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号大王”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汪曾祺呢，给人取外号。
有时估摸着是信手而为的，让笔下的人物自报家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完毕。心情不错，再派发一个外号，“买一赠一”。
也就是说，这些外号是不承担多少功能的。
有时可能让人物亮了相，也画了像，顺着思路，要安排他干点什么或者想点什么，但往前走着走着，感觉还是有个缺项：怎么回事？落了点什么东西……回头，呀！原来忘了送你一个外号！于是就开动脑筋，拟了起来。
这就多少有所指了。
有时就是手痒痒，一个接一个地派发，停不住，就像在路上走，遇见发广告传单的，抓起一把往你手上扔，劈头盖脸，猝不及防。
这就完全是刻意为之了。
黄涛著《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观点，说绰号是一种游戏性称谓，别人能在这种游戏性行为中获得快乐和便利。相对于大名和小名，绰号有更多的戏谑、讥讽和挖苦的成分。
当时在杨红莉的《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中读到这个转引过来的观点，有些愣了。说取绰号是个“游戏性行为”是很准确的，但绰号的成分更多的就是“戏谑、讥讽和挖苦”？
我怎么感觉取外号更多的是好玩，逗人一乐、开心一刻呢？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取外号的。给人取外号要看人，要有特点，有个性。当然，憎恨在心，借由一个外号来出口恶气、排排毒，也有不少。但有时取外号纯属正向娱乐，践行积极的“游戏精神”，而且有偏好，只送给关系好的、有交情的。
翻查《现代汉语词典》，先确定“绰号”即“外号”。
再找“外号”条目，释义是：“人的本名以外，别人根据他的特征给他另起的名字，大都含有亲昵、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
压了压惊。
亲近腻乎的口语化表达，嘲弄宣泄的载体，逗个乐子罢了，三个态度三分外号之天下。
既有褒的，也有贬的，还有中性的。
我想，只有把这些搞明白了，才能拥有正确、科学的“外号观”。
事实上，取外号是个技术活，是有套路的。通读汪曾祺的文字，感觉这个人是“外号店铺”的大掌柜。店铺里的货品虽然多而杂，但自有规律可循。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一招：由姓氏出发，再往前引申，以更接地气、更形象、更有识别度为目标。
《寂寞和温暖》，小说写了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这里的工人有个风气，“爱给干部和科研人员起外号”。年轻的技术员叫王作祜，特殊年代，这个人喜欢上纲上线，善于把小事往大事上折腾，“引经据典，慷慨激昂”。一个老木匠看不下去了，说：“王作祜咋唬点啥咧？”于是“王作祜”生生被“王咋唬”顶替了。
除了谐音，还有字形。比如同是这个农科所，沈沅是新来的女同志，享用的外号则是“沈三元”。这外号不仅是把“沅”拆分了，还有“连中三元”之意。
《非往事·鞋底》，有个读小学二年级的八岁孩子，姓萨，整座楼的孩子都叫他“萨其马”。
由“萨”而“萨其马”，落在零食上，符合孩子的心理与心智。
《故乡的食物》，写到“蒌蒿”，说小学有个同班同学，姓吕，“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蒌蒿薹子’”。《小学同学》中再次提及，“真对不起，我把我的这位同学的名字忘了，现在只能称他为蒌蒿薹子”。
他也解释了，当年“蒌”的读音是“吕”，现在则改为“楼”音了。由“吕”而“蒌蒿薹子”，属于“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但赢得了趣味。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二招：将姓氏与个人特质相融，包括地域、习惯、性情、德行等，创造“姓氏＋”模式。
《故里三陈·陈小手》，一个男人，产科医生，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要细嫩柔软，故名“陈小手”。
《唐门三杰》，唐杰球是个“闹儿”，最爱起哄架秧子，人称“唐混球”。
《徙》，说东街有个老中医，满脸的红记，一年多半穿着紫红色哆啰呢夹袍，黑羽纱马褂，说话是个囔鼻儿，浑身发出樟木气味，好像才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此人外号李花脸”。
又说有个初级中学，数学教员讲代数、几何，从来没有把一本书讲完过，大概后半本他自己也不甚了了，于是就领受了一个“杨半本”的外号。
——想起胡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称善作半卷书。
《卖眼镜的宝应人》，这个卖眼镜的，宝应人，姓王。不知是哪位开了头，叫他“王宝应”，都觉得比较贴切，于是就叫开了，背后叫，当面也不避讳。时间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至王宝应也觉得自己本来就叫王宝应”。
——顺道说一句。王宝应不仅卖眼镜。有次拿来三个翡翠表拴，让在保全堂店堂里聊天的闲人赏眼。一个玩家掏出放大镜，把三个表拴挨个看了，说：“东西是好东西。”汪曾祺随手赐给这位玩家一个外号，“大高眼”。
《我的小学》，汪曾祺说自己在县立第五小学的图画老师姓王，有一个口头语，“譬如”。学生就顺势给老师取了个外号，“王譬如”。
——还得插播一下。我是在一个乡镇上读的初中，英语老师姓蔡，实在对不住，真名给忘了。她的口头语是“下面”，使用频率很高。
汪曾祺的《桥边小说三篇·茶干》专写经营酱园店的连老板，这个人把口头语“的时候”广为用之，“我的时候”“他的时候”“麦子的时候”“豆子的时候”“猫的时候”“狗的时候”……有点不太讲究语法，“他说话本来就慢，加了许多‘的时候’，就更慢了。如果把他说的‘的时候’都删去，他每天至少要少说四分之一的字”。
我的这位蔡老师，在对口头语的青睐上跟连老板有得一拼。记得同学中有好事者算过，一节课45分钟下来，她说“下面”有300多次。于是“蔡下面”这个外号喊开了。后来又有捣蛋鬼特别强调“蔡下面”应该是“菜下面”，这就有了画面感：那时的早饭，往往就是一碗清汤面，漂着几片青菜叶，大不了卧着一枚鸡蛋。
有次蔡老师上课，连续说了几句“下面”，自己把自己惹笑了，实在憋不住，等情绪安顿下来，用方言跟大家交心：“同学们，对不起哈，额也不晓得为么事个么喜欢话‘下面’……好了好了，不笑了，下面……”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三招：以职业为底色，巧用借代修辞手法，兼顾“异秉”。
《锁匠之死》，这个锁匠姓王，一般称他为王锁匠，或者锁匠小王。本名就丢了。
《老鲁》：“护国路有所大洋楼，黄铜窗槛绿绒帘子，颤呀颤的沙发椅子，住了一个‘扁担’。这扁担挑了二十年，忽然时来运转发了一笔横财。”
《八千岁》，说八千岁家隔壁的住户姓赵，人称赵厨房，“不叫赵厨子却叫赵厨房，有点不合文法”。
《兽医》，写了本城有名的兽医姚有多。他的能耐是给牲口治病，扎上六针，眼看着就见效。于是，“姚六针”的外号诞生了。
《当代野人系列三篇·大尾巴猫》，说剧团里有个打大锣的，姓郝，于是人送外号“郝大锣”。
建议这位郝大锣可以顺着“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来一曲“好大一面锣，有戏必有我”……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四招：从外形上入手，高矮胖瘦，穿衣戴帽，眉眼耳鼻口，都是由头。
《笔记小说两篇·瞎鸟》，写了一群每天在玉渊潭遛鸟的爷们，其中一个叫“大裤裆”。外号来历是他夏天总穿着一条齐膝的大裤衩，裤裆特大。这个“大裤裆”为人不厚道。用一只瞎鸟换了孤老头子的一只画眉。有人看不下去了，说他“可缺了大德了”，他有的是理由：“你管得着吗？——这只鸟在我手里的时候不瞎！”
可惜了给他做大裤衩的那几块布。
《皮凤三楦房子》，写了个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又说不能望文生义，指认这个人姓高，人很高大，又有一个大头。其实他生得很魁梧，虎背熊腰，脑袋和身材相称，通体看来，并不显得特别的大，“只有单看脑袋，才觉得大得有点异乎常人”。
《悔不当初》，回忆有个远房舅舅教初中英语，行六，是个近视眼，人称“杨六瞎子”。
《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他是县第五小学的斋夫，这人确实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学校里的教员都喊他詹大，但学生不省略，“叫他的时候必用全称：詹大胖子”。
跟“蒌蒿薹子”一样，在外号这事上，孩子是不觉得麻烦的。
头大、眼拙、体胖，不算缺陷。真有点什么“毛病”，那就不客气了。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大德生米厂王老板的大儿子叫王厚辽，在米厂里量米，记账，看样子有几分呆相，外号叫“大呆鹅”。
《礼俗大全》：“孙老头儿名莜波，但是满城人都叫他‘孙小辫’，因为他一直留着一条黄不黄白不白的小辫子，辫根还要系一截红头绳。”
还提及一位李棻。他点过翰林，功名在县里是排在最前列的，“恃才傲人”，架子大，不好伺候。可惜脸不争气，散布着几颗麻子，这让仆人们抓住了把柄，都叫他“李三麻子”。
《晚饭花·三姊妹出嫁》，老大许了一个皮匠。这个皮匠脸上有几颗麻子，于是，一街的人都很欢乐，叫他“麻皮匠”。
同是脸上有困难，外号也差不离，但倾向不同、立场不同、情感不同。
《钓鱼巷》，说程进生有异相，能“纳拳于口”，也就是把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嘴里。同学就顺势给他起了个外号，“大嘴丫头”。
汪曾祺忍不住替他喊冤：“大嘴就大嘴吧，还要‘丫头’！他哪点像丫头？他长得很壮实，一脸的‘颗子’——青春痘。”
没办法，这样的“冤情”喊得再响亮，也博不来几多同情。啥时都是看脸的，只不过对脸的审美标准有所差异。人类多数时候是“颜值控”，是“赏色动物”，甚至有人说“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长相差劲一点，在外号上受点欺负也是难免的。容貌顺眼一点，自然要在外号上沾点喜气。
《米线和饵块》，说在昆明读书时有个女同学，身材细长，皮肤白皙，大家就地取材，唤她“米线”。
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她就是“米线女神”，明恋她的、暗恋她的，都是“米粉”。
《晚翠园曲会》，说参加曲会的有个女士，估计是某个学院教授的太太，或是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身材匀称，小小巧巧，穿浅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神气有点天真，不作态，整个脸明明朗朗。汪曾祺给人家起的外号很别致——“简单明了”。
他让好友朱德熙掂量一下这个外号成色几何，知名语言学家给出的评价是“很准确”。
《王四海的黄昏》，卖艺的王四海一行入住五湖居客栈。这家客栈有块活招牌，就是掌柜的内眷，外号“貂蝉”。一个理由是她家男人比她大得太多，她二十四五，他已经五十大几了，“俨然是个董卓”。当然，另一个理由分量更足，“她长得俊俏”。
不仅女人。《尴尬》，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岑春明，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农业工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俊哥儿”。
年长的不放过，年轻的更是“盘中餐”。
丁贵甲是《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中的四分之一。他是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呢？“肩阔胸高腰细腿长”“非常匀称挺拔”“一身肌肉，晒得紫黑紫黑的”。人送外号“小马驹子”。
姑娘们看着脸红，心也馋，谈悄悄话时，他往往是个不在场的“在场”。菜园组长的女儿，念过一年初中，算是个文化人，自告奋勇给他做了个鉴定，说：“他长得像周炳，有一个名字正好送给他：《三家巷》第一章的题目！”
这有点掉书袋。害得没有看过《三家巷》的就赶紧找来这本小说。一看，原来第一章的题目是“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有意思，“她们格格格地笑了一晚上”。
后来又简化了，由“长得很俊的傻孩子”变成“很俊的——”。
大家正忙乎着，恰好他出现了，有人轻轻一嘀咕：“嗨！很俊的来了！”大家的反应很直接：“于是都偷眼看他，于是又格格格地笑。”
丁贵甲先是莫名其妙，这有啥好笑的。后来得知原委，不以为意，只是在心里说：丫头们，事多！
小吕是另一个四分之一。他是果园的小工，很佩服十九岁的张士林。因为张士林懂果树，“不论是修剪，是嫁接，都拿得起来，而且能讲一套”。他佩服张士林能“代表”场里出去办事。采花粉呀，交换苗木呀……每逢张士林从场长办公室拿了介绍信，背上挎包，由宿舍走到火车站去，小吕打心眼地佩服、羡慕，称呼他为“大使”。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五招：完全脱离原来的名与姓，拐个弯儿，讲究迂回，高端一点的还要“用典”，富有文化内涵，兼顾历史渊源。藏得有点深，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得问一句“怎么回事”。经过一番解释，点破了，双方会心一笑，“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好一则谈资。
《故里三陈·陈四》，陈四是个瓦匠，却被人称为“向大人”。怎么回事？
原来迎神赛会高跷队有三个角色，其中一个是向荣向大人，清末大将，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后死于任上。擅长表演向大人的恰是陈四，是无人能替的头牌。戏里戏外容易模糊界线，他就在生活中成了“向大人”。
《王全》，这个主人公为何人称“偢六”？
据说他有点缺心眼，这地方对这毛病用一个字就干脆地概括了，即“偢”。他在家行六，于是拼贴组合，有了这么个外号。
《草木春秋·车前子》，说张家口的山西梆子剧团有个老生演员，外号是“车前子”。这就奇怪了，没说人家姓“车”。
原来他的演出无聊无趣，不太受欢迎。他一出场，农民观众才不顾及你的什么颜面，反而“尿点”到了，纷纷起身上厕所。大家打趣说这个人利小便。而车前子这味药材恰好可利小便，于是“车前子”的外号送上门了。
这多少有些尴尬。
《唐门三杰》，唐杰芬的外号是“二喷子”，因为他喜欢满口乱喷，胡说八道。
在汪曾祺这里，“二喷子”还不由他独享。《非往事》写了庹家老二，打大锣的，也是爱好胡说八道，也顶着一个“二喷子”的外号。
可以说，当汪曾祺遇见胡说八道的人，哪怕只是笔头上遇见，他就条件反射，将之跟“二喷子”画等号。
《黄开榜的一家》，写毛三，留着中分头，一个习惯了风流的主儿。他有个外号，叫“斜公鸡”。怎么来的？汪曾祺解释了一番：公鸡欺负母鸡，都是耷下一只翅膀，斜着身子跑过来，然后纵身一跳，把母鸡压着，“毛三见到女人，神气很像斜着身子的公鸡”。
《仁慧》，有个观音庵，前任住持“二师父”是个忠厚之人，整天潜心念佛，“不理朝政”。结果她当家的几年，庵里佛事稀少，香火冷落，房屋漏雨，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片败落景象。庵里的尼姑是有意见的，背后管她叫“二无用”。
《八千岁》，一个终年穿着二马裾的米店东家，无名无姓，为何叫“八千岁”？难道他的祖上是皇室？皇上万岁，皇亲贵胄次之，八千岁好了。
“据说他是靠八千钱起家的。”
不过，汪曾祺分析了一下，这不靠谱。八千钱也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元。当地以一百铜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元，八吊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两块七角钱怎么就能起了家呢？再说了，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这些，谁也不去追究，然而死死地认定了他就是八千钱起家的，他就是八千岁！”
只能说，彪悍的外号不需要解释。
《狗八蛋》，写了在剧院练功厅大门看传达室的一个爷们，只给院领导、导演、名演员服务，一般演员、乐队工作人员的事他不当回事，搞看人下菜碟的那一套。这把一个武戏演员彻底惹毛了，“觉得他比王八蛋还要可恨，给他起了个外号：狗八蛋”。
《塞下人物记·俩老头》，说大跃进那年月，市里来了个书记，到大队蹲点，对农作物的产量一再加码。郭老头、耿老头坚决不同意。
书记有点下不来台，急了：“啊呀，你就做一次社会主义的冒失鬼行不行？”
闯过江湖的俩老头不犯怵，硬扛，按照自己的路数播种耕作。
秋收时发现他们俩是对的。
市里召开丰产经验交流会，俩老头当了代表，发言题目是《要做老实庄稼人，不当社会主义的冒失鬼》。
主持会议的正是来蹲过点的那位书记。书记致过开幕词，郭老头第一个发言，头一句话就是：“书记叫俺们做社会主义冒失鬼……”
后来，俩老头遇到了这位书记，当面就喊他“社会主义的冒失鬼”。
要说这个外号喊得大胆、有气势、带劲儿，就是不太符合精简原则。
但，“一山还比一山高”。还有更长的。
《鸡毛》，西南联大经济系的金昌焕，是个特异之人：他在寝室的床上拉几根铁丝，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都挂在铁丝上；还从不买纸，夜里拿上剪刀，把启事、告白空白处剪下来，备用；功课不太好，老是要开夜车，得补补身子，他就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每天吃一块。到了四年级，出外兼职，又添了两项：每天提着一把黑布阳伞进出，无论冬夏；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
跟他同屋的，有中文系的一位“夜游神”，每晚在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屋补觉，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应该是深夜时刻精神飒爽之时琢磨出来的吧？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六招：盘活国外资源，并将之本土化、在地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跟国际接轨。
《护秋》，有个专职“下夜”的，叫朱兴福，一个蔫了吧唧的人。但是，他媳妇杨素花“人高马大，长腿，宽肩，浑身充满弹性，像一个打足了气的轮胎内带，紧绷绷的。两个奶子翘得老高，很硬”。她喜欢唱山西梆子，“那么一匹高头大马，穿上古装，很不协调”。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边有个阿克西尼亚，她跟这个人物形象是比较吻合的。于是，“农科所的青年干部背后就叫她阿克西尼亚。这个外号她自己不知道”。
还是外形在发酵。
《未尽才——故人偶记》，涉及一个姓陆的同学，真名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大家喊他“小陆克”。汪曾祺写道：“陆克是三十年代美国滑稽电影明星。叫他小陆克是没有道理的。他没有哪一点像陆克，只是因为他姓陆。”
这次是姓氏占了优势。
《寂寞和温暖》，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个年长的技师，姓张，大家当面喊他“张老”，背后则喊他“早稻田”。
他是水稻专家，每天早早就起床了，一起来就去水稻试验田里忙乎。他是日本留学生。工人们听说日本有个早稻田大学，就不管他是不是这个大学毕业的，硬是派给他一个“早稻田”。
工作、经历都是筹码。
《塞下人物笔记·乡下的阿基米德》，写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一个老工人，他最大的特点是长了一张“长脸”，而且“很长”。这个人虽然凡事有主见，但表达方式很含蓄，人送外号“老蔫”。所里打井，搞突击，违反了操作规程，结果井锥给夹住了，起不出来。眼看着半个月的劳苦就要报废了。老蔫“围着井转了几圈，坐下来愣了半天神”，弄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杠杆”，眼看着井锥起来了。于是，“老蔫”往前跨了一大步，被直呼“阿基米德”。
这就涉及能力和智慧了。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七招：外号是有“进阶”的，处于动态之中，是可以递进的，也可以说是“优胜劣汰”，深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精髓。
《当代野人·吃饭》，说干校来了个姓高的“领导”，是搞政治工作的，大家都称之为“高政工”。这人有些不靠谱，常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馊点子。有人记起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于是他随之“高升”，成了大家心目中的“高招”。
《当代野人系列三篇·三列马》可谓耿四喜的外号变迁史、演进史。
他是在梨园混饭吃的，爱瞧书，特别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好事者把这两本书合并着说，就是“三列国”，于是耿四喜在“辈分”上升级，从老四变成了老三，大家称呼他“耿三列”。
这个人还热情，喜欢说，绘声绘色，口若悬河，一讲就是半天，“耿三列”之外，再博得一个外号，“耿大学问”。
后来这人随着形势调整方向，熟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号也随之“水涨船高”，成了“三列马”。
梳理出这七大招，属于不完全归纳，难免还有重叠交叉。有的还无法纳入这个“体系”，四六不靠，有的倒是可以强行纳入，但又担心被淹没了，于心不忍，只好单拎出来说道说道。
比如，写于1941年的《寒夜》，汪曾祺正值21岁青春韶华，文学起步时节，他就给笔下的人物一一安置了外号：围着火坐着的几个汉子，称呼分别是老爹、二疙瘩、大炮、蛤蟆、海里蹦。
这些外号怎么来的？他没有逐一解释，只是打包式地给了个说明：“这几位都是名不虚传的人物，在乡下，哪儿都听得到，我相信，如果他们有儿子，他们的儿子一定也如此叫唤。”
这就无法归类了。“蛤蟆”，是说长得像蛤蟆，还是声音像蛤蟆，还是走路像蛤蟆？“二疙瘩”，是人比较二，还是在家行二，还是脸上或屁股上真有两个疙瘩？
再比如，《虎二题·老虎吃错人》，改编自《聊斋志异》的《赵城虎》。原著中有个衙役，唤名李能。到了汪曾祺这里，都不眨眼，直接派送他一个外号，“二百五”。
无中生有也就罢了，关键是这个“二百五”一点也不二百五，不仅对人好，对老虎也好，而且老虎还将之视为知己。你说上哪儿说理去？
还有《受戒》，写了小英子，自然有大英子。姐妹俩长得像，性格却不同。大姑娘文静，话少。小英子的嘴巴整天不停。大姐说：“你一天到晚咭咭呱呱——”小英子接话：“像个喜鹊！”
这属于“自我加冕”。
或许汪曾祺心想，小英子这么个心愿，得要满足一下。
小英子的娘和姐为绣花的事犯愁，给难住了。汪曾祺写道，最后还是“喜鹊”忽然一拍屁股：“我给你保举一个人！”保举的正是明海小和尚。
自己抢注了一个外号，而且顺利通过了验收。头一份。
另有一个多少有点“邪乎”。
《异秉》，1980年重写的版本，出现了一个“卖活鱼的疤眼”。他得过外症，治愈后左眼留了一个大疤。小学生想起课堂上所学的，在“疤眼”这个外号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步，喊他“巴颜喀拉山”。
这个角色在1948年版本的《异秉》中没有出场，倒是在1941年的《灯下》亮相了，当时只是叫“疤眼”。再要详细一点，就是“卖鱼的疤眼收完了鱼钱，也走了进来”。
是否可以说，“巴颜喀拉山”这个外号，汪曾祺酝酿了40年？
一个人，这般乐此不疲地给笔下的人物派发着摇曳生姿的外号，大概是内心时刻想着，日子还是应该多点色彩、多点嚼头吧。
汪曾祺热衷于给他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派送外号，有没有人反过来还给他一个呢？
送他一个“外号大王”，应该没有不同意见吧。
其实，汪曾祺打小在“外号江湖”混迹，人称“小黑子”。
小时候，他家开过药店。伙计们喊他“黑少”。
原因很简单，“他从小长得黑”。
这是他的子女在《老头儿汪曾祺》中透露的。
“老头儿”算不算外号？
“闹不清”先生
一问三不知。
这怎么行？
《论语·公冶长》，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这个当老师的，闲来无事，就找点事，让子贡自我评估，你跟颜回，哪一个要更厉害一点？
这一问，子贡不仅回答了，而且还颇为得体：“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知二。”
闻一知十，自是高人。闻一知二，也不错。凡夫俗人，闻一知一，足矣。
不管怎么说，先要“闻”，才有“知”。
哪能不闻不问、不思不想、不清不楚？
有这样的人么？
有的。有请汪曾祺先生！
《藻鉴堂》，这是颐和园西边的一个偏僻去处，汪曾祺跟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歌剧《江姐》作者阎肃，在这里住过一阵，闭关弄剧本。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曾经圈禁过一个亲王，“我于清史太无知，把亲王的名字忘记了”。
《玉渊潭的传说》，写的是北京一个公园的事。如今这里春季怒放樱花，京城早春一景。他听老人们讲，玉渊潭原本是私人的产业，是张家的，“他们把这个姓张的名字叫得很真凿，我曾经记住，后来忘了”。
《罗汉》，列举了自己中意的彩塑罗汉，有一处就在泰山后山的宝善寺。后边缀上一个括号，内容是“寺名可能记得不准确”。
岁月不饶人，记性跟不上，只好作罢。
《沙岭子》，写“我”下放劳动的事儿。真的是劳动，“大部分农活我差不多都干过”，还在果园喷波尔多液，画《中国马铃薯图谱》。1983年，故地重游，走访了工作过的地方，见了一些人，知道了一些事。文章尾部总结：“重回沙岭子，我似乎有些感触，又似乎没有。这不是我所记忆、我所怀念的沙岭子，也不是我所希望的沙岭子。”但所希望的沙岭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出”。
要我说，道理很朴素，相见不如怀念。
《戴车匠》，对车床的运行原理描述了一番，又说这是用语言说不清楚的，“《天工开物》之类的书上也许有车床的图，我没有查过”。
幸亏是写小说，要是搞研究，这态度可不行。
《老董》，这是“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相识的一位工友，他平常的工作就是掸办公室的尘土，拔拔石缝中的草。老董说北京的熬白菜比别处好吃，因为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没有考查出来”。
《塞下人物记·俩老头》，有个耿老头，唱过二人台，艺名骆驼旦。“骆驼”和“旦”怎么能联系在一起？也许他小名叫骆驼？汪曾祺坦白：“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
《故里三陈·陈四》，说“我们那个城里”有迎神赛会。所迎的神，有“都土地”，地位相当于一个区长。“我”所居住的东城，“都土地”是唐代名将张巡。张巡为何会到这里来当“都土地”？他又不是战死在这里的，“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弄明白”。
再说张巡是太守，死后为什么倒降职成了区长了呢？“我也不明白”。而且都土地还被称为“都天菩萨”，这是怎么来的？“这一点我也不明白”。
疑惑一个接着一个，在脑海中盘旋。劳神费力。老爷子真是辛苦了。
《我和民间文学》，老爷子对民间文学的妙处作了述说。不过，要问他从民间文学那里得到了什么具体的益处，“这不好回答”。
《鸡毛》，西南联大新校舍里住着一位文嫂，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这些学生中有个金昌焕，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把鸡毛藏在床下，一声不吭，了无痕迹。直至毕业了，文嫂替他打扫宿舍才大白天下，“他怎么偷的鸡，怎么宰了，怎样退的鸡毛，谁都无从想象”。
《侯银匠》：“银匠店出租花轿，不知是一个什么道理。”
《夏天的昆虫》，说家乡有一种蜻蜓，大家都称之为灶王爷的马，“不知道什么道理”。
《故乡的食物》，说小时候一到下雪天，家里就喝咸菜汤，“不知什么道理”。
还是这篇，说昂嗤鱼，背上有一根尖锐的硬骨刺，用手捏起这根骨刺，就发出昂嗤昂嗤小小的声音。这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我一直没弄明白”。
没弄明白的事还有不少。
《大淖记事》开篇，说这地名很怪。“淖”字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而且全县的地名用这个“淖”字也是独一份。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至于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什么，“就无从查考了”。
《小姨娘》，章叔芳为了爱情，与家里决裂了，后来又和好了。战乱年代，家人变卖田地，到南洋发财，“他们是否把章叔芳也接到南洋去了呢？没听说”。同是校花的胡增淑的命运，听说过一些，但不清晰、不完整，“后来不知怎么样了”。
《职业》，巷子里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一个孩子，眼看着长大起来了，叫卖的声音也变了，可以听得出一点嘲讽、委屈、疲倦，或者还有寂寞，混在一起的东西，“种种说不清”。
《异秉》，王二的熏烧摊子，为何要摆在保全堂药店的廊檐下？“都说不清”。
《小学同学》，说之所以记得王居，主要是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玩，但要细说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出个道理”。至于他初中毕业后，是否升学读了高中呢？“我就不清楚了”。
《笔记小说两篇·捡烂纸的老头》，这个老头穿戴不齐整，烂棉袄油乎乎，腰里系着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多大岁数？说不清。六十岁？七十几岁？
《风景》，“我以为坛子里烧的肉根本没有什么道理”。一众朋友想去东福居打牙祭，补充营养。唯独他投了反对票。原因是自从注意上了那儿的一个堂倌，就不想再迈进这个门了。“也许现在我之对坛子肉失去兴趣与那个堂倌多少有点关系。这我自己也闹不清”。
《道士二题》，说这个叫五坛的道观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医生请五坛道士去给父亲亡魂超度。法事进行中，经案上的烛火忽然变成蓝色，而且烛焰倾向一边，经案前的桌帷无风自起。这是异象。法事结束，道士问医生：令尊是怎么死的？医生问道士看到了什么。答：一个人身着罪衣，一路打滚，滚出桌帷。医生只得实话实说：父亲犯了罪，在充军路上，被解差乱棍打死。
汪曾祺说这故事让他很不舒服，“为什么使我不舒服，我也说不清”。
左思右想，也探不到底，反而跌入雾中。还不如不思不想。干脆，不知道。
《昆虫备忘录》，提及一种硬甲壳虫，是个大力士，被唤名“独角牛”，你要问学名叫什么，“不知道”。
《泡茶馆》：“昆明的茶馆分几类，我不知道。”
《年红灯》，说走到室外，总要抬头看看，“为甚么要看看呢？看甚么？——不知道。”
《塞下人物记·陈银娃》，说片石山就是采石场。那本地人为何都叫它片石山呢？“不知道”。
《八千岁》，说当地把不讲理的人叫作“舅舅”，他们讲着胡搅蛮缠的歪理，这就是“讲舅舅理”。为何对舅舅这么有意见？“不知道”。
《礼俗大全》，说孙小辫请名士宣瘦梅教全家男女老少背一篇东西，文体很怪异，说古文不是古文，说诗词不是诗词，说道情不是道情，不俗不雅，不文不白，“这算是什么东西呢？是谁的作品？不知道”。是孙小辫的思想，还是宣瘦梅的？“不知道”。
《草巷口》，说老家有个普通的巷子，用砖铺的，这个巷子和别的巷子不同之处在于，巷口嵌了一个相当大的旧麻石磨盘，“这是为了省砖，废物利用，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了”。文末，说再往北还零零落落有几户人家，要问这几户人家都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
《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说詹大胖子是县立第五小学的斋夫，也就是后来的校工、工友。至于“斋夫”什么时候废除的，“谁也不知道”。
《昙花、鹤和鬼火》，李小龙上学要路过傅公桥。为何叫这个名字？傅公到底是谁？“谁也不知道”。
《日规》，说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蔡德惠做了一个很简单、很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情趣，这是否也表达了“寸阴必惜”的意思，“那就不知道了”。
《星期天》，有位史先生，是首饰店学徒出身，“至于他怎么由一个首饰店的学徒变成了一个教史地的中学教员，那谁知道呢”。还颇有所指地捎带提一句，“上海的许多事情，都是蛮难讲的”。
《三圣庵》，这里住了一个风流和尚铁桥，相貌堂堂，双目有光，会写字，会画画，有相好的女人，跟俗家人称兄道弟。小说《受戒》里的和尚石桥，就是以他为原型的。笔走至此，另起一段，汪曾祺写道：“高邮解放，铁桥被枪毙了，什么罪行，没有什么人知道。”
从三圣庵回到五坛道观。
说这个道观，正名是“五五社”，坛的大门匾上刻着这三个字，但大家习惯了叫“五坛”。为什么要这么叫？“不知道”。
进一步说，“也许这和‘太极’‘无极’有一点什么关系，不知道”。
还要补上一句，“我小时候不知道，现在也还是不知道”。
有点躁了。
歌唱：“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
都叫喊了起来。
《牙疼》，说“我”就要离开云南，只身前往上海了，S则回福建省亲。上海既不是老家，也与生活了七年的昆明大不同。那为何要到上海？
“你问我，我问谁去！”
嚯！还挺横的。这位同志，这是什么态度？这可有点不讲理，你说是不是？
转念一想，牙疼缠绕了半年，又要离开落下满满回忆的春城，紧要的是眼瞅着要跟女友S小别，一身子的感伤，也就原谅他了。
《历史》中的童阿杏，不识字，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她到处作报告，事先有画家把她想说的意思画出来，所以她的讲稿很特别，都是小人、小鸟、小河、小桥之类。
汪曾祺问：“具体的东西好画，抽象的概念怎么画呀？”
汪曾祺答：“我也不知道！”
竟然是个叹号！没见过的，不知道的事，还这么理直气壮！
……
这么一条一条地连缀起来，不由得想起萧红《呼兰河传》的结尾：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就着记忆开中药铺，一一列举出来，感觉很详尽了，但没有一项是稳定、可靠的，是可以坐实的。“这是一个除了‘无’之外一无所有的世界。”《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6年第10期刊发论文《“潜能”、动物与死亡——重读萧红〈生死场〉》，作者王钦说。
这就怪了。按道理，作家的能耐就是“无中生有”。有个说法，作家是自己文学世界里的国王，“皇上的旨，将军的令——一口说了算”。也就是说，作家应该是全知全能的，就像现在的高清摄影，形成“技术俯视”，领着读者更加清晰明了地“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怎么能动不动就不知道呢？还这么大面积的不知道。
萧红是在着力营造一个纯粹而又无望的世界。就汪曾祺来说，有些事，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为不知”。这不是露馅，也不必藏拙。世界广袤无垠，世事错综如麻，哪能总是“三下五除二”般爽利干脆，水一落，石就出？更不可能像是打了鸡血，亢奋异常，以为真理在握，所向披靡，铿锵铿锵。
王蒙说，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般一清二白，皆不可信。
汪曾祺说，不能像《阿诗玛》里所说的那样：吃饭，饭进到肉里；喝水，水进了血里。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因为底气不足、信心不满。21岁时，他写有《匹夫》，其中有这么一句：“我派定他姓荀，得他姓荀了。我居然能随便派定人家姓氏，这不免是太大的恣意。”
姓荀就姓荀了！怎么着吧！
——1948年11月30日，他在给老友黄裳的信中写道，自己到了北平，买了一包“中国烟丝”，囤积了“华芳”牌。感觉这在北平是很奢侈的事，每抽上一口，颇有些不安，“婆婆妈妈性情亦难改去也”。
挺有自知之明的。
还得承认，有些事，原本是应该知道的，但故意说不知道，属于艺术处理。
《小学同学》，写了个叫徐守廉的，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子承父业，在棺材店里学手艺。“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事，“为什么不好呢？我也说不出来”。
“汪曾祺或许认为以徐守廉的聪慧，将来必可大有作为，在村镇里当一名棺材匠，简直是把他埋没了。但是作者没有把这些话写出来，只是让文中那股淡淡的忧伤来感动读者。”方星霞在《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中是这么分析的。
不过也只是揣摩，“或许”而已。
歌唱：“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作家的心思怎么猜得着？
不过，有些事，想想法子还是可以“闹得清”的。比如，《我的家乡》，汪曾祺说高邮为秦代始建，故又名秦邮。外地人或以为这跟秦少游有什么关系，“没有”。
很干脆，不含糊。
但这算是特例。多数时候，还是懒汉持家，真心不想往深处探路，用不上，也犯不着，没有多大的必要，干嘛要较那个劲，吃饱了撑的，人生苦短，难得糊涂，姑且这般，你说怎么着，何必呢，井水犯了河水，河水也犯了井水，哪是井水，哪是河水，傻傻分不清楚，就这样了吧，爱谁谁。
“？”，为何总是想着要拉直，成一个“！”？就不要用蛮力、用巧劲了， 人家好好的，干嘛要大动干戈？
依照汪曾祺的性情，恨不得蹲下身，闲聊起来：小问号同志，今年多大了？
《紫薇》，白居易有诗云：“紫薇花对紫薇郎。”紫薇郎是唐代官名，即中书侍郎。这句诗，使人觉得有点罗曼蒂克，汪曾祺说，“其实没有”，如果还是产生了一点罗曼蒂克的联想，怎么办？汪曾祺的态度是，“也可以”。
不拦着。
《〈茱萸集〉题记》，说他取茱萸为集名时，脑袋里想着的是“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有点儿怀旧的情绪，但这和小说内容没有直接关联。不过，如果读者于此有所会心，“自也不妨”。
悉听尊便。
这个态度在汪曾祺这里是渊源有自的。
1940年的小说处女作《钓》，讲了一个传奇故事。说有个画画的，“画个麻雀就会叫，画个乌龟就能爬，画个人，管少不了脸上一粒麻子”。临死时，画了一张画，密封好，交给新娶的媳妇，让她到城里交给他的师傅，再送到京城的相爷家，如期送到，必有重赏，小媳妇一辈子的生活费不用愁了。关键是事前不要拆了。媳妇好奇心重，途中没有憋住，拆开看了，不过是一片浓墨，当中有一块白的。一阵大风，把画儿吹到了河里。原来是一轮月亮。从此这月亮便不分日夜地在深蓝的水里放着凄冷的银光。
“你好意思追问现在为甚么没有了？看前面那块石碑，三个斑驳的朱字‘晓月津’，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儿。”汪曾祺自问自答，温静平和。
《天山行色·伊犁河》，说伊犁一带有不少关于林则徐的传说，有的不一定可靠。惠远城东的一个村边，有四棵大青枫树，传说是林则徐手植的。这大概也是附会。林则徐为何要跑到这样一个村边来种四棵树呢？
难道那时的人也有植树的义务？
想多了。人家汪曾祺就很淡定：
“人们愿意相信，就让他相信吧。”
又说：“这样一个人，是值得大家怀念的。”
《苏三、宋士杰和穆桂英》，他听说洪洞县曾经禁演《玉堂春》，因为戏里有一句“洪洞县内无好人”。有人著文考证，苏三根本不是历史人物，故事是小说家编造的，关于苏三的遗迹也是附会。
汪曾祺觉得，洪洞县的人和有考据癖的先生都很可爱，“何必那样认真呢？”
规劝的姿态。
潜台词是：“你好意思追问是假还是真？”
桐庐有个严子陵钓台，在山顶上。
这怎么钓鱼？
各种考证，各种说法，不亦乐乎。
这回，老爷子有点恼了，“我的我要爆了”，摆出上阵“约架”的姿势：
死乞白赖地说这里根本不是严子陵钓台，或者死乞白赖地去考证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这两种人都是“傻帽”。
“象声词制造者”
尼采有言：
只有在漫漫的黑夜中，密密的森林中和幽暗的岩洞中，耳朵，这恐惧的器官，才会进化得如此完美，以适应人类产生以来最长的一个时代，即恐怖时代的生活方式的需要；置身于明亮的阳光下，耳朵就不再是那么必需的了。
有研究说，上古中国人是在同视觉相对比的意义上，建立对听觉的认识的。一般来说，视觉联系于白昼，因而联系于阳，联系于躁动，联系于此岸，联系于天、地、人的疏离，联系于万物的新变；听觉则联系于黑夜，因而联系于阴，联系于安静，联系于彼岸，联系于天、地、人的亲近，联系于万物的本初。
但是这个时代，基本上是给眼睛准备的。
“你说我听”已逐步让位给“你写我看”，或者直接进入“你说我看”了。
汪曾祺把文字写在纸上，这是为眼睛“服务”。他有能耐，让五官似乎不必“争功”。比如，他对耳朵就挺好的。
王干说，汪曾祺的作品适合夜读。既然黑夜跟听觉是联系着的，那么可以说汪曾祺也是重听觉的。
他把象声词用得活色生香。
《黄油烙饼》，写萧胜的奶奶有气喘的毛病，每年冬天都犯，“萧胜躺在坑上，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喝喽喝喽。他想，奶奶喝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喝喽着起来了，喝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打掺了假的小米饼子、玉米饼子”。
奶奶去世了，萧胜跟着爸爸到“口外”。路上，汽车一个劲地往上爬，爬得很累，气都喘不过来，不停地“哼哼”。上了大山，是一大片平地，汽车就撒开欢了，不“哼哼”了，而是“刷——”，一直往前开。
后来又坐牛车。这车的样子有点可笑，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骨鲁鲁，骨鲁鲁，往前滚”。
《学话常谈》，汪曾祺专门提及这个“骨鲁鲁”要用张家口坝的音读，“骨”字读入声，“如用北京音读，即少韵味”。
《故里三陈·陈四》，迎神赛会，城隍老爷的仪仗。前面是开道锣。几十面大筛同时敲动。节奏单调：哐，是锣槌头一击，定定，是槌柄两击筛面。哐定定哐定定哐，哐定定哐定定哐……
还有高跷队，也有“开路”的，一个手执两个棒槌，“郭郭，郭郭”地敲着。一个手执小铜锣，敲着“光光，光光”。声音合在一起，就是“郭郭，光光；郭郭，光光”。
《最响的炮仗》，老师傅做炮仗，在三副木架子之中的两个上车炮仗筒子，“郭槖，一个，郭槖，一个”。炮仗店试炮仗，“砰——訇！”照例十来声。
《八千岁》，写草炉炒饼店里边传来打烧饼的槌子击案的有节奏的声音：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
八千岁吃了烧饼，渴了，就用一个特大的茶缸子，倒出一缸，一口气喝下，“骨嘟骨嘟”。
《寒夜》，也是喝水，用的是“骨都”，随之，“热水如愿以偿的下了他的喉咙”。写一个粗人，骂了句脏话，表达了不满，“‘笃’的把一口不平吐到火里去”。
《花园》，雨打在荷叶上是个什么响声？“花拉花”。感觉要比“哗啦哗啦”有味道。
《历史》，写打柴的妇女诉苦，下雨，还要挑担子，“雨水在竹扁担的槽里积得满满的，花花地往下流”。
是不是汪曾祺看不上“哗哗”“哗啦哗啦”之类的词？
《王四海的黄昏》，卖艺人耍猴，让猴子戴了“鬼脸”，也就是面具，穿一件红袄，帽子上还有两根野鸡毛，骑羊。老绵羊围着场子飞跑，颈项里挂了一串铜铃，“哗稜稜稜”。
还有个节目，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冬天脱光了上衣，两手握着一根小棍，把两臂从后面撅——撅——撅，直到有人“哗叉哗叉”地掷出铜钱，这才撅过来。
压轴节目是王四海力胜牯牛。正值水牛得意时，王四海从背后窜到前面，手扳牛角，用尽两膀神力，大喝一声：“嗨咿！”说时迟，那时快，水牛就被摔翻在地，“吭腾”。砸地有声。
后来出了岔子，露馅了，这牛是驯好了的，自己倒下的，王四海不过是装腔作势。也就是说，这牛不孬。
《昙花、鹤和鬼火》，初中生李小龙上学途中，要过一条不很宽的石头路。铺路的石头不整齐，大大小小，圆乎乎的，光滑，不好走。人不好走，牛就更不好走。他常常看见一头牛的一只前腿或后腿的蹄子在圆石头上“霍——哒”一声滑了一下，“然而他没有看见牛滑得摔倒过”。
这几天，李小龙放学回家晚了，要在学校刻一副竹子对联：“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一个人在黑暗里走着，天看着就要落雨了。他走得很快，“大步流星”地走着，“踏踏踏踏”。他还听见自己的两只裤脚擦得刹刹地响。
《鉴赏家》，卖果子的叶三，两个儿子都是学布店的。老大是一把好手，年终总结时总得由他坐在账房里摆弄算盘好几天，“哔哔剥剥”。
《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给挂钟上钟是什么声音？“喀拉喀拉”。生炉子，用芭蕉扇风，“忽哒忽哒”。
《故乡人·钓鱼的医生》，写孩子在河边玩打水撇子，又叫打水片、打水漂，捡一块薄薄的破瓦片，一扬手，瓦片贴着水面，连续蜻蜓点水般二十多次，甚至蹦到对面的岸上，“忒忒忒忒”。
《百蝶图》，一开篇写的是小陈三，卖绒花的货郎。走街串巷，把货郎担歇在巷口，举起羊皮拨浪鼓摇一气：“布楞、布楞、布楞楞……”
《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老九穿的一双鞋，“实纳帮，厚布底，满底钉了扁头铁钉，还特别大，走起来忒楞忒楞地响”。
他说，放羊途中，可以听见母石鸡子唤她的汉子：“呱格丹！呱格丹！呱格丹！”
《看水》，半大的孩子小吕担当大任，彻夜看水。月夜下，“四周围安静极了。远远听见大闸的水响，好像很远很远，有一群人一齐在喊：‘啊——’。支渠的水温静地，生气勃勃地流着，‘活——活——活——’。风吹着庄稼的宽大的叶片，沙拉，沙拉”。
还看见、听见虾蟆叫，下颏底下鼓起一个白色的气泡，气泡一息：——“咶！”鼓一鼓，——“咶！”鼓一鼓，——“咶！”
《翠子》里边形容蟋蟀儿的叫声，用的是“呼雌”。
《晚饭花·珠子灯》，孙家大小姐的夫君殁了。书香门第熏出来的，她违了夫君“不要守节”的遗嘱，把日子熬着过。屋子里的东西不让动，原样摆放。病了，就躺着，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没有一点声音。她就躺着，天上的风筝在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
这双声，或许就是从她的心底泄露出来的。
《受戒》的尾部，一只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故事结束了，“扑鲁鲁鲁”的余音还在，拂过人心的那扇湖面。
《大淖记事》，写了水上保安队，任务是下乡剿土匪。得胜归来，上岸列队，直奔县政府邀功。队伍是四列纵队，前面是号队。不到一营的人，却有十二支号。一上大街，就齐齐整整地吹起来，“打打打滴打大打滴大打”。
请注意，“打”是第三声，“大”是第四声。
人好邀功，动物亦然。《鸡毛》，西南联大的文嫂养鸡。它们每天早上就散到草丛中，不停地啄食。感觉肚子里有东西要坠下时，就匆忙跑回来，红着脸把一个蛋下在鸡窝里。随即得意非凡地高歌：“郭格答！郭格答！”
文嫂或她的女儿先伸手到鸡窝里取出一颗热烘烘的蛋，再顺手赏了母鸡一块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鸡婆子只好“咕咕”地叫着，很不平地再度回到草丛里。
“郭格答”是鸡鸣，“郭答”则是马蹄声。
《塞下人物记·陈银娃》，三辆三套大车运石头，前后相跟，九匹马，三十六只马蹄，有阵势，威风，气派，“郭答郭答”响成一片。
《寂寞和温暖》，沈沅从批斗现场回到屋里，用一盆冷水洗了洗头，躺下来，立刻就睡着了。她好像消失了，什么也不知道，包括卸了套、饮过水的骡马从她的窗外走过，她也不知道。“郭答郭答”，好像在给受伤的心灵做个按摩。
马踏步是“郭答郭答”，形容虎啸另有方案。
《虎二题——〈聊斋〉新义》，共有两节，《老虎吃错人》《人变老虎》。都写了老虎的叫声，“呜”。
《〈聊斋〉新义两篇·同梦》，夜里航船的橹声是个什么样？“咿咿呀呀”。有点像戏曲演员在练声。
《长城漫忆》，写长城外下雹子，远远看见雹子云黑压压齐齐地来了，不到一会儿，“砰里叭啦，劈里卜碌”。
《〈聊斋〉新义·蛐蛐》，写两只蛐蛐斗开了，冲、撞、腾、击。这么猛烈，是个什么声音？也是“劈里卜碌”。
下雹子和斗蛐蛐，竟然这么着就有了联系，有意思。
汪曾祺似乎比较钟情“卜碌”。《八宝辣酱》，下雨天，送饭的伙计在路上摔了一跤，饭桶翻了。这自然是有响声的。“卜碌笃”。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提及有个大德生米厂，碾米的柴油机的铁烟筒里发出的声音节奏均匀：“蓬——蓬——蓬……”
《故里杂忆·榆树》，侉奶奶家的后面，是一带围墙。围墙里面是家香店的作坊。香是像压饸饹似的挤出来的，挤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隔几分钟一声，“蓬——”。
《故里杂忆·李三》，写了个地保。他打更。左手拿着竹梆，吊着锣，右手拿锣槌。笃，铛。定更。笃，笃；铛——铛。二更。笃，笃，笃；铛铛——铛。三更。
打更也是有情绪的。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没有什么进项，日子委实过得有些清淡，浑身上下无聊，打更的“规定动作”还省不了，于是不紧不慢，有些疲软地敲：“笃，笃，笃；铛，铛——铛！”
添了个逗号。
《莱生小爷》更特别。拟声，把词甩了，直接上汉语拼音了。
莱生小爷中风，待好转，又添了一宗毛病，成天把玻璃柜橱的门打开，又关上，打开，又关上， 嘴里还不停地发出拉胡琴定弦的声音：
“gà gi，gi gà，gà gi，gi gà……”
这么怪，是个特例。
要说汪曾祺笔下的象声词，有的也很普通。但经过他的调教，普通的也变得有韵致，有异样的味道。这要上下连贯，整体地读。
试举二例。
《小学同学》。邱麻子由于“摸”了女生，被开除了。他就跟着父亲学打铁：
他父亲掌小锤，他抡大锤。我们放了学，常常去看打铁。他父亲把一块铁放进炉里，邱麻子拉风箱。呼——哒，呼——哒……铁块烧红了，他父亲用钳子夹出来，搁在砧子上。他父亲用小锤一点，“丁”，他就使大锤砸在父亲点的地方，“当”。丁——当，丁——当。铁块颜色发紫了，他父亲把铁块放在炉里再烧。烧红了，夹出来，丁——当，丁——当，到了一件铁活快成形时，就不再需要大锤，只要由他父亲用小锤正面反面轻轻敲几下，“丁、丁、丁、丁”。“丁丁丁丁……”这是用小锤空击在铁砧上，表示这件铁活已经完成。
丁——当，丁——当，丁——当。
“丁、丁、丁、丁”与“丁丁丁丁……”，是两个层次，代表着不同的步骤，进一步说，是掌锤人的两种心思。
还有《桥边小说三篇·幽冥钟》。说晨钟暮鼓在“我们那里”是行不通的，因为“只有夜半钟”，也就是“幽冥钟”，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
钟声是柔和的、悠远的。
“东——嗡……嗡……嗡……”
钟声的振幅是圆的。“东——嗡……嗡……嗡……”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就像投石于水，水的圆纹一圈一圈地扩散。
“东——嗡……嗡……嗡……”
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嗡……嗡……嗡……”金色的光环暗了，暗了，暗了……又一声，“东——嗡……嗡……嗡……”又一个金色的光环。光环扩散着，一圈，又一圈……
夜半，子时，幽冥钟的钟声飞出承天寺。
“东——嗡……嗡……嗡……”
幽冥钟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
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他听到了钟声。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得更紧了。
“东——嗡……嗡……嗡……”同一个声音，逐级往上扬起，延宕着难以言说的情绪。
这股情绪太绵长。要歇一歇。
恰巧闲翻付秀莹的小说《陌上》，发现她对象声词的运用也有自己的路数：
“远远地，谁家的鸡开始打鸣儿了。我——一声儿，我——一声儿，我——又一声儿。紧跟着，像是故意凑热闹，又有一只鸡叫起来。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雨丝细细的，一千簇一万簇银针似的，从半空里落下来。落在树木上，花草上，苏苏苏苏的乱响。”
“骑上电动车，日日日日日就走了”……
曹文轩在《陌上》的序言中说，这些象声词，远比我们从前的词典里规范的象声词更形象、更准确，也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她的作品似乎开创了一个象声词的新时代。
不知道付秀莹在写下这些象声词时，耳边是否响着汪曾祺笔端的回音？
“汪公好云”
同学的儿子三四岁，有一天问：
妈妈，有白云博物馆吗？
孩子想的，跟白云一样美妙。
不过，假如真有个白云博物馆，汪曾祺是可以当“顾问”的，再不济也是个“明星讲解员”。
“云”，在他这儿是颇为受宠的。
《泰山片石·序》：
我从泰山归，
携归一片云。
开匣忽相视，
化作雨霖霖。
金实秋在《汪曾祺诗词选评》中感慨道，这像是一首禅诗，又似李商隐的无题，“也许会有多种诠释、不同揣测吧，似乎总令人看不清、摸不准、参不透”。
自己写的“咏云诗”月朦胧、鸟朦胧，但他最为钟意的一首却明快、清丽。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南朝齐梁隐士陶弘景的这首《诏问山中何所有》，汪曾祺是好生欢喜。
“这四句诗毫无齐梁诗的绮靡习气，实开初唐五言绝句的先河，一个人一生留下这样四句诗，也就可以不朽了。”他在《初识楠溪江·九级瀑》中不吝赞叹。
于是，行文屡次征引。
书赠友人时信手拈来。
还是朱文印章之印语。
“汪公好云”与“叶公好龙”不是一回事，这是真爱。
《觅我游踪五十年》，写在昆明的日子，“落拓到了极点，一贫如洗”，有时吃饭都是个问题，只好卧床不起。同学朱德熙见状，就夹着一本字典，喊他起来。卖了字典，把饭吃了，闲逛，或者到花园的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
给点阳光就灿烂，打着饱嗝忘了饥。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饭已吃下，什么为大？看云好了。
下一顿呢？管他个娘！
优哉游哉，云聚云散。
云聚云散，具体是个什么模样？21岁时，汪曾祺写下的《待车》试图描绘了一通：“云自东方来，自西方来，南方来，北方来，云自四方来。云要向四方散去。”
甲骨上有一段上古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一个云，一个雨，不知汪曾祺有没有借用？
方星霞评点道，汪曾祺这么写“很不好懂”，因为“意识如浮云流动”。
用“浮云”来评述这段“实在难以捉摸”之云片断，堪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么个逻辑关系，估计要让“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声气粗粗的”陈相公感到头晕。
这个《异秉》中的药店学徒，整天都过得“刻板枯燥”。只有趁着太阳，爬上梯子，到屋顶晒丸药，才是最快乐的时刻。特别是到了七月，傍晚时分，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幻，当地叫做‘巧云’。那是真好看呀：灰的、白的、黄的、桔红的，镶着金边，一会一个样，像狮子的，像老虎的，像马、像狗的”。
——《大淖记事》，十一子的女人，唤名“巧云”。她恰好是七月出生的，“生下的时候满天都是五色云彩”。
十五岁的巧云，“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
大姑娘巧云跟陈相公看到的巧云各有各的“好看”，赏心悦目。
巧云和十一子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两只鸳鸯你情我愿，但各自家庭的缘故，让他们一时“弄不到一起”。只好“发乎情，止乎礼”，经常相约谈谈坐坐，各怀心事，自奏心曲，“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令读着的人干着急。
汪氏哲学是，再着急也要把云细细读。1945年的《老鲁》，他写道：当教员的干巴巴等着喝水，却迟迟不见挑水的，原来人家“正在软草浅沙之中躺着看天上的云呢”。
想必这些挑水工人心中的旋律正响起：不管春风怎样吹，让我先把云儿追。
没有投诉，也不开除。
汪曾祺的解释是：“没办法，这个学校上上下下全透着一种颇浓的老庄气味。”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是杜甫的句子。没想到，这个凭着沉郁和悲凉行世的汉子，也被流水、云彩收拾得这般服帖。
这么想来，几个挑水的，因为躺着看云而误工了，不仅可以原谅，而且值得赞赏。
当然，看云不要总想着只是一个姿势。
《沽源》，汪曾祺写：
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出去，走得很远。忽然变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来，云头在天上翻滚，堆着，挤着，绞着，拧着。闪电熠熠，不时把云层照透。雷声訇訇，接连不断，声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浑厚沉雄，威力无边。我仰天看看凶恶奇怪的云头，觉得这真是天神发怒了。我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我一个人站在广漠无垠的大草原上，觉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点。
但是呢，转眼间，雨住了，又是一个很蓝很蓝的天。
刚才还“堆着，挤着，绞着，拧着”的云，又“故态复萌”，重新开始在天空作画，“灰的、白的、黄的、桔红的”。
人一辈子，就应该痛痛快快地看几次云。
实诚人
说汪曾祺是个实诚的人，大体不差。
《自报家门》，他自白：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
这应该是事实。那么一个“恍恍惚惚”的年龄段，又生活在苏北小城镇，加上世事动荡，信息渠道不畅通，不说自己完全就是奔着沈从文而报考的，只是“想到过”，程度不是那么饱满，符合实际。
但如果他就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因为沈从文而报考了，不考上誓不罢休，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不留缝隙，不让喘息，别人也没啥可说的。反正查无对证，他可以趁机做个顺手人情，哄老头子开心，大树底下好乘凉，于自个儿的发展也有利。还能显出自己的眼光：打小就知道沈从文必成大器，矢志追随，成疯成魔，给文坛的一段佳话添油加醋。
生活中的汪曾祺似乎如他笔下的明海、小英子，心境纯净，不被这些世俗套路左右。事实是三分，就说三分。这或许有些绝对，有时还是稍微加码，说个四分。有时为了自谦，就往后退一退，说个二分。但绝对不可飙至八分。
人之境界高低，就在这点点滴滴。
《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台湾一家杂志转载他的小说，前言中认定他是中国最早使用意识流的作家。他坦言“不是这样”，因为“在我以前，废名、林徽音都曾用过意识流方法写过小说”。
人家给足了面子，热心送来一顶帽子，他却不领情，害得人家吃了个“闭门羹”。
大帽子、高帽子，多少人梦寐以求。
反正是别人送上门的，又不是自己强行要来的，这么受用的评价，程序又“合理合法”，不可晾了人家的一片好意。完全可以收入囊中，玩他个一年半载。
话说有人还健在，老家要给他修建旧居，还计划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舆论哗然，这位“名家”颇为无奈地发声：家乡的人这么热情，我有什么办法呢？
潜台词是，人生在世，义盖云天，不可驳了人家的面子，何况还是父老乡亲。
也就是说，好不容易到手的帽子，得紧紧攥在手上，“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
有的人就无福消受这么好的运气，没人送帽子。那就为自己加冕。
逛书店，拿起一本小说，是一般人不太知道的当代“著名作家”酝酿八年、强势回归的力作，首次面世。封底的“上架建议”，写的是“文学经典”。我赶紧放下。
烫手！
友人说，有次参加一个文学评选，有一般人不太知道的当代“著名作家”，报送的图书名为《×××经典作品集》。这就好比裁缝师傅做了一身龙袍，自个儿穿上了。大家讨论时说，此风不可长，于是一票否决。
鼓掌！
到某地，看市情介绍，有一句说这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在全省非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一。其实也就是全省第二。但“银牌”哪有“金牌”优美动听？于是，不知是谁想出妙招，把外延缩小，限定范围，强行给这个城市新添了一枚勋章。
人才！
曾经遇见过一位教授，执教于京城某知名高校。初次相会，彼此没有“久仰”的“大名”，他操着深沉的男中音，耐心地介绍自己，是什么思想的“提出者”，是什么研究的“拓荒者”，是什么理论的“创立者”，还是什么学说的“开启者”。词汇都很怪异，艰涩，拗口，本来就是一个雾霾天，听他这么一介绍，雾霾的气息更浓了。
他说得认真，我也只好听得“认真”，眼瞅着他的嘴巴一张一翕，心在想：兜里的手机咋还不响呢？银行贷款的，卖保险的，卖房子的，卖茶叶的，那些整天喊我哥呀叔呀的，这个节骨眼上都干啥去了！
任性导游汪同志
小说家这个行当，有点像导游，领着大家看风景。
彼此也是有合同的，故事渐次铺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处处设下伏笔，一步一步往上推，方向、节奏、目标大体是要满足读者期待的。
就像周杰伦歌曲《蜗牛》：“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
最高点就在眼前了，你不能说别爬了，请回吧。
比如说，从外地来北京旅游，事先约定要登长城。但导游中途变卦，把这一站取消了，截断了游客“乘着叶片往前飞”的夙愿。这恐怕是要闹翻天的。
汪曾祺有时就是这么一个导游。
他的小说，正如王安忆所说，往往就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再“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得扑朔迷离”。故事淡淡的，但故事的痕迹和味道还是有的。只是有些篇章，故事往前走，走着走着，按常理说，眼瞅着就要到了A地，但汪曾祺偏偏自作主张，朝B地引了，这就扰乱了读者既定的情绪节奏，心理期待被搁置了，落空了。
举个例子。《大淖记事》，小锡匠十一子被保安队的刘号长和他的几个弟兄打了，“七八根棍子风一样、雨一样打在小锡匠的身子”，让他只存“一丝悠悠气”。
十一子和巧云属于自由恋爱，刘号长狗仗人势，破了巧云的身子，现在又大打出手，天理何在？
锡匠是一帮人，二十来个，平时就很讲义气，“扶持疾病，互通有无”。
铁铮铮的汉子，自家人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不得狠狠地干一仗！
而且，这帮锡匠的头领威信很盛，“说话没有人不听”。十一子恰是他的侄儿。于公于私，是要来那么一下狠的。
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这是民意。
刘号长和几个打手自行蔫了，不敢出来，保安队的门口竟然加了双岗，“这些好汉原来都是一窝‘草鸡’！”对方怯了。
天时。
地利。
人和。
情绪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该动手了。
“波澜壮阔、大开大合、惊天动地”，王干在《论汪曾祺的和谐美学》一文中写道，如果是一个追求壮美的作家，肯定要这般处理锡匠抗议事件的。
但是呢，锡匠们经过开会商量，拿出的方案是上街，“这个游行队伍是很多人从未见过的。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
一走就是三天。
不见动静，就“顶香请愿”，只见“二十来个锡匠，在县政府照壁前坐着，每人头上用木盘顶着一炉炽旺的香”。
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
就像登长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你把干粮带了，水也备好了，手机的图片库也清空了，想着到时可以放肆地拍照了。新买了一双旅游鞋，担心新鞋磨脚，专门穿了几天，提前把鞋给驯服了。万事俱备，东风都不欠，正在路上。
可是，旅游大巴却驶入了北京植物园的门口。
这是怎么了？
什么！
啊！
不会吧！
我要投诉！
人家导游就是这么任性。
任性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他平缓缓地、乐悠悠地、笑呵呵地，领着你溜达，闲逛。
你看看这个菊花，颜色是很有味道的：
最初的菊大概只有黄色的。“鞠有黄华”“零落黄花满地金”，“黄华”和菊花是同义词。后来就发展到什么颜色都有了。黄色的、白色的、紫的、红的、粉的，都有。挪威的散文家别伦·别尔生说各种花里只有菊花有绿色的，也不尽然，牡丹、芍药、月季都有绿的，但像绿菊那样绿得像初新的嫩蚕豆那样，确乎是没有。
再看看这个葡萄，能耐大得很：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
这个树，很不错的，有年头。就在这树下，我给你朗读一段吧。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北口音，你是不是听得明白：
冬天的树，伸出细细的枝子，像一阵淡紫色的烟雾。
冬天的树，像一些铜板蚀刻。
冬天的树，简练，清楚。
冬天的树，现出了它的全身。
冬天的树，落尽了所有的叶子，为了不受风的摇撼。
冬天的树，轻轻地，轻轻地呼吸着，树梢隐隐地起伏。
他似乎有高超的催眠术，慢慢你也就平静下来了，投诉的想法也就给冲淡了，就像他笔下的云，“从远处来，过近处，又向远处去”。
你甚至可能已经“移情别恋”了：还别说，这个导游汪同志学问不浅，有股可爱的劲儿，挺有魅力的。再说这一路上的风景也不错，空气清新，绿意盎然，“情景交融”，蛮有意味，别有洞天。
既来之，则安之。
周杰伦，何时来一曲汪曾祺？
《豆腐》，汪曾祺说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还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冬天》，“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胡同文化——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序》，说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国子监》，有棵柏树，据说是元朝的首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看样子还能再活个几百年。
《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
汪曾祺的文字，有着“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轻抚吹起“中国风”。
杨红莉说，从庄子到归有光，从唐宋风韵到“桐城派”，从诗文到小品，汪曾祺接受了中国古代“元典精神”中趣味最为雅正的文化精髓的熏陶。
于是，他一落笔，便是滋味绵长。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桥边小说三篇·幽冥钟》里边的一节文字，令他的老友黄裳倾情激赏：
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
《对仗·平仄》，汪曾祺也提及了这八个字，“如果完全不讲对仗，不讲平仄，就不能产生古旧荒凉的意境”。
因为有对仗、平仄，中国话就有了特有的语言美，特有的音乐感。对仗、平仄，很中国。
汪曾祺也明白，自己的能耐就是“很中国”。
1987年12月初，他在美国生活了3个多月时间，即将返程回国。在家信里告知夫人，美国华人作家寄给他不少作品，读读觉得挺有意思，跟大陆的全不一样，自己多年锈锢的窗户好像被打开了。不过看起来还是比较吃力，得适应这些海外游子的思维，“我这才知道，我是多么‘中国的’。我使这些人倾倒的，大概也是这一点”。
铁凝在怀念文章《相信生活，相信爱》中，引用了一位青年评论家对汪曾祺的一段评说，“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显出特别的‘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中国风”，又“新潮”，岂不是在说周杰伦？
《发如雪》《东风破》《本草纲目》《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单单歌名，就投向古典的怀抱。
“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等待苍老了谁”“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琴声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传统的韵致浓郁扑鼻。
MV，轻罗纱帐、旗袍女子、琉璃茶盏、青色笔架、红色灯笼，算是标配。
《忍者》《双截棍》《龙拳》《双刀》《夜的第七章》《霍元甲》《红尘客栈》《天涯过客》……诉说着的是一腔侠客情怀，“日行千里系沙袋/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
说唱音乐，有武侠，有中国茶文化，有象棋之道，有中草药，有陕西皮影。在乐器编配上，有二胡、锣鼓、快板、钹，这些旧物件、老伙计在他的调配与指挥下，都醒过来了。
还把儒家“仁”的思想、“孝”的思想温暖地吟唱，“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试想，如果周杰伦凭着这么几把刷子，穿越到唐宋元明清，他是否还有饭吃？
就像有人评价汪曾祺，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位20世纪30年代作家。
这才值得珍惜。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下的这个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不禁想：周杰伦，何时来一曲汪曾祺？
汪氏文字，如张曼玉
《鸡毛》，西南联大新校舍住着的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以糊口。后来竟然让大学生给偷吃了！
文嫂伤心透了：
“啊呀天呐，这是我呐鸡呀！我呐笋壳鸡呀！我呐黑母鸡，我呐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我呐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对于文嫂“哭鸡”，杨红莉好好地分析了一番：
文嫂所哭的不仅是“鸡”，“鸡”只是引发她“哭”的一个引线，她更是在“哭诉”一个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她对生活的忍受、她的遭遇、她的长久以来所压抑着的感情以及她在生活中的整个无助状态都从“哭”中传送出来。从一个细节、一个失误、一个不幸引申到个人的命运，这正是民间“哭文化”最基本的内核。
要说这个研究的路子，也是从一个细节、一个情景，引申到文化甚至哲学的层次吧？
是不是有点过了？
兴师动众？断章取义？
包括我在这里敲下的所有文字。
我想说，不是每一个人的文字都承受得了显微镜。
李建军在《孙犁何如汪曾祺？》一文中写道：“汪曾祺的几乎每一个句子，都经得住严格的语法分析。”
眼下，太多的文字，面目狰狞，又不得不读，只好拿着放大镜，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聊以自慰。正如苏东坡谈他读贾岛诗的感受，“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
不敢说汪曾祺的篇篇文字都是“有章有句”，也有的属于“有句无章”，甚至有的还“无章无句”，但“有句”是常态，而且单独拎出来，如沈从文所说，“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弹性”，最终检验报告上的数据令人不得不服。
人家就是“颜值担当”！
记得读大学时，有门课，叫《电影名作赏析》。一回，放的是陈可辛的《甜蜜蜜》。老师点评时提醒大家注意，两个主演，特写都给了张曼玉，给黎明的就连近景都不多。
这是为何？老师解释：张曼玉是实力派兼偶像派，长着一张“有戏”的脸，眉宇之间都是戏，嘴角、鼻梁都藏着情，怎么给特写，也扛得住，承受得了。
说话间，他定格了张曼玉脸部的一个特写，满屏。
他不言语，看着。
教室里静悄悄的。
汪氏文字，如张曼玉。
海聊、闲聊、神聊、乱聊
《云致秋行状》，说云致秋这个人，“海聊穷逗，谈笑风生”。
其实，汪曾祺为文，也是“海聊”风格，晃晃悠悠，絮絮叨叨，不着边际，随物赋形，生生酿成一片文学的汪洋。
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单节介绍汪曾祺。评述他结构小说的方式是“闲聊、随意”。又说他的小说，随时插入的成分多关乎风俗民情和自然景观，且是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说到哪儿是哪儿的“神聊”展现出来的。
“闲聊”，意味着日常、散淡、自在，不刻意。“神聊”，就有惊住了的意思，有些崇拜了。
《老鲁》，汪曾祺写在昆明观音寺教书的一段生活。尽管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但晚上的“卧谈会”是少不了的。大家集资，买根土蜡烛，到一个人的屋里，在凌乱的衣物、书籍之间各自躺下坐好：
或忆述故乡风物，或臧否同学教授，清娓幽俏，百说不厌；有时谈及人生大事，析情讲理，亦颇严肃认真；至说到对于现实政治社会，各人主张不同，带骨有刺的话也有的，然而好像没有尖锐得真打起架来过。
总之，就是“天南地北的乱聊一气”。
“乱聊”，算不算汪曾祺的“夫子自道”？——当然，乱中有序。
海聊、闲聊、神聊、乱聊。
汪曾祺的文，是聊出来的。这是一种境界。
而且，汪曾祺的文，不仅他一个人是聊着的，他笔下的人似乎摆脱了他的“控制”自行聊着的，他笔下的这个人跟他笔下的那个人也是聊着的，甚至他笔下的一朵花、一只鸟、一道菜、一汪水也是聊着的……这些搭建起一个聊的“场”，多声部，多音色，但错落有致、五彩斑斓、活色生香。
这是更高的境界。
“淡得像水”
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中说，一个小说家对沈从文的小说很偏爱，始终在思索一个问题：何为艺术生命？这引发汪曾祺的思索，刚开始不得要领，“最后还是从沈先生的小说里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长河》里的夭夭所说的：‘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汪曾祺是个什么风格？
“羊毛出在羊身上”。
读他的《昙花、鹤和鬼火》，中学生李小龙在早晨看到一只鹤，“秋天了，庄稼都收割了，扁豆和芝麻都拔了秧，树叶落了，芦苇都黄了，芦花雪白，人的眼界空阔了。空气非常凉爽。天空淡蓝淡蓝的，淡得像水”。
要我说，形容汪曾祺的文字，一箩筐的言说也不如这个“淡得像水”来得精准、熨帖。
再深究，汪曾祺的文字，应该是一杯温水。糖水，腻。茶水，再清再淡，也浓了。冰水，透心凉，口味重。温水，微微抿一口，满齿水香，顺滑而下，冷热相宜，身子一暖，不冲，不过激，不上头，幸福的味道，刚刚好。
有些事就是这么奇妙。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有时不必通过创作谈来直白地宣示。在行文中不经意间就自己点出来了，无心插柳，恰切得紧。
手头尚有一例。
岳南《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提及一位李霖灿，河南人，学美术出身。1939年，在一个茶会上，沈从文展示了几卷珍藏的纳西象形文字经典，李霖灿“被那图画一样的美丽文字吸引，似乎有个神灵在引导着他，灵光在眼前一闪，便有了赴纳西调查研究这种古老文字并制成一部字典的念头”。当年4月26日，李霖灿付诸行动，孤身出发。冬去春来，四年光阴，他收集了1228册象形文字东巴经和3册音节文字东巴经，还有200多册象形文字经典，并进行编目整理，着手翻译。
回到宜宾李庄，已经是1943年11月。“考古大鳄”李济安排他做个报告，会前好好地褒扬了这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中国边疆宏阔，正需要李霖灿这种‘野人’四处‘撒野’；观念的新、方法的新、材料的新，都是一种进步增添”。
李济评说李霖灿的话，岳南来转引，自然，顺当。依我看，借用李济的评说，来返观岳南，再贴切不过。
岳南情系历史，对特殊境遇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版图和命运轨迹如数家珍，著述丰足。他也始终在行走，不断抵达“现场”，切近人、物、景，颇有“野人”风范，横跨历史、文学、学术，笔墨老到，运思酣畅，给现代学人命运存留一个侧影。历史那么厚、那么深邃，人之命运那么重、那么乖张，正需要这样的人“四处‘撒野’”。
岳南的代表作是《南渡北归》。其中也有对汪曾祺的零星评点。比如，汪曾祺写过名篇《跑警报》，说的是自己就读西南联大时在昆明的战时经历。岳南说汪曾祺写这一段，有着“特有的幽默风趣”。写金岳霖，抓住的也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段”。
《学话常谈·幽默》中，汪曾祺对“幽默”进行了个性化的界定：幽默要轻轻淡淡，使人忍俊不禁，不能存心使人发笑，如北京人所说“胳肢人”。
也就是说，所谓幽默，也要“淡得像水”。
“八十六”还是“86”
汪曾祺《要账》的开篇写道：
张老头八十六了（我很反对把所有数目字都改成阿拉伯字，那样很别扭），身体还挺好……
这个括号有一点儿意思。翻读汪曾祺的文章，发现确实很少使用阿拉伯数字。可以猜想，估计用稿编辑多次把他笔下的数目字改成了阿拉伯字，这让他如鲠在喉，终于逮着一个机会，禁不住“吐槽”一通，舒口气。
其实，用“八十六”还是“86”，无关对错，习惯而已。
一旦看到文章以“拭目以待”或“任重道远”作为结尾，我就不舒服，牙痒痒，甚至对整个篇章的质量陡增了怀疑。这自然不是理性的，但难以彻底说服自己。
汪曾祺还对“该人”的说法颇有意见。《随遇而安》，他直言对“该人”很反感，认为带有“封建意味”。不知道是不是语言环境不一样了，现在说“该人”“该书”“该作”很频繁的，没有感觉跟“封建意味”有关联。
1987年在美国爱荷华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期间，汪曾祺给妻子施松卿写信，说到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参观，看馆藏的东亚美术画册，有一张南宋的画，标题是fishingman on the river。他当即告知这不是打鱼，而是罱泥。恰好第二天有个演讲会，主办方进行介绍时，特别提及了这个事，“以示‘该人’很渊博”。
——这里搬用“该人”，有揶揄之意。“该人”似乎始终是他喉咙里边的一根刺，碰一下，疼一下，有时难免调皮，自己主动用舌头去舔一下，任凭痛感排山倒海、奔涌而至。
这倒不必过度解读，谈什么“微言大义”。只能说，读书人在文字上是有一点点“洁癖”的，或者说，有轻微的强迫症。这也算不上病，小小癖好罢了，仅此而已。
凡事论个“格”
《故乡的食物·咸菜茨菇汤》，汪曾祺说有一年，春节后数日，他到沈从文家拜年，被留下来吃饭，沈夫人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沈从文吃了两片茨菇，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
“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沈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包括对于茨菇、土豆。”汪曾祺写道。
其实，他自己也是个讲究“格”的人。
《跑警报》，说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装的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这些情书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我”有幸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这个聪明女人的“格”要爆表了。
年轻男女亲热他也看出“格”来。
《美国女生——阿美利加明信片》，他说有一回在爱荷华河边长椅上休息，看见不远的长椅上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抱着亲吻：
他们吻得很长，我都抽了三根烟了，他们还没有完。但是吻得并不热烈，抱得不是很紧，而且女生一边长长地吻着，一边垂着两只脚，前后摇摇，这叫什么接吻？这样的吻简直像是做游戏。这样完全没有色情、放荡意味的接吻，我还从未见过。
就像一幅画。
平常日子还是很美妙的，世界很温暖。
《泡茶馆》：“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这阵风，令人浮想。
《北京的秋花·菊花》：“我不赞成搞菊山菊海，让菊花都按部就班，排排坐，或挤成一堆，闹闹嚷嚷。菊花还是得一棵一棵地看，一朵一朵地看。更不赞成把菊花缚扎成龙、成狮子，这简直是糟蹋了菊花。”
这就是说，“走马观花”是不对的，“走马观菊花”就更不对了。
《天山行色·伊犁河》：“蹲在伊犁河边捡小石子，起身时发觉腿上脚上有几个地方奇痒，伊犁有蚊子！乌鲁木齐没有蚊子，新疆很多地方没有蚊子，伊犁有蚊子，因为伊犁水多。水多是好事，咬两下也值得。”
这是要“以身饲蚊”了。估计习惯了被人粗暴对待的蚊子受宠若惊，没想到在伊犁这个地儿竟然给火线提拔了。
高邮有个青年工人叫王树兴，读了汪曾祺的散文《故乡的食物》，纳闷不已。因为这些炒米和焦屑、鸭蛋、咸菜茨菇汤，都是自己打小就常吃的食物，在高邮人眼里，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到了汪曾祺的笔下，怎么就变得趣味横生、韵味无穷？
他的困惑，至今依然是不少人的困惑。
只能说，汪曾祺有一双魔术手。
一杯茶，在一般人那里，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同是这杯茶，端到他的跟前，他呢，左手往这杯茶上扔一把空气，右手再送一把，又吹一吹，转眼间这杯茶就升级了，成了“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于是，俗人俗物俗事便有了“格”。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的这个“号脉”，也没谁了。
孙郁评说道，把汪曾祺比成文坛一狐，“真是精明的比喻，此话别人是说不出来的。他从这个老人身上读出了汉文化里精明美丽的一面”。
精明，美丽，也就是有“格”。
文饭诗酒
《题画两则》，汪曾祺说：
白石老人尝谓：吾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此言有些道理。画之品位高低决定画中是否有诗，有多少诗。画某物即某物，即少内涵，无意境，无感慨，无嬉笑怒骂，苦辣酸甜。有些画家，功力非不深厚，但恨少诗意。他们的画一般都不题诗，只是记年月。徐悲鸿即为不善题画而深深遗憾。
我一贯主张，美术学院应延聘名师教学生写诗，写词，写散文。一个画家，首先得是诗人。
1986年5月12日，他在给“连农同志”的信中写道：
我觉得剧作家最好是一个诗人。布莱希特之所以伟大，不只因为他创立了一个体系，提出间离效果说，首先，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大诗人。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能画画，懂戏曲，也写诗。怎么排序呢？难以定论。但归而总之，他的创作，都是诗。
“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他的老友黄裳眼光很准的。
文学走得再远，也要回到诗这个原点上。
作家池莉，小说曾经很红火，吉庆街很热闹，来双扬很风情。没想到，她的心里始终住着诗的梦。10岁之前就拥有了人生的第一批诗稿，但一直藏着，后来，“只在江河湖畔，只在无人处，肆意狂写，写完即撕成碎片，统统撒入水中”，再后来自己动手，把诗稿烧了。直至2016年6月，她终于将诗作结集，一共69首，是为《池莉诗集·69》。
“诗集一旦出版，恐惧不治而愈。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过度害怕他人，不再总是更多地感知生存的可憎。平和降临，终于。”后记《我的写诗简史》，她写道。
王蒙说，考虑中国文学传统的时候，不管你是写小说的还是写电影的，哪怕是写相声的，绝不能忽视中国的诗歌传统，甚至要把中国的诗歌传统放在首位。
谢有顺说，伟大的小说都可以称之为诗，《红楼梦》是，《追忆逝水年华》是。
诗是深情相拥，是热恋的呢喃，是繁花落尽前的一声喊叫，是蔚蓝天色下的一团幽思。
——“诗味似茴香。”这是汪曾祺赠给文友的一个句子。
清代诗评家吴乔著有《围炉诗话》，其中有这么个说法：
或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
也就是“文饭诗酒”说。
如何理解？孙绍振在《岳阳楼和洞庭湖：沉郁之美与豪放之美的载体》一文中举了个例子。
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是这么写的：“洞庭为沅湘等九水之委。当其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
一碗白米饭。
李白则酿成了酒：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让洞庭湖水都变成了酒，结果醉死的不是自己，而是洞庭湖的秋色。《唐诗摘抄》说：‘放言无理，在诗家转有奇趣。’从实用价值来说，这的确是无理的。但从审美情趣来说，却是有趣、有情的。诗人的审美情趣从实用理性中解放了出来，不讲理了，就‘无理而妙’了。”孙绍振评说道。
无理而妙，万丈诗意一杯酒。
“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汪曾祺怎么也忘不了昆明雨中的情味。
而铁凝，忘不了汪曾祺笔下的情味。在她看来，汪曾祺的文，就是酒：
他像一股清风刮过当时的中国文坛，在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里，他那些初读似水、再读似酒的名篇，无可争辩地占据着独特隽永、光彩常在的位置。能够靠纯粹的文学本身而获得无数读者长久怀念的作家真正是幸福的。
守“本”
汪曾祺善于把吃食写得“风生水起”，细品之，这位“名厨”很在意食材的本味。
说到昆明菜，有人以为昆明菜接近四川菜，他觉得其实是不一样的，“四川菜调料复杂，昆明菜重本味”。
《肉食者不鄙》里边写狮子头，回忆在淮安读中学时，“食堂里有一次做狮子头，一大锅油，狮子头像炸麻团似的在油里翻滚，捞出，放在碗里上笼蒸，下衬白菜”。一般狮子头多是红烧，学校食堂所做却是白汤，“我觉最能存其本味”。
《狗八蛋》的主人公，无名无姓，在剧院的练功厅大门看传达室。这人一天的大事就是吃午饭，喜欢拍小萝卜，也不放作料，“他说放了作料就吃不出本味，吃不出清香”。
《鉴赏家》，叶三是卖果子的，专给大宅门送。他的果子都是原装，有些是直接到产地采办来的，都是“树熟”，不是在米糠里闷熟了的。这就留存了果子的本味。
《名实篇》，说昆明吉庆祥的火腿月饼天下第一，四十年了，质量不见下滑，“而过桥米线、汽锅鸡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本味虽“旧”，但感觉还是新的。本味丢了，那就黯然了。
1948年3月9日，他给好友黄裳去信，谈及“我这个乡下人的口味”：
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若萝卜，若地瓜，若山芋，都极有爱好，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
从土里长出的，最见本味。从心底喊出的，最见本心。
《录音压鸟》，写北京人养画眉，设法让画眉能有十三四套口，即学十三四种叫声，很下功夫。如果画眉没有学好，比如学会了警车的尖厉叫声，这是不上“谱”的，是“脏口”，主家会一把抓出来，往地上摔。汪曾祺觉得还是应该让画眉“自觉自愿”地学习，不要灌输，甚至强迫，“我担心画眉忙着学这些声音，会把它自己本来的声音忘了。画眉本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
《晚饭后的故事》，写了郭庆春学戏的事。临毕业，倒了仓，很苦恼，一字不出，他“惊恐万状，一身一身地出汗”，而且“心都凉了”。因为“子弟无音客无本”。梨园弟子，如果没有一条好嗓子，就像做生意没有本钱一样，无从谈起。
《文人与书法》：“要写好字，有必要强调基本功。现在写篆隶，有的人是有真功夫的，有的是花架子。应该首先把楷书、行书写好。有人写很大的篆隶，题款不像样子，行书都不会写。现在还有人鼓励小孩子写篆隶，我以为不妥，还是先写楷书为好。”
楷书，可以说是书法之“本”。
《长城漫忆》：“到北京后曾参观了八达岭长城。这一段长城是新修过的，砖石过于整齐，使我觉得是一个假古董。长城变成了游览区，非复本来面目。”
其实，纵览汪曾祺的文字，他也在试图回到“本”上。
他鲜亮地喊出口号：“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文学史家说，他“开掘出本色的民族和民间的文化资源”。
杨红莉是这么评说的：
汪曾祺小说的价值在于它返还了人本来而且一直居住着的民间生活世界状态，建构了一个充满着“人”的声音和色彩的审美的民间生活世界，把那个一直属于人但被人丢弃了的能够为“人”提供安顿心灵场所的精神家园重新送还到人们面前。
又说：
不管在什么时代潮流下，他一直都在不间断地探索着小说的审美可能性，他的写作始终呈现出比较统一的生活化、日常化以及抒情性的艺术风貌，他始终坚持着文学艺术化的主张，始终在进行着相对自由而孤独的文学艺术性事业。
可以说，汪曾祺一辈子以文学自觉“返本”，一直守护着自己的“本”。
“本”，是本来，是根本，是基本，是归根结蒂。
《论语》开篇是“学而时习之”，第二则就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本”立不起来，自然产生不了“道”，结空壳；或者产生的就不是“道”，地里长出来的不是庄稼。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是古人言。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出发。”这是当下的流行语。
看看现在的风气：
听歌，喜欢原生态的，喜欢破音、忘词的真实，对假唱的完美一票否决；
足球赛，全方位的电视直播再清晰再精细，但还是不如到看台上去喊一嗓子，让现场的气息把身子包围；
读古代典籍，主张读原文，译文容易坏了口味；
读外文书，外语好的，读原版，总是招人羡慕。《悔不当初》，汪曾祺就痛恨自己外文底子不好，没法读作品原著，感觉这是“最别扭”的事了；
空气，洁净的空气，让在雾霾高发地带生活着的人，“心痛得无法呼吸”；
水，所谓山泉水蒸蛋，价格畸高，明知是个噱头，也愿意买单，寻一个安慰；
吃的，非油炸、有机的、纯天然的吃着香，粗茶淡饭，一碗小米粥，胜过营养膨胀的山珍海味；
移动通讯那么发达，视频聊天跨越万水千山，但怎么也替代不了面对面眼神交流的顺畅亲切有暖意；
姑娘，素颜之美才是真的美。
——汪曾祺的《钓人的孩子·航空奖券》，写了中文系的一个女生，唤名柳曦。人长得漂亮，天然不俗，落落大方，不怎么着意打扮，走起路来微微偏着一点脑袋，两只脚几乎走在一条线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风致，好一株风前柳，“不像那些漂亮的或自以为漂亮的女同学整天浓妆艳抹，有明星气、少奶奶气或教会气”。
天然乃至本，真水亦无香。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荆州刺史殷仲堪，任上遭遇水灾，年成歉收，“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他经常对子弟说，不要以为我当了长官，就可以抛弃往日的本分，“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
也就是，不忘初心。
别说了，汪曾祺先生！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随谈》：
有人说我的一些小说，比如《大淖记事》，浪费了材料，你稍微抻一抻就变成中篇了。我说我不抻，我就是这样。拉长了干什么呀？我要表达的东西那一万二千字就够了。……生活只有那么一点，又要拉得很长，其结果只有一途，就是瞎编。
《〈汪曾祺自选集〉自序》：
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这些等等。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
老头儿性格太轴了，又武断，眼光忒高，口味还刁。
小说怎么就不是瞎编？
天马行空。无中生有。蹲在井底望朝阳。
还有，长篇小说怎么就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
名不正，言不顺。长篇小说，篇幅不长，就是消极怠工，就是玩忽职守。
看看现在的一些长篇小说，完全就是遵照“长”的标准制造出来的。
长，是品位，是美德，是能量，是智慧，是潮流，是拳头，是竞争力，是身份证明，是通关文牒，是步步攀爬抵达峰顶气喘吁吁之时从天而降的一枚亮闪闪的勋章。
天高云远，洋洋洒洒，横到了底，纵到了边，泥沙俱下，水漫金山，不亦乐乎！
生活确乎只有那么一点，拉得这么长，岂不是寡汤寡水？
那也是一锅汤！
高考前文科老师传授秘笈：后边的简答题、论述题，不晓得怎么写也要写，想办法把空白处填得满满的，把字写得工工整整、密密麻麻，阅卷老师一看，有压力，手一抖，就多给几个“墨水分”。这里多个几分，那里多个几分，凑在一起，就多了好几分。
以多取胜。这是战术。
1947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
我们看过的若干短篇小说，有些只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大纲，一个作者因为时间不够，事情忙，或者懒，有一堆材料，他大概组织分布了一下，有时甚至连组织分布都不干，马马虎虎的即照单抄出来交了货。
1982年的另一篇《说短——与友人书》：
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
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
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
别说了，汪曾祺先生！
别逗了，汪老头！
《学话常谈·幽默》，汪曾祺对“幽默”进行了个性化描述：
幽默要轻轻淡淡，使人忍俊不禁，不能存心使人发笑，如北京人所说“胳肢人”。
也就是说，段子是分级别、分档次的，真正的幽默是高级段子。《四川杂忆·川剧》，论及川丑，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幽默观：
川丑都有书卷气。……川丑不像京剧小丑那样粗俗，如北京人所说的“胳肢人”或上海人所说的“硬滑稽”，往往是闲中作色，轻轻一笔，使人越想越觉得好笑。
不经意，不刻意，幽默因子就聚拢了，“蓬——”升了起来。《赵树理同志二三事》，汪曾祺对他人的幽默感有自己的观察：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
有活生生的榜样给自己“撑腰”，汪曾祺对自己的幽默观越发自信。《谈幽默》，他横刀植入，试图破解“幽默”之概念：
什么是幽默？
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扑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
这个“定义”，本身就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就“挺幽默”的。
“幽默还能是什么？是轻松，是理解，是幸福，是会心，是喜乐，是莞尔一笑。”他的同乡兼同行毕飞宇说。
不过，毕飞宇坦言，幽默这个词放在汪曾祺身上不是很精确，他只是“会心”，体量很小的一种幽默，强度也不大，“我个人以为会心比幽默更高级……不经意的幽默它更会心”。
汪曾祺的文字，关乎幽默，令人会心。
还给会心抹上了一层淡淡的色彩，正如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中说的，“碧绿透明的幽默感”。或者像在《泡茶馆》中说的，“绿意葱茏的幽默感”。
有人说：“幽默是生活波涛中的救生圈。”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汪曾祺就是一个“救生圈批发商”。
且看几例。
《栗子》，说坚果的外面大都有保护层，比如松子有鳞瓣，核桃、白果都有外皮，而且还是苦涩的，“这大概都是为了对付松鼠而长出来的”。
——秘密就这么给抖落出来了，你让松子、核桃、白果怎么跟松鼠做朋友？
《五味》：“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气死’（干酪），洋人多闻之掩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
——臭豆腐界应该聘请汪老爷子当代言人，广告语可以是“让中国的‘气死’气死外国人”。
《豆腐》，关于麻婆豆腐，有个要领，就是盛出来就吃，“如果正在喝酒说话，应该把说话的嘴腾出来”。
——请问，这句话蕴含了什么样的哲学寓意？
A．事物是相互联系的。
B．抓主要矛盾。
C．一切从实际出发。
D．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高中政治科目考试，一道选择题就这么出炉了。
《手把肉》，说他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一家不大的饭馆中吃过一次“拔丝羊尾”。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脆壳，咬破了，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经化了，“这东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为太好吃了！”
——犬子正读小学一年级，他说饿了就是肚子空空的，就像没有水的大水缸。读到这一句，感觉那口水缸被施了魔法，眼瞅着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栈》，说他在张家口坝上时，听人说北京东来顺涮羊肉用的羊都是从坝上赶下去的，到地儿了，还要“zhan”上几天，才杀，所以特别好。“zhan”字怎么写，一时没眉目。后来读古籍，恍然大悟，原来是“栈”，就是精饲料喂养的意思。
这个字，还有这么个释义，一般人不知道，算是个发现，“听说有人要写关于东来顺的小说，那么我向您提供这个字，您也许用得着。——您的小说写成了，哪天在东来顺三楼请客的时候，可别忘了我！”
——什么“一字师”，那都是虚的，咱是实诚人，要来就实际一点。
网上粗略检索一下，没有发现有关于东来顺的小说问世。这是给吓着了？
《四川杂忆》，写于1992年4月6日。“乐山”篇开头，汪曾祺写道：“大佛的一只手断掉了，后来补了一只。补得不好，手太长，比例不对。又耷拉着，似乎没有筋骨。一时设计不到，造成永久的遗憾。现在没有办法了，又不能给他做一次断手再植的手术，只好就这样吧。”
——我是1999年参加高考的。当年全国语文卷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你说出题的，是不是从这里找寻到的灵感？
《腊梅花》，说大年初一，“我”早早就起床，到后园选摘几枝全是骨朵的腊梅，把骨朵都剥下来，用极细的铜丝把这些骨朵穿成插鬓的花，当中还要嵌了几粒天竺果。再把这些腊梅珠花分送给祖母、大伯母、继母。她们梳了头，就插戴起来，然后互相拜年，“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从扬州高邮走出来的汪先生，真真是“文章行世大神仙”。
扬州设有史可法纪念馆，其中悬挂着这位忠臣手书的不少联句，此乃下联，上联即“忠孝立身真富贵”。
《自得其乐》，说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既充实又快乐。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处在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忍不住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贾岛写有《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这位“刀客”，先是“提刀却立”，继而“四顾踌躇”，哪知道随之开启的是自我表扬模式。这是不是有点“周星驰”电影的风格？
《美国短简·怀旧》：“林肯故居檐下有一位很肥白壮硕的少妇在编篮子。她穿着林肯时代的白色衣裙，赤着林肯时代的大白脚，一边编篮子，一边与过路人应答。”
——听说有的明星给自己的手、腿、脸、胸、臀，甚至眼睛、牙齿都投保了。按照这个思路，这位少妇也要给自己的大白脚买一份意外险。
1987年在美期间，给夫人的家信中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就是美国的鬼节，据说到时很热闹，大家都要画脸或者戴上面具，“如果让我画，我就画一个张飞！”
借用他写过的《林斤澜！哈哈哈哈……》，此处只能是：汪曾祺！哈哈哈哈……
不爱“西瓜”爱“芝麻”
汪曾祺对惯常意义上所谓宏大、辉煌、壮丽的东西好像不太感兴趣。面对已经成为“定论”的，或者说“经典”的东西他也不感冒，有些犯怵，无从下手。
1987年到芝加哥，看了西尔斯塔，当时的世界最高建筑，103层。在次高建筑“96层”喝了一杯威士忌。他在给夫人的家信中说：“芝加哥在下面，灯火辉煌。看了半天，还是——灯火辉煌。”无话可说了。
到纽约，看自由女神像，只是远远地看了看。如果要就近看，得坐船，来回两个小时，“不值得”。时间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就近看，也就是那么回事”。
《故乡的食物》，论及老家高邮的特产双黄咸鸭蛋，很实诚，“味道并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还说自己的家乡水产丰富，名贵的鱼有鳊鱼、白鱼、鳜鱼，虾有青虾、白虾。蟹极肥，“以无特点，故不及”。
你名贵你的，于我何干。
在福建，听说东山的海滩是全国最大的海滩。《初访福建》中感叹一声，“果然很大”。但也就这般了，“问我有什么印象，只能说：我到过全国最大的海滩了”。再挤牙膏似的，挤出这么几句，“我对海没有记忆。因此也不易有感情”。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在泰山脚下，他彻底蒙圈了，有些不堪重负。《泰山片石》，他坦言：“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还补充道：“同样，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
他似有道家风骨，守柔，尚雌。
大与小，上与下，多与少，强与弱，石头与鸡蛋……如果要投票，理智与情感都牵引着他走向后者。
“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当然是对的。但汪曾祺不是“将军”，只是个“新兵蛋子”，更准确地说就是个“炊事员”，而且是给大家改善伙食、专职“追小兔”的那一个。关心“小兔”那就是他的本分了。
他准备给瓢虫写篇文字。生活阅历告诉他，瓢虫分大害虫、大益虫两类，区分就看鞘翅上有多少黑点，也就是昆虫学家说的“星”。
他写信给老友朱德熙，说自己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记不清害虫、益虫背上各有多少星。
随即，开始求助了，“你附近有没有治昆虫学或‘植物保护’的专家？能不能为我打听一下？”
还要“得寸进尺”，痴痴地想望，“如果能找到一本或一篇附图的瓢虫著作来看看，那才好”。
对一个瓢虫，这么用心，都有点婆妈了。
好友黄裳写了篇小说，他提的意见是：
个别标点抄写时可能弄错了，有的按常例应是逗点处标成了句点，——或者是把原有的破折号丢了，有语意断促之感。
他还给黄裳写信，谈了谈自己在天津的观感：
各处走了走，所得印象第一是这里橱窗里的女鞋都粗粗笨笨，毫无“意思”。我测量一个都市的文化，差不多是以此为首项的。
老舍是历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有一年他的提案内容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汪曾祺在《老舍先生》里边把这个事好好地说了说，并感慨：“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
意思是，竟然把芝麻酱的问题解决了，不容易。
这是一个专注“芝麻”而不太顾及“西瓜”的人。
博尔赫斯说：“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诧。”
平凡的事物，多是“芝麻”。
有个网络作家叫“八月长安”，她说自己写的都是芝麻大的小事，“在当年，我的天空很小，目光很短，所以，芝麻很大”。
汪曾祺的天空一直很大，目光也远，他也知道芝麻很小，但性情使然，多数时候还是把心思放在“芝麻”上，乐陶陶。
西尔斯塔、自由女神像、泰山、东山海滩、名贵特产，于汪曾祺而言，是无法接榫的。没有动机，没有触动，没有燃点。尽管都是“大西瓜”级别，那又如何？还是个无动于衷。
法国传记作家阿兰·维贡德莱著有《杜拉斯传》。他说杜拉斯讲过一个故事：有位画家，画了海上的一艘小船。后来感觉不满意，就动手改了，把画的整个空间全都让给了小船的帆，“于是，帆占据了一切，占据了大海、天空和风”。
汪曾祺也是只关心“帆”的人。
他不是一个有志于造大船、行远洋的人。
倒是细小的东西，合乎他之气质与趣味的东西，他不惜耗力，细细端详，静静打量，有耐性，一颗“芝麻”能玩一年。
反正“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着什么急。
他跟阎肃是一起弄过剧本的。阎肃有一首《雾里看花》，“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汪曾祺就有一双慧眼，也是锐眼，把一颗“芝麻”都能看个通透、真切、囫囵。
所谓“工匠精神”，大体如此吧。
知父莫如子。《老头儿汪曾祺》，他家三个孩子合写的。说及他在西南联大学习英文的经历，发现当年“老头儿”懂的英文全是一些“犄角旮旯”的东西，与正课全无关系，“他觉得好玩，于是就记住了”。
汪曾祺是一个善于用边角料设计漂亮衣服的裁缝。
他的笔下一地“芝麻”，但有时“芝麻”比“西瓜”大。
进一步说，汪曾祺是一个能把“芝麻”真真地变成“西瓜”的魔术师。
“芝麻”总是“芝麻”，“西瓜”毕竟还是“西瓜”
汪曾祺有个改写的癖好。
先是拿自己的旧作开刀。《复仇》《异秉》后来都翻新过。一篇两千字的《职业》，前后竟然写过四稿，较上劲了。
他还盯上了《聊斋志异》，重新打量，重新组装，在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期间也不忘这档子事。他原本有个庞大的计划，但只改写了12篇，取名《聊斋新义》。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归置了一下，甚至另起炉灶，改头换面。就像有的电影导演，搞经典重拍，只取了原作的名和角色的名，其他的都抛了，临时找新思路新感觉，要的就是个性范儿。
再打个比方。一些网络游戏也对经典“高看一眼”，三国故事就很流行。但是逻辑已经偏离了经典本身，出现了混搭现象，大乔、貂蝉这些女性角色不仅外形抢眼，戏码也足。
要说，面对已经进入经典序列的名篇，一般人都会皱眉头，不说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也要小心翼翼、毕恭毕敬，生怕伤筋动骨。
汪曾祺的胆子大，不太考虑这些。
他大概是这么想的：东西既然过了我的手，它多少就应该像我一点，对不住，不能再姓别的了，要姓汪。
雁过当然不拔毛，怎么舍得？这只雁已经是我家的了。
就是这么个性。
就是这么帅气。
汪版《桃花源记》，他聊着聊着，就把“天机”的底儿给暴露了：“桃花源”是假的，“秦人洞”是假的。
先解构，再建构：“吃擂茶”、磨碑石的小伙子的生活才是真的。
如果你刚读了陶版，接着读汪版，你就纳闷了：这个姓汪的，怎么是个“破坏分子”？
汪版《岳阳楼记》，关心的是岳阳楼并非滕子京所建，范仲淹也没有亲眼见过岳阳楼，忙里偷闲，也仔细品读了一下这个曾经“烧掉了几次”的建筑，再是夜读《岳阳楼诗词选》，总体印象是“有千篇一律之感”。
脾性不改，他只在意“芝麻”，不管什么“西瓜”。
他以实际作为，论证了“作品是作家的孩子”这个观点的正确与牢靠。
属于他的文字都活跃着他的基因。
“他的终极目的是要将漂浮在现实生活之外的人拉回到生活中来，让背负着沉重的启蒙任务的人卸去重担而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让披着宏大虚幻理想的外衣的人脱去英雄的披挂降落到人的平凡自适的存在中。”杨红莉的总结见性情。
也就是说，他“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打回原形，别人五人六的。
他的追求就是“卸下负累，轻盈起飞”。
也不能简单地说，他这是在否定“宏大叙事”，是在“躲避崇高”。同题作文，性情不同，笔趣不同，自然境界亦不同。要是太像了，岂不是有作弊的嫌疑？
再说了，也是被逼无奈。
汪曾祺老家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被视为训诂、文字、音韵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梁启超甚至把训诂学直接称为“王氏高邮学”。陆建华在《私信中的汪曾祺》中介绍说，1983年10月，王氏纪念馆在高邮正式开馆。河南大学教授于安澜题诗：
平生讲话喜夸张，
到此锋芒尽收藏。
诸君莫笑拘促甚，
此是乾嘉大师乡。
心怀敬畏之心。
敬畏之外，尴尬也是难免的。就像后世文人到桃花源、到岳阳楼，“眼前有景道不得”，因为早有陶公、范公“著文在上头”，几乎没有伸胳膊伸腿的地方。假若还顺着陶渊明、范仲淹的路子走，只能是手足无措，左不是右不是，有点自取其辱之意。
敬畏不是屈服，不是寸步不移、止步不前。
汪曾祺凭借自己的气力，披荆斩棘，开辟一条小道。
这是值得感佩的。
不过，如果这是一次考试，作文是以《岳阳楼记》为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文体不限”。几轮筛选，范仲淹同学和汪曾祺同学写得都不错。一定要在他们两个之间判个高下，相信秉承公正的考官没有什么犹豫的，范仲淹同学胜出。
——爱“芝麻”，更爱“西瓜”。
或者说，“芝麻”总是“芝麻”，“西瓜”毕竟还是“西瓜”。
雪夜读汪，且将神思付纸张
王干在《读着汪曾祺老去》开篇写道：
汪曾祺的作品好像更适合晚间阅读，他的作品释放着光辉，但不是灼热的阳光，更不是熊熊的火光，也不是鲁迅作品那种凛冽的寒光。汪曾祺的文字如秋月当空，明净如水，一尘不染，读罢，心灵如洗。
……在夜晚阅读汪曾祺，自然是一种享受，开卷慢慢进入，心也渐渐平静。故乡，邻里，同事，亲友，陌生的街道和熟悉的老屋，昆明的警报和上海的星期天，高邮的河流和北京的安乐居，都是作家笔下轻盈流动的笔墨意象。
所言不差。汪曾祺的文字，确实适合夜读。
白岩松说，听“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最合适的时候，要么最清醒，要么酒后最朦胧，要么清晨或夜深人静时，“平日人来人往喧嚣热闹时，就放过他吧”。读汪曾祺亦然。
曾尝试在地铁及高铁上读汪，怪怪的，很糟糕的体验。
读汪最理想的时候是冬季的雪夜。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葡萄月令》，汪曾祺写道：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这样的时刻，身处一个烘暖的小房子里，“灯火可亲”。窗外，大地正在优雅地穿上洁白的礼服，沉重前行的人间变得单纯而神秘，宏阔而空灵。原本脏乱的世界银装素裹，原本嘈杂的世界静谧无声，唯有纸上的文字在缓缓流淌，字与字之间，就如老翁携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顺着文字流动的方向，且将神思付纸张。
冬季雪夜，遭遇汪曾祺的文字，是一场不事张扬的化学慢反应、微反应。
“此前未读过汪老先生的书。前些日子，买回一本，细读，不忍释卷。不知是不是阅历缘故，看尽无常和生死。所以他的文字，不着力半丝深沉，不浓墨一点人生，但字字句句里，又全是这些，让人读罢，惟掩卷默然，说不出话来。”微信朋友圈里，身处新疆伊犁的“睡觉的小幺”写下的这段文字，让我深以为然。
是的，伊犁，汪曾祺在那里听过鸠声的。
读汪曾祺，短短的一篇品读完毕，确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感。不是惊慌失措，而是意绪还在温热着、飘荡着，暂时寻觅不到安放的所在。
你瞧世界变得如此沉静，
夜晚用星星的献礼包裹天空。
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会想起身
向时代，历史，宇宙说话。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句子，道出了读书人夜深时的心境与襟怀。
雪夜读汪，文字的情致与气息从纸上流淌在你的周身，幽幽然，欣欣然——
你瞧世界变得如此温暖，
夜晚用圣洁的飘雪亲吻大地。
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会想起身
向时代、历史、宇宙说话，
向民族、人生、命运说话，
向路旁的一朵野菊花
向草丛里的一只尖头绿蚂蚱
向肩挑南宋时期楠木担子手敲竹梆沿街叫卖馄饨的秦老吉说说话，
向自个儿说说话。
当“深刻”成为“怪字眼”
苏轼有言：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平淡并非唾手可得，赶个大早就捡得着，踮起脚尖就够得着，而是“一种参悟万物而回归自然的文风”。
汪曾祺心向往之。
《菌小谱》，他写道，菌子里味道最深刻、样子最难看的，是干巴菌。
“深刻”二字后边跟着一个小尾巴，“（请恕我用了这样一个怪字眼）”。
读时，我一阵的心惊肉跳。
“深刻”搭配“味道”，成了怪字眼，那眼下玩文字的，岂不个个都是“怪味豆”的生产商？
1982年5月19日，他给朱德熙写信，“想问你一个问题”。当时涌现了一些“新思想”“新手法”的作品，随之出现了一些很怪的语言，突出的是“的”字的用法，比如“深的湖”“近的云”“南方的岸”。他跟青年作家辩论过，说这不符合中国语言的习惯。但青年作家反驳如果说“深湖”“很深的湖”“近处的云”就没有味道了。
这让他很不舒服，急切地向身为语言学家的老友倾诉：
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现代派小说和“朦胧诗”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希望你们语言学家能出来过问一下。——你觉得他们这样制造语言是可以允许的么？
一个“的”字，就像眼里的一粒沙。
1981年11月的《读书》杂志，刊发了凌宇的文章《是诗？是画？》，对《大淖记事》进行了细读。他评说汪曾祺的句子短峭，“像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
汪曾祺写有《大地》：“坝上的地真是大地，一眼望不到边，长着干净得水洗过一样整齐的‘碱草’……”
或许，这篇《菌小谱》的文字，已经水洗过很多趟了，但还是没洗干净，残留下一个“深刻”，像是一块斑点。汪曾祺也无奈，只好惴惴不安地请求大家的宽恕。
是不是多少有几分矫情？
只能说，对文字的品相，汪曾祺有着神经质般的敏感与苛求。
或许，他心里想的是：一个字也不放过。
文字也听话，在他的笔端排着队，雄赳赳、气昂昂，任凭他的调遣。他呢，也是个敢负责又有耐心的人，给一个个文字寻找妥帖、舒坦的位置，用心安顿好、摆布好。
文字跟他，情意绵长，友好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