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随笔
Montaigne Essays
〔法〕米歇尔·德·蒙田
主编序言
米歇尔·德·蒙田，现代散文的创始人，1533年2月28日生于佩利格尔的蒙田古堡。他来自一个富裕的葡萄酒商人家庭，在吉耶纳学院接受教育，在他的导师中有伟大的苏格兰籍拉丁语学者乔治·布坎南。之后他学习了法律，并担任各种公职；但当他三十八岁时，他退隐归田，远离当时国内的战乱，专注于学习和思索。1580—1581年期间，他在德国和意大利游学。他也曾被选举为波尔多市长，并担任市长一职四年时间。他于1565年结婚，并育有六女，但只有一位长大成人。他的著作《尝试集》的前两卷于1580年发表；第三卷于1588年发表；四年之后他便与世长辞。
以下是蒙田一生中主要的外部表象：他声称在他书中的自画像是“我所描绘的自己”；而在与他自身息息相关的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彰显着他的魅力和率直。他率真自我，却谦虚、不招摇；极富智慧，却时常声称自己无知；博学，却粗心、健忘、反复无常。他对人类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研究的主题广泛、包罗万象。世人皆知，他曾创作出对友情最好的颂文。培根熟悉蒙田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灵感，也对友情进行了一番论述；而两位作者的散文之间的差异，正是两位作者之间个性差异的真实反映。
蒙田逝世后不久，他的作品《尝试集》就被约翰·弗洛里奥翻译成英语。译文并不是精确地忠实原文，而是用饱含莎士比亚戏剧时代风韵的格调行文。这里所出版的例子显示作者在轻松和严肃时不同的情绪，而在散文《论友谊》中则显示了作者慷慨激昂的一面。
查尔斯·艾略特
致读者
读者，这是一本寓意深刻的书。在你们开始阅读之前我就要提醒你们，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我的家庭与我本人，完全没有考虑过它要对你们有用，也没有想过为自己赢得荣誉，这是我能力之外的事。我是为了方便我的亲人和朋友才写这部书的：最终，当我不在人世时（这是不久就会发生的事），他们可以从中重温我的个性和爱好的某些特征，从而对我获得更加完整的了解且更加持久。若是为了哗众取宠，我就会更好地装饰自己，就会酌字斟句，矫揉造作。我宁愿以一种朴实、自然和平平常常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做任何刻意的努力，因为我描绘的是我自己。我的缺点，我的幼稚的文笔，将以不冒犯公众为原则，活生生地展现在书中。假如我仍生活在大自然原始法则下的国度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那我向你保证，我会很乐意将自己完整地、赤裸裸地描绘出来。因此，亲爱的读者，我本身就是这部书的素材：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
再见！
蒙田
1580年3月1日
相信直到死我们才会幸福
你必须要始终等待着一个人的末日的到来：
在他死亡前，没有什么人能知道他是否幸福。
孩子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克洛伊索斯国王被赛勒斯篡夺了王位，并被判处死刑，在等待执行时他大声呼喊：“梭伦啊，梭伦！”这事被报告到赛勒斯那儿，赛勒斯问他这喊的是什么意思。克洛伊索斯向他解释说，梭伦曾给过他一个警告：无论命运对人们是如何地笑脸相迎，但直到你看到他们经历生命的最后一天为止，他们才能称得上幸福，因为世事千变万化、各不相同，稍有变幻都难以预料。而现在他正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其加以应验。这就是为什么阿格西劳斯给一个人——这人说波斯王是幸福的，因为波斯王年纪轻轻就继承了这么一大笔的财产——这样的回答：“是的，可当普里阿姆到了那把年纪时，他并非不幸。”亚历山大大帝的后代其本身都是马其顿国王，在罗马却成了细木匠和代笔人；西西里岛的专制君主在科林斯却成了教书匠。大半个世界的征服者，一个统领三军的大将却在埃及国王手下谋求一个小官员：那不过是庞培大帝所经历的五六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父辈的那个年代，米兰的第十个公爵路德维柯·斯福扎在意大利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霸主地位，可人们却在罗锡城堡看着他作为囚犯死去——这不过（最糟糕的是）是他在那儿生活了十年之后发生的事。基督教帝国最伟大的国王遗孀，最美丽的皇后不也死在刽子手的刀下吗？哦，这是多么野蛮的行径！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正是因为暴风骤雨似乎对着我们桀骜不驯的大楼的高度勃然狂怒，所以好像我们的头顶上才有了一股又一股的精神之气，这时我们才会对大楼之下的任何宏伟壮观的景物艳羡不已。
某种隐藏的力量显然推翻人们所作所为，
似要践踏辉煌的霸权和扈从坚韧的斧头，
与此同时，轻蔑嘲笑地将它们统揽手中。
命运有时似乎正好埋伏在人生的最后一天，以展示其力量，这种力量顷刻间就将推翻命运在数年间所建立的积累，让我们跟随拉贝里乌斯，并且大声喊出：“我已经活到这一天了，比我该有的寿命多活了一天。”梭伦的善意劝告可以用这种方式加以领会。可他是一个哲学家：至于这种情况，命运的眷顾和惩处并不像幸福或不幸一样排列，而且对它们来说，显赫名声与高官重权实际上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所以，或许在我看来，他的期待超出了这一点，他想告诉我们，人生的幸福（就像现在所做的一样，取决于天生高贵精神的安宁和满足，也取决于有规矩之人的决心和信心）绝不可归因于任何人，直到我们已看到他在人生戏剧中的谢幕表演，这一表演无疑是最难的。在其余的演出中，他可能是戴着演员的面具：那些精彩的哲学辩论可能只是做一做姿态；无论什么降临在我们的头上，也不可能马上就考验我们，还是能让我们有一阵儿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可是，在死亡与毫无伪装的自我之间所表演的这最后一幕中，我们必须不再拐弯抹角，必须卸下一切伪装，将心底的一切开诚布公：
只有那时的肺腑之言才最真实。
撕掉那虚假的面具：留下真实。
这就是为何人生中所有其他的行为都必须在最后行动的试金石上磨砺。这块试金石就是主日——评价其他一切东西的一天；它就是（一位古人说过）评价我现在和过去一切岁月的一天。我的研究成果只有到盖棺才可定论。到那时，人们便会明白我的论点是否言由衷发。我注意到几个人，他们的死给他们的一生带来或好或坏的名声。庞培的岳父西比奥的一场好死为他挽回人们一直以来对他的很差评价。当伊巴密浓达被问到在夏比利亚、伊菲克拉底与他本人当中，哪一个最值得尊敬时，他回答道：“在做出这种评价之前，你必须先看到我们都已去世。”（的确，如果任何人想掂量伊巴密浓达的价值，而又不知道他生命结束时的荣誉和伟大，那么对他的评价肯定会大打折扣。）在我所处的时代，在我所知道的最可恶、最声名狼藉的人当中，有那么三个人，他们虽各有各的令人厌恶的一面，可他们的死却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各方面都已得到完美的协调：上帝最大的快乐莫过如此。有些人死得其所，死得幸运。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生命轨迹是朝着飞黄腾达的方向发展的，可这条生命线却突然断了。他死得如此灿烂辉煌，以至于在我看来，他对荣誉有着深深的内心探索可是仍然没能把握住任何一样像生命轨迹断裂般崇高的东西：他对准了目标，甚至在他动身之前就到达目标；这比他曾经期望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加伟大，更加光荣。当他倒下时，他超越了他的人生历程所渴求的权力和声誉。当评价人的一生时，我始终期待着看其生命是如何结束的：我对我自己生命的结束最为关心的一点是，生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换句话说，以一种悄然平静的方式告别人世。
（高黎平 译）
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
西塞罗说，探究哲理就是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因为学习和沉思在某种程度上能把我们的心灵从身体中抽离，并将其运用于我们的躯体之外，这就如同在学习死亡，与死亡相像。抑或因为这世上所有的智慧与思索归结为一点便是教会我们不去惧怕死亡。诚然，理性要么嘲弄我们，要么满足我们，总之，它倾力让我们过得舒服，正如《圣经》所言，它让我们轻松自在。因此，这世上五花八门的思想，即便形式各异，但都认为追求快乐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否则，它们一经问世就会遭到世人的排斥。毕竟，无人愿意自己的人生会以痛苦和烦恼告终。各个哲学流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只停留在口头上。“不要在这愚蠢和无聊的琐事上纠结了！”太多的固执与纠缠是对神职的亵渎。但是，无论人们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始终是在演自己。不论人们以勇敢之名说了些什么，他们所追求的终究是一种快感。快感一词听来相当刺耳，但我乐于用这个词来冲击人们的耳膜。若说快感一词意味着极度的快乐与满足，那么勇敢则是助人获得快感的不二之选，它让快感变得健硕有力、孔武刚毅，使其成为一种严肃的精神乐趣。我们应该用快乐来为勇敢命名，而不像从前那样用力量来给它下定义。因为相比之下，快乐这个词更讨喜、更甜美、更自然。至于那些低级的快感，即便它们配得上这个曼妙的名字，那也应该毫无特权地参与竞争。我觉得，比起勇敢，低级的快感总带有许多莫名的不便与磨难，那种滋味稍纵即逝，犹如昙花一现，想要尝到它就必须得去挨饿、熬夜、受苦受难，甚至流血流汗。尤其是种种不堪的情感让人痛不欲生，把追寻它的人耍得团团转，无异于活受罪。不要以为这些不便是低级趣味与美好滋味的刺激物和调味品，正如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在其对立面的衬托下显得生气十足一样；也不要说，成败将勇敢压垮，使它难以被接近。在困难的作用下产生的非凡且完美的快乐使得勇敢更加高贵、强烈和动人。有些人所获得的快乐和付出的代价相互抵消，既不了解它的可爱之处，也不懂它的用途，那他的确不配获得这种无上的快乐。有些人总是告诉我们，享受的过程其乐无穷，但是追求快乐的过程却充满困难与艰辛，其言下之意不是说快乐原本就不快乐吗？他们认为人类无法获得纯粹的快乐，最完美的境界也只是尽力去追求它、接近它，但却无法占有它。可是，他们错了，放眼我们所知的一切快乐，去追求它们，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行动的价值体现在与它相关的事物的质量上，因为这是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勇敢中闪耀着的幸福和快乐铺洒在条条通道之上，从第一个入口到最后一道栅栏，无处不在。勇敢的最大功绩在于它藐视死亡，这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恬静安逸，给我们纯洁和温馨，否则，快乐就会黯然凋零。因此，一切规则都在不惧死亡这个问题上不期而遇。尽管这些规则都共同引导我们不惧痛苦、贫穷和其他的一切不幸，但这和不惧死亡不同。因为，遭遇不幸不是必然，大多数的人安然度过一生，不贫穷不痛苦，无病无灾。就如音乐家诺菲吕斯在他生命的106个年头中，一直都是健健康康的。如果实在走投无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随时可以一走了之，用死来斩断一切烦恼。但不管怎么样，死亡都是我们无法逃避的。
我们都被推往同一个地方，
命运在骨灰盒中骚动，
迟早它都会从里头出来，
将我们送上死亡之舟，
驶向永恒。
因此，如果我们恐惧，我们面临的就将是无穷无尽的折磨，永远得不到安宁。死亡无孔不入，不管我们匿藏在哪里，都不能逃离死亡的最终归宿。我们东张西望，如同处于可疑之境，死亡随时可能，正好比吕狄亚王头顶上的那块悬石，永世不得摆脱。法院总在犯罪地点审判和处决罪犯，在去处决地点的路上，沿途让犯人欣赏最壮观的建筑，竭尽所能地要让他们感到愉悦。
王者的盛宴无法挑逗他们的味觉，
鸟鸣和琴声无法让他们安然入眠。
你觉得这些罪犯在途中真的会感到愉悦吗？他们的下场在旅途的终点，近在眼前。美景和欢愉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他一面探路，一边掐算时日，
估摸着还未走完的路程，
想着未来的苦痛，
不免悲从中来。
死亡是人生的终点，是我们不得不瞄准的目标。倘若我们惧怕死亡，我们就无法昂首阔步地向前。最一般的做法就是不去考虑它。但如此粗俗的盲目是多么的愚昧，就如同拽住驴子的尾巴以试图阻止它前进一样。
蠢人朝着倒退的方向前行。
人们常陷入困境，这不足为奇。人们谈死色变，大多数人一谈到死亡就如同听到了魔鬼的姓名，惶恐不安。因为遗嘱总是和死有关，我敢打包票，没人愿意立遗嘱——除非医生下了最后的通牒，告诉他们死亡就近在眼前。只有天知道，在痛苦和恐惧的夹缝中苟延残喘的他们会立个什么样儿的遗嘱。死亡这个词儿听起来太刺耳，它的拼读充满了不祥和厄运。所以罗马人学会了用迂回曲折的方法来婉言死亡。他们不说“他死了”，而说“他的时日已尽”或“他曾活过”。只要是生命，无论活着与否，这种说法都会让人感到些许宽慰。法语中的“已故某某人”就是从罗马人那里借用来的。也许可能如俗话说的那样，时间就是金钱。我呢，生于1533年2月末，凌晨11点到正午之间，按照现行的历算，一年始于1月，因此目前我三十九岁又两周。我至少还可以再活这么些岁数。现在就操心这么遥远的事，是不是很蠢？可怎么会呢？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人都有随时死去的可能。人有生有死，无一例外。再怎么虚弱、衰老的人，只要想想玛士撒拉就会觉得自己再活个二十年没有问题。再说了，你这头脑简单的家伙，到底谁规定你的死期啦？别去理会医生那些吓人的诊断书。回过头来想一下现实吧，按照普通人的平均寿命，你活到现在已是上天的眷顾了，你已经活得比一般人长啦！不信你细数一下你熟识的人，那些尚未活到你这个岁数就已死去的人肯定要比还活着的你这个岁数的人多得多。我敢保证，你再数数，就连那些地位尊贵、声名显赫的在三十五岁前逝世的人也比活过三十五岁的人多。集智慧与慈爱于一身的耶稣基督在三十三岁的时候便与世长辞，亚历山大也在这个岁数过世。死亡到底有多少突袭的方式？
纵使身手不凡，依然防不胜防。
姑且不说疟疾和胸膜炎，谁能想象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公爵——我以前的邻居——会在克雷芒五世教皇进入里昂时被拥挤的人群挤死？你没看到我们的一位国王在比武场上丧命吗？他的一位祖宗更是悲剧性地因为猪的冲撞而致死了呢！埃斯库罗斯从一座即将倒塌的屋子中逃生，当他安全地逃离到空地上时，居然还是难逃一死，从飞鹰爪子中滑落的乌龟壳刚好将他活生生地砸死。有人被葡萄籽噎死。有位皇帝因为梳头的时候抠破了头皮而暴毙。埃米利乌斯·李必达被门槛绊倒在地，奥菲底乌斯在进议会大厅时一头撞在了大门上。更有很多人死在了女人的裙下，如教士科内利尤斯·加吕、罗马夜巡队队长蒂日利努斯、吉·德·贡萨格的儿子吕多维克、曼格侯爵，还有更不堪入耳的例子，那便是柏拉图学园的哲学家斯珀西普斯和我们的一个教皇。我们可怜的法官伯比尤斯，他给了一场官司八天的裁决期限，可自己却在判决之日前撒手人寰。有位叫凯尤斯·朱利乌斯的医生在给病人治眼疾的时候，死神却先让他永远地闭上眼睛。再举个悲剧的例子好了，我的一个兄弟圣马丁，他才二十三岁，英勇有才。有一次在打网球时，不小心被球打到了右耳上方，之后没有任何的擦伤或泛红，因此他没有休息——六小时之后他就死于中风，死因是那颗击中他的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断地在我们眼前上演。这让人怎么不会联想到死？怎能不时刻疑神疑鬼地觉得死亡正扼住我们的喉咙？只要能不再被死亡困扰，你会告诉我，无论怎么做你都愿意。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逃脱死亡的魔爪，就算把自己包裹着藏进牛的肚子里，我都不会畏缩。只要这足以让我自在地生活，好好消遣，做什么都可以。至于这么做是否荣耀，是否值得效仿，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宁愿被当作傻子笨蛋，
也不愿小心翼翼，烦恼惆怅。
但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逃避死亡，显然是荒诞的。人来人往，他们时而快步小跑，时而手舞足蹈，从不谈及死亡，一切如此美好。然而突然有一天，死亡悄然而至，灾难降临到他们、他们的妻儿或是朋友身上，猝不及防。他们悲痛号哭、愤怒、绝望。那种沮丧、低落、心烦意乱的样子见所未见。因此，人要直面死亡，要及早做好准备。若那种对死亡粗鄙的漠视扎根于一个有识之士的心中——我认为这不可能，那么死亡就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果死亡是靠人的智慧就能躲避的敌人，那么我建议人们要拿起怯懦这个武器来。但既然死亡无法用任何方式避免，那就不论是胆小鬼、落跑者、诚实之人还是勇敢之士，都终究不能幸免。
它既追捕逃跑的壮汉，
也不会轻饶孱弱的后生，
瞄准他们的腿和背。
还有，既然没有铠甲般刀枪不入的性格来保护你，
纵使躲在铜盔里也是枉然，
死神也会把他的头揪出来。
那么，就让我们学着直起腰板儿，意志坚决地与死亡斗争吧！为了扭转颓势，我们要一反常态，去习惯死亡、了解死亡、用平常心去面对死亡、无时无刻不把死亡牢记于心，想象着它以最丑恶的方式、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预设死亡的各种可能性：从马背上跌落、被落石砸中、被针头刺到。这时，我们要立刻思量并问问自己：如果死了会怎么样？然后昂起头颅，运用我们的智慧沉着应战。酒席宴会狂欢中，要时刻不忘自己所面对的现实，不要放浪形骸，而要有节制、不放纵，以免乐极生悲。不要忽视或者遗忘有多少欢愉与无度会让死亡乘虚而入，夺走人的性命。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要在他们的宴会中途，在宾客们酒过三巡之后，突然抬出一堆骸骨，用以告诫人们行乐需有度。
把光鲜的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活，
欣然接受恩赐，即便希望已不在。
我们无从得知死亡在哪里等候，就让我们设想着它无处不在。对死亡的预期就是对自由的预期。谁学会了死亡，谁的身心就不再被牵绊。若人能真正参透被夺去生命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么，生命中的任何事便都不会是坏事。学会了死亡，就能把我们的心灵从束缚和限制中释放出来。马其顿国王在战败时曾乞求保尔·埃米尔不要将他当作战利品而俘走。保尔·埃米尔这么答复：“让他求他自己吧！”事实上，如果天意弄人，任凭你能力再大也寸步难行。就拿我来说，我这个人并不悲观，不过是爱天马行空地乱想罢了。我想的最多的莫过于想象死亡的样子，即使是在我最放荡的年纪亦是如此。
人不风流枉少年。
当我徘徊周旋于窈窕淑女当中时，很多人觉得我是在借此消除猜忌并思考那些不定的希冀。老天爷就知道，就算在此刻，我也不忘提醒自己：一些和我一样满脑子闲适、情爱和玩乐的人前几天纵欲归来，兴奋过度而猝死。若我和他们一样无度，那么我的下场要么是染病，要么就直接一命呜呼，总之，我和他们应该也相去不远了。
时光荏苒，一去不返。
想象死亡和想象其他事情一样，不会给我带来困扰，我甚至不会皱一下眉头。在刚刚尝试考虑死亡的时候，难免有些躁动和不安，但如果不带偏见地直面它、思考它，时间一久便会慢慢习以为常。否则，就会觉得害怕、苦痛，惶惶不可终日。没有人如我这般轻视生命，轻视自己的存在。一直以来，我都很康健，极少生病，但健康或疾病都未曾助长或减少我的希望。我的生命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消逝，我不停地问自己，未来某天将发生的事也许今天就会来到。其实，危险和意外都鲜能置我们于死地，但仔细想来，除去那些能危及我们生命的意外，这世界上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种意外在威胁着我们。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神采奕奕还是萎靡不振、在海上还是在陆地、在户外还是在家里、在打仗还是在和平时期，死亡都近在咫尺。每个人都不会比他人更脆弱，也不会对明天更有把握。即使给我一个小时做好死前准备，我也觉得远远不够。不久前，有人翻动了我的书桌，无意中发现了我的一本备忘录，里面写有我临死前的各种交代，这确实是我认真记录下来的。我告诉他，当时我离家不到一里地，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可不知为何，我无法确定我能安全抵家，于是，我匆匆记下了这个备忘。这类的想法时常在我心头酝酿，我甚至做好了应对任何突发情况的万全准备。这样，即使死亡一时兴起悄然而至，我也不会措手不及。人要做好随时上路的准备，并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岁月苦短，有太多做不完的事。
做完自己的事已经够难为人的了，哪儿还有闲工夫去操心别的。有人抱怨死亡，其实他是在抱怨死亡阻断了他即将到手的胜利；有人哭天抢地，表示不想在女儿出嫁或者孩子们完成学业前就撒手人寰；还有人不舍妻子的陪伴或者无法离开儿子，妻子儿女似乎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牵挂。感谢上天，让我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对人世间的事物了无牵挂，我随时等待着死亡的召唤，可以从容离开。我告别友人，告别一切，就是没向自己告别。没有人像我这样做好了简单而充分的准备，了无羁绊的离开是一种荣耀的离开。
可怜啊可怜，生命的乐趣就这样消散在一天里。
而建筑师说：
建筑工事未完成，高墙危耸着。
做一些短期的计划，至少做一些能目睹它完成的计划。人生来就是为了不停歇。
但愿我死时手中的工作也已过半。
愿每个人都有所作为，让工作充实生命的每一天。当我在菜园子里侍弄我的那些卷心菜的时候，若死神抓住我，我会对它的突袭不以为然，更不会因为那些未整理好的菜畦而惋惜。我看见有个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仍旧在抱怨命运的不公，抱怨死神无情地中断他手头的工作，因为此时他正在撰写我们第十五位还是第十六位国王的传记。
谁也没想到这一点，无论什么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人应该摆脱这些庸俗、有害的可笑想法。如吕库尔戈斯所说的那样，公墓傍着教堂或立于繁华的闹市区，为的是让平民百姓、妇女和儿童看到死人而不害怕。经常看到骸骨、坟头和葬礼，可以时刻提醒人们自己身处的境地并得知自己生命的结局。
古时欢迎宾客的方式，
莫过于宴会上伴着杀戮。
刀光剑影，鲜血洒满席，
杯盘狼藉，惨不忍睹。
埃及人在宴会上吃饱喝足之后总会向来宾展示死神的画像，拿画的人在一边哭喊：“尽情畅饮享乐吧！这就是你们死时的样子。”我从他们的这一习俗中得到启发，不仅要在心中想象死亡，更要时常把死亡挂在嘴边。我最感兴趣的事是被告知人之将尽时的情形，也就是说，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的面容和面对死亡的表情如何。我读史书时，最耐心品味的也是关于死亡的描述。我举的例子无疑都和死亡有关，我对这个题材爱不释手。如果让我编本书的话，我就摘录汇编一本关于各种死亡的评论集，在书中教会人们怎么面对死亡，这样他们也就能学会怎么活着。狄凯阿科斯曾编撰过这个题材的书，但目的和我不同。有人对我说，理想总是高出现实太多，技艺再高超、头脑再会算计，到紧要关头难免有所疏失。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吧！预先考虑死亡的事情，总无害处。再说，不慌不忙，镇定自若地走向死亡，难道不是很了不起的事吗？况且，上天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给予我们勇气。如果我们死得突然而且惨烈，那连害怕死亡的空闲都不会有。不然，如果是抱病在床，随着病情愈来愈严重，自然而然地就不会那么害怕，渐渐地也就把死亡看轻了。我发现，在身体健康时做好死的决心比身患重病时下决心要难得多。身患重病时我对世间万物已不再眷念，也逐渐失去兴趣，因而看待死亡时也觉得它不再那么狰狞了。这给了我希望，我同生命渐行渐远、同死亡越走越近，我越来越习惯生与死的交替。正如恺撒所说，很多时候，很多事物当我们远望时往往显得比我们走近时更大。我试了很多次，的确如此。在我身体状况极佳时远比生病时更害怕疾病。当我沉浸在快乐的生活中，疾病和死亡总显得与欢愉和健康格格不入，想象它们的样子总是会加重我的不安与负担。但当我真的被疾病所困时，这种慌乱事实上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样严重。我希望这种观念能帮我适应死亡。看看我们自己日常变化和身体的衰退，就可以知道我们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老去的。对一个年迈的人来说，年轻时的活力、年轻时的美妙时光还剩多少？
年迈之人还剩多少生命？
恺撒帐下有个士兵已是老弱病残，有一天他乞求恺撒赐他一死。恺撒看着他残弱的样子，打趣地说：“你觉得你还活着吗？”如果我们突然死掉，我觉得我们是无法承受这种突变的。但如果死神温柔地牵着我们的手，带我们渐渐走下缓坡，一步一步，它带我们进入苦难的境地，一天一天，它使我们慢慢习以为常。我们的青春逝去，我们却丝毫未感到震撼和变化。青春的逝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更为艰难的死亡，比生命衰微、年事已高、即将老去更让人难以忍受。从活得没有质量到不活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的跨度，就如同一个生活充满快乐与幸福的人突然变得痛苦一样。佝偻的脊背、步履蹒跚的身躯已没有力气承受重担，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挺直腰杆让心灵顶住逆境的压力。心里若是害怕，就没有安宁之日。如果心灵能超越人类当前的生存之境，坦然面对死亡，那么它也许会夸耀说，不安、痛苦和恐惧都不算什么，它才不会因为这些情绪而郁郁寡欢呢！
什么都无法撼动一颗坚定的心，
无论是暴君威逼的脸孔，
亚得里亚海上的狂风，
还是朱庇特手中的雷霆。
心灵会涤荡欲望与贪婪，制服放纵与羞耻，克服贫困与苦难。我们要竭尽所能地获得这一优势，因为这囊括了真切和崇高的自由，教会我们蔑视暴力和不公，无视监牢、手铐和脚镣。
我将为你戴上手铐和脚镣，
把你交给残暴的狱卒看管，
你祈祷着上帝会来解救你，
你宁愿用死换来解脱。
我们的宗教从没有比藐视死亡更坚实更雄厚的基础。理性地推理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既然逝去的不可叹，那为什么要害怕逝去呢？况且，各种各样的死亡威胁着我们的生命，那么与其什么都怕，还不如勇敢地面对其中的一个。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什么时候死又何妨？有人告诉苏格拉底“那三十个大贵族已经判你死刑了”，苏格拉底回答道：“上天会惩罚他们的。”死亡能免除一切痛苦与烦恼，为什么还要因为死亡而怅然若失呢？随着我们的出生而发生的一切，在我们死时也必然随着我们一同逝去。因此，我们不必愚蠢至极地为一百年后我们已不在人世时的事情落泪，如同我们不必为一百年前我们尚未来到人世时的事情哭泣一样。死亡是另一种重生。就这样，我们恸哭着，花了很大力气，揭掉往日的面纱进入新的生命。为了只发生一次的事而悲痛是没有必要的，就好像我们没有必要为一件短暂的小事而长期担惊受怕一样。不管是长寿还是短命，死了都一样。对已经不复存在的事物，长短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亚里士多德说，希帕尼斯河畔上有一种小生物，它的寿命只有一天。如果是早晨8点就死了，那就是夭折，如果下午5点死就是寿终正寝。当我们用幸福与不幸来判断这种瞬间的永恒时，谁也不要笑。如果将我们的生命同永恒或者同高山、河流、星辰、树木以及其他一些生物做比较，那么我们生命的长短就算不上什么了。我们注定会死。天意告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样。从死回到生，一路上没有激情也没有惊愕。从生再到死，这不过是生命秩序中的一步，是世界生命的一分子。
人类繁衍生息，将生命的火种代代相传。
难道我要为了你来打破这个严密而完善的结构吗？这就是人类的境况，死亡必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逃避死亡就是在逃避自己。你所享有的一切既属于生也属于死。从你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你会一步一步迈向死亡。
一出生就注定了死亡。
有始就会有终。
你所存活着的光阴都是从死神那里偷来的，是要付出代价的。生命的不懈经营就是在滋养死亡。你活着就是在死去，因为当你死去的时候，你便不再活着。或者，你喜欢活一遭再死，但当你活着的时候你也是个将死之人。死神对将死之人的打击比对死去的人来得更严苛、更真切，也更本质。所以，如果你已经享受够了人生，那就请心满意足地离开。
为什么不像酒足饭饱的来宾，
不再留恋地离开。
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人生，让生活过得不够充盈，那么失去生命又有什么可惜？多活久一点又有什么意义？
为何还要延长生命，
余生苦痛悲怆，
何苦要延长？
生命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是好是坏要看你怎么做准备。如果你只活一天，你就会看得真切。活着的一天等于一生中的所有天，不会有多余的白天也不会有多余的黑夜。同样的太阳，同样的月亮，同样的星辰，同样的日月变幻照亮过你的祖先，也将照耀你的后代子孙。
你的祖先未曾见到的，
你的后代也不会看见。
如若做好最坏的打算，那么我所上演的喜剧，每个场次都要在一年内安排演完。如果你观察过我生命四季的变换，你就会发现它包含了世界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四季按照规律扮演着它的角色，周而复始，它知道这是规律，别无其他。
我们始终在这里，
时而进，时而出，
但一直都在。
岁月规则地围绕自己更替变换。
我并不打算为你提供新的消遣。
我所设计与建构的一切已无法取悦你，
因为所有的消遣都毫无新意可言。
别人腾出位子给你，现在你也该腾出位子给别人了。平等是公正的基石，既然所有人都被列在死亡清单上，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所以，即便你活得够长，你也不能减少你死亡的时间，一切都是徒劳。只要你依旧保有惧怕死亡的状态，那就如同你被裹在襁褓中时便已死去一般。
你可以如愿活得长长久久，
但死亡还是在等着你。
然而，我会尽力取悦你，让你没有丝毫不满。
你必须知道，
死神不会让另一个你站在你的遗体旁，
苟延残喘，不停哭泣。
也不会让你对生命感到渴望、留恋。
没人会想起逝去的生命，
也不会因此伤心。
还会有什么比无更少？死亡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
死亡和你的生或死无关。生是因为你还存在，死是因为你已不在。寿命未尽时没有人会死，你死后的时间不再属于你，就和你出生前的时间不属于你一样，这些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切记，在我们之前逝去的时光，
与我们毫不相干。
生命无论何时停止，它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寿命的长短，而在于它的效率。有些人活得很久，但生命的意义浅薄。活在当下，请好好生活。你活得够不够久不在于你活的年头，而在于你生活的意志。你觉得你一直努力要去的地方永远到不了吗？每条路都是有尽头的。你认为有人陪你同行会好一些的话，那么，这世上所有的人不就都走在同一条路上了？
你走后，一切事物也都随你而去。
世间万物不是都和你同步，与你同行吗？许多东西不是都和你一起变老吗？多少人、多少动物、多少各种各样的生物也在你死去的瞬息之间离开世界。
每昼每夜，新生儿的啼哭声
混着葬礼上的哭丧，
从未停歇。
既然无路可退，那为何还要后退？你会发现很多人庆幸自己能死去，因为死也免去了他们太多太多的苦痛。但是，你可曾见过有人因死而受伤害？所以，轻易指摘自己或者别人未见过、未经历过的事显得太轻率。你为什么抱怨我或者抱怨命运？我们做错什么了吗？是应该由你来指导我们，还是应由我们来控制你？虽然寿命未尽，但无论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只要你的生命已经完成，那便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人和他的生命是不能用尺子来衡量的。喀戎拒绝了父亲萨图恩——掌管时间和生命的神开出了让他获得永生的条件。想象一下，你获得了比自己该有的寿命更多的时间，但换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煎熬，那么你依旧得不偿失。如果让你不死，那么你会不停地诅咒我，说我剥夺了你死亡的权利。我故意掺了苦味进去，以免你看到了死亡的益处便迫不及待地就要拥抱死亡了。为了起到调和作用，让你像我要求的那样，既不逃避生也不躲避死，我就让生带甜，死带苦。我教会了你们的第一个圣人、智者泰勒斯一个道理，那就是生和死没有区别。这让他机智地回答了关于他为什么还没有死的问题，他的答案是：“因为活着与死去都一样。水、土、空气、火等宇宙中的一切，不仅是你的生命，也是你死亡的组成部分。为什么要害怕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已没有罪孽，也不会对死有更大的作用。这是生命的最后一步，但它不会引发疲惫，它只会宣告你已经精疲力竭。在这之前的每一天都是在朝着死亡前进，只有这最后的一天是正式踏入死亡。”
以上都是自然母亲给我们的忠告。我常想，在战争时期，死亡的面孔（不管是我看到的还是别人看到的）都没有平时在家中、在病榻上的时候那么可怕、狰狞，因为没有医生在那里忙进忙出，也没有家人在那里哭哭啼啼。同样是死，村子里的人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总是比其他人更能坦然接受。我坚信，当我们用惊恐的表情将死亡团团围住时，这些东西比死亡本身——一种全新的生活的方式，更令人害怕。老母亲在哭喊，妻儿在号叫，朋友们闻讯赶来惊慌失措，佣人们脸色惨白，不知所措，昏暗的房间里烛光闪闪，床头围着医生和布道者，总之，恐慌和惊悚将人们紧紧环绕，人还未死就好比已经入殓埋葬。孩子们看到朋友们戴着面具就会害怕，大人也一样。罩在人和事物上面的面具应该统统拿掉，一旦将其摘掉，你就会发现面具下什么也没有。死亡也是如此，若将它的面具摘掉，你就会发现我们面临的死，和不久前某个仆人所经历的死一样，简简单单，没有恐惧没有惊慌。若能免去死亡前种种无聊的准备，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
（徐广贤 译）
论教育机构与儿童教育
（致戴安娜·富瓦和居尔松伯爵夫人）
我从没见过一个父亲会完全抛弃自己的儿子或不承认儿子是自己的骨肉，无论他的儿子是畸形还是残疾。而且就算他并未开口承认（除非他只是太过糊涂或因为喜爱而无视这一点），他显然注意到了他儿子的不完美，并对此有所感触。但尽管如此，这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比任何人都心知肚明，我所写的不过是一个涉世未深且仅仅触及真知表皮的人的盲目的想象，里面所提到的只有笼统且无形的印象，看似无所不包，但都浅尝辄止，这是法式风格。简而言之，我知道有涉及医学、法学，四个部分谈到学术，而且没有完全忽视他们的趋向。或许我也知道，科学的大意和主旨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但论及追根溯源，潜心研究亚里士多德（现代学术的教父），或坚韧不拔地对任何一个学科进行研究，我承认我从未这样做过。也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是我所擅长，并能说出所以然的。任何一个有学问的人（哪怕是个小学生），都可以认为他比我聪明，因为我甚至不能反驳他们第一节课上的知识。如果我被迫这么做的话，我只好硬着头皮从基础知识中引入一些问题，借以猜测判断他们天生的判断能力。他们对这一课一无所知，一如我对他们的课程一窍不通。我没有阅读过任何著作，除了普鲁塔克和塞涅卡的作品。我（像丹尼亚斯的五十个女儿一样）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水分，不停地浇灌却立刻干枯。我把从中获得的一些东西记在纸上，但对自己却毫无增益。至于书籍，我主要研究历史，也对诗歌尤为钟情，并且受益匪浅。如克雷安德所说，当被压抑在喇叭狭窄的管子中的声音，最终发出来的时候必然会更加强大而尖锐，正如我从韵律鲜明的诗歌中领略到的，诗句被巧妙且严密地表达，效果更加强烈，让我感同身受。论及我与生俱来的（随笔中有所释的）能力，我觉察到他们已不堪重负。我的观点和看法虽在向前艰难跋涉但却迟疑不决，它只是向前摸索，摇摆不定，每走一步都跌跌撞撞。当我用尽全力前行了一段之后，却丝毫不能自鸣得意。因为走得越远，我想看的就越多，但前方烟雾缭绕，而我的视力微弱，犹如雾里看花很难分辨。然后开始淡然地说，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一切，用我与生俱来的直觉说话。如果运气好，它（事实上它总是）像我从优秀作家那儿看到的一样，那么它将为我照亮那些我即将前往的阴暗，甚至正如我在写这一段时对普鲁塔克做的，读着他对想象力的论述。与那些智者相比，我意识到我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迟钝麻木，让我不禁自怨自艾、自轻自贱起来。然而，我依然不胜欢喜，因为我的观点常常与他们的不谋而合，至少我能紧紧跟上他们，附和他们的老生常谈。此外，我了解智者和自己之间的最大差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尽管在与他们作品的比较中，我发现自己的观点是如此虚弱无力并让我备受煎熬，我依然保留他们创作时的样子，不做修改和粉饰。要追随这些智者的脚步，需要挺起腰杆儿。本世纪
一些行事轻率的作家，在他们平庸的作品中常常攫取古代作家的整段文字，并与自己的文字混合在一起，寄望于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段为自己脸上贴金，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巨大的差异和通过虚饰得到的光泽，使得他们的脸显得苍白、可憎与丑陋，人们对智者的尊敬，使得他们的行为得不偿失。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有趣做法：哲学家克吕西甫习惯在自己的作品中插入别的作家的长篇论述。不仅如此，有时甚至插入别人的整部著作，例如在一部作品中他全篇引用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阿波罗多罗斯曾表示，人们应该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别人的东西，若非如此他的作品将是一片空白。但伊壁鸠鲁的做法却与他截然相反，在他留给后人的三百卷作品中，没有一条引自他人的作品。我偶然读到一段文章，其文字直接又浅薄，从意义到内容都空洞无物，最后我发现它只不过是一段平庸的文字，我有幸在读完这篇既乏味又令人厌恶的文字之后，恰巧遇到一篇高超、富含深意，甚至不赞一词的文章，若要说之前所读的文章，让这篇文章更能使人感到些许的愉悦与轻松倒也是言之有理，但是之前的作品犹如一个深渊，我费尽力气才从中爬出，可刚刚读了六个字就感觉被带入了另一个世界，因此我才意识到刚才坠入的深渊是如此的阴森，我没有更多的勇气来冒险再下去一次。若我用精美的词句来丰富我自己的文字，显然会让我的其他作品相形见绌。指责别人作品中出现的与我相同的错误，对我来说就像斥责我的作品中出现的他人错误（我常常这么做）一样让我无法忍受。错误一经发现就应该被当即指出，不能给它们留下庇护所。然而我深知，无论何时要同我抄袭的文字比肩，都需要巨大的胆量，更别提与它们携手前行。心怀细微的希望期盼或许能够瞒过洞察敏锐的鉴赏家，使抄袭的文字能鱼目混珠。但这一方面受益于我的努力，另一方面归功于我的想象力和影响力。而且我并不会暴怒地上前，与那些年老的智者贴身肉搏，只不过是通过奇思怪想、有利条件、试探性的行动来寻找扳倒他们的机会，若可以的话，要狠狠地扳倒他们。我不会鲁莽地与他们肉搏，我只是轻触他们，即使我决定这么做了，最终我也不会实行。如果我能与他们势均力敌，那我也算是个诚实的人了。因为我不仅敢于挑战他们，而且还是挑战他们擅长的方面。我看到一些人，把自己藏于别人的盔甲之下，甚至不敢将指尖露出来，参照先贤的作品对自己的作品修修补补（例如对于相对聪明的人来说，在同一个普通学科内，这是件简单的事），直至将他们融合成一体。那些人极力掩饰自己从别人那儿抄袭了文字，并将它们变成自己的作品，自己创作不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炫耀，便盗用别人的面具来标榜自己，这样做首先显然有失公平，其次这是个怯懦的表现。不仅如此，他们通过欺骗的手段来获取平庸之人愚昧的赞赏（噢，这是多么愚蠢），丝毫不怕被博学之士（他们的褒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眼看出他们的作品是抄袭之作，从而揭穿其无知的真相。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是比抄袭更让我不愿意做的事了。我从不引用别人，除非引用他们能有助于我更好地表达自我。这不是关于混合许多别人观点的编著，而是希腊人口中的狂文，是将我（自从到达为人谨慎的年纪之后）看到的、最精妙而充满智慧的作品汇编起来出版的作品。我只是这么做的其中之一人，除了众多古代贤人之外，还有一位精于此道的人名叫卡皮普鲁斯。这些都是杰出的智者，他们的作品很快便会在世界各地流传，正如最近风头正劲的利普休斯和他呕心沥血所写的博学之作《政治》。但无论什么，尽管多数时候只不过是愚蠢的想法，我都没有想要掩饰他们。正如我的一张满头灰发且谢了顶的画像，可能画家所画的并不是一张完美的脸庞，但那却终究是我的脸庞。因为，无论如何那只是我的情绪和意见，我写下他们是为了表达我当时的看法，而不是告诉你们我应该怎么想。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展示自己，而现在的自我可能（如果学到的新鲜事物让我改变的话）明天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没有任何权威让别人相信我，我也不值得让别人相信，我自知自己才疏学浅，没有能力教育别人。一位读过我的文章《论学究》的人，不久之前在我家里对我说，我应该在我的演讲中稍微对关于儿童教育的问题展开一下讨论。但（女士）我若要有一丝这方面的才能的话，除了将它献给您肚子里即将出世的小男孩之外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而您（伯爵夫人）是如此的慷慨大方，所以您的头一胎必定是男孩。我曾有幸促成了您幸福的婚姻，因此我可能有权利和兴趣要去关心一下您从婚姻中获得的家庭兴盛繁荣。不仅如此，我将一直为您服务，对您无比崇敬，并真心祝您万事如意。然而，说实在的，我只是想让您明白，培养和教育幼子，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正如耕作一般，人们需要播种、插秧、栽培，播种本身最为简单有把握。但是，一旦种子被播种、插秧、栽培后有了生命，在它成熟之前，会有很多困难和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栽培方式。对人来说也如此，培育一个新的生命并不用耗费很大力气，但他一旦诞生到世界上，作为父母和导师就需要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还需要不时地嘘寒问暖、殚精竭虑，一直等到他长大成材那一天。人在年少时，爱好不确定，性情易变，前途不定，愿望也不切实际，前进的脚步充满未知数，所以很难（甚至对最有智慧的贤人来说）对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或确保他们在未来会成功。纵观西门、地米斯托克利以及众多其他人，他们日后的改变、进步与其本来面目有巨大的区别，超越了人们对他们的期望。第一眼看去，狗和熊的后代显示出的总是其原始的天性，而人类总是能迅速地追随潮流、迎合主流意见、接受这样那样的爱好、遵守各种法规，所以人类很容易被改变，而且善于伪装自己。但靠外力强行改变人的天性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常有人孜孜不倦地让其子女去做他们的本性就不喜欢的事情，而到头来花费了许多时间，却总是因为没有预见到正确的道路而徒劳无功的原因。尽管有诸多困难，我认为应该引导他们做最好、最有益的学习，应该稍微忽视盲目轻信的预兆，以及具有欺骗性的征兆，避免对他们的未来进行精确的预测。我甚至觉得（虽然不常提起）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之中，也赋予儿童很大的权力。
夫人，学问和真知是独特而又优美的装饰，是有极大用处的工具，尤其是对拥有您这样多的财产的人来说。说实话，学问落在底层的卑劣之人手中，是不能展现其真正形象，且不能显示出其美丽的轮廓的。（著名的托尔夸托·塔索曾说：“哲学是富裕而高贵的女王，她知道她自身的价值，只接受门当户对的王子和贵族殷勤的笑和示爱，把他们收为裙下之臣，温柔地赐予他们宠爱；然而与此相反，如果她收到底层的小丑、工匠之流的求爱和告白，她会将其视为是对自己的贬低和羞辱，因为他们配不上自己。由以往经验得出，如果一个真正的绅士或贵族对她情有独钟，并坚持不懈地对她求爱，他会了解和学到更多关于她的事情，一年之内便会对她有更深层的认识，而一个假绅士或底层的人需要七年，然而到时他们已经不是对她专心致志了。”）与其说学问在他们手中是为了确立逻辑论证、进行文字创作、为某件诉讼案提出意见、开药方，还不如说是为了促进和指挥一场战争，企图附庸风雅、命令臣民、迎合某个国家的君王以获得和平。还有太多请恕我无法一一列举，（尊贵的夫人）鉴于你的自身的教养以及继承家族的高贵和学问，尤其是您已品尝过学问的甜头，请遗忘或忽视这一点吧。因为我们依然保存着您祖先高贵的富瓦伯爵博学的作品，您的丈夫继承了他的文采，而您的子嗣也将继续继承下去。您可敬的叔叔，弗兰西斯·康达勒大人，每日笔耕不辍且硕果累累，因此高深的学问将在您的家族代代传承。所以，我将让您了解一些我个人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与我通常所持的观点有所不同，这是针对教育问题我所能做的全部。将您的孩子委托给哪一位导师，事关他将受到的教育之主旨。我将不会对导师的其他职责发表任何看法（因为以我之所学，我无法再发表更多的看法）。在我想说的话中，我想冒昧地对导师提出一些建议，若他觉得我说话公正合理，便会采信。出身于富贵且继承了家族传承的真知，那些绅士自小便耳濡目染，学习的目的便不再是为自己图利（因为相对受缪斯女神恩泽和垂青的他们来说，那个目的十分不值一提。此外，是否有益取决于别人。），也不是炫耀或装饰，而是丰富其内在，期盼其变成一个有充足才干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因此我希望，那些绅士的家长和监护人需要十分谨慎与周全，而且要慎重选择其导师。满腹经纶，不及沉着且克己的头脑，当然要是两者兼备自然最好。宁可要一个有智慧、判断力强、通晓民俗习惯且为人谦虚的，也不要一个光有学问的导师。希望他能有自己全新的指导方式。一些人不停地在我耳边嘀咕（就像沙漏中的沙一样）让我接受他们的方法，然而他们的方法只是重复那些被灌输进他们脑袋里的东西。我希望您请的导师能改变这一状况，他一上任就要让您的儿子展现出他自己的智慧，然后以此为依据，教会他靠自己的能力鉴别世间万物。有时要为他指点迷津，有时却要让他自己领悟。我不希望导师一个人唱独角戏，有时他应该倾听他的学生说话。苏格拉底以及后来的阿凯西劳斯都让自己的学生先讲，然后他们再说。多数情况下，当老师的太过权威会妨碍其学生学习。
因此，导师应先让学生在前面小跑，这样他就能对其学生的步伐有更好的判断，能猜出他能坚持多久，以便针对学生的状态制定适合的强度。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良好的平衡，教学就会被弄糟。而导师做出一个好选择，预知一个人能跑多远（依然保持一个正确的估计），是我知道的最难的事。知道如何跟在学生之后屈尊放慢自己，以适应幼稚学生的步伐然后教导他们，这是高尚的象征和有眼力的表现。就我而言，我更喜欢山路上稳重的脚步。通常情况下，一些老师面对众多心智不一的学生都上同样的课，采用一致的教学方法，所以他的众多学生中仅有少数几个，能在他的调教下出类拔萃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不仅要求导师能够对他们的授课中包含的词汇了然于心，而且要知道它们的意义和所指。评价学生成绩时，不仅仅是根据他们是否记住了这些词汇，而是根据他们有没有生活的智慧。对于刚学的知识，应按照柏拉图的教学方法，让他们举一反三，然后反复对他们进行测试，借此判断他们是否真的理解吸收，变为自己的东西。一个人吐出吃下去的东西来证明他的消化不良，即使他一再地吃下相同的东西。除非肠胃改变了食物的形状，才说明它运作正常。
（我们看见人们不求名誉而只追求学问，当他们说一个人博学，他们认为那就是对他最大的褒奖。）受制于权威，被迫接受别人乏味的教诲，我们的思想受人随意摆布、受人奴役，被迫服务于他人的幻想；我们被套上沉重的锁链，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志；我们的智力和自由荡然无存。“他们不可能做自己的导师。”我有幸熟识一位在比萨的智者，他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奉为万无一失的经典，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教义便是可靠的现象和完美的真理；无论什么，只要与其不符，便是盲目的幻想和无根据的猜测，因为亚里士多德见多识广，而他所说的话无所不包。他的这个主张被一些人过度诠释和恶意中伤，让他长期都处于被罗马调查的麻烦之中。我会让他谨慎地过滤所学的知识，而不是仅仅因为权威或信任而记忆别人所说的东西。这样，亚里士多德的信条对他来说，将与斯多噶和伊壁鸠鲁的理论无异，不再是自明的真理。如果他采用了我的建议，他将有可能分辨真理和谬误，如果没有，他将依然是受到怀疑的。
大胆的怀疑与坚实的肯定一样让我欢欣鼓舞。
因为，若是他能够自己讲出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就不再是他们的，而是他自己的了。那些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人，终将一无所获。“我们不受任何国王的控制，人人都能挑战自己，至少有权知道应该知道的东西。”就像工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戒律一样，学生应该知道自己所学的东西，何时从哪儿学到这些东西，这样才能让他们知道如何去运用，不容易忘记。真理和理智对众生平等，不分先后，也不管它出自柏拉图的言论还是我的，因为他跟我所看到的和所理解的一致。蜜蜂四处采蜜，但酿成蜂蜜之后，那些蜂蜜就不再是花朵或牛蛭的了。同样，学生从别人那边获取的残篇，经过合法的加工上色，变成自己的满意之作，那就成了他自己的作品。他付出的判断、辛勤的劳作、所学的知识，都是为了完成这一得意之作。他会小心翼翼地掩盖他是何时从哪儿获得的帮助，不让别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只给人看他自己的成果。剽窃或抄袭的人，只会给人看他的成果，而不会让人看他抄袭的部分；你不会看到法官背地里收受委托人的贿赂，只会清楚地发现他们创造的结盟、他们为其子女争取的荣誉、他们为自己建的豪宅。没有人会公开自己的收入，只会将它默默收进腰包。学习带来的好处（至少它应带来的好处）是让人变得更好、更聪明、更诚实。（厄皮卡玛斯说）理解的力量让人看得到、听得到，它能从任何事情中获益，它能支配、移动、影响以及统治一切，其他任何东西都是盲目的、无法感知的、缺少灵魂的。诚然，我们禁锢理解的力量，剥夺了它做自己的自由，以至于让它更加过分屈从且唯唯诺诺。谁曾问过自己的学生对修辞学、语法，或者西塞罗这条或那条格言的看法？这些被过分神话（好像它们就是神谕一样）的东西，被人们塞进我们的脑子里，每一个字符、每一个音节都是主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死记硬背得不到精确的学问，那只不过是记住别人的东西，不值得称赞。人们直接获得的知识，他们自己就会灵活运用，不需要再翻书复习或向榜样学习。完全由书本上得来的能力是不合人心意的。我所期待的只是让它成为我的行为的点缀，而不是基础。根据柏拉图的思想，人们所说、所坚持、所信和真诚是真正的哲学，至于其他只不过是耀眼的装饰。我倒是希望与我们同时代且舞艺高超的舞蹈家帕瓦罗和庞培，在教授他们的技巧和跳跃时，只让我们看他们完成的那些动作，而不让我们离开自己的位置，正如一些老师在教我们思考却不让我们开动脑筋一样；我希望那些教我们骑马、标枪、射击、弹琴和声乐的老师，不需要让我们练习一样，正如我们的老师在教我们鉴赏和如何正确地演讲时，不需要我们练习鉴赏和演讲一样。然而也许正是生活中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不论何种行为或事物，都能代替书本服务于我们——小男孩的恶作剧、侍应的无赖事迹、男仆做的蠢事、无聊的传言或其他各种道听途说，无论是开玩笑说说还是郑重其事地讲，在餐桌边或是在人群中，这样言谈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内容。对于此，更进一步的学习是与人进行商业交易或广泛地社交。周游列国观察陌生的事物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不仅仅是（追随法国贵族的方式）关注圣罗通达教堂台阶有几层、长宽各多少；或者利维娅小姐的服饰有多么华丽；或像某些人一样，争论在意大利某处的废墟中见到的尼禄的脸，比在另一处的遗址中看到的更长或更宽……而是应该专注于观察，并能够把他们在别国的所见所闻带回来，从而也许能更好地借鉴别人的东西来锻炼和完善自己的才智。因此，我甚至希望从孩子年幼时起就带他们周游列国。为了一举两得我会先带他们去那些语言与我们国家有很大差别的邻国，因为如果不趁着他们尚在年少时就训练他们的语言，一旦他们到了一定年纪后就再也不能很好地掌握一门外语。再者，智者都认为在父母的怀抱和监护中长大的孩子，多数被过分溺爱。因为天然的骨肉之情或者（我称为）温柔的溺爱，甚至会让最明智的父母变得过于无所适从、谨小慎微或心慈手软。父母既不忍心看着他们的孩子遇到阻碍、被改正或被责打，也不能看到他们被粗暴地教育、远离高雅或太过危险，即使这是必须要经历的；若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练习归来时汗流浃背或满身尘土，他们会感到心疼，即使这些训练是作为一名绅士必须要接受的；他们也见不得自己的孩子在酷热和严寒中训练；若看到自己的孩子身骑未驯服的烈马、与娴熟的剑术家一对一练习或操练火枪时，他们也会感到焦虑。若想自己的孩子成材就别无良策，绝不能过分迁就，而应该时常主动或被迫违反医学规律。
让他自生自灭，身处绝望。
光使他思想强大远远不够，还需要加强他的身体。思想若没有了身体的支撑便会不堪重负，身兼两职的负担对他来说太过沉重。我能感觉到因为我娇弱敏感的身体，我的思想在太重的压力下会气喘吁吁。在课堂上，我时常发现我的导师们在作品中赞赏高尚和力量时，常常提及它们来自钢筋铁骨。我认识一些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天生身强力壮，挨一棍子就像用手弹了他们一下，丝毫不能伤害到他们。他们是如此的迟钝和强壮，甚至从不搅动舌头或眨眼睛，也不可能被击倒。当与哲学家比赛耐力时，他们展示的更多的是身体的力量，而不是心灵的力量。习惯旅程的艰辛，就是习惯忍受悲伤。“劳动能让人忘却悲伤。”要训练孩子习惯于面对痛苦和艰辛，这样他也许能忍受腹痛、灼伤、摔伤、扭伤或其他人体疾病带来的痛苦。是的，他也许要忍受牢狱之苦或其他的折磨，但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好人就像坏人一样也会经历这一切。我们要经得起考验。有些目无法纪的人会对好人进行伤害和勒索。此外，如果父母在场，导师的权威（在学生面前必须至高无上）便会被中断或妨碍，而且家庭为他带来的敬畏和尊重，以及让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出身名门贵族，在我看来会对一个年轻的绅士有不小的阻碍。在商业领域和人的社会中，我常常发现这样一个不良习惯，那就是人们只是竭力让别人知道我们，而不常去了解他人；我们更加愿意讲出自己有的商品，而不是去多了解，然后买入新的商品。沉默和谦逊这两个特性，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说十分有利。还有一点也是十分必要的，那就是当他拥有财富时，必须教育他要勤俭节约而不是挥霍无度，要适度地掌握好自己的财富。在听到任何可能传到他耳朵里的愚蠢言论时，都不要怒形于色，因为一听到不符合自己脾气的事情就勃然大怒继而出言反驳，是非常粗鲁的行为，要让说这些话的人自己意识到错误，然后自我改正。要教育他在别人做了自己拒绝做的事时，也不必责怪他人，也不要与世俗格格不入，“不卖弄炫耀，不盛气凌人，乃真贤人也”。要教育他不要飞扬跋扈，不要行为粗鲁，也不要小小年纪就雄心勃勃，天哪，太多需要注意的：比如炫耀自己并不具有的才华；为了受人欢迎就把自己标榜为根本不能成为的人；通过指责他人和标榜自己的作品曲高和寡，只会为自己带来喜欢标新立异的名声。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享受艺术的自由，也只有崇高的智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才能撇开传统独树一帜。“即使看到苏格拉底和阿瑞斯提普斯的作品背离了传统和习惯，也请人们不要幻想能步其后尘，是他们超凡脱俗的才华使他们获得了这一特权。”要教育他不要轻率地发表言论或参加竞赛，而只是在能够与棋逢对手的冠军一决高下时才这样做，这时我也不会建议他使出浑身解数，而只使用那些让自己占据最有利形势的招数。要教育他在选择自己的理论时要保持好奇，热爱有针对性的言论，因此便能言简意赅。综上所述，要教育他一旦遇到或发现真理便要立即缴械投降，不论真理出自他的对手，或是吸取别人建议而得出的。因为他被置于高人一等的讲台，并不是为了重复预先设置好的说辞；他也不能为任何原则辩护，除非他个人已经赞同它；也不要用现金来交换悔恨的自由。“他也并不是非得为规定好的或命令他的观点进行辩护不可。”如果他的导师与我志趣相投，那么他便会让他的学生立志于效忠他的君主，涉及君主的荣誉以及国家的利益的关头，他就要肝脑涂地无所畏惧，而这样的忠心耿耿只限于执行公务时，他必须心无旁骛。除此之外，许多不便因素严重限制了我们的自由，源于以下这些特殊的关系：一个人若是被雇用或收买，他也就不再自由和真诚，或变得害怕疏忽或忘恩负义。做一个心思缜密的侍臣，既不能遵守常规，也不能说或想超出其君主所望的事情；君主于万千臣民中唯独挑中了他，并且一手培养他。这些善举和宠爱，腐坏了侍臣的自由（缺乏一些理性色彩），扰乱了他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侍臣的语言与其他同阶层的人大有区别，也因此缺乏可信度。因此要让孩子的言谈闪烁着良知和道德的光芒，而理性是其主要的指导。要教育他当发现自己的论述有错误时，即使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旁人发现，也要承认这些错误，因为这是判断力强和真诚的明显表现，而这两种品质是他所竭力追求的。而固执己见、据理力争地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是平庸的品质，这种品质在越低下的人身上越明显。要知道接受建议、改正自我，在最郑重其事时放弃一个错误的决定，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是只有哲学家才有的品质。在人群中，他必须眼观六路、不留死角，因为我发现最重要的位置总是被最平庸、最低贱的人所占据，而最好的机遇很少与最出众的才华相联系。当我在餐桌前端听到那些人为了取乐便谈论房间内的帷幔有多么美丽、杯中的酒有多么醇香之时，在餐桌的另一端的高谈阔论却被完全淹没。他应该判断每个他所见到的人的价值，无论是放牧人、泥瓦匠、陌生人还是旅人，所有可以利用的一切都调动起来，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要博采众长甚至别人的愚蠢和单纯都对他有教育意义。通过观察别人的风度和举止，他能学会从善弃恶。要让他对自然和所有事物的起源保持好奇，对稀少的和非凡的事物进行调查，无论是一栋房子、一眼泉水、一个人、任何一个战役的战场，还是恺撒大帝或查理曼大帝的故事。
哪片土地上烈日炎炎，哪片土地上天寒地冻，
什么风温柔地吹拂着意大利的海岸。
他将了解这些君主的习惯、才能、领土、联盟和姻亲，这些东西学起来不仅快而且不乏趣味，他也将从中受益匪浅。通过了解这些伟大的人，我的意图是，他主要是能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仅仅是熟记书本上所记载的东西。他将通过历史与各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进行交流。这也许是徒劳无益的学习，但他也可能从中受益，这取决于他自己。正如柏拉图说的，这是斯巴达人唯一重视的学习方式。通过阅读普鲁塔克的作品，孩子们怎么能不感同身受继而从中获益呢？但作为导师要时刻谨记自己的职责，不要仅仅只是让学生牢记迦太基灭亡的日期，而忽视了汉尼拔和西皮奥的品行；不能只让学生知道马塞勒斯死亡的地点，而不告之他的死有辱使命。导师不仅要告诉学生历史事件，而且还要教会他如何判断历史内容。这是我最为认同的观点之一，也是我认为人的大脑最应该关注的内容。我从泰特斯·李维的著作中读到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也许从未被别人读到，而普鲁塔克却乐于从中得到知识，他从中得到的要百倍地多于我，或许也超过作者本人。一些人做的仅仅是纯粹的语法研究，但另一些人却是在进行完整的哲学分析，从中可以探索人类天性中最隐秘的部分。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有许多论述颇值得大家一读，因为以我的判断，他是这一类作品的宗师。但他在成百上千的论述中，也只是蜻蜓点水般地为愿意求知的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有时他也乐于简明扼要地为我们指出某个论述中最主要的观点，为了让人通过勤奋的学习将它抽离出来，对它仔细地研究。他曾经说过，亚洲的人民只侍奉一个人，因为他们不能对他说“不”，也许这句话给了我的好友启发，也因此他创作了《自愿受奴役》。普鲁塔克甚至可以仅从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细微动作或者一个词中获得灵感，继而创作一部作品。可惜的是，理解力强的人都喜欢简明扼要，毫无疑问他们将因此而声名鹊起，而我们则只能望文兴叹。普鲁塔克宁愿我们称赞他明断是非，而不是学识渊博，他更希望我们一直对他保有兴趣，而不是对他产生厌倦。他深知人们对于好的东西总是赞美得太多，亚历山德里达就曾公正地指责那些对执政官过分赞扬的人，并指出他们的行为令人生厌。“噢！外乡人，你用最不该用的方式说了最该说的话。”那些身材纤细修长的人，往衣服里塞衬垫来充胖子，正如那些思维平庸的人，总是尽量多说话来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与外界经常的接触，会对人的判断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或者我会说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我们所有人都太过自我，导致我们的眼里就只能看到鼻子底下所发生的事情。当苏格拉底被问到他是从哪里来的之时，他不是回答“我从雅典来”，而是回答“我从世界来”。因为他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接受整个世界为他的故乡，将他的知识、他的学会、他的喜爱延伸至全世界和全人类，而不是像我们那样目光短浅。如果霜冻偶然间侵袭了我们村庄的葡萄藤，村里的牧师便会主张说是上帝的愤怒已经高悬于我们头顶，将威胁所有的人类，并且断定疾病已经降临至蛮族之中。
看到我们相互间的内斗不断，谁不惊呼世界马上就要消亡，审判日就要来临？也不想想我们见过的比这坏得多的革命，当我们在悲痛中颠簸、被忧伤淹没时，世界上其他的无数个地方的人们正享受着幸福的恩赐，正沉浸于喜悦之中，而从不像我们这样？而当我关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放纵和罪过时，我却惊讶地看到它们既温柔又随和。有的人头上落了一块冰雹，就以为整个半球都处在狂风暴雨中。愚笨又秃顶的萨瓦人说，如果那位头脑简单的法国国王能够熟练地管理国库中的财富，就能很好地胜任他主人的管家一职了。萨瓦人有限的想象力使得他难以想象出有什么人能够比他的主人更加伟大，而我们所有人都会不知不觉地犯类似的错误，而这样的错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和巨大的偏见。但无论是谁，只有让他像看摆在面前的桌子上的照片一样，真切地看到宇宙的大自然母亲身着最华丽的礼服，坐在她雄伟的王座上的形象；从她的脸上读出世界整体不断地千变万化，并缘此观察到不仅仅是我们本身，就连整个王国都不是一个完美的圆，而只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微小的圆点时，我们才能根据事物的大小和比例来判断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精确的点，或者我们是否身处正确的位置，这个伟大的宇宙（其中一个属性物种下面可以衍生出成倍增长的不同种类）是一面我们必须照的镜子。总而言之，我会让我的学生以这个世界的构架为他们的教科书。各式各样的性情、宗教、看法、观点、法律和习俗，教会我们正确地判断自己，并指导我们的判断力去承认自身的不完美和天生的弱点，这可绝非易事。见惯了国家的革命、王室的衰微、公众命运的转变，会让我们学会不去奢望奇迹降临在我们身上。众多名字、胜利和征服都被遗忘掩埋，让我们想通过抓住十个骑兵或攻下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小村庄而名垂青史的愿望，变得尤其可笑。我们对怪异但华美的外观、宫廷的庄严和雄伟感到自豪，这些都能证明和肯定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毫无畏惧地接受故意的冒犯或如雷鸣般的掌声，而不眨一下眼睛。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之前就长眠于地下，这激励我们不再焦虑或害怕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找寻良师益友，如此等。（毕达哥拉斯说过）我们的人生正如一场场面盛大而参加人数众多的奥运盛会，其中一些人赢得了奖牌和荣耀，也锻炼了他们的身体；而另一些人，只为了钱，把商品带到那儿去卖；剩下的人（并非最差的人）则只是旁观每件事的原因和结果，而不参与任何事。通过观察别人的生活和行为，他们也许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并指引自己向前。所有最有益的哲学观点都可以适用于以上的例子。哲学应是人类行为的奠基石，应该用哲学来约束人类。它也许会告诉我们，
你可以许什么样的愿望，辛勤工作换来什么收益，
朋友和国家有什么要求，上帝要把你变成什么样，
把你放在人群中的哪里，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在这里的生活如此无聊。
何为知之，何为不知（即学习的范围），何为勇猛，何为节制以及正义；抱负和贪婪、束缚和自由、臣服于自主之间有何区别，借此让人可以辨别何为真正的、绝对的满足，和知道当面对死亡、悲伤和羞耻时应该展现出多少痛苦而不为过。
劳工们该如何去屈从，以及忍受日复一日的鞭打。
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源泉，什么是我们不断运动的原因。因为在我看来，对孩子们上的第一课，应该教授那些能够约束他的习性和引导他的感官的东西，这样可以既教会他去认识自我，又能让他知道他应该为何而活，及为何而死。从各个自由学科之中，让我们从能让我们真正自由的学起。的确，所有这些学科能从一定程度上替代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导。我们应该运用它们，正如为达到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而运用一切其他事物一样。但我们应该慎重选择一门最直接、最中肯的学科为我们服务。如果我们能限制我们生活的附属物于正确的位置和自然的极限内，并让其适应这种状况，我们就能发现那些学科运用中最好的部分，并不在我们的行为习惯之中，虽然它们也有大用处，还含一些范围广、内涵深的有益知识，但我们最好还是将其抛弃在一旁，根据苏格拉底的教诲，把我们的学习限制在对我们有切身利益的领域。
要勇于成为智者：快点开始让自己变强，
迟迟不敢行动的人，就像愚昧地期待着
河水流干了以后再过河的人，而那河水
不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是不可能干的。
这仅仅是直率地教育我们的孩子，
双鱼座会移动，狮子座散发着热情的光亮，
摩羯座沐浴在西方的星河之中。
关于星座的知识和第八行星的运动，在他连自己的星座都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就算是七大行星，又或者牧夫座，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阿那克西明尼在信中对毕达哥拉斯说：“不断地有死亡和奴役出现在我的眼前，叫我如何有心情沉浸于探索星座谜面的乐趣中？”因为正在那时，波斯的国王正在准备与他的国家开战。而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说：“野心、贪婪、鲁莽和迷信会将我们打败，更何况生命中还有其他需要担心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和学习宇宙的运动和变化？”一旦被教会适合他的、能使他变得更优秀和聪明的方法之后，他便会乐于学习逻辑学、自然哲学、几何学和修辞学。然后他便建立起了他的判断能力，痴迷于某一学科，并在短时间内在这一领域登峰造极。教学有时可以通过口述，有时可以通过阅读书本，导师可以根据教学的目的和动机，时不时地让他读同一个作者的作品，有时要告诉他已经熟悉的作品中的精髓和主旨。若仅凭他自己的能力无法完全了解书中的内容，那么找出书中能够对其产生影响的著名论述，对他来说也许会相对容易一些。指派一些博学的人陪伴在他的身边，在任何他有需要的时候给予他最需要的东西，这样做有百利却无一害，最终他将使这些东西发挥最大的作用。谁会怀疑这种教学方式不比加扎的更简单和自然呢？加扎在授课时讲的都是佶屈聱牙、艰深晦涩的箴言，以及毫无根据、丝毫无关的话语，只有一小部分能被学生接受，丝毫起不到启发智慧的作用。相比之下，按照我说的方法培养人才，很快就能硕果累累。然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最有智慧和理解力最强的人，也认为哲学只不过是个无意义的、虚幻的名称，不论从专业性的鉴定角度还是从其影响的角度看，它都既无大用也无价值，这是个值得让人深思的问题。我认为是诡辩术造成了这一切，它们先发制人堵住了哲学发展的各条道路。它们不怀好意地将哲学描绘成一副满脸皱纹、皱着眉头的脸孔，使孩子们觉得哲学遥不可及；谁给哲学戴上了一张苍白丑陋的面具？没有什么比哲学更美丽，没有什么比哲学更讨人欢喜，没有什么比哲学更能让人愉快，我甚至可以说也没有什么比哲学更能让人肆无忌惮地喜欢。因为哲学不对你进行说教，只让你运动和消遣。在它的领域里没有哀伤，也没有意志消沉。语法学家德米特里在德尔福斯神殿看到一群坐在一起的哲学家，便上前问他们：“不知是因为我眼花，还是因为你们愉快的样子太过真切，难道你们不是在与你们的自我进行着一场严肃郑重的辩论？”听他如此提问，其中的一位哲学家麦加拉学派的赫拉克利翁回答道：“只有那些忙于研究动词的将来时态是否需要双写，或者研究一个词的词源、比较级或最高级的人，才会在探讨他们的学科时发怒或焦躁。而哲学的讨论常常让其研究者觉得其乐无穷，而不是使他徒生烦恼。”
你也许会感觉到心灵上的折磨，
藏于病体之中，但也能发现心灵的快乐，
因为它们都从脸上体现出来。
怀有哲学的心灵，可通过心灵的健康来促进身体的健康。它将把心灵的满足打磨至发亮并显露在外，按照自己的模子来打磨和塑造所有外在的行为举止。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拥有这样心灵的人雍容华贵、活泼勇敢，言行举止得体，面容充满欢乐。拥有真正智慧最明显的象征就是始终如一地保持快乐，境界就像月球上的所有物体，永远清晰透彻、一直发光发亮。是传统逻辑学让那些追随者变得精神空虚，而不是哲学。他们难道不是只靠耳朵来学习哲学吗？难道不是哲学平息了人们内心的风暴吗？难道不是哲学教会了身处灾难、饥荒和疾病中的人们怎样去微笑吗？但它并不是通过想象中的天文学来达到这一切，而是通过自然而明显的推理。除了美德，她不推崇任何事物，那是她唯一的追求。而美德并不像学校里教授的那样，处于人类难以触及、高高在上的山巅，因为恰恰相反，那些有接触过美德的人都证实它位于欣欣向荣的平原上，从那儿的瞭望塔上，它能够洞悉一切。为了向它效忠，任何一个只要知道路和入口的能人，都会奔向它的宫殿。因为通向它的道路生机勃勃、绿草茵茵，空气中弥散着甜蜜的花香，路途平坦、轻松，丝毫不会让人感到疲乏，就像通往天堂的道路。美德威严地坐于雄伟的王座之上，她心地善良、美丽动人、含情脉脉且勇气可嘉，她与尖刻严厉、禁欲苦行、恐惧害怕以及强制逼迫水火不容；她以天性为指导，与运气和快乐为伴。但由于他们鲜与美德有过接触，便根据自身的弱点来想象勾画她的特质，把她的形象描绘得愚蠢、悲伤、严酷、挑剔、乖戾、恐怖、轻蔑，把她的面孔描绘得丑陋恐怖，把她置于不毛沙漠中陡峭、崎岖、人迹罕至的峭壁之上，周围有乌鸦和昆虫骇人的叫声，以此来恐吓大众。而导师要知道，他不仅仅设法让学生从思想上敬畏、尊崇美德，而且还要，甚至更要让他们敬畏、尊崇爱情，要告诉他们，诗人总是遵循普遍的性情，将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要让他们清楚地觉察到，相对于通往雅典娜书橱的道路，诸神更愿意将劳力和汗水洒落在通向维纳斯房间的道路上。
当孩子开始觉察到他的知识能够让他拥有切合实际的自我认识的时候，把布拉达曼或安格莉卡当作情人介绍给他，一个美得自然、活泼、大方、纯情，并非丑陋或高大，但又无忧无虑且充满活力，另一个美得温柔、敏感、俏丽；一个身着年轻男性的衣服，头戴闪光的头盔，另一个穿着打扮就像个无理的妓女，头戴珍珠装饰的无边软帽。如果他的选择不是佛里吉亚那位略带女人味的羊倌的话，那么他毫无疑问地会认为他的爱情充满阳刚之气。对他来说这是新的一课，让他知道奖赏、荣耀和真正美德的高贵，存在于练习的能力、受益和快乐——远没有那么困难，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头脑简单或充满智慧，都能一学即会。谨慎节制而不强迫，是使他获得美德的手段。苏格拉底（美德最宠爱的人）放弃了所有强迫的手段，在通往美德的路上一路愉悦、自然、自愿且郑重地获得她。她就像全人类所有快乐的保姆和母亲一样，让它们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同时也让它变得真实且率直。通过节制快乐，她使它们精神振奋、生气勃勃。如果她拒绝节制或去掉多余的快乐，就会让我们对其余的快乐更有兴趣；如果给我们本性所需的所有快乐，就使我们能够尽情享受如母亲一般的关怀，直至心满意足，直至心生厌倦，除非我们能偶然提及规矩和控制，它让嗜酒者未饮先醉，贪食者未食即饱，淫邪者未图即止，但它们是快乐的死敌。如果美德没有通常的好运气，那么她便干脆避开它、忽视它，或者构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命运，而不再转瞬即逝或摇摇晃晃。她知道如何成为富人、强者和智者，如何睡在香熏过的床上。她热爱生活，为美丽、荣耀和健康而欣喜。但她具有固定的和特别的使命，其一是知道如何有节制地使用这些财富，其二是知道如何应对时常失去它们。与其说这使命艰难，不如说它高尚，没有它，生命的所有进程都变得不自然、骚动且畸形，那么人们就会遇上暗礁、荆棘和丑陋的怪物。如果这个学生一反常态地喜欢听导师说奇闻逸事，胜过一次愉快的旅行经历，或值得注意的或明智的劝告；或他的伙伴们在听到战鼓和军号的声音而热血沸腾时，他却转身去看街头艺人的把戏或其他无聊耗时的运动；如果他觉得汗流浃背地从战斗、摔跤或驯马中成功归来没什么意思，更希望在网球场、舞蹈学校或其他类似地方赢得奖励或荣誉……那么对这样一个学生，我认为最好的纠正办法就是把他发配到底层、小镇或类似的地方工作，哪怕他是公爵的儿子。因为根据柏拉图的法则：“孩子将来在社会上的职位，不应该根据他父亲的财产多少而定，而是应该靠他自己的本事。”既然哲学教会我们如何生活，不管是少年时期还是其他年龄段，都能直截了当地从中受益，那么为什么不将它传授给年轻的学生呢？
他的模子既湿润又柔软，必须在转轮还在轻快地旋转时，
对它反复塑造，直至成型。
人生接近结束的时候，我们才学会如何生活。许多学生在还没有读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节制的专著之前，就染上了令人厌恶且深至骨髓的疾病。西塞罗常说：“就算他能有两次生命，他也绝不会花时间去学习抒情的作品。”而我发现那些诡辩者比想象中更加不堪和无用。我们的孩子要投身于更伟大的事业，他生命的前十五年或十六年都必须接受教育，而剩下的生命则用于行动。时间是如此的短暂，所以我们要让他们学习必需的东西。教学生纷繁复杂的诡辩论是错误的，应该把它从逻辑学中删除，因为它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丝毫改善。应该知道如何去选择哲学论述，并适当地利用它们，它们比薄伽丘的故事更容易被接受。从吃奶时起，孩子就有接受它们的能力，这比读书或写字更容易。哲学既有适合老者的论述，也有适合孩子的观点。我同意普鲁塔克的观点，他觉得亚里士多德在教导他的首席弟子时，不太注重构架演绎推理或几何原理，而更热衷于教他有关英勇、强大、宽容、节制以及对任何事物都无畏无惧的戒律。当把这一切都传授给他之后，亚里士多德就派当时依然十分年轻的他去征服世界，而只给他三万步兵、四千骑兵，以及四万两千枚钱币。普鲁塔克说，对于其他学术和科学，亚历山大也怀有深深的敬重，并赞扬它们很优秀、很高雅，但是依他的兴趣，他不会轻易对它们产生实践的愿望。
少年或老人，请您从您的脑中（的学识中）
选择值得信赖的东西，以备风烛残年时的需要。
伊壁鸠鲁在写给迈尼瑟斯的信中开头便写道：“希望孩子们不逃避哲学，而老者不厌倦哲学。换句话说，没有机会快乐地生活，要么是因为时候未到，要么就是已经错过了。”然而，我不希望你的孩子被囚禁，也不愿将他交给一个喜怒无常或郁郁寡欢的导师教导。我当然更不愿他因为受苦受累，而使正开始发育的心灵受到腐蚀，每天像苦力一样学习十四五个小时。如果他性格孤僻或忧郁，过分埋头苦读，而人们明知这样对他不好还姑息迁就，我也认为这样不太合适，因为这样常常会使孩子对社交和更好的消遣活动不感兴趣。我见过太多人，因为过分贪求知识，结果变得愚笨不堪。卡涅阿德斯深陷书海不能自拔，或者说他在书海中迷失，以至于他连剃头发和剪指甲都无暇顾及。我也不会让别人的野蛮和粗鲁影响到他高贵的习惯。法国人的智慧启蒙早，但多数都不能持久，这在很久以前便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上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觉得法国的孩子们是最优秀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因为他们一旦成年，就变得不再出类拔萃。一些博学的贤人认为，正是因为人们把孩子送进（为数众多的）学院，才让他们变得愚笨。然而反观我们培养的学生，不论是在陈列柜旁、花园里还是在桌子旁、床上，不论是孤身一人还是有人相伴，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们每时每刻地都在学习，哪里也都可以成为他们学习的场所。而哲学（作为判断的基础、习俗的模范）将会成为他的主要课程，它将有权每时每刻、无所不在地介入他的生活当中。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曾经在宴会上被要求对他的演讲艺术做一次陈述，当时在场者都觉得他言之有理，他说道：“现在的时机不适合做我最擅长的事，所以我不会这么做。因为在一群本应在一起狂欢或庆祝的人面前进行演讲或修辞学的辩论，与身处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其他所有的学科也都不适合在宴会上进行讨论。但所有的智者都认为为了顾及言谈的礼貌，不应该在宴会或运动场上舍弃哲学，尤其是其中涉及为人处世以及人的职责和义务的部分。柏拉图曾经邀请她到他的私人宴会上，我们可以看出她是如何用她多变的举止来娱乐大家，适宜地融入现场的气氛之中，哪怕她是最高贵、最有益的哲学论述。
哲学对穷人和富人都有益处，与之相同，
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如果冒犯了哲学都将被鄙视。
所以毫无疑问，他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无所事事。就像行走在画廊中，即使走的路是计划的两倍，我们也不会感到疲倦一样。我们的课程完全融入于生活，遇到什么就讲什么，没有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彻底了解。所有的运动和练习都是他学习的一部分，包括跑步、摔跤、音乐、舞蹈、狩猎、操枪、驭马等。我会将他外在的行为举止和内在的个人心性，与他的思维塑造成为一体。因为我们不是仅仅塑造一个思维或一副躯体，而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将它们分开。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而应该公平对待，就像两匹套在一副笼头的马一样。听到他这样说，证明他并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身体的锻炼上，而是认为思维的锻炼同样重要。此外，这样的教学应该刚柔并济，而不是按一些人的做法，将他们的孩子置于书海中不管不顾，这样做只会让他觉得读书是件十分恐怖且残酷的事。就让我把所有的暴力和强制的做法都去除。在我眼里，再没有任何事能像这样的做法一样，使温和的孩子们晕头转向、智力衰退了。如果你要让你的孩子害怕羞耻和惩罚，就不要让他习惯它们。要耐心地教导他们忍耐汗水和寒冷，不惧狂风和炎热，藐视一切危险。把他身边良好的服装、床铺、食物和饮料都拿走，要让他对什么环境都能适应，这样他不会变成一个白净柔弱的男孩，而会成为一个强壮有活力的男孩。不管是在我儿童的时候，还是现在年老的时候，我始终这样觉得。但在其他方面，我永远不能认同我们大多数学校的处罚方式。如果他们稍微温柔宽容一点，那么也许对孩子的伤害会小一点。学校是有魅力的孩子们的监狱，当孩子们还没有变得放荡淫乱时就随意地对他们进行惩罚。在他们上课的学校，你只能听到鞭打和吵架的声音，学生们备受折磨，而老师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孩子们是如此的脆弱和害怕，而老师却为了激发他们读书的欲望，板着脸孔手握木棒。噢，这是多么恶劣而有害的教育方式啊！就此问题我们可引用昆体良的著名言论，导师专横的权威，比如用木棒体罚学生，会带来危险的后果。我们本应在他们的学校教室内看到满地的树枝和花朵，而不是带有血迹的木棒。如果依我所想，我会按照思博西普斯所做的，在教室里挂上欢乐女神，以及女神弗洛拉和格蕾丝的画像。教室是他们收获的地方，同时也应该是他们娱乐的地方。对孩子们的胃健康的肉类应该被涂上蜜糖，而那些有害的应该被涂上苦味。令人惊奇的是，柏拉图在构架他的法律时，对他所在的城市中年轻人消遣、打发时间的活动观察得细致入微，对他们的训练、运动、歌唱、跳跃和舞蹈都做了扩展论述。对此，他说道，这些活动是由神来领导和支持的，比如阿波罗、缪斯和密涅瓦。当谈到身体和思维的锻炼时，他口若悬河，引用了一千多条箴言。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就没有达到如此程度，好像特别称赞诗歌，只是因为它的韵律。我们习惯和举止中的所有古怪特性，都应该避免，因为它们是社交的大忌。亚历山大的总管得摩丰，在阴影下流汗，在烈日下颤抖，谁看见这样独特的体质而不会感到惊讶呢？有的人觉得闻到苹果的味道比被火枪射击更令人惊恐，有的人看见老鼠就感觉心惊肉跳，有的人看到一团奶油就想吐，有的人害怕看到别人拍打羽毛床垫，正如日耳曼库斯不能忍受看到公鸡，或者听到它打鸣。这里也许隐藏着一些自然属性，在我看来如果处理得及时，这些怪癖是可以轻易克服的。教育就使我发生了改变（我必须承认我经历了巨大的艰辛），比如，除了啤酒之外，我吃什么都津津有味。当身体尚未成形时，应该让他适应各种习俗和习惯。（假如能控制他的欲望和意愿，）应大胆地让年轻人适应在各个国家生活，与各种人交往。如果有需要的话，甚至可以让他过一过昼夜颠倒、纵欲无度的生活。让他自己熟悉各种习俗。他应该有能力做任何事，而不是只爱做那些值得称赞的事。一些严厉的哲学家不赞同，甚至指责卡利斯提尼斯，仅仅因为他不愿与自己效忠的君主一起豪饮，而失去了他的主人亚历山大的宠爱。我们的孩子要与君王一起说笑、闲混，甚至一起堕落。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我也希望他能比他所有的伙伴在精力和毅力上略胜一筹。当他停止做邪恶的事，不是因为他缺乏力量或知识，而只是他缺少做的意愿。“不想做坏事和没有能力做坏事之间，有巨大的不同。”我想对一位绅士表示尊敬（作为一名有规矩的法国人，他与身边放荡骚动的人们格格不入），因为当我问他在派往德国期间，面对善饮的德国人，曾经几次为了我们国王的利益，出于公务需要而酩酊大醉时，他回答与德国人打了个平手，醉过三次，并告诉我每次的时间和喝醉的方式。我认识一些人，就应该十分需要这种本事，因为每当他们有机会与德国人打交道时都困难重重。我常常十分钦佩亚西比德的卓越天性，他能轻松地让自己适应好几种不同的习俗和习惯，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有时比波斯人还要奢靡，有时比斯巴达人还要严厉、节俭；在斯巴达时他布衣蔬食，在爱奥尼亚时则奢侈淫逸。
在智者阿丽思蒂普的眼中，
所有的颜色、国家、事物都是适宜的。
我要把我的学生培养成他那样，
我赞叹那些无论身上的衣服好坏都能应付自如的人。
也许身上的衣服并不合身，但身心健康才是关键。
这是我的经验，如果你将它付诸实践，那么你会比那些只知晓而不行动的人收获更多。如果你看到这条经验，那么请采纳它；如果你听到别人说起它，那么请你留意。有人在与柏拉图的对话中说，“但愿哲学不需要学很多东西，也不是艺术的演练”。“如何过良好的生活是所有艺术种类中最重要的一种，它通过生活而逐渐获得，而不是学习或写作。”弗里阿斯的君主利奥问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专攻哪一学科，后者回答：“我既不专攻艺术，也非科学；但我是一个哲学家。”一些人指责戴奥真尼斯是一个愚昧的人却不自知，还去干预哲学，对此他这样回答：“正是因为愚昧，我才有更大的决心去干预它。”赫格西亚斯曾经请他为自己读一本书，他回答道：“您真有趣，既然您会选择纯天然的、无上色无添加的无花果，为什么不选择真实而天然的书籍呢？”孩子学习知识不只是为了记住知识本身，而更大程度就在于能付诸行动，他应在行动中反复练习所学的知识。我们必须观察他的计划是否明智，行为是否正直、谦虚、公正，谈吐是否优雅、有见地，面对疾病是否勇敢，运动中是否能自控，消遣时是否有节制，住处是否井然有序，以及对于食物和饮料的口味是否讲究，不论是肉、鱼、酒还是水。“一些人把学问当作生活的法则，而不是炫耀知识的手段。那么他会遵守自己的法则，做该做的事。”
我们的人生是一面真实的镜子，反射出我们的理论。当被人问及为什么斯巴达人不把勇气训令记录在书本上，好让年轻人阅读时，泽克斯达姆斯的回答是“因为他们希望年轻人惯于身体力行，而不是读书写作”。等到孩子们十五六岁的时候，把他与那些学院里只会炫耀拉丁文的孩子相比，你会发现那些孩子只学会了如何说话。世界上尽是废话连篇喋喋不休的人，我还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能够惜字如金，尽管我们大半辈子也浪费在其中。我们花费了四五年时间来学习基本的词汇，然后把它们串成句子；又花同样长的时间学会如何写长篇文章，并把它分成均匀的四五个段落；至少还需要五年时间，我们才能知道如何简洁地将它们交叉组合在一起，呈现出微妙连贯的形态用于诡辩之中。还是让我们把它交给仅以此为职业的人来做吧。曾经在去奥尔良途中靠近克利里的平原上，碰巧邂逅了两位向波尔多赶路的文学院教授，他们之间有五十步的距离。在他们身后的不远处，有一队人马，骑行在最前端的是他们的主人、已故的洛西斯富科伯爵。我的一位仆人上前询问第一位教授他后面的那位绅士是谁，我的仆人意指是他的同事，而那位教授似乎因为没有看到后面还有一队伯爵的人马，便打趣地回答：“他才不是什么绅士，他只是个语法学家，而我是一位逻辑学家。”然而与之恰恰相反，我们要培养的不是一位语法学家，也不是一位逻辑学家，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位有造诣的绅士——让那些学者去浪费他们的时光吧，我们有别的重要事情要做。所以我们的学生将学到足够多的知识，这能让他妙语连珠；如果他是沉默的人，至少那些话语会储存在他的脑海里。我听到一些人用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来为自己辩解，造成满腹经纶只因缺乏口才而无法说出或展示的表象。这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知道对此我是怎么看的吗？那是因为他们还在酝酿虚幻的、不切实际的想象，甚至他们自己都无法区分或分析他们；他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所以自然无法表达。如果你的观察细致入微，当他们艰难且结结巴巴地表达出他们的观点时，你就能发现他们的观点十分幼稚，就像不足月的婴儿用舌头探索得出的结论。至于我，我支持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脑海中有清晰的、充满活力的想象的人，一定能够轻松地把脑子所想表达出来，哪怕他说的是贝加莫土话或威尔士语——即使他是聋哑人，也能够用手语或身体语言。
如果对讨论的问题颇有见解，我们必定能滔滔不绝。
有人在他的散文中提到：“如果物质具有意识，那么它一定会追寻自己的话语。”又如有人说：“事物本身会抓住和携带话语。”我们的孩子不必知道离格、连词、名词，也不用懂语法；他的仆人以及集市上买牡蛎的大妈也一样对那一窍不通。但如果你想和他们交谈，你会发现他们能说会道，语法的使用得心应手，可与法国最好的语言学家相媲美。我们的孩子可以不必懂得修辞学，也可以不必知道在演讲进入正题前说个前言，以此吸引善意而温和的读者，他也不用知道这些东西。真实的世界里，过于艳丽的装饰容易在朴实无华的事实面前黯然失色。因为这些精致而古怪的装饰只能愉悦那些庸俗的人，那些人不喜欢也没有能力消化真正纯粹而坚实的东西，正如科尼利厄斯·塔西佗笔下的阿法尔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萨摩斯岛的使者为前来觐见斯巴达王克莱奥梅尼而准备了一篇冗长的演讲，意图鼓动他起兵加入反抗暴君波利克拉塔斯的队伍。然而在认真地听完他们的演讲后，克菜奥梅尼回答：“您演讲的开头我已经忘却了；中间部分我也不记得了；至于结尾部分我完全没有要做的意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仅适合、甚至非常精彩的回答，它将这些演说家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使他们无所适从。另一个例子是怎么说的呢？雅典人要从两位精巧的建筑师中，选出一位来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其中的一位装模作样且行事冒昧，他在所有人面前进行了一次顺利的演讲，谈论他对这次项目的看法，以便多争取群众对他的支持。而另外一位建筑师只说了以下几个字：“雅典的贵族们，前面那位建筑师说的正是我要做的。”西塞罗最伟大的天赋便是他的口才，许多人对此钦佩不已，但加图对此却付之一笑，他说：“他难道不就只是个可笑的执政官吗？”一个机智巧妙的论点，和一句充满智慧的话语，不管是先说还是后说，总是适宜的。如果它既不与前面所说相连贯，也不与后面的内容有关系，那么这句话本身也是好的、值得称赞的。一些人认为好的韵律能成就好的诗句，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孩子的想法既独特又优秀，他的智慧和判断力很好地发挥了作用，那么就让他（如果他想）把一个音节加长好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会说他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虽然不是一个优秀的韵文作者。
即使一个人的感官能够细致入微，创作一首诗歌也是很难的。
（贺拉斯说）应该让诗人把作品中所有的接缝和韵律都去掉。
重置节奏和语气，将第一个词移到最后，
最后一个词移到最前边，使其焕然一新；
然后发现散开的诗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将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将成为美丽诗句的一分子。米南德答应创作一部喜剧，可交稿日期渐渐临近，他却依然没有开始动笔。人们以此指责他，他却回答说：“我早已成竹在胸，现在万事俱备，只差在剧本里加入韵文了。”因为他早已在心中想好了情节的安排和分配，剩下的如韵文的音节、音步和韵律，都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自伟大的龙沙以及博学的贝莱让法国诗歌上升到享誉盛名的高度之后，没有一个民谣作者或学习韵文的学生不模仿他们那浮夸的文风。“声音洪亮，但内容空虚，毫无价值。”对那些庸人来说，文坛从未出现过如此多的诗人。但真正优秀的却是凤毛麟角，虽然他们轻易地掌握了如何表现格律，但在模仿龙沙细致的描绘和贝莱独特的创见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如果有人用三段论的诡辩法迷惑我们的孩子时，他该怎么办呢？比如“腌猪腿让人想喝水，喝水能解渴，因此，腌猪腿能解渴”。那就让他被嘲笑吧，被嘲笑总比回应这样一段言论来得机智。他应该借鉴亚里斯提普那句反击诡辩术的俏皮话：“既然被捆绑着让我十分难受，为什么不解开呢？”有人建议用逻辑学本质来应对克莱安西斯，克里希波斯则对那些人说：“让他和孩子们玩他那套糊弄人的把戏去吧，一个成年人的思维不应该考虑如此无聊的事情。”如果那些愚蠢的诡计，“那些错综复杂而又布满圈套的诡辩”，是要让人相信谎言的话，它是危险的；但如果它不能起任何作用，只能让我们的孩子付之一笑，我看不出为什么他需要对其有所防备。一些人十分愚蠢，为了寻找一个少见的新词而误入歧途。“或者他们不是根据内容寻找词汇，而是取内容于千里之外来配合词汇的意思。”还有一些人，“受他们喜欢的词的诱惑，而去写他们本不想写的内容。”我宁愿改变一句机智的名言警句使它能够为我所用，也不愿改变我的思路去迎合它。与之相反，词汇应该紧跟内容，为内容服务，而不是改变内容来照顾词汇，如果法语里无法找到合适的词，那就在加斯科尼语或其他语言里找。我希望内容高于一切，学生听完以后脑子充满想象，这样他会忘记所有的词汇。无论是在书本中，还是从别人口中说出，我都喜欢自然、简单、不矫揉造作的语言，简明扼要、内容充实、强而有力的语言，而不是精雕细刻、无病呻吟的语言。
恰到好处、掷地有声，能够给人以震慑的文字才是好文字。
与其单调乏味、空无感情、杂乱无章、鲁莽冒失，还不如虽然难懂，但每个字都实实在在；那不是学究式的、僧侣式的，也不是律师式的语言，而是士兵式的语言，正如苏埃托尼乌斯称尤里乌斯·恺撒的语言是士兵式的语言一样，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称谓。我有时通过模仿年轻一辈狂放不羁的穿着来取悦自己，漫不经心地将披风搭在一边肩膀上，大衣斜披着，袜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腿上。这样的奇装异服代表了目空一切的气度和对艺术漫不经心的态度。但我觉得将它应用到语言形式中会更值得赞赏。对于侍臣来说，任何形式的装模作样都是不讨人喜欢的，尤其是关于快乐和自由方面。而在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每一位绅士都必须按照侍臣的仪态举止来训练自己。因此我们稍微倾向于天然、随意的行为举止是完全正确的。我不喜欢那些接缝和断片能看得一清二楚的织物，正如一副漂亮的躯体不应让人一眼看清骨头和血管。“真话应该简明扼要，毫不矫揉造作。说话小心翼翼的人，难道不会很不适宜吗？”雄辩术有损于事物，然而正是这一点吸引我们注意到它。用特殊的、不常见的奇装异服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这是胆怯的征兆；与此相同，在正常的语言中追求新奇的短语和鲜为人知的词汇，也是出于迂腐而幼稚的目的。愿我只用巴黎菜市场里使用的语言。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就不屑于此道，他模仿伊壁鸠鲁，在用词上十分简单，在他神剧艺术创作的后期，剧本里几乎所有的话语都是浅显易懂的。因为模仿一个人说话并不难，所以不久之后大众都能跟上。然而，模仿一个人的判断和创新就没那么简单了。众多读者以为，因为他们找到了同样的长袍，就错误地认为他们拥有同样的身体。外表的衣服和斗篷可以借，但是肌肉和力量是借不来的。大部分与我交谈的人，说话的风格都与我的《随笔集》相似，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心里也是这么想。（据柏拉图证实）雅典人十分重视演讲的流畅和口才；斯巴达人注重简明扼要；而克里特人重视丰富的内涵超过语言本身，这些才是最重要的。齐诺常说：“我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语史学家，对学习知识保持好奇，因为那才是他的最爱；另一类是美丽词汇的爱好者，他们除了语言本身什么也不尊重。”但没有人能说能言善辩的人是不礼貌仁慈的或是不值得称赞的，只是相对于行动派的人来说没那么优秀罢了。而我伤心地看到我们是如何花费一辈子中大部分的时间，却仅仅只学会说话这一件事。首先我要把自己本国的语言学好，然后还要学习最常互通贸易的邻国的语言。我们必须学会希腊语和拉丁语，因为那是对一位绅士来说最好的装饰，但学会它们的代价太大。我会告诉那些正在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一种更好、代价更小、耗时更短的方法，这个方法已经被亲自验证过了。先父当年曾尽一切努力、通过各种手段，从最具智慧和理解力的人当中，寻找最细致、最完备的教育方式，并对其不便之处做了审慎的反思。借此得知，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年轻人，需要花费太多时间来学习罗马人和希腊人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学会的语言，是我们不能达到像他们那样精湛技巧和渊博知识的唯一原因。我不相信这是唯一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我先父找到的权宜之计是，在我还在襁褓之中且尚未开口说话之前，将我交给一个完全不懂法语但却精通拉丁语的德国人（此人后来成为一位法国医术最精湛的名医，并客死法国）。我先父特意花了大代价将其请来，成天把我抱在怀里，成为唯一的一位全天候的监护人。还有两个学问稍不及他的人与他一道，他们的任务是照顾我，以及时不时地陪我玩耍，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只能对我说拉丁语。同时，对于其他家庭成员来说也有一条不可违背的规矩，那就是无论是我父亲本人，还是我的母亲、仆人、侍女，都不允许和我说我们国家的语言，他们只能用他们知道的为数不多的拉丁语跟我聊天或逗我玩。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匪浅。不仅我的父母因此能够听懂拉丁语，而且甚至连家里的佣人都是这样，而正是由于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因此这对我的学习来说意义重大。简而言之，我们之间所有的谈话都是用拉丁语，就连我们周围的几个小镇也加入了说拉丁语的行列，因此甚至直至今日，许多工匠和工具的拉丁语名字还在他们之间使用。对于我而言，我在六岁的时候，懂得的法语或佩利格尔方言并不比阿拉伯语多，于是我在不依靠技巧、书本、规则、语法，没有被鞭打，不需要掉眼泪的情况下，学会了跟我的导师一般纯熟的拉丁语，只因为我不可能将它与其他语言混淆在一起。如果一篇散文他们会先给我一个主题，但通常学院的做法是给学生一篇法语散文，让他们译成拉丁文，而给我的却是一篇充满语病的拉丁文，让我改成地道的拉丁文。著有《论罗马人民集会》的尼古拉斯·格鲁奇、评述亚里士多德的威廉·格恩特、著名的苏格兰诗人乔治·布坎南，和在法国和意大利（生活过）被公认为最优秀的演说家的马克·安托尼·米雷，都曾是我熟悉的导师，他们经常告诉我，在我还年幼时我的拉丁语就十分娴熟、精确，以至于他们都有点害怕跟我交谈。后来遇见布坎南先生时，他正追随布里萨克伯爵马歇尔先生，他告诉我，他正要撰写一部关于儿童教育的专著，而在专著中要以我为例子和榜样。那时，他受命教育年轻的布里萨克伯爵厄尔——他后来被证实成了一位可敬的、勇敢的首领。至于希腊语，我仅仅知道一点点。我的父亲意图通过人为的方式让我学会希腊语，但却是用新的、背离传统的方法，即消遣和训练相结合的方法。我们把词汇的变格和结合扔来扔去，就像一些人通过某种特定的桌上游戏来学习数学和几何一样。因为有人特地劝说我的父亲，相对其他的事情，不能靠强迫我的意愿来教我体验和理解责任和科学，要让我自己做出选择，要让我在没有强人所难和疾言厉色，只有和风细雨和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成长。一些人认为以粗暴的方式惊醒或使处于深度睡眠（他们的睡眠比我们成年人更深，睡得更熟）中的少年受到突然的惊吓，会使他们的大脑产生巨大的骚乱和病变。我的父亲相信了这种迷信的说法，所以他每天早上会用乐器的声音将我唤醒，我身边从未缺少过会弹奏乐器的仆人。这一例子足够为其余的举措提供判断的依据，而且应该称赞一位如此小心翼翼和充满爱心的父亲所做出的正确判断和温柔宠爱。倘若尽管做了如此细致入微的耕耘，然而得到的成果却与之不匹配，那么就不能责怪他了。有两个阻碍因素，首先是土壤太过贫瘠，不够适合：尽管我身体健康且足够强壮，生性温顺随和，但我太过笨重，行动迟缓，思维迟钝，以至于（除了叫我出去玩之外）人们不能使我摆脱无所事事的状态。我看事物，总是看得一清二楚；在这沉重的、懒惰的性格下，我有着超越我年龄的大胆想法和意见。我的精神行动缓慢，别人引领我多远，它才能前进多远；我的理解力受到阻碍，且缺乏创造力；除此之外，我的记忆力差得令人难以置信……也难怪我的父亲无法将我培养成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尽善尽美的人了。其次，我父亲十分担心自己如此上心的事情会出现任何闪失，正如那些身患重病、强烈渴望恢复健康的人一样，我的父亲有点“病急乱投医”，盲目听从所有的劝告，最后也就随了大流。当那些从意大利来的、给予他启蒙教育的人离开他身边之后，他也就只好屈服于习惯，在我六岁的时候就将我送到吉耶纳学院——当时在法国发展得繁荣昌盛且享誉盛名的学院。在那里他仍然费尽周折为我提供额外的照顾，为我挑选了能找到的最好且最博学的导师，对我其他方面的教育也非常关心，这样做有违学院通常的习惯，但他也让他们为我保留了下来。可是那毕竟是学院，由于停止练习，我的拉丁语每况愈下，最终我就再也不说拉丁语了。这种新式的教育方法仅仅在我刚进入学院时派上一次用场，让我能跳过低年级直接就读高级班了。当我十三岁离开学院时，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哲学课程（他们这样称），但受益少之又少，对我现在的生活毫无用处。我第一次品尝到阅读书本的乐趣是源于阅读奥维德的《变化》。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完全沉醉于阅读这本书，而对所有其他的趣事视而不见。更何况那本书是用我的母语写的，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书，而且书中的内容也是最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在别的孩子津津有味地读着那些既浪费时间又缺乏智慧的拙劣作品，如《亚瑟王》《湖中的朗斯洛》《阿玛迪斯》以及《波尔多的于翁》时，我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直至今日我也不知道它们的主题和内容，因为我对书的挑选是十分严格的。因此，我在学习其他规定课程时变得更加的无精打采。然而大出我意料之外，我碰巧遇上一位考虑十分周全的老师，对我的出格行为和其他类似的错误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通过阅读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泰伦提乌斯、普洛提斯以及其他意大利喜剧，我被欢乐的主题深深吸引。如果那位老师十分愚蠢地禁止我看那些书，那么我想学院只能带给我对书本的憎恨和蔑视，正如它带给其他贵族子弟的一样。正是由于他的谨慎和巧妙的行为，即使看见了也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这样才更激发了我争取一切时间偷偷阅读这些书的愿望。至于其他规定的课程，他总是十分温和地引导我。因为我父亲在为我选择老师时，最主要的就是看重他们温厚随和的性格。说句实话，我没有其他的缺点，我的毛病就是倦怠懒惰。危险不在于我会做坏事，而是在于无所事事。
没有人会怀疑我将会成为坏人，但有人担忧我会成为无用之人；预见到我不是诡计多端的小人，而是游手好闲的庸人。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我觉察到事实正如人们所料。我耳边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抱怨：无所事事、冷漠、对友谊的义务疏忽大意、对父母和亲属缺乏责任感；在公众生活中我太过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对我最不公正的控诉不是“为什么他偷东西？”或“为什么他不付钱？”而是“为什么他不放弃？”或“为什么他不愿意给予？”人们希望我付出额外的努力，这是我愿意接受的。可是他们在苛求我做出额外的努力时，他们却不要求他们自己把分内的事情做完，这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当我为别人做事时，那是因为我的意愿在起作用，我的天性中不会主动做好事，所以当我这样做时更应该受到赞扬。因此，我能更加自由地支配我自己的财产，我拥有的财产越多，我就能支配得越好。尽管如此，如果我想为我的行为锦上添花，我也许会强有力地回击那些针对我的质疑，因为我这样做得还不够，也许按照我的实力我还能进行更有力的回击。但与此同时，我的思维却依然运行良好，它会根据它所知的各个对象进行真实和公开的判断；它会独自将其消化，不借助任何帮助，也不进行任何交流。我十分坚信，它也不会屈服于其他任何事物，如它已经证明它不会屈服于武力和暴力。我在致力于扮演好各种承担的角色时，是否应该说明或讲述一下我自小便有的能力：我醒目的外形、温柔的声音、得体的姿态。因为我在还未满十二岁时，便在布坎南、格朗特和米雷的拉丁文悲剧中扮演主要角色。那些悲剧曾经在吉耶纳学院的大舞台上演出过。安德烈·戈维亚校长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方面无人能居其右，堪称全法国最好的校长，而我（从未自夸过）若没有被认为是这些剧中的领衔主演，也至少是主要演员之一。我十分赞成年轻的绅士参加悲剧的演出，出演适合他们的角色，我看见我们的君主（也模仿一些古人的行为）也这样做，这是值得称赞的行为。从前，演戏对有身份的人来说是一项合法的训练和一个可以接受的职业，尤其在希腊。“他向悲剧演员阿里斯顿透露了事件的内容，后者的家境和出身都十分正直，而且他的职业也并没有令他们感到耻辱，因为在希腊演员并不是一个遭轻视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