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彼得·坎贝尔
本期《伦敦书评》的封面是一只狐狸走过彼得·坎贝尔在南伦敦的家，他和妻子从1963年起就住在那儿了（他在9月刊上写过这房子）。10月25日，彼得在家中去世，这封面画是他最后的作品。
彼得一直是《伦敦书评》的灵魂人物。他设计了1979年10月的试刊号——插在《纽约书评》欧洲版中的28页小册子；六个月后又为独立刊行的《伦敦书评》重新设计了封面；1997年设计了改版新封面。但说这些也没法体现他对刊物的重要性。就像创刊主编卡尔·米勒一样，彼得塑造了《伦敦书评》。不像我们，他从来不发脾气。比起大部分人只顾自己的需求，他更愿意考虑别人的需求，和他共事是种幸福。
1937年彼得出生在新西兰（他妈妈在出租车过隧道的路上生了他，这事儿他从没告诉过我们），有两个姐妹——对小男孩来说是好处。在惠灵顿上大学时，他修的学位是那种混合科目的，所以第一年他修了哲学、地质学和英语文学。1992年他在给乔治·兰多(1)的《超文本》写的书评里说：“我从没掌握好这些学科，但学习哲学和地质学的感受一直留在记忆里；每当我读到这些领域里的论争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相信我知道正在发生的争吵或吹捧大概是怎么回事。”有些人不想被限制在小窍门里，他们尽可能去探寻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彼得就是这样的人。
他写蒲公英：“野草仅茂盛一时，之后只会愈加鄙贱。”彩虹：“如果你觉得你懂得彩虹，很快你会发现曾经让亚里士多德极度困扰的问题也萦绕在你脑海里，就像那些未拆封、等待处理的信件。”身体和衣服：“人的身体因地域、人种、个体、胖瘦而不同，衣服要和这些不同作斗争。它们帮助不同的身体遵循社会规范：或得体、或引人注目、或高贵、或可爱、或挑逗、或迷人。”骑车：“荷兰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代谢专家阿斯克·荣肯朱普用芝士汉堡作为描述热量摄入的单位。一天吃28个芝士汉堡的摄入可以提供一个自行车手骑一山阶的能量。”鸭子：“看上去那只公鸭正在跟一只长长的粉色虫子较劲，让我想起了一年多前媒体上的一篇研究文章：没有多少鸟有阴茎，但硬尾鸭有。”门：“唐宁街十号相府的门让人感觉能略知政治，因为它从外观到大小都普普通通：我们都知道站在这样的门槛上是啥感觉，关上门以后也都会干点儿别的。”马：“骑马的雕像能给矮个子将军带来威严感。一旦骑上马，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画笔下那些脏兮兮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立刻就能跟帕特农神庙雕栏上的骑手们称兄道弟了。”阳光港：“我还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地方能让我感觉如此高人一等，而在这里自我感觉良好又显得如此浅薄。”最后，一声叹息：“我们（大约）知道梅奇知道什么，但却不知道她穿什么。”(2)
1958年他毕业拿了哲学学位，但没几年功夫他成了一个排版师的学徒。在《超文本》的书评里他回忆：“我有个毛病，喜欢把书翻过来倒过去，因为对装帧感兴趣。比起内容，我更关心书是如何装订成册的。”他用当排字工和插画师赚的钱买了船票，在海上漂了一个月，1960年来到伦敦。他在BBC出版部找到了工作，为学校设计小册子。他乘的游轮“威廉·鲁伊斯小姐号”，后来改名“阿基里·劳罗号”(3)，这事他也没跟我们说过。
卡尔·米勒和我几年后知道了他，当时他开始设计BBC最有名的系列电视节目的配套书，比如肯尼斯·克拉克的《文明的轨迹》、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的《人类的攀升》、大卫·阿滕伯勒的《生命的进化》。卡尔和我在编《听众》，会发表这些节目的文字稿。（《听众》的发行量在克拉克的第一期节目播出后飙升了一万六千份，最后一期节目播完后又跌了一万六千份。）BBC出版部在马里波恩大街，《听众》编辑部就是现在的朗廷酒店。肯定是彼得散步过来见卡尔，讨论我们刊登克拉克第一期节目的文字稿的配图。他不喜欢在大公司坐班，而更喜欢出来走动，跟人聊天，看看别人在做什么、怎么做。他跟大神级的演讲者和大佬们也能相处得很好，甚至目空一切的克拉克也不例外：当彼得去他家拜访时，认出了《笨拙》杂志插画师查尔斯·基恩的一幅油画作品，令克拉克刮目相看。彼得还指出圣保罗大教堂是在哥特式计划上修建的，又形容一幅古罗马废墟照片上的人物是“皮拉内西(4)人”，不断确认了克拉克对他的新印象——到底是克拉克不知道这些呢，还是他惊讶一个新西兰来的人也知道这些？
没多久卡尔就开始让彼得写稿，20世纪60年代末他写了第一篇文章，讲克拉斯·欧登伯格(5)的。我想从一堆乱糟糟的《听众》过刊里找到那一期，可惜没找到，不过找到了1972年有彼得文章的三期，那已经是卡尔当主编的末期了。彼得写展览的文章总能带着你跟他一起去画廊。第一篇是写白教堂的一次摄影展：“当有一张阴郁的、引人发笑的、生气的或是疲倦的脸朝你看，请记住，他看的是摄影师，不是你。”第二篇写科尔纳吉画廊的版画制作展：“惠斯勒……的版画越来越简单，以至于他在蚀刻俱乐部的同行们觉得有必要调整他那些极简刻版的定价，不然太坑了。”第三篇写泰特美术馆的“查理一世时代的绘画展”：“这些肖像画是一种国际化风格的胜利：提醒我们艺术家可以像电影明星曾隶属于电影公司那样被宫廷包养——签下卖身契。”
彼得不是看什么爱什么，但大部分时候他避免写那些与他的品位或感觉不合拍的作品。如果他找不到兴趣点，就会写点儿别的——另一场展览或是马路上的树。他为《伦敦书评》写的第一场展览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艺术的综合展，他觉得那展览构思有问题：“‘一次全面回忆的尝试’把展品降到了‘证据的地位’。”不过一旦亮明观点，他就没有理由继续不爽：
可以说到了真诚享受的时刻：芒宁斯的马臀上闪着阳光，苏西·库珀的美丽茶壶精神抖擞，欧米茄工作坊桌子如家庭主妇般业余，壳牌石油海报有些智慧——一切都把独家理论扔得远远的。创造者做不到的，也许历史学家现在可以做到了。五十年应该足以让艺术周边的智识脚手架腐烂、坍塌、散架了。
他告诉你关于画画的事儿，别人都想不到，比如一幅爱丽丝·尼尔的裸体自画像：“她的脸紧凑地挤在嘴巴周围，就是一个画家正要做出某种决定的脸——镜子里看到的细节怎么在下一笔表达。”他还注意到：“当你能看到模特的脚时……视野就已经足够宽，能让你进去了。”那为什么有时候你又不想进去呢——“看到她的作品在泰特这样陈设，”他这样说露易丝·布尔乔亚，“你会感觉她的作品之所以对她重要的那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出去了。有时候你心怀感激。因为有些物件会走后门进入你的想象，而那后门你觉得还是关上的好。”
他能从真实世界和表象世界中获得同等的快感，这很不同寻常，他既理解安格尔笔下的肉体，也理解硬尾鸭的解剖学。同理，我想他也能从评论画和观赏画中获得相同的快感。
很难相信我们的封面画将不再是彼得的作品了。只有当向别人解释封面是怎么来的时刻，我才意识到我们享受的是多么奢侈的待遇。彼得经常来办公室，腋下夹着一捆水彩画，还有三四幅大画在画夹里，“我给你们画了点封面。”我们还没来得及看画时，他已经走了。通常那捆画里会有一幅彼得知道我们不会喜欢的画：一个人物，通常是金发女人，带着20世纪50年代的气息，几乎总是半睡半醒着。有时候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手里拿着一朵花。这种类型的我们不太喜欢。彼得带来原作的时候，还有上一期封面的文字模板，标记新刊的封面文字应该放在哪里。可以理解的是，他不喜欢字——不是说我们选的标题不好，而是他不喜欢封面上有任何字。我们的封面互相之间有一种无言的战争：有些只有画没有字，有些全是字（总有不得已的时候啊）。每两周的周四下午，我们会一起选下一期的封面。考量很简单：季节性（冬天不用海滩，夏天不用光秃秃的树），合大体（打仗的时候不用冰激淋圣代）以及在封面上要出现多少篇内文的标题。有时候一幅画会挂在那儿整整一年，然后突然被宠幸。我现在抽屉里就有一幅：幽暗森林边停着一辆黄色公交车。我觉得有点骇人，每次拿出来又放回去。我能想起来的封面与内容的唯一一次呼应是有珍妮·迪斯基文章的一期，那文章最后成了一本书《溜冰去南极》。彼得画了一幅美妙的封面：无数个月亮在一片极地风景上空连续起落。也许纯属巧合（我们都不记得了）。那是1997年的第一期，封面头条是艾伦·贝内特的日记精选《我1996年做了什么》——贝内特肯定没做的一件事就是溜冰去南极。
（发表于2011年11月17日《伦敦书评》）
(1) George P. Landow（1940—），布朗大学荣休教授。他是维多利亚文学、艺术和文化专家，超文本、超媒体等批评理论的先驱。
(2) 《梅奇知道什么》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写一个小女孩梅奇被不负责任的离异父母踢来踢去。可能亨利·詹姆斯没有提过梅奇的外表和衣着，所以坎贝尔有此惋惜。
(3) Achille Lauro号游轮1985年被4名巴解组织成员劫持，要求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期间一名老年犹太裔美国游客被杀害。
(4)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720—1778），意大利艺术家，以描绘古罗马的蚀刻版画著称。
(5) Claes Oldenburg（1929—），美国雕塑家，以在公共空间用大尺寸复制日常物品的装置艺术著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