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夜,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扩张势力不断侵入,老迈的大清帝国被逼到了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沉重的危机意识,促使有着国家、民族使命感的中国知识阶层诞生了第一代呼唤“变法”、“更图”的近代改良派和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一名易简,字伯定;又名巩祚,号定盦;晚年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十九岁以前,主要在家中学习经学、文学。

龚自珍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世代官宦学者的家庭。他的过继祖父龚敬身、祖父龚禔身、父亲龚丽正,都是由科举入仕,在朝廷或地方上为官,而且都有文集或学术著作。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善写诗,亦有诗集传世。龚自珍童年即在母亲的指点下诵习诗文;十二岁,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解字》;十六岁,读《四库提要》。在家庭良好的学习气氛熏陶下,龚自珍很早就对科名掌故、古今官制、目录学、金石学发生了兴趣,并尝试作了一些考据和研究。在文学上,少年龚自珍也显示出令人可喜的创作才华。十三岁,他应塾师之命,作《水仙花赋》;十五岁,诗集编年;十九岁开始倚声填词。“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龚自珍《己亥杂诗》。以下凡作者诗文,不再署名)从龚自珍的自我表白里,我们可以推知这些早年之作的特色。

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是龚自珍思想的发展期。

嘉庆十五年(1810),十九岁的龚自珍第一次参加乡试,中副榜第二十八名。二十一岁,充任武英殿校录,开始研究校勘掌故之学。同年,与外祖父段玉裁的孙女段美贞结婚。然而时仅一年,妻子就不幸病逝。在此前后,龚自珍曾两度参加乡试,均告落第。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二十七岁始中举。这一段经历,使他逐步加深对社会、人生真实面的认识,并从自己的科场失意中体验到政治的黑暗与制度的腐败,由“伤时感事”(《别辛丈人文》)而产生了改革时弊的要求,先后写出《明良论》(四篇)、《乙丙之际著议》(十一篇)、《尊隐》、《平均篇》等重要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1817),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就教于文坛耆宿王芑孙。王阅后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很担心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引来不幸,劝他“修身慎言,远罪寡过”[1]。总的说,这一时期龚自珍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接受乾嘉学派影响。他的外祖父、文字学大师段玉裁对他尤其寄予厚望。龚自珍二十一岁时编集《怀人馆词》三卷、《红禅词》(即《无著词》)二卷,段亲自为之作序,称赞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沉逸,居可知矣”!段玉裁《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一年以后,年已七十九岁的老人又再度写信勉励他“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段玉裁《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段玉裁去世前一年,读到龚自珍的《明良论》,更是欣赏,说:“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见《明良论四》文末作者自记。龚自珍对外祖父的教诲一直非常感激,曾作诗称:“斯文吾述段金沙。”(《己亥杂诗》)他还在诗末特别注明,自己“平生以经说字,以字说经”,正是从跟外祖父学习《说文》开始的。不过,从龚自珍写于本时期的文章来看,他对时事政治的深切关注以及强烈的改革意识,已经不是家学和时代学风所能囿限了。

从二十八岁到五十岁去世,是龚自珍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思想的成熟期。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十八岁的龚自珍从著名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学。今文学派治经精神是轻古经而重时政,主张从《春秋》找微言大义,以抒发对当代政治现实的看法。这一点引起了龚自珍的浓厚兴趣。这一段的学习,无疑大大推进了他学术思想的成熟,从此他自觉地以今文经学思想为本,通过谈经论史指摘时弊,宣传变革,开创了近代“经世致用”之学。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以举人任内阁中书职。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始中进士。殿试对策,他从政教、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精神大致效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见《己亥杂诗》第44首自注),具有鲜明的改革色彩,引起震动。随后的朝考,撰《御试安边绥远疏》,以刚刚平息不久的新疆张格尔叛乱为例,直言不讳地提出“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主张,令阅卷诸公大惊,终于借口“楷法不中程”,不列为优等[2]。因此,直到道光十五年(1835),龚自珍才由内阁中书迁宗人府主事;两年后补主客司主事,但仍旧是冷署闲曹之职。本时期,龚自珍继续撰写许多著名文章,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古史钩沉论》等等,从不同方面表明他对现实政治日益深刻的认识。道光十九年(1839),四十八岁的龚自珍深感自己因力主革新而“动触时忌”,终于以父亲年老等借口,辞官南归。在归途中,他写出著名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以及著名散文《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五十岁时(道光二十一年,1841),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时为鸦片战争的第二年。

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龚自珍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看出时将大变的必然。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指龚自珍、魏源)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龚自珍不止一次地指出,封建国家已经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尊隐》)。而昏庸、腐败到麻木无知的统治者们还在做着太平美梦——“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不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龚自珍敏感地觉察到这种病态心理的可怕,从而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改革意识,龚自珍对封建社会的各方面作了广泛的批判,同时积极地提出不少“更法”的主张。在《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章中,他深刻地揭露了朝廷官吏的因循守旧与无能、自私,从而暴露出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失灵。龚自珍认为,国家的衰败最严重的莫过于人材匮乏。大批无德无能之人久居高位,以及当时选官任人论资排辈的做法,严重地压抑了人材的成长。他的《上大学士书》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要求改革内阁制度。道光十二年,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见《己亥杂诗》第77首及自注)。他还力主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以收真才”(《拟釐正五事》)。晚年所作的《病梅馆记》,更曲折地表达了对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显示了对封建制度扼杀人才、摧残人性的抗争。

龚自珍对民生疾苦也多有揭露。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就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西域置行省议》)其他如《己亥杂诗》“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反映民生凋敝;“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反映赋税繁重,都能切中时弊。龚自珍还把注意力集中到封建社会里带根本性的土地问题上。在《平均篇》里,他指出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将会导致“丧天下”的危险局面,认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提出“均田”的改革方案。在后来的《农宗篇》,他又提出按宗法分田,主张“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土地占有制。尽管这些设想未必尽善,但他能从土地问题看到造成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因,并对贫苦农民深致同情,这的确难能可贵。

对当时外国殖民主义的入侵,龚自珍表现了鲜明的爱国精神。他的《西域置行省议》的出发点之一,就是针对沙俄的侵略。对当时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野心,龚自珍更是早有觉察。道光三年的《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里,他明确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提醒国人警惕。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南下禁烟,龚自珍又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力主严禁鸦片,武装抵抗英国侵略者,同时驳斥投降派的种种谬论。

龚自珍的治学态度严谨而注重实际。这也得益于早年家学的熏染和后来对今文经学的探求。他撰写的《尊史》一文,进一步阐发前辈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强调史官的重要,并以当代史官即历史家自任,实际上就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他还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他曾以饱满的热情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即地理学,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这些同样显示了他“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

不过,作为时代的先觉者,龚自珍的苦闷也是巨大的。他因思想敏锐、言论激烈,常常被守旧派视为“怪物”。而朋友亦常有不理解他的地方。他的好友,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就曾写信劝诫他:“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魏源集》第92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纵观龚自珍一生,科场仕途的坎坷,社会上层的排斥,周围人的不理解,所有这些,使他在不断抗争中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寂寞之感。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心境的记录:

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

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

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姮娥诗与听。

——《夜坐》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

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己亥杂诗》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以至选色谈空,都是他试图摆脱苦闷的寄托——“何日冥鸿踪迹逐,美人经卷葬年华。”(《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龚自珍早年曾有过学佛的经历,晚年辞官后,对佛教更加笃信。不过,就在他突然去世的前几日,他还写信给友人江苏巡抚梁章钜说:“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见梁章钜《师友集》卷六。这说明龚自珍始终不曾忘怀时事政治。

在文学上,龚自珍同样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他的散文,或以经术作政论,或记闻见以托深思,充分表现对当世的清醒认识和对未来的执着追求。他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感时代之将变,发为危言深论,使人读之,无不“若受电然”[3],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尊隐》、《京师乐籍说》等,则于议论中显示出抒情色彩。《捕蜮》、《病梅馆记》等寓言性小品,巧于立意,极具讽刺意味。人物记如《记王隐君》、《书叶机》、《书金伶》等,取材于普通平民,人物性格鲜明,读来生动感人。记山水、名胜的《说京师翠微山》、《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喜用曲笔见意,皆有独到之处。总的说,在艺术风格方面,似可看到周秦散文对龚文的影响,不过龚文的形式更自由,感情更奔放,立意新巧,辞汇丰富,句式多变,给人以诙诡谲怪、踔厉风发的印象。特别是他善于将形象描写与政论相结合,巧妙运用寓言形式或象征笔法,促成政论文、学术文的艺术化倾向,对近代“新文体”的出现,有一定影响。

龚自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他的诗今存约六百多首,大多是中年以后的作品。其中《夜坐》、《梦中作四截句》、《咏史》、《秋心三首》、《西郊落花歌》、长诗《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著名的《己亥杂诗》,共三百十五首,全为七言绝句,是他晚年辞官离京,一路上因事即兴而写成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记述旅途中的交游、见闻和感受,其中表现作者对国事的关心和对朝政的抨击;一类是对生平往事的回忆,其中对个人一生治学道路的回顾,客观上反映出当时知识界思潮暗转,由恪守乾嘉考据学走向近代改良主义的艰难历程,尤具史料价值。这两类诗有机交织,合成一部完整统一的大型组诗,既具有自传诗的特点,又可作为一部生动的旅行日记来读。龚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将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相统一。龚自珍虽然好以政论作诗,但很少流于抽象议论。丰富奇异的想象、生动有力的形象,以及清奇多采的语言当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像“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截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都是极好的例子。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文曾说过:“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实,这也是龚自珍诗歌的特点。无怪前人说他的诗“奇境独辟”、“为近代别开生面”。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

龚集传世的版本很多。最初有《定盦文集》三卷、《馀集》一卷、附《少作》一卷,系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去世后第二年,魏源辑《定盦文录》十二卷,又考证、杂著、诗词十二卷,合为《定盦外录》[4],无刻本。后有《定盦文集》三卷,《续集》四卷,为同治七年吴煦刻本。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的《校订定盦全集》共十卷。1959年王佩琤校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即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十一辑。前八辑为文,九、十辑为诗,十一辑为词。本书所选原文即依据这个本子。

龚自珍生平不收门弟子,晚年作诗称:“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然而正如后人所指出:“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佚名《定盦文集后记》,见世界书局1935年版《龚定盦全集》,转引自孙文光、王世芸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174页,黄山书社1984年版。今天,有谁能否认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地位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郁贤皓与王立兴两位先生曾给予精心指导与帮助,笔者谨在此深致谢意。

朱邦蔚

关道雄(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


[1]见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

[2]见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4]《定盦文录叙》,见《魏源集》第23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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