟德将马叙逊碱厂的一套工艺流程图和几个关键部件的图纸画了出来，送给了陈调甫。陈调甫和侯德榜看后与他商量，能否介绍他们去马叙逊碱厂参观一下。孟德说：“我离开之后就不允许再进去了，你们就更不可能让进了。”陈调甫觉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吧。
两个人反复研究设备图纸，最后决定只要是国内能自制的设备，就在国内购买。除非像可刨光直径二至三米、重一至二吨的大法兰这样的机床，国内没有，才在国外购买，但也只买二手货，因为它的价格仅是新货价的二十分之一。这台机床连同锅炉、发电机、压缩机、真空泵等化工设备，全部都是由李国欣的贸易公司在美国代购，这样一来就为永利碱厂最初的起步，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随后陈调甫带着图纸回到了国内。在范旭东的举荐下，他开始主持永利碱厂的基建施工、设备制造和工程安装。由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工人们又没有建设大型化工厂的经验，因此在加工和安装设备时遇到太多的困难。比如，有时铁水的温度不够，加工出来的铸件砂眼很多，没办法只得回炉重铸。等把这些部件加工完了，运输又是个大问题。在上海铁工厂加工好的部件，要运回天津的塘沽，首先得把这些部件从上海的工厂运到上海的码头，然后再由船运至天津的塘沽。
曾有一次因设备的部件太重，从码头往船上吊运时，竟将设备掉到水里去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捞了上来。还有一次，也是因为设备部件太重，在搬运时将码头地面压得塌陷了下去，结果被法国巡捕房发现并要求赔偿。
好不容易把这些大而重的设备部件从塘沽码头搬下来，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能将它移走。最后只好依靠人工，用圆木一寸一寸地把它滚到厂区里。总之，建厂的过程所遇到的困难，真是比唐僧取经还难上几倍。
建厂的三年时间里，无论是设备制造还是设备安装，陈调甫都冲锋在前。他的工作责任心与工作效率，深得范旭东的赞赏。就在工厂要试车(也就是化工生产开始)的关键时刻，范旭东找到了陈调甫，要他负起制碱的技术责任，不料陈调甫当场拒绝。陈调甫拒绝，不是因为自己累得不能干了，也不是工资少不想干，而是他非常明白，纯碱的研制与生产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绝不是他能胜任的。
虽然他的制碱小试成功了，但将小试放大到中试甚至到生产，这每一步都是一个很大的台阶，陈调甫清楚自己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其实他心里早已有了人选，于是对范旭东说：“还记得我在出国前，你交代我帮你物色人才吗？我还真的发现一位可以担当此任的人选，他叫侯德榜。也就是我跟你提起过，在美国帮助我们搞设计的那个留学生博士。”
范旭东先是一愣，而后慢慢地想起来，是呀，陈调甫回国时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跑到建厂工地上，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一个难得的人才。只是因为这两年手头事太多，竟把这件大事忘了。他转身回到办公室，马上提笔写了一份发往美国的邀请函……
侯德榜其人
1919年春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已攻读近八年制革专业的侯德榜，正在校图书馆修改博士答辩的论文，这时，他收到一封来自中国塘沽的信。
他本以为是陈调甫一封平常的问候信，可万没想到竟是陈调甫曾跟他讲过的中国著名盐业大王范旭东发来的邀请函。侯德榜虽然没有见过范旭东，可邀请函里的话，却字字句句都敲打在他的心坎上。范旭东先给他讲述了国家要制碱的重要性，又介绍了这些年来洋碱在中国欺行霸市的种种行径，以及范旭东本人工业救国的远大抱负，并提到陈调甫的推荐以及自己对他的热切期望……
年轻人是易被感染的，尤其是要为国家做事。每个热血青年都会在祖国需要的关键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可眼下的侯德榜的确很为难，他也深知这是一个紧要关头。自从与陈调甫相识后，陈调甫讲了许多国内的事，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由于没有碱，祖国的人们都穿没有染色的土布衣服，北方人都吃带酸味的馒头，还有民族工业由于缺乏纯碱原料而得不到发展。
可眼下苦读这么多年的制革专业，已为将来的事业打下了基础，尤其是那篇《铁盐鞣革》的毕业论文，已被导师评价为在制革的学术研究方面的新建树，这些都说明以后的事业前途无量。但在这个时候要为国家放弃本专业，到一个极陌生的制碱专业里去，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必须要慎重考虑。
几天过去了，当夜幕降临，侯德榜又一次打开范旭东寄来的邀请函。他在想，范旭东做这一切，所受的那些苦是为什么？我学制革又是为了什么？不都是要振兴中华的民族工业吗？像范旭东这样既有胆识又有热心发展民族工业的人，我怎么能拒绝他的邀请呢？既然是祖国的需要，那么制碱就是值得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想到这里，侯德榜提笔回信：“决不辜负范先生的期望，我会将制碱的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事宜一肩担起……”
1921年10月，侯德榜取得了制革专业的博士学位。他那篇《铁盐鞣革》的博士论文，在国际制革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很快他就被吸收为美国科学会荣誉会员和美国化学会荣誉会员。
这时的侯德榜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如果他当时选择留在美国，不用说已获得的荣誉，就算是拥有这两个学会中的任何一个头衔，都可以让他今生过得衣食无忧，优哉游哉。可侯德榜没有犹豫，立刻登上海轮，向阔别八年的祖国驶去。
八年前，一群清华学堂的学生正在教室里等待教师来公布毕业成绩。这些学生都是两年前在北京宣武门内学部的考棚里，经过复试公开选拔进入到“留美预科班”学习的。此次考试成绩前十六名的同学将被送往美国学习。
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出身富豪或官宦人家的子弟，与这些公子哥比起来，农民出身的侯德榜就显得十分寒酸了。这些纨绔子弟在背地里叫他“土包子”，但就是这个被称作“土包子”的侯德榜，在清华园里创造了奇迹。
当美国教员夹着装有成绩单的皮包走进教室时，教室里喧闹的声音顿时消失了。
“第一名侯德榜：数学100，物理100，化学100……”
十门功课，总成绩1000分。美国教员在此停顿了一会儿，侯德榜这一优异的成绩，不仅使宣布成绩的美国教员震惊，更震动了整个校园。每个同学都用一种或惊奇或钦佩的目光看着侯德榜，就连平时一向喊他“土包子”的小少爷们，也不得不低下了头。
侯德榜能考出这样的成绩，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应该感谢一个人，这就是长他三岁的妻子，她叫张淑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