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传》
我是如何认识湖北出版社的编辑丁渝先生的，已经忘记了。好在1997年12月4日我写的《伽利略传》后记里提到了这本书写作的缘起：
今年春天，丁渝先生希望我为他们出版社写一本科学伟人的传记，而且由我自己选择传主。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挑选谁呢？值得写的科学伟人多得很，还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下不了决心。几经思考，我决定写伽利略。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伽利略的《对话》，对于每一个对西方文化史及其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上的影响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知识宝库。”
《伽利略传》，杨建邺、李继宏著，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英国剑桥大学卢卡逊讲座教授斯蒂芬·霍金在写的《时间简史》里也曾经郑重地指出：“伽利略可能比任何其他人更有资格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是最早做出如下论断的人之一：人类有望理解世界是怎样运行的，而且我们还能通过观察现实世界来做到这一点。”
从这两位20世纪科学伟人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伽利略对人类文明进步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这位已去世335年的科学伟人，在我国还没有一本传记，连翻译的都很少。
作为一个科学史研究工作者和科学家传记的作者来说，这简直是无法向广大读者交代的。于是我下定决心写这本书。我知道，由于资料奇缺，写起来困难一定很多，想写得很好就几乎成了奢望。但由于我对伽利略的高度的崇敬，以及我的责任感，使我鼓起了勇气去克服一切困难，决心要填补这个令人遗憾的空白。幸好黄石教育学院物理系的李继宏副教授(1)愿意与我合作，这使我的困难减小了许多。
书终于写完了，但我心里却轻松不起来。我写过《玻尔传》，写过《居里夫人传》，写过《法拉第》……每次写完后都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唯独写完这本书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因为资料奇缺，我无法断定我们的取材以及选取的角度能否为读者和专家们接受、认可。广大读者所熟知的一些关于伽利略的故事（如比萨斜塔实验、1633年审判后伽利略说“地球还是在转动”等等），据专家们的考证都不是真的，这样照实写出来岂不让一些有先入为主之见的读者们感到失望吗？我们虽然想了一些办法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但是能够让广大读者感到满意吗？能让专家们认同吗？
还有，我们的读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有的希望在了解伽利略本人的同时，还要了解那个时代的各种背景、伽利略的思想方法等等，认为这样才能全面了解伽利略；有的则只希望了解伽利略本人的生活、工作，而不想了解那些背景、思想方法等方面的情形。但作为国内第一本比较全面描述伽利略的传记，恐怕只有两者都兼而顾之了；这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恐怕并不感到满意。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把这些不同方面的内容，尽可能分开叙述，这样，不同要求的读者可以把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略去不看。但是，读者能接受这样的处理方法吗？
……
在惴惴不安的心情中，我们把这本书奉献给读者。空白是填补上了，但不知是否平整、合适？我们迫切希望读者和专家们提出批评和意见。最后，我们要感谢丁渝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更感谢湖北辞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
确实，我国科学史的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多大起色，好的传记和科学史著作很少，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年轻人虽然开始涌现，但是仍然寥寥无几。数学史的研究算是具有一定的传统，但是物理学史、化学史等的研究一直处于半荒芜的状态。年轻学子愿意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还非常少，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中国有科学成就的科学家里，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物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文字能力也很好，我曾经希望他能够写一些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他立即表示：“那可是不能干的事。”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写这些东西一般会认为你已经‘江郎才尽’，没有研究可做。”
我立即举国外的例子，如爱因斯坦写了《物理学的进化》，霍金写了《时间简史》，塞格雷写了《费米传》《从落体到X射线》《从无线电到夸克》，还有莱德曼写了《上帝粒子》……大家熟悉的杨振宁先生也写了《基本粒子简史》……
他打断我的话说：“在欧美，写科普著作，写科学史和科学家传记都没有问题，他们有这样的传统，例如英国很早就有‘星期五科学讲座’，戴维、法拉第这些赫赫有名的科学家，经常在这个讲座上为老百姓讲科学研究和它的发源等，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
此外，在大学凡研究科学的系里，对于科学史研究普遍都不重视，基本上没有人愿意从事这一研究。我国几乎所有做科学史研究的或者写科学家传记的人，都在哲学系或者类似的系里。而这些系里的研究者有多半对科学研究本身又没有多大的功底，写出来的作品多半不会得到有关科学家的认同。像我这样在物理系里做物理史研究的人几乎没有，而这又与我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在物理系因为做物理学史研究，也同样受到轻视。虽然很多哲学系老师的科学史研究水平没有我高，但是他们很早就被评上教授，我却直到退休前一年才勉强获评教授，而且是非正式的那一种（到几年后这种区分才逐渐消失）。我在科学史研究方面最有权威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如科学院办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在物理系评教授时都不能算重要文章，只有在《大学物理》《物理通讯》等沾有“物理”两字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才能算是重要文章。而在科学史研究的领域里，这上面发表的文章只能算是二三流文章。幸亏我当时发表文章比较多，而《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文章门槛很高，每年发表的数量都有严格限制，因此我也把一些次要的文章寄到《大学物理》等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大概还不少，加上我写的五六本书，我才有资格达到评教授的最低线。
那时我已经是快60的人了，对评级看得不那么重，一心沉醉于科学家传记的写作中，这才没有因为不重视而放弃对物理学史的研究。写《伽利略传》正是在这种“沉醉”的状态中完成的。完成是第一需要和快乐，其他根本不在我的思考之列。上文介绍《世界科学五千年》一书写作的时候，我在襄阳一家印刷厂校“误”时被叫回物理系参加教授评选，才知道我有资格参加评选。
我认为有几位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传记非常重要，所以才下定决心写作。除了《伽利略传》外，我撰写的《爱因斯坦传》和翻译的《费米传》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决定的。
在写《伽利略传》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一个问题。12年前的1986年在写《杰出物理学家的失误》一书的时候，我写过伽利略在研究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当时我还不十分清楚伽利略在人生道路上也因为一次不慎重的选择而误入歧途——他从威尼斯帕多瓦大学回到教皇控制非常严和保守势力非常强大的佛罗伦萨，结果造成晚年的一大悲剧，不仅受到宗教法庭的迫害，被迫“认罪伏法”，而且直到去世都一直被软禁在老家，随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不准随意接触任何外来的人。
这一失误严重损害了伽利略的健康和物理学研究，否则伽利略对物理学的贡献会更大。假如现在我再写《杰出物理学家的失误》，就一定会把这次重大的失误写进书里。趁回忆写书历程的机会，我把这次伽利略不慎选择的前因后果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现在的读者恐怕很难看到我写的《伽利略传》了。
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的事，发生在1610年6月。当时因为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所以他对行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对流体力学的研究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当时欧洲最耀眼的科学明星。这时，佛罗伦萨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伽利略回到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出任宫廷数学教授。伽利略在认真思考后，同意回到佛罗伦萨。但是，伽利略忘记了，20年前他为什么被迫从佛罗伦萨来到威尼斯公国，在帕多瓦大学得到一份教职工作。威尼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公国，但是那里的思想相当自由，没有人可以随意迫害意见不同的学者，学者可以相当自由地研究自己想研究的问题。正是这种可以自由思考的环境，伽利略才有可能潜心研究物理学，可以自由地批判亚里士多德那些妨碍物理学研究的错误理论和思想。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以前种种可怕的迫害在他的思想中逐渐淡去，而新的不满开始产生。例如，由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希望在他名下求学的贵族子弟越来越多，这样当然可以使伽利略有更多的收入，但是研究的时间就会减少。于是，他想摆脱讲课的重负，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金钱保证他全身心地投入物理学研究。
有一次他与威尼斯学监发生争执，他说：“你们支付如此低的薪水，作为不把我送到宗教法庭的交换条件。”
学监听了这话以后，显然有些生气，不由恼怒地回答伽利略说：“您这话太不公正了！太不公正了！如果宗教法庭里任何一个不学无术的修道士都有权禁止您的思想，伽利略先生，那么您从事研究的空闲时间再多，对您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想一想吧，有些地方科学在奴役的皮鞭下呻吟！而在威尼斯，您的思想无论多么大胆，我们共和国都无限欢欣地予以接受。在这里，您可以研究！在这里，您可以工作！没有人监视您，没有人压迫您！在这里，谁都不能容忍您的工作受到丝毫干扰，不能允许管闲事的人给您添麻烦……”
听到这儿，伽利略受到了触动：“是啊，我为什么又想回佛罗伦萨呢？仅仅因为那儿是我的故土就非回去不可吗？别忘了那儿还有许多对我怀有敌意的人呀！学监说得也不无道理，在威尼斯有许多在佛罗伦萨不可企及的优越条件，可以不受拘束地、自由地研究自己想研究的东西，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呀！但是……”
1609年发生的一件事对伽利略十分重要：佛罗伦萨的费迪南德大公于这年2月1日去世，科西默王子即位。伽利略趁此机会给托斯卡纳宫廷一位叫杰拉迪尼的官员写了一封长信，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心愿。他在信中写道：
我现在已经工作过的20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岁月，但时间和精力也就这样零碎地花掉，以满足每一个效劳对象的要求。在我的职业当中，上帝和我自己的努力都没有给我才能。我现在的愿望是在我去世之前能获得足够的闲暇和安静的环境，让我能够完成手头三大部著作，将它们出版问世。我不能从任何别人那里得到这种帮助，我只想寄希望于大公。
显然，这是一封试探性的信，他期望杰拉迪尼能把信中所提到的事让新上任的大公知道。这位当年的王子曾对伽利略夸过口，说他一旦成为大公，就会聘任伽利略为宫廷数学教师。现在王子果然成了大公，伽利略想回佛罗伦萨的旧念又被重新唤起。几年前，当科西默还是王子，而伽利略还负责教他使用计算仪器时，也曾写过信给科西默王子，向他表示敬意。伽利略在信中说，任何一位统治者都需要几个有才干的侍从，而“我将是最忠实可靠的一名仆人”，“宁愿受您的使唤，而不愿找其他主人。因为在我看来，您的态度温和，天性仁慈，使得任何人都情愿受您的驱使。”
伽利略写给科西默王子的信，现在的读者看起来可能有点肉麻刺耳，但当时意大利的文牍往来，是一种规范和习惯，并不会让人感到伽利略在阿谀奉承、低声下气。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交往规范。
伽利略想趁科西默大公上任之机重提旧事。伽利略发现木星的4颗卫星以后，他的声誉在欧洲更加辉煌。1610年底，他写的《星辰信使》付印后，他给佛罗伦萨宫廷秘书芬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无限感谢上帝，他使我有幸单独一人首先见到了过去从未有人知道的星空秘密。”
芬达很快给伽利略寄来了回信：“我已将你的信转呈大公看了，大公被你这位超常天才的新发现弄得惊诧莫名。”
伽利略见信后十分高兴，觉得回佛罗伦萨宫廷任职有眉目了。这时伽利略已经知道，威尼斯政府虽然聘他为帕多瓦大学终身教授，而且许诺年薪将增加1倍，开始伽利略还以为这些许诺可以马上见效、立即实施，但后来才发觉这一许诺要等他现在的聘期满了以后才能实施。伽利略感到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因此更加坚定了想回佛罗伦萨宫廷任职的决心。于是在收到芬达的回信后，他立即再次写信给芬达：
“我正想出版一本叫《星辰信使》的书，只希望得到大公一人的支持。”伽利略还说，按照惯例，他有权为他发现的新星命名，他写道：“我想让大公的名字与诸星同辉、永远存留，但我有点弄不清楚的是，我是把木星的4颗卫星奉献给大公一人，称之为‘科西默星’，还是奉献给大公兄弟4人，称之为‘美第奇星’（Medicean Stars）呢？”
伽利略肯定知道选择的结果。果然，佛罗伦萨宫廷带来信息说，“科西默”（Cosimo）这个词是从希腊文“kosmos”转来，有“宇宙”之意，是一个意义广泛的名词，不可能专指大公一人。于是伽利略就采用了预料会采用的“美第奇星”。
伽利略可谓“一箭双雕”。一是伽利略想以此讨好佛罗伦萨宫廷，为到宫廷任职铺平道路；二是伽利略深知他暂时还不能把木星卫星看作他个人专有的发现，因为他还没有测出每一颗木星卫星的运动周期，如果有人抢先测出，那他就会功亏一篑。有一位那不勒斯的学者马基尼（1555—1617）就曾不怀好意地说：“发现木星卫星没啥了不起，测出它们的周期才会受到赞扬。”
佛罗伦萨为了奖赏伽利略的命名，奖给了他一条价值400弗罗林的金项链，链子下面还系着一枚大公勋章。这样，木星卫星首先发现的名声和它们的命名权，总算确定了下来。
尽管伽利略觉得有一大堆理由说服自己回到佛罗伦萨，但是他的同事沙格列陀知道他想回到佛罗伦萨的时候，觉得伽利略简直疯了！他坚决反对伽利略的这一不智之举。他非常严肃地对伽利略说：
“朋友，我看见你已经走上了一条可怕的道路。你看见了真理，还信赖人类的理智，但你不知道你正走向毁灭！你难道不明白，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怎么可能让一个知道真理的人自由自在地到处活动呢？即使这真理只是无比遥远的星体的真理！你以为你说教皇错了他会不知道？你以为他会信服你的真理吗？你以为他会像你一样在日记上写上：‘1610年1月10日，天被废除了’吗？你口袋里装着真理，手里拿着望远镜，居然还异想天开，要离开威尼斯共和国，自己钻进陷阱里去！你在科学上的怀疑能力那么强，但你对佛罗伦萨宫廷却又那么轻信；你怀疑亚里士多德，却完全不怀疑佛罗伦萨的大公！
“伽利略，当你刚才用望远镜向天空观察时，我仿佛看见你站在烈焰熊熊的柴堆上；当你说你相信真理不可战胜时，我似乎已经闻到了烧焦的人肉味啦！我爱科学，但我更爱你。伽利略，我的朋友，请你三思而行，不要去佛罗伦萨吧！”
但伽利略只钟情于天空的奥秘，似乎失去了对形势判断的智慧。他回答朋友的劝告时仍然固执己见：“如果佛罗伦萨接受我，我还是决定回去。”
还有一位朋友得知伽利略打算离开威尼斯共和国回佛罗伦萨后，专程到他家劝说：
“你为什么想到要回佛罗伦萨？”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里工作，而不必忙于授课。”
“你的意思是说，你主要的目的是在佛罗伦萨继续观察天空和写书，是吧？”
“正是。”
这位朋友用不解的眼光盯了伽利略一阵子后，摇了摇头说：
“朋友，我们许多人都承认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智者。但是在许多方面，你却又纯真得像一个小孩一样。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已经有某些教会有权势的人在攻击你在《星辰信使》一书中的发现，说你在变着魔术蛊惑人心，说你对《圣经》不敬……在帕多瓦你享受了18年的完全自由，这是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者对罗马教皇的权势无所畏惧，而且在必要时可以挺身而出，为你抵制、抗拒由于‘冒犯上帝’而进行的宗教审判。”
伽利略听到朋友的话之后，心灵确实震动了一下。伽利略对于回佛罗伦萨之事也不是没有顾忌，他曾几度压下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但每想到父亲对达·芬奇客死他乡的诅咒时，他就有一种不顾一切返回故乡的决心，这使他不愿考虑未来种种可能的下场。更何况，科西默大公如此仁慈和信任他，而且如此迫切地希望他回到佛罗伦萨为故乡争光，那种敬贤之情让他感动。他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得失，岂不枉对江东父老？
最后他还是决定回佛罗伦萨，他转身对朋友说：“在佛罗伦萨，我可以在科西默大公的保护之下研究天空。他急切地盼我归去。”
“但据我所知，佛罗伦萨是受罗马教廷直接控制的。”朋友说。
“我想，在必要时，我将亲自去罗马解释我的新发现。那儿有我的不少朋友，我看没有必要认为教会有审判我的敌意吧？”
朋友换了一个角度问：“难道你在帕多瓦度过的18年使你不愉快吗？”
“不，不，在帕多瓦度过的18年是我生平最快乐的18年。在这儿我享有真正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探索的风气，我不会有今日的成功。但我忘不了我父亲提起达·芬奇客死他乡时的憎恶情感。朋友，谁不爱自己的故乡呢？不管它是偏僻穷困的山村，还是亚得里亚海的天堂威尼斯。对我来说，佛罗伦萨是我生身之地，是最亲爱的地方，我应该回到它的怀抱里去。”
朋友沉思了半晌，然后对伽利略说：“现在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和许多朋友已经警告过你了，但你不为所动。好吧，让我祝福你回佛罗伦萨之后继续成功和幸福！无论怎么说，帕多瓦大学因为有过你这样伟大的学者应该感到骄傲和满足了。”
伽利略送走朋友后，不由黯然神伤，落下了几滴眼泪。是啊，今后在佛罗伦萨能有威尼斯这儿的忠实朋友吗？
1610年9月12日，伽利略终于孤身一人离开了生活了18年的帕多瓦。因为妻子甘芭没有与他正式举行过婚礼，不能进入佛罗伦萨宫廷，所以最后留在了威尼斯，儿子文森佐暂时由甘芭抚养。
紧跟着伽利略的归来，对他不利的告密材料在1611年就被秘密送到了罗马异端裁判所——伽利略险恶的命运也就此拉开序幕。
1616年2月24日，教廷告诫伽利略放弃“地动说”；同年2月26日，大主教传唤伽利略。不过，在此期间还没有强迫伽利略取消任何言论，毕竟这时宫廷还有人保护他。但是到1624年4月，新教皇乌尔班八世登基以后，形势开始对伽利略越来越不利。1632年3月，伽利略的名著《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出版以后，教皇乌尔班八世大发雷霆，《对话》被禁止出售；同年9月30日，教会召伽利略到罗马受审。
1633年底，伽利略以带病之躯出发，1634年2月才到达罗马。3月12日开始审判伽利略，6月22日判决。伽利略在教会的淫威下宣读了他的悔过书：
我，伽利莱·伽利略，佛罗伦萨市已故文森佐·伽利略之子，现年69岁，出席法庭，跪在你们面前，向尊贵的红衣主教、宗教裁判长对着圣福音书起誓，我过去永远信仰、现在信仰并在上帝帮助下将来仍然信仰神圣的天主教和使徒的罗马教会所认为正确的，以及它所宣扬和教导的一切。因为贵神圣法庭早就对我做过正当的劝诫，以使我抛弃认为太阳是世界的中心且静止不动的伪学，不得坚持和维护它，不得以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教授这种伪学，但我却撰写并出版了叙述这一受到谴责的学说的书，虽然没有得出最后结论，但顽固地引用了对它有利的论据，而没有给予反驳，因此受到审判，认为我有严重的异端嫌疑。也就是说，我认为并相信太阳似乎是宇宙的中心并且静止不动，而地球不是中心并且运动着。
……我不是虚伪地而是诚心诚意地放弃上述谬误和异端邪说，我摈弃它们，摈弃所有不符合神圣教会的谬误和宗派。
我宣誓：将来无论在口头上或书面上都不再发表、谈论或维护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我的类似疑虑的言论；而且，只要我得知任何异端邪说或异端嫌疑分子，我一定立即向教皇、神圣法庭，或地方宗教裁判所以及我所在地的主管部门举报。此外，我还宣誓：我保证履行施加于我的或将施加于我的一切宗教惩罚，并且确切执行和遵守这些惩罚。如果（但愿上帝保佑我不致发生！）我违反了我的诺言、声明和誓言，根据神圣的教规和其他一般的或特殊的法令，我甘愿承受这一类法令所决定和公布的一切惩罚和制裁。愿上帝帮助我，并以我双手所捧的圣福音书起誓。
我，伽利莱·伽利略，已放弃自己的主张，并已发誓、许诺和约束自己，有如上述；口说无凭，谨在这份悔改书上亲笔签字，并于1633年6月22日在罗马密涅瓦修道院逐字逐句宣读如上。
伽利莱·伽利略
1633年6月22日
伽利略被法庭判决以后，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他从恐怖中脱身出来，却又陷入了更加折磨人心的悔恨和羞愧之中。每天夜晚他无法入寐，不断向上苍呼叫：“主啊，饶恕我的罪孽吧！”
正当伽利略处在痛苦中时，伽利略的朋友们没有忘记他，设法把他从无望的监狱生活中拯救出来。佛罗伦萨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二世在最终判决前，未敢为伽利略说情；判决后，他立即冒着教皇可能会感到不快的危险，要求乌尔班八世给予伽利略以宽大处理。他还联合了尼科里尼和伽利略的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一起向教皇请求。乌尔班八世的一口恶气已经出了，杀鸡儆猴的目的也已经达到，加上说情的人都是不可轻视慢待的人物，于是他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表示愿意帮忙。
1633年7月，宗教裁判所的法庭宣布，准许伽利略离开罗马，到佛罗伦萨南方不远处的锡耶纳大主教皮可罗米尼家住，由皮可罗米尼履行监护责任。
1633年12月底，伽利略获准回到老家阿圣翠山庄。在这里，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的密探监视之下度过他的余生。
虽然在阿圣翠山庄被监视，但伽利略并没有完全被击溃，写出了《关于两种新科学的论述和对话》这部伟大的著作。但是回想起来，伽利略在1610年9月不听友人的劝告执意回到佛罗伦萨，不仅使自己蒙受不白之冤，而且使科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正如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大家知道，伽利略在1616年受到宗教裁判所的秘密定罪，后来又在1633年被公开定罪；在这第二次定罪时，他声明悔过改念，答应不再主张地球自转或公转。宗教裁判所如愿以偿地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经几个世纪都没有复活。
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班菲在他写的《伽利略传》中更是沉痛地写道：“谴责伽利略对意大利有害的后果之一，是使科学研究丧失了效能。因此，我国文化长期遭受灾难，并且继续遭受着灾难，尤其是在哲学科学领域内。”文艺复兴时代在哲学、艺术和科学领域里产生过多少伟人的意大利，从此失去了它昔日的光彩，而大批学者却不得不在“神圣法庭”各种各样的迫害和摧残下，痛苦地呻吟！
如果伽利略不回到佛罗伦萨，至少教廷没有机会审判他，那么中世纪科学的发展有可能就会是另一种局面。对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来说，他在关键时刻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深刻影响到世界科学的发展。正如1932年爱因斯坦选择到美国逃避德国法西斯的迫害，使得整个世界科学发展的局面，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1)李继宏后为黄石理工学院师范学院教授（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