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公司的失败显然改变了雷军的创业理念。“创业就像跳悬崖，只有5％的人会活下来。”雷军意识到，当不具备社会资源，没有资金，不知道运营一个企业需要做哪些工作，只靠满腔热血和冲动去创业，结果只会被撞得头破血流。
我是首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出发的人
仙桃市位于湖北省中部，这个城市之名来自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天上七仙女手捧仙桃为王母娘娘祝寿，看见水乡泽国之中有一片绿洲。于是，仙女下凡摇身变成美丽的村姑，来到人间探民风，挑着一担仙桃叫卖，买者甚多。仙女问买给谁吃？年轻人说孝敬老人，老人说给小孩吃，仙女们被这里尊老爱幼的淳朴民风打动，腾空撒桃。
从此，这片土地十里桃林，花红叶绿，甜美的仙桃恩泽世代，这座美丽的水乡小城因而得名“仙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古老的土地，还是诸葛亮读书、陈友谅出生的地方。
不仅如此，仙桃市还拥有“中国唯一的体操之乡”、“中国魅力城市”、“湖北的温州”等美誉，从这里走出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四位体操世界冠军，在连续三届奥运会上获得四块奥运金牌，创造了世界体操界的一个神话。
1969年12月16日，雷军出生于这里。雷军一生注定与体操无缘，因为他不喜欢跑跑跳跳。相反，雷军喜欢下围棋，在中学时代，一旦闲下来，雷军就到处去淘棋谱，根据棋谱上的对局自己摆棋局演练。从棋谱中学到的经验十分有效，有一年学校组织围棋比赛，雷军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了围棋冠军。
雷军的另一个爱好是读书，他最喜欢读的是《小说月报》，对古诗词也颇有研究，尤其喜欢词人李煜。
1987年，雷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计算机系。他回忆说：“当时考计算机系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上的是中科大计算机系，我想学计算机和好朋友有共同语言。”
武汉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1928年定名为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1978年，武大计算机科学系建立，这是全国最早建立计算机科学院系的单位之一。
武汉大学是武汉著名的游览胜地，以樱花而闻名，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之一”；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被称为“近现代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与典范”。
在大学的第一堂课上，一位留学多年的老教授说的一席话给雷军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会如何去学习。上研究生的目的，就是学会如何去工作。如果明白了这两条，就永远不会存在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很多DOS（磁盘操作系统）方面厉害的程序员为什么没有转到Windows平台上？除了惯性思维，还可能是在学习的突破性方向上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一年，雷军还未满18周岁，他身上有一股书生气，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走进大学的第一个晚上，雷军就去上自习。雷军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像闻一多等很多名人都是在大学成名的，我当时也想利用大学的机会证明我的优秀。”为了达到目标，雷军每天早上7点就去教室“抢”座位，总要坐在最好的位置听课；礼拜六雷军喜欢看电影，但经常是自习到九十点钟看第二场。
雷军本来有午睡的习惯，但当他看到有同学不睡午觉看书的时候，他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害怕同学又多学了很多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他都不会。于是，他一咬牙，戒掉了午睡的习惯。“我特别害怕落后，怕一旦落后，我就追不上，我不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人。我会先把一件事情想得非常透彻，目的是不让自己陷入逆境，我是首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出发的人。”
坦白来说，雷军不是一个很会搞关系的人，但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刚进大学，他就向学哥学姐们打听不同老师的爱好，哪个老师爱点名，哪个老师会把平时上课回答问题计入成绩，哪门课比较重要等等。他是一个很会管理时间的人，他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一个快速修学分的办法：“重点课程听二分之一的课，非重点课程听四分之一的课，如果是简单而无多大意义的课程，很可能一个学期只去两次就够了，第一次是报到，第二次是考试。”
这还真是一个好办法，大一第一学期结束时，雷军取得了全年级第一的成绩。
席卷了武汉大学所有奖学金
雷军的父亲是政府官员，但家里并不富裕。雷军读大学期间，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不足300元，他还有一个姐姐也在上大学，雷军每个月要从家里拿走150元。雷军知道自己拿走了家里一半的收入，父母的日子会很不好过，所以他立志要做一个“自给自足的人”。
当时，向各种杂志和报纸投稿赚取稿费是雷军主要的收入来源。雷军是一个有心人，每次投稿前，他都会仔细分析每一份杂志和报纸的定位，分析每一个编辑的喜好，对症下药，很快有很多文章见报。仅在大二一年，他便在报刊上发表了30余篇文章。
靠着稿费和奖学金，雷军从大二开始就经济独立了。雷军对大学生活的评价是“没有虚度光阴”、“席卷了武汉大学所有奖学金，这个真的不吹牛”。他先后获得了“挑战者”大学生科研成果三等奖、武汉大学三好生标兵、光华一等奖学金以及两次湖北大学生科研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雷军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字逻辑”，因为雷军几乎能回答出老师的所有问题，这让他很有成就感。在“数字逻辑”课堂上，老师总是先问大家，如果无人应答，就点名雷军来回答。
雷军从小就喜欢文学，他的骨子里有诗人的潜质，而他也真的可以像写诗一样写程序。他骄傲地回忆说：“读计算机专业，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的。所以我下的功夫比其他的同学要多，表现了一点儿小小的天赋，大家觉得我的程序写得很好，所以被作为范文在大二的课程里用。”
刚接触到电脑，雷军就深深地迷上了它。“电脑远没有人那么复杂。如果你的程序写得好，你就可以和电脑处好关系，就可以指挥电脑干你想干的事，这个时候你是十足的主宰。每每你坐在电脑面前，你就是在你的王国里巡行，这样的日子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日子。电脑里的世界很大，编程人是活在自己想象的王国里。你可以想象到电脑里细微到每一个字节、每一个比特的东西。”雷军说。
当时计算机系机房的电脑不超过15台，上机资源很紧张。“我的解决上机问题的诀窍就是‘泡’，每天待在机房里磨蹭。我最好的运气就是别人不来，有空的机器；如果有人不懂，我也可以借指导之机用一会儿；实在不行，就坐一边看看热闹。”雷军回忆有时候遇到不好说话的机房管理员，死活就是不让他进去，“一般想泡机房就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到机房门前排队，武汉的冬天是没有暖气的，非常冷，但机房里又必须穿拖鞋，我们机房旁边就是一个风口，在机房门前穿拖鞋等上一个多小时就已经冻得直哆嗦，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雷军去得太频繁，以至于后来管理员看到他，不问他有没有上机票就往外轰。
后来，由于老师们都想让雷军帮着做课题，因此不止一个人把自己的机房钥匙给了他，他最多的时候同时拥有三个老师的机房钥匙。
武汉大学是全国率先实行学分制的大学，只要修完一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雷军仅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了大学四年的课程，甚至完成了大学的毕业设计。同时，雷军还是系里20年来拿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满分成绩的仅有的两个学生之一。
一本书、一个人改变了我一辈子
提起买电脑、买软件，武汉人的首选就是街道口。
街道口之名始于清代，当时的街道口为武昌城东北部的一个小镇。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兴建校舍后，街道口成为武大的门户，武汉大学的牌坊就设立在街道口。小镇的东面有一个村庄，名叫杏花村。由村子通往小镇的一条路形如钥匙，故街道口又有“钥匙头”之名。解放后，武汉市地名委员会正式将此地命名为街道口。
1986年，在“学海淀经验，建武汉硅谷，北有中关村，南有广埠屯”思路的指引下，武汉电子一条街上涌现出了大量的“街面店”，这些店铺有卖电脑的、做软件的、打印的、维修电脑的，各式各样，不一而足。
1988年，武汉电子一条街上出现了一个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背着破包在街上东游西逛的大学生，那就是雷军。
雷军最初“闯荡”武汉电子一条街的动力来自于“蹭电脑”的需求。“那时电脑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大学里设备很简陋，电脑数量严重不足，我一个星期下来大概只能在电脑上学习两个小时，自然感觉营养不足，就开始‘蹭机房’。明明是别人来学习电脑的时间，我早早溜进机房，抽空上机学习，别人来后，我就被撵走了。这很痛苦。后来有机会认识了当时武汉电子一条街的一些工程师，他们公司里都有样机和展示机，我就去蹭，其实是为了提高技能。当时是打着帮忙和兼职的幌子，要不要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最初公司里只是管饭，后来活儿越来越多，就有些报酬了。”雷军回忆说。
至于为什么要背一个书包，雷军这样解释道：“对于一个高手来说，所有常用软件必须自备，至少需要20张软盘。编译工具里没有编程接口资料，也没有电子版的图书，只好常备几本很厚的编程资料。那时的书质量不高，内容也不全，还常常有很多错误，至少需要三本对照着看。背着三本很厚很沉的书跑来跑去，肯定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雷军涉猎之广，令人咂舌，他写过加密软件、杀毒软件、财务软件、CAD软件、中文系统以及各种实用小工具，做过电路板设计、焊过电路板，甚至还干过一段时间的“黑客”，解密各种各样的软件。
只要能学到东西，雷军什么都肯干，赚不赚钱无所谓。渐渐地，他跟武汉电子一条街上大大小小数百家电脑公司的老板都混熟了。由于他是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并且对电脑编程非常专业，很多老板遇到技术难题都愿意找他帮忙，也都对他非常客气。按雷军自己的话说，他“成了武汉电子一条街上的名人”。
一天，雷军在武汉大学图书馆读到了《硅谷之火》一书，该书第一版于1984年发行，讲述了苹果、微软、太阳微系统、网景、莲花以及Oracle（甲骨文）等公司的创业者们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创业的艰辛，守业的艰难，失败的痛苦，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奋斗的精神，以及在技术上不断前进的历程。
《硅谷之火》在前言中这样写道：
我们应该如何来描绘新的一天黎明时分的美丽景色呢？
我们今天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充满幻想的人们发现他们获得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力量，并且可以利用这个力量来改造我们的世界。这是个转折的时代，跨国公司迷失了发展方向，而小企业家却举起了计算机革命的大旗，成了开拓未来的先锋。在这个时代里，计算机奇才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胸怀大志者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你可以感觉到时代前进的步伐。计算机业余爱好者成了富有理想的人，而富有理想的人则成了亿万富翁。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促使人们变得伟大，变得富有而充满理想，自豪而富于爱心，努力实现前人从未达到的目标，乘风破浪去夺取这场计算机革命的胜利。
那么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介绍这场计算机革命，报道这场计算机革命中发生的事情，讲述计算机经营者在做些什么以及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想要说些什么，并且介绍这一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在1984年出版本书第一版时想做的工作，也是我们在本书新版本中想要做的事情。
……
今天，个人计算机已经遍布于我们的工作场所以及我们的家庭，冲击着我们的文化。人们每天都要写信、打印文稿、计算数字、更新电子表格、买卖商品、交换电子邮件，这一切工作都是在闪亮的计算机屏幕上进行的。虽然许多人担心使用计算机会减少工作机会，但是计算机产业也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并且大幅度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
《硅谷之火》书中还讲到苹果公司如何完成第一单生意：1976年7月的一天，零售商保罗·特雷尔来找乔布斯，当看完乔布斯熟练地演示电脑后，礼节性地对乔布斯说了句“保持联系”。第二天，穿着拖鞋的乔布斯就来到了特雷尔的商店，对他说：“我想与你保持联系。”希望对方销售他的产品。磨不过他的特雷尔就下了个500美元进50台的订单，但要求30天内供货。乔布斯喜出望外，立即签约，拍板成交，随后便和他的合作伙伴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开始了繁忙的装配工作，人手不够，乔布斯把自己的妹妹也叫来帮忙。他们在合同到期的前一天完成了交货，赚到苹果公司的第一桶金。
《硅谷之火》中那些跌宕起伏的岁月，扣人心弦的创业故事彻底点燃了雷军的激情。“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本书，印得很粗糙，翻译也跟今天不太一样，但看得我激动得不行。我深深地被乔布斯的故事所吸引。一本书、一个人改变了我一辈子……在武汉电子一条街打拼一段时间后，自我感觉良好，就开始做梦：梦想写一套软件运行在全世界的每台电脑上，梦想创办一家全世界最牛的软件公司。”雷军说，“《硅谷之火》给了我这样一个启迪：你要是有梦想不妨一试，那样你也许真能办成一家世界级公司。”
“广埠屯”结识王全国
1989年，雷军在武汉电子一条街上遇到了一个对他的人生至关重要的人——王全国。王全国比雷军年长四岁，也毕业于武汉大学，是武汉电子一条街上的“大哥大”，当时正在一家校办的公司做一个加密软件的界面。
王全国是这样回忆他和雷军的相识过程的：“在1989年前后，并没有软件流通的正规体系，没有互联网，所以大家就一起交流各自手里有的软件。那时候我是那儿各种软件的集散地，我手里的软件是最多的。雷军也喜欢软件，我们就经常交换，所以自然而然就认识了并且特别熟。我记得我们是1989年的二三月认识的，然后在一起沟通特别多，7月我们就一起合作开始写软件了。当时感觉这个同学特别活跃，也特别好学。”
当年7月，王全国接了一个写加密软件的工作，听说雷军之前曾经写过一个加密软件的内核，就决定找雷军合作。在当时，软件盗版非常厉害，一个软件上市没几天，只要销量好、有市场，过不了几天市场上就会涌现出大量的盗版软件。所以，软件想要卖钱，就必须有防止被拷贝的技术，要通过磁盘加密。王全国回忆说：“我那个时候学的也是计算机专业，所以我们原想各自写一个加密软件。碰到一起以后，我们两人决定合作，一人做一部分，就这样开始写加密软件了。”
1989年8月，雷军与王全国两人正式联手合作开发加密软件Bitl-ok0.99。他们白天忙着工作，晚上累了，就躺在破旧的沙发上天南地北地神侃。雷军很喜欢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并将之作为座右铭。
雷军说自己写软件是“一上来就直奔主题，速度很快，可能会在过程中不断修正”，而王全国则是“先仔细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窍门，然后再动手，速度有些慢，但可以避免出错”。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结合在一起便完美无缺了。
经过两周没日没夜的工作，Bitlok0.99的编码、测试、界面设计以及说明书等工作终于完成了。这款加密软件在加密软件领域获得了极大的赞誉，是国内几个著名的加密软件之一，也是雷军的第一个商业软件。Bitlok0.99做完后，王全国把公司发的50元加班费给了雷军，这也是雷军写软件淘到的第一桶金。
但在当时，两人都没有成立自己的公司，没法在软件上署公司的名字。恰好当时街上正在放映《神秘的黄玫瑰》，讲述的是1800年前后罗马尼亚政客腐败，一个名叫黄玫瑰的神秘人物除暴安良的事迹。黄玫瑰是罗马尼亚的“罗宾汉”，枪法出众，两人都很喜欢，便决定以“黄玫瑰小组”来署名。雷军得意地说：“以后我们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经常用‘馈人玫瑰之手，历久犹有余香’这句话作为标准签名档。”
Bitlok0.99也许可以被看作雷军的成名之作。然而树大招风，没过多久，Bitlok0.99就引来解密高手叫板：此人专门针对雷军的加密程序进行解密，双方开始了长时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到最后，雷军的加密程序做过20多种算法。
令雷军和王全国都没想到的是，Bitlok0.99后来卖得非常不错，很多知名的软件公司都纷纷购买，他们居然赚了上百万。
冯志宏煮的波纹面很好吃
计算机病毒是编制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破坏数据，影响计算机使用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具有非授权可执行性、隐蔽性、破坏性、传染性、可触发性。由于与生物病毒有很多相似性，故称其为病毒。自从1985年在美国被当众证明其存在之后，计算机病毒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路高手出于种种目的，纷纷编写了各式各样的计算机病毒。
1988年，随着软件交流的频繁，计算机病毒随软盘悄然进入中国内地。“小球”和“石头”是最先侵入中国内地的计算机病毒。由于当时普遍使用软盘来启动系统，因此这两个病毒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了当时国内最流行的计算机系统病毒。
1989年，计算机病毒在中国遍地开花。那时候，由于私人电脑数量有限，因此各家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等计算机密集的地区成了计算机病毒的重灾区，而且往往是多种不同病毒反复交叉感染。“米开朗琪罗”和“黑色星期五”这两个文件病毒更是让很多人谈虎色变，很多媒体争相报道，声势之大，并不逊色于名震世界的CIH病毒，甚至出现了“戴口罩防计算机病毒传染”的笑话。
计算机病毒刚在国内一冒头，就引起了雷军极大的兴趣。为了解决学校机房感染病毒的问题，雷军和同学冯志宏决定合作开发杀毒软件“免疫90”。
回忆起当时的合作，冯志宏说：“当时病毒流行来，就起了念头要做一个杀毒软件，两个人都有这个想法，就有合作啦。当时的条件并不好，我们在外面的一个公司找了一台机器上机，两个人分工合作开发程序，因为寒假自由时间比较充裕，就选择了在寒假进行开发。武汉的冬天特别冷，每天我们都从武大骑车到那个公司去上机，风雪无阻，脚也生了冻疮，放假时食堂吃饭不方便，就经常自己动手煮波纹面，直到几年后雷军还在提‘冯志宏煮的波纹面很好吃’。”
尽管条件艰苦，在开发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不小心把病毒散播出去、因调试程序出错把硬盘冲了个一干二净的乌龙事件，但这款杀毒软件还是很快就呱呱落地了。
“免疫90”是用PASCAL写的，最终的版本可以查、解当时发现的所有病毒。用雷军的话说，“这个杀毒软件具备病毒免疫功能，如果染上病毒，该程序可以像抖落身上的灰尘一样把病毒清除；还做到了样本库升级和在英文环境下英文显示，在中文环境下中文显示；用户甚至可以用文本方式手工增加病毒库。这些功能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但大家想想这是1989年底我们的作品。”
雷军和冯志宏经过商议，决定将软件按照260元一套的价格发售。上市后在武汉就卖出了几十套，两人赚了好几千元。
最令雷军感到高兴的是，武汉大学的辅导员刘绍钢老师发现了这两个在校外编写软件的学生，在他的推荐下，这套软件获得了湖北省大学生科技成果一等奖。
1990年，随着计算机病毒技术的突飞猛进，公安部门也介入了反病毒软件的研发与管理。在当时，雷军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反病毒专家”了。为此，湖北省公安厅还曾专门请他去讲课，讲反病毒技术。雷军准备了好几页纸，但2小时的讲座，他上去15分钟就把讲稿念完了，下面不知该讲些什么，就把那份讲稿又从头再念了一遍。
正当雷军和冯志宏准备做一个硬件防病毒卡的时候，“华星防病毒卡”很快就上市了。雷军经过权衡考虑，决定停止“免疫90”的升级服务。“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市场能力，所以很快就放弃了。我当时认为不是第一个做出来的就没有市场，时隔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别人做出来了，并不意味着自己不能做。我错过了这次机会。”雷军后来提起这件事时，多多少少有些后悔。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以雷军现在的见识和眼光，他绝对会投入到与华星的竞争当中去。然而，世事就是这么云谲波诡，人生更不可重来。年轻时候的几个关键时刻，我们对梦想的坚守与放弃往往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三色公司：创造七彩的新世界，放飞创业的梦想
“免疫90”是雷军研发的第二款商业软件，之后，雷军和冯志宏还合作研发了RI内存清理软件。RI在当时很受欢迎，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当时电脑的内存很小，在运行程序多了之后会导致系统速度变得很慢，而有些软件则可能因为内存被其他资源占用而无法运行，这时候就需要释放内存的工具。RI能够将常规内存、扩展内存等自动释放，能够很快解决调试死机等问题。
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雷军决定使这款工具软件完全免费，并且开放了源代码，也算国内最早一批开放源代码的免费软件。很快，RI就成为了当时程序员人手一份的必备工具。
1990年，雷军开始读大四。暑假期间，王全国的两个朋友想办家公司，拉雷军和王全国入伙。王全国的两个朋友负责市场营销，雷军和王全国负责技术，四人平分股份。雷军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同意了。
后来，他们将公司取名为“三色”。关于“三色”的由来，雷军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由红黄蓝三色演变过来的。我们希望红黄蓝三原色创造七彩的新世界，放飞我们创业的梦想。”
“我当时想，乔布斯、盖茨就是大学创业成功的，我为什么不可以？想到这些，顿时热血沸腾，脑子晕晕的。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好奇怪，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开公司谁投钱，开张后做什么，靠什么赚钱等问题。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雷军回忆说。
公司成立的那天，武汉电子一条街的很多老板都来道贺，说他们这是“书生报国”，将来一定能有一番大的作为。
然而，四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既没资金，又没经验，直到公司接到的第一单生意赚了四五千元，公司才有了第一笔收入，也算是启动资金了。
三色公司租用了珞瑜饭店103房间作为办公室，办公室不到20平方米，放了电脑和桌子，就没有什么地方了。开会、研发、设计、制作，所有的工作都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完成。雷军说：“我经常被他们从武大的晚自习上叫出来开会。我们晚上做开发，白天跑市场，五六个人躺在一间房间里，实在躺不下，就起来干活。”
再后来，李儒雄也加入了进来。李儒雄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并获得过“湖北省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个人奖”。和雷军他们不同，李儒雄上大学时学的是测绘专业，可他却一心向商。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30年校庆期间，打着学生会的牌子，李儒雄带着两三个帮手给别人照相，赚了200多元。这是李儒雄的第一笔生意。
三色公司创立之后，虽然创业团队都是业内的精英，大家都有无限的激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景，白天跑市场销售，晚上拼命做开发，每天忙得马不停蹄，可大家对做什么赚钱却毫无概念。一开始，看别人做什么赚钱，他们就做什么，没有什么套路。后来，盲目干活的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方向——仿制汉卡。
汉卡是一种将汉字输入方法及其驱动程序固化为一个只读存储器的扩展卡，早期的计算机使用中，因为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有限，为了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减少在汉字输入过程中对存储器的频繁访问，研制了汉卡。使用汉卡可以有效地提高计算机的速度，尽可能地减少占用计算机内存空间。
汉卡的出现是和大家熟知的传奇人物史玉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89年，史玉柱怀揣独立开发的汉卡软件和“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盘，南下深圳，给“计算机世界”打电话，想让“计算机世界”给他做广告，并要求先打广告后付费。“计算机世界”给史玉柱的付款期限只有15天，可一直到广告见报后的第12天，史玉柱分文未进。就在关键时刻，第13天出现了转机：他一下子收到三张邮局汇款单，总金额1.582万元！先人一步的思维方式，让史玉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汉卡的利润很高，一套就能卖到好几千，成本往往不到一半。所谓仿制汉卡，就是找来市面上的汉卡，对其进行比对研究，再制作出全新的汉卡，当然程序编码等全部要他们自己研发设计。
很快，三色公司的仿制汉卡就上市了。三色公司的汉卡售价500元，比联想推出的1000元左右的汉卡要便宜很多，他们渐渐地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
然而没过多久，三色公司仿制汉卡的技术就被人盗用了。虽然他们的汉卡一开始就采用了雷军设计的Bitlok0.99加密，但是汉卡上市不久还是被破解了。破解者在他们的基础上做同样的事情，但量比他们大，一次做500块汉卡，一块卖200元。因此，三色公司并没有挣到什么钱，难以为继。
雷军说：“看起来我们的团队很强大，最多的时候有14个人，业务范畴也挺宽的，卖过电脑，做过仿制汉卡，甚至接过打字印刷的活。”但实际上三色公司度日维艰，不要说公司运营，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一天，几个人待在一起，面面相觑，忽然一个伙伴开口说自己可以去找食堂的大师傅打麻将，赢些饭菜票回来。
结果，这位夸下海口说自己麻将打得好的同学真不是浪得虚名，很快弄回一堆饭菜票。此后，实在没钱的时候，雷军他们就派他去打麻将赢饭菜票。
梦魇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迎来的是新的生活
创业，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博弈，是天下最辛苦的工作，是与困难、失败为伍。在困难和失败面前，很多平庸之辈都低下了自己的头，只有少数不甘心失败者，才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挫折，奋力拼搏，创造辉煌。
和所有稚嫩的创业公司一样，三色公司也如一叶浮萍一般在风雨中飘摇，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公司有一次把借来的价值5000元的激光打印机烧了，雷军和李儒雄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雷军没有自行车，李儒雄便把自己的新车借给雷军骑，不料又弄丢了，雷军就只好骑着好几年前买的破古董，走街串巷地找市场。
最让雷军觉得烦心的，是四位股东的“争权夺利”。雷军当年只有20出头，原本不想掺和这些不利于团结的事情，但其他几位股东隔三差五就把雷军从武汉大学的教室里叫出来开会，一开就是一个通宵，花很长时间讨论：谁当总经理，谁当董事长。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董事长改选了两次。
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窃取了，市场没有建立起来，内部管理还一团糟。高涨的创业热情被现实一点点地磨掉了，雷军也开始反思：作为一个大四的学生，自己是否具备了创业所需要的能力与阅历？
琢磨了好几个晚上，雷军提出了散伙。雷军后来认真分析第一次创业失败的原因，认为三色公司散伙的原因主要有下面几条：“我们这些书生创业，自以为了不起，加上电子一条街的老板稍微一夸，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结果空有技术却不懂经营，处处碰壁；另外公司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发展方向，虽然仿制汉卡一开始取得了成功，但是硬件方面毕竟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几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公司一直没有管理，想到哪就做到哪，一切充满了盲目；还有一个最重要也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公司一直缺乏资金，用10万赚10万和用100万赚10万，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付出的艰辛绝对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低水平上做重复的事情，从小做起很容易把很多宝贵的时间花在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上。”
清点公司资产时，雷军和王全国分到了一台286电脑和打印机，李儒雄分到了一台386电脑。
公司停办的第二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走在校园的小路上，金色的阳光从林荫道的树丛中洒下来，空气中似乎跳跃着一些灵动的旋律，唤起了雷军刚刚沉睡不久的激情。“生活是如此美好，真轻松啊！梦魇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迎来的是新的生活。”
三色公司的失败显然改变了雷军的创业理念。“创业就像跳悬崖，只有5％的人会活下来。”雷军意识到，当不具备社会资源，没有资金，不知道运营一个企业需要做哪些工作，只靠满腔热血和冲动去创业，结果只会被撞得头破血流。也正因为如此，雷军后来做天使投资人时只投有经验的创业者，并且他表示对大学生创业模式不提倡不鼓励：“有一个创业者说我只投35岁以上的创业者，这是天大的误解。我主要投有经验的创业者，过去投的创业者大多30多岁，但绝对不意味着我不投20多岁的创业者。但我基本不考虑在读大学生创业，我还是希望大家好好读书，打好基础，创业成功不分早晚。”
“我们跟美国的国情真的差别很大，我们大学的教育包括高中的教育其实素质和能力教育相对偏弱，这样出来创业的话，成功率是非常之低的，而且可能我们鼓励学生创业还耽误了他应该有的学业，有点得不偿失。过去10年，很多大学都鼓励大学生创业。从结果来看，应该几乎是全军覆没，所以我今天的观点和10年前的观点一样，尤其作为大学时候创过业的人的建议是，对大学生创业不要鼓励，也不要提倡，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认为大学生，真的还得提高自身的技能，甚至刚毕业都最好不要创业，最好是要么找个创业公司，要么找个大公司，先提高技能，有相应的商业网络，一切都准备好了再创业。现在我投资的这些创业者，平均年龄应该都在三十三四岁，他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这样的成功率要高很多很多。如果刚大学毕业就开始创业的话，其实挺不容易的。”雷军说。
当然，对雷军来说，创办三色公司失败的经历并没有打击他后期创业的积极性，而是让他多了一些谨慎和思量，这为他后期连环创业打下了基础。“我觉得，人就是在挫折和失败中成长的。正因为这次失败，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清醒的认识，也为未来的发展做好了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干的心理准备。”雷军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