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
余艳
引言
我对杨开慧的探究最初是从一个墙洞开始的。
这“墙洞”在湖南板仓，在板仓坐西朝东的杨家老宅里，在杨家老宅的西北角杨开慧卧室的床帐后。
杨开慧把洋洋万言的手稿封存在这墙洞里，应该没想到，半个多世纪后，她的这些心灵笔记就是一代共和国领袖的情感秘密！又是他的夫君毛泽东盼了好久、寻了好久、等了好久，却遗憾又残酷地最终没有看到的秘密。
这是怎样一堵墙，能承载这段千古绝唱；
又是怎样一处洞，能装下一腔博爱深情！
其实，世界各地都有秘藏私信、封存秘密的风俗。
世上的秘密，只要你曾经告诉过一个人，就不能再称之为秘密。真正的秘密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实在憋不住了，告诉墙洞，或者树洞、山洞，只有它们，也许会始终沉默。
又当这秘密无处可藏，不想被人知道，就下决心埋葬这段揪心的牵挂。找一处墙洞，或者树洞、山洞，悄悄装进去，这秘密就死了、埋葬了，可能永远不再被人发现，不被人知道。也告诫自己，永远放下、终身不念了……杨开慧是这样吗？
当年，杨开慧把日积月累、三年中写就的心灵笔记用油纸包好扎紧，塞进墙洞，再用相近的泥浆封堵洞口。这处秘密没被敌人发现，也没被亲人发觉。如果不是1982年和1991年两次修缮故居，那沓尘封在板仓杨家老宅的心灵笔记将永远沉睡在那堵旧墙中。
字！
2011年2月的最后一天，是早春二月一个难得的艳阳天，我从湖南省委宣传部提回一大袋子书籍和资料，都是有关杨开慧的，诸如手迹复印件之类的史料。
初春的阳光下，我首先读到的是那篇《追忆》。
追忆？依常理，一个正值韶华的年轻女子，该是更多的憧憬未来。她的从前毕竟太短，而她的未来正长。未来正长的人却偏偏要追忆并不太长的从前。她是不是感觉到从前已经太长，而未来已经太短？
一字一句，字字像滴落的泪，句句如伤感的情。娟秀的字，温软的心，凝于笔端流淌在毛边纸上的字啊，全是深深的痛和深深的爱。我突然感觉到，这些在老墙中尘封了几十年的心灵文字，与其说是写在纸上，倒不如说是字字刻在笔者滴血的心坎上。
再去板仓！记不清是第十几次去了，2012年1月28日这天，我只想在杨开慧当年的卧室，她当年写就《追忆》的这天晚上，当年凄风冷雨的这个季节，陪杨开慧坐一晚，从傍晚到天明，去熬一个杨开慧千百个彻夜难眠中的一个通宵……这夜，我读着手稿，漫漫长夜一分一秒地过。在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杨开慧就在这屋，这桌，这飘风的寒夜，写着，纠结着，煎熬着。
八十三年，这字没有逝去；像到永远，这个人还活着！
死？
我一字一句地通读手稿，每读完一遍，掩卷闭目，试图回忆手稿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句子。
“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天啦，我怎会清晰地记下这段文字？但千真万确，伴随初看时心里猛烈地“咯瞪”那一下，到掩卷而思反复回味，这句话总在眼前不停地晃悠。
死是杨开慧喜欢的事？一个正当华年的女人，究竟要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什么心境才会认定，死是她喜欢的事？
我不敢胡乱猜测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惊惊答案。
一个年轻女子，独自一人带着三个梯形大的孩子，与年迈的老母在家乡艰难度日。三年时间遵从丈夫的嘱托，就地参加地下斗争，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她文弱的双肩既担着三个孩子的重担，又要躲避敌人的捕杀，更撕心裂肺地牵挂生死不知的丈夫。夜雨婆要，一灯如豆，娇小玲珑的身影，孤寂地投在板仓土屋的泥墙上，娟秀的字体流泻在纸上，字字句句道不尽的思念和苦痛。为了丈夫毛泽东的事业，学贯中西的名门之秀，选择了一条优愁痛苦、险恶丛生的路……更为揪心的是，杨开慧身边的战友、朋友、亲人、闺密一个个倒下，激起仇恨的同时，也激起她非常的革命斗志，而让她义无反顾―赴死？还是焦虑、担忧、疲惫、躲藏，一个女子，柔弱的身躯，想尽快结束这马拉松式的折磨？
还是，有别的原因？
墙？
杨开慧的手稿句句肺腑之言，谁都不怀疑它们的真实。因为我感觉，烈士的这些心灵笔记不是写给世人看的，而是写给她自己看的，甚至就是她自己跟自己说的悄悄话。否则，她就不必把她藏在老墙中。
腥风血雨、生死无常的年代，喘不过气来的杨开慧带着三个小儿，躲避敌人，保藏自己，牵挂爱人，坚持斗争。她的那些泣血的文字、真实的心声，一半是刻意的隐藏，一半是希望有个地方可以代为存放。就这样，墙洞成了她精神的闺房，将她的所思所想点滴安放；墙洞又作为消减痛苦的心灵邮箱，为焦虑无奈的女子做了有效的储藏和有力的分担。
怎么会藏在墙洞里，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看见，是想永远尘封这个秘密？
自藏在墙洞中的这些文字曝光后，人们对这些手稿有各种猜想与各种理解。有人说，这是“墙洞里的情书”“藏在墙洞里的绝唱”，也有人说，那个墙洞是杨开慧选定的心灵坟墓。
因为——
她根本没想让人知道那个地方，更不想有人揭开那个秘密。
否则，她完全来得及把墙洞里的秘密告诉她应该告诉的人。
比如她的母亲；
比如跟她一起坐牢的保姆孙嫂和儿子岸英。
但是，她没有说。
果！
对墙洞里的那段秘密，杨开慧谁也没有告诉。
是已然顿悟，那些文字，只不过是她心路上一度迷乱的心灵碎片。那些特定时候从心中飞扬出来，定格为稿纸上的文字，可能连她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了纪念一段心路，还是咀嚼一段寂寞，或是想叫家人有一天能把那些心灵文字转交给心中喊了千万次的人？
然而，大牢中的炼狱，杨开慧已经不是手稿上的杨开慧了。
手稿上的心音不过是秋虫般的呢喃，期期艾艾顾影自怜的家妇，而大牢中的杨开慧已亮丽于信仰的高山，这时的她才是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爱人！
两个完全不同的自己啊，别让世人混淆，更别让夫君看见。
就让那段寂寞的文字永远寂寞在墙洞之中，永不示人。
但是——
历史有如河底的沉沙，看起来粒粒相似，其实每一粒沙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但那些河沙以及河沙里藏着的故事不会再说话。因而，活着的人们就特别喜欢评说历史，似乎只要一评说，评说者就变得聪明。因为无论活人怎样评说，历史都无法反驳。
正如河底的沉沙，你说它粒粒相同，或者各有各的不同，或者各有什么不同，全都任人评说，那些河底的沉沙是不会说话的。正由于此，活人对历史的评说便远远多于对历史的思考。
有感于此，我告诫自己，我无意于评说过去的故事，也不敢对过去的故事作什么聪明的解读。因为，在历史面前，根本就没有聪明的活人。我只想，以杨开慧的心灵笔记为指引，并顺此指引再重走一遍那些与之相关的足迹，试图寻找出被历史迷雾所遮盖的历史真相。
第一章 手稿上的井冈山
（1）无论怎样都睡不着……总是不见来信
这是一个月淡星稀的夜晚，毛泽东把杨开慧母子几人悄悄送回了板仓老家。
即便是在晚上悄然回家，毛泽东也是在冒极大的风险。
那正是白色恐怖风行城乡的非常时期。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捕杀，似乎越杀越红眼。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等著名共产党人相继遇害。在当时的中国，连乡下都知道，抓一个“红脑壳”，政府就奖十块大洋。像毛泽东这样著名的“红脑壳”，自然是反动派枪口随时瞄准的对象。
1927年，是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死中求生的一年。
这一年的湖南长沙更是惨烈。
摔不及防的共产党人纷纷倒毙于敌人的枪口与屠刀之下。
当时的长沙，从南门口一直连向天心阁，城墙上皆挂满了革命者的头颅。有的甚至还不是革命者，只是被那场疯狂屠杀而误杀的普通百姓。据说连当时的狗，也因为吃惯了人肉而吃人成性，见到活人就一顿乱咬。到6月底，共产党员、工会农会干部以及国民党左派被杀者已达五百人以上，三湘大地有“死地”之称。
这一年，也是毛泽东动荡徘徊、优心忡忡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中共五大，毛泽东关于“开展土地革命、迅速发展农民武装”的提案，没有引起大会重视。
这一年，眼看着一个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右派的屠刀下纷纷倒下，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还在忍耐、迁就、让步，观望……这一年，曾经在毛泽东心中沉思日久的一个思想越来越明朗坚定：拿起枪，组织自己的工农武装。
可是，要完成“武装斗争”这一大步的跨越，毛泽东知道，先要走出1927年最关键的一步：巧妙“摆脱”老拧巴的陈独秀。
这一步，毛泽东没按常规出牌。他避虚就实、扬长避短地睿智了一把。1927年8月初，毛泽东和他的心有灵犀的共产党员们在九江举行紧急会议。巧妙设计，让陈独秀未能出席。
结果，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被排除中央领导层，毛泽东再次顺利进入中央委员会。他抓住来之不易的话语权，让会议接受他的建议：继南昌起义之后，马上在中国农村发起秋收起义。毛泽东在会议上特别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次会议，毛泽东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回湘组织秋收起义。作为秋收起义的建议者，毛泽东自然也成了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他明白．秋收起义的枪声一旦惊响在湖湘大地，斗争的方式将由暗变明。那一声枪响后，无论是他还是他的起义部队，都将会引来敌人疯狂的围剿。从此以后，夫妻恩爱与儿女天伦肯定将从他生命中淡出。等待他的，定是枪林弹雨中的残酷搏杀。
就在板仓，就在杨开慧简陋的卧室，毛泽东夫妻一别，就再也没有相见。
那天，黑夜中的告别，虽然比从前任何一次告别都要匆忙。
但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地显得重复哆唆，老是反复叮嘱妻子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杨开慧后来对堂妹杨开英说，从前，她跟毛泽东的任何一次分别都没有那种掏心掏肺的感觉。可那一次偏偏那么奇怪，那个人一融进夜色中，她的心就空了。
事实上，杨开慧的直觉没有错。那黑夜中的匆匆一别，竟成夫妻永别。那煤油灯下的最后一眼对视，竟成了后来岁月中回味不尽的终极影像。
这以后，杨开慧就开始了彻夜难眠苦度时日。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是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晚的时晨（辰），十多天了，总是不见来信……
（2）我简直要疯了……人越见枯瘦了
也许是一种莫名的预感在作怪，与毛泽东别过多次的杨开慧，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分别那样令她心神不定：
我检（简）直要疯了！我设一些假想，恼（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
手稿中诸如此类的文字比比皆是，但这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少妇思夫。那段时间，在杨开慧的那些思梦中，肯定多是噩梦。国共两党越来越激烈的武装对抗，她当然明白，身处对抗前沿的毛泽东，每时每刻将会面临着什么。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里，看报成了杨开慧每天必不可少的重要生活。
杨开慧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报纸看．就连已经看过的报纸，都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虽然那些消息让她感到虐心，但她还是忍不住想看。就好像不得不看的病中亲人，不看不放心，看了又虐心。
报纸上的“赤匪”被描绘成惶惶不可终日的走寇。在各路武装的围追堵截中，那些“赤匪”似乎只有挨打逃窜，而无还手之力。杨开慧从报纸上得知，丈夫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似乎天天在敌人的追杀中东躲西藏，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并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丈夫的队伍越打越少，最后一小股赤匪流窜到了井冈山，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杨开慧虽然不完全相信报纸上的说法，但同时她也明白，在围追堵截的险恶环境里，丈夫毛泽东和他的起义部队，会遭遇怎样的困境。
其实，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和他的起义军，要比杨开慧想象的境遇更糟更难。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开始，枪声打响之后，起义部队曾一度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起义进入高潮时，毛泽东曾写下一首词，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秋收暴动像霹雳一样出现，也像霹雳一样从空中划过去了。
初战胜利的喜悦还没从战士的脸上消失，起义部队便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反扑。于是，部队中那股被胜利燃烧起来的激情马上低落下来。在这个兵源来路不一的起义部队中，悲观丧气的情绪就像瘟疫一样在部队中传播蔓延。
偏偏这个时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人却遥遥发来指令，要起义部队继续攻打长沙。而起义军内部．憋了一肚子气的个别将领也主张继续攻打长沙。毛泽东权衡再三，认为这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最终，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走。
起义部队在转移过程中，毛泽东顺势完成了两个重自选动作：一是浏阳文家市的会师转兵，二是三湾村的“三湾改编”。
前者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重要转折点，后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基本治军思想：党指挥枪。
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的一条“注意”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规定细到了红薯，可见当时的起义部队军纪之涣散，已到了何等令人担忧的程度。
但是，把中国工农武装引向正确方向的毛泽东，这一保留革命火种的撤退，却被当作违抗党中央指令而受到严厉处分。
“右倾逃跑主义”“可耻的退缩者”，甚至被传令者误传为开除党籍。就连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都要毛泽东做出自我反省……在板仓，与毛泽东魂系梦绕的杨开慧像有一种生命感应。
站在门前，心里跑到他那里去了。好像看见他带着一种凄黯的神色在那里。
杨开慧当然不可能想象丈夫受什么处分，她只是心优与心疼地想象着他的艰难。带着一种凄凉神色的毛泽东要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山上的部队可能没有粮食，可能没有医药，可能没有衣服，可能没有子弹，可能有很多糟糕的可能。
在杨开慧眼中，曾经毫不起眼的那个井冈山，当时已成为她心目中最要命的山。夜里梦见那座山，醒来想着的还是那座山。
（3）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不能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思念，而更多的是因为牵挂与担优。
杨开慧非常明白，在那时那刻，她就算寻到井冈山，等待她的并不是夫妻团聚的喜悦与浪漫，而是同甘共苦的艰难，是生死与共的命运。甚至，就是死亡。
没有我在身边，他不会注意的。
已经给毛泽东生了三个孩子的杨开慧，这句话绝不是自以为是之言。在杨开慧那些伴夫走天涯的日子里，她知道，生活中的毛泽东是不屑于生活琐事的。甚至面对危险也仍然没有应有的警觉。
杨开慧不会忘记，当年她陪毛泽东回韶山，得悉省长赵恒惕要派兵抓捕毛泽东，而且抓捕的部队已经向韶山奔来。得此消息的毛泽东竟然从容不迫地要带着杨开慧母子几人一块走。要不是杨开慧一反常态的暴怒催促，后果还真不敢想象。虽然，杨开慧也明白，毛泽东要带妻儿一块走，是不放心把他们母子丢在韶山。抓不到毛泽东的那些捕兵，极有可能把他们母子抓走。
但是，当时的杨开慧心里只有毛泽东的安危，根本没考虑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毫无疑问，那时那刻的杨开慧决意要上井冈山，明显带着共赴危难的强烈意识。在杨开慧貌似纤弱的身躯里，多愁善感的情怀与刚烈倔强的个性同时并存。即使没有杨开慧英勇就义的那一幕，单看杨开慧的手稿，就不能不让人坚信：如果需要，杨开慧随时准备为毛泽东去死。
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
藏在墙洞里的这些心语，可不是杨开慧的自夸自的人前之语，而是她真实的心声。
中国历史从来不乏贞妇烈女的故事。中国女性漫长的人生中，嫁给了一个男人，也就嫁给了一种命运。像王宝oil，十八年守成一座活的望夫石……但杨开慧显然不是王宝川。她是一个女人，同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杨开慧意欲奔赴井冈山的冲动中，无疑包含了激情燃烧的信仰与舍生取义的大气。革命有难，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但是，如果把杨开慧按捺不住的冲动仅仅理解为共产党员的本能反应，恐怕也嫌简单。历史地看，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种事实：在那些令人啼嘘的故事中，只见女人为男人而死，却少有男人为女人舍命。正如那些被捕的革命者们，只见变节的男性，而少见叛变的女人。
其实，在那些贞妇烈女的故事中，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永远不敢漠视的精神特质：忠贞与坚守。漂流在民族文化之河上的那本《女儿经》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历史的轻风仍然会把书中的碎片吹到人们面前，并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余香。
作为著名伦理学家的女儿，杨开慧自然有机会接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熏陶与浸润，并把它们化为中华女性共同的某种姿态，在历史的原野摇曳出一个大写的花名：中国女人。
也许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杨开慧当时的去意仿徨：
作为革命者，在革命遭受挫折之时，理应挺身而出，与战友们一道并肩；
作为一个妻子，在丈夫遭遇厄运之时，理应相行相伴，与丈夫共渡难关；
作为一位母亲，杨开慧却又不能无视三个儿子的存在……革命需要战友，丈夫需要妻子，但儿子需要母亲。也许正是这多重身份增加了杨开慧选择上的两难。
杨开慧肯定也曾经想过要把三个儿子一并带到井冈山。
但那种念头恐怕也只能随着一声叹息而自然消失。在东躲西逃的艰难困境中，真带孩子走，无异是把三个孩子送上杀场，又同时给革命添累赘。可是，把孩子留在家，自己一人前往？
那孩子谁管？母亲年迈，一人带三个孩子，显然不现实。托付他人带养？杨开慧不忍，何况毛泽东知道也绝不会赞同，甚至会极为不悦。
爱夫爱到骨子里的杨开慧，自然不愿意惹丈夫不快。一头丈夫一头儿，杨开慧能怎么样？会怎么样？
天地没有回应，命运闭着眼睛……
第二章 我是真的爱他呀
（1）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那段时间里，杨开慧每天最重要的心思就是盼信。
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检（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这几个小宝，我终于不能去逃避。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下来了……只有五十天，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杨开慧说的那封贵重的信，是毛泽东用暗语写来的，信中说：“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接到来信的开慧禁不住喜极而泣。
其实，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信并没有告诉杨开慧太多。她更不知道，在收到这封贵重的信时，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生活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失意的一次。
他不但被撤去了党内要职，竟然还被传言“开除了党籍”。于是，毛泽东病了。当他孤独的身影一瘸一瘸地走在山道上时，那情形看上去已经没有“霹雳一声暴动”的气概了。
就在毛泽东身心疲惫情绪低迷之时，有一位十九岁的少女及时在毛泽东身边出现了。
少女名叫贺子珍，在当时当地被称为“永兴一枝花”。这位能骑善战的年轻女战士，对来自山外的青年毛委员似乎特别关注。尽管，眼前的他体弱多病，头发过长越发显得单瘦，但是，年轻女战士贺子珍却仍然强烈地感觉到，在青年毛委员落魄的外表下，在那双优郁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甚至连那瘦削却不失挺拔的身影，都彰显一种男人的孤独与倔强。
要说毛泽东对女战士的那双明眸视而不见，那有点不现实。
更何况，体弱多病的毛泽东还时不时地享用着贺子珍为他弄来的那些可以补身子的山雀、泥鳅等美味。不难想象，当身心俱糟的毛泽东在品尝着那些美味时，也无意间品味出了一位少女弯弯曲曲的心事。
腿伤稍见好，毛泽东便忍不住想出去转悠了。他当然清楚，脚下的这块土地，将是他和他的起义部队长期立足的地方。对这么个命运枚关的地方，不熟悉地貌、不了解情况的毛泽东，自然要深人调研的。于是，年轻的女战士贺子珍自然而然成了毛泽东的向导，甚至还是拐杖。
在两个人的山间小路上，话题涉及革命和工作，也涉及日常生活。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跳出了弯弯曲曲的山道，飞到了更广阔的空间。偏偏毛泽东不张口则已，一张口便是妙语连珠落玉盘的美妙，话中的世界便是贺子珍备感新鲜的另一个世界。
也许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他进行社会调查时，他自己也正被一位女战士悄悄认识。
其实，在见到毛泽东之前，贺子珍对毛泽东的名字并不陌生。读书时候，她就早已读过毛泽东的文章。比如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和《政治周刊》上的文章，那些一气呵成的排比句让你一看就停不下来。面对那些美文，贺子珍曾经猜想，能写出这种锦绣文章的人，一定是个长得很丑的人。因为公平的造物主不会让一个人把好事占全。在让他拥有深刻透辟的思想的同时，还让他拥有赏心悦目的容颜。可等贺子珍知道来井冈山的这个人，就是写出那些美文的人，贺子珍才知道，造物主也有不公平的时候。
然而，无论山道上的脚步挨得多近，两颗心却似乎挣扎着不敢靠得太近。因为毛泽东告诉过贺子珍，在湖南老家，他早有妻子和孩子。
井冈山之外的杨开慧自然不知道，她日夜牵挂的爱人正面对一位少女的深情而苦苦挣扎。此时的杨开慧，仍然在思念的迷途上越走越远：
……连那他写的字，只要是他的，一概变了比珍宝囊还要要紧些。太难过了，我疑惑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小毛。在这时，我感到一种爱惜了，连那几个。太寂寞了，太伤心了！
杨开慧笔记中，提到肚子里的“小毛”，虽然很快被确诊是一种假孕。但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杨开慧在思夫的心路上，已经把自己给丢失了。
（2）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
1928年5月，朱德、陈毅所部与井冈山的部队会师于宁冈龙市。自此，“人不过千户，粮不过万担”的井冈山呈现出了异常兴旺的景象。
一时间，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共产党人，操着各自的湘音、川调、粤语、赣声以及客家方言，碰响在罗霄山脉的中段，汇成了一曲不同凡响的井冈山革命大合唱。
从此，“朱毛”红军成了当时中国社会日日更新的民间传说。并在那些传说中，把朱毛传成了不同版本的神话。
从此，小小的宁冈龙市仿佛在一梦之间变成了中国举足轻重的政治要地。
也在此时，毛泽东终于走出了政治上的低谷。首先是朱德、陈毅证实，党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的所谓决议是误传。然后，他们又带来了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的充分肯定。朱毛会师之后，两部合为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朱德、陈毅等人很快发现了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那不一般的眼神。这两位喝过洋墨水的青年将军，在此时此刻此山此地说出的话，可没有半点的起承转合。他们直截了当的几句话就把那层窗户纸给捅穿了。
1928年5月28日，毛泽东与贺子珍以吃顿饭的形式结为了革命伴侣。
然而，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优念的。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又许久没有信了，不眠症依然来到。
在毛贺结合后不久，远在长沙的杨开慧见到了一个重要的人，这人就是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此时的杨开明已被任命为湘赣特委书记，即将到井冈山的永新赴任。杨开明此行前来与堂姐见面，一是与杨开慧辞行，二是问杨开慧有没有东西捎到井冈山。
见到堂弟的杨开慧，几乎就把堂弟杨开明当成了活生生的井冈山。那极端细节琐碎的询问，恐怕除了杨开明能耐心作答，再没有别人能认真听认真答。
其实，对井冈山上的情况，杨开明早已知道个大概。但杨开明没有告诉姐姐杨开慧井冈山上的实情。
没有把这事及时告诉姐姐，杨开明出于某种善意，虽然可以理解，但应该也是一种残酷？或者叫善意的残酷？残酷的善意？
偏偏这次，杨开慧托堂弟杨开明带去了两坛豆豉辣椒和两双亲手做的布鞋。
可以肯定的是，那两双布鞋不是赶做的，那是杨开慧于极端寂寞时的排遣。甚至可以说，那鞋底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杨开慧写在鞋上的另一行行思念的文字。
当毛泽东看到杨开慧捎来的那两双布鞋，一向妙语连珠的毛泽东沉默了。
当时的杨开明恐怕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面对那两双布鞋，也许两个男人说话也尴尬，不说话也尴尬。好在那种尴尬并不伤及某种默契。那不是男人之间的默契，那是革命者之间的默契。因为，在毛泽东和杨开明心中，有一杆铁秤是永远不会失衡也永远不会弯曲的。那就是―革命利益的天平。
但人的心中不可能只有一杆秤。当革命暂时淡出心中的某些时候，情感的天平便会不失时机地潜人人的心底，并不怀好意地把人心钩在秤杆上不停地荡秋千。当时的湘赣特委书记杨开明，就在堂姐杨开慧和曾经的堂姐夫毛泽东之间来回摇摆，在理智与情感的两头时高时低、时重时轻。
对于远在故乡的那位堂姐，杨开明可是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位清纯得不惹一丝尘埃的女人。而且在杨开明的心目中，堂姐杨开慧甚至比亲姐还要亲。在长沙读书的那段时间，住在长沙的他们一家对他无微不至的关爱仍然历历在目，姐姐是把他视为至亲啊。后来的杨开慧在料定生命无多之时，把自己的三个孩子托付给杨开明，足见姐弟之间的那种亲情非同一般。
杨开明不敢想象，一旦得知毛泽东生活变化的真相，清纯如透明人一般的姐姐将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最让杨开明纠结不已的是，在天平另一头的毛泽东也是让他难以释怀的人。在杨开明的心目中，毛泽东不仅仅是他曾经的堂姐夫，也是他的同志和战友。毛泽东还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是他学生时代所崇拜的偶像。
可以想象，杨开明见毛泽东无疑是理性的。那种理性可能不仅仅来自于革命利益的原则，也许还来自于毛泽东身边的那个女人贺子珍。
身在井冈山上的杨开明，自然有机会耳闻目睹贺子珍的处事与为人。在井冈山根据地，那是个有口皆碑的女人。
杨开明就亲眼见识过贺子珍让人为之一动的另一面。那次，杨开明正与井冈山的几位领导开会研究工作，突然得报敌人的部队正向这边摸来。已有身孕的贺子珍一听，想都没想便摸出双枪冲了出去，竟凭两支手枪逗着敌人追着自己满山跑；杨开明自然也听说，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备有个随时准备离开的行包。说是一旦开慧姐姐上山来，她就背上行包让位走人。取代堂姐的竟然是这么一位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的女人，杨开明还能怎样？他除了沉默只能还是沉默。
身在井冈山的杨开明自然也发现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众人面前的避嫌和收敛。对此，著名作家王行娟在她的《贺子珍的路》一书中，曾对毛泽东的心理负重有过细腻的描述：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李的贺子珍，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聊。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忽然说：
“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着你。”
他上马走了。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能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好一会儿，她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像正常状态下的那个毛泽东。但正是这种看似不合毛泽东性格的拘谨与避讳，让人感觉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理负重。
对毛贺之恋，《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对此作了一种中国式的解读：
“这一点很合毛的脾气，他笃信诚实的乡土美德。他不同于那些‘五四’型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大胆的社会实践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和开慧及子珍的婚姻在当时的环境中都是稳定的。确实，毛泽东并不看重结婚的仪式。然而，一旦确定这种关系就会稳固地保持下去，直到因外部因素而发生突变。”
我由此想起了井冈山上的另一位年轻女战士曾志。这位后来拥有三座雕像的红色夫人，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个时候我们有今天没明天，我们没有时间卿卿我我，我们是大情大爱，爱得更热烈，也只能爱得更直接，爱和生命每时每刻都连作一起，如果说男人革命是用生命，那女革命者是带着情和爱投身革命，直至献出生命在所不惜。因为，女人的生命和爱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消亡，另一个必定跟着去了。”
第三章 伤心的日子依然来了
（1）毛泽东托吴福寿长沙找寻杨开效
这一回，我是第三次到井冈山，专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情路探访。
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一个健在的知情人谢美华。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次毫无发现的探访。不管我多么用心良苦地启发诱导，上了年纪的谢美华仍然像背书一样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众人皆知的老故事：
谢美华的姑父昊福寿，当时跟井冈山上的毛泽东住得很近，一来二去，比毛泽东大29岁的吴福寿，与毛泽东成了忘年交。
许久得不到妻子音讯的毛泽东，想派人去长沙寻找妻子，探实情况。思来想去，“闯荡江湖”的银匠吴福寿成了他物色的合适人选。
吴福寿受毛委员之托向湖南方向去了。没过多少时日，他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几次急迫询问下，吴福寿才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
毛泽东闻言大惊，问到底怎么回事，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
毛泽东明白了，当时呆若木鸡，痛苦地流下双行泪水……谢美华老人讲这个故事时讲得很流畅。不难想象老人已经无数次地对人讲过这个故事。在老人的讲述中，我几次想插话提出我的质疑都不被老人理睬。老人只是执著地按照她的故事走向讲下去，直到故事结束，老人不回答任何质疑。
我没有再为难老人。告别老人之后，一个久已在心里的疑问再次冒出来：毛泽东既然委托吴福寿寻找杨开慧，那么昊福寿回来之后，不管结果如何，是不是应该把寻找的过程与结果认真告诉毛泽东才对？但是我发现，到处传扬的这个故事，都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吴福寿寻找杨开慧的过程和结果。吴福寿究竟找了杨开慧没有？怎么找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所有类似的故事都避而不谈。吴福寿只对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就这么一句话，吴福寿就把寻找之行对毛泽东交代了？
按照常理，毛泽东既然要吴福寿去找杨开慧，就不可能不告诉吴福寿去哪里找。既然告诉了，吴福寿就不可能不去板仓。
既然去了板仓，就不可能找不到杨家老宅。既然找到了杨家，就不可能找不到杨开慧的家人。因为当时的杨家老宅从来就没有空过人。杨开慧的母亲就一直住在家里，杨开慧的堂妹也经常过来。杨开慧的哥哥嫂嫂也经常回家看望老母。杨开慧本人也偶尔回家看望老母。找到了杨开慧的家人，吴福寿不可能打探不到杨开慧的行踪。吴福寿找到杨家人，更不可能无法取信杨家人，因为取信于杨家的办法应该早已经想好。
但是，吴福寿回来的复命却只有极为简单的一句话：“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那言外之意无疑是说，杨开慧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如果吴福寿真的到了板仓，他绝不可能得到杨开慧已不在人世的误传。
因为这一连串的不合情理，让我禁不住做出一种自以为是的推断：吴福寿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去找杨开慧，或是去了，回来也是善意“撒谎”。
作为毛泽东的近邻，也作为贺子珍的远亲，吴福寿不可能对毛贺之间的暗恋甚至明恋视而不见。吴福寿也不可能不明白，毛贺之间那种退不得进不得的恋情，全因为在毛贺之间还隔着一个杨开慧。于是，善解人意的吴福寿假意受命去找杨开慧，在外面虚走一趟后即回来向毛泽东复命。也许，望着毛泽东黯然神伤的样子，用心良苦的吴福寿想着，先为眼面前的两个有情人做件好事再说。
不必讳言，毛贺之恋一直是井冈山历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节点。也是世人众说纷纭的敏感处。对毛贺之恋的各种看法与见解，甚至早已跳出了历史的范畴，而直接指向伦理道德的层面。
（2）井冈山的政治联姻？
我注意到，一些研究资料都为毛贺之恋找出了严肃的背景铺垫，甚至挖掘出了毛贺联姻的现实无奈与历史必然。那些用心良苦的解读与诊释，皆为了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井冈山上的毛贺之恋，不只是情感使然，也是政治的必然。
关于那些解读，下面的说法恐怕是人们最熟悉的：
自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以来，井冈山上的两个山大王跟毛泽东一近一远，一亲一疏。袁文才认定毛泽东的确是个“中央才”，很想将他长久地留在井冈山。而一向疑心很重的王佐，却担心毛泽东想吃掉他的队伍当山大王，一直对毛泽东若即若离，心存戒备。而势单力薄的毛泽东如不能尽快与王佐的部队联手对付敌人的围追堵截，井冈山这块根据地将朝不保夕。要想让心存戒备的王佐放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他们提出的让毛泽东成为井冈山的女婿。于是，一个联姻妙计似乎是顺其自然的出笼了。这条妙计的始作俑者自然是王佐和袁文才，主角自然是毛泽东与贺子珍，而与工农革命军刚刚会师的朱德与陈毅则成了这段婚姻的推波助澜者。
那些众所周知的说法还告诉我们，毛泽东开始自然是本能地推挡着这桩婚事。推挡的理由自然也合情合理。因为山外还有毛泽东割舍不下的妻儿。然后井冈山上的几个婚姻说客继续对毛泽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把毛贺婚姻与革命前途联在了一起。于是毛泽东在犹豫再三之后，为了联手王佐，为了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为了井冈山的发展出路，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合了。
但是，这个故事中的毛泽东，真的是世人所了解的那个毛泽东吗？
单看毛泽东在党内地位中的那些起起落落，我们不难发现，每当毛泽东的思路决策与党中央领导的思想相左相背之时，毛泽东的思想坚持与行为坚定从来没有动摇过妥协过，哪怕毛泽东深知自己的坚持会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什么后果。毛泽东素来反对没有爱情的结合，以他决不屈从的性格，他会为了两个山大王而让自己的婚姻打上政治功利的烙印？
其实，对毛贺之间的这段姻缘，完全没有必要去刻意放大或刻意缩小或刻意遮掩。在毛贺之恋的故事中，我们可能无法淡化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正处于革命的低迷阶段。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并不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是从一个挫折走向另一个挫折。在前有豺狼后有虎豹的险恶环境里，同志之间的相帮相扶已成最后的生之希望。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在毛泽东身体衰弱情绪低迷之时，一位纯洁深情的女战士来到了被开除党籍的毛泽东身边，对落魄的毛泽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对当时的毛泽东而言，贺子珍的出现，犹如沙漠旅人在干渴之时看见了一乱清泉。其实这就够了。
毛贺结合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寻找爱情之外的理由。
其实，在当时的共产党人中，类似毛贺之恋的情感故事并不鲜见。历史地看，如果用移情别恋或另结新欢来表述这类故事，显然是片面的。在共产党人艰难而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经离得很近的人走远了，曾经相隔很远的人走近了。在一远一近的情感困惑中，如果苛求他们为痴等远水而忍受近渴，恐怕也是某种矫情的诗歌。其实，浏览那些已成过去的情感故事以及故事后面的故事，人们不难发现，在共产党人的情感世界里，情感的负重与情感的洒脱总是那样如影随形，难以剥离。在那特定的年代，他们的情感故事已然成为那段历史的一部分。不管人们怎样看待那些故事，都无法忽视一个事实：那些看似有违传统道德的情感故事，不但滋润了故事主角的精神与生命，甚至可以说，那些故事滋润了一段历史。
又何况，当时并不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家里一个顾老小，身边一个知冷暖”更是普遍。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战友朱德将军身上，他在跟第四任妻子伍若兰结婚时说：“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我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像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前中央文革的戚本禹说：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贺子珍晚年时，曾这样回忆井冈山的那段时光：“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人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我想，读到晚年贺子珍这段朴实无华的追忆，那些聚光在毛贺之恋的一双双眼睛，会不会突然收回追光，在沉默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第四章 最美丽无上的爱
（1）自从听到他的许多的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我就爱了他
漫漫等待中，回忆，就成了杨开慧时间大餐中的最精美的主食。
“自从听到他的许多的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我就爱了他。”
手稿里的这句话，背景是1917年。那年，杨开慧正好十六岁。
十六岁少女的眼睛正是极端敏感的时候。月亮可以照出她的优伤，太阳可以点燃她的灿烂。甚至，在十六岁杨开慧的眼中，太阳可能被她读成月亮，月亮也可能被她读成太阳。
这一年，毛泽东已是湖南第一师范三年级学生。
在长沙浏正街曾经赫赫有名的李氏芋园内，住着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几位名师。学校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家也在其中。
毛泽东早已是李氏芋园的常客。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的哲学小组就跻身其中。李氏芋园中的几位名师对这三个不太安分的学生似乎带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偏爱与放任。老师们有空的时候，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到他们的讨论当中，陪着三个学子深刻一番或者幼稚一番，竟然感到别有一番意趣。
那段时间，杨昌济一拨弟子们经常在他的饭桌上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从弟子们口中跳出来的话题不外是国家民族或是国运民生，以及那些与此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主义。他发现，弟子们口中的各种主义就像三月的春草，比着劲地在他这间陋室中疯长，且互不相让互相争风。每当这个时候，杨昌济总是静静地在旁听着，很少评点，更不轻易裁判。每当这个时候，杨昌济都会得意于自己当初的一个重大决定：放下省教育厅厅长不做，而做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员。
这位游学四国的杰出教育家，从来就不反对教育救国。但他同时也冷静地看到，教育家不可能直接救国，可以直接救国的是教育家培养出来的国之栋梁。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总是时不时请弟子们到家中一坐。名义上是请弟子们吃饭，但最享受的是他自己。因为弟子们的慷慨激昂，就是他最好的精神大餐。
书生们在先生家的高谈阔论，先生的女儿不可能视而不见。
少女杨开慧发现，那个经常出人杨家的书生毛润之，简直就是父亲杨昌济脸上开不败的笑容。崇拜父亲的杨开慧当然相信，学贯中西的父亲所喜欢的得意门生自然是非同一般的青年俊才。
于是，情窦初开的杨家少女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着有关毛润之的一切。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只要碰到毛润之的文章，杨家少女的眼睛就会闪闪发亮。只要听到毛润之的逸闻轶事，世上所有声音便不再美妙。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寥寥数语，不是社会就是国家，不是国家就是天下。要是换了一般的少女，也许听一听笑一笑就过去了。但那些激扬的文字跳进杨开慧的眼里，就过目不忘。
偏偏诸如此类的句子在青年毛泽东的文章中比比皆是。于是十八岁的杨开慧总有看不完的激扬文字，总有静不下来的少女心事。
那个时候，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地要失掉真正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
不知道究竟是先注意上那些文章，才注意上了写文章的书生，还是先注意上了那个书生，而后注意上了那些文章。总之，那些文章和文章背后的书生，不知不觉间已在情窦初开的杨家少女心中挥之不去。
最要命的是，有关毛润之的那些逸闻轶事，总能在杨家少女的心中乐出会心的一笑：
毛泽东可以跟人打赌，一餐吃下三碗红烧肉；
毛泽东可以不带一分钱就优哉游哉地走访民间，一走就是一个月。回来时，那带回来的一大袋社会调查笔记，让杨家少女的父亲看后赞不绝口；
毛泽东可以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跳进河里，并在冰凉的水里游出响当当的毛氏格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而他一次次慷慨激昂的论述，更是多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听众。
“俄国革命成功后我在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改变千疮百孔的社会、拯救这个内忧外患的国家？过去，是读书、求学。现在，俄国革命的经验是走进工农中间，团结他们、影响他们，甚至改造他们！暑假那次游学，给我的触动很大，一个资本家，就能让多少穷工人几代人给他卖命；一个土财主，能骑在那么多佃户头上为所欲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上有权有钱，还依仗着没落的政府、混乱的社会，欺世盗名。老百姓没文化，愚昧到只相信自己苦命，他们老实，他们动不起来。读书人能明白，可读书人才几个？何况，你书读得再多，一帮学生翻不了天。你读一万本书，挡不住汤萝铭的那一营兵。真正多的，是农民工人老百姓。那么，走进工农中间，让他们觉悟，唤他们觉醒。一个人不行，我们结交朋友，我们组成团体。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唤醒民众，肯定是件非搞不可的事。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也只有眼睛向下，盯着最广大、最底层的民众，团结他们才能真正成就一点事情。”
在这个忧国优民的书生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不知不觉间，喜欢读书的杨开慧把眼中的书生当成了一本从未读过的圣书，虽然眼中看不懂，但心中已经放不下。
（2）我虽然爱他，却决不表示
那时，杨家少女对毛泽东的这种关注，充其量不过是怀春少女的一首朦胧诗。
直到1917年年底，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一件事情，让杨家少女心中的那首朦胧诗不再朦胧。
这年年底，命运似乎有意给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次豪赌的机会，而且，那机会似乎是专门为毛泽东而准备的。
在护法战争中被击溃的三千北洋残兵败逃长沙。败兵临近长沙城外时，城中却空无一兵可资防守。似乎一场灭顶之灾将从天而降。消息传开，整个城区陷人一片恐慌。
就在人们争相逃命的慌乱时刻，毛泽东仿佛从天而降。只见他登高一呼，满场为之震撼：“不能撤！难道三千败兵就吓坏了偌大一个长沙城吗？！难道三千败兵就吓坏了岳麓山下成百上千的热血男儿吗？！我中华之病根，民族之悲哀，就是千人怕一个！万人怕一人！面对区区一群残兵败将，人人丧胆，全城变色！这是岳麓山下千万学子的耻辱！这是长沙全城的悲哀！我毛润之在此毒誓：这条命，我赌定了！不怕死的，站出来！跟我走！”
所有在场的听者都被那阵气急败坏的狂吼烧得热血沸腾。
人们很快站到了毛泽东身边。
那场战斗似乎解决得过于简单。简单得让那些准备赴死一战的学子们觉得很扫兴很不过瘾。在长沙郊外一个名叫猴子石的地方，那一拨残兵正在山洼里心灰意冷地似睡非睡。突听一阵枪响，然后就有人喊他们投降。那些残兵一看，见暮色中的四面山上，全是拿着枪的围兵。又有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早已没有斗志的那些残兵马上意识到，他们的气数是真的尽了。于是，他们按照职业军人的投降惯例，以最快的速度交枪。
这次战例，成为湖南第一师范引以为豪的校史佳话。在湖南第一师范的陈列室里，至今存有详细的记载。
毛泽东当然不知道，他那次气冲云天的冒险胜利与豪赌险赢，在杨家少女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波浪，……然而，为之震撼的杨开慧是心里爱了，嘴上却决不说。像她手稿上说的：
我虽然爱他，却决不表示。
哦，决不表示？这的确像是杨开慧的性格。但是，决不表示的杨开慧却差点在爱情上让别的少女捷足先登。
那位少女名叫陶斯咏。这位比杨开慧大五岁的学姐，当时已是湖南学界鼎鼎有名的“江南才女”。才女偏偏还兼得一面如花的容貌，加上富甲一方的家庭身世，陶的丽影便免不了常常飘逸在精神的高坡上，让人只能望之，不能近之。
当时的毛泽东与当时的陶斯咏并不在一个学校。但是，作为湖南学界有名的活跃分子，两人见面的机会却多之又多。两人同为湖南学界的灵魂人物，在众多联手组织的活动中，他们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甚至不用睁眼看，只用鼻子闻就能把对方闻出来。
出色的男女对爱情的态度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的。当时的毛泽东与当时的陶斯咏恐怕就是这种心态。在密切的接触中，也许两人之间的相互欣赏常常潜人梦中，但是一梦醒来，毛泽东还是那个高傲的毛泽东，陶斯咏还是那个高傲的陶斯咏。
毛陶之恋的公开化，那位“决不表示”的杨家少女自然有所耳闻。但杨开慧对这一次的毛陶之恋并无太多的失落。因为杨开慧并没有对毛泽东表示什么，毛泽东也没有意识到什么。在毛泽东心目中，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师妹。
杨开慧对毛陶之恋的另一个无奈的感觉又是：那个陶斯咏太出色了。她明白，要是站在比她大五岁的陶斯咏面前，那她杨开慧只能算是一枚涩涩的青果。
青涩少女的这种短暂暗恋还来不及在心中刻下很痛的痕迹，杨开慧就随父母到了北京。时空阻隔让少女杨开慧渐渐弱化了对湘江岸边那位青年才子的依恋。如果命运的瓜葛到此终结，那么，毛泽东可能还是毛泽东，但杨开慧肯定不是后来的杨开慧了。
第五章 北京之恋
（1）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忧念的杨开慧随父母到北京之后不久，命运的推手就再次把毛泽东从千里之外推到了杨开慧面前。
1918年8月，毛泽东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只为一件事：为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争取经费资助。
对毛泽东的到来，素来自尊的杨开慧开始并没有想得太多。
自从得知父亲的得意门生跟那个出类拔萃的陶斯咏好上之后，杨开慧早已把那段青涩的暗恋埋在了无人知晓的角落。然而毛泽东无意中对父亲说出的一个情况，却让心如止水的杨开慧又荡起了心之涟漪。
毛泽东无意中告诉恩师，他跟陶斯咏闹翻了。闹翻的直接原因与感情无关，却把感情伤得鲜血淋漓。两人闹翻的直接原因缘自信仰的分歧。陶斯咏主张教育救国，她对毛泽东改造社会的暴力主张素来嗤之以鼻。恋爱之后，当初恋的狂潮归于平静，思想的交锋便成了家常便饭。两个出类拔萃的有志青年在信仰的分歧上要想一方说服另一方，恐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两人的个性都没有迁就别人的习惯。在毛泽东这边，信仰的坚守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泰山。陶斯咏的那张利口自然不会老是吃素。当这对恋人为信仰之争互不相让的时候，陶斯咏口中的那些犀利的言词就像一枚枚锋利的钢针，直刺毛泽东最要命的地方。
毛陶情变的故事在杨家少女的心中再次激起了莫名的涟漪。本来，对曾经朦胧在心中的那段青涩的暗恋，杨开慧早已把它当成了断线的风筝，并确信那只风筝已然飘到了她找不到的地方。理性告诉她，她没有必要再痴望那风筝消失的天空，并傻傻地等着那断线的风筝再度飘回来。
但是，曾经让她惆怅不已的那只飘远的风筝竟然又飘回来了，还就落在她身边。这究竟是命运恩赐还是命运捉弄？杨开慧再次陷人了少女的烦恼之中。
好在杨家少女不会在湘江才子面前失态。北方的冬天让这位南国的少女在一年之间仿佛长大了十岁。面对从天而降的爱情机会，“决不表示”的杨家少女仍然在嘴上决不表示，但在行动中却不失时机地表示着她想表示的一切。
杨开慧开始掺和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而进行的“化缘”活动。说到这“化缘”，自然不是毛泽东和他的学友们的拿手好戏。毛泽东和他的学友们很快发现，筹资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拜会的那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们，对他们说起赴法勤工俭学的意义来，比他们这些即将赴法的学子们还要谈得深刻。可一谈到钱，就开始环顾左右而言他了。
为了省钱，几个学子们挤在一个顶上漏雨四面漏风的破房子里，八九个人挤在两张床上，只好长床短睡，并排横躺在床上。
八九个年轻人的脚便露出一大截在冷风中。杨开慧知道后，只在那间破屋里忙活了一天，那间破屋床也有了，屋也不漏了，窗也不进风了。不仅如此，杨开慧每次一来，总会带来大包小包好吃的。这对于餐餐吃窝头就酸菜的学子们而言，杨开慧带来的无异于美味佳肴。只要杨开慧隔一天未到，学子们就会问：小师妹今天没来，是不是病了？听到学友们对小师妹的赞誉，毛泽东似乎这才突然发现，他的小师妹长大了。从前那个蹦蹦跳跳的青涩少女已然出落成一位楚楚动人的大家闺秀。
然而，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优念的。
像杨开慧手稿里所说，她总是默默地担优着毛泽东，悄悄地关注他、暗暗地帮助他。在此期间，杨开慧不经意间一次断言，在毛泽东心中唤起难以言状的触动。
那是湖南学子准备动身赴法留学的前夕。按照事先的约定，毛泽东也是准备与学友们一同赴法留学的。眼看着启程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杨开慧竟然非常肯定地对父亲说，毛泽东绝不会出国，他一定会留在国内。随后的变化果然被杨开慧言中：在学友们即将出行之时，毛泽东突然宣布：他不出国留学了。
而且，毛泽东并没有对学友们作过让人信服的解释。
一种难以言状的失望与落寞写在几个好友脸上。他们突然想到，该找个什么人劝劝毛泽东。这么一想，就自然想到杨昌济。要劝毛泽东回心转意，除了他的恩师杨昌济，没有什么人更合适了。
让大家备感意外的是，杨昌济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杨昌济笑着说：“赴法勤工俭学，是一条路，有和森、子升和你们大家去探索，很好了。但是，它并不是寻求真理、改造中国的唯一出路。润之决定留下，一定有他深刻的考虑。我深以为然，非常赞同。新民学会让一些人留在国内，让一些人走向世界，蓄才积能，多方求索，将来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中西合璧，如虎添翼，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如果这些让大家吃惊，更让毛泽东吃惊的是小师妹早就断定他不会出国，毛泽东这才真正注意上杨开慧，这位从前忽略了的难得的知音。
后来，党史专家对毛泽东留在国内有许多的说法，但不愿对外详说心底秘密的毛泽东还是有说法的。当时，毛泽东只对他的另一位恩师黎锦熙写信详说过个中缘由。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如此复杂隐秘的心底秘密，连熟悉他的学友们都看不透，而杨开慧却能一语道破天机。知己深到人骨，那个曾经不起眼的小师妹突然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了。
（2）我遇见且爱上了杨开粗
杨开慧可能没有料到，她无意间的一句断言，竟在毛泽东心中引起了特别的震动。从那以后，毛泽东眼中的杨开慧不再是从前的那个熟视无睹的少女了。面对难得一遇的知音，毛泽东开始有意无意地主动找杨开慧，而每次交流的内容，都是毛泽东不常与人探讨却又很想与人探讨的问题。
对毛泽东一反常态的态度变化，敏感的杨开慧自然不缺少敏感。她明白，眼前的润之哥哥再也不会仅当她是小师妹了。
而在杨开慧心目中，父亲的这位得意门生似乎也越来越神秘：并不打算出国留学的毛泽东，却是那样投人地为勤工俭学的学子们四处游说，逢人化缘。这个人心中究竟藏着一个怎样的世界？
毛杨之间的北京之恋虽然还没有浮出水面，但是杨开慧的父母却已经看在眼里，动在心里。
作为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对毛泽东这位得意门生的心志与才华自然观察得人木三分。但是，如果要让这位得意门生成为自己的女婿，杨昌济却是喜优参半。其中之喜自不必说，而其中之优也实实在在：杨昌济虽然早就认定这位得意门生以后将是不可多得的济世之才。但优虑也缘于此，既为济世才，毛泽东以后的生活自然免不了浪迹天涯，一生漂泊。这种漂泊不定的生存状态自然无法给家人带来安宁的生活。女儿一旦嫁上这种人，也就等于嫁给了漂泊一生的命运。作为伦理学家的杨昌济非常明白，一个好学生不见得就是个好女婿。最让杨开慧父母放心不下的是，小女杨开慧从小身体就不好，甚至哭得厉害点也会闭气晕倒。凭女儿如此纤弱的身体，怎么敢想象她能伴夫走天涯？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矛盾心态，杨开慧父母对两个年轻人的恋情，既没有明确反对，也没有明确支持。换言之，杨开慧父母对毛杨之恋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的，甚至可以说是放任的。
这种放任似乎不合那个年代的家长做派。但是，在特定的家长群落中，却是一种常态。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杨昌济那几个留学归国的好友，皆无一例外地对他们的子女给予了非常宽松自由的人生选择。更有趣的是，那些好友们的孩子，长大后都无一例外地跟中国共产党生发了难分难解的关系。比如柳直荀、李淑一、李一纯等人的父辈，皆是留学国外，与杨昌济是交情甚深的好友。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恋情还来不及浮出水面，毛泽东就接到家信：母亲病危。于是毛泽东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湖南。
毛泽东回湖南不久，北京就爆发了“五四”运动。那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让惊慌失措的政府对此做出惊慌失措的反应。陈独秀被捕，很多学生被抓。政府的镇压行动很快引起学生运动新一轮反弹。革命的浪潮由北京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身在北京的杨开慧，心又情不自禁地飞到了千里之外的长沙。
那个人还好吗？那个人不会出什么事吧？杨开慧知道，在这场迅猛翻卷的洪波中，那个人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不但会积极参与，还会走在最前列。但是，枪打出头鸟啊，政府连陈独秀都敢抓，难道不敢抓他？
偏偏见不到那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忙得连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吗？天天说北京有他一个家，既然是家，为什么就不能寄一纸家书报报平安呢？可见那个人也就是说说而已，其实他心里并没有把杨家当成他的家。杨开慧这么一想，就忍不住在父亲面前抱怨开了。
杨昌济平静地说，他现在还没有平安，他又怎么报平安？再说，他现在事情又多又杂，要办《湘江评论》，要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那个被湖南人驱赶的张敬尧到处在找他抓他。这个时候你还要他写信？我亲爱的女儿，你什么时候变得蛮不讲理了？你看看这篇文章，你就会明白，他那支笔是给你写信重要，还是给千千万万的民众写文章重要？
一本新收到的《湘江评论》放到杨开慧面前。
杨开慧打开一看，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熟悉的文笔：“……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改造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仍然是她熟悉的那种排比句，仍然是那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气势。也许那一刻，杨开慧突然明白：指望这样的一支笔给她写点小诗小信，的确是暴珍天物！
果然，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为的是湖南的“驱张”运动。
驱张，即驱逐湖南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张敬尧。那个湖南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在那块土地上，没有什么他不能、不敢做的，可湖南的老百姓不答应。在湖南人民的一致声讨中，青年毛泽东恰当其时地站出来，并成为这次驱张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毛泽东此次来京，就是要争取北京各界对驱张运动的支持和声援。
与毛泽东一同前来北京的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百多人的请愿团。
杨开慧弄不明白，这位普通农家出身的穷书生，究竟用了什么魔法，能让湖南上百名社会名流跟着他上京请愿？对毛泽东的这一壮举，杨开慧的反应是疑问多于欣赏：在这个人身上，究竟还有多少事情是在她意料之外的？
可现实中，杨开慧没有时间去细想这个问题。因为她的父亲杨昌济已病重住院。从医生那隐晦的口气中，杨开慧隐隐感觉到，父亲的时间不多了。
来到北京的那段时间，毛泽东只要有空，就马上赶到医院陪护恩师。
重病在身的杨昌济似乎也感觉到，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静观两个年轻人的未来。在病重之时，杨昌济致函章士钊，拜托他以后多关怀和提携毛泽东、蔡和森。遗言虽短，但字字郑重：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弥留之际，杨昌济终于将海内二子中的一子与爱女杨开慧的手拉在了一起。
杨昌济过世后，毛泽东以亲人身份在恩师的灵枢前守灵三天三夜。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这么一段回忆：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
第六章 爱情再起波澜
（1）我不要人家被动的爱
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忽然一天一个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这一声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简直有不顾一切的神气；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究没有背叛我……杨开慧手稿中的这段话，其故事背景是1920年。
那一年，已经先行回湘的杨开慧在长沙静候着流亡上海的毛泽东。“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不用再为躲避张敬尧的抓捕而四处流亡。毛泽东终于回到了长沙。
偏偏这个大名鼎鼎的“驱张英雄”回来后，毛泽东成了记者包围的目标，更具体的是，毛泽东回到长沙到一师附小做主事，一些漂亮的女老师、女学生争先恐后围着他转，其中不乏长得漂亮、性格活泼、家境富有、主动示意的。杨开慧好不容易等来了日思夜想的恋人毛泽东，却没想到这么多“蝴蝶”蜂拥而至。
开慧特别自尊的性格让她干脆先“退”出来。于是，她哪儿也不去，更不跟毛泽东见面。任凭毛泽东多次约她，她都编出理由不肯出校园一步。
毛泽东、杨开慧的爱情出现了波澜。可这时的开慧发现自己真爱了，挡都挡不住地日夜揪心着毛泽东。像后来她在手稿中承认的：
“我是十分爱他……不过我没有想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被动的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会埋没尽了么？”
开慧是在深深的回忆里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在北京，他们十指相扣漫步在北国的雪地上……这些还不说，开慧记得那是1920年过完年，爸爸杨昌济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抓紧跟女儿长谈了一次，提示她选择毛泽东就等于选择一生的磨难和坎坷。开慧当然知道爸爸说话的分量，认真地拿出一沓毛泽东送她的书、日记和文章，告诉爸爸。从这个男人用心血凝结成的日记和文章里，看那跳跃的人生火花；在他雄才大略、卓尔超群的闯荡中，谈他的宏愿大业。开慧坚定：能与他融为一体，助他、成就他，就是自己的理想！其实，她何尝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心鹜八级、身游四海，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大抱负之人。
她不期望富贵荣华，甚至不奢望鲜花蜜语，以后的生活也不会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对人生崇高境界共同的渴望和追求。
这些，看起来普通的养料更能营养自己、营养她一辈子！
爸爸去世后，开慧跟着母亲回到湖南。家境突变，母亲向振熙为女儿的婚事又有所顾虑。没有父亲照料的女儿该有个知冷知热、生活殷实的男人照顾。毛泽东不富没关系，动荡、危险，今后的日子能安稳吗？杨母怕女儿委屈。但开慧向母亲表白：
“我为母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明了女儿的心迹，母亲终于放心，最终依从了开慧的选择。
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初时的认定都坚如磐石，轮到现在还犹豫不定？杨开慧一遍遍地自己问自己。
（2）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对杨开慧突然变冷的脸，毛泽东又从另一角度读出问题。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素来喜欢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毛泽东首先给杨开慧看了一首词。并告之，这首词是他在上海时因为思念一个女人而作。杨开慧展开诗稿，那首《虞美人·枕上》一下就把她抓住了：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皆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他写的吗？杨开慧欣喜若狂。想不到这个人还能写出如此缠绵徘恻的艳词。他那些惯于用排比句的文章她至今都能背出许多篇章。那些文章的气势跟这首绵绵长长的小词相比，可真是判若两人。虽然这小词中的句子看起来有点过于幽怨绵长，对这个惯写排山倒海诗句的男人，倒也是难为他了。
可是，这时的毛泽东还在犹豫，不进不退的毛泽东还是不进不退。只是，他绝非是有别的想法，毛泽东是站在开慧的位置上反复犹豫和仿徨。六年了，守着一朵花开，该是采摘的时候了，为何驻足不前？人道是，成就事业仗内助，自古豪杰谁无情？自从走上这条路，也想学壮士绝柔肠。却两难，红粉好遇知音难求。几多心思，揪心缠人，罢罢罢。既无神仙缘，还宜报知音。
偏又生在乱世斗巨浪，难得给她避风港，无力护爱就得放手给她平安，艰难险阻拉上一个好女子，实在是不忍不安……开慧这段时间的避而不见，是不是真犹豫了、害怕了？记得那个周末，在文化书社没等来开慧，他第一次没心思做工作，冲进雨水里就往福湘学校跑。站在大门口，他又犹豫了。开慧也许真在游移动摇之中，毛泽东你是个男人，不能太自私，你应该给弱女子足够的空间选择。毕竟，她一个名教授的女儿，我一个穷书生，无财无权无产业。更致命的是，你日后的生活全是动荡、艰险、坎坷，甚至牺牲。就你一个人受吧，别牵一个垫背的，会害她。
毛泽东想象着、回忆着，也犹豫着、纠结着……另一头的开慧，整天待在寝室睡觉，偏偏眼都合不上，望着单色的天花板和空荡荡的寝室，发呆或数羊。再后来，她就睡也不是，坐也不是。起身，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天啊，这怎么熬呀。
性格都要强，给这对恋人带来了感情的波折。开慧固执地等毛泽东追求。可毛泽东的不进不退算怎么回事？既然有苦难言，素来自尊的杨开慧以她沉默的方式对毛泽东表示出一种刻意的冷漠与疏远。这里，有开慧手稿为证：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唯恐他看见我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一个外表文静、谦和，内质里却是有思想、有个性、非常解放的新女性，杨开慧不愿将就，可她又太知道，毛泽东更是心高气傲不将就任何人的主儿。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心热口紧，互相爱恋就是不说，让爱情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加之开慧对爱要求太高、甚至苛求完美，开慧等于给自己再设了一道“门槛”。
最终越过这道门槛，是嫂子李一纯的功劳，她带来毛泽东明确的态度：“心爱的人只有霞姑（开慧的乳名）”。而杨开慧一句简单的却透亮的回话也表明了心境，让毛泽东最后释怀：“不怕穷苦只怕离，不图享乐和安逸，只图恩爱夫与妻。”
这天，毛泽东来到福湘女中。
开慧一个人在寝室。突然，门被推开了，毛泽东一大步跨上前张开双臂就抱住了日思夜想的女人。看着开慧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他，毛泽东动情地说：“你为何要折磨自己？”开慧柔在他的臂弯里，半天才说出她的忧虑：
“我不如别人能干富有，我不如女生们漂亮活泼……”
“可你比任何人都让我依赖和离不开……”毛泽东打断了她的话。
“不，我原来就说要独身的，莫打乱我的宁静。”
“开慧，我需要你，我们的信仰多么一致。你知道的，我早把革命事业当成今生唯一追求，在我今后漫长艰辛的求索路上，困苦艰难，甚至砍头牺牲都可能面对。谁能跟我同行？谁能与我相知？只有霞妹你。共患难、同生死，我们牵手走未来。”毛泽东终于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含情脉脉的开慧终于点点头，柔在他怀里说：“其实，我从来没有犹豫过，一生都会跟定你毛泽东。这次只是个考验，我想探探你爱我到底有多深……”
“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
到此，两人才算走出爱情低谷，一对痴情人终于变成一对比翼双飞的同林鸟。这条九曲十八弯的情路啊，再也没有拐弯。
纯净、不掺杂质的开慧，最后，终于等候来完美无瑕的爱情。
第七章 伴君走天涯
（1）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
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终于结合了。但是，初为人妻的杨开慧却没有料到，现实中的家庭生活与想象中的二人浪漫相去甚远。
如果没有那些进进出出的朋友，他们这个小家的开销还是从容宽松的。毕竟两个人都喜欢简单的生活。但这个小家每天来人不断，成为一个免费餐馆，杨开慧就很难再做一个巧妇。而丈夫毛泽东好像是没有钱米概念的，好像一个人只要生有一张嘴，就必定有饭吃。至于那饭怎么来，他是不屑去想的。因为他要想的事情太多，要忙的事情也太多：
毛泽东忙于湖南一师附小的管理，因为他是附小的主事，这是他的饭碗；
他要忙于文化书社的部分事务，因为他是发起人之一；
他要忙于湖南自修大学的工作，因为他是这所大学的教务长；
他还要忙于湖南通俗报社的指导，因为他被何叔衡聘为该报编导；
他又要忙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因为他是发起人；
而最让毛泽东忙得心潮澎湃的，是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做准备；
对毛泽东的忙碌，杨开慧是有思想准备的。她知道，她的毛润之先生要是不忙，那就不是毛润之了。至于家务之内的芝麻小事，他不理也就不理吧。
那些芝麻小事在丈夫毛泽东那头变得越轻，在杨开慧这头就变得越重。越来越多的朋友造访，费力还贴补。于是，杨开慧在承担繁重接待和家务的同时，不得不去外面找一份工作，以补贴家中越来越大的开销。
如果杨开慧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杨开慧也许会让自己就这么融化在家事中，并像当时的众多女人那样，生儿育女，然后看着儿女慢慢长大，自己慢慢变老。杨开慧二十多年来亲眼看见母亲就这么过来的。但她显然不是这种类型。否则她就不会嫁给毛泽东，而会嫁给另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叫王春和。
王春和的父亲是长沙有名的食品大王。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富家公子却没有那种见怪不怪的骄奢之气。这，还不是王春和经常出人杨家大门的真正理由。真正理由是杨昌济很快发现王春和在伦理学方面的独特悟性。很多伦理学的经典著作，这个年轻人都看过，并能对经典提出很多有理有据的质疑。于是，那个天资非凡的高材生自然就成了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兼得力助手。
有趣的是，王春和不但深得杨昌济的喜爱，连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个谦和的富家公子当成了未来女婿的不二人选。毫无半点纹垮子弟气息与大富人家骄横的年轻人，那张英气勃勃的脸上，有的是儒雅、聪慧与谦逊。向振熙感觉，那个年轻人好像就是专为女儿而生的。最让向振熙高兴的是，年轻人对女儿的感觉非同一般，他在女儿面前竟然有几分胆怯、几分羞涩。
越来越熟之后，向振熙曾问过王春和究竟喜欢女儿什么。
王春和的回答恐怕让世上任何一个少女听了都会为之一动。他说：开慧不像普通女孩是吃饭长大的。她像是吃月亮长大的，吃天上星星长大的，吃冰山雪莲，喝天山之水长大的。
当母亲把王春和的这番话转告给杨开慧时，她瞪眼望望，啥都没说。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
我真爱他呀。天，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这段话的前句是没看重王春和，后句真爱的“他”指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其实，这其中早有答案，答案就在杨开慧自己身上。
从学生时代开始，貌似文弱的杨开慧可不是一个乖乖猫。
在学校，她是经常让那个教会学校头疼不已的角色。在那个教会学校，最早违反校规留短发的是她；拒不参加学校唱诗班的是她；拒不参加早晚祷告的是她；最积极参加社会示威活动的还是她。到最后，杨开慧干脆从那个教会中学退学，转到长沙岳云中学。
岳云中学是长沙第一所男女生同校的中学。由近代著名教育家何炳麟先生创办。学校破例招收女生时，有勇气进入该校学习的女生寥寥无几。当时，与杨开慧一同进入该校的女生只有蒋玮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女同学。其中，与杨开慧同时人校的蒋玮成为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也就是后来被毛泽东赞为“昨日文小姐，今日女将军”的丁玲。
在岳云中学的校史展览室里可以看到一长串校友的名字：
革命志士杨开慧、李启汉、何孟雄、潘心源，文学家丁玲、叶紫，音乐家贺绿汀，两院院士孟少农、曹建酞、钟训正，开国上将邓华，抗日名将廖耀湘，原中组部副部长、毛泽东秘书李锐，国民党陆军部长刘咏尧上将……甚至连马英九之父马鹤凌也曾是岳云中学的学生。
性格即命运，杨开慧有别于传统女性的人生走向，从那种对传统反叛和对社会关注的少女时代走过来的女人，如果要她仅仅做一个贤妻良母，无异于一种精神苦刑。
我要一个信仰！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吧！！
杨开慧手稿中的这句话和每句话后面的惊叹号，几乎就是一种心底的呐喊。
挣扎在杨开慧心中的那种呼唤和呐喊很快有了回音壁。
1927年7月，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我党成立以后，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湘区委的书记。
并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区委办公场所就设在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小家中。杨开慧自然成为了湘区委的秘书兼湘区委联络员，甚至还是湘区委的后勤管理员兼厨师。不难想象，数职兼于一身的女人在当时有多么劳累。
奇怪的是，面对如此繁重工作和劳累，杨开慧却累得两脚生风笑容满面。仿佛那累的本身就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这个积极奉献、用行动书写自己承诺的优秀青年，那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开慧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第二位女党员。
细读杨开慧的手稿，我们不难发现，呼唤信仰的杨开慧，选择共产党人的主义作为自己一生的信仰，是与杨开慧少女时代的某种精神特质极其吻合的。
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嫉）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
一个生于名门世家的大家闺秀，在这种简朴的生活习惯背后，无疑蕴含着与下层劳动者的情感亲切。也许，正是从共产党人的主义中．杨开慧找到了情感与思想上的默契与共鸣。
（2）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运命！
婚后的杨开慧伴随丈夫毛泽东四处漂泊。
有趣的是，已是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起初并不觉得妻子杨开慧的伴随有什么必要，甚至在心底认为是一种累赘或羁绊。
毛泽东第一次被党中央机关调到上海，杨开慧就想跟着去，毛泽东不答应，还有意给杨开慧抄录了元镇的《冤丝》以提醒妻子摆正位置：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冤丝蔓，依倚棒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杨开慧一看就明白了：丈夫在借这首元镇的《冤丝》来委婉地暗指她像一根缠树的冤丝蔓。杨开慧自然要讨个说法，讨来讨去却讨出了毛泽东一首即兴而就的《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怎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富。
毛泽东把心中想说的话浓缩在短短的词句中―虽有断肠的汽笛撩拨起天涯孤旅的伤感，但无法改变职业革命者的宿命―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一点就透的杨开慧自然无须说太多。特别是那句“算人间知己吾和汝”，已经让杨开慧满足得不能再满足。
据说当时的杨开慧特别问了一句：为什么不题别妻？而题别友？
毛泽东的回答轻得像是自言自语：革命伉俪，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如果二者相冲，夫妻轻于战友，战友重于夫妻。
毛泽东没有想到，这句不经意间的感慨，成了杨开慧后来的人生指路牌。
毛泽东去上海不久，杨开慧接到了组织通知：命她速去上海工作。
杨开慧一到上海，便很快发现丈夫不对劲。不但精神落寞沉郁，连说话都有气无力。最让杨开慧束手无策的是，连医生都说不准毛泽东究竟生了什么病。
杨开慧突然想起了母亲的一句话：妻子是丈夫最好的医生。
很快，杨开慧从向警予那里摸清了丈夫的病因：原来党内高层人物中，不止一人对毛泽东所执著的农民运动不屑一顾。思想的孤独给毛泽东带来一连串的冷寂。杨开慧知道，对丈夫毛泽东而言，那种孤独无异于一剂毒药，难怪丈夫出状况了。
等到两人独处的时候，杨开慧给毛泽东开出了一个治病良方：回故乡韶山去，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还有那里的乡亲，都是我夫君的补药。毛泽东听后豁然开朗。杨开慧继续说：你的病不在身体在精神，别人对你的思想不以为然，何不丢开这些不快与失落，去看看你难以释怀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那是你思想与智慧的土壤，是你指点江山的灵感源泉，当然是你养病的最好地方……也许从那以后，毛泽东再不把相伴同行的妻子当一种累赘或羁绊。
（3）他爱我的时候，他真是个有福的人
偕夫回乡的杨开慧虽然明白此行的目的是陪伴丈夫回乡调养身心。但是杨开慧更明白，回到故乡的毛泽东，还没有从上海的政治失落中走出来。对生病的丈夫而言，最好的灵丹妙药不是药片，而是心疗。向来执著于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如果能在故乡的土地上，看到一出农民运动的乡土大戏，这对毛泽东而言，无疑是最好的心灵鸡汤、最好的灵丹妙药。
于是，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跳跃出来的任何一个想法和主意，都成了杨开慧为之奔忙的理由。而毛泽东似乎总有出不完的主意，于是杨开慧总有停不下来的奔波。初回韶山的毛家媳妇，杨开慧以“走人家”为借口在韶山冲里来回走访。就是这奔忙中，韶山农民夜校成立了，雪耻会成立了，秘密农会和改进教育会成立了，韶山党支部秘密成立了。
党支部成立不久，韶山因干旱而陷人了夏荒。市面上六十文一升的米涨到一百二十文，见利忘义的财主们眼见乡亲饿着，就是不肯出仓卖米，一心想等米价再涨。
对此情况，韶山党支部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因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参与，这场较量自然融进了更多的智慧含量。心领神会的杨开慧把毛泽东的斗争智慧细化成详尽填密的行动方案。因为斗争背后那两双智慧的推手，韶山平集救灾的斗争，没流一滴血，没抓一个人，以广大农民的全胜而告终。
杨开慧发现，那天似乎是毛泽东来韶山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杨开慧还发现，来韶山养病的毛泽东已然不见半点病态。
也许不能绝对地说，杨开慧所执导的那一幕幕乡土大戏，完全是为了丈夫毛泽东。因为杨开慧也是共产党员。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命运关注与觉悟启发，也是她之责任。但是，农民运动并不是杨开慧熟悉的工作范围。如果不是为了给毛泽东制作一道精神大餐，杨开慧恐怕不可能在农民运动中奔走忙碌。
在韶山宗祠的墙上有一幅画，画作取材于杨开慧跟毛泽东回韶山。
画面上，毛泽东手牵岸英，身形飘逸地走在故乡的山道上。
并肩而行的杨开慧，抱着岸青，面如朝霞。身后，头缠布巾的韶山冲农民，挑着箩筐，脸上满是纯朴的笑。画面上的开慧，明媚的脸上春光灿烂，宛如韶山冲里那遍地燃烧的映山红。在有关杨开慧题材的画作中，这幅画似乎是唯一没有优郁色彩的画。
韶山人民对这位唯一回过婆家的毛家媳妇，给予了中国民间最高的礼遇：画像放人毛家宗祠。
他爱我的时候，他真是个有福的人。
手稿中这句貌似自夸的话，其实含着一位贤妻良母自鸣得意的欣慰与幸福。事实上，在爱情上“绝不表示”的杨开慧并非没有表示，更不是不会表示。只是，她的表示不是用她的语言，而是用她的行动，甚至用她的生命。
韶山之行以后，毛泽东不管到任何地方，稍事安顿之后，便会马上把杨开慧母子几人接过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妻子杨开慧再也不是那个缠人的冤丝蔓了。
在毛泽东以后的漂泊岁月中，杨开慧就像丈夫人生之船上的一只铁锚，毛泽东停在哪，杨开慧就抛在哪。两人相互之间那种须臾难离的感觉，已经跳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夫妻之情，而更丰富地指向革命伉俪的事业默契。
杨开慧常常不动声色的一些举动，让毛泽东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1926年，杨开慧随毛泽东辗转几地之后来到了中共中央的总部机关武汉。来到武汉后的毛泽东更忙了。杨开慧注意到，毛泽东经常拿起又放下的那几本厚厚的笔记，是毛泽东来武汉之前，在湖南五县考察农民运动时记下的。那次考察历时六个月，行程千余里，可以想见毛泽东对那次考察的重视程度。毛泽东工作繁重分身乏术，他每天回家都已是深夜。于是，已到临产期的杨开慧不动声色地接过了整理工作。
杨开慧发现，丈夫的那些笔记写得极为简洁又极为细腻。
简洁处一字带出许多思想的飞白。细腻处洋洋洒洒极尽思想的开阔与深刻。杨开慧看着看着，突然起了一种冲动，她要让这些思想的金矿石闪出它夺目的光芒。
在经过了不长不短的白天黑夜之后，一篇字迹工整的文稿就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这时，只有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才能明显感觉到身边的妻子不仅仅是一位贤妻良母，同时也是一位非常默契的战友。
很快，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看后大为赞赏，并表示要为此文作序；
很快，中共中央宣传部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发行；
很快，瞿秋白的序言里，称毛泽东、彭湃为“农民运动之王”；
很快，《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难怪，后人说，毛泽东的早期思想，都有杨开慧的思想在闪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不久，杨开慧到医院生下第三个孩子岸龙。妻子产后三天，毛泽东才赶来探视，一声长叹又似乎含着无边无际的心事。
杨开慧明白，当时的国共合作已像开了条条裂缝的玻璃，一碰即碎。党内一些明智之士，已经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觉。
果然，接踵而至的一连串政治突变，让中国共产党人碎不及防。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策动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并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至此，蒋介石排共反共的真实面目大白于天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两千多人。不久，李大钊也在北平惨遭杀害。
自此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恶浪在血雨腥风中愈演愈烈。
昔日的政治盟友瞬间成为政治死敌。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在这危急关头，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与国民党的合作幻想仍然挥之不去，而应有的危机意识却老也呼之不来。
那天，杨开慧把毛泽东带到了黄鹤楼附近一个临江的酒楼，杨开慧告诉毛泽东一个决定：目前形势下，她想带着孩子离开此地回到老家，免得毛泽东牵绊太多。
毛泽东以难言的沉默表示了认同，只是这种选择从杨开慧的口中说出来，自然让毛泽东平添了几分感动。临江楼上，相对无言的这对革命伉俪都似乎预感到前路漫漫，命运难测。
仿佛是为了回应夫妻俩那无边无际的心事，窗外的天空突然雨声哗哗。
此刻，司空见惯的江景被檬檬细雨一罩，仿佛一下就罩住了人间千般感慨万种心情。窗外的那山那水那楼，被如烟如雾的雨幕一罩，顿然苍茫一片。苍茫得让人不想分辨，而只想融进那苍茫一片。就连朦胧在烟雨之中的黄鹤楼，此时此刻也淡然在烟雨之后，似楼非楼，与那些苍茫淡成了一片虚无。
望着毛泽东满眼的迷蒙，杨开慧知道，那位久违的青年诗人又回来了。于是杨开慧把点菜单推到了诗人面前。菜单上，龙飞凤舞的狂草顿时狂泻出毛泽东按捺不住的诗情：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醉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应该是毛泽东政治诗中，写得最压抑最凝重的一首。
他后来在解释这首词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幸好啊，毛泽东有善解人意的杨开慧陪伴左右，总算给他苍凉的心境平添了几分温暖。
1927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多事之秋。风云突变的政治迷局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认真反思党的从前与未来。
这年的“八七”会议之后，总书记陈独秀让位，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希望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到上海当他的左右手，被毛泽东拒绝。他坚持做中央特派员，返湘发动秋收起义。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去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还就此试探过妻子，杨开慧的回答让毛泽东再次对她刮目相看。杨开慧说，你如果跟瞿秋白到上海中央机关，充其量是个高级幕僚。你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与见地，要是能跟他对接还好，要是对接不上，你就只能在一旁干着急。但是一旦离开中央机关，你就像龙游大海，虎归南山。更何况，中央已经看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实你早已看透，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上，笔杆子说话说不响，枪杆子说话才灵。
杨开慧的一席话，让毛泽东半天没做声。他曾经做出的几次人生选择，每一次都难逃妻子的法眼。藏在背后的深层原因可以说知者无几，而妻子杨开慧却常常能一语道破天机。毛泽东只能在心中感慨，继而倍加珍惜。
其实，杨开慧对毛泽东内心深处的那种洞悉之所以人木三分，原因也并不那么玄奥。以杨开慧做女人的悟性，她不可能对自己的爱人漠不关心视而不见。从她的手稿中可以看出，她敏感的特质几乎渗透在每一行文字中。而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痴爱程度就像恨不得让自己融化在毛泽东身上。爱夫至此，对丈夫的关切自不必说。对善解人意的杨开慧而言，拿准丈夫的思想脉搏与情感脉搏，自然是杨开慧不能不重视的功课。
更何况，对杨开慧而言，毛泽东就像一本她翻读了无数遍的书。杨开慧从少女时代就已经开始偷窥那本书，到后来从容不迫地研读。就算那本书是世上最伟大的经典，也早已被杨开慧读懂了十之八九。所以，要杨开慧说出那本书上某页某段某句写的什么内容，已经不是什么难事。
第八章 我在做一个噩梦？
（1）我疑惑他已把我丢弃……
我疑惑他已把我丢弃……我真的在做一个噩梦呀！
杨开慧的这段文字，看似来自女人的直觉，但又绝不仅仅是一种直觉。
从史料上看，这个时期的杨开明给堂姐杨开慧通过两封信。
对此，杨开慧不可能不冒出一个问号：丈夫与堂弟同在井冈山，既然堂弟杨开明可以想法给她来信，为什么丈夫毛泽东就没有信来？
好在杨开明给杨开慧的第二封信提到三件事：一、毛泽东近况有好转，知道你们母子都平安后非常高兴，但他的双脚因只穿草鞋，又烂了，久治不愈；二、毛泽东生活已有人照顾，请姐不要挂念；三、自己正在努力工作，也告诉姐姐及家人不要牵挂……信是从井冈山茅坪寄出的，两个月后杨开慧才收到。
毛泽东生活已有人照顾？对冰雪聪明的杨开慧，堂弟的这句暗示几乎不算暗示。更何况，来自井冈山的信中，只见堂弟杨开明的文字，却看不到丈夫毛泽东的只言片语，这事实本身已然说明问题。更何况，作为井冈山上的灵魂人物，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都会备受关注。毛泽东有妻室儿女早己不是秘密。那么井冈山上毛泽东的变化也就自然成为不胫而走的传闻。对此，杨开慧不可能一点没有耳闻。
不至于丢弃我罢……或许有他不寄信给我的道理。
不寄信有不寄信的道理？手稿中的这句话，寥寥几字却透出难言的疑惑与迷惘。毛泽东不是无法写信寄信，而是有其他原因。
可关山远隔独步难行啊。收不到信的杨开慧开始自己给自己写信。写信人是她，收信人也是她。每当夜深人静时，那些寂寞的心语挤在她的喉咙口，欲说无声。无声的心音便从笔下流出，变成了一个个沉默的文字，在稿纸上时走时停。
在文字寂寞行走之间，那并不久远的时光好像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遥远。
他会丢弃我吗？回望曾经相伴的那些岁月，那曾经的浪漫，那曾经的默契，那曾经的难分难舍……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难道只是一帘幽梦？当回忆的碎片在脑海中纷纷飘舞，惯于自省的杨开慧仿佛觉得每张碎片上都画着一个个问号。
杨开慧就先问自己：在那些相恋相伴的日子里，她曾经有过不当之处或者失职之处或者令人讨厌之处吗？
也许，初恋时的她，爱得过于被动？绝不表示的她，会不会让他以为自己不在乎他？
也许，结婚后的她，又爱得过于放任？杨开慧记得，结婚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去上海时，曾经有意去南京看过他的女同学。
但她真认为那是顺其自然的自然之事，没有多说半句酸话。他是不是以为自己不懂嫉妒？都说女人没有嫉妒就没有爱，他是不是以为自己不爱他？
也许，在他面前，自己是不是显得有些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地断定，他不会出国留学，自以为是地认定他不会到中央机关工作。虽然那些断定都成为了事实，但是他会不会以为自己太自以为是太自作聪明了？都说聪明的女人最善于装傻。世上有哪个男人愿意自己在女人面前一览无遗、无可隐藏呢？
也许，自己对他的关心显得过于琐屑，以至于让他生出了某种厌烦？他喜欢吃的红烧肉和辣椒总是经常可以在桌上看到；
他不喜欢吃的酱油在桌上总是看不到；他出门前总要过一下她这面活镜子，他回家后总有擦脸的湿毛巾；他不回家，再晚她都不会睡，他还来不及敲门，她已经给那阵熟悉的脚步打开了家门……这些过于琐碎的关爱是不是让那个人觉得烦不胜烦？都说男人不喜欢被管得太细，自己是不是管得太细了？
也许，自己对那个人过于宽容了？为他生了三个孩子，每到临产时，他都不在身边，但是自己却毫无半句怨言。据说适当的时候，妻子是应该对丈夫发发牢骚，这样才能让对方经常感觉到妻子的存在，也让对方感觉到做丈夫的职责。自己把什么都做完了，他是不是觉得，就不用他理解什么了？
也许，自己为了他，早已把自己弄丢了。在那些相恋相伴的日子里，他的得意就是自己的得意，他的失意就是自己的失意，他的烦恼就是自己的烦恼，他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他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他的失败就是自己的失败。连母亲都曾经提醒过自己，一个女人不要融化在男人身上。记得那次，他办文化书社缺钱，她竟然要母亲把父亲的奠仪费拿出来，实在不行把自己的嫁妆提前支出来，给他办文化书社。从小到大很少挨骂的她，那次被亲爱的母亲臭骂了一顿。也许，母亲骂的那些话是对的？她的确是融化在那个人身上了。既然融化成了一体，他又怎么能够看见她呢？
杨开慧就在那一个个问号中反思出一个个的“也许”，但她思来想去却仍然想不出确切的答案。
于是，杨开慧又把问号推到毛泽东面前。他真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吗？
杨开慧想起了相恋时的一件小事。那一年，毛泽东得知韶山的母亲病得不轻，却死活不愿意到省城医院治病。最后被毛泽东左说右劝请到了长沙医院。杨开慧现在还记得那个人对她说的那番话：“太多的下层的百姓，都像我娘一样，从早累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国最苦的莫过于我娘这样的穷人家的妇女，一辈子不会为自己清闲，就是苦熬苦做，省吃俭用。一直做到累出一身病痛，都还不舍得看医生……”
毛泽东的母亲过世后，杨开慧看过毛泽东为母亲写的那篇（祭母文）。那篇长长的极为工整的四字祭文，让杨开慧读后泪流不止。
杨开慧还记得，毛泽东回乡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父母的坟上扫墓。作为毛家媳妇的杨开慧自然陪同前往。可毛泽东在扫墓时所做的一件事，却让杨开慧感慨万千感动不已。
在毛泽东父母坟荃的旁边，紧挨着还有另一座坟莹。毛泽东告诉杨开慧，说这是我的原配罗文秀的坟。
毛泽东说完，就开始给罗文秀的坟上清理杂草杂树。杨开慧发现，毛泽东清理杂草的动作很慢很细心。那样子看起来，既像是在清理杂草，又像是在清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毛泽东一边清理一边像是在喃喃自语：“文秀呀，你是个好女人，你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婚娶婚嫁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这件好事却把你我给害了。但不管怎么说，是我对不住你。你空守毛家那么多年，是我让你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我今天看你来了。我来向你赔罪来了。过几天，我去看看二老一家人。我只能做这些了。”
就是这些不经意间的小细节，让杨开慧看见了丈夫内心深处那难以言状的情感负重。如果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那些言行能装出来吗？
杨开慧还记得，1927年8月底他们最后一次分别。丈夫连夜把他们母子几人送回板仓老家。那正是到处抓杀“红脑壳”的非常时期，丈夫那是“红脑壳”之王啊，那次相送他是冒了多大的风险。当时，她曾劝说丈夫不要送，可他坚持要送，说不送不放心。可以用生命相送的丈夫，他可能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吗？
更何况，杨开慧知道，在她与毛泽东之间，既是知心知音，也是知交知己。如此多的相知，含着的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了解，而是相知后才意识到的无数的相似和相同：
她与他对弱势群体都有一种深长的恻隐之心。杨开慧小时候就常常帮助寡居阿婆做家务，还常常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给那个可怜的阿婆过年过节，而毛泽东小时候也经常帮助邻居的毛四阿婆干重活。甚至下雨时，毛泽东丢开自己家的谷子不收，先帮毛四阿婆抢收谷。
她与他的生活习惯那般相似，都喜欢简朴简单。杨开慧的一件粗布衣服可以穿几年，毛泽东的一件长衫可以成为他年年不变的礼服。两人对生活各个方面都简而又简。缸中有米即为满足，屋顶不漏即是安康。
她与他对知识都充满着永远追求的热望。哪怕是双双为妻为夫为人父母的时候，两人的手头总也放不下书本。
她与他对婚姻都有相同的认知。都“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他们结婚，杨开慧仅提个简单的文件箱，叫了一辆人力车，就把自己送给了新郎。
她与他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生命中的唯一。她婉拒了富家公子王春和的痴情，他告别了江南才女陶斯咏的一往情深。
她与他都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并抱定为此奋斗一生，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正忧郁时，杨开慧遇见自己的好友李淑一，她问：如果设身处地，你作何感想？没想到李淑一的一番话又让杨开慧惊为仙语。她说，如果她的那位在外面有人代她尽人妻之劳，她不认为是坏事。在天各一方的特殊日子里，在丈夫的部队天天被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作为爱莫能助的妻子，有个女人能替自己在丈夫身边代为照顾，也省去她很多心疼的牵挂。夫妻之间的善待，无论聚时别时，都应该是一致的。
李淑一的一番话，如醒酸灌顶，久久回响在杨开慧的耳边。
（2）只要他是好好的，属我不属我倒在其次
“只要他是好好的，属我不属我倒在其次。”
这句话告诉我们，在情感的心路上迷不知返的杨开慧，已经找到了心灵的归途。其实，人生的走向永远摆脱不了心灵的暗示，而心路的历程永远走不出人生的河床。
在杨开慧的精神特质中，善良是杨开慧从小到大难以改变的情怀。心中有爱天地宽，爱与宽容从来都是人间如影随形的精神天使。正是杨开慧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让她面对情感的变故表现出有悖常理的宽容与善意。
如果把杨开慧面对情感变故而表现出来的宽容与侧隐，仅仅归因于天性的善良，当然有嫌简单。其实，在杨开慧的人生阅历中，她亲眼目睹的情感故事不可能没引发她对人生、对爱情的深层思考，并在思考中领悟到人生的某种境界。
杨开慧的好友向警予和李一纯的情感故事，就曾经在杨开慧的心中产生过不小的冲击，并让杨开慧思绪万千感慨非常。
1925年年末，向警予跳跃式地给杨开慧讲述了“她出事了”的大致经过。
原来，身为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蔡和森因病离开上海到外地休养，一个与蔡和森完全不同风格的男人闯进她的生活。向警予终于不能把持地跟他好上了。
可不久，向警予就深深地愧疚与后悔。
偏偏，向蔡婚姻破裂后，两人的关系并非形同陌路。
1928年3月，当蔡和森听到向警予被捕的消息时，已经与李一纯结婚的蔡和森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竟然恳求已经闹翻的老同学萧子升，望其营救。得知向警予牺牲的消息，蔡和森含泪亲撰《向警予同志传》。篇末悲呼：“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泣血之辞，读后令人为之动容。
蔡和森与向警予的情感变故，曾对杨开慧产生过不小的冲击。偏偏这时候，另一位闺密的故事令杨开慧膛目结舌，感慨万千。那就是她曾经的嫂子李一纯。
仅因共同的一段旅途，嫂子李一纯就跟当时的工人领袖李立三好上了。李一纯再没回夫家板仓，而跟着李立三双双到了安源参加革命，成为一对事实夫妻。
从前的闺密后来的嫂子突然变成了他人妇，杨开慧发誓今生今世永不再见李一纯。可偶然中的必然，她们还是见面了。
貌似尴尬的见面被李一纯几句淡淡的心语柔化为如烟如雾的回忆。杨开慧终于明白，她这位曾经的闺密和曾经的嫂子，仿佛又是她永远挥之不去的精神伴旅。但是，杨开慧万万没有料到，李一纯后来竟然又爱上了蔡和森，也正式结为夫妻。
两人再次见面，杨开慧毫不客气地对李一纯问了无数个为什么。
李一纯告诉杨开慧，蔡、向婚姻出现裂痕后，组织为挽救这段婚姻，有意安排他们去莫斯科工作，与李立三夫妇在一起。可两人常大吵，向警予伤心之余先行回国，蔡和森一人留在莫斯科。蔡和森后来病倒了，李立三叫李一纯抽空多去照顾自己的同志。一来二去，蔡和森的依赖，让李一纯无法分离……当李一纯把真实感觉告诉李立三，说蔡和森像个孩子，他一天不见她，就生气，甚至不吃药不吃饭。李立三反问她的感受，李一纯就坦白承认，她被一个优秀男人依恋，很受用、很幸福，她感觉才真正活出一个女人……偏偏，这事得到李立三匪夷所思的理解与支持。李立三说，革命者不滥情，但革命者也不会为情所困。和森同志是我党不可多得的栋梁材，在他情绪低迷时，你能把他带出来，也实属一件善事好事。
当时的杨开慧听完李一纯的讲述，久久没吭声，她陷人深深的思索之中。
也许，正是几位好友的情感纠葛，触动了杨开慧对人生与爱情的再度思考。流转在几位好友之间的情感故事，貌似随意随性，但那些故事和故事背后的故事，却远远不像故事的表面那样浅俗。特别是她的前嫂子李一纯，在她几度移情的背后皆含着一个女人对完美爱情的不倦追求。正因为如此，杨开慧对这位背叛了哥哥的前嫂子不但敬意有加，而且亲密无间。那种知己般的亲近在杨开慧的手稿中有着明明白白的文字流露：
沪有一纯姊，思伊展我怀。能识我衷肠，能别我贤愚。
杨开慧当然也不会忘记，李一纯当年与哥哥分手以后，李一纯把自己的亲妹妹介绍给哥哥做了妻子。与李立三分手以后，李一纯又把她另外一个亲妹妹介绍给了李立三。在这个女人迷一样的情感世界里，又怎是一个情字了得？
在耳闻目睹了几位好友的爱情故事之后，从小喜欢思考的杨开慧，不可能没有新的感悟。
“只要他是好好的，属我不属我倒在其次。”其实，在这句看似豁达仁厚的话里，同时还隐隐流露出杨开慧对这段感情的释然与淡然。
因为，杨开慧始终是个完美主义者。
杨开慧的手稿上，完美主义情结总是在字里行间时明时暗时隐时现。
杨开慧天生病弱，为了摆脱身体的病弱，杨开慧竟然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在冬天洗冷水浴。以病弱之躯在大冷的冬天面对刺骨的冰凉，如果不是追求生命的尽善尽美，恐怕不是每个病弱的少女都能做到的。
事实上，杨开慧对生命的完美追求远不只是强身健体，而是更广地指向她所承担的一切社会角色。为人女，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友……杨开慧似乎想把每一个角色都做到尽善尽美。
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我必定要打起精神，把一切烦恼丢开。不然，将来小孩怎样生活？并且，母亲跟着受苦。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很明显，为人女，为人母，为人妻……杨开慧对落在头上的每个角色都难以轻放，都倾尽全力将每一个角色做到位，做到尽善尽美。
从前，杨开慧曾经“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而现在，杨开慧似乎不用再心挑两头，因为，有一头已经有人替她挑上了。
“天保佑他罢”，她仍然遥祝远方的爱人，但是，从语感上感觉，那种祈祷与祝愿没有从前牵肠挂肚愁肠百结的要命感觉。
但这句良好的祝语背后，还牵着杨开慧割舍不下的浓浓的夫妻情。
完成了一次心灵涅梁、精神洗礼的杨开慧，在情感上，仿佛重获新生。杨开慧，会用新的手笔浓墨重彩描画生命的另一个高处吗？
第九章 听见死神在呼唤
（1）杀！杀！杀！人为什么这样狞恶
在杨开慧的手稿中，爱与死的字眼俯拾皆是。
爱的字眼频频出现在一个春花怒放的少妇心中，可能不足为怪。但死的字眼频频出现在一个正当华年的女人心里，难免令人诧异。
其实，那种死亡的阴影不只是罩在杨开慧的成年，也早早地罩在了杨开慧的童年。
……那时候，我还不大知道人的事，但我已知道人是要死的……这段文字忆及的是童年的杨开慧。从文字中可以看出，死亡的阴影是如此浓重地罩在杨开慧幼小的生命中。
我的身体生下来就弱得非常，一哭就要晕的，一切和平常小孩不同，小孩是好活动的，我不爱活动，小孩是不能深思的，我能够深思。
思想是人间最痛的精神苦旅。生来因赢弱的小开慧不喜多动却喜多思，那种敏感的精神特质注定会赐给她如影随形的精神孤独。
到了和毛泽东这样的济世之才相识、相知，情窦初开的杨开慧对于死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也导致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转变。还记得在一师的教室旁听的那堂关于“大我”“小我”的讨论课……毛泽东回答提问：“古圣贤们舍生取义而不悔，至今是我们的榜样。像孔子困于陈匡、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苏格拉底被毒死……圣贤们不惜牺牲自己肉体的小我，而取以天下苍生利益的大我为己任，圣贤们舍生取义、舍己殉国，至高至美的境界，应该是我们的楷模。”
记得开慧回到家告诉父亲自己的体会：“‘小我’不是我、‘大我’才是我。一个有抱负的人，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女人也一样！”博得大教授的爸爸赞许。
这个大境界再一次升华是爸爸杨昌济病危的时候，杨开慧的一番话，让毛泽东吃惊不小。“每个人总有一死，这没有区别。区别在于死的价值不同，有的人死后无声无息，有的人死得别人拍手称快，有的人死得被人无限怀念。几十年，上百年，千秋万代，人们都怀念他。他是永生的。因为，他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死亡，如此沉重的话题，只有对世界大慈悲、对人世至深眷恋、对亲人怀有感恩之情、内心又格外细腻多情的人，才会有这番深刻的感触。开慧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敏锐的内心从一开始就在替自己规划未来，做最重大的抉择―
生与死的意义！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这又是否毛泽东最终选择杨开慧做终身伴侣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他看清了、认定了，在他毛泽东充满艰险的革命征程中，只有这个女子会不怕牺牲，与他荣辱同担、生死与共。
杀！杀！杀！人为什么这样狞恶。
这明显是成年杨开慧无奈的困惑。可能还有她对人间暴行的反感与厌恶。事实上，在这段文字形成之前，杨开慧已经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杀戮与血腥。特别是那些惨死的好友们的影子，无论醒着还是梦着，都令她难以忘怀。
从黄爱、庞人锉被枪杀，尤其黄爱被砍三刀后仍奋力高呼“大牺牲，大成功！”她第一次亲历革命斗争伴随着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这种死亡，让她悲痛、震撼，也让她开始把革命、生命与死亡联系起来，久久地思索着……随着斗争的深人和惨烈，一大批战友、同志甚至亲人被敌人杀害。
1928年3月29日，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好友郭亮被杀害于长沙司门口，刽子手将他的头颅挂在长沙定王台的高墙上示众，再把人头运往不同的城市巡回“展演”。
1928年5月，杨开慧的好友向警予在历尽种种酷刑后被押赴刑场。在赴死的路上，向警予试图完成她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演讲。极端恼怒的宪兵们在她嘴里塞满了尖利的小石子，并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向警予的脸立刻变形紫涨。目睹惨状的市民们一个个都含泪低首，不忍多看。
1928年8月，杨开慧的闺密郑家奕在经受种种酷刑后，敌人把已经不成人形的郑家奕用箩筐抬到刑场，再一排枪口对着箩筐频频点射……杨开慧从流泪痛哭到化痛苦为仇恨，化仇恨为燃烧烈火。
她开始对死亡没了恐惧，而是一种英勇的敬仰、高尚的重生。
像她对战友张琼说的：有思想的人执著于自己的理想，对于死亡也有充分准备。像牺牲的我们的战友我们的英雄，他们已经觉悟到生之价值与死之玄妙，从而能坦然地笑望新生。
人们面对死亡的正常反应是恐惧，仇恨和愤怒的杨开慧却明显对死亡抱有一种莫名的淡定，甚至期盼。这不仅仅缘于她年少时的敏感特质，更缘于革命者生死难料的人生宿命。因为她绝不会忘记，她是一位共产党员，是一位随时准备为信仰而献身的革命者。
有了对理想生命的大彻大悟，一如理智提前穿透时间和肉体，预先规划自己的未来。杨开慧对人生清晰认识和坚定判断之后，无所畏俱地面对随时而来的死亡。
（2）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死是杨开慧喜欢的事？这句看似匪夷所思的妄语，到这里，我们也明白了藏在杨开慧思想背后实实在在的心路走向。
当时的杨开慧，面对一个个倒下的战友，心中所引发的绝不仅仅是悲伤，应该更多的是仇恨、愤怒与抗争。
杨开慧初闻向警予牺牲是在平江舅舅家躲避时，当时她把自己关在房中半天不出来。等她再开门出来，行装已经带在身上。舅舅向明卿一看就吓住：外甥女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了一个人。可变在哪儿，向明卿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顿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外甥女从此一别，可能不会再回来。
杨开慧一回到板仓，就开始向地下县委讨要工作任务。
县委杨书记一下就犯难了。这位女共产党员，是有着特殊身份的同志。记得湖南省委的领导同志早就提醒过他，不要给她安排工作任务。开慧同志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和孩子，平平安安等着毛泽东回来。
当杨书记说出这个意思，杨开慧就火了，毫不客气地顶上杨书记：我的工作就是保护自己？那郭亮呢，向警予呢？有谁告诉过他们，他们都只要保护好自己？那么多的好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如果大家的任务都是保护好自己，党的工作谁来做？！只要开展工作，就会有危险和牺牲！
杨书记苦笑着说，我得承认，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板仓熟悉你的人太多。你在板仓开展工作，太引人注意了。
杨开慧不依。我记得向警予同志在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多年，中央机关撤走以后，她却坚决请求留下来。在已经成为白区的武汉，难道认识她的人会少吗？她怕过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们不就是怕哪一天敌人把我抓住了，敌人会拿我当诱饵当硅码来要挟井冈山上的那个人吗？你们想错了。山上的毛泽东绝不会拿山上的一条枪甚至半条枪来交换我杨开慧。因为枪不但是我党的生命，枪也是他毛泽东的命。你们更不用担心我会在牢里挺不住给他丢脸，给我党丢脸。女人是不叛变的。我可以告诉你，从我人党的那天起，就没准备活着看见革命的胜利！
杨开慧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
杨书记望着杨开慧的背影，感慨万千地叹口气：看不出，也是个烈性子……很快，杨开慧就在板仓发展了一股召之即来的革命力量。
他们随时准备着，在党最需要的时候，冲上去。
曾有人提出一个疑问：杨开慧突然一反常态，由东躲西藏到坦然复出在白区的地下战线上，是不是因为伤心的情变已使她万念俱焚？是不是因为被丢弃而萌发了赴死的念想？
不必讳言，情感变故可能会使杨开慧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轻松感与解脱感。因为她生命中所担当的一个重要角色演完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幕戏提前谢幕了。但是，杨开慧如果就因此去赴死，就是你太不懂杨开慧。
从小到大，杨开慧对生命的态度都是积极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少女时代，她挺着赢弱之躯在冬天洗冷水浴；她在无奈停学之后重又人校学习；成为母亲之后，仍然孜孜以求人生的信仰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位女党员；她能历尽艰辛带着三个孩子伴夫走天涯；她能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燃烧着求知的热望，即便为人妻为人母的繁忙中，仍手不释卷……她在女人的多重角色中，能做好每一个角色。如果没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会这样吗？
又做得到吗？
其实，对生与死的感悟，早在杨开慧的少女时代就得过一次难得的点悟。点悟她的是她亲爱的父亲杨昌济。
那是杨昌济病危期间与爱女杨开慧的一次深谈。那一天，病中的杨昌济似乎敏感到了女儿那藏在心中的悲伤。于是，他把话题主动引到了死亡。
杨昌济说，生命不过是一个过程，死亡就是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句号。这个过程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深浅。人在临死之前，更不必忐忑于那虚无的地狱与天堂。其实，在上路之前，人的灵魂早已在天堂或地狱中流连。因为人世间的每一个脚印，都是天堂与地狱的精神标签。我走以后，你不必悲伤。人人都有的悲伤，那不是真正的悲伤。生者对逝者的怀念太短，而人间的苦旅却太长。我希望那种矫情的悲伤不要显现在我女儿身上。我走之后，我希望我的女儿为我祝福，因为我已经问心无愧地完成了我的人生旅程，当我从容闭眼的那一刻，我的人间征程结束了，我解脱并升华了……可以想象，父亲杨昌济那番通透人间万象的惊人仙语，对敏感多思的杨开慧将产生怎样强烈的触动。
父亲死了！我对于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为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
深爱的父亲走了，杨开慧却并不十分悲伤。这种对死亡的淡然与超然，源自于杨开慧人生经历中的独特感悟。事实上，那种感悟并没有诱导她消极地走向死亡，只是暗示她从容淡定地面对死神。
人，一旦达到这个境界，方寸无所乱，心中无所惧。
第十章 情在大义中升华
（1）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地不能忘记他
杨开慧重返地下工作以后不久，就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给井冈山秘密运送药品。
这免不了让杨开慧感慨万千。她终于可以为那个曾经梦魂牵绕的井冈山出力了。但是，杨开慧没有随同押送药品的同志一同借工作之便上井冈山。这本来是一举两得的事，一个多好的借口去看井冈山上的那个人。
一个合情合理之举被从小到大极度自尊的杨开慧放弃了。
其实，这又是从小到大善解人意的杨开慧。因为她太明白，这个时候上井冈山，等着她的将是难以言状的尴尬。不只是她一个人，更是山上那个人，还有他身边那个她的尴尬。
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自希求。
决不妄自希求的杨开慧也许曾经想过，要不要在那些药品中夹带点情感的示意，就像当年她捎上井冈山的那两双布鞋。
不，杨开慧什么都没做。杨开慧照样明白，她已经没有理由再给那个人做鞋。虽然，鞋子对东奔西跑的他肯定是多多益善。但是，感情的位置恐怕不能多多益善。在这点上，无论是自尊的杨开慧还是善解人意的杨开慧，都不会给自己定位错。
这又绝不是杨开慧的漠然。在她天性敏感的心中，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并非像飘到眼前的烟雾，挥手即去。恰恰相反，那段铭刻在情感深处的记忆，宛如夏夜里的萤火虫，总是在寂寞的夜里时远时近，时明时暗。那些寂然在墙洞中的文字，就是明证。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地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
记得那天，杨开慧叫孙嫂买回一斤肉，她亲自下厨做起红烧肉，下着长寿面。
三个闻香而来的孩子，早就趴在了锅台边。岸英是学生了，说话就到位些：“妈妈，吃爸爸的长寿面，我们多吃，爸爸就平平安安、无病无灾，是吧？”老夫人向振熙也说，红烧肉是润之的最爱，能应验的，能应验的。
晚上，窗外一轮皎洁的月亮，几个孩子背着诗、唱着歌，杨开慧不禁在心里说：润之啊，润之，我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你可记得今天是你三十六岁生日！如果你忘了，谁会帮你想起？如果你记得，谁又陪你度过？现在，你三个儿子在遥远的家乡为你唱着歌，给你过生日，你听到了吗，看到了吗？如果真像我哄孩子的，你是孙悟空的眼能看十万八千里，你看到我们为你吃长寿面、唱平安歌了吗？
一切尽在不言中。那顿没有主角在场的生日宴，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女人发自内心的祝福宴。杨开慧啊，爱没走远，亲情依旧。尤其是她虔诚盼望毛泽东平安、健康，完成他的大业，实现他俩共同的理想，早已跨越爱情，超越现实……
（2）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
远在山上的毛泽东不会想到，远方的家人竟然会为他准备一顿不能到场的生日宴。越来越严酷的斗争形势，让他无暇顾及这些情感上的细节。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竟然同时刺痛了山上山下的相关人。
1929年2月1日，井冈山红军途经江西寻9县吉潭，遭国民党军一个团包围。为掩护部队转移，朱德妻子伍若兰率警卫排同敌人展开激战。最后，子弹打光了，身负重伤的伍若兰被俘，押往赣州。敌人诱其同朱德脱离关系，自首投降。伍若兰的回答斩钉截铁：“要我同朱德脱离，除非赣江水倒流！”
1929年2月8日，伍若兰被杀于赣州。又因她是湖南人，伍若兰被杀后，敌人将她的头颅押送长沙，挂于城墙示众。暴行传开，举国震惊。
身在长沙的杨开慧当天就耳闻，井冈山红军军长朱德的妻子被砍头示众，头颅就挂在长沙定王台。开慧心中仇恨升级，也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死亡信号。
从战友闭眼的容颜上，开慧找到一种陌生的熟悉，那是共同宿命的靠近，死亡将离自己不远了。井冈山的首领“朱毛赤匪”是国民党反动派多次下令捕捉的要犯，朱德之妻已先行一步，毛泽东的结发妻―他三个儿子的母亲―杨开慧是不用多想的，厄运迟早会降临，杨开慧告诫自己：坦然面对，时刻准备着。
看完欣赏人头的文章，杨开慧的热泪早已被文中的那股恶风吹干。随后不久，杨开慧给当时的《莫愁》女刊写下了一段怒不可遏的文字：
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
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作为井冈山朱德军长的夫人，伍若兰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军长夫人。这些，杨开慧尽管不详知，但真能猜出个一二。
这个红军高级干部的夫人，一定是个冲锋陷阵的勇士，一定是个为爱人守护尊严的斗士。要不，二十六岁的如花生命怎会这么早就凋零？而且，她在敌人那里，不屈服，不投降，如此英勇的小妹呀，她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楷模，也许，还是我的前奏？
杨开慧在后来的牢狱中，一定想象着小她三岁的伍若兰如何与敌人斗争，如何英勇和顽强。在朱毛红军征战井冈山时，两位高级将领的夫人应该同他们一样英勇顽强、可歌可泣。如果，毛泽东、朱德他们的丰碑立在井冈山，那么，杨开慧、伍若兰同样让人高山仰止！
贺子珍、伍若兰、曾志等几位知名的红军女战士，她们是当时那个年代无数革命女战士的缩影。
在她们灿烂的生命底色中，积淀了一代代中华女性坚贞不渝的精神传承；在动人心魄的爱情绝唱中，展现的是对爱情和信仰的难分彼此无限坚贞；在他们柔弱娇嫩的身躯里，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甚至连敌人都匪夷所思；在她们难以摧毁的意志中，流溢出来的是古老的中华女性的高贵与忠贞！
我想，在历史的原野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较量与搏杀，可能终有烟消云散的一天，唯有那些曾经怒放的女人花，可能将永远芬芳于历史的原野，日久弥香。从精神的层面看，她们就是中华民族永远的母亲。
（3）不能不早作预备
伍若兰之死，自然让杨开慧想到了她自己。那颗高悬在长沙定王台上的头颅，完全应该是她杨开慧的头颅。民间传说中的朱毛红军，朱与毛的命运是唇齿相依的。同理，朱德的妻子可以被砍头示众，作为毛泽东的妻子、他三个孩子的母亲，能被敌人漏掉？她杨开慧的脑袋总归会被敌人取下来大做文章。
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这个时候的杨开慧似乎显得出奇的冷静。杨开慧接下来的一连串举动，好像已经在为后事做准备。
最让杨开慧放心不下的自然是她的三个孩子。杨开慧很快给三个孩子改了姓，其用意不言而喻：不让三个孩子因为毛泽东的名字受株连。仿佛仍然还放心不下，杨开慧还专门给远在武汉的堂弟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揪心的托孤信。
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杨开慧的信还未及发出，就接到了杨开明的一封信。信中告诉杨开慧，他可能会回长沙一趟，诸事到时再面谈。于是，杨开慧的那封信没再发出，最后存进了墙洞里。但是，杨开慧却给堂弟杨开明写了另一封信：
那封像遗嘱的信，没有发来，你能回家一转，极所盼望。他未必能来上海吧？我到〔倒〕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呵！
在这之前，杨开慧在另外的手稿中早有类似的话：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这些话，其实还可以这样理解：与其说小孩拖住了杨开慧，倒不如说杨开慧舍不下孩子。
那段时间，杨开慧的心情就像一架跷跷板，一头是丈夫，一头是儿子。哪一头都轻不得，哪一头也重不得。这头起来那头下去，这头下去那头起来。
说到小孩，杨开慧从做母亲的那天起，似乎注定要比一般的母亲付出更多。
杨开慧从小体弱多病，加上生活颠沛流离，每一胎孩子生下来都不足月。孩子体重不正常，带养起来自然不省心。大儿子野，二儿子弱，三儿子整天不笑不说。有时候，抱着孩子想把孩子哄睡的杨开慧，往往手中的孩子还没睡着，自己却累得先睡着了。
面对三个情态不一、体重偏轻的孩子，杨开慧硬是凭耐心细心把三个孩子带成了正常：体重跟正常孩子一样了，不爱说的爱说了，不爱笑的爱笑了。
命运也许真要把这个女人逼到绝境。就在杨开慧给堂弟杨开明写好那封托孤信不久，杨开明却不幸被捕。像无数英勇的共产党员一样，杨开明在过完那些免不了的严刑拷打之后，就在口号声和枪声中倒下了。
对堂弟杨开明的死，杨开慧为家中几位崩溃的老人强忍悲痛。但是，一个可以托孤的人，竟然先她而去，堂弟之死带给杨开慧的伤痛，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最放心的托孤人突然离世，杨开慧最大的一块心病变得更沉了。三个儿子以后怎么办？母亲年事已高，根本不敢指望她带大三个孩子。托给哥哥嫂子，突然给他们增加三个梯形大的孩子，不现实。托朋友，听起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集中托显然不近情理，分开托？三个孩子怎分开？
杨开慧几乎是神经过敏地想象着三个儿子将会遇到的最坏遭遇。并开始给孩子们进行各种境遇中的应急教育。那些设想出来的各种情况，现在听起来可能是好笑的：三兄弟走散了怎么办？没吃了怎么办？有病了怎么办？没地方住了怎么办？怎么去找家中亲人？怎么去找妈妈的朋友？怎么回答生人的问话。
杨开慧要求三个孩子把那些问题及对策统统牢记在心，并一个个通过她的考试……
第十一章 移动的井冈山
就在杨开慧为自己的身后事作安排的时候，在井冈山上，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逼近。
井冈山沦陷的消息自然传到杨开慧耳中。从知情那一刻起，杨开慧已然明白：从此以后，失去根据地的红军将在中国更广阔的崇山峻岭中辗转奔袭。红军中那一位马背诗人，也将会在她的生命中渐行渐远，化成报纸上的一个名字。
但杨开慧万万没有料到，那位马背上的诗人会突然带着部队打到长沙城外。
1930年7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乘虚一举攻下了长沙。轻取长沙城的事实，让远在上海的党中央负责人李立三产生了极大的错觉。一月后，李立三命令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从赣南长途奔袭，二攻长沙。
第一个回合打下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就战死三千多人。
前来督战的周以栗是个不乏军事悟性的人，两人当机立断地做出了决定：立即撤离长沙。撤离之前，周以栗有意地问了一句毛泽东：据说你的妻子杨开慧就在长沙城里？
毛泽东的回答极为简明：我没有权利让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为了我们夫妻一见把命丢在这里。
周以栗一听，再也没碰这个话题。在革命者的心目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在这点上，革命者彼此之间的默契也是不容置疑的。
其实，毛泽东率部攻打长沙城时，杨开慧就在长沙县板仓老家。其中有一路攻城的红军正好就经过板仓。红军经过板仓时，自然少不了围观的群众，但杨开慧没有出门。
她是怕见到那个人？那个曾经让她日思夜想、让她梦魂牵绕、让她愁肠百结的人？
攻打长沙的红军突然撤离，让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备感恼火。那种恼火就像突然被人打了一下，等回过神来，那人却跑掉了。要是毛泽东不跑，何健的心里可能要平衡得多。但是，那个毛泽东打他一下就跑了。这让何健感到很窝火，感到一种有气无处撒的烦躁。何健明白，要把那个溜走的毛泽东再抓住，那无异于在大水塘里抓一条泥鳅。何健还有一个恼火的原因是，那个毛泽东也太不知趣了。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儿老小就在长沙城里，还那么无所顾忌地再三骚扰长沙，投鼠忌器的道理难道你毛泽东不懂吗？那个朱德老婆伍若兰的下场难道你毛泽东还不警醒吗？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堂客杨开慧始终都在他手下的监控之中。他之所以没有轻易动那个女人，是因为还不到时候。何健明白，想要拿一个杨开慧来要挟毛泽东，无异于痴人说梦。像毛泽东那样聪明的男人，不会只要美人不要江山。
但是现在的情形非比从前。何健突然想在毛泽东的女人身上做点文章了。那个让他颜面丢尽的毛泽东，那个跟他没完没了的毛泽东，他何健要不能一礼还一拜，那他何健就不是何健了。既然毛泽东把他何健搞得有气不能出，他何健不要说动毛泽东的女人，就是挖毛泽东的祖坟，他何健也照样做得出。
1930年10月，也就是毛泽东率军攻打长沙后不久，杨家老宅周围突然多了一些形迹可疑的生人。
望着屋外那些闲游的生人，杨开慧马上明白：意料之中的那一天要到了。
望着窗外那些闲游的生人，房中的杨开慧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某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墙里，藏着她后来补写出来的一篇篇心灵笔记。她早已把墙缝巧妙封好，恐怕连神仙都难以发现。
当时的杨开慧从卧室出来，走到了母亲向振熙的面前，平静地说，妈，我要走了。向振熙的话也是出奇的冷静：我早知道有这一天。
外面的人很快就闯进来。荷枪实弹的兵痞们不仅带走了杨开慧．同时带走的还有保姆孙嫂和杨开慧八岁的儿子毛岸英。
第十二章 用生命续写情书
（1）意想不到的劝降
囚车上，自以为可以坦荡面对这一天的杨开慧，却突感优心仲仲。敌人把孙嫂和儿子捎带进来，这是杨开慧始料未及的意外。她知道，敌人既然把孙嫂和小岸英抓进来，就一定有阴谋。
她虽然暂不知敌人会借此玩什么花样，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敌人要借孙嫂和小岸英做什么文章，那将是她最难过的一关。
杨开慧的确猜对了。杨开慧的主审官李琼之所以不急于提审杨开慧，就是想在提审前把功课做足。他的上峰何健亲自交代他：审毛泽东那个堂客，东拉西扯的事情懒得来，跟她就提一件事：跟毛泽东断绝夫妻关系，何健还特别交代李琼，对付毛泽东的那个堂客，要多动脑子少动刑。那女人的父亲杨昌济生前有不少朋友，他们大部分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做得太过后面不好应付。
李琼第一次提审杨开慧显得很客气也很直率。主审官李琼直截了当地告诉杨开慧：这次请你来，别的不想为难你，只要你写个声明，声明跟你丈夫毛泽东断绝夫妻关系，你就可以出去了。
杨开慧的回答自然直截了当：做不到。
接下来的对答，简直不叫对答。劝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跟丈夫脱离关系，自然不缺少充足的理由。李琼原本是习惯用枪说话，但劝说杨开慧却极其投人地越说越来劲，甚至把自己感动了。杨开慧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笑了。
杨开慧说：白痴猪锣竟然也想学讲人话。在这个惨无人道的刑讯室里，在你们残忍地杀害了我无数的同志和战友，装模作样的嘴脸实在令人恶心。你我都明白，在此时此地，我们谁也没有兴趣讨论什么道德伦常夫妻情分。你们需要的是我送你们一把软刀子，你们自以为拿着这把软刀子就可以把毛泽东刺得浑身不自在。你们想错了。有一点是你们永远理解不了的：革命伉俪，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当两者相冲，夫妻轻于战友，战友重于夫妻。在革命者的心目中，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请你睁开你的狗眼瞧瞧，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一个被人抛弃的怨妇，而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个与你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我劝你不要在我面前装腔作势了。你们这点政治上的雕虫小技，只配哄哄三岁小孩。别浪费时间了，给我上刑吧。既然进来，就没指望舒舒服服地去死……李琼那番自以为声情并茂的劝告，被杨开慧锥子一样的犀利之言给中止了。这自然让李琼感到很尴尬，但李琼没有马上就给杨开慧动刑。他明白，那是不得已的下下策。真到动刑的时候，已经不指望对方开口了，特别是女共产党员。
在他审讯的经历中，他见过不止一个男共产党员在他的刑讯室里乖乖就范，但却没见过一个女共产党员在他的严刑拷打下投降。他曾经审过一个叫郑家奕的女共产党员，那个女共产党员最后被他的手下折腾得不成人形，两腿被打断，双手被抽筋。身上没有一寸完肤。可那个女共党就是不供出她的同伙。
这曾经让李琼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疑惑与迷惘：女共党真的是女人吗？在那看似柔弱的身上，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意志与力量，可以支撑她们扛住那些人间酷刑。李琼心中甚至生出一中难以言状的侧隐和敬意，因为坚贞不屈的女人让他看见了一个女人的忠贞与高贵。如果丢开敌对立场，他愿意这样的女人成为他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并为之骄傲。
为此，女共党不叛变的现象还成了他难以放下的研究课题。
那种研究兴趣绝非仅仅缘于职业的需要，还缘于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某种情结。
暂时没有受刑的杨开慧自然不会因此而感到轻松和庆幸。
恰恰相反，对意料中的那一坎没有及时到来，让杨开慧生出某种难以言状的烦躁。她曾刺向李琼的那番锥子一样的犀利之词，其实就是想激怒李琼来得干脆点。
这种貌似不合情理的想法，其实正合当时杨开慧的某种心态。耳闻目睹了那么多同志惨死之后，她对自己的东躲西藏已经产生难以言状的厌恶，甚至是羞耻。特别是自己的两位好友，向警予与郑家奕在牺牲之前所受的折磨，无疑对杨开慧产生了极度愤怒的刺激。她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做她们的朋友和同志。
有一天在另一个世界与她们相见时，她将无颜面对亲爱的战友。
而现在，同样的考验来到了她的面前，她杨开慧要让人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共产党员。对即将到来的严刑拷打，杨开慧不但毫无半点畏俱感，甚至还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迎接感和自罚欲。在这一点上，极度自尊、追求完美的她完全统一在了对信仰的忠贞上。
但是，李琼好像并不急于要对杨开慧动刑。李琼知道，他自己已经不适合对杨开慧劝降。他甚至敏感到，杨开慧对他说的那些极不人耳的话，像是成心刺激他对她动粗。于是，他把希望放在了要求探监的人身上。
在那些纷纷要求探监的人中，李琼瞄准了两个人。一个是李淑一，一个是王春和。不能不说李琼挑选的劝降人选用心良苦：李淑一作为杨开慧的发小和闺密，她会在难舍中千方百计劝杨开慧回头，再引动心中一些莫名的感慨，李琼想要的变化没准就有了。
至于那个王家大公子，李琼原来并不知道他跟杨开慧有什么瓜葛。李琼问他为什么想看杨开慧，没想到那个王家大公子竟毫不掩饰地说，他是杨开慧的初恋。李琼一听，差点笑出声来：哪里送来的这么个宝贝？这位衣冠楚楚英俊儒雅的大家公子，不知能否唤起杨开慧心中的某种追怀甚至追悔？
首先跟杨开慧见面的是李淑一。她自然不是李琼希望的那种说客，但她想劝杨开慧走出牢狱是真的。
见面的宽松环境是李琼特意安排的。此时此地，素来不善言辞的李淑一毫不客气地指穿杨开慧，说你至今不愿跟他断绝关系，不是出于你的什么革命大义，你是想用你对爱情的坚贞、对革命的坚定，用你如花的生命和承受生不如死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折磨，让你的润之哥哥为你后悔一辈子，思念一辈子．痛128苦一辈子。他以后无论经历多少女人，都比不上他心中永远不死的女人―杨开慧。
杨开慧笑笑：如果我不是个革命者，不是个共产党员，我可能会如你所想。可惜我偏偏就是。
“可母以子为贵你总该知道吧？你只要把命留着，带好毛泽东三个儿子，无论怎样，都没人废掉你第一夫人的位置！跟敌人不就是虚虚假假地绕圈子。关键，是你们孩子的未来……政治斗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战场上，血雨腥风，白骨遍地。这些，都不是你一个女人能改变的，让男人们去争高下，你只管带好儿子等待将来，犯得着拿自己的生命去铺垫？”
“人心哪不是肉长的？我知道，生命的灯火一旦熄灭，一切物质和精神随之消亡。可是，我是妻子，要保存我志存高远的爱人；我是党员，当灾难来了就当叛徒，至少是逃兵，我还是人吗？你用这些言辞去跟向警予、郭亮、夏明翰他们说去，如果能唤回他们，我跟你走。你，能吗？”
仿佛是为刺醒执迷不悟的杨开慧，贯来宽厚的李淑一，竟然说女人要有起码的自尊吧。
杨开慧这次不笑了。她说，你错了。说到女人的自尊，我的眼睛比你更掺不得沙子。但我不能让我的敌人在我跟他的情感问题上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在他和他的部队被追得东奔西逃的时候，他怎么好，我就应该怎么高兴。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妻子，还因为我是他的战友，是他的同志。在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苦难岁月里，情感的哀哀怨怨悲悲戚戚不但是可笑的，也是可耻的。我要是在这个时候声明跟他断绝夫妻关系，那恰恰是我最大的不自尊，无论作为一个女人，还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淑一，早不久，你还劝我要给男人宽松的环境……我知道你想激我出去……李淑一还能说什么，只能默然沉寂地流泪抽泣。心疼不已的杨开慧反倒从另一个角度安慰她―
还记得和森与警予吗？警予移情别恋之后，和森虽然也一时难以释怀，但是，当警予被捕之后，和森却是竭尽全力在营救她。为了救警予，和森甚至去恳求已经闹翻了的萧子升。还有我那个前嫂子李一纯，跟和森好上后，一纯跟警予仍然是好朋友。在牢里的这些日子，我常常想起他们。我曾经以为他们爱得有点随性，甚至爱得有点乱，现在我理解他们了。因为，对革命者而言，战友之情永远重于夫妻情，重于男女情。
无论杨开慧说什么，好朋友总是难舍这个奇女子可能的转身消失。李淑一转而打起亲情牌：孩子总是现实而不可回避的吧？润之临走时肯定反复交代要你带好他三个孩子。在无奈之下你有点退让，也是为了这个家。跟润之暂时解除一下关系不就是权宜之计？他日后也能理解。相反，几个孩子没了娘、没人管，毛泽东才会怪罪于你……都说人人心中有个天平，到你这里怎么就邪门了，整个一个歪倾斜，你那个什么理想信念，怎能压过你的孩子、青春、爱和未来。你还懂不懂平衡？
可是，杨开慧的一番回答又让李淑一哑言了。
我和润之你是知道的，我所有的特质润之都有，我所有的梦想，都能通过他实现。他就是我的追求，就是我的未来，就是我实现理想的梦啊！即便自己走了，追求的事业还在，理想的爱人还在，未来的梦想还有人替我去实现。可如果保全自己的性命与润之脱离，背叛了爱情，也背叛了革命，其实就是背叛了自己！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淑一啊，我只能说你不懂我们的婚姻，或者是，我不能当它是一般的婚姻。宁愿一死，我决不背叛我的理想、我的婚姻！
“人都没了，你还有什么理想、完美可言？脱离关系不只是换自由，那是换你三个孩子的前程。出去了，带着儿子再等毛泽东，怎么就不行？”
“不，我和润之是夫妻，更是战友，是生是死，就不能分开。哪怕小小的退让，都是信仰的背叛、情感的衷读。你也别劝我了，今生今世，我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有十年心满意足的婚姻，有一段刻骨铭心、温润永远的生活，够了，足够了！一个女人，真正的爱，一瞬间都是永恒！我也无憾了，爱了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英雄！我们在一起，留下一段完美的爱，写下一个无瑕的故事，我不想、也不能给这完美的故事掺半点杂质、留一丝遗憾。”
李淑一啊，这时也许才彻底明白，当年的毛泽东为什么没选择别人而选择眼前这个女人。那个男人是早看懂了，只有这个小女人一辈子能死心塌地跟定他，到死都不改变！
可是，自己到死也不明白，就这么个和自己差不多文静的知识女性怎会有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怎会有如此撼不动、攻不破的精神堡垒？再想想，她身上，有着父亲从小植人的强大思想基础，有着“五四”时期和毛泽东共同坚定的理想信仰。她向往社会改良，追求民主自由，祟尚众人平等。她的渴望毛泽东最了解，她的心和毛泽东靠得最近，两人的情操志趣也最相投。
他们的爱情注定是高尚精神的契合，真挚情感的共鸣！即使生命将到达终点，她也会―
用鲜血浇注对理想的无私和忠诚；
用生命托起对丈夫的希望和信赖！
再说也是多余，李淑一最后只能是一步三回头地掩面痛哭而去……钱，有时真是万能的。
为了探监，王春和重金铺路让他获准来看这个揪心的女人。
偏偏在之前，他还买到一个绝密情报。手握杀手铜，王春和对后面的劝说总算有了一份把握。
在牢狱门口，王春和巧遇一男一女杨开慧的两个亲戚探监，他远远地看着。
女亲戚说：“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全想不通，前面你死心眼也就算了，现在，毛泽东死了，你搭上性命为一个‘死人’扛名节，不值也没有意义破？”
男亲戚接着说：“蒋介石动用中央军二十万，围剿井冈山，朱毛红军才两万人。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幸运逃脱了，这一次，十倍的悬殊力量，毛泽东凶多吉少，也难怪……唉，人死不能复生，好在你还活着，几个孩子还有点指望……”
隔着铁栏的开慧显然伤得太重，又被巨大的噩耗摧残着。
只见她抓住栏杆吃力地挪挪身子，才说：“六舅妈、六舅公，你们就莫劝了，我死活不会跟润之脱离。他死了，红军队伍还在，一个红军领导的家属说变就变，所有的红军将士怎么办？他们还怎么在一线安心战斗？家，都是前方将士的精神支柱啊……”
杨开慧反过来还劝俩长辈：毛泽东为广大的劳苦大众死了，我为他牺牲，值得！孩子是我最难舍的，但向警予、郑家奕他们这些革命者，牺牲时哪个没有孩子和亲人？再想想，敌人为什么非要我和润之脱离关系，他们要打这张王牌，煞共产党的威风。
我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而听他们摆布，绝不是小背叛啊……敌人这一招看来是生活小节、一家私事，一旦崩溃，灭的不只是毛泽东的威风，那是打击所有共产党人的士气！
一旁的王春和突然没了信心。他明白，这位让他永远难以释怀的女人，不是那么容易劝回来的。他今天的结果也会如所有的劝说者一样。
开慧啊，为理想赴死，为爱人牺牲，你何尝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
想当年，王春和第一眼见杨开慧，就被她清丽脱俗的气质惊住了。正是杨家少女那种超凡脱俗的特质，让他自以为他遇上了今生今世的唯一。可奇怪的是，杨开慧对他委婉的拒绝并没有让他感到多少失落与不快。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少女天生就是为拒绝而生的。因为，她不是人间之物，她是天国的女儿。今天，已有妻儿的王春和就是想不惜一切代价救她。可是……近距离见到杨开慧的那一刻，不流泪的王春和，还是硬咽着好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怎么伤成这样？怎么能……看着伤痕累累、手臂上还缠着黑纱为丈夫凭吊着的憔悴女人，王春和心里刀割般地剧痛。这是他牵挂一辈子的女人啊，面对铁栏，面对她一身的伤痛，怎么帮她？怎么分担她的痛？王春和是那么无助和无奈。
见到王春和，倒是杨开慧没有料到的事情。可杨开慧又笑了，她笑自作聪明的敌人给了她一个好机会，让她可以实施一个早已酝酿在心的对策。杨开慧拜托王春和，要他尽力多召集一些记者采访她；人越多越好，采访次数也越多越好。
其实，杨开慧此举，是为了防止敌人在孙嫂和儿子身上打主意。她想当众揭穿敌人卑鄙无耻的行径，并迫使敌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不至于对孙嫂和儿子有太多的伤害。对杨开慧这个唯一的要求，王春和自然不打半点折扣地应承。办法很简单，用钱。
但眼下的王春和还是纠结着自己的心事，那条信息告不告诉开慧？不说，她全当丈夫死了，孩子无人照料她会因此而留下性命？说了，她会对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更有信心。她就是为理想精神而活的女人。
犹豫再三的王春和在临走时，还是违背了自己来时的愿望，将刚获得的私密信息告诉了杨开慧：
毛泽东没死，那张报纸是假的，他们想要你的签字……原来，“好话”说尽，对杨开慧仍没撬动一丝一毫的敌人，使出最损的一招：谎编一张报纸，其中一篇毛泽东在反围剿中被国民党击毙的消息很是醒目。“毛泽东死在井冈山了，你不用再为他守了。快快签字，带儿子保姆回家……”敌人的咆哮，并没模糊杨开慧的视线。痛不欲生的杨开慧，强忍心中悲痛，还是不写那一纸脱离书……可眼下，王春和看到了惊喜的一幕：
“岸英，儿子，你又有爸爸了，爸爸没死，爸爸没死啊……”
转而，她又告诉临牢的姐妹，“毛泽东没死，毛泽东没死，革命又有希望了……”大牢里终于传来杨开慧人狱后最兴奋和喜悦的声音。
幸运的王春和，也由此看到了杨开慧最后的美丽―
她嘴角挂着带血的笑容，那是为儿子咬断手臂上的黑纱，渗出的滴血微笑；
她脸上溢出久违的红润，那是为夫君重获新生澎湃而出的喜悦；
她眼里放着他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对他做最后的告别，又是充满对救出儿子走出牢笼的殷殷希望。
王春和也笑了：毛泽东活着，开慧的精神就不会倒。即使为理想牺牲，那也是化作丰碑更高地耸立。因为，她的理想和希望还在，她信仰的高山还在！此时的王春和反倒不痛不悔了，只有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他对杨开慧的爱也升华了―他是爱着她的爱、梦着她的梦，他完成自己一个崭新而祟高的―人生涅粱。
强忍心中的痛、眼中的泪，王春和临走时给了开慧一个完美的微笑……
（2）招魂的天籁
王春和走了以后，接连不断的被采访，让杨开慧备感奇怪：
那个早已被她淡忘的王家公子，怎么能召来那么多的记者？
面对那些来路不一的各路记者，杨开慧把有限的话语权用到了极致。特别是敌人把她八岁儿子抓进来的事情，更是在记者中引起一片哗然。果然，各家报纸上很快做出反应。甚至连国民党的报纸都对何健把几岁小孩抓进大牢颇有微词。杨开慧感觉，有各家报纸的跟踪关注，敌人迫于舆论压力，孙嫂和儿子可能有放出去的希望。真要这样，她的“软肋”就没被敌人抓住，她最后的一块心病也算解除了。
记者们自然免不了追问杨开慧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愿跟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面对那些用心不一的提问，聪明的杨开慧用一位外国哲学家的格言作了简单的回答：“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
这些效果自然不是李琼想要看到的。李琼感觉自己有点不耐烦了。当李琼感觉一切办法都毫无作用的时候，李琼决定：那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也不得不用了。
对杨开慧动大刑，是在杨开慧被抓进大牢的第九天。
刑讯室里，敌人开始动用酷刑。皮鞭、竹枉、碗口粗的木棍和水牢，无数次把她折磨得昏死过去，皮开肉绽、惨不忍睹……当筋疲力尽的侩子手们住手时，杨开慧已经昏死过去。
据同狱难友杨经武回忆，杨开慧受刑之后昏迷了几天几夜。
一天晚上，夜很深，小岸英躺倒在妈妈和孙嫂的中间，依偎着妈妈身上的伤痕睡着了，小脸上还留着未干的泪滴……昏迷不醒的杨开慧是被一种声音唤醒的。昏迷中的杨开慧隐隐约约听见耳旁有人在念一首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炯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多熟悉的词句啊，这是她任何时候都能背下来的一首词。
不但她能背，她还要求孩子们背。每当小岸英想要讨好妈妈的时候，就会在她面前背那首意气飞扬的词。每每听到这首词，杨开慧的心里总是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女人特有的骄傲。能写出这种壮美之词的男人该有何等高尚的情怀，何等高远的境界啊……昏迷中的杨开慧终于被熟悉的词唤醒过来。睁眼一看，见儿子小岸英正泪光盈盈地坐在身旁，泣不成声地在给她反复背诵那首生命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美词。
宛如天籁，从儿子口中背诵出来的那些词句，不但抚慰着她身上的伤痛，也点醒了她曾经迷惑的心灵。就在那个刑讯室里，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她曾经想寻找信仰之外的某种力量支撑，却一直没有找到。
现在她突然找到了。
这首词，看起来像回忆新民学会那段生活，实际上，毛泽东从此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他告别了纯粹抒写个人情感的写作时代，从此，具体沉实的历史使命感构成他诗歌的主旋律。
又绝不是一首词的创作，杨开慧知道，她的夫君就在写出这首大气磅礴的词之后，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
在杨开慧眼里，这又验证了她非凡的眼光和独特的追求。
杨开慧从开始祟拜、爱慕、跟随毛泽东，就无怨无悔地付出、心甘情愿地牺牲，因为她知道：毛泽东，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中“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毛泽东；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多少年后，即使她为毛泽东牺牲了，可历史证明了她非凡的眼力：当井冈山根据地的艰苦卓绝，长征路上雪山草地的苍茫，陕北窑洞长夜不灭的灯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波澜壮阔，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风雨苍黄和新生共和国辉煌灿烂的礼花，传奇而完整地创造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政治家时，杨开慧当然只有欣慰：一个女人爱上一个旷世伟才，一个妻子成就一个国之栋梁。与其说，每个人都有遗憾，自己为家和民族事业吃太多苦，受太多难，过早离开人世，但相对成就伟丈夫与民族大业，这些牺牲都太值得、太应该，还有什么付出能与这些得到抗衡！
原来，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她遇上了一位了不起的男人，并有幸成为他的妻子。那个男人的生命本就不属于某一个人，更不属于某一个女人。那位在苦难大地上用枪作诗的男人，他的生命只属于这片苦难的大地。自己有幸与这样的男人结为夫妻，已是命运对她的―最大恩赐。
杨开慧突然发现，她已经找到了抵抗一切摧残的力量支撑点―守护好丈夫的尊严！
守护这个尊严，就是守护一段历史的尊严；
守护这个尊严，就是守护灾难深重的民族尊严。
这个男人的尊严，像他生命轨迹必定与共和国历史同在，与我们伟大民族的尊严同在！
彻底通畅的杨开慧像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随后又经历的两次严刑拷打，跟前三次受刑不同，杨开慧再没有因为撕心裂肺的痛苦叫喊。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毛泽东的妻子应该是优雅高贵的，应该是从容淡定的，应该是无可挑剔的。长期以来，她一直梦想做一个完美女人，而现在，极端的酷刑给了她一个表现与展示完美的特殊机会。她不允许自己有半点失态，更不允许自己有半点失格。她要让敌人看看，毛泽东的女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3）来不及写出的情书
杨开慧受刑之后，李琼特意把保姆孙嫂调到了杨开慧的牢里。并特别告诉孙嫂，杨开慧的身体要是出什么状况，立即报告。
杨开慧这才知道，孙嫂也受了刑。但是受过刑的孙嫂并不在意到自己。她看到杨开慧被折磨成那样，这个淳朴的农家妇女心像刀割一样。
在杨开慧家当了这么久的保姆，孙嫂也早已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中的一员。自从得知井冈山的故事之后，孙嫂的难受一点都不亚于杨开慧。在她眼皮底下看了七八年的这对恩爱夫妻，就是打死她也不信，会有什么事情能把这对夫妻拆开。但是看杨开慧的样子，开慧的那个心中人儿好像真的有新人了。
孙嫂发现，自那以后，开慧与她谈起那个好人儿的时候，总是用“他”来代替称呼。从前可不是那样。从前开慧一说起那个好人儿，总是称润之。润之说如何如何，润之喜欢怎样怎样；
润之又有心事了，润之今天特别高兴，快给润之做一顿红烧肉……让孙嫂大感意外的是，从受尽酷刑的开慧口中，孙嫂又听见了那声好久没有听见的“润之”。
当久违的“润之”二字从杨开慧口中再次说出，孙嫂的眼睛一下就红了。
从杨开慧被关进大牢到她英勇就义，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天。
但正是这短短的时间里，在炼狱般的大牢中，杨开慧完成了她心灵中最后一次涅梁。可惜她美妙的心音再也无法变成心灵的文字，再也无法放进那个墙洞。否则，墙洞中的那些手稿，将会出现最美丽的崭新篇章―
只有在来不及写的篇章里，人们才能看见一个女人感天动地的爱情心音；
只有在写不动的文字中，人们才会感受到一位高贵女人真正的高贵！
也许正因为如此，藏在墙洞中的那些手稿，杨开慧最后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是有机会告诉他人的。比如牢中的保姆孙嫂，还有儿子岸英。还有前来探视她的亲人。但是，她谁都没有告诉。是不是身陷图圈的杨开慧已然顿悟，那些手稿上的文字，只不过是她心路上一度迷乱的心灵碎片？那些碎片在某段时间里从心中飞扬出来、定格为稿纸上的文字，究竟是为了纪念一段心路，还是为了咀嚼一段寂寞？或者想叫家人有一天能把那些心灵文字转交给心中喊了千万次的人？
但是，大牢中的杨开慧已经不是手稿上的杨开慧―
手稿上的心音不过是秋虫般的呢喃，大牢中的杨开慧却亮丽于信仰的高山；
手稿上的杨开慧不过是一个期期艾艾顾影自怜的家妇，而大牢中的杨开慧才是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爱人！
也许，大牢中的杨开慧正因为清楚地看清了手稿上的自己和大牢中的自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自己。所以，杨开慧才决定，让那段寂寞的文字永远寂寞在墙洞中，永不示人。
但杨开慧更没有料到，那座坚实的杨家老宅有一天会被政府翻修。她当然不知道，八十三年后的今天，她已是中国大地上人人敬仰的英雄，她的塑像，一如永远不倒的丰碑，生生不息耸立，千秋万代荣光！
只是，她若知道手稿有一天会惊现，她可能提前叫亲人们把它们悄悄烧掉。因为她怕有一天会被丈夫毛泽东看见。也幸亏晚了七年，否则，毛泽东看到的就不是他真正的爱人的心曲，更不是他恋了一辈子的霞妹真正的分量。
因为手稿中缺少了最美丽的章节，在那段未及写就的章节里，有她写给润之哥哥的最动人的恋歌：
今生今世，因你而生；
今生今世，以你为荣；
今生今世，为你而死；
今生今世，死也无憾！
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杨开慧在大牢里，父亲杨昌济的好友们都在为他的女儿四处奔走游说，试图要把杨开慧救出。以蔡元培、章士钊为首的联名保释信就交到了何健手上。还不放心，蔡元培和章士钊又电话告知何健，不日将亲赴长沙面见何健，探望身在狱中的杨开慧。
这让何健烦不胜烦。对那些社会名流的联名保释，他在心里自然是不屑一顾。但在表面上，该有的表面态度他又不得不做。但是，就凭那封轻飘飘的保释信也想要他乖乖放人，这可不是他何健的做派。在中国，从来只有笔杆子听命于枪杆子，岂有枪子听命于那几个字？这位上过三所军校的大军阀，一生只认一样东西：枪。枪是他的命，枪是他的王，枪是他的爷，枪是他的天！如果就因为笔杆子弄出那么些信，他把那个毛泽东的堂客给放了，他那十几万条枪岂不要吃素了？
但是何健明白，他可以把那一纸废话丢进废纸篓，但他不可能把写信的人也丢进废纸篓。既然蔡元培和章士钊要亲自来湘，他何健也不得不见。见了之后，要跟那些老书生比口才，肯定不是他何健的强项。左思右想，何健决定，趁那两个老书生未到长沙之前，把那个又臭又硬的女人送上黄泉路。到那时，那两个老书生口才再好也没劲锣唆了。
据说何健的手下曾经请示何健：杨开慧的儿子杀不杀？何健想了半天，终于决定：不杀。其实，斩草除根的道理他不是不懂。但是，杀一个几岁的小孩，毕竟会引起社会舆论的一片哗然，那些缠人的破记者，这段时间他算是见识了，麻烦。关键，那种舆论的压力一旦反弹到蒋委员长那里，他何健恐怕就祸福难料了。
杨开慧似乎感觉到敌人要狗急跳墙了，她郑重其事地给儿子岸英交代：你出去以后，记住告诉爸爸，妈妈没有给他丢脸，只愿他的事业早日成功。
生命将尽，杨开慧提醒前来探视的亲人：请给她带点化妆品来。
杨开慧在走上刑场之前，非常精细地为自己描画着生命中最后一次亮相。带着装扮过的精细与从容，带着二十九岁的华年里最后一次亮相。
临刑之前，杨开慧郑重地留下了两句遗言：
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我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被押上长沙识字岭那个有名的杀场时，刽子手要杨开慧背对行刑队的枪口，杨开慧没搭理，她面朝行刑队的枪口现出一种迷人的微笑。准确地说，是面对远方的血阳现出一种迷人的靓丽。不知道杨开慧的微笑里究竟含着什么，但是，她微笑着眺望的方向，正好指向―井冈山。
那一抹微笑随着一声枪响永远留在她满足而无憾的嘴角上……那一年是1930年11月14日；那一天是杨开慧二十九岁生日后的第八天。
1930年11月14日，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起眼的日子，没有因为杨开慧的死而显得特别起眼。
只有板仓的乡亲们给那一天传扬出一些灵异的传说―
板仓人说，那一天的太阳红得像血，那一天的太阳好像老也不愿下山，好久好久都挂在山上，把天上地上染得一片血红。
板仓人又说，那些血红的阳光是给他们的霞姑铺成一条归路。
霞姑本来就是太阳的精灵，来人间走一趟后，就被太阳接回去了。
（原载（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3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