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代词学批评文献综述
本课题旨在探析明代词学理论发展嬗变的特点、成因及其规律，从而有力地推进明代词学理论的研究，客观地确立明代词学理论在词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而对明代词学理论研究的依据是明代词学批评文献。明代词学批评文献的种类主要有词话专著、词籍序跋、词选、词集评点、词谱、词韵等，这几种表现形式比较集中地保存了有明一代的词学理论，对勾勒明代词学批评史起着重要的作用。明代诗学与曲学高度繁荣，诗话、曲话大量出现，有很多论词话语散见于诗话、曲话中；明人笔记众多，散见于笔记中的论词话语亦不少。这些散见的词学批评文献同词话专著一样，共同推进明代词学批评的进程。
第一节 词话
词话是词体成熟后的产物，也是词学理论最典型、最集中的载体。《词话丛编》辑录的宋元词话有十三种。南宋末年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和产生于元代的张炎的《词源》是宋元词话的理论总结，代表了宋元词话的最高成就。清代是词学理论最为繁荣的时期，词话数量激增，《词话丛编》辑录的清代词话多达六十八种，这还不是清人词话的全部。孙克强师已列出《词话丛编》之外今存清代词话七十七种之目录，清代词话存目四十七种之目录[1]，其中像邹祗谟的《远志斋词衷》、王士祯的《花草蒙拾》、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刘熙载的《词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理论水平都相当高。宋代词话与清代词话的整理和研究都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明代词话的整理与研究要薄弱得多。
明代的词话，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数量极少，仅存四种，即唐圭璋先生收录在《词话丛编》中的陈霆的《渚山堂词话》、杨慎的《词品》、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俞彦的《爰园词话》。其实明代词话远不止这些，张仲谋在其《明词史》以及相关论文中提到他收集明人词话达十余种，散见于明人文集、诗话中的词话达六百余条[2]，应十分珍贵，惜不见出版发表。笔者翻检明代词学文献发现，除了以上几种词话专著外，散见于明代诗话、笔记、曲话以及总集序说中的论词文字相当多，像叶子奇、单宇、黄溥、吴讷、徐伯龄、张
、陆深、郎瑛、俞弁、田汝成、何良俊、梁桥、徐师曾、汤显祖、许学夷、郭子章、胡应麟、曹学佺、陆时雍、沈际飞、徐士俊、王骥德、蒋一葵、王昌会等人的论词文字均可独立成卷，笔者已辑录整理出二十余种，词话简目见附录一。其数量虽远远少于清代，但绝不比宋代少。除了《词话丛编》中收录的以及已经整理好的词话，我们把从明人文集、诗话、笔记、曲话等书中整理出的论词话语亦称为词话。对散见于明代文献中的词学资料进行整理并加以较系统的研究，正是本课题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 明代前期词话
明代前期长达一百二十年，几占明代历史的一半，词体创作除在明开国时一度繁荣外，此后迅速走向衰微，以至到了明代的最低谷。[3]与词体创作密切相关的词学批评文献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表述形式也少，主要有词话、词籍序跋两种形式。明代前期没有词话专著问世，但此期的诗话、笔记以及总集序说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词文字，被辑出可以“词话”目之，我们统称为“词话”。
明代诗坛，流派众多，不同派别各树旗帜，纷争不断，各自形成理论体系，因而诗话伴随诗坛的各派争锋而不断涌现，诗话专著大概有一百二十余种。明代前期，诗坛上虽不如中后期繁荣，但已出现了“闽中十子”“北郭十友”“台阁派”“性气派”“茶陵派”等诗歌派别，以此而派生出近二十种诗话，其中涉及论词文字较多的有单宇的《菊坡丛话》、黄溥的《诗学权舆》、瞿佑的《归田诗话》等。《菊坡丛话》二十六卷，第二十六卷“乐府”为词话，其他卷亦间有论词的文字，共辑得五十六则，名之为“菊坡词话”。“菊坡词话”多是先收录晚唐、五代及宋代的词人词作，然后引用宋代诗话、词话、序文、笔记、词选中的评价，很有特色。《菊坡丛话》有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古今诗话续编》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全文收录。[4]《诗学权舆》卷十二“曲调唱咏叹”的“调”为词话，再加上其他卷中的论词文字，共辑得十三则，名之为“石崖词话”。“石崖词话”可以说是明代前期较为重要的词话，其中多评价唐宋词人词作，如李白、欧阳修、王安石、朱熹、黄庭坚、辛弃疾、文天祥等，表面看来皆属对单首词作的评价，但若把这些词作的评语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则会发现黄溥鲜明的词学观，即重词体的教化意义，没有词体风格的偏嗜。“石崖词话”有一定理论意义。《诗学权舆》今有明成化五年自刻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全文收录。[5]《归田诗话》有涉及论词的文字，共辑得十则，名之为“归田词话”。瞿佑是明代前期著名的词人，其“归田词话”与“菊坡词话”“石崖词话”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叙述宋代词人词作之外，还记有当代词人逸事及词体创作情况，因此对了解瞿佑及明初文人的创作环境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归田诗话》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全文收录。[6]
明代前期笔记中涉及论词文字较多的是叶子奇的《草木子》和徐伯龄的《蟫精隽》。我们从《草木子》一书中辑得论词文字四则，名之为“草木子词话”。在四则论词文字中，有两则是辑录宋代词话，另两则比较有价值。叶子奇认为宋词成就高于唐词，此观点与明代诸多词学家之观点相同。他又指出了宋词高于唐词的原因，即宋代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文字狱”，诗人不敢尽情作诗，在诗作中达到“观”“群”“怨”的目的，而把创作精力用于词体创作上，这种看法很独特。《草木子》有《四库全书》本、《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本[7]。
徐伯龄的《蟫精隽》中涉及的论词文字较多，共辑得二十九则，我们名之为“蟫精词话”。《蟫精隽》有《四库全书》本。明代有两个徐伯龄，其中一人撰有《蟫精隽》，“蟫精词话”开启了明代尊崇婉约风气之先声，因此就有必要考证徐伯龄所处的时代。徐伯龄，字延之，生卒年不详，自号古剡，浙江嵊县人。《蟫精隽》卷十二之末有《箨冠生传》[8]一篇，是张天锡为徐伯龄所作小传，传称：“海观为予作《箨冠生小传》，屈指今二十年余，手泽宛然，而海观坟土已干矣。呜呼！是可悼也。予少海观一岁，而犬马齿犹碌碌追思旧游，不觉涕下，岂天丰于才而啬其寿耶？抑精华太著而无停滀悠久之储耶？传曰：生杭人也，不欲显其名于人，故不以氏行，尝集箨为冠，啸歌自得，若不与人世者，虽博学能文，善书、攻琴、熟律，而不肯以技自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蟫精隽》云：“《蟫精隽》十六卷，明徐伯龄撰，伯龄字延之，自署曰古剡，盖嵊县人。书中十二卷之末有《箨冠生传》一篇，即张锡（应为张天锡）为伯龄作者……考张锡为天顺壬午举人，官山西山阴县教谕，则伯龄为天顺中人，故所记有成化癸巳癸卯事。”由此可知，徐伯龄为天顺中杭州人。《蟫精隽》卷十三有“杭士甲第”条记载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杭士登名黄甲者”，可知徐伯龄成化末年仍在世。《蟫精隽》卷十一有“鹤窗蕴藉”条记载：明代前期著名词人马洪是其内弟，并且与其同师于刘泰（1422？-1506？），可知其生活年代大概在正统（1436-1449）至成化（1465-1487）间。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一有“徐伯龄”条载：“徐伯龄字延之，号箨冠子，钱塘人也。性颖敏，每书一目终身。但疏荡不拘小节，对客每跣足蓬头，夏月非惟袒裼裸裎，而内衣亦不系也，故夫慕名而来者，一见后即倦与往还。然其博学高志，又尝敬焉。平生精于音律，尤善琴，所著有《大音正谱》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台集注》三卷，《蟫精隽》二十卷。”[9]徐氏与郎瑛为同乡，郎瑛所记当不误。“明末杭州别有一徐伯龄，崇祯庚午举人，官永寿县教谕，名姓偶同，非一人也。”[10]《明诗话全编》把《蟫精隽》归于明末崇祯年间之徐伯龄名下，当误。[11]“蟫精词话”除了重复一些宋元旧词话外，其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当代词人词作的记载、评价以及表现出的词学观。
明代前期，著名的学问家吴讷编纂了一部大型的文学总集《文章辨体》，其中分体收录历代作品，此集每体前有“序说”，收录词作部分谓“近代词曲”，其前亦有“序说”，论及词体；另外《文章辨体·凡例》中也有少量论及词体的文字，合之共辑得四则[12]，我们名之为“吴讷词话”。吴讷的词学观典型地体现了明代初期的论词倾向。
二 明代中期词话
明代中期是明代词学的复苏期，词学批评文献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前期大大丰富了。此期出现了三部词话专著，它们是陈霆的《渚山堂词话》、杨慎的《词品》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
陈霆（1469前-1519）的《渚山堂词话》三卷六十一则，成书于嘉靖九年（1530），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以“词话”命名的著作。此书最为通行的本子是唐圭璋先生所编的《词话丛编》本，它以嘉靖刊本为底本，前有嘉靖九年秋七月自序，后有民国刘承干《吴兴丛书》本跋语。《渚山堂词话》是明代中期成书最早的词话专著，就其评词范围而言，唐、宋、金、元、明五个朝代都有所涉及，但以当代为主，其对当代词人词作的论述占词话内容的一半以上，亦正因此，《渚山堂词话》显示出与明代其他词话不同的特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就其评词的形式而言，主要是通过对词人词作的评价，阐述自己的词学观点，看上去虽然缺乏系统性，但其词学思想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明代中期的词学观念在《渚山堂词话》中有较充分的体现，诸如以宋词为最高标准评价明词，崇婉约而不抑豪放，既重词的思想内容，又重词的“主情”特性等，体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
杨慎（1488-1559）的《词品》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仲春，首次刊行在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前有嘉靖甲寅周逊序及辛亥自序。明刊《词品》现存有七种版本，清乾隆间有李调元校刻《函海》本。今人王幼安在前人校勘的基础上，参校杨慎所引诸书，又用陈继儒本加以补校，纠正其缺失。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1986年版）收此词话，他以明嘉靖本为底本，参以《函海》本和王校本校订，成为当今《词品》最为通行的本子。《词品》共六卷附拾遗，内容丰富庞杂，涉及面广。从六卷的内容结构来看，虽然庞杂，杨慎还是有所安排的。他根据自己的词体起源论布局六卷的结构：卷一多记六朝乐府曲词，考证词调来源。他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乐府，故为之。卷二记唐五代的词人词作及闺阁、方外之作，解释考证词体中的生僻字词。卷三、卷四、卷五多记宋代词人词作及故实。卷六多记当代词人词作。六卷基本按照时代顺序布局。拾遗一卷多记歌妓、侍妾等女性之词作及故实。在《词品》中，杨慎用一种非常感性的方法考证相当枯燥的词调来源，很有特色；其词体起源论成为一家之言；对词体风格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不仅欣赏婉约词，同时赞赏豪放词；评价了花间、草堂词；其词体主情说对明代中期词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总之，杨慎的《词品》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不管是其词体起源论，还是其词体创作论、词体风格论，都呈现出一种开放通达、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拘一家，没有门户之见，可以说“大家风范”在其《词品》中同样散发光芒。但是，杨慎在编撰《词品》时，远谪瘴蛮之地，检书不便，致使《词品》出现了一定的讹误，如把张翥词误作吕圣求、张元干、石孝友词，把周晴川词误作周邦彦词等，把蒋捷效辛弃疾《水龙吟》全押“些”字词误作效仿辛弃疾《醉翁操》词；再者，《词品》在引述或摘录前人词话时，多有不注原书出处的现象，如卷三有“《木兰花慢》”“东坡《贺新郎》词”及卷六的“南涧词”等，全文照录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而不注出处，尤其是卷六与拾遗一卷，几乎是全部摘录元明人著述而不注出处，卷六共二十三则，而出自田汝成《西湖游览余》及《志余》者就有十八则之多，拾遗一卷共十六则，而出自陶宗仪《说郛》者也有十二则之多；甚至不标明原作者，致使前人之品评之语与其评语混为一谈，如卷四“姜尧章”条，评姜夔词时，摘录黄昇《花庵词选》续集卷六语而不注出处，与下文己评混同，评高观国词亦然。这些不足也是前人以及时人批评之所在，明代胡应麟、陈耀文指摘尤为激烈；谢章铤在肯定的同时又指出：“（《词品》）记刘子寰、马子严、冯艾子，皆以名为字。张仲宗又专举其字，而失记其名，殊误。谓词名多取诗句，虽历历引据，率皆附会，屡为《笔丛》辨驳。”[13]近代学者王易指出：“《词品》五卷，论列引证，颇为详晰。惟根据讹误处，时反自矜创获，以故立论多不坚卓；后之言词者多服其博洽，独胡应麟于《笔丛》中驳之，然胡氏不娴于词，虽多纠正，而互有得失。”[14]在《词品》中，杨慎摘录他书内容，占原作的四分之一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词品》有集评的性质，开了清代集评类词话如《词苑丛谈》与《古今词话》之先河。即便如此，杨慎《词品》中所体现出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在词学史上仍占有较重要地位，正像近代词曲家吴梅所说：“《词品》虽多偏驳，顾考核流别，研讨正变，确有为他家所不如者。”[15]
王世贞（1526-1590）的《艺苑卮言》成书于隆庆四年（1570），隆庆六年付梓。《艺苑卮言》为文艺批评专著。其中附录一，分论词、曲。后人析出其论词部分，题曰《词评》，凡二十九则，有《丛书集成》本。《词话丛编》据《弇州山人四部稿》收录评词部分，仍用《艺苑卮言》之名。笔者从《词话丛编》之名。王世贞为明代著名的词人，其词不仅为明人所推许，清代与近代学人亦对其词评价很高，如钱允治在《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中云：“弇山人挺秀振响，所作最多，杂之欧、晁、苏、黄，几不能辩。”[16]王昶云：“杨用修、王元美诸公，小令中调，颇有可取。”[17]吴梅云：“其词小令特工，如《浣溪沙》……皆当行语。”[18]因此其词话虽然只有二十九则，但皆是当行人评词，其理论价值颇高，后人常将其与杨慎的《词品》相提并论。清人陆蓥说其《艺苑卮言》“辨晰词旨”[19]，吴梅说其中“论词诸篇，颇多可采”[20]，尤其是词论中对词体主情特性的强调以及正宗与变体的划分，对明代中后期词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代中期除了这三部词话专著外，诗话、笔记、总集叙录以及曲话中亦有不少论词话语。
明代中期的诗坛上，复古思潮此起彼伏，高潮迭起，蔚为壮观，围绕复古思潮亦产生了诸多诗歌流派，主要有“前七子”“吴中派”“唐宋派”“后七子”“青溪诗社”“嘉隆末五子”等，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诗论家，创作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诗话专著。此期的诗话比前期要多，有四十余种，可能是因为此期出现了三部词话专著的原因，多数诗话几乎没有论词文字。其中涉及论词文字较多的只有俞弁的《逸老堂诗话》《山樵暇语》、梁桥的《冰川诗式》三种。俞弁（1488-？）撰有《山樵暇语》十卷，《逸老堂诗话》上、下两卷，二书均以说诗为主，兼及词、文、书、画。二书偶有重复，其中除去重复，共辑得词话二十余则，我们名之为“逸老堂词话”。“逸老堂词话”没有什么理论价值，有些条目直接抄录前代词话。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收录了一些当代词人的词作，这些词作多不存作者别集中，因而给现代学人辑佚明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梁桥（约1550年前后在世）撰有《冰川诗式》十卷。此书分《定体》《炼句》《贞韵》《审声》《研几》《综赜》六门，历叙各类诗歌体式，对各体诗歌炼句、押韵、平仄运用的规律等详加论述，对各体诗歌之创作经验颇有心得。卷一第五十为“诗余”，前有小序，后列词作十二首，以为词体创作之“法式”。辑录《冰川诗式》之论词话语，我们名之为“冰川词话”。《冰川诗式》有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古今诗话续编》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五册全文收录[21]。在“诗余小序”中，梁桥明确地表现出明代中期的词体观念，认为词体的内容与《玉台新咏》《香奁集》所收香艳诗作一样，叙写闺阁之事，抒发艳冶之情；同时又强调词作抒发艳冶之情时要加以节制，不能肆意而发，要合乎儒家的诗教，即要“以理节情”。
明代中期，有些笔记中的论词文字较多，主要有陆深的《俨山外集》、郎瑛的《七修类稿》、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等。陆深（1477-1544）撰有《俨山集》《俨山续集》及《俨山外集》等。其《俨山外集》多为笔记，而陆深之论词文字多存于其中，共辑得词话八则，我们名之为“俨山词话”。“俨山词话”对诗词中由于措辞不同而造成不同的抒情效果予以探讨，同时又通过对词乐失传的思考探究词体衰微的原因，这种思考与探究对明代词学的复苏意义重大。郎瑛（1487-1566）撰有笔记《七修类稿》，凡分天地、国事、义理、辩证、诗文、事物、奇谑七类。其中“诗文”类有较多的论词文字，加上其他卷的词话，共辑得二十七则，我们名之为“郎瑛词话”。“郎瑛词话”记载了明代中期周瑛所制词谱《词学筌蹄》的流传情况，由此可知《词学筌蹄》在当时的影响。“郎瑛词话”还记载了宋代官修词谱（音谱）《乐府浑成集》的情况，说明明代中期人们还能看到宋代的词谱（音谱）。“郎瑛词话”还考证了词体的起源、词调佚失及词调名的来源情况，提出了当时明人在失去词谱后填词时的困惑，同时还认为“艳词不可填”，反映出作者对词体体性的认识。
田汝成（约1551年前后在世）著有《田叔禾集》《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等多种。《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中论词文字较多，共辑得词话七十五则，我们名之为“西湖词话”。对明代词学来说，“西湖词话”最有价值的是对明代词人词作的记载，有十余条，多集中在明初词人杨廉夫、杨复初、凌彦翀、瞿佑、马洪（字浩澜）、聂大年等人身上，除了其中有两条见于瞿佑的“归田词话”外，其余不见于此前他书。由词话中记载可知，明初词人可能见到了标有平仄的词谱。只是后来随着词体的衰微，人们很少关注词体创作，词谱渐失。又可知明初词人对同一词调以仄声起与以平声起所表达的感情不同有相当的了解，如《渔家傲》，范仲淹以仄声起所抒之情悲壮苍凉，而凌彦翀、杨复初、瞿佑等以平声起所抒之情则疏淡旷远。由瞿佑《归田诗话》的记载以及其词作序文与标题可知，瞿氏是一个风流放荡的才子，颇似宋之柳永，从“西湖词话”中也可以看到瞿佑生活的这个方面，这样的记载对我们进一步理解瞿佑的词作有所帮助。“西湖词话”中对马浩澜词作的评价亦相当高，认为马洪词作“皓首韦布，而含吐珠玉，锦绣胸肠，褎然若贵介王孙也”，有富贵气象。“西湖词话”还保存了马洪的《花影集·自序》一文，《花影集》今已不存，其自序如果不是在此词话中得以保存，我们今天也许就难以见到。
“西湖词话”的重要价值是关于明代词人词作的记载与评价，有十余条之多，其中有八条出现在杨慎的《词品》中，而杨慎没有注明出处及著者。杨慎《词品》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首次刊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而田汝成之《西湖游览志》及《志余》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有田汝成嘉靖二十六年《西湖游览志叙》。杨慎《词品》多有引述前人词话不注原出处及著者的情况，因而《词品》中内容与《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重复部分的原创权应当属于田汝成。
明代中期学问家徐师曾（1530-1593）编纂有大型总集《文体明辨》[22]，此集是据吴讷《文章辨体》删定增补而成，每文体前亦有“序说”一节。此书之“诗余序说”有词话五则，再加上卷首“论诗余”二则，共辑得七则，我们名之为“鲁庵词话”。“鲁庵词话”中自己的观点不多，往往是肯定时人的词学观。如在论述词体起源时说：“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与宋元以来及明代前期的词学家之观点并无二致；论述诗词之别时同意何良俊之观点：“近时何良俊以为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阙而后有诗余，诗余废而后有歌曲，真知言哉！要之，乐府诗余，同被管弦，特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此其不同耳。”在卷首之“论诗余”中引用明代中期朱承爵关于诗词之辨语：“大明朱承爵曰：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亦或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乃得。”关于“主情说”则同意王世贞之观点，关于词体风格的论述则同意张
的看法。从徐师曾在论述时所引用的论词话语，我们可知其词学观：尊婉约而抑豪放，强调词体主情之特性。“鲁庵词话”中对词乐失传对词体演变的影响之论述很现实，亦有理论价值。徐师曾指出：“第作者既多，中间不无昧于音节，如苏长公（轼）者，人犹以‘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讥之，他复可言哉？由是诗余复不行，而金元人始为套数。”他认为，宋词渐渐脱离音乐，致使词体衰落，从而被金元曲子所取代。明代中期的陆深、李开先、刘凤都感慨词乐的失传，并对词体衰微的原因进行思考，但都没有徐师曾论述得明确。不仅如此，徐氏在词乐失传的基础上论述词韵、词格：“诗余谓之填词，则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至于句之长短，虽可损益，然亦不当率意而为之。”面对词乐失传的现实，徐氏抛开音乐，把词体限制在格律、字数、声韵等案头文学的层面加以论述，对当时的词体创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同时徐师曾在词韵方面表现出通融的观点，认为词句在不失其意的基础上，稍作损益是可以的，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对词体用韵的看法：“譬诸医家加减古方，不过因其方而稍更之，一或太过，则本方之意失矣。”在词体音韵要求的范围内变更词句不失为变通的做法。
明代中期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曲话，即王世贞的《曲藻》与徐渭（1521-1593）的《南词叙录》，其中都涉及较多的论词文字，王世贞《曲藻》中的论词文字有二则，他主要从音乐变化的角度论述词体的起源，认为是音乐的变化，致使所依附音乐的文字随之发生变化。我们从《南词叙录》中共辑得论词文字八则，名之为“徐渭词话”[23]。“徐渭词话”对词体衰微之原因、词体起源、词体风格皆有令人信服的论述。
三 明代后期词话
明代后期是明代词学的繁荣时期，其他词学文献如词选、词籍序跋等明显超越中期，但词话专著却在减少。目前仅知道一种，即《词话丛编》所收俞彦的《爰园词话》。但诗话和曲话中的论词话语与明代中期相比，明显增多。《爰园词话》虽然只有十五则，但价值很高，涉及词学的诸多方面，诸如对词体的评价、音乐文学的变迁、词体的音调用韵、词体的创作、词史的流变、对词体特性的看法、诗词之别等，均有精彩的论述。
明代后期，诗坛上出现了“公安派”“竟陵派”“豫章社”“几社”“应社”“复社”等诗歌流派，各派之间论争激烈，非常热闹。著名的诗论家为数众多，纷纷以诗话的形式传播自己的诗学主张，此期出现的诗话专著就有六十余种。在这些诗话中，论词文字较多的有郭子章的《豫章诗话》、胡应麟的《诗薮》、许学夷的《诗源辩体》、曹学佺的《蜀中诗话》、陆时雍的《古诗镜》《唐诗镜》等。郭子章（1542-1618）撰有《豫章诗话》，其中涉及的论词文字较多，共辑得十六则，我们名之为“豫章词话”。《豫章诗话》有“豫章丛书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五册全文收录。[24]“豫章词话”多记宋代词人逸事、词作、词集，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其中有少量记载明代之词人词作。胡应麟（1551-1602）撰有《诗薮》《艺林学山》《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等，今并存于世。其中《诗薮》中论词文字较多，共辑得二十则，我们名之为“少室山房词话”。《诗薮》今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校点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五册全文收录。[25]“少室山房词话”在词学观上强调“变”，文学史观相当强，多辨别诗词之不同，对南唐五代词的评价受王世贞影响很大。许学夷（1563-1633）撰有论诗专著《诗源辩体》三十八卷，《诗源辩体》全书以时代为序，起自《诗经》，迄于元明，探寻源流，考论正变，历评各代诗人诗作，继承前后七子的诗歌理论，主张古诗崇汉、魏，律诗崇盛唐，书中多有独见，并且论述全面系统。作者在论述诗体流变的过程中涉及词体的发端，共辑得词话九则，我们名之为“许学夷词话”。《诗源辩体》前有崇祯五年许学夷自序，有民国壬戌上海耿庐重印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六册全文收录。[26]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单行本。“许学夷词话”虽然仅九则，但很有特色。它不是就词体本身立论，而是就晚唐五代整个诗坛的“词化”现象立论。许氏认为晚唐五代的五七言古诗，往往为“诗余之渐”。许学夷从“变”的观点探讨词体的发端很有意义，在词乐失传的晚明，他完全抛开音乐来探讨词体的发端，走出了一条与其他词学家不同的路子。曹学佺（1574-1647）撰有《蜀中广记》一〇八卷，其中卷一〇一至卷一〇四为诗话，共四卷，又第四卷为词话，再加上其他卷的论词文字，共辑得词话五十六则，我们名之为“蜀中词话”。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七册全文收录，不分卷。[27]周维德《全明诗话》亦全文收录，分为四卷。[28]《蜀中诗话》与明代其他诗话相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即注明诗话来源，这体现出曹学佺严谨的治学作风。“蜀中词话”由于地理位置所限，其中多辑录杨慎《词品》中之词话条目。陆时雍（1612-1670？）撰有《诗镜总论》《古诗镜》《唐诗镜》。其中《古诗镜》《唐诗镜》中涉及论词文字，共辑得六则，我们名之为“陆时雍词话”。《诗镜总论》有《历代诗话续编》本，《古诗镜》《唐诗镜》有《四库全书》本。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十册全文收录。[29]“陆时雍词话”主要是从词体风格上探究词体的发端，很有特点。
明代后期的曲话主要有徐复祚[30]的《曲论》、张琦[31]的《衡曲麈谭》、凌蒙初[32]的《谭曲杂札》、祁彪佳[33]的《远山堂剧品》、王骥德的《词律》等，其中涉及词话较多的是王骥德的《曲律》。《曲律》是一部论述全面、自成体系的戏曲文学理论专著，对曲的源流及其流变、南北曲风格特征、声律、修辞、戏曲史、作家作品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涉及不少词学理论，共辑得十六条，我们名之为“王骥德词话”。《曲律》的主要版本有明天启四年原刻本和清道光年间钱熙祚辑《指海》本，出自《指海》本的《读曲丛刊》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亦据明刊本校补，今人陈多、叶长海注释的《王骥德曲律》本，汇集各本之长，资料详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王骥德词话”记载了宋代词谱（音谱）《乐府混成集》在明代后期的流传情况，理论方面涉及词体的起源，音乐文学的发展，词体的调名、宫调、音韵，词体的创作、句法，音乐文学的流传，诗词曲之别等众多问题，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
第二节 词籍序跋
词籍序跋是词学批评文献的主要形式。明代学者对词籍的搜集、传抄、整理和刊行等工作皆作出了很大贡献。整理的词集丛编有十余种[34]，影响最大的是明初吴讷辑的《百家词》和明末毛晋辑的《宋六十名家词》；明人编纂的词选流传至今的不下几十种，明人别集亦不少；另外还有明人刊刻的唐、宋、元代的词总集和别集。这些词丛编、词选和别集大多有序跋，有的甚至一书多序，如杨慎的《升庵长短句》就有四篇序文，夏言的《桂洲集》也有四篇序文，易震吉的《秋佳轩诗余》有三篇序文，等等。另外，颇具理论色彩的词作小序亦归入此类。前人对明代词籍序跋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收集整理，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国时期，赵尊岳受其师况周颐鼓励，收集明词，从1924年始至1936年方成，历十余年之艰辛，刻成《明词汇刊》，此书中收集了明人的多篇词集序跋，这是研究明代词学批评的第一手文献资料。1933年4月到1936年9月，龙榆生主编有《词学季刊》，共发行四卷十一期。其中有“词籍提要”栏目，赵尊岳详细介绍了明人的几部词选，如董逢元编辑的《唐词纪》，茅暎辑的《词的》，陈耀文编辑的《花草粹编》，张
辑的《草堂诗余别录》等，并且都附有序跋，为明代词学的深入研究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明代词籍序跋的整理几乎没有进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局面才被打破，金启华主编的《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收录明人所撰词籍序跋九十二篇[35]；施蛰存主编的《词籍序跋萃编》，收录明代词籍序跋一百篇。[36]二书所辑词籍序跋多有重复，其中施书是目前收集明人词籍序跋最集中也最多的一书，许多词学研究者所引用的明人词籍序跋大多出于此书，可谓嘉惠学林。本课题所要完成的是尽可能全面收集明代各个时期的词籍序跋（笔者所辑录词籍序跋二百五十余篇，篇目见附录二），然后把它们回归于明代词学的不同时期，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以客观评价其理论意义。
一 明代前期词籍序跋
明代前期由于词体创作逐渐走向衰微，词学不兴，词籍刊刻不多，因而词籍序跋亦很少。笔者目前辑录仅有十余篇，十余篇中形式亦很单一，多别集序跋。它们是：
① 王蒙（1301-1385）《忆秦娥·花如雪·序》[37]。由此可知王氏反对淫词哇声，强调词体托兴深远，意义深刻。
② 宋濂（1310-1381）《跋东坡寄章质夫诗后》[38]。宋濂为明开国文臣之首，著作宏富。此跋虽以诗名，实际涉及的是苏东坡与章质夫二人的咏柳絮词《水龙吟》。说明明建国初的文臣大儒亦不废“小词”。
③ 姜福四有《跋姜忠肃祠堂白石词钞本》[39]，此序作于1377年。姜福四，姜夔之八世孙。从此跋中可知姜夔词集在明初“经兵火两朝，流离迁播”情况下的存留情况。
④ 刘崧（1321-1381）有《刘尚宾东溪词稿·后序》[40]。此序对刘尚宾词作了高度评价，从中可以看出明初词人在词体风格取向上的宏通观念，对“沉痛忠愤”的稼轩词评价很高。
⑤ 陈谟（1305-1400）有《张子静乐府·序》[41]。序中陈氏给张子静词作以很高的评价：“读子静词，孰不曰此月下秦淮海、花前晏小山也！”把张子静之作与宋代著名词人秦观、晏几道相提并论，可惜的是张子静之词集今已不存，我们不能一睹其词作风貌。
⑥ 孙大雅有《天籁集·叙》[42]，此序作于洪武十年（1377）。文中孙氏把词作与人之经历品格联系起来：“先生出处大节，微而婉，曲而肆，庸人孺子所不能识，非志和、龟蒙、林君复往而不返之俦可同日语。”认为白朴有志于天下，不像唐代张志和、陆龟蒙、宋代林逋等怀有隐逸之志，正因如此，白朴才创作出寄托“雅志”的《天籁集》。可见孙大雅没有把词体当作“娱宾遣兴”的娱乐工具，而是把它当作与诗歌一样具有言志功能的文体。
⑦ 叶蕃的《写情集·序》[43]，是明代前期非常重要的一篇词学批评文献。此序作于洪武十三年（1380）。《写情集》为刘基的词集名[44]。叶蕃在《写情集·序》中指出，刘基生在元末，有经世之志，但无用武之地，故借诗、词、文来抒发其抑郁不平之气，他的词与诗、文、寓言等文体一样，都是作者内在情感的外化。正因为叶氏没有诗、词、文之间的文体界限，所以在《写情集·序》中他先提到寄寓刘基“经济之大”的寓言《郁离子》，继而提到其诗文集《覆瓿集》，最后具体评论了用“阳春白雪雅调”寓“风流文采”的长短句《写情集》，把刘基之诗文集、寓言集与词集相提并论，可见词体在叶氏的观念中与诗文毫无二致。正像刘明今所言：“（叶蕃）所说均与一般的诗歌评论相近，也即是说当时把词看得较高，和诗的地位相仿。”[45]
⑧ 马洪（生活年代当在1450-1487）的《花影集·自序》[46]，也是明代前期一篇很重要的词学论文。马洪，生卒年无考，徐伯龄《蟫精隽》中记载其事迹，有词集《花影集》。他的《花影集·自序》保存在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及杨慎的《词品》中。马洪为自己的词集作序，在序中表述了自己的创作路径与创作观点。他称词为“南词”，这是明代词学文献中较早对词体以“南词”相称的记载。马氏称自己学习词体创作的导师是苏轼和柳永，说明他在创作词作时没有词体风格方面的刻意取舍。马洪在解释其对词集命名时云：“法云（应为法秀）道人劝山谷勿作小词，山谷云：‘空中语耳。’予欲以空中语名其集，或曰不文，改称《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涉虚也。”从其解释中我们可知他对自己词作的评价，他以己词为“空中语”，其用意当是欲与北宋词人一比高低。他在序中还说：“四十余年，仅得百篇，亦不可谓不难矣。”可见他对词体创作态度的认真。结合马洪词体创作的实际情况可知，他所追慕的是晚唐北宋词家风调，与北宋词人比高低的想法应当是有的。另外马洪在自己的词作中往往像北宋词人张先一样，爱用“影”字，并善于创造迷离朦胧的意境，这也可能是他把词集命名为《花影集》的一个原因。
⑨ 唐文凤（约1416年前后在世）有《跋杨彦华书虞文靖公苏武慢词后》[47]。这是一篇书法跋文，是观杨彦华书虞文靖公《苏武慢》词后有感而作。唐氏先由虞集“高文大策，醇辞雅论”之文论起，知为“一代大手笔”，于是推而广之，认为其“歌词之丽，亦皆超诣而不凡”。从这种推论中可知，唐文凤完全把词体与诗文置于平等的地位，而没有“诗庄词媚”的偏见。进而评论虞集《苏武慢》词十二阕，“盖和冯尊师所作，其自序，经阅累岁而成，飘飘然有出尘想，如在九霄之上，下视世纷胶扰，曾不足以入其灵台丹府，所谓不吃烟火食，所道乃神仙中人语也”。元道人冯尊师《苏武慢》影响很大，和者甚多，而虞集和词尤为突出，读后确有出尘之想。如《苏武慢·云淡风轻》：“云淡风轻，傍花随柳，将谓少年行乐。高阁林间，小车城里，千古太平西洛。瞻彼泱泱，言思君子，流水俨然如昨。但清游、天际轻阴，未便暮愁离索。长记得、童冠相随，浴沂归去，吟咏鸢飞鱼跃。逝者如斯，吾衰甚矣，调理自存斟酌。清庙朱弦，旧堂金石，隐几似闻更作。农人告我事西畴，窈窕挂书牛角。”[48]此词为怀古词，而词人没有在对古人的向往与钦慕中哀叹自己青春不再，壮志未酬，而是在“暮愁离索”中超脱出来，并以陶潜、李密自况，表现出遗世自乐的隐逸情怀。因此唐文凤评其“超诣而不凡”，可谓深得虞集词之旨意，并表达出对隐逸旷达词风之欣赏。
⑩ 陈敏政有《乐府遗音·序》[49]，此序作于天顺七年（1463）。此序在评价瞿佑词的同时，发表对词体起源及词体体性的认识。
⑾ 叶盛（1420-1474）有两篇序文：《书草堂诗余后》[50]与《李易安春词》。[51]从序中可以得知词体在明代初期不被重视的原因以及叶盛评词的理学家面孔。
⑿ 井时有《玉田词·题辞》[52]，此序作于成化丙午（1486）。从井时的《玉田词题辞》可知张炎词集的存留情况以及词籍的散佚情况。
另外，明代前期还有两篇序文，或为作者不确而有歧义，或已被考证为伪作。一是程敏政之《天机余锦·序》；一是李东阳之《南词·序》。
《天机余锦·序》[53]，此序文下题“敏政识”。因《天机余锦》“题明程敏政编”，此序当然被认为是程敏政所作。程敏政（1444-1499），宪宗成化二年（1466）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左谕德，侍讲东宫。孝宗时官至礼部右侍郎。弘治十二年（1499）任给事中，主会试，被诬鬻题，下狱。获释后回家，悲愤而卒。程敏政深受朱熹、陆九渊理学影响，学问渊博，著作宏富，与同时之文坛领袖李东阳齐名。王兆鹏考证《天机余锦》是明嘉靖年间的书商或牟利的士人所编，而托名于程敏政，书前所录程敏政序，是从宋曾慥《乐府雅词·序》抄袭而来[54]；乔光辉则认为此序为陈敏政所作[55]。笔者认为二文所提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南词·序》，题西涯主人所作。李东阳，号西涯，此序托名李东阳所作。序文作于天顺六年（1462），王兆鹏在其《词学史料学》中已对此序的真伪作了辨析。[56]此文前半部分抄袭清汪森的《词综·序》，后半部分所述不符合词坛的状况。文中说：“予从故藏书家得珍秘善本……目曰《南词》，藏于家塾，庶几可以洗草堂之陋而倚声家知所宗矣。”李东阳[57]，明景泰至正德时期人，就现存的词学文献资料来看，在他生活的时期，除《南词》本《草堂诗余》外，《草堂诗余》的版本流传至今者仅有三种（见下文），吴讷在其《文章辨体·近代词曲序说》中说：“昔在童稚时，获侍先生长者，见其酒酣兴发，多依腔填词以歌之。歌毕，顾谓幼稚者曰：‘此宋代慢词也。’当时大儒皆所不废。今间见《草堂诗余》。”吴讷编辑《百家词》时，收录了三种总集，其中包括《花间集》，如果能得到《草堂诗余》，他可能会编辑其中，也不会发出“今间见《草堂诗余》”的感慨。也就是说，在李东阳生活的时期，《草堂诗余》根本没有形成明中期以后像毛晋所形容的“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58]的火爆场景，序文中的文辞显然是清人清算《草堂诗余》给词坛造成不良影响的口吻。此序当属伪作。
二 明代中期词籍序跋
明代中期随着词学的复苏，词籍的刊刻日渐增多，并且多有序跋，笔者目前辑录有六十余篇。这些序跋形式多样，其中有总集序跋、别集序跋、词话序跋、唱和集序跋、词谱序跋、颇有理论色彩的词作小序、名人词墨迹序跋等，不一而足，包含有丰富的词学信息及词学理论。此期词籍序跋明显与明代初期不同，往往一集多序，如《升庵长短句》前有四篇序文，《桂洲集》前有两篇序文，《江南春词》前亦有四篇序文，词谱《词学筌蹄》前亦有两篇序文，这种现象反映出人们对词学的重视。此期的词籍序跋除了含有丰富的词学理论外，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刊刻词集的目的。从明代中期的词籍序跋中，我们可以得知词籍刊刻的目的。其一，作为词学指南。明代前期，由于词集散佚严重，当词学复苏的时机到来时，词体创作无所依凭，于是刊刻前代词集以及当代名家词人词集成为当务之急，这些词集对当时的词体创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李宗准在《遗山乐府·跋》中引用李相国的话说道：“学者如欲依样画胡芦，不可不广布是集也。”[59]《遗山乐府》向来被明人评价很高，把它作为范本进行词体创作当是不错的选择。朱日藩[60]在《南湖诗余·序》中指出：“予每欲择其词之精者，合少游词成一帙，以遗乡人，为词学指南。”[61]南湖即明代中期有名的词学家张
，从《南湖诗余·序》中可知，张
“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宫某调，某调第几声，其声出入第几犯，务俾抗坠圆美，合作而出。故能独步于绝响之后，称再来少游”。并且其编纂有指导词体创作的《诗余图谱》，其词作的规范性可以想见，作为词学指南当之无愧。其二，为了词籍的传播。少岳山人[62]的《三词集·序》云：“他日校定，当为刻之以传。”[63]任良幹[64]在《词林万选·序》中云：“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颇为全备，暇日取其尤绮练者四卷，名曰《词林万选》。皆《草堂诗余》之所未收者也……遂假录一本，好事者多快见之，故刻之郡斋，以传同好云。”[65]当时《草堂诗余》流传很广，任良幹见到《词林万选》中所选词作“皆《草堂诗余》之所未收者”，于是就刊刻之，并把此集推荐给朋友。宋廷琦的《碧山诗余·跋》：“夫美而爱（碧山诗余），爱而传公也，遂锓诸梨，与好艺文者共之。”[66]向志同者推荐并且共同切磋，也是一种很好的扩大影响的方式。吴承恩[67]在《花草新编·序》中云：“选词众矣，唐则称《花间集》，宋则《草堂诗余》。诗盛于唐，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妙绝无伦，宋虽名家，间犹未逮也。宋而下，亦未有过宋人者也。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感，而含思难谐者乎？”[68]由此可知，至明代中期，词坛上《草堂诗余》流行而《花间集》较之逊色，当时学者有感于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为了使词人更全面地了解唐宋词的面貌，于是就有意识地传播《花间集》，从而突破《草堂诗余》独霸天下的局面。其三，刊刻词集以存史。明代中期词学家有刊刻词集以存史的意识，可以说这是有意识地推尊词体。毛凤韶[69]在《中州乐府·后序》中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固矣。然以三百篇考之，成周治矣，而夫子不无删焉。郑卫乱矣，而夫子或有取焉……《中州乐府》作于金人吴彦高辈，虽当衰乱之极，今味其辞意，变而不移，悯而不困，婉而不迫，达而不放，正而不随，盖古诗之余响也。是故俨山陆公有取焉，亦孔子待郑卫之意。”[70]毛氏认为陆深刊刻《中州乐府》就像孔子对待乱世之音的郑、卫之诗一样，使处于衰乱之极的金词人的词作得以流传千古，不致散佚，以观其政。把存词者与圣人相提并论：“故圣贤之所去取，惟其人不惟其时，惟其言不惟其人，惟其意不惟其言。”这不仅是对刊刻词籍者的眼光与功劳的一种高度赞扬，同时大大提高了被认为是“小词”的词的社会地位。其四，补遗性质。任良幹的《词林万选·序》云：“《词林万选》皆《草堂诗余》之所未收者也，间出以示。”[71]《草堂诗余》在明代中期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一叶障目”的现象明代中期的文人已经察觉，吴承恩有意识地传播《花间集》即是证明。富有创新精神、没有门户之见的杨慎在编纂词选时更是思维开放，再加上他评点过《草堂诗余》，对其非常熟悉，所以他在编纂词选时有意识地避开《草堂诗余》所选词作，以扩大词人的视野，就《词林万选》的选目来看，任良幹的评价基本符合事实。
（二）记载词学家之生平事迹及创作情况。此期一些词籍序跋对词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创作状况记载颇为详细，可补作家生平之缺。吴一鹏[72]在《少傅桂洲公诗余·序》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夏言（桂洲）的为人、学识、才思与其政治才干，虽然有奉迎之嫌，但对进一步理解夏言的创作是有帮助的，并且高度评价了夏言的词作：“今观诸一篇之中，许国之志、忧时之诚，溢于言表，虽仓卒寓兴而庄重典雅，婉丽清新，沨沨乎雍熙太和之音也，于乎休哉！”[73]这种以儒家诗学观念评词的方法与明代中期一部分词学家的观点相同。明代中期著名的词学家张
生卒年历来无载，从朱日藩《南湖诗余·序》中可以推知之。此序还记述了张
（南湖）诗词集的编撰情况以及其词的创作情况，并且指出：“先生从王西楼游，早传斯技之旨，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宫某调，某调第几声，其声出入第几犯，务俾抗坠圆美，合作而出。故能独步于绝响之后，称再来少游。”[74]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张南湖在当时词学不振的情况下创作出影响深远的《诗余图谱》之原因。
杨南金[75]的《升庵长短句·序》记载了杨慎词作在当时的影响：“托兴于酒边，陶情于词曲，传咏于滇云，而溢流于夷徼。昔人云：吃井水处皆唱柳词。今也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矣。”一方面说明杨慎词作传播广远，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仍存在唱词之风气。又云：“吾闻君子之论曰：公词赋似汉，诗律似唐，下至宋词元曲，文之末耳，亦不减秦七、黄九、东篱、小山。噫！一何多能哉。”[76]高度评价了杨慎的文学创作及其词体创作的成就。许孚远[77]的《升庵长短句·序》记录了杨慎的著作《丹铅辑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等，论述了杨慎的人品与创作的关系：“先生以相家子廷对擢第一，为馆阁之臣，顾无毫发介其胸次，而抗疏议礼，触犯忌讳，甘心贬黜以终其身，此何等人物哉！天生异材，投之闲寂，困之厄穷，达观造化之理，探索经史之蕴，经纶满腹，无所发泄，于致主匡时之略而仅著为文词，其纵横变化，穷极绮丽，有以也。然则尚论先生者，当先知其人品与其学术，而后可以读其文词。”[78]他告诉人们，词体创作亦非轻易可为，必须有丰厚的学术功底与高尚的人格，才能创作出不同凡响的杰作。唐锜[79]的《升庵长短句·序》与吴一鹏一样，用儒家诗教对杨慎的词作作了高度的评价：“其思冲冲，其情隐隐，其调闲远悲壮，而使人有奋厉沉窣之心，其寄意于花鸟、江山、烟云、景候、旅况、闺情，无怨怒不平，而有拳拳恋阙之念……其晋魏以上古乐府、离骚之流，风雅之变乎。”[80]唐锜把杨慎之词与古乐府、离骚、风雅相联系，肯定其词作所寄托的深厚情感。宋廷琦在《碧山诗余·跋》中高度评价了王九思的词作：“详览精思者累日，见其篇少趣多，众体咸备，或慷慨激烈，或舒徐和平，或蕴藉含蓄，或清淑简易，要皆华敏高妙，与李太白、温飞卿为千年友，苏黄而下不论也。始复悚然大骇曰：是何雅且丽也。”[81]宋氏对王九思不同风格之词作皆给予很高的评价，从评价中可知，明代中期虽然在词风上逐渐向重婉约的方向发展，但对豪放词风是不加排斥的。李濂[82]在《稼轩长短句·序》[83]中介绍了辛弃疾的生平、友人对辛弃疾的评价以及辛之人品与词品的关系，对于明人了解辛之为人为词有一定的帮助。
陈文烛[84]在其《花草新编·序》中形象地记叙了其友吴承恩的生平事迹包括生活细节。这是研究吴承恩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对研究陈文烛、朱凌溪及吴承恩之间的交游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三）介绍词籍情况。明代中期，往代词集及当代词集刊刻较多，有一部分词集序跋详细地介绍了所刊刻词集的情况。彭汝寔[85]的《近刻中州乐府·叙》云：“《中州乐府》一帙，盖金尚书令元遗山集也。凡三十六人，总一百二十四首。以其父德明翁终焉。人有小叙志之，中间亦有一二怜材者，文亦尔雅，盖金人小史也。”[86]这样的介绍对于明代中期词学知识相对较少的人来说有普及词学知识的作用，亦有词集版本考证之价值。李濂在《稼轩长短句·序》中介绍了信州本《稼轩长短句》：
余家藏《稼轩长短句》十二卷，盖信州旧本也，视长沙本为多……长短句凡五百六十八阙，余归田多暇，稍加评点，间于登台步垅之余，负耒荷锄之夕，辄歌数阙，神爽畅越，盖超然不觉尘累之解脱也。惜乎世鲜刻本，开封贰郡历城王君诏读而爱之，曰：“余忝为稼轩乡后进，请寿诸梓，愿惠一言以为观者先。”余聊摭稼轩之取重于当时后世者如此，其中妙思警句则评附本篇云。
此序不仅介绍了信州本《稼轩长短句》，而且还记述了自己评点稼轩词以及“负耒荷锄”高歌稼轩词的情景，形象生动。由此序可知，当时稼轩词刻本较少。李濂的《碧云清啸·序》是为自己的词集作序，在序中对自己的词体创作及词集进行了介绍：“余幼嗜声律，喜诵古人雅曲，抚景触事，潦草效颦，写兴适情，游戏翰墨，陶陶然而乐也。耕锄之暇，积稿渐多，爰命童史辑录，藏之箧笥，漫题其简首曰《碧云清啸》。碧云者，余小子山居之堂名也，清啸其自放云。”[87]《碧云清啸》为李濂之词集，今已不传，从序文中可知，其创作词作不少，当时也许就没有刊刻，因而仅有此序我们才知道李濂词体创作的情况。赵尊岳《明词汇刊》收录李濂词为《乙巳春游诗余》[88]，辑录其词仅十首，《全明词》[89]据《明词汇刊》录入，《全明词补编》[90]亦仅补录其词十首，其词散佚不在少数。就此序所介绍的情况来看，明代中期能见到的词选集与别集不少。刘凤[91]在其《词选·序》中指出：“《词选》者，予门人所葺宋元人作。”[92]今刘凤所纂辑之《词选》已不存，今人从刘凤此序中才知此选，可知明代词选之散佚情况。
吴承恩在其《花草新编·序》中详细地介绍了所选《花草新编》的情况：“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感，而含思难谐者乎？余尝欲柬汰二集，合为一编……盖从吾好，只据家藏，呈诸俊赏，庶或有同余者乎？昔人审音乐府，故律吕须精；今兹取玩文房，辞而已矣。是编也，由《花间》《草堂》而起，故以花草命编。”[93]此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仅存三卷。从序文中可知吴氏编纂《花草新编》的目的不是想通过刊刻传播词籍，而是“只据家藏，呈诸俊赏”，其目的是赠送志同道合者，彼此文房赏玩而已。明代后期陈耀文在吴本的基础上纂辑成书《花草粹编》，二者的传承关系由二序对照可一清二楚。此序具有考证词集版本的作用。陈文烛在《花草新编·序》中对吴承恩之《花草新编》给予充分的肯定：“此亡友胡汝忠（应为吴汝忠）词选也，命名以‘花草’，盖本《花间集》《草堂诗余》所从出云。夫词自开元以逮至正，凡诸家所咏歌与翰墨所遗留，大都具备，乃分派而择之精，会通而收之广。同宫而不必合，异拍而不必分，因人而重言，取艺而略类。其汝忠所究心者与！拔奇花于玄圃，拾瑶草于艺林，俾修词者永式焉。”[94]并记载了此集刊刻的情况：“汝忠既没，计部丘君抱渭阳之情，深宅相之感，奉使九江，捐俸梓行，遇不佞，语曰：‘吾舅氏有属于先生否乎？’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庐而访焉。曾出订是编，而幸传于世，汝忠托之不朽矣。”[95]
何良俊在《草堂诗余·序》中指出：“余家有宋人诗余六十余种，求其精绝者，要皆不出此编矣。顾子，上海名家，家富诗书，代传礼乐，尊公东川先生，博物洽闻，著称朝列，诸子清修好学，绰有门风。故伯叔并以能书，供奉清朝仲季，将渐以贤科起矣。是编乃其家藏宋刻本，比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是不可以不传。”[96]何良俊此序传达出丰富的词学信息，从中我们可知明代中期宋代词籍的流传情况，何家有宋代词籍六十余种当为可能。《草堂诗余》的编者顾从敬的家学渊源及事迹史书没有记载，此序可为补阙。尤其我们知道顾本《草堂诗余》与当时世传本不同，“多七十余调”，何并指出“是其家藏宋刻本”，当今学人多认为此为顾从敬所托，未必是事实。笔者认为亦不尽然。“约在宋末元初，《草堂诗余》经历了一个增修笺注的过程”，“何士信至多只能是最后增修者”。[97]也许顾氏家藏的是据何氏本的增编本，也未可知。
明代中期词籍序跋中词学信息丰富，文献价值很高，对我们了解词学家之生平事迹及创作情况以及刊刻词籍的目的、当时流行词籍的情况等都有所帮助。
三 明代后期词籍序跋
明代后期，由于词籍刊刻增多，词籍序跋亦大量涌现，笔者目前所辑录的有近180篇。此期序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有词集丛编序跋、词总集序跋、词别集序跋、词谱序跋、唱和集序跋等。明代后期的词籍序跋全方位地反映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词学的认识以及对各个时期词人词作的评价。由于后期词学繁荣，人们掌握的词学知识相对于前期、中期为多，无论是宏观的把握还是微观的剖析，皆较中期有了很大的进步，词籍序跋中包含了较中期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展现了明代后期词学家较为宽广的词学视野。除此之外，明代后期的词籍序跋还涉及以下问题。
（一）描述词坛状况。明代后期词体创作繁盛，但词坛明显受尊婉约、主绮艳风气的影响，当时的词评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词籍序跋中对当时的词坛流行风进行了详细客观的描述；同时亦对词坛上存在的所谓其他弊端予以理性的分析，由此涉及明代整个词坛情状。关于明代后期的词坛状况，徐汧[98]在其《秋佳轩诗余·序》中有形象的描述：
填词家大率工为纤冶，靡曼自诡，雕章间出，逸态横生，逋峭风流，盖可知矣。月槎独以矜廉洁清之怀，发其历落萧散之思，跨凌阡陌，蝉脱畦径，奇绝异语，往往而有。[99]
徐氏指出明代后期词坛以纤艳靡曼、逸态风流、雕章丽句为尚，因而他对逆于当时词坛风气的另类词风深表赞同，他认为易震吉的词作与传统的婉约词不同，能独辟蹊径，用奇绝之语抒发其“历落萧散”之思，从而呈现出近似辛词的狂放清疏之词风。
毛晋在《花间集·跋》中亦指出：“近来填词家辄效柳屯田作闺帏秽媟之语，无论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于纸窗竹屋间，令人掩鼻而过，不惭惶无地耶？”[100]认为当时词人往往效仿北宋词人柳永创作闺帏俗艳之作。在《尊前集·跋》中，他亦表述了同样的意思：
雍熙间，有集唐末五代诸家词，命名《家宴》，为其可以侑觞也。又有名《尊前集》者，殆亦类此。惜其本皆不传。嘉禾顾梧芳氏采录名篇，厘为二卷，仍其旧名。虽不堪与《花间》、《草堂》颉颃，亦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矣。[101]
由此可知，毛氏刊刻《尊前集》可能就有一个目的，即荡涤当时词坛上绮罗香泽之词。
陈龙正[102]有感于当时的词坛风气，在《四子诗余·序》中用形象的笔调写道：“初闻四君以诗余相唱和，窃疑之，及以扇头四望楼见寄，所存与赋，殆皆闲静之思，萧散之致，淫哇嘈杂，毫不涉焉，审皆若是，虽纯以诗余唱和，何伤乎？”[103]陈氏闻得他的四友以词唱和，认为他们肯定亦像当时的词人一样，创作一些“淫哇嘈杂”之词，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所见四君之词“殆皆闲静之思，萧散之致”，与时流之作无涉，作者欣喜之余发出感叹：如果创作这样的词作，用诗余唱和有何不可！
李蔉[104]在《花草粹编·序》中则指出了词坛上的另一弊端，即漫随人后，缺少创新。“北曲起而诗余渐不逮前，其在于今，则亦泯泯也。盖士大夫既不素娴弦索，又不概谙腔谱，谩焉随人后，而造次涂抹，浅易生硬，读之不可解。笔之冗于简册，不知迥视。古法犹有毫末存焉？否也。无怪乎其词湮而书之存者稀也。”[105]此论述既指出了明词的创作现实，又指出了明词衰落的原因。明代多唱南北词及民歌，词之音谱已失，因此，随人之后是必然的。而“造次涂抹，浅易生硬”之毛病的形成，是词乐失传后按文字谱填词的必然结果，清代是词体及词学的中兴时期，胡适则认为清人创作的词作是“鬼词”[106]，就是这个道理。
毛晋则在《草堂诗余·跋》中描述了明代词坛的流行风：“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跃雀。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107]从毛晋的困惑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明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反思《草堂诗余》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这种反思可谓清代词学家清算《草堂诗余》的先声。
明代后期的词学家由对后期词坛的描述进而观照整个明代词坛的发展情况。如钱允治在《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中指出：
我朝悉屏诗赋，以经术程士。士不囿于俗，间多染指，非不斐然，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国初诸老，黎眉龙门，尚洽宋季风流，体制不缪。迨乎成、弘以来，李、何辈出，又耻不屑为。其后骚坛之士，试为拈弄，才为句掩，趣因理湮，体段虽存，鲜称当行。正、嘉而后，稍稍复旧。而弇山人挺秀振响，所作最多，杂之欧、晁、苏、黄，几不能辩，又何耶？天运流转，天才骏发，天地奇才，不终诎于腐烂之程式，必透露于藻绘之雕章，时乎，势乎，不可勉强者也。[108]
钱氏把他之前的词坛分为三个阶段，并且对每个阶段的创作作了切合实际的评价。一是明建国初期，此时词坛大家沿承宋词之风，成就较大；二是成化、弘治年间，文人或对词作耻不屑为，或在词作中呈才论理，脱离当行本色；三是正德、嘉靖以后，“稍稍复旧”，即似又见到了明建国初的风貌，词坛上出现了大词人，如王世贞。钱氏对词坛状况的描述基本符合明词的创作实际。
（二）对明代词人词作的评价。明代后期，由于词体创作的繁盛，当代词人的别集刊刻较中期为多，这些别集往往有序跋，并且有的一集多序，因而针对当代词人的词学文献亦多了起来；就是总集序跋中亦多有涉及当代之词人词作。通过这些序跋可以较全面地了解词人及其创作的情况。
施绍莘的《秋水庵花影集》卷首有五篇序文，篇篇写得生动形象，如见其人，如阅其词。沈士麟的《秋水庵花影集·序》评价施绍莘词云：“艳句淋漓，藻色飞动……其性灵颖慧，机锋自然，不觉吐而为词，溢而为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涤而净，不粉泽而艳，不穿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摛而韵。盖直出其绪余，玩世弄物，彼其胸中，宁有纤毫留滞者哉！即其命名‘花影’，而其意固已远矣。”[109]对其词作评价很高，认为施词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溢美之词显而易见。不过其评施词“艳句淋漓，藻色飞动”可谓恰如其分。施绍莘的《秋水庵花影集》是散曲与词的合集，前四卷为散曲，卷五为词。从陈继儒[110]、顾乃大、顾胤光、沈士麟等人分别为《秋水庵花影集》所作的词中可知，施绍莘是一个才俊情痴、肠柔舌纤、娴雅绝伦、风流自赏之人，其词艳句淋漓，藻色飞动，以致青楼偷谱，人人皆知，以致胡应宸感慨道：“词至《花影》，旖旎极矣。”[111]施氏的词作充分体现了明代后期词坛上主情说对其创作的影响。如其《满庭芳》词：“柔梦萦魂，淫香浸骨，半痕潮日帘栊。妖慵扶起，带睡刬鞋弓。檀钮全松未扣，影微微，一线酥胸。乌云侧，淡霞斜泛，印枕晕儿红。鸦头传报入，海棠开了，春闹花浓。疾忙梳洗者，就看池东。獭髓残膏细劈，向金炉蜜粉先烘。斜窥镜，画眉时样，笼鬓尤工。”[112]与柳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末易震吉[113]为明代创作词最多的词人，其《秋佳轩诗余》刊刻于崇祯乙亥（1635），前有三篇序文。南洙源[114]在《秋佳轩诗余·序》中云：“虽然长短句五百六十八阕，大都以豪爽见长，若夫柔婉绵丽，一往情深，绮语新声，莺鸣百啭，《金荃》逊美，《兰畹》输香。月槎似轶稼轩而上之。安得谓月槎所得与稼轩同也？”[115]其实易震吉之词主导风格是近似辛弃疾，南洙源之评价显然受当时主婉约词风的影响。赵尊岳跋语称震吉“词笔取径稼轩一流，力求以疏秀取胜，虽不能至，犹较颦眉龋齿强增色泽者为善矣”[116]。所论较为公允。可贵的是南洙源在序文中把稼轩与月槎之为人作对比，从而肯定月槎词的内容：“稼轩绍兴末，屡立战功，作《九议》暨《美芹十论》上之，皆中时务。方今虏骑滋骄，月槎行且竖无前，伟伐炳朝，宁而靖边圉，当不在稼轩下，然则稼轩讵徒以词见者哉？夫月槎讵徒以词见者哉？”[117]南氏论述人品与词品的关系、世事变化对词体创作的影响，跳出了时风的局限。
郑以伟在《灵山藏诗余·自序》中评明人词作兼评己作：
余酷爱沈启南咏宋帝敕岳忠武词云：“万里长城麟足折，两宫归路乌头白。”每讽数四，谓可敌铜将军铁绰板乱苏学士“大江东去”……暇搜箧中诗余，半是充饯赠人事，或临小景文，情凡陋，音韵多舛，似棘喉涩吻，故不忍吐弃，非能效前辈胡卢。[118]
郑氏喜爱沈启南词作中之“万里长城麟足折，两宫归路乌头白”，与其“诤臣风骨”和词学观有联系，观其所引沈启南词，只有粗豪而无蕴藉之致，郑氏所评与时人的词学观判然有别，显然有偏爱沈词的成分。郑氏对自己词作则极力贬抑之，其中有自谦的成分，但的确道出了明人词之弊：酬赠之作较多，不能做到浑化无碍，音律不谐。
潘游龙[119]在《古今诗余醉·自序》中列出明代他认为有名的词人：“若我明之刘伯温、杨用修、吴纯叔、文征仲、王元美若而人，又何敢树帜词坛哉？信乎，诗余之未可以世论也。”[120]他认为唐宋有词体创作的名家高手，明代一样有高人，如刘基、杨慎、吴元博、文徵明、王世贞皆可树帜词坛，领一代风骚。此评有一定的词学眼光，基本符合明代词坛的实际情况。
对明代词体发展作较详细评价的是钱允治，在《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中钱氏先分析明词创作的情况：虽然明代“悉屏诗赋，以经术程士”，但还是有士子不囿于世俗，创作词体，词坛“非不斐然”。[121]这一看法与明代许多认为词体衰落的词学家不同，很有见地，从现存明代词人词作来看，无疑是正确的。钱氏接下来指出明代词体创作的弱点也是中肯的，他认为创作词作的人很多，但以词名家的专工者少，创作的词能充分体现词体特性“丽”的词人少，明代词体创作中的两“少”，也正是明人以及以后的学人有目共睹的。钱氏又对明代前期与中期词坛进行评价，词体创作的分期亦基本符合创作实际。而对文坛领袖王世贞词作的评价显然有溢美之嫌，王世贞随兴而作之词较多，因而缺少浑成圆满之佳篇，往往立意佳而音韵不协，并且词中存在着曲化的现象。虽然王氏在词论中重婉约而轻豪放，但就其词的创作实际来看，仍近于豪爽一路，并且是苏东坡式的旷达洒脱。他亦想创作出像其《艺苑卮言》中所谓的“宛转绵丽”之作，但往往是浅至儇俏多，而蕴藉含蓄少。[122]所以并不像钱允治所谓“弇山人挺秀振响，所作最多，杂之欧、晁、苏、黄，几不能辩”。钱氏把明词放在整个词史上进行评价：“而我朝监于二代，郁郁之文，炳焕宇内，即填词小技，遂出宋、元而上，几欲篡其位。兹非国家文运之隆，人才之盛，何以致是哉！”虽出语振振有词，但确实不大符合明词的创作事实。从钱氏的评价中，可以感觉到他对明词期望很高。
明代后期词学家对当代词人词作的评价涉及词体创作的诸多方面，诸如词作家的性格对词体创作的影响、主情说对词坛的影响、对豪放词的欣赏等。我们可以通过对明代后期词籍序跋的探究，了解明代后期词人的创作状况，这对把握明代词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第三节 词选
选词为集，几与词史同步，从晚唐五代发展到明代，其间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出于唐代乐工之手、重歌词音乐性的歌曲总集《云谣集》的选歌型词选开始，发展到宋代词人有目的地选词，比如借词选保存词史、传播词学理论、评论当代词坛、表现选者的审美理想等。由于选词者各自的目的不同，各种词选争奇斗艳，各显其能，共同丰富了两宋词坛。折射时代审美追求的《梅苑》、重在保存一代文献的《复雅歌词》、意在存史的《花庵词选》、集选歌选史与选派三种倾向于一身的《阳春白雪》，在词选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了元代词坛上又出现了两部重咏物与寄托的词选《乐府补题》与《名儒草堂诗余》，对元代及明清的词学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词选是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就编纂词选的目的而言，有为歌妓选编唱本者，有以存人或存词为目的的文献式词选，亦有体现某种思想主旨或审美倾向的词选，后者对于词学理论、词学批评更有意义。明代这三种词选都有，并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如明代中后期词坛上香艳词风的流行与词选的推波助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明人所编词选形式多种多样，有通代词选，如杨慎的《词林万选》《百琲明珠》，题程敏政编纂的《天机余锦》，陈耀文的《花草粹编》，茅暎的《词的》，陆云龙的《词菁》，卓人月、徐士俊的《古今词统》；有断代词选，如董逢元的《唐词纪》，钱允治的《类编笺释国朝诗余》；有唱和集，如袁表的《江南春词集》，徐士俊、卓人月的《徐卓晤歌》，陈子龙等的《幽兰草集》；有同仁词选，如骑蝶轩辑的《情籁》；有专题词选，如周履靖的《唐宋元明酒词》；有女性词选，如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等。另外还有明人对《草堂诗余》的各种改编本。
一 明代前期词选
明代前期，由于词学不兴，明人没有编辑自己的词选。但我们可以看到吴讷《文章辨体外集卷五·近代词曲》中所收录的词作，如单独摘出，可当词选看待，其共收录词作三十一首，始于李白的《菩萨蛮》，终于虞集的《无俗念》。其收词标准作者在《序说》中明确指出：“庸特辑唐宋以下辞意近于古雅者……好古之士，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之不一云。”所选为“古雅”之词，从其所选的词作亦可以看出其用意，吴讷的选词标准亦典型地体现了明代初期的词学观点。
《草堂诗余》在明代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版本繁多，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三种版本：一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遵正书堂刻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二是题明西涯主人编的《南词》本；三是明成化十六年（1480）刘氏日新书堂刻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此本据洪武本校刊，题名、分卷、版式、篇数都与洪武本相同。另外还有叶盛《菉竹堂书目》著录之本，此本今已不存。王兆鹏考定《南词》为康熙时期问世，前已提及，因而此时的《草堂诗余》今已知者只有三种版本。明代前期的词话以及词籍序跋中提到《草堂诗余》的仅有三家，即单宇、叶盛和吴讷。吴讷在其“近代词曲序说”中指出“今间见《草堂诗余》”，专门辑录词集的出版家都难以见到，可见当时《草堂诗余》遭受的冷落，与中后期词坛对其追捧的炽热局面简直无法相比，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词坛的创作情况。此期的词话中所引用的宋代词作也多有与《草堂诗余》不合者，尤其是“蟫精词话”，可见当时徐伯龄所见到的多有《草堂诗余》之外的词集。
二 明代中期词选
明代中期，随着词学的复苏，词选的编纂也热闹起来，但这种热闹与宋代词选的丰富多彩不同，从当时编纂的词选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热闹的实质。明代中期流传至今的词选有题程敏政编纂的《天机余锦》、杨慎的《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吴承恩的《花草新编》、杨慎品订的《花间集》等，还有唱和词集《江南春词》等六种。仅见文献引述的词选有陈霆《草堂遗音》、杨慎《草堂诗余补遗》《填词选格》《词林增奇》《填词玉屑》《古今词英》、刘凤门人所编宋元人《词选》等七种。凡十三种。此期还有《草堂诗余》的众多版本及改编本九种：
① 明祝枝山小楷书本。
② 嘉靖十六年（1537），《新刊古今名贤草堂诗余》六卷，李瑾辑，刘时济刻本。
③ 嘉靖十七年（1538），《草堂诗余别录》一卷，张
编选，明黎仪抄本。
④ 嘉靖十七年（1538），《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二卷，陈忠秀校刊本。
⑤ 嘉靖年间，《篆诗余》，高唐王岱翁刊篆文本。
⑥ 嘉靖二十九年（1550），《类编草堂诗余》四卷 武陵逸史编次，开云山农校正，顾汝所刻本。
⑦ 嘉靖三十三年（1554），《草堂诗余》前集两卷后集两卷，杨金刻本。
⑧ 嘉靖末，《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前集二卷后集二卷，春山居士校勘本，安肃荆聚刻本。
⑨ 约嘉靖末，《草堂诗余》五卷，杨慎评点，闵瑛璧校订，闵瑛璧刻朱墨套印本。[123]
从以上所列二十二种词选名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中期词选的特点之一，即基本上是围着宋代选歌变体本《草堂诗余》打转转。[124]《草堂诗余》是南宋坊间编纂的一部词选，后来经过宋元人的多次再编辑，再刊刻，带着沧桑进入了明代词坛。明前期，程朱理学被推为官方哲学，朱熹的学说被推为圣贤之学，明初的文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极深，“偎红倚翠”“淫词艳曲”之语受到限制，因此在明代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都处于不被关注甚至冷落的境地。但《草堂诗余》在明代中期以后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魅力，明代词体创作是在以《草堂诗余》为词谱、模仿其风格、点评其词作中走向复苏的，且《草堂诗余》所选以北宋婉约绮艳之词为多，因此《草堂诗余》对明代中期词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期的词体起源论、词体体性论、词体风格论都带有《草堂诗余》影响的痕迹。
面对词坛的《草堂诗余》热，著名的词学家杨慎试图以编辑词选的方法扭转时风，他编辑了《词林万选》与《百琲明珠》两个词选。任良幹在《词林万选·序》中云：“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颇为全备，暇日取其尤绮练者四卷，名曰《词林万选》。皆《草堂诗余》之所未收者也。”[125]显然任良幹对此选非常称道，在当时《草堂诗余》充斥词坛的情况下，他通过《词林万选》看到了唐宋词的另一片景象。
杨慎所用《草堂诗余》，当是其评点时所用之本，即吴兴闵瑛璧刻本，笔者翻检此本，发现任良幹所言并非“夸大欺世”之词，《词林万选》辑录词作二百三十三首，其中与闵瑛璧本《草堂诗余》重复者仅有两首，一首是题孙夫人的《清平乐·悠悠飏飏》，一首是牛希济的《采桑子·辘轳金井梧桐晩》，其余皆不见于《草堂诗余》。纵观所选词作可发现，选者没有风格上的偏嗜，虽然他所处的时代词坛崇尚婉约词风。词选中辑录了相当数量的豪放词，他在《词品》中提到的“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的蒋捷之《水龙吟·醉兮琼瀣浮觞些》也被选入。选者还有明显的存人存词意识，从柳永词被选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词品》对柳永词的批评很是严厉，谓《草堂诗余》选柳永“‘愿奶奶兰心蕙性’之鄙俗，及‘以文会友’，‘寡信轻诺’之酸文，不知何见也”[126]，但在《词林万选》中，杨慎一下子选柳词十三首，其中有颇为雅致的《凤栖梧·独倚危楼风细细》，更有“鄙俗酸文”，譬如《菊花新·欲掩香帏论缱绻》。
杨慎编辑《词林万选》的目的很明确，他想补《草堂诗余》之遗，他曾经编纂有《草堂诗余补遗》《词林增奇》等词选，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但从书名看，与《词林万选》的编纂目的一样，由于他家中藏有多种（虽然不至于五百余种）词籍，因而他就想把自己以为有价值而不被《草堂诗余》选入的词作以及《草堂诗余》以后有价值的词作辑录成集，以展现词体创作的历程。可以说《词林万选》还没有摆脱《草堂诗余》的影响，是以《草堂诗余》补遗的形式出现的。
与《词林万选》形成对照的是杨慎的另一部词选《百琲明珠》。此选所选有十七位词人与《词林万选》同，但所选词作基本不与《词林万选》重复，所重复的两首是纠正词作者的：一首是《生查子·年年玉镜台》，《词林万选》题为朱希真，而此选纠正为朱淑真；一首是《如梦令·曾宴桃源深洞》，《词林万选》题为吕洞宾，而此选纠正为唐庄宗。与《草堂诗余》重复的仅有一首，即王通叟的《庆清朝慢·调雨为酥》，看起来编者编纂两部词选不是随便为之，而是有安排、有照应的，虽然两部词选内部的安排、照应不是太合理。《百琲明珠》的编纂时间应在杨慎《词品》成书以后（《词品》成书于1551年），原因有二：其一，从作者选入的词作看。《词品》是杨慎词学观的集中反映，其对词体起源有独到的看法，即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正因如此，《百琲明珠》从六朝梁武帝之《江南弄》选起，与《词品》中所述相一致，虽然《江南弄》并非词作。其二，《百琲明珠》中有评注之语，这些评注多来自《词品》，这是杨慎评点词作的一个特点，往往把词话中语用于评点，他对《草堂诗余》的评点也是这样。[127]
从《词林万选》到《百琲明珠》，可以看出杨慎在逐步摆脱《草堂诗余》的左右，按照自己的词学观点来选编词选，即用词选宣扬自己的词学主张，这种方法，在词学繁荣的清代成为惯例，如浙西词派为提倡南宋词体、崇尚雅正而编纂《词综》，常州词派为宣扬“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词学主张而编纂《词选》。用编纂词选来传播词学思想，在明代，杨慎为开先河者。
但是，在明代中期，《草堂诗余》对词坛风气的影响正大，仅凭杨慎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改变词坛风气的，更何况杨慎本人对婉约词所抒发之艳情亦欣赏有加。
三 明代后期词选
明代后期，由于词学的繁荣，词选的编纂热情可谓空前高涨，词坛上出现了众多的词选，流传至今的有近二十种。它们是陈耀文的《花草粹编》，卓人月和徐士俊的《古今词统》，茅暎的《词的》，陆云龙的《词菁》，杨肇祉的《词坛艳逸品》，潘游龙的《古今诗余醉》，鳙溪逸史的《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长湖外史的《续草堂诗余》，沈际飞的《草堂诗余别集》《草堂诗余新集》，钱允治的《类编笺释国朝诗余》，温博的《花间集补》，骑蝶轩的《情籁》，陈子龙、李雯和宋征舆的《幽兰草集》，徐士俊和卓人月的《徐卓晤歌》，董逢元的《唐词纪》，周履靖的《唐宋元明酒词》，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等。形式多样，各具特色。
明代中期，由于词学处于复苏期，词选的编纂几乎没有走出《草堂诗余》的围墙。到了明代后期，《草堂诗余》的影响比中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翻检后期众多的《草堂诗余》不同版本就一目了然。
① 万历十二年（1584），《类编草堂诗余》四卷，题唐顺之解注，田一隽辑，书林张东川刊本。
② 万历十六年（1588），《重刻类编草堂诗余评林》六卷，题唐顺之解注，田一隽辑，李廷机评，勉斋詹圣学重刻本。
③ 万历二十二年（1594），《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六卷，题李廷机批评，翁正春校正，书林郑世豪宗文书舍刻本。
④ 万历二十三年（1595），《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六卷，题李廷机批评，翁正春校正，福建省建阳书林郑世豪宗文书舍刻本。
⑤ 万历三十年（1602），《新锓订正评注便读草堂诗余》七卷，董其昌评订，曾六德参释，乔山书舍刻本。
⑥ 万历三十年（1602），《新刻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二卷，余秀峰沧泉堂刻本。
⑦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类编草堂诗余》三卷，胡桂芳重辑，黄作霖等刻本。
⑧ 万历四十二年（1614），《精选笺释草堂诗余》六卷，题顾从敬类选，陈继儒重校，陈仁锡参订，翁少麓刻本（钱允治等合刊三种十三卷）。
⑨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新刻题评名贤词话草堂诗余》六卷，题李攀龙补遗，陈继儒校正，书林自新斋余文杰刻本。
⑩ 万历四十七年（1619），《新刻李于麟先生批评注释草堂诗余隽》四卷，题吴从先汇编，袁宏道增订，何伟杰参校，书林萧少衢师俭堂刻本。
⑾ 万历四十八年（1620），《草堂诗余》五卷，杨慎评点，闵瑛璧校订，朱之蕃刻《词坛合璧》本四种之一。
⑿ 万历年间，《类编草堂诗余》四卷，昆石山人校辑。
⒀ 万历年间，《类编草堂诗余》四卷，昆石山人校辑，致和堂印本。
⒁ 万历年间，《新刻分类评释草堂诗余》六卷，题李廷机评释，李良臣东璧轩刻本。
⒂ 天启五年（1625），《新刻朱批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四卷，题李廷机评注，周文耀刻朱墨套印本。
⒃ 天启、崇祯年间，《草堂诗余正集》六卷（《古香岑评点草堂诗余》四卷十七卷十二册），沈际飞、钱允治等编，翁少麓刊本。
⒄ 明末，《草堂诗余正集》六卷（《古香岑评点草堂诗余》四卷十七卷十二册），沈际飞、钱允治等编，万贤楼自刻本。
⒅ 明末，《草堂诗余正集》六卷（《古香岑评点草堂诗余》四卷十七卷十二册），沈际飞、钱允治等编，童涌泉刊印本。
⒆ 明末，《新刻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二卷，钟惺辑，慎节堂刻本。
⒇ 明末，《类编草堂诗余》四卷，毛晋汲古阁《词苑英华》本。
(21) 明末，《类编草堂诗余》四卷，韩俞臣校正，博雅堂刻本。
(22) 明末，《类编草堂诗余》四卷，韩俞臣校正，经业堂刻本。
(23) 明末，《类编草堂诗余》四卷，翻刻顾从敬本。
(24) 仅见著录的是万历年间，陈第世善堂著录《草堂诗余》七卷。[128]
明代中期，前代词选中，仅《草堂诗余》版本较多。而后期由于人们词学知识的增多与复古运动的影响，词学家追根溯源，对《花间集》兴趣倍增，因而《花间集》的版本陡然增多。有的词学家推出了“广花间集”笺注本，如钟人杰笺注的《花间集》；还有的词学家编纂《花间集》补遗本，如温博的《花间集补》；又有词学家把《花间》《草堂》合刊之……一时间，伴随着明代后期出版业的兴盛，词选铺天盖地而出，尤其是“花”“草”系列，更是“年年呈艳”“岁岁吹青”。
但是，时间毕竟到了词学繁荣的明代后期，词学家们对明代中期词选围绕《草堂诗余》打转转的局面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开始了一些创造性的词选编纂工作，试图编纂出有自己特色的词总集来，于是明代后期词选的编辑也像此期的词学理论一样，出现了新的气象，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局面。词学家受复古思潮的影响，编纂了追溯词祖、词源的词选，如《唐词纪》；受明代后期主情思潮的影响，推其波、助其澜的词选亦应运而生，如《词的》《词菁》《词坛艳逸品》《古今诗余醉》《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等；试图突破“花草”的局限，志在存史的大型词选也如期而至，如《花草粹编》；面对明代后期词坛上崇婉约抑豪放的风气，词学家试图利用词选改变当时的词坛风气，卓、徐二人就编纂出大型词选《古今词统》；此期明人终于有了选明朝词作的断代词选，如《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另外还出现了唱和集、同仁词选、专题词选、女性词选。
明代后期，“异端邪说”泛滥，波及词坛，词坛上刮起了一股主情思潮，在哲学思潮与词选的合力下，明代后期词学批评中的体性论、风格论走向极端，词体创作推崇“艳情”甚至人的自然之欲，主婉约抑豪放之风达到顶端。茅暎在《词的·序》中宣扬自己的词学观点及去取标准：“盖旨本淫靡，宁亏大雅；意非训诰，何事庄严！”“圣贤言异，愧非子郁之删除；儿女情长，岂是伯饶之笔削？”编者主旨明确，此选宁取淫艳绮丽之作，而不选大雅庄严之词；宁愧圣贤之庄言，不削儿女之艳语，显然是承袭王世贞之词学观点。编者在“凡例”中又加以强调：“幽俊香艳，为词家当行，而庄重典丽者次之；故古今名公，悉多钜作，不敢拦入。”[129]可以说《词的》的选词目的典型地反映了明代后期词坛的审美风尚。
卓人月、徐士俊二人编纂的大型词选《古今词统》，婉约、豪放并重。徐士俊在《古今词统·序》中云：
曰幽曰奇，曰淡曰艳，曰敛曰放，曰秾曰纤，种种毕具，不使子瞻受“词诗”之号，稼轩居“词论”之名。[130]
表现出一种宏通的词体风格取向。编选者的词学观点在此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更何况“珂月所作诗余甚多，兴会所到，无不曲尽两家之美，故能出其手眼，以与作者之情合”[131]。因而此选明显加重了豪放词的比重，尤其是辛弃疾豪放词的选入数量明显增多，辛派词人的词作也多有入选。从此选中可以透露出词学风气的转变：明人崇尚婉约“一边倒”的局面即将结束，清初词坛上的各派争锋即是很好的证明。由此可知此选在词学史上的意义所在。明代各个时期的词选皆与词学观念相一致，词选本体现了明人的词学理论与审美趣味，从中可以看出明代词学理论的发展嬗变轨迹。
明代许多词选还附有评点。明代是评点文学的全盛时期，词集的评点亦不例外。明人编纂的词选多附有评点，如张
的《草堂诗余别录》、杨慎的《词林万选》及《百琲明珠》、茅暎的《词的》、卓人月的《古今词统》等。当时非常流行的词选《草堂诗余》，版本多至三十余种，其中不少是评点本。词的评点吸引了当时颇有名望的文学家甚至是画家，像李攀龙、杨慎、唐顺之、汤显祖、卓人月、董其昌等都加入到了词的评点队伍中来，使词的评点呈现出形式多样的局面。汤显祖、卓人月不仅创作词作，而且又是戏曲家，因此他们在评点词时，就会用评点戏曲的语言对词进行评点，这对理解明词曲化的特点应有所帮助；有的评点文字如单独摘出，就是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词话，如徐士俊评点《古今词统》之评语、汤显祖评点《花间集》之评语、沈际飞评点《草堂诗余四集》之评语等。明人评点词选的文字，研究者很少把它纳入到明代词学理论的建构中加以研究，这是明代词学批评研究的一大缺失。本课题在相关论述中，把词选中的评点词语作为明代词学批评中的一部分。
第四节 词谱
词谱有两类，一类是音乐性质的曲调谱，即音谱；一类是确定文词格律的文字谱，即现在所谓的词谱，为了区别起见，我们称为文字谱。这两类词谱宋代都有。流传至今的音谱只有姜夔的十七谱，而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谱是明代中期张
创作的《诗余图谱》，之后的词学家在《诗余图谱》的基础上，又编纂了几部影响较大的词谱。明代词谱的产生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词体创作的复兴与繁荣，而且与一定时期的词学思想密切相关，因此明代词谱也成为其词学批评的代表性成就之一。
一 明代词谱创作的背景
《御定词谱提要》云：“词萌于唐，而大盛于宋，然唐宋两代皆无词谱。盖当日之词，犹今日里巷之歌，人人解其音律，能自制腔，无须于谱。其或新声独造，为世所传，如《霓裳羽衣》之类，亦不过一曲一调之谱，无裒合众体，勒为一编者。”[132]这段论述有些绝对，带有很大的推测成分。宋代有词谱，即《乐府混成集》（又名《乐府浑成集》），文献有明确记载。周密《齐东野语》云：“《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只大曲一类，凡数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谱无词者居半。”[133]据此可知此为宋教坊所用乐谱之集大成者。虽然“有谱无词者居半”，同时也表明“有谱有词者同样居半”。沈义父《乐府指迷》谓：“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134]这里的“古曲谱”当不是指音谱，因为每个词牌的音谱只有一个，不会有相同或相异的情况；只有依谱填词之后，才会有“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的现象。因此应该是“裒合众体，勒为一编”的文字谱。明前期《文渊阁书目》卷十三，记有“《曲谱》一部，一册阙”[135]，或即《混成集》，然未言其总数凡几册。明代中期郎瑛《七修类稿》中已有关于《乐府浑成集》的记载。[136]明末，王骥德曾于都门友人处见到文渊阁所散出的一册，《曲律》卷四载其书名为《乐府大全》，又名《乐府浑成》，“盖宋元时词谱（即宋词，非曲谱），止林钟商一调，中所载词至二百余阕，皆平生所未见。以乐律推之，其书尚多，当得数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传。所画谱，绝与今乐家不同。”[137]这表明在宋代至少有一种修订的词谱，并且这个谱子到明代还能看到，明代初期有“依腔填词”者，说不定所依之腔即出于此谱。宋代也应该存在标注句读、平仄的词谱，虞集在《叶宋英自度曲谱序》中已明确指出：“近世士大夫号称能乐府者，皆依约旧谱，仿其平仄，缀缉成章，徒谐俚耳则可。”[138]虞集（1272-1348）为宋元之际人，所谓“旧谱”，当为宋代词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