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度苦

已经是十一年前，正当我的生活经历一次大变动之后，我开始看到《心经》。那是同学李君给我送来的，那时我借住在大学宿舍的楼上。正如同学李君所言，我当时是有烦恼，所以他送来《心经》，他说《心经》可以去障。那是一个红红的小摺本，字印得清楚而大。我第一次念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里觉得大受感动，但对于五蕴皆空的事却毫无所知，度苦厄云云自然就更谈不到了。——但这也是比较而言。李君是信佛法甚笃的人，他是怀着度苦的大心愿常到我屋里来。那时我的心情正在寂寞动摇的时候，他走来，穿着蓝布长衫，坐在床对面的小凳上，看我一会，于是又重复一次，“打破那个烦恼障吧！”我也看看他，也看看放在床头的《心经》，心里感到一些温暖。这温暖一部分由友情来，一部分由佛法来，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

温暖感觉的底里说穿了或者即是乐观主义。若然，则活得有趣味，又何必度苦厄？这问题大概须取决于我们主观的认识，用俗语讲是愿者上钩。于是我也就又胡里胡涂活下去。李君后来患肺病死于成都，红皮小摺本的《心经》也丧于兵乱，世事是愈加紧迫了，我也赶巧在西洋哲学中遇见叔本华主义，这于是就使我又想到苦。

叔本华主义与佛法在对于世间生活的认识上有相通处，在解决的办法上却有大距离。这且不谈。专说佛法对于世间生活之认识，我觉得它是由反省而来，这于是在推行上就与佛法以某程度的限定。常人由出生到老死，不常想到生活之究为值得抑不值得的问题。这也并非没有理由的事，既已有生，站在旁边思考它又有何用？那不过是节外生枝。——在事实上，自然是连节外生枝的事理常人也并不会想到，有了生就顺势活下去，遇所愿则享，遇所不愿则受，直到死之突然来到面前。由道家的眼光看，常人的生活法或者是更上乘的，但可惜，即使是上乘，它却不能包揽一切。我们有时不能不反省，正如不能不生，而这反省，有时就使我们确信世间确是有苦厄。

这苦，方便说可以有两类。一类来自本性，如生死流转等等，我们可以称之为本性苦。另一类来自社会，如饥寒危难等等，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苦。《心经》说度一切苦厄，里面常然包括这里所说的本性苦和社会苦，此是大慈悲心之显露，不过说到实行，这却最好是分开来讲。所以然者，盖有二因。一种是一般的，常人自身居生死流转之中，却未尝感到有生死流转，既不感到有此种苦，则度又挂在何处？另一种原因是特殊的，就是，在现在这样混乱的社会里，饥寒危难之苦已经把人的全部精力吸引去，生死流转苦为饥寒危难苦所遮，以致显化为隐，终至由一般人眼中幻灭，仿佛根本就没有它了。而其实，生死流转苦并没有幻灭。没有幻灭，所以，用中国的成语讲就需要安身立命之道来救。再说明显一点就是需要宗教。此理之为确也自然用不着多说。但这终不过是理，至于事实，时至今日，人们显然已经想不到度苦还需要宗教的事。这说起来似乎也无足怪，在世间，人只见社会苦，却不见宗教能救社会苦。人们乃转而求诸政治与经济，目光由宗教越过去，这尚且是客气，不客气则视之为赘疣。而在另一面，教徒——不管由于什么——也多从社会苦的面前退转来，坐在凄清的山林里讲涅槃或救灵魂，而说起证涅槃和救灵魂，又实在不像讲的那样容易。这结果遂至一般人与宗教隔离，或宗教与一般人隔离，日久天长，甚至往常重视安身立命之道的人们也怀疑起来。怀疑的结果是后退一步，于是就以为，推行宗教大概是将来升平时代的事，在现在，为了救急，人们需要的是汽车同大炮，以及造它们的技术。

而其实，这个想法是错了。工业文明能与人以方便，这是任人皆知的事，不过，只向好的地方方便不向坏的地方方便，却不是工业文明所能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原子能的用途就恰好是一个例证，用得其当，原子能就成为一匹温顺的驴，不得其当，他就成为万万把杀人的刀。因是，我们就应该明白，即以仅仅的度社会苦而言，专有一双工巧的手还不成，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良善的心。抄近道说就是度社会苦也离不开宗教。有人也许要怀疑，以为这样讲等于把宗教看低了。证涅槃与劝架当然是两回事，坐在山门里的教徒重视前者，鄙视后者，这自然也是由于人各有见，至于我，就以为，与其把宗教事业限于高而狭，无宁使之普遍而宽泛。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前面说过，常人易于见社会苦，不易见本性苦，已经获正信的教徒理应把度上智的精力分出一部，甚至大部，多为常人打算。这目的虽不必是灭苦，却总是减苦。此外，似乎还应该举出其三，为宗教的发扬计，我们也应该明白，大乘教理之多在生活上得证验，又必须以某程度的文明与安定为条件，而救社会苦则在此种意义下，正是创造文明与安定。

剩下的问题是宗教有否此力量，以及如何表现此力量。这道理却不能抄近道说。

关于人生是否皆是苦的事我的看法没有叔本华那样干脆，但我总承认，人生中实在含蕴不少苦。苦是否须度是另一更根本的问题，这里略过不说。讲起苦的本源，我想最好引用《荀子·礼论》里的一句话，是，“人生而有欲。”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盲目意志那个定命。欲之后是求。求是一件事，得不得是另一件事。这是苦的一个本源。另一个是，甲有欲，人间不只有甲。有乙，乙也有欲。欲是必须在实质的对象中求满足的，然而实质的对象有限。其结果是争，争的结果常常又是苦。由心理学上讲，所有这些苦渐渐都使人自身趋向一种适应，为了要活，不能不忍。然而忍终是忍，不是得其安然。此忍受的不安然就构成弗洛伊德博士的隐意识的理论。有了这个理论，人开始认识人的真面目之可怕，或说是，开始认识生活之可怕。十八世纪以前的人性观，无论中外，可一言以蔽之，是还于魔而近于神，到现代，人的看法就忽而掉转来。这意思不是说，人性是恶，而是，率性而行有更多的作恶的可能性。但这就很可忧虑了。不过我们也不要忘却另一面的适应。隐意识中存储大量未满足的欲，此即是苦，这苦——除去疯狂——常常在梦中得补偿。真是可怜的补偿！但此外又有何法？人要活，有所求就必须有牺牲。于是而忍，而压。忍压的结果是外部平和，内里混乱，此混乱得机会就要闯大祸。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一个由时时想闯祸的人们所组成的充满祸乱的社会。人从自然带来定命的苦，住在苦的世间，却又不安于受苦，怎么办？

已经应用的办法是堆积文化，本来是野，却以文化之。为明白，这也可以分消极积极两方面来讲，消极的是规矩，积极的是理想，消极的是防，积极的是引。

先从消极方面说，规矩可以方便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面的法，一类是内面的德。制度、法律、风俗、习惯都是法，这就是说：违背了就会得到某性质的惩罚。这很容易讲，难讲的是康德先生所崇拜那个植于心里的道德律。法是外力管自己，德是自己管自己，守法说穿了是畏罪，尊德说穿了是想由魔上升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本性近魔，而不甘于下降为魔，知利害关系切己，而宁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持身之道，这里面显然已含有宗教的气质。穿凿说其实这就是宗教，因为其实行要靠信仰，而这信仰，在现世又常常未必见效应。知不见效而仍不气馁，此之谓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个力量只能从宗教来。

再说积极方面的办法，这就是艺术与宗教。人所住的世间是现实的，现实难忍人乃想自造理想的世界去安住。这就是现在有些人一提起来便不免于愤愤然的象牙之塔。其实，任何艺术品都与象牙之塔同类，与现世间不同类。象牙之塔的艺术是人所造，所以经过人的选择，现世间便不然。选择未必是选好舍坏，但总是意在显好隐坏。它的本意其实就是指示人，现世间是混杂的，充满丑恶的，但即在此混杂丑恶的世间之中，我们也未尝不可渐渐趋近一个醇厚的，美好的。艺术品在现实之上描画理想，使人在绝望之中恢复希望，总之，它引导人类舍魔性而走近人之所以为人的人。

规矩有力量，艺术的陶冶也有力量，其力量的表现都是走逆路成顺事，换一句话说就是，使不可忍之生成为可忍之生。若然，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此外还需要宗教。我个人以为，这理由可以多到不胜说。前面说过，若要道德规律有力量，就必须以宗教信仰为后盾，这是一。其次，规矩与艺术力量虽不小，究其实，它们的效用不过是维持一个可忍的社会，而宗教的目的，则正如前面所说，不是要可忍，而是要安身立命，用心理的话讲是心安理得，不再有所求。这与可忍虽未必是性质之差，也总是程度之差。程度有差，故不能代。其三，就威力方面说，规矩与艺术都是脆弱的，它们显然都必须以三种客观情境为基础。此三种是，一，安定的秩序，二，繁荣的经济，三，丰富的知识，三种客观情境不具备，则一切规矩与艺术都塌台。现在就正是如此，混乱与穷困使人忘掉文化之功用，道德遭鄙视，艺术无人问，人们都觉得，最有效率的办法是暴力与残杀。这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弗洛伊德博士的警语，文化的积累很难，却不难毁于一旦。毁了，人就立刻恢复野蛮，去集体造苦，集体受苦。苦来，规矩与艺术死亡，我们于是就只能乞援于宗教。请宗教与人以善念，热心，与人以对于永恒且良好的世界之信仰。此外，还有第四种理由，即使撇开现前的危难不讲，没有宗教，我们也将有两种大损失，一是缺乏热情做好事，二是缺乏坚定的信心活下去。其结果显然又会给我们带来苦。

对付苦的办法有二，一是受，一是度。愿受或愿度也是信仰方面的事，大概无道理可讲。至于我自己，虽然对于有些苦也乐得安然受，详细思考起来却终于相信苦是恶。这意思就是说，我希望能度，也愿意有多数人发大愿心一齐参加度的事业。在我，至少是最近的将来，也许只能坐待其成了吧？这也是每一想起就使我颇为不安的事。世事是越来越糟了，我却终于没有稳稳地抓住一个立身处世之道，说起来真是惭愧，想到红皮小摺本的《心经》和同学李君我更觉得惭愧。不过希望是还不至于没有的，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以说了许多似乎颂扬宗教的话的原故。希望已经得正信的志士们多注意现世间的社会苦，积极一点，走出山林，大量向世间散播善念，热情和信心，以期终有一日，有走回野蛮之危险的人类能够在善念，热情与信心之上，重建起一个可忍受的世界。

《世间解》…194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