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家少年

1．故乡与母亲

100多年前，山东省的西部有一个清平县（今临清县）。当时清平县县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叫康庄镇的地方，大概是取“康庄大道”的意思吧。而在康庄镇的附近有一个叫官庄的村庄，官庄并不能如其名那样盛产官员，相反，它是山东省西部最贫穷的村子之一。村子里的人家大多非常贫苦，村南头的季家最为贫穷。用官庄村民的话来说，老季家穷得连贫农都算不上，可见这家的经济状况算是底层中的底层了。

这家男主人叫季老苔。过去在山东农村，为了显示家族的势力，往往用大排行。季姓在官庄又是小姓，就更需要借助大排行来壮大家族的声势了。季老苔一辈统共只有3个男丁，这三兄弟共生下了11个儿子，这样第二代用大排行称呼后就蔚为可观了。可是这么穷，如何填饱这一大家子的肚子呢？季老苔膝下有3个儿子，老大叫季嗣诚，老二叫季嗣廉，老三刚生下来就因为家里实在没有能力抚养而送人了，可见多子并不一定多福。而季嗣诚和季嗣廉的同辈兄弟中，有6人因家贫下了关东，无不客死异乡——那个年代，人命真是贱如蝼蚁！

季老苔夫妇不到50岁，就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留下两个儿子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兄弟俩饿得实在吃不消时，甚至捡村外枣林中的干枣果腹。后来两人合计决定去外面闯荡世界。

闯荡世界说得轻巧，光是路费就已把两兄弟难倒了。但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犟劲，也不知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困苦，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山东首府济南。生活自然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般顺利，为了生计，他们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受尽煎熬。后来在偶然的机会下，兄弟俩一起报考济南武备学堂，弟弟幸运地考上了，而落榜的哥哥只能回乡务农。

弟弟季嗣廉毕业后在济南黄河内务局找了个差事，总算在济南站稳了脚跟。哥哥季嗣诚回乡后，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弟弟的接济，生活勉强也上了正轨。几年后，季嗣诚娶了一个与他一样贫穷的姑娘做媳妇。可是在城里的弟弟却遭逢劫难，失业了，刚刚在城里站住脚的根基又垮掉了。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走投无路的季嗣廉用身上最后的五毛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居然就中了奖，而且还是头彩，6000两的雪花纹银顿时令季家成了暴发户！弟弟带银子衣锦还乡，与哥哥一起以高得离奇的价钱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炫耀财富，他们决定造房子，一时找不到足够的砖头，竟在村里宣布，谁家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季家就用高出几十倍的价钱收购砖头。就这样，季家迎来了他们家族最风光的阶段。有了钱，哥哥喜欢上了赶集，经常在赶集时请全席棚的人喝酒吃饭，因此季嗣诚声名远播，慕名来赶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但这样的风光日子没能维持多久，因为季家除了那6000两银子外，没有别的稳定收入，坐吃山空，势必很快败落。季家不是那么辛苦得来的田地房屋等不动产，也在几年中陆续易主，最后只剩下半亩多救命田。

现在想来，当时的季家穷怕了，猛然间得了那么多钱，很缺乏安全感，于是便在挥霍中享受着金钱流失的真实感。最终老季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又回到了破落户的境地。

在季家升上云端，很快又衰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几年后，季家的第三代降生了。1911年8月6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前两个月，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取名“季羡林”，他也就是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为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都作出杰出贡献的文化大师季羡林。

虽然现在距离季羡林出生的那个时代已近一个世纪，但季羡林本人的回忆录和一些旁人的佐证材料使我们对那时的状况并不陌生。季羡林自己常常开玩笑说，托赖着那两个月，自己好歹也算是个“满清遗少”——其实在临清乡间，大家对所谓的革命无不将信将疑，他们对朝廷、皇帝也并非很有感情，所以皇帝在不在位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总的来说，他们是一批不了解政治的人，也是被政治遗忘了的人。

季羡林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每天端上饭桌的都是“红的”，也就是红高粱做的饼子——在当时的饭食中，最高级别是“白的”，就是白面粉做的饼子，这种面食季羡林一年中只能吃上几次，对他而言，这好比龙肝凤髓。其次就是玉米面做的黄饼子，俗称“黄的”。就是这次一等的“黄的”，季羡林想吃也得费上一点心机。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他便去割草或是高粱叶子，然后背着一捆高过头的草或高粱叶去他二大爷家，把草放进牛圈，扯几根草喂喂牛，然后就自恃有功，赖着不走，等着蹭一顿“黄的”吃——小小年纪，为了肚皮生计问题如此煞费苦心，想来也让人心疼。

但是，“黄的”还是比不上“白的”，怎么样才能吃上一顿“白的”呢？季羡林从小就知道美食要用劳动来换的道理。

季羡林四五岁的时候，每到麦收时节，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会带着年幼的季羡林，到别人收割过的地里去拾一点别家掉下的麦穗。那些麦穗都很细小，都是别家不屑于拾起来的，这给了小季羡林吃白面的机会。不过通常拾上半天也不过只有半篮子，这样拾上一个夏天，也只有十斤八斤的麦粒，所以想要用来填饱肚子是不可能的，只能解解馋。所以每次麦季过去以后，就是小羡林最幸福的日子了，他总是看着母亲将麦子磨成面，再做成死面饼子——什么是死面饼子呢？就是没有经过发酵的饼，因为面太少，不值得发酵。当饼子蒸熟时，那阵阵的香味真是诱人啊！虽然面很少，但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所以这点死面饼子也要细水长流地吃，每次季羡林只能吃上一点。季羡林那时毕竟还小，馋劲上来以后忍不住又偷吃了一块，母亲看到了，就追着要打他。季羡林就往水坑里跳。母亲没法下水，于是他就站在水坑里，把那一点点饼子享用了。小时候的季羡林与其他孩子一样，非常调皮。

除了自食其力以外，季羡林偶尔还有不劳而获吃“白的”的机会。

季羡林的父亲有一个堂伯父是前清举人，季羡林从懂事起就没见过他。不过父亲的堂伯母还活着，按辈分季羡林应该叫她大奶奶。大奶奶的亲孙子早夭，因此非常喜欢季羡林这个本家孙子。季羡林何等聪慧，看得出大奶奶喜欢自己，于是他每天一睁眼就往大奶奶家跑——通常这时候大奶奶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他脆生生地叫上一声“奶奶”，把大奶奶逗得眉开眼笑了，就会看到大奶奶像变戏法一样变出半个馒头——只见她的手伸进了宽大的袖子，等再伸出来时，手里便多了半个馒头。这半个馒头在当时就成了季羡林每天最高级的享受。

6岁以前，在季羡林记忆中，印象最深的都是与吃有关的细节。而所有的回忆画面中，最温馨，也最让人心酸的故事发生在某一年的中秋节。那天，季羡林的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月饼，这在当时，不要说是季家，就是整个官庄都算是稀罕物。季羡林的母亲掰了半块给丈夫，剩下的就全给了儿子。小羡林生平第一次吃到月饼，舍不得一次把它吃完，于是就蹲在一边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品味。母亲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心爱的儿子，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般那样难受。而心思全部被月饼吸引的儿子却全然没有想到，在他眼中这比龙肝凤髓还要好吃的月饼，母亲同样也从没有吃过。正如中华民族所有勤劳善良的母亲那样，季羡林的母亲也是任劳任怨、全身心地为儿子和丈夫付出的传统女性，所以不要说是月饼，就连“白的”她一辈子都没有沾过，她赖以糊口的，永远是又苦又涩的红高粱面饼子和用盐碱土煮的水腌制的咸菜。

虽然生活贫寒，但母子间的趣事不少。夏日的早晨，季羡林常常会到离家不远的芦花丛里去走走，他喜欢在风中摆舞的芦苇和波光粼粼的湖水，那里有着幽深的静美。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他时常能摸到一个又大又白的野鸭蛋，兴冲冲地拿回家，就会换来令他心醉的母亲的笑容了。

孩子总免不了淘气。季羡林小时候也会因顽皮而被母亲追着打。当他被追得走投无路时，往往就会使出“杀手锏”，那就是赶快跳下水坑，躲到水里。回头望望岸上的母亲，他一脸“能奈我何”的神情，刚还是气呼呼的母亲不由自主地被他逗笑了，于是矛盾也在母子的笑声中烟消云散。

可是这样母子间的欢乐并没能延续多久，季羡林6岁时被送到了二大爷（即叔父）家里。叔父那时的日子过得不错，可他家只有一个女孩，所以季羡林就成了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于是兄弟俩一合计，决定把季羡林送到济南，由叔父培养他。

1916年的春节前夕，季羡林离开了父母，离开了故乡。如今，季羡林还记得那天他和父亲骑着毛驴上城的情形：他头一次看到了山，看到了楼房，他就这样怀着好奇在济南住了下来。可是在叔父家又怎能像在自己家那样自由自在呢？叔叔、婶婶对他很好，可是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女儿。每次看到堂妹秋妹在婶婶怀里撒娇时，季羡林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然后就委屈地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他想回家，想回到母亲的身边。可他的愿望在大人们的决策前却不容易实现。6岁的季羡林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奈。

在此后的17年中，季羡林总共才回了4次家，一次是奔大奶奶的丧——大奶奶将他视若己出，从小就对他宠爱有加，季羡林奔她的丧，天经地义。虽然他只在家住了几天，不过母亲已经非常高兴了。第二次回乡是因为父亲卧病在床，于是叔父带着季羡林一起回去看看。这一次忙于照顾父亲，赶着牛车请医生、送医生，因此陪伴母亲的时间所剩无几。第三次回家则是为了料理父亲的丧事。父亲去世后，季羡林又常年不在家，家中只剩下了母亲和妹妹。这时母亲一定很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能留在身边。可是她明白自己的力量不够，留着儿子不仅影响他的前途，而且连吃饭都成问题。母亲只能再次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外。

那么，第四次回家的情形又如何呢？季羡林有没有能够在第四次回家时常伴母亲身边呢？

就在季羡林22岁那年，当时他还在清华大学念大三。在无数次因想念母亲而黯然饮泣后，季羡林暗下决心，大学一毕业就工作，然后将母亲接到身边，好好孝敬她。那时母亲也就40来岁，能享福的日子还长着呢！

可是现实总是无情地将美丽而脆弱的梦想击碎，一纸“母病危归”的电报惊醒了季羡林的美梦。他急急忙忙向学校请了假，连夜往家赶。坐在火车上的季羡林心惊肉跳、忐忑不安，母亲究竟是病了还是已经去了？无数次，他在侥幸的幻想中沮丧，又在恶魇袭来时自我安慰。

待到了叔父家中才知晓，母亲真的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就把季羡林震晕了。醒来以后，他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沾。在极度的悔恨和痛苦中，季羡林写下一副挽联哀悼母亲：

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

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季羡林到家时母亲已经成殓，他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棺材就放在屋子中间。隔着薄薄的棺盖，天人永隔，母子诀别。悲痛欲绝的季羡林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被众人死命拉住才没有成功。晚上，大家劝他住到二大爷家，可他执意不肯。这一生他陪伴母亲的时光只有6年多，最后的时刻他若是再不陪她的话，一定会抱憾终身的。

夜晚，整间屋子里只有季羡林和他母亲的棺材，孤身一人守着棺木，季羡林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恐惧，因为他知道棺材里躺着的是自己的母亲，永远都爱着儿子的母亲——无论是生是死，是人是鬼，爱是不会变的。正在这时，住在对门的宁大叔从黑暗中走进来，一进屋就高声说：“你娘叫你呢！”季羡林闻听，猛然一惊，难道母亲没死？心中顿时燃起了希望。可事实却只是宁大婶“撞客”了，撞着的正是季羡林的母亲。“撞客”也就是俗话说的“鬼上身”，换在平时，季羡林对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相信的，但这时候悲伤过度的他怀着再见母亲一面的强烈愿望，竟糊里糊涂地跟着宁大叔走了。进了宁家，只听得宁大婶大喊一声：“喜子，娘好想你！”喜子正是季羡林的小名。这是母亲的声音！这是母亲的声音！！泪流满面的季羡林“扑通”一声，跪在了宁大婶的面前。后来宁大婶还告诉他，他娘生前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就回不来了，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儿子走的。听到这句话后，季羡林更是心如刀割，后悔不该离开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只能每天让儿子吃“红的”。

这就是季羡林永远的悔。“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是季羡林一生都难以超脱的。即使后来他已满头白发，年近耄耋，说起这件事，他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不能自已。即便后来他在德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回国，成了学术泰斗又怎么样呢？最爱他的那个人永远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