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人生——萧军百年祭

经典人生——萧军百年祭

从维熙

在中华文化长河中,有经典著作;在芸芸众生的人世间,也有经典人生。作家萧军则可谓其中的一个。一百年前的农历五月二十三日,萧军落生于辽宁省的一个小小村落。按照阳历折算,今年(2007年) 的7月7日,是萧军的百年诞辰。

笔者之所以把萧军的人生之路称之为经典人生,实因在中国的文学星空,萧军的生命曲线,是许多作家无法比拟的。在他八十一年的生命里程中(1988年6月22日辞世),太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太少作为文人的清淡闲雅。据萧军自述中记载,他刚刚出生不久,母亲就逝去了,这似乎是为他艰难的人生拉开了序幕。之后,在军阀割据的年代,他从军习武,在讲武堂因打抱不平,而先蹲禁闭号,被开除出军队。至此,他从军救国之梦想完全破碎,生活迫使他改弦易辙,在哈尔滨开始了从文的步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萧老同在北京作协,因为我与萧老命运曾有近似之处,自然而然交往较多。记得,老人曾经对我说过如是的一段话语,他说:“我生性就是跃马横刀的军人坯子,可是九曲回肠的人生,让我扔下手中的枪,拿起笔涂鸦我认知的生活,竟然成了一个写作的文人,实在有违我的初衷。”这是萧军最为真挚的心愿表达,那洪亮中略带沙哑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

说来也巧,在一段时间里,我和萧老不仅同在北京作协,还同住在团结湖小区,有一次与萧军树荫下不期而遇,我们坐在一条临街的长椅上说话的时候,我无意间拿了拿他随身带着的拐杖,竟然把我吓了一跳。这根拐杖的扶手,镶嵌着一块圆而亮的铸铁,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拄着它出来散步,简直是个沉重负荷。因而我对萧老说,它重得就像是我在劳改矿山使用的挖煤铁锤。萧军回答我的话,再一次显示出老人在黄昏斜阳年纪,仍没有消失的他个性中的阳刚。他对我说:“我拄着它出来,除了健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在街上碰到社会的蛀虫或流氓一类的东西,欺压善良时,可以拔刀相助,教训他们做守法公民。”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萧老,您都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办呢,人的性格难以重塑。”萧老为我解疑地说道,“为真理呐喊了大半辈子了,积习难改。”

这就是萧军的精神肖像。尽管生活没有成全他从武的梦想,但在他从文的轨迹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血性的伸延。前两年,我走访过东北哈尔滨呼兰区的萧红纪念馆,在那里我看到拯救才女萧红于冰雪炭途的第一个人是萧军;我联想到1933年鲁迅逝世时,担任万人为鲁迅送葬的总指挥的人是萧军;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敢于向毛泽东提出文艺真实性问题的又是萧军;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承办《文化报》期间,因为勇于面对社会真实而遭伤害的还是萧军。其中让我最最难忘的,是“文革”期间的萧军。当时,文化人对红卫兵的批斗,无不哑然失声;而萧军则与之相反,可谓是那个年代的绝无仅有。谈起这段往事的地点,是萧老在我家吃红烧肉的餐桌上。老人说:“你曾说过,你在京郊团河农场劳改。我也去过那儿,‘文革’中期团河农场一度成了批斗北京文化人的场地。我在那儿也受过批斗,不同于一些文化人的是,我可不那么顺从;在批斗我之前,我对红卫兵头头说:‘我活到这把年纪,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如果对我进行武斗,我年轻时在讲武堂当过武师,下面的话就用不着我说了,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青春。’红卫兵何尝听不出来我萧军的弦外之音,便在会前与我达成某种默契:不触动我的肌体,但我必须低头听从他们的批判。于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我总是半闭着眼睛,听他们高喊声讨‘反动文人萧军’的口号,耳朵虽然受到些刺激,但他们的皮带和鞭子,没有伤及过我的皮肉。”

在餐桌上,不仅我听愣了,连给萧军做红烧肉吃的我的老母亲,听了萧军这番自叙,脸色都变灰了。直到萧军饭罢离开我家之后,我母亲才悄声地问我:“他咋敢与红卫兵对阵,这事是真的吗?”我说:“在生与死的问题上,不能把萧军与其他文人等同看待。”我没有对母亲说得太多,因为她对这位当时的文坛长老缺乏深刻的了解。但是我早已认知,如果中国确有特殊荷尔蒙制造出来的、骨骼中又富有丰厚钙质的文人——这个人就是作家中的萧军。可以说,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是一个阳刚的血性汉子,直到他的生命终结。

还有不能略去的一笔,是他对文化中的犬儒主义的憎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两次与老人同行出访过大地震后的唐山和香港、澳门;后来我去东北时,又与老人在东北鞍山相遇。在这次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犬儒主义这个词汇。他说:“人的才能有大有小,因而历史上有大儒和小儒之分;但大儒和小儒中间,最卑劣的就是犬儒。经过时间检验,一些儒者的犬儒,几乎都当了历史中的奸臣和奸相。如宋代卖国的秦桧和抗日战争中间当了头号汉奸的汪精卫……”特别让我记忆深邃如同刀刻的,是萧军对大诗人李白的评说。他说李白留下的诗章,可谓传颂千古,是个旷世绝才,当属中国的大儒;但他留下的人生败笔,不能略去不提。那就是他被贺知章引进宫廷时的得意和后来离开宫廷时的失意,乱了做人的方寸。到了唐朝内乱时期,他投靠叛军的人生轨迹,也就不奇怪了。他的结论是:爱什么,恨什么,是不能因为个人利害而移位的;而文化人中的犬儒主义者,爱和恨是随着处境和地位而变化的。

萧军这段人文自白,可谓是他的生命经典。回眸他曲线的人生,无论在得意和失意时,他都没有失去他做人的方圆。他热爱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更热爱黄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他仇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祸国殃民。因而他从年轻时起,就把自己献给了中国革命。后来,他之所以路途坎坷艰辛,因为他不能容忍假面人生。他早期“写下的小说著作《八月的乡村》和后期遭遇出版难产的《五月的矿山》以及《过去的年代》,都是他人文行为的佐证。难怪鲁迅先生在为《八月的乡村》写下的序言中,留下了如是的话:“

……我见过几种说述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与法捷耶夫的《毁灭》相比,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部分和全部,现在与将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鲁迅先生这些凝聚着墨香的文字,今天读起来虽然有些绕口,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萧军人文精神以及爱国情怀的颂扬。

这样的作家,我们后来人不能忘怀。记得,在萧军第一次病危的时候,我和张洁曾从一个会议上逃会,风风火火地跑到同仁医院去探视老人。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1988年6月22日,久旱无雨的北京,突然下了一场淋漓爽透的大雨。就在那个落雨的午夜,我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打来电话的是北京作协党组书记宋汛,他沉痛地告诉我,萧军于今天西归了。面对夜空中飞舞的雨线,我流下了思念的泪水。我想,天地间的滂沱大雨,也是在为这位文坛硬汉而悲泣吧!为祭悼老人的离世,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人生绝唱》的长篇祭文,副题为“萧军留下的绞水歌”。根据萧军的个性,此时他在天堂,也是不会贪图安逸,此时他或许仍在井口提水,我祝愿老人提上来的再也不是一桶桶的苦水,而是一桶桶的甜汁……

原载《文汇报》2007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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