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自述

傅雷自述

略传

我于一九○八年三月生于浦东南汇县渔潭乡,家庭是地主成分。四岁丧父;父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入狱三月,出狱后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年仅二十四。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亲出外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二十四岁),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愤,以泪洗面;对我又督教极严,十六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七岁延老贡生在家课读《四书》《五经》,兼请英文及算术教师课读。十一岁考入周浦镇高小二年级,十二岁至上海考入南洋附小四年级(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小),一年后以顽劣被开除;转徐汇公学读至中学(旧制)一年级,以反宗教被开除。时为十六岁,反对迷信及一切宗教,言论激烈;在家曾因反对做道场祭祖先,与母亲大起冲突。江浙战争后考入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在街头演讲游行。北伐那年,参与驱逐学阀胡敦复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对抗。后闻吴稚晖(大同校董之一)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母亲又从乡间赶来抓回。秋后考入持志大学一年级,觉学风不好,即于是年(一九二七)冬季自费赴法。

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但读书并不用功。一九二九年夏去瑞士三月,一九三○年春去比利时作短期旅行,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罗马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之约,演讲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一九二八年在巴黎认识刘海粟及其他美术学生,常为刘海粟任口译,为其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活动,由法政府购刘之作品一件。一九二九年滕固流亡海外,去德读书,道经巴黎,因与相识。我于一九三一年秋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冬即入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及法文。一九三二年一月在沪结婚。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发生,美专停课,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成立,由留法同学王子贯介绍充当笔译,半年即离去。当时与黎烈文同事;我离去后,胡愈之、费彝明相继入内工作,我仍回美专任教。一九三三年九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一九三四年秋,友人叶常青约我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以各日报消息分类重编;我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三个月后,该刊即以经济亏折而停办。我为股东之一,赔了一千元,卖田十亩以偿。

一九三五年二月,滕固招往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与许宝驹同事。在职四个月,译了一部《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该会旋缩小机构,并入内政部,我即离去。

一九三六年冬,滕固又约我以“中央古物保管会专门委员”名义,去洛阳考察龙门石刻,随带摄影师一人,研究如何保管问题。两个月后,内政部要我做会计手续报账,我一怒而辞职回家,适在双十二事变之后。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卢沟桥事变后一日,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以时局紧张,加速讲完,于八月四日回沪,得悉南京政府决定抗日,即于八月六日携家乘船去香港,转广西避难。因友人叶常青外家马氏为广西蒙山人,拟往投奔。但因故在梧州搁浅,三个月后进退不得,仍于十一月间经由香港回沪,时适逢国民党军队自大场撤退。

一九三九年二月,滕固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北京与杭州二校合并,迁在昆明,来电招往担任教务主任。我从香港转越南入滇。未就职,仅草一课程纲要(曾因此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张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与滕固意见不合,五月中离滇经原路回上海。

从此至一九四八年均住上海。抗战期间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亦是鸵鸟办法。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以肺病两次去庐山疗养三个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上海情形混乱,适友人宋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乃全家又去昆明。所谓办进出口行,仅与当地中国银行谈过一次话,根本未进行。全家在旅馆内住了七个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乘飞机去香港,十二月乘船至天津,转道回沪,以迄于今。当时以傅聪与我常起冲突,故留在昆明住读,托友人照管,直至一九五一年四月方始回家。

经济情况与健康情况

母亲死后,田租收入一年只够六个月开支,其余靠卖田过活。抗战前一年,一次卖去一百余亩,故次年抗战发生,有川资到广西避难。以后每年卖田,至一九四八年只剩二百余亩(原共四百余亩)。一九四八年去昆明,是卖了田,顶了上海住屋做旅费的。昆明生活费亦赖此维持。我去昆明虽受友人之托,实际并未受他半文酬劳或津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上海后,仍靠这笔用剩的钱度日。同时三联书店付了一部分积存稿费与我,自一九五一年起全部以稿费为生。

过去身体不强壮,但亦不害病。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患肺病,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又复发一次。一九五五年一月在锦江饭店坠楼伤腿,卧床数月,至今天气阴湿即发作。记忆力不佳虽与健康无关,但是最大苦闷,特别是说话随说随忘。做翻译工作亦有大妨碍,外文生字随查随忘,我的生字簿上,记的重复生字特别多。以此,又以常年伏案,腰酸背痛已成为职业病,久坐起立,身如弯弓。一九五六年起脑力工作已不能持久,晚间不易入睡,今年起稍一疲劳即头痛。

写作生活

十五六岁在徐汇公学,受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影响,同时订阅《小说月报》,被神甫没收。曾与三四同学办一手写不定期文艺刊物互相传阅,第一期还是文言的。十八岁,始以短篇小说投寄胡寄尘编的《小说世界》(商务),孙福熙编的《北新》周刊。十九岁冬天出国,一路写《法行通信》十四篇(应是十六篇),五万余字,载孙福熙编的《贡献》半月刊(应为《贡献》旬刊)。

二十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曾翻译都德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仅当做学习文字的训练,绝未想到正式翻译,故稿子如何丢的亦不记忆。是时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回国后于一九三一年即译《贝多芬传》。以后自知无能力从事创作,方逐渐转到翻译(详见附表)。抗战前曾为《时事新报·学灯》翻译法国文学论文。抗战后为《文汇报》写过一篇“星期评论”,为《笔会》写过美术批评,为《民主》《周报》亦写过时事文章。抗战期间,以假名为柯灵编的《万象》写过一篇“评张爱玲”(即《论张爱玲的小说》),>后来被满涛化名写文痛骂。

一九三二年冬在美专期间,曾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上海美专出版,半年即停刊。

一九四五年冬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为综合性杂志,约马老、夏丏老等写文。以取稿条件过严,稿源成问题,出八期即停。

附表:历年翻译书目

社会活动

少年时代参加五卅运动及反学阀运动。未加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愤于蒋政府之腐败,接收时之黑暗,曾在马叙伦、陈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数老联合发表宣言反蒋时,做联系工作。此即“民主促进会”之酝酿阶段。及“民进”于上海中国科学社开成立大会之日,讨论会章,理事原定三人,当场改为五人,七人,九人,至十一人时,我发言:全体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理事名额不宜再加。但其他会员仍主张增加,从十一人,十三人,一直增到二十一人。我当时即决定不再参加“民进”,并于会场上疏通熟人不要投我的票,故开票时我仅为候补理事。从此我即不再出席会议。一九五○年后马老一再来信嘱我回“民进”,均婉谢。去年“民进”开全国代表大会,有提名我为中委候选人消息,我即去电力辞;并分函马老、徐伯昕、周煦良三人,恳请代为开脱。

去年下半年,“民盟”托裘柱常来动员我二次,均辞谢。最近问裘,知系刘思慕主动。

其他活动

一九三六年夏,为亡友张弦在上海举办“绘画遗作展览会”。张生前为美专学生出身之教授,受美专剥削,抑郁而死;故我约了他几个老同学办此遗作展览,并在筹备会上与刘海粟决裂,以此绝交二十年。

一九四四年为黄宾虹先生(时寓北京)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八秩纪念书画展览会”。因黄老一生未有个人展览会,故联合裘柱常夫妇去信争取黄老同意,并邀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放、高吹万、秦曼青等十余黄氏老友署名为发起人。我认识诸老即从此起,特别是陈叔通,此后过从甚密。

一九四五年胜利后,庞薰琹自蜀回沪,经我怂恿,在上海震旦大学礼堂举行画展,筹备事宜均我负责。

一九四六年为傅聪钢琴老师、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举行“追悼音乐会”。此是与梅氏大弟子如裘复生、杨嘉仁等共同发起,由我与裘实际负责。参加表演的有梅氏晚年弟子董光光、周广仁、巫漪丽、傅聪等。

一九四八年为亡友作曲家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时适逢金圆券时期,社会混乱,无法印行;仅与沈知白、陈又新等整理遗稿,觅人钞谱。今年春天又托裘复生将此项乐谱晒印蓝图数份,并请沈知白校订。最近请人在沪歌唱其所作三个乐曲,由电台录音后,将胶带与所晒蓝图一份,托巴金带往北京交与周扬同志。希望审查后能作为“五四以后音乐作品”出版。

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春,以沦陷时期精神苦闷,曾组织十余友人每半个月集会一次,但无名义、无形式,事先指定一人做小型专题讲话,在各人家中(地方较大的)轮流举行,并备茶点。参加的有姜椿芳、宋悌芬、周煦良、裘复生、裘劭恒、朱滨生(眼耳喉科医生)、伍子昂(建筑师)(以上二人均邻居)、雷垣、沈知白、陈西禾、满涛、周梦白等(周为东吴大学历史教授,裘劭恒介绍)。记得我谈过中国画,宋悌芬谈过英国诗,周煦良谈过《红楼梦》,裘复生谈过荧光管原理,雷垣谈过相对论入门,沈知白谈过中国音乐,伍子昂谈过近代建筑。每次谈话后必对国内外大局交换情报及意见。此种集会至解放前一二个月停止举行。

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文代听说有我名字,我尚在昆明;第二次全国文代,我在沪,未出席。一九五四年北京举行翻译会议,未出席,寄了一份意见书去。自一九四九年过天津返沪前,曾去北京三天看过楼适夷、徐伯昕、钱锺书后,直至今年三月宣传会议才去北京。去年六月曾参加上海政协参观建设访问团。

……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于上海(据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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