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尔传》
我写的《玻尔传》是吉林省长春出版社于1999年1月出版的。我是怎么与远在吉林省的长春出版社发生联系的呢？这与我喜欢买书有关。
1996年7月17日，我在洪山商场五楼“书城”发现书架上有一本长春出版社在1995年10月出版的《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我立即把这本书从书架上抽出来。我惊喜地发现这不是一本单独发行的书，而是由著名学者、翻译家柳鸣九先生主持的一套“全球诺贝尔获奖者传记大系”里的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潘晓松先生翻译。那天，我还买了一本同一大系里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的传记。同年8月22日，我又在同一书店发现了5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传记，他们分别是加缪、法朗士、贝克特、莱蒙特等五人的传记。
《玻尔传》，杨建邺著，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买下7本大系里的书以后，我心里不免一惊一喜和一愁。惊的是长春出版社应该是一家不太大的城市出版社，他们居然有胆识和能力出版这样一套水平相当高的诺贝尔获奖者传记系列，惊讶之余，我非常钦佩他们的远大目标；一喜当然是因为我从事的研究中有一大部分是诺贝尔奖的历史和对社会的巨大贡献，文学奖虽不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研究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对象之一；一愁是这套丛书没有利用封底和勒口报道他们这套丛书出版了哪些传记，更不知道在他们的大系里包不包括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于是，我联系了该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张樱和杜菲（版权页上有她们的名字）。我一方面对他们出版社的这一雄心壮志表示钦佩和赞赏，另一方面想打探她们出了多少本书，希望得到一个书目，以便购买。我还问她们这个系列里有没有获奖科学家传记，并且表示如果没有相关书籍，我可以和几位学者一起为该系列效力，写几本科学家传记。
张樱和杜菲接到我的信以后，立即在回信中感谢我的赞赏和建议，并表示此前还没有考虑增加获奖科学家的传记，她们并不是不愿意出版获奖科学家传记，而是一时不知道在哪儿能够找到这方面的作者。这样，我与张樱、杜菲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迅速开始。1996年10月30日，我开始动笔写我心中一直就想写的《玻尔传》，并邀请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桂起权教授和物理系的张自华副教授合写一本《海森伯传》，请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李思孟教授写《摩尔根传》。李思孟是科学院生物学史研究生，王自华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是复旦大学的王福山教授，而王福山教授是海森伯的研究生，他们都是行家里手，由他们写这两本传记应该非常合适。
后来我还为长春出版社写了《杨振宁传》和《居里夫人传》，这在下面还会提及。
《玻尔传》是我继《伽利略传》之后写的第二本科学家传记。在这本书第一章开始不久，我就谈到了许多物理学家和传记作家对玻尔的评价，这些评价显然表明了我急于写他的缘由：
1885年10月7日星期五，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克里斯蒂安教授（Christian Bohr，1855—1911）的大儿子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就在这座14号大厦里诞生了。
这是丹麦人从此再也不能忘怀的光荣的日子；全世界的人也不能忽视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因为尼耳斯·玻尔后来为人类的科学、文化、和平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一位美国传记作家穆耳曾经在她写的《尼耳斯·玻尔传》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能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人是为数不多的。
然而，尼耳斯·玻尔却使历史进程发生一次改变。原子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科学研究，以及他所发挥的作用。从对于同时代人和整个世界的生活发挥指导作用这一点来说，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而且，玻尔还差一点就使历史进程又一次改变。在改变（‘二战’）战后纷乱的、天晓得会把世界引向何处的核军备竞赛上，他是功败垂成的。玻尔所宣传的‘另一条道路’是否能够消除冷战，是否能够制止核力量的成倍增长呢？谁也无法作出回答。唯一明确的是，当玻尔提出有关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建议遭到拒绝——其主要原因是听命于丘吉尔一人的英国政府作出了决定——之后，玻尔预言的危险就真的出现了。
一个人能起这样的作用，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何况这个人性格谦和，又出生在政治上并非强盛的丹麦这样一个乐天的小国里！”
我们当代人，不知道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的人几乎很少，都知道他的相对论对20世纪科学发展产生的巨大价值，但不少科学大师在评价玻尔对科学的贡献时，认为玻尔的贡献大于爱因斯坦。如德国物理学家、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于1963年说：
“玻尔对我们这个世纪的物理学和物理学家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甚至大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另一位德国物理学家、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玻恩（Max Born，1882—1970）于1923年说：
“玻尔对我们时代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的影响，大于任何其他物理学家。”
我们应当注意，玻恩与爱因斯坦的私交比与玻尔的私交好得多，这说明玻恩的说法比较可信。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位美国物理学家、194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里奇曼（Percy W．Bridgman，1882—1964）说的话，他在1924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在几乎整个欧洲，玻尔现在被当作一尊科学上帝敬奉着。”
一个远在欧洲北方，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由400多个岛屿组成，其国土总面积只有4．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00多万，而且在近代和现代史上，一直受到欧洲腹地诸国不断侵略、国土日益缩小的小国，竟出现了这样一位世界超级科学明星，丹麦人民和丹麦政府不会感到巨大的荣耀吗？全世界人民不会为此瞩目这个小小的岛国吗？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几句。对于一位伟人的评价总是会有若干分歧，对玻尔的评价也不例外。最近几年由于量子力学的进展，似乎证明了玻尔的互补原理并不高明，对他的评价也就开始降温。中山大学的关洪教授写的《一代神话》，对玻尔的评价大打折扣。我想这也是正常的事，但是诺贝尔获奖者玻恩、海森伯和布里奇曼以及传记作家穆耳的意见，也不可忽视。伟大的玻尔是值得我写的7位现代科学家之一(1)，而且是7位中最先写的一人。
《玻尔传》于1997年4月30日写作完成，并于1999年1月正式出版。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两个月，也就是在1998年11月，我因为患有冠心病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在养病恢复期间，我收到这本书的样本，心中感到十分欣慰。虽然大病了一场，但是《玻尔传》的出版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安慰。人有所获，必有所失。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编辑加上了三行概括性的文字。我觉得编辑真是深深了解作者的心愿，三行文字真是最贴切地总结了玻尔的伟大之处。这三句话是：
·原子时代的先驱；
·与爱因斯坦齐名的物理学家；
▲不朽的哥本哈根精神的代表。
下面我想特别谈谈第三句话的价值。在书里第六节，我专门列出一节：“哥本哈根精神”。我这篇文章不具体细谈玻尔的物理学贡献，那太复杂，而且非短短几千字能够谈清楚，所以我重点介绍一下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为什么这种精神至今还让全世界物理学家铭记。
德国物理学家韦斯可夫（V.Weisskopf，1908—2002）在回忆玻尔的文章中写道：
“玻尔并不单独一个人工作，而是同其他人一起合作。他的最大能力是把世界上最活跃、最富有天资、最敏锐的物理学家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玻尔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哥本哈根精神’，这是一种对物理学有很大影响的独特风格。我们知道，他在同事们中最为年长，但他活跃、健谈，像年轻人一样地生活；他自信、诙谐，待人热情；他以进取精神、摆脱俗习的精神以及难以描述的乐观精神，去揭示最深奥的自然之谜。这里确实存在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些正准备创建一门新科学的年轻科学家，不落俗套、充满风趣，并对世间其他一切极为轻视，然而对他所面临的著名问题都倾注着深切的关注。玻尔常说：‘有些事情严肃得使你只能对它们开玩笑。’”
韦斯可夫在这里提到了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个词——“哥本哈根精神”。人们由于对玻尔以及他的一帮年轻人对物理学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的尊敬和羡慕，因此对“哥本哈根精神”的含义十分感兴趣。
那么，到底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呢？
恐怕“哥本哈根精神”和“互补原理”一样，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目前它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完全自由的判断与讨论的美德。”
“哥本哈根精神是玻尔思想的一种表达，他既具有不可超越的想象力，又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完整的智慧鉴赏能力。”
“哥本哈根精神或许可以很好地被表征为玻尔给人的一种鼓舞和指导，……使他周围的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
我国著名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曾说：“玻尔倡导的，以集体讨论和自由探索为特征的研究风格，被人们赞为‘哥本哈根精神’。”周光召还曾说：“（玻尔）研究所既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研究场所，又是一个充满生趣和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开玩笑和恶作剧成为研究生活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以强调合作和不拘小节，完全自由的争论和独立的判断为特征的研究风格，被人们誉为‘哥本哈根精神’。”
要想真正了解“哥本哈根精神”，前面不同人的种种说法当然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很有益的信息，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哥本哈根精神”的实质，但要想真切了解这种被人们赞不绝口的精神，最有益和生动的办法是讲一些哥本哈根的趣闻轶事。这些轶闻对上面抽象的说法将是大有益处的补充。
轶事一：枪战。
有一天晚上，玻尔和从俄罗斯来的物理学家伽莫夫等人在看电影时发生了争论。电影中的恶棍先动手掏枪，但好人更为敏捷，把坏蛋打死了。在回家的路上，玻尔坚持说，这正好说明意志反射和条件反射的区别。按照他的理论，恶棍是想到要把自己的手枪掏出来，而那个好人却连想也不用想就发生反应。他的这套理论，几乎没有人赞同。
第二天一早，固执的伽莫夫找到了一家玩具店，买了两支玩具手枪，决定当面证明玻尔的理论并不能成立。玻尔拿一支枪充当好人，伽莫夫拿另外一支，把它装在一个当枪套用的袋子里。他们决定搞一场突然袭击比赛。
下午已快过去，这件事早被遗忘了，人们该有多少问题需要争论和解决，哪能总记得这件玩笑般的小事呢？可是伽莫夫没有忘记，他成心要让玻尔丢一次脸。伽莫夫趁玻尔没注意时，突然伸手掏枪；但玻尔的动作更快，正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他的枪已抢先对准了伽莫夫。
伽莫夫吐了一下舌头说：“是我挑起这场争斗的，没想到他倒把我给‘崩’了！”
这场“枪战”故事在物理学界广为流传，它是许多个“是真是假，自己试试再说”，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故事之一。
轶事二：游戏中的哲学。
玻尔喜欢做哲学概括，往往一些最简单的游戏能引起他这方面的癖好。
有一次，海森伯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向远处的一根电线杆扔了块石头，出乎意料地击中了。玻尔由此说道：“存心要击中那么远的物体，根本就不可能；但是冒冒失失没瞄准就扔出去，而且还荒唐地希望能击中，反倒成功了。所以，‘也许会成功’的想法比实践和意愿更有力。”
后来，在一次玩滚木球游戏时，玻尔的话又神奇般地被证实了。
滚木球游戏分两队，玻尔和同事贝西科维奇组成一队，他弟弟哈拉德和另一个同事哈代组成另一队。由于哈拉德和哈代玩得热情而认真，所以两个队争得十分激烈。贝西科维奇是个生手，得分少得可怜，所以玻尔那队落后了几分；不过，贝西科维奇还有最后一次投球机会。他觉得毫无取胜的希望，竟把球朝后从肩膀上扔了出去。让众人大吃一惊的是，木球竟然分毫不差地击中了！
海森伯也在场。他对此说道：“我想起了玻尔以前对我说过的话，但我却没有对它深入思考。”
轶事三：争论时不留情面。
别以为他们相互间只喜欢热热闹闹、相互开玩笑。不！一旦他们为科学疑难问题争论起来，那可是不分上下长幼，一律毫不留情。这可以说是哥本哈根学派最大的特色，非哥本哈根学派的人往往适应不了。前面我们提到过，当玻尔1922年到哥廷根作演讲时，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海森伯对玻尔的一些想法提出了很不相同的看法。玻尔立即明白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非同一般，当天下午就邀请海森伯去散步，以便就不同的意见进行商榷，并虚心地承认“上午我说得不够严谨”。散步讨论的结果是海森伯认为他真正的科学生涯从这次散步开始，而玻尔则高兴地认为，他到哥廷根讲学最大的收获之一是遇到了海森伯。
4年之后，海森伯同样因为在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而遭到严厉训斥。那是1926年7月，薛定谔受维恩的邀请到慕尼黑大学讲他新发现的波动力学。会前，维恩教授说：“现在研究原子内部的问题有了正确的理论，大家放心了。”
索末菲插了一句：“薛定谔的发现是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
但海森伯听了薛定谔的演讲后却大失所望，觉得他的想法很有问题。他不畏权威，站起来说：“您的说法是不对的，您提出的假定本身就不合理。”
维恩听了，立即训斥道：“年轻人，你还要先好好学点物理才行！”
权威的训斥让海森伯在慕尼黑大学的处境糟透了，连他父亲都惊动了，写信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哥本哈根，年轻人尽可大胆地向权威提出挑战。有一次玻尔正在讲着什么，泡利觉得不对劲，就大声说：“您住口，玻尔……”
玻尔温和地说：“但是，你听我说……”
年轻人之间则更加不拘束，海森伯曾说：“不知多少次，他（泡利）骂我‘你这个笨蛋’，或者类似的话。这对我很有帮助。可是，我们总是好朋友，我们相互批评，从不见怪。”
事实上，泡利成了海森伯终身的朋友和科学上的批评者。玻尔虽是长者，也从不因泡利尖刻的批评生气；相反，他和同事们都十分珍视泡利的批评，称他为“科学的良知”“上帝的鞭子”。玻尔不管大事小事，总要去找泡利聊一聊。泡利离开哥本哈根之后，玻尔非常珍视泡利的每一次来信。
海森伯晚年提出了一种统一场论，泡利开始很有兴趣，但很快就反对这一理论。有一次海森伯在演讲中介绍了他的统一场论，说他的基本理论已经完成了，只是有些细节还没有填进去。泡利知道以后，写了封信给海森伯，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
他还在信上画了一张图，图是一个方框，但里面什么也没有。泡利在图下写道：“我可以和琴德洛特(2)画得一样好，只是有些细节没有画上去。”
这样的轶事趣闻恐怕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看起来这是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我们通过这些小故事能更深切地领会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
玻尔逝世已经50多年了，但他提倡的“哥本哈根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1)我计划写7位现代物理学家的传记。这7位分别是：尼尔斯·玻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费米、费曼、杨振宁和霍金。2014年完成写作，最后一部是《费曼传》。
(2)琴德洛特是一位著名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