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朱自清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这从他的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坊间到处可见他文章的选本，就可看出。与文章流传于世相伴的，则是对他文章的各种评价，当然，评价中肯定的居大多数，且主要集中于早期作品，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春》、《匆匆》、《荷塘月色》、《背影》等。与朱自清早期作品为人重视和揄扬相比，其中后期作品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这是不应该的。对于散文写作，朱自清颇为执着，其中后期进行了持续的自我超越，有意识转变散文写作路子，由抒情走向叙事说理，风格也变得更为亲切平淡、简约质朴。作为好友，叶圣陶对朱自清散文前后期的变化认识得非常清楚，其《朱佩弦先生》一文指出其早期散文名作皆有点儿做作，过于注重修辞，显得不怎么自然。而到《欧游杂记》《伦敦杂记》时期之后，则全写口语，其文字越发周密妥帖，平淡质朴。叶圣陶的评价提醒我们要全面认识和评价朱自清散文，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其前期作品，还应把视野向后延伸一点，读一读其中后期作品，这样我们才能对朱自清散文的艺术个性，以及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有一个大致准确的定位。正是本着此种想法，我们编选了这部《朱自清散文》。
朱自清第一本散文集为1924年出版的《踪迹》，其中所收《匆匆》、《歌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诸篇，基本奠定其早期散文重修辞、偏才情的“诗性”调子。这些文章与他1928年出版的第二部散文集《背影》中的《荷塘月色》、《背影》，都是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匆匆》发表人生感慨，《歌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包括《“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绿》、《白水漈》四篇）、《荷塘月色》则侧重写景。但不管是抒发感慨，还是写景，都是为抒发“诗性”、显露“才情”。因此，这些作品中满篇凸显的都是“我”之面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当然，情感抒发存在一“尺度”问题，过犹不及，有时这情感抒发稍微过了头，可能就会显得有点“做作”。叶圣陶认为朱自清早期散文有点过重修辞，不太自然。这个“不太自然”，表面看是语言问题，其实质还是情感表达的尺度问题，审美观念问题，以及对于散文文体的认识问题。应该说，朱自清早期散文名篇，一定程度上是存在这种问题的，而作者，也清醒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到了第二本散文集《背影》，朱自清的散文写作，明显有了变化，这个变化，我把它总结为由追求“诗性”而逐渐向追求“叙事性”过渡。所谓追求“诗性”，即向“诗”靠拢，倾向抒发诗情，呈现意境，注重语言形式的修饰。所谓追求“叙事性”，即向“小说”靠拢，倾向场景呈现与故事讲述，追求平淡质朴。当然，这里所谓的“故事”，并非指小说学意义上的“虚构情节与事件”，而是指真实事件与生活场景。《背影》中的《荷塘月色》，重在抒发个人情感，语言上讲究修辞，与《踪迹》在诗性的追求上有一脉相承之处。但《背影》一集所收其他作品，如《背影》、《儿女》、《怀魏握青君》等，风格上明显与《荷塘月色》不同，开始追求平淡质朴，重在场景呈现与故事讲述。《背影》写父子之情，但这情已经大部分蕴含于场景呈现与事件讲述中。全篇只叙写父与子之间日常锁碎特别是车站送别一事，无一语及“我”之情，而情已宛然在矣。此篇之所以动人，而为后人所反复吟咏咀嚼者，在此。只是该文文末“晶莹的泪光”一语，稍微有一点新文艺腔，但这不过是大醇小疵。《背影》大概写于1925年10月，《儿女》写于1928年6月。时间隔了三年，《儿女》比《背影》在艺术上更见成熟。《背影》与《儿女》皆写父子之情，可以对照着读。《背影》写父子之情，只抓住送别来写，贵在简而有致；《儿女》则用委曲细致笔调，多层次呈现家庭生活儿女喧闹的日常场景，通过此日常生活场景之呈现，既写出儿女们的可恼可笑与天真无邪，又渲染出作者对子女的慈爱愧悔。与《背影》相比，《儿女》的情感抒发更为节制，笔调更为成熟老练。比《儿女》的写作时间再靠后一点，1932年写的《给亡妇》，1933年写的《冬天》，皆是顺着《背影》、《儿女》的路子走，为朱自清散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给亡妇》为悼念亡妻而作，采用向妻子拉家常口吻，先向妻逐个汇报孩儿现状，再回忆妻抚育子女之劳，继写妻对“我”之爱。文章主体为对亡妻生前行事之回忆，句句实在，而语语情深。《冬天》通过三个冬天的回忆，呈现出三个生活场景，通过三个场景，写出父子之情、朋友之谊与家庭之爱。文章写景叙事皆朴实无华，而又感人至深，达到朱自清写景叙事文的最高境界，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更为深刻体会到朱自清对自我早期抒情散文艺术的扬弃与超越。其他记人散文，如《怀魏握青君》、《我所见的叶圣陶》、《刘云波女医师》，皆为以事写人，质朴实在，饱含深情，为朱自清散文中的优秀之作。
《说话》发表于1929年，由这篇文章，朱自清开始了论说文的写作。本书所收《论无话可说》、《沉默》、《撩天儿》、《论东西》、《论严肃》、《论百读不厌》、《论雅俗共赏》、《论书生的酸气》、《论逼真与如画》、《“好”与“妙”》、《论意义》等，与《说话》一样，都属于论说文，是朱自清中后期致力写作的一种文体。朱自清所写论说文，在内容上，可分三类，一类如《说话》、《沉默》、《撩天儿》、《论意义》，分析说话行为和语言的意义；一类如《论东西》、《论书生的酸气》，评论知识分子；一类如《论百读不厌》、《论严肃》、《论雅俗共赏》、《论逼真与如画》、《“好”与“妙”》，探讨文学理论。这只是一大致分类，三者间并非可以划得那么清楚明白，因为它们所关注的都是意义问题。《说话》、《沉默》等文讨论的是日常说话行为的意义问题，《论东西》、《论严肃》等文则是抓住关键词如“东西”、“严肃”等词语进行分析，是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批评，《论逼真与如画》、《“好”与“妙”》等文抓住传统文论中的关键词，如“好”与“妙”，“逼真”与“如画”，进行分析，研讨艺术理论。朱自清曾说过：“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十几二十年前曾经写过一篇《说话》，又写过一篇《沉默》，都可以说是关于意义的。”（朱自清：《〈语文影及其他〉序》）朱自清关于意义分析的文章当然不只《说话》与《沉默》，他从1929年开始所写的论说文，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关于语言的意义问题的。这里的“语言”涵义比较宽泛，既包括说话行为，也包括书面语。可以说，对于语言意义问题的关注和兴趣，引发了朱自清中后期系列论说文的写作，并在一定程度了决定了他学术研究的方向和理路。他的论说文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他善于抓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而展开鞭辟入里、深入浅出的层层分析，是分不开的。
以上两类文章外，朱自清游记文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们以《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为代表。《欧游杂记》出版于1934年9月，《伦敦杂记》出版于1943年4月。这两部书虽都是游记，但内容和风格则稍有差异。《欧游杂记》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朱自清：《〈欧游杂记〉序》）《伦敦杂记》各篇“写活着的人比较多些，如《乞丐》、《圣诞节》、《房东太太》，也许人情要比《欧游杂记》里多些”。（朱自清：《〈伦敦杂记〉序》）两部游记语言都很好，“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叶圣陶：《朱佩弦先生》）比较起来，《伦敦杂记》由于写人、写自己的地方多一点，与《欧游杂记》纯写风景名胜不同，因此，就显得人情味更浓一些，更为灵动有趣一些。本书所选《莱茵河》出自《欧游杂记》，《三家书店》、《吃的》、《加尔东尼市场》、《房东太太》出自《伦敦杂记》。大家仔细品味这些文章，当能感觉出朱自清游记文写作中所使用的两副笔墨，以及由此而呈现的两种风格。
朱自清一生所写散文有一百二十余篇左右，本书按编年顺序选入的四十篇文章，只占其全部散文的三分之一。作为一部选本，编者想尽可能通过这些文章，让大家了解朱自清散文艺术风格前后期的变化。当然，本书的篇目选择并非完美无缺，代表的只不过是编者个人看法。若读者读过本书后，能够引发出对朱自清人与文的兴趣，而去通览他的其他作品，那么，编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刘涛
二○一六年一月十日
