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闲话

并非闲话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页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现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召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6月1日北京《京报副刊》。收入《华盖集》。《现代评论》,1924年12月创刊于北京,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在女师大学潮中,《现代评论》派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偏袒北洋政府教育部章士钊及女师大校长杨荫榆。1925年5月27日《京报》发表由鲁迅拟就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由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7人署名。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闲话》中说女师大7教授的宣言“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了。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当天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今天看见《现代评论》,所谓西滢也者,对于我们的宣言出来说话了,装作局外人的样子,真会把戏。我也做了一点寄给《京副》,给他碰一个小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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