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6年5月，作为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帝国的共同创办人，亨利·R·卢斯生平第一次答应参加一档电视专访节目。他当时已六十八岁，并在两年之前辞去时代公司总编辑一职。但在不少美国人心中，他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尤其是他旗下杂志的内容，更具影响、吸引力，有时甚至激怒了许多人，但是人们却很少见到他的真容。
采访他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埃里克·高德曼（Eric Goldman），此人之前曾为约翰逊总统主掌下的白宫效力，当时是美国广播公司（NBC）一档名为《敞开心扉》（Open Mind）的严肃节目的主持人。高德曼是一个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采访者，但并非易驭之辈。面对卢斯，他在几个带有争议性的问题上步步紧逼，这些问题在卢斯一生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在他头上盘旋。卢斯创办的《时代周刊》（Time）、《财富》（Fortune）、《生活》（Life）以及《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都是“共和党杂志”吗？它们内在抱持的是“保守主义观”吗？他“个人的态度和信念左右着杂志的内容”吗？他特别赞赏并公开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这是否属“越界”之举呢？最重要的是，卢斯屡屡干预美国国际政策的辩论是不是“一种当代版的美帝国主义”的表现呢？
在长达一小时的节目里，卢斯大部分时间无精打采地靠坐在椅子上，他的衣服有些凌乱，领带歪向一旁，裤脚因跷着二郎腿而向上提了起来。
他看起来面容憔悴，神色警觉，又略显不安。他漫无边际地说着，常常一句话说到中途停下来，而后又从头开始，在真正回答问题之前环顾左右而言他，有时他语速飞快，似乎在竭力克服口吃的毛病。他自幼就受到口吃的困扰，在紧张时刻偶尔还会复发。对高德曼话中的讥讽，他并没有表现出敌意。“有人觉得，”高德曼说，“你持有一种美国世界使命观……认为美国应该走出去，将这些国家带入一种与我们十分相似的文明。”卢斯在1941年写的著名论文“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中正是这样说的。对此，卢斯指出，他1941年的观点是受“二战”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但他没有反驳高德曼的说法。“欧洲曾领导全世界长达几个世纪，但它没有能力再这样做了，”他说，“领导全世界的重任将越来越多地落在美国的肩上……这种重任必然要遵循我们所抱持的理想。”
随着话题转向卢斯平生念念不忘的亚洲，他长久郁积的不满变得更为明显。高德曼主张，其他国家应该“追求自己不同的道路”，美国不应该为共产党中国所困扰，而卢斯对此做出了反驳。
对亨利·卢斯的采访也可以是另一番样子——采访可以聚焦于以下问题：他的杂志所取得的非凡成功，他因此而拥有的强大权力，他为之奋斗的理念，他积聚起的巨额财富，他与构成了其世界一部分的权势人物之间不同寻常的交往，乃至他跟美国最出名的女人之一的婚姻。在几十年里，他一直身居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士之列——总统们讨好他，对手们畏惧他，他既可捧人上天，亦可拉人落地。但是，他接受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电视采访，竟然充斥着对他的批评，而这些批评一直贯穿其职业生涯之中，对此，他一定备感沮丧，因为他已是风烛残年。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为留名青史而付出的努力——坚守一个赋予其工作和生命以意义的使命。
与同辈的很多美国人一样，我是读着卢斯旗下的杂志长大的，但对这些杂志本身知之甚少。我的父母阅读《时代周刊》多年，兴致一直不减，又常常被激怒。《生活》是我订阅的第一本杂志。不久之后，像同龄的许多男孩子一样，我成了一名《体育画报》的热情读者。当我开始历史学家的生涯之时，我与卢斯的“美国世纪”不期而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严峻的反战气氛下，这篇文章在我看来只是过时的残余，属于早先生机蓬勃而现在被人否弃的美国年代。我根本不知道，它的观点要过多久才会再度流行起来。
多年之后，因为考虑为卢斯写一本传记，我开始了阅读年轻的卢斯与在中国传教的父亲之间的一批书信。卢斯和家人聚少离多，打十岁起，卢斯便就读于寄宿学校——起初在中国，后来在美国。他的家人彼此间关系亲密，卢斯就是靠着通信维持着和家人之间的关系，通信延续了多年，这些书信也使我认识了一位卓尔不群的年轻人。卢斯少有大志，一如他成年之后依然雄心勃勃。他自幼就努力奋斗，虽然总是意识到自己天资聪颖，但从不因取得成绩而志得意满——无论是在学校就读，还是在以后的时间里，一直如此。他又常常是一个孤独的男孩子——小时候在中国一家由英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里，他有种被抛弃的感觉；作为霍奇基斯中学凭奖学金就读的学生，他有时受到排斥；他不善于发展深入的友谊和持续的亲密关系。但在他写的家信中，至少在年少之时，他展现出另一面的自己——他不惮于袒露自己的缺点和失败；作为年轻人，他不仅努力追求成功，而且如同他可敬的父亲一样，努力成为有德之人。这努力奋斗的一面贯穿着他的一生。我沉浸在他早年被详细记录下来的人生之中，从而得以开始理解他何以在日后成为那样的人。
在后来的人生中成为重要的公众人物的传教士子女中，卢斯并非唯一的一个。像小卢斯一样，其他许多人也受到父母光辉榜样的影响。他们的父母胸怀抱负，追求道德，为了信仰，为了改善他人的境况，他们选择做出伟大的牺牲。许多传教士子女也像卢斯一样，在外交、政治、学术、文学和其他有影响力的领域，成就了一番事业。
关于卢斯的最早的主要传记之一，W·A·斯旺伯格（W. A. Swanberg）的《卢斯与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于卢斯逝世五年后的1972年出版——反映了卢斯同时代的诸多人士对他所持的偏激观点。在那本书中，卢斯被描绘成一个无情的辩护士，他创办的杂志与其说是新闻报道，不如说是宣传和意见平台。我手头有一本斯旺伯格著的这部传记——几年前在纽约斯特兰德酒店（the Strand）捡来的旧书，在书的扉页上，某位先前的读者用铅笔写道：“一本肆意抨击的佳作，而且百分之九十九属实。”
无论在斯旺伯格还是在扉页上落笔的匿名人，抑或在这些年来怀疑甚至鄙视卢斯的诸多人士眼中，卢斯职业生涯的显眼之处在于他的傲慢、武断、保守和极为固执的政见——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他旗下杂志的内容之中。亨利·卢斯确实傲慢，他也经常表现得武断，在他极其关心并且自认为明白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他出了名的固执己见，而且斩钉截铁地坚持要求在杂志的社论中反映他的观点。在有些问题上，比如中国、“冷战”、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及共和党之类——他抱有根深蒂固且难以动摇的成见，这些成见有时令他对周遭的现实视而不见。
但卢斯还有着另一面。曾为之工作的人时常恼怒于他的干预和指令；有些人甚至失望地离开了公司。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卢斯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甚至不乏吸引力。在他并不为之着迷的很多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宽容、好问，渴望获得新的信息和观念，甚至能够接受挑战和辩驳。如卢斯本人一样，他所办的杂志也有着很多面。它们既固执一词又不偏不倚，既保守又进步，既武断又宽容，既甚为刻板又极富创意。它们是那个时代伟大的美国杂志：它们的广度、原创性以及创造力与它们的缺陷同样伟大。
卢斯的出版帝国的建立只是二十世纪中叶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的一个缩影：全国性的大众文化横空出世，主要服务于兴起的且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新的大众文化拥有许多载体：报纸、电影、电台以及电视。但那个年代也是全国性杂志的全盛时期，其中卢斯旗下的杂志办得最成功，最受欢迎，也最有影响力。与大多数美国出版人相比，卢斯更多地赋予他的杂志独特鲜明而且始终一贯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杂志尽管在诸多方面彼此不同，但都反映着同样一套价值观和设想，卢斯不仅信奉这些价值观和设想，而且认为它们是（或者至少应当是）普世性的。卢斯的重要功绩之一，是他能够提供一幅美国生活的图景，从而帮助一代读者相信美国文化那迷人且受到共同推崇的形象。
到卢斯1967年去世之时，尽管他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的杂志已经要么走向了没落，要么走向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前途。《生活》于1972年停刊，《时代周刊》、《财富》甚至《体育画报》也逐渐不再是一种共同文化的自信的代言者。它们必然地变成了一个分化更剧烈并充满冲突的世界的记录者——这种角色使它们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大减（至少一度使它们的盈利大减）。但是，在卢斯掌舵的四十年间，他一直相信他能够理解这个他立身其中而又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且他可以利用他的杂志去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