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籍”和“系”

我的“籍”和“系”

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譬如,假使要掉文袋,可以说说“桃红柳绿”,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认的,谁也不会说你错。如果论史,就赞几句孔明,骂一通秦桧,这些是非也早经论定,学述一回决没有什么差池;况且秦太师的党羽现已半个无存,也可保毫无危险。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

我记得宋朝是不许南人做宰相的,那是他们的“祖制”,只可惜终于不能坚持。至于“某籍”人说不得话,却是我近来的新发见。也还是女师大的风潮,我说了几句话。但我先要声明,我既然说过,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为什么又去说话呢?那是,因为,我是见过清末捣乱的人,没有生长在太平盛世,所以纵使颇有些涵养工夫,有时也不免要开口,客气地说,就是大不“安分”的。于是乎我说话了,不料陈西滢先生早已常常听到一种“流言”,那大致是“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先生代为“可惜”,虽然他存心忠厚,“自然还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无奈“流言”却“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怎不使人“怀疑”呢?自然是难怪的。

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一个的籍,不足为奇。但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真不知怎么一回事。只好再精查,细想;终于也明白了,现在写它出来,庶几乎免得又有“流言”,以为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为应付某国某君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确是这样做过了,还留下些什么“空穴来风,桐乳来巢”的鬼格言。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不得已,我只好对于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

其实,现今的将“尊敬”来布施和拜领的人们,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当。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求人尊敬的可怜虫于是默默地坐着;但偶然也放开喉咙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呀!”“猗欤休哉呀!”听众遂亦同声赞叹道,“对呀对呀,可敬极了呀!”这样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为有趣。

从此这一个办法便成为八面锋,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但是穿了圣贤的衣冠入殓。可怜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将褒贬他的人们的身价估得太大了,反至于连自己的原价也一同失掉。

人类是进化的,现在的人心,当然比古人的高洁;但是“尊敬”的流毒,却还不下于流言,尤其是有谁装腔作势,要来将这撒去时,更足使乏人和白痴惶恐。我本来也无可尊敬;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

六月二日晨。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6月5日北京《莽原》周刊第七期。收入《华盖集》。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闲话》中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还别有用心地说他“自然还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鲁迅为此写下本文,予以驳斥。1925年5月30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写道:“西滢文托之‘流言’,以为此次风潮是‘某系某籍教员所鼓动’,那明明是说‘国文系浙籍教员’了,别人我不知道,至于我之骂杨荫榆,却在此次风潮之后,而‘杨家将’偏偏来诬赖,可谓卑劣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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