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同盟”：库布里克的第三只眼
我原以为剧组回到英国后，我就不用那么频繁地到处跑，而且能更好地安排我的时间了。但事实是，我想得太美好了。
1974年2月，《巴里·林登》在距离伦敦西南部约100英里处的地方重新开拍，那里有很多与电影背景相符的建筑，于是斯坦利得以继续完成摄制。不论是威尔特郡(Wiltshire)，还是位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其他小镇，其接待能力都不足以支撑电影拍摄。霍克电影公司的到来仿佛是一种强势入侵：摄制组工作人员把该地区所有可用的住房都预订了，包括酒店、酒吧以及餐馆楼上用于临时出租的房间。
像在爱尔兰时那样，斯坦利让玛格丽特留在阿伯茨米德，我则在本部和电影拍摄地来回跑。路途不再像之前那么遥远了，这算是唯一的安慰。但由于单程往返的时间短了，我每天要比以前跑更多趟。这并不容易。那时候，M3高速公路才刚刚开始建设，于是我不得不走更为繁忙的主干道。为此，没有三个小时我根本到不了斯坦利那边。这段路程没有可搭乘的火车或飞机，因此严格遵守递送时间就完全变成了我的职责。我必须风雨无阻，不管是浓雾天还是大风天。之前在阿伯茨米德和都柏林两边跑的时候，我中途还能小憩一会儿，但现在完全不可能了。我无法利用等待安检的时间来休息，相反，我要么是开着奔驰，要么是开着货车，总之都是在与时间赛跑。
图12 拍摄地点实地考察：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附近的粮食生产区。
没有火车或飞机的时刻表摆在那儿，所以每当有事或有东西需要在两地搬运时，我都会即刻出发。有一次我在等待离开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斯坦利在片场工作的样子。他从摄影机后面看到我，但似乎并不介意我在四处转悠。事实上，他似乎鼓励我多跟技术人员和演员在一起。“你就走动走动，到处看看，但不要说你是我的人，”他说，“就告诉他们你是电影公司的快递员。”这样一来，每个人的工作都能正常进行，斯坦利也能确保他们一直都在卖力工作了。
不过，其实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值得告诉他的信息。每个人都说，斯坦利是个工作狂，总是不停地工作，而且很难取悦，这些他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了。但是，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并不意味着他漠视剧组的日常需求。他要确保大家住宿舒适，每个人都对餐饮满意，他还专门请副导演为剧组成员答疑解惑。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之所以那么周全地对待大家，并非是以此为手段好让大家努力工作，而是他相信别人的需求和他自己的一样重要。换句话说，也许在他看来，他所雇佣的工作人员的需求，与他作为电影制片人所需要处理的其他问题同等重要。
但是当我载着的一些演员去索尔兹伯里附近，与斯坦利进行第一次会面时，才意识到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似乎并不认同我的看法。
“所以，斯坦利·库布里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去机场接德国演员汉斯·麦耶(Hans Meyer)时，他问我，“人们所说的都是真的吗？”
“大家都说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尽管有些谨慎，但汉斯还是向我透露：媒体报道说，他是一位傲慢、专横的导演，脑子里总是有很多奇怪的想法。
“我不太清楚，我为他工作的时间还不长。”我也小心翼翼地回答。
“噢，是这样啊，那在他身边工作，感觉怎么样？”
“嗯，还行。”我点头承认道。但汉斯似乎并不相信。“我唯一可以确定无疑告诉你的，”我说，“就是我真的很忙，忙得几乎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啊，那太好了。工作努力的人一般都是好人。”汉斯终于松了口气，总结道。
第二天，我接了一位名叫利昂·维塔利(Leon Vitali)的演员到格拉斯顿伯里，斯坦利要在那里跟大家探讨粮食生产区是不是合适的拍摄地。利昂也向我提出相同的问题。
“你认识斯坦利·库布里克吗？”在车里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问道，语气中充满忧虑，“他人怎么样？”
我所知道的斯坦利与演员们道听途说的完全不同。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唯一真正了解的演员要数瑞安了，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斯坦利人怎么样，或者性格怎么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怎么会有人跟别人描述他的样子如此截然不同呢？我碰到安德罗斯时，很想从他那里得到解释。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怕斯坦利？他们说，从报纸上看了一些报道……报纸究竟写了些什么？”
“报纸在扯淡。”
有一天，斯坦利让我去希思罗机场去接女主角马里莎·贝伦森(Marisa Berenson)。他不停地叮嘱我：“要尽你所能地对她恭敬礼貌一些。她一定还没吃饭，我们特意在此为她安排了自助餐。”当我问玛格丽特，我没见过马里莎，到机场后怎么才能认出她时，玛格丽特竟然轻松自若地说我不会弄错的：“埃米利奥，找一个身材高挑、美丽、穿着得体的女士，那就是马里莎。”
我在希思罗机场，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从出机口出来的人们，丝毫不敢放松。我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马里莎·贝伦森。自从上次去酒店接瑞安，发生了忽然想不起他名字的事件之后，我觉得无论何时，把待办的事写下来都是最稳妥的办法。但突然，我意识到这次带纸条真是多余了，因为我的确一眼就看到那位超凡脱俗的女士，我很难确切地说出她与普通女性有什么不同，但她的确更优雅、更温和。她似乎毫不费力就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正如玛格丽特所描述的那样，马里莎身材高挑、非常漂亮。看到她的那一刻，我着迷了，没有意识到她正满脸笑容地径直向我走来。我猜想，可能也有人向她描述过我的外表：“埃米利奥·达利桑德罗，身材矮小，长相丑陋。”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士竟然还很随和。虽然跟她初次见面，但我丝毫没有感到害怕或尴尬。事实上，她一直面带微笑，让我倍感亲切。衣着极其朴素的我站在仙气飘飘的她身边显得很违和。她的裙子随着她优雅的步态摆动，我则穿着白色开领衬衫如随从似的跟在旁边。
在去威尔特郡的路上，我们很自然地交谈起来。我本想跟她说英语，但没想到马里莎很快亲切地叫起了我的名字，还用标准的意大利语回答我的问题。她说自己是从母亲那儿学的意大利语，她母亲是罗马人。她问起我的家人，并问我为什么也给女儿取名为马里莎，跟她一样。“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好听。”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她热情地笑了起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埃米利奥，我们能不能停一下，去找点吃的？我饿了。”
“我们最好还是继续往前走。”我建议道。
“我想先停下来吃点东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到底应该听谁的，斯坦利还是马里莎？斯坦利是怎么嘱咐我的？要尽可能地对她礼貌……
“再往前有个地方，我之前在那儿吃过饭，”我斗胆提了个不成熟的小建议，“不过不是什么高档的餐馆。”
“你特意停下来去吃过饭，那味道一定不错。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慢慢减速，开着奔驰沿着乡村道路行驶，然后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院子前停下来，那是卡车司机最喜欢的地方。马里莎毫不犹豫地下车，点头示意我跟她一同进去。
推开餐馆大门时，门铃声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餐厅里所有人都转身朝门口看，房间突然沉默了。几秒钟后，有个人忍不住吹起流里流气的口哨，通常看到美丽的电影明星时，人们都会这样吹。我暗自祈祷，希望马里莎别太认真。她什么也没说，走在我前面，朝空着的餐桌走去。吃沙拉时，马里莎又开始热情地与我谈论起来。她给我讲述了她做模特时发生的事，还告诉我她有个妹妹是时尚摄影师，她的外祖父母是意大利人。当我们离开时，又有人吹了声响亮的口哨。
但这还不算完。还有人大声表达爱慕，连我听着都觉得脸红。马里莎的嘴唇微微上扬，羞涩地笑了笑。
在接下来的旅途中，马里莎向我透露，她也害怕见斯坦利。她问我对斯坦利的看法，我安慰她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斯坦利人很不错。我对她讲了斯坦利那独具特色的平静语调，还告诉她为斯坦利工作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他总是会很明确地表达他想要什么，从来不会搞口是心非那一套，你只需要做到他交代的事就够了。
“我看到有报道说……”她试图表达异议，但立刻改变了主意，“不过，也许你说得对。我们要跟一个人面对面才能真正了解他。”
我们到达索尔兹伯里后，我告诉副导演马里莎到了，并向他解释给她准备的午餐可能用不上了，因为我们在路上已经吃了东西。
“什么？具体在哪儿吃的？”他问道，很惊讶竟然有人胆敢打乱斯坦利的安排。
“在一个卡车司机很喜欢去的地方。”还没等我回话，马里莎便脱口而出。她走过去跟斯坦利握手。斯坦利显然有些吃惊，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僵硬地向她打了声招呼。当我们私下在一起时，斯坦利疑惑地对我说：“这怎么可能？就连跑龙套的演员都会对午餐挑三拣四，马里莎居然会在穷乡僻壤的小餐馆里吃饭？”
拍摄进入最繁忙的阶段后，我有时一天要在伦敦和拍摄地之间来回跑上三趟以上。我经常天不亮就出门，完成工作时已是半夜时分。我帮不了玛格丽特太多忙，因为我常常在阿伯茨米德待不了几分钟就又得走，根本做不了什么。我在阿伯茨米德和索尔兹伯里之间来回跑的状态经历了几个星期后，斯坦利再次建议我停止两头跑，直接到片场跟他和安德罗斯在一起。我一直在路上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甚至连回家陪家人度过宝贵夜晚的机会也没有了。玛格丽特试图与斯坦利谈判，就像当时在爱尔兰拍摄时那样，但这一次，斯坦利并不让步。我发现自己处境很尴尬，仿佛卷入斯坦利和玛格丽特的拉锯战中，当然，珍妮特也对我将要搬到索尔兹伯里的事感到很难以接受。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者说该帮着谁说话，只好不停地重复说，我肯定不能掰成两半儿，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安德罗斯试图当和事佬，但显然这一次斯坦利占了上风。
埃米利奥：
为了避免安德罗斯在我之前给你打电话，我只好先留个纸条。斯坦利肯定希望你去索尔兹伯里。他想做的事情总会毅然决然地做到，对此我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他的想法。我想他会让你当他的专属司机。显然，最终的选择权在于你，但我希望你根据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请忽略我强加给你的感受。
你可以谈个更好的条件，可以开奔驰——这当然意味着一切都更好。至少你不必整天在M3高速上来回跑，而且每天都这么辛苦。
玛格丽特
在拍摄各种优雅的英国乡村庄园时，我有幸看到之前我运输的上百箱蜂蜡蜡烛是怎么使用的：演员们穿着米兰拉和乌拉设计的华丽服饰，伴着这些闪烁的灯光，在摆着古朴家具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不得不说，这情景真是美极了。如果你沉醉地看着这些场景，就会很容易忘却时间。
在拍完在威尔顿庄园(Wilton House)的几场戏之后，我们转战到巴斯(Bath)，在朗利特庄园(Longleat House)和佩特沃斯庄园(Petworth House)分别进行了拍摄。
斯坦利把瑞安·奥尼尔和马里莎·贝伦斯的第一次见面就安排在佩特沃斯的赌桌上。斯坦利特意邀请著名魔术师大卫·巴格拉斯(David Berglas)教演员们如何玩牌。当我在等着回伦敦的过程中，我遇到在片场四处游荡的魔术师。我们俩都在等斯坦利给我们做进一步指示，因此显得有些无所事事，只好聊天打发时间。大卫告诉我，斯坦利完全被他的魔术折服了。斯坦利试图破解其中的奥秘，于是大卫一遍又一遍地在他面前重复表演。几次尝试下来，斯坦利依旧猜不透，于是向大卫问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理解的是，大卫想保守秘密，毕竟这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术，即使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求他解释也不能例外。有趣的是，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周。“如果斯坦利对某些事感兴趣，他真的会刨根问底，对吧？”大卫说。他说得没错。“你观察得很敏锐，”我向大卫解释道，“新事物出现时，他首先要知道这是否行得通，如果行得通，他就想知道其工作原理。当他弄清楚工作原理后，他又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这个事物可能会出故障。所以如果你跟斯坦利聊一件事，通常可以聊上好几个小时。”
电影拍摄已经持续了近一年。这是我参与的第一部电影，所以我常会通过感知技术人员之间的气氛来判断事情进展得是否顺利。从我所听到的一些情况来看，《巴里·林登》的编导有些大惊小怪。我在片场走动时，听到的紧张评价和抱怨越来越多。剧组一直想要个周末，从周五晚上到周一早上休息一下，这样他们就可以有点时间陪陪家人。从他们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要求；但在斯坦利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我把底下人的不满情绪告诉他，他却说：“如果片场的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剧组的人也都在那里了，为什么要等到周一再拍？为什么要白白浪费两天可以工作的时间？”斯坦利完全不为所动。时不我待。如果你真的需要休息，还不如赶紧把电影拍完，好好休上一个月的长假。
拍摄计划不断改变，是工作人员抱怨的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木工们已经搭好了布景，却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拆除一切，因为斯坦利抵达片场后说，他想拍摄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也有时候，一切准备就绪，但斯坦利拿不定主意，无法开拍，所以每个人都得等着，直到他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其实我不该问这问那。不过，因为我经常和斯坦利在一起，所以比起别人就更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当他和约翰·奥尔科特讨论一些事情，或者他在办公室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时，我都在现场。我开始意识到，任何的等待或突然改变的计划，并非任性而为，都是事出有因。斯坦利总能轻易地预见那些不符合他想法的布景，所以宁愿等到一切都能完全按照他最初的设想运转后，才开始行动。
原因通常与天气有关，尤其是户外拍摄。
斯坦利不得不随时应对多变的天气，特别是在爱尔兰拍摄时，不过英国南部的天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斯坦利和约翰拍摄的最大特点是追求绝对精确。在拍摄室内场景时，他们往往要经过几个小时的光线微调，才会感到心满意足。至于户外拍摄，就更难达到完美了：通常一片飘浮而过的云层，都会完全改变画面的外观和整体氛围，使它与之前的镜头难以衔接。斯坦利要求每天都更新天气预报，并相应调整他的时间表。我们在爱尔兰时，他基本无视当地天气预报，而更相信伦敦气象局的报告，他认为后者更可靠。不幸的是，当时气象科学的水平还停留在相当于某人爬上杠子顶部，斜眼看地平线的水平。凶猛的黑云总会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头顶，迫使他改变计划，提前结束或推迟拍摄。
斯坦利预见到这一点。他甚至还在财政合同里增加一条规定，称如果因天气原因导致超出预算，无须由他自己出钱补偿。斯坦利已经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他甚至准备应对意想不到的问题，包括人为错误、大自然的不可抗因素等。他几乎做了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全部事情，去维护自己和员工的利益。但是员工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忍不住地在心里骂娘：“这家伙到底在等什么？”
我完全可以告诉他们一切，让他们冷静下来，但斯坦利不允许把他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说出去。甚至连部门主管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必须改变计划。我问了问自己：“知道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是否能弥补损失的几分钟或几个小时？”我明白为什么斯坦利会这样行事，同时也理解人们的不停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